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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哪種《孤味》?中西文化衝擊下的家庭角色

雞湯來了
・2020/12/04 ・3199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SR值 539 ・八年級
  • 文/雞湯來了 蕭子喬
  • 校稿/雞湯來了陳世芃

【微雷提醒】以下內容含部分劇情透露,如還沒看過《孤味》且擔心被爆雷者,建議看過電影後再行閱讀。

票房破億的金馬電影《孤味》,故事從一位母親的七十大壽當天揭開序幕。

因為接獲失聯爸爸逝世的消息,全家人都回到了老家,彼此的相聚關心卻成了牽絆煩躁。雖然是螢光幕上的故事,卻一幕幕都是你我遇過的家人糾葛。為什麼家人之間,靠得越近越不知該如何相處?

圖/威視電影

《孤味》的四大主角媽媽(陳淑芳飾)、大姊(謝盈萱飾)、二姊(徐若瑄飾)、小妹(孫可芳飾)分別代表著不同世代女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世代」是年齡,更是不同「社會氛圍、文化背景」下長大的的象徵,造就不同性格與價值觀,也形成了不同家庭角色間的落差與衝突。

不妨來看看你或是身邊,有哪一種華人家庭中的《孤味》?

文化落差形成角色差距——劇中三種華人家庭典型女人

《孤味》媽媽、大姊、二姊是「雙文化挑戰」之下三大類型很好的代表。圖/威視電影

媽媽堅持不離婚、從不跟孩子們說過去發生什麼事,總是生氣怨嘆;大姊看似放浪不羈,其實是受不了家人關心、怕自己破壞大局而被壓得喘不過氣;二姊一間扛起家族榮耀、最為媽媽說話,卻不自覺複製媽媽對自己的期待(間接逼迫當醫生)在下一代身上(認為把女兒送去美國讀書才是好的)。

心理學者針對華人家庭的研究指出,華人家庭在當代有「雙文化挑戰」,從過往非常重視家族、以「關係」為重的「相依我」,到現代加入越來越重視「個人自由」的「獨立我」相依與獨立之間的拉扯,反映著不同世代、不同文化價值觀者的比重不同,也折射出家人之間的觀念落差。《孤味》媽媽、大姊、二姊是「雙文化挑戰」之下三大類型很好的代表。

好面子的媽媽

「你不要和你老爸一樣,一輩子在外面流浪」
「我一輩子做牛做馬,沒聽過你跟我說任何一句謝謝」
「過去的事情不要再說了」

重視個人與家族的「臉面」,一生付出,最後充滿怨嘆心情的《孤味》媽媽。圖/威視電影

「好面子」,重視個人與家族的「臉面」,一生付出,最後充滿怨嘆心情,如同《孤味》媽媽從不把過去爸爸離家的真正原因和女兒們分享,為了面子寧願一輩子讓家人誤會。也認為自己做牛做馬,其他人虧欠自己。

研究指出,練習「自我揭露」可以降低自我防衛,有助於建立夥伴關係。華人若在揭露隱私、打破常規或傳統時特別彆扭,可運用「轉背」技巧,不用面對面說,允許彼此側身或面向他方,或寫紙條、傳訊息等其他途徑,降低自我揭露難度。如同《孤味》電影尾聲,媽媽終於藉著爸爸留下的金戒指,向女兒們說出爸爸離家真正的故事。

  • 人生價值觀——以和為貴,愛好面子,家醜不可說,隱忍退讓
  • 更開朗指南——挑戰「自我揭露」,把過去的故事說出來,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說出來

壓抑不說的大姊

「牽著我勾著就好了,不用十指緊扣」
「你們就是會這樣,所以我才不講」
「如果我沒有好,那就是對不起你」

總是自我克制以顧全大局,因而習慣壓抑自我的《孤味》大姊。圖/威視電影

這類人總是自我克制以顧全大局,因而習慣壓抑自我,但長久不表達、不分享的性格,容易使人對其產生「自我中心」的觀感。如同《孤味》大姊不曾和家人吐露關於伴侶關係、癌症復發的事情,也想叫大家不要管,其實是怕自己無法回報、會虧欠家裡。

