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 紐崔萊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營養品的吸收率如何？

藥物和營養補充品，似乎每天都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但你有沒有想過，這些關鍵分子，可能無法全部被人體吸收？那該怎麼辦呢？答案或許就在於吸收率！讓我們一起來揭開這個謎團吧！

當我們吞下一顆膠囊時，這個小小的丸子就開始了一場奇妙的旅程。從口進入消化道，與胃液混合，然後被推送到小腸，最後透過腸道被吸收進入血液。這個過程看似簡單，但其實充滿了挑戰。

首先，我們要面對的挑戰是藥物的溶解度。有些成分很難在水中溶解，這意味著它們在進入人體後可能無法被有效吸收。特別是對於脂溶性成分，它們需要透過油脂的介入才能被吸收，而這個過程相對複雜，吸收率也較低。

你有聽過「藥物遞送系統」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們開發了許多藥物遞送系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自乳化藥物遞送系統（Self-Emulsifying Drug Delivery Systems，簡稱 SEDDS），也被稱作吸收提升科技。這項科技的核心概念是利用遞送系統中的油脂、界面活性劑和輔助界面活性劑，讓藥物與營養補充品一進到腸道，就形成微細的乳糜微粒，從而提高藥物的吸收率。

還有一點，這些經過 SEDDS 科技處理過的脂溶性藥物，在腸道中形成乳糜微粒之後，會經由腸道的淋巴系統吸收，因此可以繞過肝臟的首渡效應，減少損耗，同時保留了更多的藥物活性。這使得原本難以吸收的藥物，如用於愛滋病或新冠病毒療程的抗反轉錄病毒藥利托那韋（Ritonavir），以及緩解心絞痛的硝苯地平（Nifedipine），能夠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除了在藥物治療中的應用，SEDDS 科技還廣泛運用於營養補充品領域。許多脂溶性營養素，如維生素 A、D、E、K 和魚油中的 EPA、DHA，都可以通過 SEDDS 科技提高其吸收效率，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體的營養需求。

隨著科技的進步，藥品能打破過往的限制，發揮更大的療效，也就相當於有更高的 CP 值。SEDDS 科技的出現，便是增加藥物和營養補充品吸收率的解決方案之一。未來，隨著科學科技的不斷進步，相信會有更多藥物遞送系統 DDS（Drug Delivery System）問世，為人類健康帶來更多的好處。

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自我安慰，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引發了連我們這些長壽之人都沒見過的嚴重動盪。但我們還真的沒有那種底氣，沒有那種把握，敢說眼前的變化比過去更劇烈，畢竟我們的前人可是經歷過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本書要講述 1640 年代早期的中國，就是一段這樣的時代——大規模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發生在 1640 年代初期的寒冷化，其實是所謂的「小冰期」（又稱小冰河時期），也就是全球長期低溫的階段。一開始，氣候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資料，把小冰期的起點訂在 1580 年代，此時歐洲的天氣突然變冷起來（中國亦然）。目前，學界普遍同意這段寒冷時期始於十四世紀。到了 1630 年代晚期，小冰期開始進入更寒冷的階段，也就是所謂的「蒙德極小期」——這個名稱是為了紀念天文學家蒙德夫婦安妮與瓦爾特，他們假設地球降溫與太陽黑子活動的減少有關，並且把這一期間標定在 1645 年至 1715 年間。

這次的氣溫下降，促成了國號「大明國」的朱氏王朝崩潰（國祚 1368 年至 1644 年）。在此之前，明朝原已在小冰期中存續將近三個世紀，而且展現了高度的穩定與耐久。雖然摧毀大明國的辣手不只是氣候，但如果不去考慮氣候，不去考慮人們如何因應氣候，就無從解釋大明國的滅亡。明朝對氣候做出回應，但在 1630 年代與 1640 年代的氣溫大幅下降期間，這些回應舉措仍不足以應付環境變遷。研究明朝的人都很清楚，朝政紛亂與軍事衝突，導致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在一六四四年自縊，隨後清軍入關。但這不是我在這本書裡要講的故事。我反而會把明朝的滅亡，看成長達兩世紀一連串生計危機的落幕時刻——這一次次危機把明朝老百姓推向混亂，他們只能告訴自己這是天譴。我基本上會把主導明末敘事的政治事件、派系宿怨，以及來自境外的武裝入侵擺到一邊，改用不同的方式談歷史，把焦點轉向因為太過稀鬆平常、結果大家反而視而不見的資料，也就是物價。

