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捷發生毒氣攻擊……

最出名的毒藥

氰化物（Cyanide）是最惡名昭彰的毒藥之一，以其殺人於瞬間的特色享譽各大間諜小說和謀殺謎團。推理女王克莉絲蒂非常清楚氰化物的效果，用這種毒藥殺死了十八個角色，甚至還將她七十五部小說的其中之一直接命名為《閃閃發光的氰化物》（Sparkling Cyanide，台版譯名為《魂縈舊恨》）。偵探小說家瑞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在他最著名的《大眠》（The Big Sleep）一書中用加了氰化物的威士忌賜死一名線人。

內佛．舒特（Nevil Shute）的小說《世界就是這樣結束的》（On the Beach）描述毀滅性的核戰後的澳洲生活，而在故事中，澳洲政府分發了氰化物膠囊給民眾，讓他們可以快速輕鬆地自殺，不需面對逼近澳洲的放射性落塵雲帶來的緩慢、痛苦的死亡。

同樣的，間諜小說中的秘密情報員經常也會拿到氰化物讓他們在被抓時使用。甚至連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筆下的○○七情報員龐德以及其他情報員也都有氰化物膠囊；不過不出所料，龐德會把它扔掉。

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氰化物進行謀殺或自殺的案件同樣令人著迷和驚駭。氰化物是史上一些最惡劣的犯罪行為中使用的兇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氰化氫製作的毒氣是所謂的「最終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在奧斯威辛（Auschwitz-Birkenau）和馬伊達內克（Majdanek）的死亡集中營毒殺了數千名囚犯。

當德國戰敗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時，含有氰化鉀的玻璃膠囊是納粹高層首選的自殺方法，包括可怕的納粹黨衛軍（Schutzstaffel，SS）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和德國空軍最高將領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都人手一顆。在目睹妻子伊娃．布勞恩（Eva Braun）用氰化物自殺後，希特勒也吞下氰化物並開槍自殺，終結了他第三帝國的夢想。

較近期的例子出現在一九七○年代初的舊金山。魅力十足的邪教領袖吉姆．瓊斯 （Jim Jones）吸收了大量追隨者，在加州的紅木谷（Redwood Valley）建立聖殿，開始宣揚自己是甘地、耶穌、佛陀和列寧轉世。

到了一九七○年代中期，瓊斯已經說服了數百人，其中許多人還攜家帶眷，一起和他搬到南美洲蓋亞那當地與他同名的瓊斯鎮，加入「人民聖殿」（People’s Temple）這個新烏托邦。一九七八年，關於瓊斯鎮聖殿侵犯人權和採取嚴刑峻罰的憂心言論開始浮上檯面。同年十一月，國會議員里歐．萊恩（Leo Ryan）與其他美國官員和記者一起前往蓋亞那調查這些指控。

瓊斯起初對前來這座聚落的代表團表達歡迎之意，還在瓊斯鎮的中央涼亭為他們舉辦歡迎會，但接著萊恩突然遭到一名持刀的聖殿士兵襲擊，身上多處受傷。負傷的他依舊成功與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逃到瓊斯鎮附近的一座小機場，眾人分別登上兩架飛機。

然而，他們才登機幾秒，槍手便迅速趕到，殺死了萊恩和其他四人。當天稍晚，瓊斯召集了瓊斯鎮的九百一十三位居民，其中包括三○四名兒童，命令他們進行他所謂的「革命行動」。所有人都拿到了一杯加了氰化物的葡萄口味酷愛（Kool-Aid，沖泡式飲料粉末），父母把飲料拿給孩子們喝，護理師用注射器將致命的混合物滴入嬰兒的嘴裡。最後共有九○九人死亡，其中三分之一是兒童。時至今日，「喝酷愛」這句話依然常在美國被用來形容「個人或團體對某種思想或個人表現出絕對服從或忠誠」。

