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奇普‧希思、丹‧希思；譯者／洪士美
• 文章中，象與騎象人的關係，請參考上一篇：〈每當想要改變時，理智與情感總是拉扯，就像是「象與騎象人」——《學會改變》上〉

只要理解，就會做出改變了嗎？

當人們無法成功推動改變，往往會將原因歸咎於他人對事件欠缺了解。一位媽媽抱怨：「如果我女兒了解她的開車習慣有多危險，她就會改變」。某位科學家表示：「如果能讓國會了解全球暖化的危機，他們一定會採取立法行動。」

但改變失敗的原因，往往不見得是理解層面的問題。抽煙的人知道香菸有害健康，還是不戒菸。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汽車製造商知道他們過度依賴休旅車和卡車的銷售（因此也過度依賴低油價），卻還是不思創新。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理解其中的緊張關係。我們明白「知道」和「做到」之間的差距。但遇到需要改變他人的行為時，我們的第一個直覺是教育對方。抽菸真的很不健康！化療藥物真的很重要！當我們應該和大象溝通時，卻找上了騎象人。

當你做出完美的理性訴求卻仍然無法改變對方時，確實很令人沮喪。為什麼華特斯要大費周章透過展示讓塔吉特的同事看見她的理念？難道單單創意設計的道理還不足以說服他們嗎？

為何單憑思考無法改變行為？因為有時候，我們真的不能信任自己的想法。

別人可能比你更了解你的智商？

你看見一個陌生人走進房間裡，然後在一張桌子前坐下來。他拿起張報紙，用正常的語調朗讀天氣預報的內容：「明天的高溫將超過華氏八十度，夜間的低溫則降到五十三度……。」他花了九十秒鐘完成「預報」，然後走出了房間。

接下來，請你猜測他的智商。你是心理學實驗的一部分，而你拒絕回答這個荒謬的問題。

「我對這個人一無所知。他只不過是走進來唸了一段報導，而且稿子還不是他寫的，是你給他的。我怎麼可能知道他的智商多少？」

最後，你心不甘情不願的給了一個亂猜的數字。另一方面，這位假的氣象播報員則被要求猜測自己的智商。誰猜的比較準呢？令人驚訝的是，你猜的比較準，即使你對假氣象播報員一無所知，你也做到了。

這項心理實驗由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Universitat Bielefeld）的兩位心理學家彼得‧伯肯諾（Peter Borkenau）和阿奈特‧李伯勒（Anette Liebler）主持，他們發現陌生人對自己智商的猜測還比自己來得強，正確率大約多出六六％。

讓我把話說清楚，這個結果並不代表你精於猜測，也不是說對方無法自我評估。其實每個人都不擅長自我評估。大學生在預測室友戀情長短的表現，比預測自己的來得好。

讓我們先花點時間思索一下這個看似荒謬的實驗結果。假氣象播報員掌握所有資訊，而你卻什麼也沒有；他擁有數十年的資料：包括在校成績、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工作評估等資訊。照理說，假氣象播報員應該是世上最了解假氣象播報員的專家才對！

如果自我評估僅取決於資訊的話，根本不可能得到這樣的研究結果。就像要你在路上隨便找個媽媽，然後猜中她有幾個小孩，一樣不可能。

但是自我評估還涉及到詮釋，而這就是大象登場的地方。大象傾向於用最樂觀的態度來詮釋每件事（「學業成績平均 2.1 代表了我的智商—因為學校課業的難度對我的智力來說太簡單了，導致我根本不想認真讀書」）。

大家都聽過有些研究顯示，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開車技術優於一般人。在心理學文獻中，將這種信念稱為「正向錯覺」（positive illusion）。

我們的大腦是正向錯覺的製造工廠：只有 二％ 的高三學生認為自己的領導力低於平均水準。人們認為自己罹患心臟病、癌症，甚至像腸炎這種食物引發的疾病，都比同年齡的人來得低。其中最可笑的自我欺騙是，大家都說自己比同年齡的人更能準確自我評估。

正向錯覺對於改變帶來很大的困擾。在人們改變自我，朝著新方向邁進之前，必須先認清自己的行為。但是，正向錯覺讓人難以產生自我覺察，無法清楚了解自身的處境和表現。我們該如何在不傳遞消極情緒的情況下，消除人們的正向錯覺？

斷開魂結！斷開鎖鏈！斷開你的正向錯覺！

麻州州立青少年服務處有個斬斷正向錯覺的好方法。青少年服務處的服務對象是犯法的孩子—它既是懲教機構又是社服機構。

在一九七○年代後期，麻州引領風氣之先改革其青少年司法系統，縮減了青少年監獄的規模，以非營利組織：中途之家、團體之家、門診諮詢中心、就業服務中心等取而代之。這些非營利組織的目標是幫助青少年留在自家社區，好讓生活重回正軌。

由於政策轉向社福機構網絡，因此青少年服務處也必須做出大幅改變。服務處不再直接面對青少年，而是透過中途之家、諮詢中心等機構。服務處的工作人員必須調整自己的工作模式，大部分的人都調適得很好。

