在「丟臉丟到國外去了」以後…

造假是人類複雜心智的一大產物，歷史上各式各樣的作假、贗品層出不窮。作家 Kristine De Abreu 在 ExplorersWeb 網站的文章^{[參考資料1]}，整理歷史上的 6 起贗品案例，時過境遷後回顧，這些造假頗有趣味。

龐貝石碑

6 起案例最早的是龐貝石碑。這個「龐貝」不是義大利那個龐貝城，在紐約。公元 1820 年有人找到一塊石碑，上頭有看似陌生的圖像、文字，但是無人能釐清來歷。此後衍生出不少相關的假說與討論。

1894 年，工程師史威特（John Edison Sweet）出面宣稱那是他叔叔的惡作劇。這類藍色窗簾的案例十分普通，也很常見。

卡迪夫巨人

1868 年，當時某些基督教信徒根據「創世記」，主張世界上曾經有巨人漫步。美國的無神論者胡爾（George Hull）設局惡搞，製作石頭巨人誆騙信徒，希望藉此證明他們是一群盲信的傻B。

惡搞產品身高 3 公尺，重 1350 公斤，成本 2600 美金（約現在的 54000 元）。本來想運到墨西哥，但是太重，最後埋在紐約的卡迪夫親戚家，1869 年「發現」後被稱為卡迪夫巨人（Cardiff Giant）。

假巨人騙到一些人，不過也很快被識破。後來有人以 23000 美金收購（約現在的 50 萬元）。不論當初意圖是否達到，胡爾都大撈一筆。

當時有位東搞西搞的掮客……沒禮貌，是知名經紀人巴納姆（P.T Barnum） 想買卻被拒絕。於是巴納姆也製作自己的巨人，還宣稱那才是真正的假貨 XDDD

假巨人當時興起一股熱潮，許多觀眾付費參觀。對於這些花錢看假貨的觀眾，有人表示：「每分鐘都有一位傻 B 誕生（There’s a sucker born every minute）」。這句流傳頗廣的話，到底是誰講的其實沒有定論，不過江湖傳言就是巴納姆自己。

伊特拉斯坎勇士雕像

美國的里卡狄兄弟（Pio Riccardi 和 Alfonso Riccardi）與其兒子們，有一門獨特的家族事業：偽造雕像。他們在 1915 到 1918 年製作 3 具 2 公尺高的伊特拉斯坎勇士雕像（Etruscan Terracotta Warriors），並成功賣給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

伊特拉斯坎文化位於義大利，年代早於羅馬帝國，歷史應該超過 2000 年，可是雕像狀態太好，有人懷疑是假的。1960 年代費歐拉凡提（Alfredo Fioravanti）出面承認，他當初協助兩兄弟造假。

• 延伸閱讀：羅馬帝國之前，有草原血緣，不講印歐語的伊特拉斯坎人

皮爾當人

前幾起贗品案都無傷大雅，但是皮爾當人（Piltdown Man）深深地傷害學術。它可謂人類演化研究史上，最大的造假醜聞。

1912 年，名字和達爾文（Charles Darwin）有點像的英國業餘研究者道森（Charles Dawson）宣稱，在薩塞克斯發現古人類的化石，引發一陣轟動。他在 1915 年又宣布找到化石，這批化石後來合稱「皮爾當人」。

當時一些學者認為，皮爾當人可以填補演化史上，人與猿的缺失環節。英國出土的化石，也支持大英帝國在人類演化史上的地位。業餘人士道森一心想躋身上流，加入英國皇家學會，最終卻沒有如願，在 1916 年去世。

一直有人懷疑皮爾當人的真實性。終於在 1953 年證實皮爾當人分別具有人與猿的特徵，根本是因為皮爾當人不是一個人，而是由猿和人的骨頭拼裝而成。

• 延伸閱讀：人類演化研究史上最大造假醜聞－皮爾當人

伽利略手稿

美國的密西根大學 1934 年購入一份「伽利略手稿」，據說是伽利略本人 1609 年的手筆。造假兼打假專家威爾丁（Nick Wilding）在 2022 年 8 月證實，那是假的。決定性的證據來自紙張上的 BMO 水印，它要等到 1770 年才出現，遠遠晚於伽利略的年代。

推測這份假貨來自造假名人尼可查（Tobia Nicotra），他在 1930 年代復刻哥倫布、莫札特、林肯等等名人，製作超過 600 件贗品。

維京人的文蘭地圖

有些贗品花費數十年破解，有些則一開始就知道是假的，後來再漸漸補足證據。就像某些偵探故事，一開始就知道誰是兇手，後來才釐清作案過程，可謂證明題。

美國的耶魯大學 1960 年代取得一份 15 世紀地圖，上頭繪有文蘭（Vinland），也就是維京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幾乎一開始就判斷這份地圖是假的，不過做證明題也有意思，圍繞其衍伸出有趣的議題。現在知道，此圖字體不符合年代以外，使用墨水含有天然的鈦，證實這是晚於 1920 年代的字跡。

