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思書齋】你不可不知的好色醫學

「雜種醫」的挑戰

余巖在一九三二年出版《醫學革命論文選》第二版之時，新版序的開場白就敘述了朋友對他的氣憤埋怨。他們說：

近年外面半新半舊非驢非馬的醫說，橫行得了不得。這點狡獪都是你教訓他們的。你若不去向他們攻擊，他們永遠不會變遷。舊的索性舊，新的索性新，倒是界限分明，容易解決。⋯⋯你拚命攻擊舊醫，結果是教訓他們尋出一條生路。

在一九二九年的衝突之後，許多批判中醫的人都注意到一個令他們毛骨悚然的現象：一夕之間，出現了一種「非驢非馬」的雜種醫。在很短的時間裡，雜種醫就在醫界大行其道，而之前這種混種現象只盛行於商業界的藥品市場而已。雖然抱持第一與第三立場的人對於中醫科學化的意見相反，但他們都把陸淵雷與譚次仲的方案抨擊為「非驢非馬」。

為何被譯為「雜種醫」？

在此，我想清楚說明為什麼把「非驢非馬醫」翻譯為「雜種醫」（mongrel medicine），而不是聽起來比較正面的「混種醫」（hybrid medicine）。第一，兩者間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雜種醫」是當年的歷史行動者所使用的概念。當年批判中醫的人士把「非驢非馬醫」等同於「雜種醫」，因爲他們想強調這種醫療是一個背叛了父母的雜種，是對兩個純種醫學傳統的雙重背叛。

這樣強烈的負面意涵便引出我的第二個論點：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概念而言，當年沒有任何中醫師會自我標榜為「非驢非馬」，「非驢非馬」是中醫批評者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貶抑性的標籤。相較於「雜種」與「非驢非馬」所帶有的強烈的負面意涵，「混種性」（hybridity）這個後殖民概念的功能剛好相反，它強調「後殖民文化的混種性是一個優點，而不是弱點。」我想傳達的訊息卻正是混種的負面意涵：對於那些企圖匯通中西醫的人而言，他們必須承受對手加諸己身的羞辱與限制，被對手定義為「雜種」。為了傳達「非驢非馬」一詞的貶抑與羞辱，我決定將其意譯為「雜種醫」。

備受罵名，仍要追求中醫科學化的原因為何？

面對來自雙方的攻擊，陸淵雷決定在那份備受爭議的中醫科學化提案當中，將接納雜種醫列為五項前提之一：「故整理國醫藥學術，引用科學原理時，不任受破壞國粹之名。」在此陸淵雷清楚表示不認同將中醫視為「國粹」而保存其本真性（authenticity）。

這是一項重要的證據，顯示至少對陸淵雷而言，國醫運動不當被等同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運動。他特別提及儒學與佛教在宋朝（九六○ — 一二七八）成功融合的例子，而主張中醫科學化是性質接近的事業，是以一種大膽而富有創意的方式來融合中國與外國文化。就這個意義上而言，像陸淵雷這樣的人士不僅發動了中醫科學化方案，更心甘情願地承受論敵貼在他們身上的貶抑性標籤，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不是保存中醫既有的樣貌，而是要發展出國醫館所揭示的那種新生的混種醫。

余巖的友人責怪余巖協助創造了這種雜種醫。他們是對的。雜種醫之所以會興起，就是為了回應余巖和其他中醫批評者所倡議的醫學革命。這並不是說在余巖對中醫提出抨擊之前，不曾有人試圖融合這兩種醫學型態──唐宗海就是一個明顯的先例。重點是，雜種醫之所以突然間變地那麼值得追求、那麼引人痛毀極詆、那麼危機四伏，這一切都源於人們堅持要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換句話說，就是中醫科學化。有史以來第一次，當中醫師想像中醫與西醫的關係之時，他們無可逃避地必須共同直面科學的概念。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的關係？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之間，有一種相互建構與壓制的辯證關係。這兩者的關係具有相互建構性，因為中醫師會想追求雜種醫這種古怪的東西，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國家提倡中醫科學化，並強迫抗爭雙方以其作為停戰條件。正是這個科學化的目標，迫使中醫師在改革中醫時認真看待科學的概念以及相關的現代性論述──例如余巖對於中醫的三分法。就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們的改革體現現代性的特徵，因此截然不同於由唐宗海為代表的那種前現代式的匯通中西醫。