大家之所以關注物價，是為了知道該買或賣什麼，知道該何時何地做買賣，有時候則只是為了記錄收支。少數人甚至把物價寫進日記、信件與報告，歷史學家就在裡面大海撈針。

時人因為類似的目的而公布實際花費與價格，也因此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明代物價資料，但這些資料很瑣碎、不連貫，也很難整理為統計數字。物價看似鐵錚錚的事實，是可靠的數據，所以一開始才會有吸引力，但數據之瑣碎卻與此背道而馳。

經濟史家漢彌爾敦（Earl Hamilton）在 1944 年表示，物價是「既有且連續不斷的客觀經濟資料中歷史最悠久的」，而他這麼說的根據，是歐洲現存的大量物價紀錄。漢彌爾敦對於自己在歐洲文獻中找到的價格很有信心，他相信不只可以藉此來追蹤物價的變化，還可以改寫現代早期世界的歷史敘事。就揭開歷史的變遷而言，他的自信不無道理，但每一組物價資料都有其模糊之處。有些物價也許符合漢彌爾敦的標準，不過讀者還是會發現物價鮮少如表面上那麼紮實。

以明代的水桶價格為例：1577 年，北京一位官員紀錄自己任職的官署以三分銀一只的價格購買水桶。所以明代的水桶就是這個價格嗎？也許吧，但水桶也不是全部都長一樣。某種水桶在此時此地的價格，不見得跟彼時彼地一樣。接著的問題是價格本身。他的官署是付了三分銀，但這個價格有沒有額外加價？有沒有打折？付錢時是用白銀支付，還是銅錢支付？假如用銅錢，那兌換率為何？

我問這些問題，不是為了動搖物價史的可行度，純粹只是想點出：就算某某說自己在特定時地支付了具體價格，東西也不見得就是這個價。假如我們去看十五年前浙江內陸某縣官的紀錄，會發現他買的水桶要四分銀。所以說過了十五年，水桶就降價了嗎？不太可能。還是說鄉下價格比城市高？也不太可能。會不會是北京官署買的水桶比外省鄉下官署更多，量多可以打折呢？說不定，畢竟相較於縣城衙門，北京官署要為更多機構供應水桶。還是說，北京賣的水桶比浙江賣的水桶小，更廉價，做工也更差？這我們不得而知。我們頂多只能推論，明代在十六世紀時，水桶的價格介於三分與四分銀之間。

明代物價資料傳世者多半不是源於「自由市場」，而是來自地方政府為了制定預算、紀錄帳目而保存的行政檔案。官員理應按照市場價格進行買賣，但他們買水桶的那天到底有沒有守規矩，我們就不得而知。就明代中國來說，我們能取得的大部分物價數據，都是來自於「政府」與「經濟」交會時的記錄。

事實上，過去的人之所以把價格寫下來，通常不是因為把價格視為純粹的資料，而是出於價格之間的關聯。我在本書裡講述的歷史，與其說是聚焦於明代經濟，不如說是試圖理解明代社會。物價資料之所以如此珍貴，就是因為這種關聯性。

我偶爾會沉浸在精采的故事裡，但我這麼做是為了突顯這個事實：明代文人寫物價，不只是為了標舉物品花費，更是要呈現這花費就他們所知到底合不合理，以及物價如何形塑維繫人們的社會關係。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衛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對於低估中醫的人而言，以不加思索的方式追逐中醫科學化當然不難。如同我在第九章解釋過的，由於西醫師最關心的就是防止這兩種醫學的交流互動，因此在中醫科學化的爭議中，他們只支持一種研究計畫，就是遵循「一二三四五」的程序而進行的國產藥物科學研究計畫。這個研究程序是中西醫之爭的一種政治策略，它建立在一種價值評估與風險的體制之上，又在實踐時重新強化了這種體制。

具體而言，就是認定中藥僅是自然界的原料，因此科學家應該把中藥視為可能造成性命威脅的「新」藥。藉著把常山乃至所有中藥貶低為只不過是自然原料，這種研究程序體現了華威．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所描述的「可能是殖民科學最具殖民色彩的特徵」：也就是「其歷史看起來彷彿純粹只是萃取和挪用，只是把先前毫無價值的物品納入科學體系裡，而抹去在地社會與政治的混亂影響。」（字體強調在原文即有）。

所幸，常山研究是一個能夠挑戰這種常識性研究程序的「異常案例」，證實常山抗瘧效果的過程不但將其中涉及的知識政治揭露無遺，更證明了任何以「萃取和挪用」方式進行的研究，都絕不是實現中醫潛在價值時，成本效益最高或最有效的研究取徑。

就連陸淵雷這位最激進的改革者，也對中醫科學化的破壞性後果感到疑慮。參與了自己所主張的整理中醫案所引發的激烈辯論之後，陸淵雷卻感到後悔，語重心長地指出：「今世科學程度，尚未能澈底瞭解自然界之對象。國醫固有方法，實驗有效而不得科學上理解者甚多。今之整理，欲醫藥利用科學，非以醫藥供科學之犧牲。」