至於維京人是否曾經抵達美洲？1960 年代在這份贗品地圖出現不久後，考古學家於加拿大東北部的紐芬蘭，尋獲蘭塞奧茲牧草地遺址（L’Anse aux Meadows），證實維京人確實在美洲留下足跡。只是文蘭在哪裡，仍是謎題。

• 延伸閱讀：公元1021年，維京人在紐芬蘭砍樹

參考資料

1. Why Did They Do It? Six Archaeological Forgeries and the People Behind Them
2. Analysis unlocks secret of the Vinland Map — it’s a fake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編者按：前陣子彰化縣政府針對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所做的兩項處置引發議論，一是針對居家檢疫無症狀者採檢的「普篩風波」；二為今年6月與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合作實施的「萬人血清抗體檢測」。這次，我們要來討論後者！
萬人血清檢測報告即便證明台灣社區安全，但這項研究卻因為研究倫理與 IRB審查有疑慮，仍存在爭議。接下來不囉嗦，直接往下看，一起了解什麼是研究倫理吧！

前段時間，彰化縣政府與台大公衛學院前院長、副院長共同合作的「萬人血清抗體檢測」結果出爐。結果顯示，包含醫護人員、接觸者、居家檢疫者在內的 4,841 名高風險民眾中，僅 4 名具有 COVID-19 病毒的抗體，陽性率為萬分之 8.3，證明病毒並未在台灣社區中大規模傳播，一般民眾被感染的機率相當低。

不過，此次萬人血清抗體檢測卻因為研究倫理的疑慮引發諸多討論。爭議點之一在於，彰化縣萬人血清抗體檢測自今年 6 月開始進行，但該研究計畫卻在 8 月 11 日才由台大行為與社會科學倫理委員會的研究倫理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 審查通過。

研究團隊解釋，抽血為彰化縣衛生局的服務項目，可以執行公務為由免除 IRB，而台大公衛學院僅負責後續的數據分析。不過，此事「政府機關委託執行公務」與「學術研究」的界線模糊，此計畫是否違反研究倫理「先上車後補票」仍有討論空間。

「人體研究」重要守門人：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由上述的事件經過不難看出，研究倫理是所有研究者都須謹慎注意並恪守的，IRB 審查更在科學研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那麼， IRB 究竟是何方神聖？它可以當飯吃嗎？

若要了解 IRB 的內涵，首先得從研究倫理談起。廣義的「研究倫理」泛指與研究有關的所有倫理議題，而牽涉到人類研究參與者的倫理則屬狹義的研究倫理，也是大家比較常討論的範疇。簡單來說，狹義的研究倫理強調最小化對研究參與者的侵害，確保研究進行過程中，受試者的權益和身心健康能獲得保障。

而 IRB 存在的目的即是把關各研究是否遵守研究倫理。一般而言，研究者須在研究開始前，備妥研究計畫書、受試者同意書、計畫主持人聲明書等文件，並事先針對研究對參與者的風險做自我評估，一併送交研究倫理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會根據研究者繳交的資訊，審查研究計畫的研究設計與方法是否恰當、是否尊重受試者參與研究的自由意願、研究過程中是否保護受試者的安全和隱私、所有受試者是否受到公平對待等，確保研究不會對受試者產生傷害。

也就是說，IRB 雖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會決定研究者有沒有飯吃。

什麼樣的研究需要進行倫理審查？

根據我國人體研究法的定義，只要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是研究個人之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全都屬於「人體研究」的範疇。簡言之，只要是和「人」有關的研究都算人體研究，包含以人為研究對象、使用受試者檢體或資料等等。

原則上，所有的人體研究開始前都應該備齊相關資料，送交 IRB 審查，確定研究符合研究倫理後才能進行。不過，有跑過相關流程的人都知道，IRB 審查並不像網路購物，當天送交申請隔天就通過，等上兩、三個星期是常有的事，不免讓部分研究者認為 IRB 審查拖延過久、曠日廢時。

因此，為了減少審查委員會的工作負擔、縮短 IRB 審查的時程，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計畫對人體的侵害風險大小，提出「免除審查」、「簡易審查」或是「一般審查」。