另一方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具有壓抑性，因為正是科學的概念使人難以想像中醫與生物醫學之間能夠經由跨種雜交而產生有意義的成果。單純想像把兩種醫學型態混合起來，或許不需要擔心會產生怪物。但若是想像將科學與異己的他者進行跨種雜交，感覺上幾乎是褻瀆神聖。由於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想像的作法，無怪乎批評者將這種新式醫學描述為「非驢非馬」。

就像那無法繁殖後代的騾，雜種醫雖然表面上看來充滿活力，卻絕對不可能長久存續，無法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正因為這種醫學廣受大眾歡迎，反對者覺得必須利用雜種醫這個貶抑性的概念，以提醒眾人逾越界線的危險，使人們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總而言之，就是因為論爭雙方都接納中醫科學化方案，是以雜種醫才會變成一個廣受中醫師支持的、值得追求的、卻又沒有希望成功的方案；另一方面，也變成西醫師眼中巨大的威脅。

結論

西醫師為何強烈地偏好「中醫科學化」這句口號，而不是「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關鍵就在防止雜種醫。由於這句口號包含了「科學化」這個在地發明的概念，因此也就把我們帶回了本章一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中西醫論爭中，中醫科學化方案做為一股關鍵歷史力量，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最直白的答案就是，將科學轉化為一個動詞（科學化），其實是最有效的方式來展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同質性的實體叫做科學。

如果科學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同質性的單一實體，那便難以想像將某個東西「科學化」究竟是什麼意思。更重要的是，當人們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使用「科學化」這個動詞時，大家的行為便預設並且強化了一個想法：科學及其對反（中醫）是兩個可以清楚辨識的實體，就像具體的物品一樣真實。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科羅拉多州會議中心
第六十一屆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科學年會

司法科學可能失誤？垃圾科學害無辜的人被判有罪？

二○○九年二月十九日，美國國家科學院投下了長達三百頁的震撼彈。全世界的頭條新聞都是宣告絕對正確的鑑識神話破滅。這份後來被稱為《 NAS 報告》的《提升美國司法科學：前進之路》（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讓聚集在丹佛參加美國鑑識科學學會年會的鑑識社群都深受打擊。自從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山姆．謝潑德審判以來，無論是法庭或流行文化都一直認為司法科學是萬無一失的。

即使出現了錯誤定罪，也沒有削弱這個被廣泛認同的信念。二○○九年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議程就反映出對這件事不存在絲毫懷疑。在該年的五百三十六篇發表文章中，只有一篇是討論錯誤定罪，發表人是一名加拿大的辯護律師，而該科學的可靠性則完全沒有成為關注議題。¹

《 NAS 報告》在一夜之間讓會議議程顯得無關緊要，彷彿是上個世代的產物。垃圾科學害得無辜的人被判有罪，這不能再怪是因為「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美國國家科學院解釋因 DNA 的平反揭露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冤案數量，有些還是死刑案件，並暴露了美國常用的一些鑑定方法的嚴重侷限性」。

即使是在最高法院作成對道伯案的意見之後，糟糕的科學依然在司法制度中占據主導地位。《 NAS 報告》回顧了上個世紀如史詩般的侵權責任之爭，它導致了道伯案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儘管彼得．胡伯的《伽利略的復仇》一書講述像「中了頭獎」的人身傷害訴訟，讓「現在已眾所周知的『垃圾科學』變得普及，並批評司法制度接受不可靠的專家證詞來支持侵權主張」，但《 NAS 報告》提到的「垃圾科學辯論」幾乎「完全忽略刑事訴訟」。²

鑑識體制對於《 NAS 報告》反應如何？

鑑識體制中大部分是善意而不習慣接受批評的公務員，對司法科學界來說，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批評是對個人的一種極大侮辱。大部分從業人員都是跟隨廣受尊敬的導師學習這一行，但現在幾乎所有鑑識行業公認的智慧都遭到駁斥：「訓練應該從學徒式的實務傳承轉向大學等級的教育，並且要根據科學上的有效原則。」該報告總結道：「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強大而且獨立的單位，要切斷與過去的連結，且它要有權威和資源實施新的作法，解決委員會發現、在本報告討論到的許多問題。」