令陸淵雷痛心的是，在科學化的名義之下，中醫付出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是以改革派中醫師努力與中醫科學化方案折衝協商，希望能從這項中醫界正式支持的方案中，拯救出他們所珍惜的中醫。更重要的是，為了回應雙重背叛的指控，他們必須同時協商何謂「科學化」以及什麼是中醫的本真。

以科學與西醫補足傳統中醫限制？新中醫的誕生？

正因此，當中醫師被迫擁抱中醫科學化方案並投入推動時，他們致力於強調科學內部的不統一性以及異質性。他們拒絕將科學本質化為一個同質的實體，雖然那正是「科學化」一詞的預設。相反地，他們極力探索醫療科學內部的異質性，以便創造條件讓中醫與科學能夠進行有正面價值的跨種雜交。

現代醫療科學中，他們特別感興趣的領域包含神經系統、免疫學與抵抗力、淋巴系統，以及荷爾蒙，因為這些領域探討的現象都像「氣化」一樣無形而不可見。本書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許多中醫師都不相信中醫之於科學與現代性，必然是水火不容、全然對立。深切體認到中醫的各種缺陷與限制，他們積極地由科學與西醫中選取若干元素納入中醫，以實現心中的宏大目標──創造新中醫。

這些中醫師不僅拒絕把科學本質化為一種同質的實體，也同時拒絕把中醫保存為一種永恆不變的、同質的傳統。相反地，他們致力於由中醫內部相互競爭的「學派」中找出有價值的次傳統，從而重組出一個現代的中醫。舉例而言，我在第四與第八章曾指出，他們利用經驗的概念而抬高宋朝之前那種比較「經驗性」的醫學傳統，相對地貶抑金元時期的醫學，更把《傷寒論》視為一部以經驗為導向、因此較為重要的經典，從而將其地位提升至《黃帝內經》之上。

許多中醫師都深切體認到，想要讓中醫延續長存，就一定要重新組合、甚至重新發明中醫的傳統。他們把中醫裡一些不合時宜的實作排除在外，但也把一些在近代歷史中遭到邊緣化的實作重新納入其中，例如針灸。如同在本書裡已數度闡述的，日本的學術研究為現代中醫的重組提供了關鍵性的資源與啟發。

細菌理論納入中醫歷史？發展有效療法重於理解疾病肇因？

選擇性地借用科學以及重組中醫，是兩項交引互動的歷史過程。最明白顯示這一點的，莫過於將細菌理論納入中醫的歷史。如同第八章詳述過的，中醫師雖然認識到細菌理論對於中醫的病因學構成了重大的挑戰，卻還是致力於將其納入中醫，為的就是改進中醫預防以及控制急性傳染病的能力。依據蘭安生的分析，急性傳染病是中國每年比美國多出六百萬死亡人口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為了保存中醫的「治療價值」，他們援引現代免疫學及抵抗力理論，大力主張必須保存「證」的概念與名稱。為了達成雙重的目標──一方面讓中醫納入細菌理論的新知，另一方面又保存中醫有實效的治療與診斷技術──他們發展出「辨證論治」的雛形，而這個雛形在中共建政後被提升為「傳統中醫」（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的決定性特徵。

如同辨證論治這項公式所強調的，醫學理論的功能在於「介入世界」而不是「再現世界」──在於發展有效的療法，而不是理解疾病的肇因。由於辨證論治超越了再現主義的真實觀，因此它有效地拆解了將中醫與現代性視為水火不容的對立兩極的思想基礎。

「非驢非馬」醫的挑戰與貢獻

「雜種醫」的批判者斷言這種醫學難以持續成長，他們這麼說是有道理的。首先，創造價值的努力絕對沒有保證一定會成功。此外，中醫裡有價值的元素究竟為何？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免會受到特定的社會政治情境所影響，因此也會隨著時代而持續改變。

即便如此，這些努力還是為中西醫的跨種雜交開啟了一扇大門，使中醫師不再認為自己是在同時追求本真性與科學化兩種邏輯上相互衝突的目標，而可以新的方式來思考中西醫交融的可能性，從欣賞、轉譯、犧牲，尤其最重要的是價值的角度（包含知識論的價值、臨床的價值，以及社會經濟的價值）。

透過協商現代性論述以及重組中醫的具體成果，改革派人士承擔了發展「非驢非馬」醫的歷史性挑戰。雖然他們通常都被視為食古不化的保守派，但這些懷抱改革意識的中醫師卻是積極的行動者，他們致力於實現中醫的現代性，從而探索中國自身的現代性。

——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