飲食中的氰化物

儘管氰化物有明顯的致命特性，但含有氰化物的食物種類多得驚人，包括杏仁、皇帝豆、大豆、菠菜和竹筍。桃子、櫻桃、蘋果和苦杏仁等李屬植物（Prunus）的種子或果核都含有氰化物。食用少量氰化物不會對健康造成風險；事實上，我們大多數人都偶爾會吞下蘋果種子，但沒有任何不良影響。這是因為人體有一種處理飲食中少量氰化物的機制。人體內幾乎每個細胞都含有羅丹酶（Rhodanese）這種酵素，能將氰化物轉化為硫氰酸鹽來迅速解毒。

硫氰酸鹽是一種無害的化學物質，可以安全地被腎臟過濾並釋放到尿液中。人體每二十四小時可以處理約一克的氰化物。只有當身體無法負荷突然間湧入的大量氰化物時——特別是以殺人為目的——才會出現問題。

大多數兇手會用結晶的氫化鈉或氰化鉀下毒。雖然兩者都很易溶於液體，但氰化鉀的溶解度是氰化鈉的十倍。即便如此，只要在一杯咖啡或一杯葡萄酒中少量溶解兩者之一都足以致命；所需的份量極少，就代表它不會產生讓受害者有所警覺的氣味或味道。結晶氰化物進入人體後會與胃酸接觸，氰化鈉或氰化鉀會轉變成氫氰酸，造成嚴重的化學灼傷。

當受害者胃部出現腐蝕性灼傷，但食道沒有灼傷，就代表受害者並非喝下任何腐蝕性物質，死因是在胃中產生的——這是氰化物中毒的關鍵指標。固體或溶解的氰化物晶體遇到胃酸後也會形成氣體氰化氫，接著被吸收進入血液，輸送到全身。本質上而言，受害者最終是同時被固體、液體和氣體氰化物殺死的。

氰化物的致死原理

無論遭謀殺的受害者是吸入氰化物氣體還是吞下溶解在飲料中的氰化鈉或氰化鉀，氰化物的致死方式都完全相同。一旦進入體內，氰化物就會黏附在紅血球中的血紅素（hemoglobin）上，跟著血液迅速散播到全身。然而氰化物與血紅素的結合度很差，引起破壞的方式也不是透過影響血液，而是脫離血紅素進入人體細胞，破壞細胞製造生存所需能量的能力。

粒線體（mitochondria）位於我們每個細胞的深處，具有小型的棒狀結構，是身體裡的迷你發電廠，會產生化學能量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這是維持人類活著的能量。每個細胞通常有一百到兩百個粒線體，具體數量取決於細胞需要多少能量。舉例來說，肝臟細胞需要相當大量的能量，因此每個肝臟細胞會有超過兩千個粒線體；而紅血球大致上只是裝著血紅素的袋子，能量需求非常低，所以沒有任何粒線體。然而儘管 ATP 是為身體各方面的功能提供能量的重要角色，但身體能夠儲存起來的 ATP 相當有限。

本質上而言，粒線體執行的功能與樹木的葉子恰恰相反。植物的葉子會利用陽光中的能量，將水和二氧化碳結合在一起來產生葡萄糖；動物細胞中的粒線體則會與我們吸入的氧氣作用，分解食物中的葡萄糖，產生二氧化碳和水並釋放 ATP 形式的能量。基本上，人類和所有動物都是透過這種迂迴的方式利用來自太陽的能量。³

埋在粒線體膜內襯當中的是一連串的蛋白質，它們構成所謂的電子傳遞鏈（electron transport chain）。我們呼吸的氧氣正是在這裡被確實用於製造 ATP。傳遞鏈中有一個蛋白質成分稱為「細胞色素 C」（cytochrome C），鐵原子靜靜位於細胞色素 C 的核心，是它發揮功能的關鍵。

氰化物的致死性在於它能夠與細胞色素 C 中心的鐵原子緊密結合，使整個蛋白質死亡。一旦失去活性，細胞色素 C 就不能在傳遞鏈的最後一步利用氧氣，導致 ATP 的整個生產過程中斷。