心理學研究發現,華人自我揭露時常「欲迎還拒」,既渴望表達與做自己(個人主義需求),又無法掙脫社會與世俗的框架(關係主義期待)。研究建議延長向家人溝通的暖身時間,口頭直接討論時著重偏理性的「事實」,並善用媒材或找恰當時機來間接表達「情感」。就如《孤味》二姊跟妹妹聊到兒時記憶,醞釀溫情後,隔天一早見到媽媽時忽然能互相擁抱,給予彼此溫暖祝福。

  • 人生價值觀——壓抑情緒,總是不直接溝通,看似自我中心,其實是自我克制顧全大局。
  • 更開朗指南——挑戰「情感表達」

孝悌傳家的二姊

「你什麼都不懂怎麼可以跟媽媽說女人的心情」
「媽媽以前每天都叫我要當醫生,讓他帶我去親戚那裏炫耀」
「你去美國念書才有未來」

有著獨立新女性的性格,發展事業與想法,但其實充滿家族的期待的二姐。圖/《孤味》劇照

這類人一方面渴望脫離家族發展自我(個人主義價值),同時又深受延伸家庭與傳統觀念的羈絆(關係主義價值),如同《孤味》二姊雖有著獨立新女性的性格,發展自己事業與想法,但其實個人事業也充滿家族的期待,甚至不自覺將過去媽媽間接逼迫自己當醫生的作風,複製到自己對待女兒的就學發展。

心理學研究指出,若能直接面對父母表達不滿,挑戰「天下無不是父母」的觀念,並重新理解和觀看「世代傳遞」的歷程,就能更理解爸媽的作為,甚至重新反思自己對待下一代的行為。

例如當《孤味》二姊當面質疑媽媽,「你最好是沒有逼我⋯⋯(去當醫生)」,過後發現女兒也如此質疑自己「那為什麼你要逼我去美國讀書」。二姊透過這兩段相似的對話,瞬間懂了很多事情,面對媽媽和女兒的態度也變得更加柔軟溫暖。

  • 人生價值觀——重視孝順爸媽,扛起家族榮辱,渴望「獨立我」又離不開「相依我」
  • 更開朗指南——挑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觀念

找到「相依我」和「獨立我」的中繼站

學者對當代的「雙文化挑戰」,提出「找出折衷自我」的平衡之道,因應情境彈性取捨「個人主義」(獨立我)與「關係主義」(相依我)的價值信念,讓兩者之間的「比重」能因事情、環境、對象而有彈性變化空間。

家人相處不妨多發揮創意,跳脫過往框架,自行開創新的做法,並在嘗試之間逐漸拿捏出最好的比例。或許就像劇中的小妹,能夠自在穿梭於自己家庭和蔡阿姨(爸爸離家後的新伴侶)之間,也能跟隨心之所向,用新型態方式經營承載著過去母親作風、菜色風格的餐廳。在傳統與現代、關係與自我、相依與獨立之間,找尋自在彈性的作風。

參考資料

李御儂、賴念華(2019)。文化心理劇「景觀人,人觀景」用於變遷中的華人家庭關係議題。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4,12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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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起,視訊會議減少接觸風險,卻會讓你更累、更沒創意?

Te-Yi Hsieh_96
・2022/05/13 ・35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疫情下,許多會議都改以視訊方式進行,但這對我們大腦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圖/Giphy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視訊會議疲勞」讓疫情中的工作者更容易過勞!圖/Giphy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想想看,「飛盤」除了跟狗狗玩丟接遊戲之外,還可以有哪些創意用法?圖/Giphy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面對面開會比較有助於創意發想。圖/Giphy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視訊時,我們眼中、腦中幾乎就只有螢幕裡的東西,這對需要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其實很不利。圖/Giphy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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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Yi Hsieh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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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後冬眠期,目前專職文字工作。寫心理、寫機器人,寫趣的、新奇的、跟人相關的 。 學術、科普發表詳見 👉 https://hsadeline.wixsite.com/teyihsieh (Twitter: @TeYiHsi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