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議場傳出了鑑識專家們抗議的悲鳴。《鑑識科學期刊》發表過大量經同儕審查的文獻，在過去六十年間，在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上也發表了上萬篇經評審的演講和「學術研討會」。全國法院都宣布法醫從業人員是「專家證人」。

現在來了一些統計學家，就想要說我們沒有科學？ 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問問那些教授，他們最後一次從屍體上採下帶血的指紋是什麼時候！

前 FBI 實驗室分析人員馬克斯．胡克回憶道：「每個人都快氣瘋了。」³

醫學領域也發生過類似經歷？為什麼醫學界發生改變，鑑識學界卻難以動搖？

很少人能斷然放棄長期以來的信念，無論反面的事實多麼令人信服。這就是人性，司法科學也絕對不是第一個抗拒新事實的科學領域。一九八○年代中期的醫學就是這樣，歷經了漫長而緩慢的轉變過程，才從「根據大師怎麼說」（依照該領域的領導者傳下來的智慧），轉向實證的治療方法（依據精心設計的研究做出醫學決定）。

以「萬物的隱藏面」為主題的公共廣播節目《 Freakonomics 》做了一個〈劣藥〉（Bad Medicine）的四集報導，其中便呈現出司法科學社群對《 NAS 報告》的反應，也顯示出它和醫學界對「考科藍協作組織」（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反應有著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考科藍組織所做的事便是對幾世紀以來的醫學文獻進行前所未見的系統性檢視。

這份一千五百頁、分成兩冊的報告於八○年代末在該領域造成轟動。如同廣播主持人史蒂芬．都伯納（Stephen Dubner）表示：「考科藍協作組織是第一個將既有醫學問題加以真正系統化、彙編和評估其最佳證據的組織。你會認為這應該得到普世的讚揚，但是就和任何行業中根深柢固的智慧（即使是很不智的智慧）一旦受到挑戰一樣，醫學界並沒有為此感到振奮。」⁴

考科藍協作組織的共同創辦人伊恩．查爾默斯（Iain Chalmers）爵士描述，當一群局外人告訴醫生應該如何治療病人時得到了什麼反應：「我必須說，醫學界其實對此有很大的敵意。我記得有一次，我同事要出席英國醫學會在當地的一場會議，英國醫學會基本上是叫他去說明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是什麼，以及這群統計學家和其他又不是醫生的人，到底跑來這個他們不該亂搞的領域胡鬧什麼。他開車出發前問我：『我應該告訴他們什麼呢？』我說：『如果是病人抱怨實證醫學的目的，我們應該認真對待這些批評。在那之前，就當這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在尋找出路。』」

實證醫學成為規範作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患者（客戶）提出了要求，最終會迫使醫學界默默地站在數據這一邊，而不是繼續服從該領域的大師。然而垃圾科學在美國刑事司法體系中的主要客戶是檢察官，他們大部分都對現狀感到滿意。

——本文摘自《法庭上的偽科學》，2023 年 12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註解

1. 二○○九年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議程，瀏覽日期二○二一年七月五日，aafs.org/common/Uploaded%20files/Resources/Proceedings/2009_Proceedings.pdf。 ↩︎
2.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ttee on Identifying the Needs of the Forensic Sciences Community, “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 at 89 (2009) (NAS Report)（省略內文的引用和引述）。 ↩︎
3. 對胡克的訪談。 ↩︎
4. “Bad Medicine, Part I: the Story of 98.6,” Freakonomics Radio (Bad Medicine) ， 瀏覽日期二○二一年七月五日，freakonomics.com/podcast/bad-medicine-part-1-storyrebroadcast/（節目文字紀錄）。 ↩︎

前一陣子，在網路上看到了一篇新聞，標題是〈交友軟體真的可以找到對的人嗎？研究曝 1 種人最容易暈船，越玩反而越痛苦〉，裡面在談的是焦慮依附玩交友軟體，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這一篇新聞裡指出，焦慮依附在交友軟體上，是最難從中受益的一群人，而新聞的最後，則建議焦慮依附者接受心理治療。