因為細胞運作強烈依賴 ATP 的持續供應，所以人體一旦發生氰化物中毒，中樞神經系統和心臟的細胞都會立即受到影響。當中樞神經系統關閉，受害者會開始感到頭痛和噁心，然後失去知覺，慢慢進入深度昏迷；接著大腦會進一步失去 ATP 能量供應，直到最終耗盡所有 ATP，不可避免地造成腦死；隨著心臟中的 ATP 逐漸減少，心跳會減慢並變得不穩定，脈搏也會微弱到無法察覺，最終使心臟完全停止跳動。

儘管名字聽起來很相似，但發紺（cyanosis，也稱「紫紺」）症狀與氰化物中毒無關。發紺指的是與減氧血相關的藍色，也是靜脈血液呈藍色的原因。相反的，由於與氰化物結合的細胞色素 C 不能再使用氧氣，血液中的血紅素反而會一直保持充氧狀態，⁴ 因此氰化物中毒的症狀之一就是皮膚因為鮮紅色的充氧血而顯得紅潤。

——本文摘自《毒藥的滋味：11種致命分子與使用它們的凶手》，2024 年 7 月，方舟文化，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隱翅蟲是一群小型甲蟲的總稱；牠們以毒聞名，卻不見得都具有毒性。有些隱翅蟲會生產毒液儲存在身體裡，需要時噴射攻擊。毒液不只是嚇唬人的工具，像是跟螞蟻搶地盤這類場合，生化武器能發揮實在的優勢。

本文沒有真實隱翅蟲的圖像，閱讀時不用擔心。

隱翅蟲的毒液包含毒素和溶劑兩部分，有意思的是，兩者是獨立生產；溶劑本身沒有毒，毒素單獨存在也沒多少毒性。兩者極為依賴彼此，生產線卻是獨立運作，此一狀況是怎麼形成的？一項新研究投入大筆資源，便探討其演化過程。

「毒」加「液」才有毒液

這項研究探討的隱翅蟲叫作 Dalotia coriaria，為求簡化，本文之後稱之為「隱翅蟲」。它的毒素並非導致隱翅蟲皮膚炎的隱翅蟲素 (pederin) ，切莫混淆。

隱翅蟲的毒液發射器位於背上，體節的 A6、A7 之間，這兒有部分表皮細胞特化成儲存囊壁，並分泌脂肪酸衍生物作為溶劑。而毒素為配備苯環的化學物質 benzoquinone（苯醌），簡稱 BQ；另有一群細胞專門生產 BQ，再運送到儲存囊，和其中的脂肪酸衍生物混合後形成毒液。

生產毒素和溶劑的細胞，是兩類完全不一樣的細胞，各有不同的演化歷史。隱翅蟲的祖先，沒有毒素也沒有溶劑，兩者都可謂演化上的創新 (novelty) 。

論文將生產溶劑的細胞稱為「溶劑細胞」；分析成分得知溶劑總共有 4 種，是碳數介於 10 到 12 的脂肪酸衍生物。合成脂肪酸，本來就是各種生物的必備技能，但是溶劑細胞製作的脂肪酸衍生物，原料並非一般常見的脂肪酸。

脂肪酸的合成，都是以 2 個碳的基礎材料開始，作為類似 PCR 中引子 (primer) 的角色，然後由 FAS（全名 fatty acid synthase）這類酵素一次加上 2 個碳，2、4、6、8 碳一直加上去。人類的 FAS 通常會製作長度為 16 碳的棕櫚酸，昆蟲則會造出 14、16、18 碳的最終產物。

隱翅蟲的溶劑細胞中，脂肪酸衍生物只有 10 到 12 個碳，比 FAS 一般的產物更短。奇妙的是，這兒的脂肪酸並非由 14 或 16 個碳縮短而來，而是溶劑細胞內 FAS 的最終產物直接就是 12 個碳。

改造脂肪酸合成線路，製作溶劑

要闡明其中奧妙，必需先稍微認識昆蟲的脂肪酸合成系統。昆蟲有一群特殊的脂肪酸衍生物，稱為「表皮碳氫化合物（cuticular hydrocarbon，簡稱 CHC）」，具有防止水分散失、費洛蒙等作用。