IRB 的三種等級：免審、簡審、一般審

一般來說，對倫理侵害風險相當低的研究計畫可以免除審查程序，使用已合法公開的資訊，或是在公開場合進行不記名、不介入、非互動性的研究都屬於此範圍；另外，公務機關委託相關機構進行政策成效分析，也在免除審查的行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免除審查不代表研究者可以自我感覺風險小，便擅自開始研究，計畫開始前仍需按照規定提交 IRB 申請，由倫理審查委員會確認後開立免審證明。就像你去遊樂園申請快速通關，雖然可以不用排隊，但還是得買票才能進場。

而簡易審查則適用於僅涉及「微小風險」的研究。所謂微小風險，指的是受試者在研究過程中受到生理、心理傷害的風險，不會大於日常生活可能遭遇到的。

如果欲進行的研究不符合上述免除審查或簡易審查的條件，那就得乖乖完成一般審查申請程序，由不同領域的專家、法律人士等人組成的委員會確定符合研究倫理後方能開始研究。

IRB 與你一同走過研究的開始到結束

IRB 通過之後並非一勞永逸。一般 IRB 的效期為 1 年，因此研究計畫執行 1 年後，研究團隊需提出期中報告，並向研究倫理委員會申請「持續審查」，確保研究對受試者的風險並沒有增加。

研究過程中，計畫如有需要更動之處，則須向 IRB 提出「變更案」，說明更改計畫的原因、更改的項目，以及更改前後對受試者侵害風險的差異。另外，人體研究進行時，受試者若出現不良反應或是其他非預期的問題，也要立刻向 IRB 通報，視情況決定是否繼續執行研究計畫。

了解 IRB 存在的理由和執行的方式後，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研究倫理審查的重要性，未來有機會進行人體研究時，IRB 就會像影子一般，從研究的開始到結束都與你相伴，監督你有沒有為了研究成果而忽略研究的本質——也就是「人」的權益。

當然，從這次彰化萬人血清檢驗的事件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IRB 執行的過程和方式的確有其模糊地帶。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期盼，在事件詳細調查過後，研究倫理審查的程序和規定能藉此變得更加明確、成熟，作為未來人體研究的倫理準則。

參考資料

1. 萬人抗體血清檢測驗出了什麼？說明會內容簡單整理
2. 從彰化血清抗體檢測爭議，看 COVID-19 研究加速運轉下的倫理與防疫挑戰
3. 研究倫理的定義與內涵
4. 研究倫理送審常見的實務問題 Q&A
5. 李欣儀 (2020)。什麼樣的研究需送審人體試驗委員會(IRB)審查呢? 彰基醫療健康防治季刊， 40， 15-17。

暨之前引發軒然大波的新聞發表後，賀建奎今日 (2018/11/28) 出席了在香港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主辦方在演講前聲明對於賀的發表事情並不知情，而他提交給會議的簡報檔中也沒有提到關於雙胞胎的資訊。但是基於言論自由以及各方考量，他們最終決定讓賀如期上台發表，並且給予了他獨立的發表和提問環節。

前期實驗在動物身上修改 CCR5 蛋白

在發表前，賀首先向自己任教的南方科技大學致謝，但他表示校方對其研究內容事先並不知情。而研究資料已投稿期刊，等待審查。賀所發表的部分橫跨了動物實驗，而後到人類胚胎，首先使用了老鼠、猴子，最後則是如今舉世聞名的雙胞胎。

賀建奎表示，HIV 病毒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尤其在南非地區感染率極高，嬰兒在出生後的幾個月感染機會高，往後也會有歧視等問題，這是他想要解決的部分。賀所採用的作法是使用 CRISPR/Cas9 技術去修改人類胚胎的 CCR5 (C-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5) 蛋白，以避免其感染 HIV 病毒。

• 註：有另一類型的 HIV 病毒，是利用輔助受體 CXCR4 來感染 T 細胞，換言之，即便編輯了 CCR5 基因，嬰兒仍可能被感染。

研究首先以老鼠進行實驗，編輯十分有效，被破壞 CCR5 基因的小鼠到了第三代時，其心、肝、肺、胃等部位的組織切片與行為都與一般未經編輯的小鼠沒有差別，並沒有出現健康問題。其後，賀的團隊利用了猴子進行實驗。

• 脫靶效應 (off-target)：CRISPR 為相對新穎的技術，使用時有機率會意外修改到其他基因，而這類基因突變的影響可大可小、難以預測。

基因編輯雙胞胎，似乎有點兒小差錯

賀建奎的團隊利用了 HIV/AIDS 的自助團體尋找自願受試者，而後共有 8 對伴侶報名，1 對中途退出。參與研究的 7 對伴侶都是父親為 HIV 陽性、母親為 HIV 陰性（未感染）。根據現場的問答，賀表示共有 30 個受精卵細胞成長到胚胎階段，其中 70% 經過編輯。