對於這樣的新聞，我是不贊同的，一來是依附風格本身其實是難以改變的，二來是心理治療並不是一個便宜的療程，且依附風格難以輕易被改變。這樣的新聞，好像讓焦慮依附者陷入了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困境深淵當中，而改變卻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這一篇文章，我想要來談談，焦慮依附的人應該如何妥善地使用交友軟體，如何讓交友軟體成為有助於自己成長的工具，而非陷入缺乏安全感的無盡回缺之中。

什麼是焦慮依附？什麼是逃避依附？

雖然在過去，我寫過非常多依附風格的文章，想閱讀更多的人可以看看這兩篇（依附理論的起源：我們為什麼會依賴別人──依附理論系列（一）、依附傾向：我對你的依附沒有絕對分類──依附理論系列（二）），但在這篇文章的一開始，我還是要談談什麼是依附風格。

在依附風格的定義上，是一個兩軸四象限的概念。依附可以分成四種類型，分別是安全、焦慮、逃避、矛盾等四種依附。

先來談談焦慮的特質。所謂焦慮依附，指得是在關係中容易感覺到對方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親近自己，因而容易覺得患得患失、想要不斷確認關係的特質。而所謂的逃避依附，則是在關係中害怕與別人親近，在親近的同時容易感覺到喘不過氣，希望與愛人保持距離的一群人。

安全依附的人，就是焦慮跟逃避兩個特質都低的人，他們不容易感覺到別人要拋棄自己，也不容易感覺到難以和他人親近；而矛盾依附則是，時而會感覺到對方與自己不夠親近、害怕對方拋棄自己，又時而會感覺到對方和自己太過親近，覺得不舒服而想拉開距離的人。

交友軟體上，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居多？

那麼，交友軟體上，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居多呢？根據師大的碩士生陳姵如在她的畢業論文蒐集到的資料指出，台灣的交友軟體上，「焦慮依附」佔總人數 38.33%，「安全依附」佔總人數 25.83%^[1]。不過因為她使用的量表，和國際上普遍使用的量表有一些學理上的爭議，因此我無法將逃避依附和矛盾依附的比例進行呈現。不過簡單來說，焦慮依附在交友軟體上，佔了將近四成的人數，而安全依附也有1/4的人數。

那麼，焦慮依附的人，到底為什麼會在交友軟體上佔這麼大的比例呢？他們使用交友軟體，又是為了什麼呢？

過去的研究指出，焦慮依附的人渴望與人親密的特質，會讓他們渴望與人在社交上來往，同時害怕被拒絕^[2]。在這樣的情況下，交友軟體確實提供了一個很適合焦慮依附社交的場合。

在一般的生活中，我們的社交，並不一定是為了獲得對方的喜歡而做的。工作上必須要和老闆社交、和同事社交，是為了讓工作順利進行下去而做的；而且在這些情境之下，我們並不知道對方到底對我們有沒有私領域上的興趣。

然而，交友軟體的設計上，讓我們一開始就能夠設定自己要尋找朋友、短期交往關係、長期交往關係、結婚為前提的關係等等，對於焦慮依附這些想尋求深刻而緊密的關係的人而言，其實是相對友善的環境。

過去的研究曾經指出，一旦一個人意識到彼此相互吸引^[3]，彼此的互動模式會有所改變，而交友軟體提供了互相喜歡才能配對的機制，讓使用者透過意識到自己跟一些人成功配對，而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人^[4]。

焦慮依附在交友軟體上的危險，以及我們該如何克服

不過，焦慮依附傾向越高的人，在使用交友軟體上，確實也有一些風險存在。根據一份研究指出，焦慮程度越高的人，確實越有可能使用交友軟體，也會在交友軟體上花費較多的時間。

花費較多時間上，其實是一把雙面刃。雖然好的部分在於，我在上一段提到，交友軟體讓焦慮依附，比較不必擔心被拋棄、不被喜愛等等的社交線索，但也有研究指出，焦慮依附傾向高的人，在交友軟體上，比較難以實際約到他人碰面^[6]；除此之外，焦慮依附若使用交友軟體和他人約炮，比較難以獲得滿足，同時也會產生許多負面的情緒^[6]。