表皮碳氫化合物多半由 oenocyte 所製造（類似人類的肝細胞），在 FAS 酵素催化形成 14 到 18 個碳長的脂肪酸以後，繼續由延長酶 (elongase) 增加長度，去飽和酶 (desaturase) 加上雙鍵，最後經過兩道尾端的還原手續，分別由 FAR（全名 fatty acyl-CoA reductase）和 CYP4G（全名 cytochrome p450 family 4 subfamily G）兩類酵素執行，產生通常介於 20 到 40 個碳長的產物。

隱翅蟲和其他昆蟲一樣，oenocyte 細胞內有完整的表皮碳氫化合物生產線，每一步驟的酵素一應俱全。比對可知，溶劑細胞內也有一條脂肪酸衍生物的產線，顯然是由表皮碳氫化合物的生產線改版而成。

隱翅蟲至少有 4 個 FAS 基因，3 個負責製作一般的脂肪酸和表皮碳氫化合物，只有一個特定的 FAS 參與溶劑生產，專職在溶劑細胞中大量表現，製造 12 碳的脂肪酸，最後也由 FAR 和 CYP4G 收尾形成衍生物。值得一提，已知產物長度為 12 碳的 FAS 酵素相當罕見。

溶劑細胞和表皮碳氫化合物的生產線，兩者都有 FAS、FAR、CYP4G 三類酵素，但是在溶劑細胞作用的三種酵素，都不管其他細胞的脂肪酸合成。除此之外，有時候還有另一種酵素 α-esterase 的參與。依靠這些專門在溶劑細胞工作的酵素們，隱翅蟲能生成 4 種溶劑。

演化上，隱翅蟲並沒有捨棄原本的脂肪酸生產線，整套都還存在；相對地，隱翅蟲在少數特定細胞新增一條產線，不影響原本的重要部門。這是隱翅蟲在遺傳和細胞層次的演化創新。

• 延伸閱讀：在小小的卷柏中，遇見大大的葉綠體

改造粒線體代謝線路，生產毒素

類似的狀況，也在毒素生產線觀察到。隱翅蟲的毒素，也是由原本有重要功能的古老生產線，調整再改版而成。

論文將生產毒素的細胞稱為「BQ 細胞」，這部分沒有溶劑細胞了解的那麼詳盡，不過經由碳的穩定同位素追蹤，還是得知毒素原料來自食物中的氨基酸：酪胺酸 (tyrosine) ，經過一系列加工後形成 BQ。

這條生產線上有個關鍵酵素叫作 laccase，它一般的功能是參與 Coenzyme Q10，也就是 ubiquinone 的合成。這是粒線體有氧代謝中的重要成分，對生存不可或缺。和其他甲蟲相比，隱翅蟲多出一個 laccase 酵素，專門在 BQ 細胞表現，將 HQ (hydroquinone) 催化成 BQ 作為毒素。

由此看來，隱翅蟲祖先演化出溶劑和毒素的道理是一樣的。

溶劑方面，以舊的表皮碳氫化合物生產線為基底，改用多個新酵素基因，形成新的生產線。毒素方面，源自古老的粒線體代謝線路，同樣加入新的酵素基因，改版後變成毒素產線。兩者各自皆為遺傳與細胞層次的新玩意，合在一起則衍生出功能上的演化創新。

組合新功能，一步一步累積有利變異

這項研究有許多潛在的討論方向，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鑽研。像是生物學研究者能估計所有實驗耗資多少，感受自己的微渺（例如為了分辨不同細胞的作用，論文使用大量昂貴的「單細胞轉錄組 single cell transcriptome」進行分析）。這邊只提兩點。

第一點有趣的問題是：隱翅蟲的溶劑和毒素要同時存在才有效果，可是演化上是哪個先出現呢？論文推測是溶劑細胞先出現。

假如只有 BQ 這類毒素存在，殺傷效果非常差（論文用果蠅幼蟲做實驗），但是溶劑細胞的產物，即使不作為 BQ 的溶劑，脂肪酸衍生物也可以有其他用途，像是潤滑油之類的，或是扮演別種物質的溶劑。