現在已經平安出生的雙胞胎是露露和娜娜，她們的母親是首先懷孕的。

• 註：另有一對目前正處於化學性懷孕階段 (chemical pregnancy)，意即早期受孕但未確定著床成功。

為了要確認整個成效，研究團隊在整個過程中進行了各種檢測（對真的是測了又測、測了還測），讓我們看看他們究竟測了些啥：

當露露和娜娜的受精卵經過修改、發育成囊胚 (blastocyst) 時， 團隊取 3-5 個細胞出來定序，這是 PGD（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胚胎著床前基因診斷）。而後將囊胚植入母親子宮，懷孕期間持續以胎兒的游離 DNA 檢測。等到小孩出生後，再取臍帶血、胎盤等組織進行基因檢測。

PGD 檢測結果顯示，露露兩條 DNA 的 CCR5 基因皆有被編輯，其中一條多了一個鹼基對，另一條少了四個鹼基對，成功使兩套基因都無法製造出 CCR5 蛋白。但娜娜就不一樣了，其中一條少了十五個鹼基對，會製造出結構較不穩定的 CCR5 蛋白（只是病毒較難結合上去），另一條沒有編輯成功，還是原本的序列，也就是說，娜娜仍然可以製造功能完全正常的 CCR5 蛋白，不能免疫於 HIV 病毒。

編按：此段為 11/29 新增

雖然露露的兩套基因都編輯成功，但露露似乎出現了脫靶造成的突變狀況，團隊判斷突變的位置是非編碼 DNA，附近也無轉錄因子，因此「可能」不會造成重大的影響。賀建奎宣稱父母充分了解兩個胚胎的狀況後，仍然同意懷下露露和娜娜。

• 註解（11/29新增）：兩個胚胎皆在植入母體前就已知曉各有問題，尤其是娜娜不僅未達成實驗目的，還要承擔基因編輯的風險。賀建奎可以選擇中止實驗，但他仍然繼續實驗讓他們出生在世界上，動機令人費解。

不過，在出生後的定序，賀建奎則表示並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 註解：這個薛丁格般的脫靶是怎麼回事？其實，這的確有可能發生，畢竟 PGD 檢測的階段樣本數較少，有誤測的可能。但在沒有確切看到論文之前，我們無法妄下定論。

賀建奎說，團隊在未來 18 年，都會持續進行追蹤，直到雙胞胎成年。

發表結束後，眾多疑問仍未平息

針對實驗本身，賀建奎選擇修改 CCR5 基因，然而科學界對於 CCR5 的功能真的充分了解嗎？破壞它既有的功能，會不會造成其他問題，譬如說更容易得到流感？而且實驗的受試者為父親帶原 HIV 病毒，母親沒有帶原，原本人工授精的流程中就已經進行精子洗滌，可以安全生出未感染病毒的嬰兒，那麼修改胚胎基因實在是非必要而多餘的舉動，此實驗的正當性令人質疑。

對此，賀建奎再次強調愛滋病的問題，表示他實驗的目的並不只針對本案而已，而是為了全球數百萬個有感染風險的孩童。然而針對修改 CCR5 基因本身引發的風險則沒有做正面回覆。

另外，也有許多關於研究倫理的問題。會場多次有人提出質疑，認為賀的研究並未通過適當的倫理審查。在問答中，賀亦並未明確回應研究內容經歷哪些單位的倫理審核。

• 註解：他只說實驗前跟很多人討論過內容，這實在難以被判定為經歷完善的討論審查。

而針對事前告知方面的質疑，賀則表示研究共經過兩輪的告知：首先，團隊成員先與自願者會談了兩個小時，而在一個月後，自願者到達深圳，並由賀建奎與另外兩名觀察員與他們會談了 1 個多小時。他宣稱自願者都是高知識份子，非常理解這個研究的可能發展和風險。在第二次會談時，賀進行了知情同意 (Informed Consent)。但他的團隊是否有受過相關訓練呢？對此，他僅說自己在起草同意書前有讀過指導方針。

最後，大家都很想知道更多關於這對雙胞胎及其父母的資訊。賀建奎說中國的法律禁止揭露愛滋病帶原者的資訊，其他研究資料現已公開。他表示並不想干涉孩子的未來，他尊重兩個孩子。最後，他回答主持人的提問，說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他也會願意進行同樣的嘗試。