唯獨會計部門例外。會計部門的主管是個支持鐵腕政策的專制管理者。他老是大吼大叫，一些同事替他取了一個綽號：會計師阿提拉（Attila，阿提拉是西元五世紀的匈奴王）。

阿提拉對於規則的遵守異常執著。如果你交給會計部的費用報支表漏填了任何一個欄位（哪怕只是一個日期或小計的金額），會計部門絕不會幫你補上，只會馬上退件。

由於這種小派的作風，因此阿提拉「幾乎到了人人厭惡的地步」，當時擔任青少年服務處規劃和研究主任的西姆‧西德金（Sim Sitkin）回憶道。阿提拉領導下的會計團隊把自己視為監督者，而非支援單位。

當青少年服務處轉型為社福機構網絡模式後，會計部門的作業重點自然也跟著轉變。現在提交報銷請求的是外部機構，不再是內部員工。而關於阿提拉，有件事是肯定的：他始終如一。他用以前對待公司同事的獨裁作風，來面對這些新機構。如果機構提交的報告不完美，他會直接退件。

然而這種作法造成了很大問題。正如西德金所言：「非營利機構的資金吃緊，延遲付款會嚴重影響這些機構為孩子提供服務的能力。」

西德金和服務處副處長蓋兒‧安‧西莉（Gail Anne Healy）開始接到許多非營利組織的求救電話。在某些情況下，阿提拉不趕快簽發支票的話，這些機構連薪水都付不出來。西德金和西莉試圖讓阿提拉了解，給那些機構方便的重要性。但是，正如我們一再看到的，知識不足以觸發改變。阿提拉還是阿提拉。

於是，沮喪的西德金和西莉邀請阿提拉參與某次視察行程。他們三個人開車拜訪了幾家青少年服務處的主要合作機構。

通常這些機構都位在破敗社區的老舊房舍中，他們的辦公室看起來破破爛爛、而且一團混亂。在這種環境中，工作人員仍然懷抱熱誠，努力製造小小的奇蹟。

西德金說：「典型的非營利組織員工就像是巡邏警察和社工人員的綜合體。……有時候你會覺得這些人或許曾經和他們試圖幫助的孩子有過相同的處境。這些工作人員工作認真，但顯然收入不高。」

在視察過程中，阿提拉親眼見到這些工作人員有多麼忙碌、工作環境有多麼混亂。

他們不像自己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他們的辦公室非常吵鬧，因為住在這裡的孩子來來去去，有時來煮東西吃，有時只是聚在一起聊天。社工人員則是不停奔忙，注意孩子的動靜，提醒他們記得去看醫生或面試工作。

阿提拉看到並感受到這些非營利組織困窘的財務狀況。他們的資金吃緊，因此每當他延期支付支票，就代表一筆無法支付的款項。他們可能得延期支付薪水、縮減伙食，或是無法即時送孩子看醫生。這是多年來阿提拉第一次體驗到自己挑剔的個性所造成的傷害。回到辦公室的阿提拉，就此脫胎換骨。

不過別忘了，阿提拉還是阿提拉。他還是那個獨裁且大吼大叫的人。只是吼叫的內容不同了。西德金說以前他會對著部屬大吼：「你為什麼交給我這張漏填資料的報表？！現在變成：『你不知道我們延遲付款的後果嗎？！人家等著發薪水耶！』」

阿提拉的轉變是因為戰勝正面幻覺。在實地考察之前，如果要阿提拉評估自己的會計工作表現，毫無疑問他會將自己的表現評為前一○％。在他看來，會計就是要注意細節、保持嚴格標準，並抵抗政治壓力。

他確實可以在這些方面替自己打高分，不過，他同時也是自私的。我們之所以相信自己是個水準以上的領導人、駕駛員、配偶和團隊成員，是因為我們會用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定義評估標準（我真的很有團隊精神。我經常提供同事自我改進的訣竅）。「領導者」「團隊精神」這種籠統的詞彙，助長了我們的錯覺，這也是為何很少有人會認為自己是個優秀的撐竿跳選手。

當阿提拉見過社工人員後，身為「一位好會計師」的假象已經瓦解。當他看到社工們在喧鬧的環境中辛苦工作時，他忍不住感到同情，這種同情心終結了他的正向幻覺。

我以為一名優秀的會計師就是要嚴格，現在我才知道，還要懂得提供協助。自從被迫認清過去作法的不妥適，阿提拉開始擁護新作法：各位，趕快把資料準備好，大家都靠我們了！

這或許不是一個溫馨的故事，但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會計師阿提拉是個麻煩人物。但西莉和西德金設法突破他多刺的外表，讓他可以感受事物。一旦有了感覺，就能有所改變。這個結果應該能讓所有人在面對自己人生中的阿提拉（父親阿提拉、老闆阿提拉或青少年阿提拉）時，依舊充滿希望。

——本文摘自《學會改變》，2019 年 7 月，樂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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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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