想來新的脂肪酸生產線比較可能先出現，扮演某些不是太重要的角色，接著再加入 BQ；毒素加上溶劑，兩者合體產生新的強大功能，脂肪酸生產線又由於獲得新功能而調整優化，最終形成現在的樣貌。

第二點有趣的是，這回發現產物為 12 碳的 FAS 酵素。乍看沒什麼，影響卻很關鍵。

FAS 這類酵素的差異，在於催化生成的脂肪酸最終產物有幾個碳（或是說，可以加到幾個碳那麼長）；已知幾乎皆為 14、16、18 個碳，隱翅蟲的溶劑細胞表現的 FAS 卻是 12 個碳。好像只差一點，然而實際測試發現，脂肪酸衍生物超過 13 個碳，作為 BQ 溶劑的效果便會差一大截。

也就是說，隱翅蟲倘若沒有脂肪酸產物僅 12 碳長的 FAS，儘管仍然可以生成溶劑，毒性將弱化不少。由此推想，隱翅蟲如今威力強大的毒液，並非透過少數變化一次到位，而是逐漸累積有利變異的結果。

想得更遠一點，由兩種細胞合作衍生而成的毒液，可以視為由多種細胞合夥，複雜器官的最簡單版本。原本不相關的各式細胞們，持續累積一個一個微小的改變，也有機會組合發展成複雜的組織或器官。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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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篇 讓甲蟲長角的基因，原本是長翅膀
• 隱翅蟲真的有那麼可怕嗎？隱翅蟲皮膚炎又是怎麼一回事？
• 太陽餅沒有太陽，隱翅蟲也不一定要隱翅
• 怎麼調配黃狗、棕狗，或是黑狗？——狗與狼的遺傳調色盤
• 促進情慾流動的果蠅費洛蒙，竟然也能讓人類有反應!?──2018搞笑諾貝爾生物學獎

參考資料

1. Evolutionary assembly of cooperating cell types in an animal chemical defense system.
2. A beetle chemical defense gland offers clues about how complex organs evolve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A 編按：對我來說，陰謀論是一種「幻想文」，不該被人們採信，但現實中，卻有為數不少的人，將陰謀論奉為真理。「合乎理性必定是現實，現實也必定是合乎理性。」這不是要討論黑格爾的哲學，而是想藉這句話反思陰謀論的存在，我們不該嘲笑它的荒謬，而忽略了支撐起這荒謬現實的理性是什麼？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從科學研究，剖析陰謀論的成因與影響。當人類出現危機，陰謀論就隨之出現。去年（2020 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相關陰謀論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這些陰謀論被特定媒體重新詮釋散佈後，又會對人們造成什麼影響呢？

• 文／童涵浦
• 本文轉載記疫，發表於 2020 年 9 月 30 日，為科技部人文司「新冠肺炎影響之人文社會反思與治理整合型計畫」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三「疫苗的經濟效益評估與恐慌下的統計生命價值」之專論文章。原題為〈病毒是生化武器 ? 台灣政治地景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陰謀論〉。

在人類歷史上，危機發生的時刻通常伴隨著一些真假難辨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

這些解釋與理論通常缺乏確實的證據，但卻給予人們直觀的因果關係與危機肇始的責任指控：是誰造成這場危機的發生？誰又該負責？比方在2002 年美國的 911 事件發生後，網上便出現了該事件乃是美國當局一手策劃，用以發動戰爭繼而稱霸世界的說法。今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世界各地也同時出現了不同版本的陰謀論。雖然說法不同，但同樣缺乏實質證據，同樣點出表面上看來似乎合理的策劃人與其動機。若我們姑且不論這些陰謀論是否在證據與邏輯上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一個對社會科學來說極為有趣的問題是：究竟是哪些人會接受這些說法？本篇短文特別以台灣作為個案，試著從台灣政治地景（Political Landscape）的角度，來與讀者分享本計畫在疫情方炙的 5 月時所搜集的資料透露出何種政治立場的人會更傾向接受陰謀論。