• 賀建奎所在研究室的相關資料：http://www.sustc-genome.org.cn/research.html（編按：中國網站，可能會被下架）

目前階段，賀建奎實際研究資料尚未正式發表，而他對於會議上許多疑問亦含糊以對。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的主辦方在賀演講之前即表明，對相關事件於明日大會將有正式聲明發表。

這兩天學界的大新聞應該就是一位屏教大的老師論文造假的新聞。

其實論文造假時有所聞，但是這位屏教大的老師他在過去四年涉嫌造假60篇論文，同時也幫自己在專業學會上假冒了幾個研究者的身份，用這些假身份幫自己審論文，直到被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JVC，震動與控制期刊）發現為止。

由於這件事情實在太驚人了（60篇，筆者覺得用掰的也要掰很久吧），因此也上了「科學」期刊的網站（請見Lax reviewing practice prompts 60 retractions at SAGE journal，2014/7/10），筆者也聽到很多人說「真是的，丟臉丟到國外去了」。

當然，60篇這是空前的（據說過去最高紀錄是南韓的35篇），但是除了撻伐造假者之外，是否也要想想如何改善老師們的工作環境，以及讓「研究倫理」這門課程更有效呢？

最近的一篇文章[1]提到，一位老師進行「研究倫理」課程時，他請學生去看很多線上的倫理課程，並提供意見。許多學生推薦研究倫理協會（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的互動影片’The Lab‘。在這部影片中，觀看者可以由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或是研究倫理委員會成員這四個角色中挑選一個扮演，在發現實驗室的同仁做了違反研究倫理的事情後，你的角色要怎麼辦？

學生除了提到這個影片很有意思以外，他們也提出了一個意見：是否可以讓觀看者選擇成為事件的「主角」– 也就是當「壞人」？

為什麼影片沒有這樣的設定呢，應該有以下的幾個原因：

一、如果觀看者在「利字當頭」時，選擇不去作「壞人」，那麼活動就結束了。
二、如果觀看者在鑄下大錯以後立刻翻然悔悟，那麼活動也很快就結束了。

但是，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是，當初設計這個互動課程的人，希望所有來觀看這個影片的人都要是「好人」，都不會想到要去當「壞人」；但是這個社會原本就是由許多普通人構成的，我們雖然從小都受過教育，但是教育只能教我們「作壞事是不好的」，卻沒辦法教我們，當周圍的壓力大到讓我們覺得，不作這件（壞）事可能就會讓你在工作上被排擠、甚至被消滅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辦？當對方給你的金錢的利益多到你無法想像的時候，我們又該怎麼辦？當做（壞）事可以讓你得到一輩子都賺不到的那麼多的錢，而不做（壞）事卻可能讓你丟了工作的時候，這個選擇，又該怎麼做？

對一個局外人來說，要說「壞事做不得啊」是很容易的事；要說「你是壞人」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能有機會把自己放在這個情境，了解「壞人」其實也是普通人，只是壓力（有研究生、博士後要養，有「N年條款」在後面…）讓他在關鍵時刻選擇了錯誤的方向，這樣可以讓大家了解到整個研究大環境的問題，也可以讓大家一起改善研究環境，使造假的人減少。

當然，一定會有衛道者說，這樣會引誘別人來當壞人。其實他們是多慮了。了解「壞人」的想法，會讓我們更了解這個社會。畢竟，大家都是普通人，我們都會在有機會時偷偷闖紅燈、也會在超市挑選牛奶時找期限最遠的（明明所有的都還沒過期）、也會為了點心去參加一點都不想聽的研究討論會。當然這些都是小問題，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受到壓力（但是受到引誘）。

當引誘大到如上面提到的：

可能「一輩子都賺不了那麼多錢」的時候；
有家要養，可是卻快要被不續聘的時候；
有研究生、博士後要養，可是實驗室快要斷炊的時候；
這三種情形同時發生兩種的時候；
這三種情形一起發生的時候；

這時候，有多少人能保證，自己還可以繼續100%誠實呢？影片的角色扮演，可以幫助我們體驗「壞人」的感受，除了讓我們在未來遇到類似的情境時，能作出正確的選擇之外；其實也能讓大家一起來想想：要怎麼讓工作環境更友善？

除了一小部份天生就想要作壞事的人以外，筆者也相信我們都是好人，只是，我們也都是普通人。品德教育其實很難由課堂口授來達成，而是需要「見景生情」– 在適當的時刻進行教育。但是，人生很多關鍵時刻是沒有老師在旁邊的；或許在互動課程中扮演「壞人」，體驗一下「壞人」的想法，進一步了解「歹路不可行」，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不是嗎？

原刊載於作者部落格Miscellaneous999

參考文獻：

1. Janet D. Stemwedel 2014/7/9. On the value of empathy, not othe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