因此，針對這些部分，我要提供焦慮依附傾向高的人，在使用交友軟體上的一些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不要約炮。對於焦慮依附的人來說，大多會希望性行為是一個讓彼此關係更加進展的手段，而非像逃避依附一樣，比較能夠性愛分離。這個部分，我在泛科學上的〈性與愛的矛盾掙扎？不同依附型態對性愛關係的影響──依附理論系列(十七)〉一文中，有過詳細的討論。

正因為焦慮依附希望性愛能讓關係進展，那麼短暫的約炮關係，就容易讓焦慮依附暈船，因為焦慮依附者，雖然名義上同意對方只做愛不交往，但實際上又會希望透過性愛來改變對方的態度，進而跟自己交往。

如果約炮的對象，打從一開始就很堅持彼此不要交往，那麼約炮後，讓焦慮依附者感受到對關係不滿意，並隨之產生許多負面感受，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因此，如果你的焦慮依附特質高，又真心希望找到一段長久的關係，千萬不要以身試火。

第二個給焦慮依附的建議在於，交友軟體用得多沒關係，但必須要把認識一個人的時間拉長。焦慮依附傾向高的人，大多會希望盡快確認兩個人的關係。但經歷過多場戀愛之後就會發現，有一些關係中自己的期望，以及對方對關係的期望，若未能在交往前做過核對，就容易讓彼此在交往中過得不順利（關於焦慮依附比較容易期待在認識時盡快拉近關係的研究，可以參考〈交往前，讓我們約會吧！三種依附類型怎麼做？──依附理論系列（四）〉）。

當然，我並不贊同感情中不應該改變別人的說法。我覺得戀愛是一個互相滿足、一起成長的過程，但我同時也不認為，希望短時間內改變對方的行事風格或價值觀等等，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情。

因此，把互動時間拉長，同時和對方討論一些自己的期望和對方的想法之間的落差，或許有助於你篩選掉無法相處的對象，或是打算和對方長久走下去，該如何拿捏彼此的進展速度。

第三個給焦慮依附的建議，則是盡量尋找同時具有「低焦慮」與「低逃避」這兩個特質的人交往，也就是和安全依附交往。安全依附者，相對而言有著較高的安全感，也比較願意對感情抱持著開放的態度。

如果真的找不到安全依附者，我也會建議焦慮依附特質較高的人，避免和「高逃避」的「逃避依附」與「矛盾依附」交往，他們不喜歡與人太過親近，不習慣表達自己的情感，對於情感需求高、希望與人親近的焦慮依附者而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當然，我無法提供一種通往幸福的簡單道路，即便我寫過眾多與依附相關的文章，也對依附相對熟悉，但我覺得了解依附，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適合和怎麼樣的人交往，不適合和怎麼樣的人交往；同時，你得了解到，哪一些關係，是讓自己容易表達情感，同時不會受傷的關係，而哪一些關係，是讓自己容易受傷，對方是無法接住自己情感需求的關係。

身為焦慮依附者，我不認為自己應該避免使用交友軟體，即便容易暈船，但挑選對象，讓自己暈一個暈下去會安全的人，而不是暈那些會讓自己受傷的人，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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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姵如（2022）交友軟體使用者之人際依附風格、愛情態度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 Mikulincer M, Shaver PR. (2007)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New York: Guilford.
3. Luo, S., & Zhang, G. (2009). What leads to romantic attraction: Similarity, reciprocity, security, or beauty? Evidence from a speed-dating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7(4), 933–964. 
4. Alexopoulos C, Timmermans E, McNallie J. Swiping more, committing less: unraveling the links among dating app use, dating app success, and intention to commit infidel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0; 102:172–180.
5. John K. Coffey, D. Kyle Bond, Jessica A. Stern & Natalie Van Why (2022): Sexual Experiences and Attachment Styles in Online and Offline Dating Contex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xual Health, DOI: 10.1080/19317611.2022.2110349\
6. E. Timmermans & C. Alexopoulos(2020) Anxiously Searching for Love (Among Other Things): Attachment Orientation and 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 Users’ Motives and Outcomes. Volume 23, Number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