社會科學（特別是心理學與政治學）中關於陰謀論的文獻汗牛充棟，但分析理路大致循著圖 1 的分析框架。

在「供給面」的文獻中，分析著重於陰謀論本身的內容與提供者的身份如何讓人們更容易接受此類說法。從後者來說，不論內容如何荒誕，由社會中的意見領袖所提倡的陰謀論自然更具有說服力。而近期新興的政治傳播領域則更著重陰謀論傳播的方式與媒介／網絡有著何種效果。舉例而言，臉書貼文的按讚數與標題聳動性本身便可能影響其被分享與傳遞的機率。最後，也是此文獻最豐富的部分，則是「需求面」。換言之，究竟人們有著什麼樣的心理，政治，抑或認知上的需求，會促使他們接受這些缺乏實質證據的說法。從危機的角度來說，這批文獻發現當人們面臨過去從未見過的問題，同時感到極大的不確定性時，即使缺乏實際的證據，陰謀論卻提供了一個在常識上言之成理的解釋，自然也給予人們心理上的寬慰。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於問題的判斷與危機的認定在很多時候又受到了個人政治立場的影響。以近幾年廣受矚目的氣候暖化議題為例，有部分右派人士即認定這是用以消滅非再生能源產業的陰謀論。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也出現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不但引發國際政治上的紛爭（病毒是生化武器？），也同時鼓動了許多針對社會隔離政策的抗議（疫情是一場政府擴權的騙局？）。在台灣的政治地景中，這些不同版本的陰謀論又是如何被人們接受的呢？

在此一短文中，我們特別藉由作者參與的跨國計畫（「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ICSMP）所搜集的資料來一探台灣的情況。台灣部分的資料是在今年（2020）的 5 月中所搜集。我們透過線上問卷調查（樣本符合台灣人口中年齡，地區與性別的分佈）訪問了 800 多位台灣民眾（台大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證號：202005HS043）。問卷中包含了四個版本的陰謀論：

1. 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Bioweapon）
2. 新冠肺炎是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 （Autocratization）
3. 新冠肺炎是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 （SIG）
4. 新冠肺炎是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 （Recession）

並請受訪者以 0 到 10 分來表示他們同意上述說法的程度（數值越大越同意）。在台灣政治地景的部分，由於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並不完全依循傳統左派／右派的區劃，我們特別以下列的問題來捕捉民眾的政治立場：

請問以下台灣的中文報紙中，您覺得公信力最高的是：

1. 中國時報
2. 聯合報
3. 自由時報
4. 蘋果日報
5. 以上皆無公信力

以上幾份報紙都是台灣的主要紙媒，而且政治立場皆十分明確。（1）與（2）接近台灣政治中藍營的立場，而（3）與（4）則是綠營。兩者較大的差異則是來自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後者一般被認為具有濃厚的本土色彩。在統計估計時，我們以「中國時報」作為比較的基準。以下我們以圖 2 與圖 3 來分別簡要圖示部分的統計分析結果，圖中的點代表的是幾個主要變量（其他較不重要的控制變量並未列出）的回歸係數與其統計上的顯著性。

在「生化武器」的部分，我們發現認為「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最具公信力的人相較於選擇「中國時報」的人更認同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但這個差異並不存在於選擇「聯合報」與選擇「中國時報」的人之間。另一方面，認為上述主要報紙皆不具公信力的人也比選擇「中國時報」的人更認同陰謀論。雖然這裡所呈現的主要是根據民調資料所得到的相關性結果，但由於受訪者對各大報紙的態度應該早在新冠疫情發生前便已成形，這些態度不太可能倒過來被陰謀論所形塑。也因此，我們在結果的詮釋上可以較有信心的認定人們接受陰謀論乃是被這些報紙背後的政治立場所影響。其次，這樣的模式也幾乎完全適用於其他的陰謀論版本。不管是另一個認為新冠肺炎是建立威權政府的政治性陰謀論，還是另外兩個認為肺炎是圖利騙局以及掩蓋全球經濟崩潰的經濟性陰謀論，較偏本土立場的受訪者都比意識形態另一端的群體更傾向相信這些說法（質疑所有報紙的中立者則未必如此）。與此相關的是，其他與「自由時報」所代表的本土政治立場有關的變量，如台灣認同的程度（「我是台灣人」，「作為台灣人反映了我之所以為我的一個重要部分」）與群體自戀（「我的族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等變量亦有著相同方向的效果。國族認同越強的受訪者就越認同上述的陰謀論。

就目前國際上其他類似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們的發現其實有相當的一致性。但我們要如何給予較為本地的詮釋？從陰謀論的文獻來看，這個結果其實與目前台灣的特殊國際處境有關。即使台灣目前防疫的成果斐然，但由於台灣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而且也長期被多數國際組織排除在外，這些因素都使得台灣無法直接加入國際聯合抗疫的社群之中。此一被排除的經驗也容易使得國人感到有許多的事情可能都是在我們不知情與未參與的情況下發生。這種孤立感與不確定性正是陰謀論的溫床，而且這種感受在立場較為本土的民眾中也會被進一步放大。

再來，目前兩岸關係正處於低潮期，而上述兩個政治性的陰謀論其實都與中國大陸有關。「生化武器」一說在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不久後便甚囂塵上。雖然目前仍未有決定性的證據，但認同「中國時報」的讀者自然較傾向認為這是無稽之談。其次，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便採取封城，建立方艙醫院與強制社交距離等雷霆手段，後來繼而被不少民主國家模仿。姑且不論這樣的手段成效如何，此一作法確實引發了破壞民主體制與威權化的疑慮。筆者在疫情早期所參與的另一個跨國研究計畫（Pandemic Backsliding）也發現了有許多國家（不論是威權或是民主）在不同程度上都因爲防疫而擱置了其既定的政治制度與程序。對於政治立場較為本土的民眾來說，這些發展不只強化了他們對於威權化的疑慮，而且這些陰謀論也可以成為他們批判北京政府的重要論述資源。至於另外兩個經濟性的陰謀論，雖然它們與中國因素的關聯性較低，但在「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的對比上仍然有著統計上的顯著性。這意味著本土立場的效果其實不僅只在中國大陸相關的議題發酵。在國際孤立的背景下，本土立場的民眾即使在非中國大陸相關的陰謀論上也較容易產生認同。另一個有趣的發現則是，雖然「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亦存在著諸多客觀上的差異（報導內容與角度等等），但兩者的忠實讀者顯然在陰謀論這個面向上沒有顯著的差別。這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台灣政治地景的兩極化趨勢提供了些許證據。易言之，兩群不同政治陣營媒體的擁護者竟然在態度上對新冠肺炎陰謀論有著顯著的差異。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與危機時刻相伴出現的陰謀論有時可能是奠基於偏見之上，而且也可能使得政府對危機做出錯誤的判斷與政策回應。對台灣而言，即便目前政府的防疫政策頗見成效，本計畫的初步發現卻為我國的新冠疫情下了兩個值得反思的政治註腳。首先，本土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對防疫政策的有效性雖有著正面的助益（這其實正是我們分析 ICSMP 跨國資料的結論，請見 National identity predicts public health support during a global pandemic: Results from 67 nations），但若同時助長了對陰謀論的接受，這恐怕對於正確認識疫情無益。其次，很多時候，所謂的陰謀論並不必然是假的，其缺陷在於證據薄弱。這也意味著針對陰謀論的客觀討論與對話十分不易。因此，若台灣社會的兩種不同政治立場促成了對陰謀論的不同態度，這兩種立場在彼此溝通上也會因為缺乏共通語言而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在我們為台灣疫情控制得宜而感到慶幸的同時，也應該試著留心台灣政治地景中可能因疫情而產生的斷層與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