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改變時，理智與情感的拉扯就像是「象與騎象人」——《學會改變》上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讓電腦理解人類情感，一直是許多科學家關注的議題。那你知道現在 AI 已經學會人類情緒的辨識了嗎？

所以我們這集就來講講：

1. AI 如何理解人類情緒
2. AI 如何生成情緒語音
3. 世界上第一款具有同理心的 AI 對話工具 Hume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如果有其他想看的 AI 工具測試或相關問題，也可以留言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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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劉育成｜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後人類學者 Rosi Braidotti 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後人類主體的感官與知覺器官，看起來會像什麼樣子？（What is the sensory and perceptive apparatus of posthuman subjects like?）」（Braidotti & Hlavajova, 2018, p. 12）。

或者，換一個問法。人類所擁有的情感、情緒、知覺或感官體驗，都是「自然的」嗎？這樣的論述有多大程度是真實的？以及，科技如何可能改變這樣的真實性？Jordi Vallverdú 提出「後認知時代（Post-Cognitive Era）」一詞，藉此思考以下提問：「情緒或情感是自然的嗎？」「在科技介入後，情緒或情感如何變得不自然？」，或者「如何挑戰情緒或情感是自然的這條界線？」（Vallverdú, 2017）。

換句話說，他的提問是：人造感官如何影響或形塑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以及，最終而言，如何形塑我們對自身之認識，以及形塑自身與機器之關係的認識？當然，這也挑戰了自然與技術的關係，也包含了重塑兩者之間原本存在之界線的內涵。

自然與非自然之間的關係

自然與技術（人造物）的關係，從希臘時代便有所論述。在史丹佛哲學百科（SEP）中，Franssen 等人歸納出了四個主題：首先，技術是學習於自然，或是模仿於自然。例如建造房子是模仿自燕子築巢、編織則是模仿自蜘蛛結網等。第二，自然與人造物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區別。例如亞里斯多德認為，自然界事物的產生與動作乃是內生的，而人造物是依賴外在的原因。此外，不同於自然，人造物也無法再製自身。第三，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物質、形式、效用、目的）對技術哲學的貢獻。第四，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對技術圖像的大量使用。例如柏拉圖將世界描述為是工匠的作品（the work of an Artisan）以及兩者都認為技術圖像在表達「世界的理性設計」這個信念上是不可或缺的（Franssen, Lokhorst, & Poel, 2015）。

在希臘神話中也經常見到技術如何借鏡於自然，以擴展人類的能力。例如伊卡洛斯與代達洛斯想要透過蠟製成的翅膀逃離克里特島的故事。對於自然與技術（人造物）之間的區別，以人造物無法再製自身為主要觀點，指出了某種對於自然與人造物之間似乎存在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或高牆。無論是往下走到底或者往上爬，科技都尚未能帶領我們看到是否能成功跨越的終點。

從技術的角度來看，自然是可以被征服的。然而，自然卻從未想要征服技術。對人類與社會的演化而言，「自然」不過就是透過技術進行觀察與再現的產物。康德曾經提問，「自然如何可能（How is nature possible?）？」社會學家 Simmel 認為這樣的提問正指出所謂的自然，「只不過是對自然的再現而已（nothing else b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Simmel, 2009[1908], pp. 40-41）。此一對自然的再現，原本是透過感官、心智與意識的運作，綜合而來的主體經驗，例如味道、溫度、顏色、情緒等皆然。

對康德而言，自然「就是個特定種類的經驗，一個透過且在我們的知識範疇中所發展出來的圖像」（Ibid.）。Simmel 對康德有關自然的討論，原本是想要回答「社會如何可能？」的這個問題，但將它自身的問題類比於康德的提問，正好提出了當前關於科技與人類發展的重要議題，也就是：在多大程度上，人類其實是技術的產物，且徹頭徹尾就是技術的？以及，隨著科技的介入，人類—身體與心智—在多大程度上仍（會）是自然的？

自然（Nature）可以是資料（Data）嗎？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對立。為了在對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式上佔有自然物質，人使自身的自然力——手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人透過這種運動，對外在於自身的自然施加作用並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己的自然／性質（Nature）」（引自，萬毓澤, 2018, p. 56）。

這似乎是說，人透過其原本作為自然界之一部分的自然之力，在改變自然的同時，也改變了自身的屬於自然的那一部分。科技不僅在這個運動過程中給予人的自然力大大的協助，甚至不斷地擴增其力量，更透過大腦的延伸——網際網路以及人工智能等——欲將人類身體的自然性質消除殆盡。儘管可以想見的是，這為人類的日常生活帶來更多的便利與效能，但與此同時，自然卻也成了一個再也回不去的想像。

「是不是自然的？」這件事重要嗎？在自然與技術（非自然或人造物）這兩個端點上，我們很少譴責自然是一個不好或不健康的東西，但是跟技術有關的，卻經常象徵了不健康的事物。當現代社會中出現越來越多諸如「吃得健康」、「吃原型食物」、「回歸自然」等論述，或許也指出了前述馬克思所論述的矛盾。

在科技發展上，將自然——透過各種感測器或演算法等——化約為「資料（data）」並且對透過這些資料以模擬、再現或理解自然的肯定，讓自然離人類越來越遠。Coyne 在探討自然在數位時代中的位置時也說道：「無論自然是什麼，其絕不是資料」（Coyne, 2018, p. 7）。我們之所以能夠區別何謂自然或不自然，前提是我們已經使用了「自然／非自然」的這組區別。對人類以外的有機體而言，這組區別無疑是不存在的。

換句話說，這組區別乃是技術的產物，也正是從技術（人造而非自然）的角度觀之，自然充滿了訊號（signals）或徵兆（signs）， 等待著被（技術）解讀。對自然的「認知」——搜集、解讀訊號並賦予意義，一開始雖是透過尚未被技術中介的身體與感官來實現，但如今卻逐漸轉向由人造感官（artificial organs）與演算法來架構出對自然的認識。

歷史上的四種認知階段

廣義而言，「認知」就是對世界或環境的感知與認識。Vallverdú 區分了歷史上的四種認知階段：自然、文化、計算，以及後設統計（meta statistics）（超人類／超智能）（Vallverdú, 2017, p. 194）。這四個階段也可以看作是四種認識世界的方式，而這個過程也標示了那個原本是自然之一部分的身體，在科技介入後如何逐漸消逝的過程。

在前三個階段，那個自然意義下的身體仍是認知發展與主體，感官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心智的發展也與感官如何感知外部世界有密切關係。因此，至少在這些階段中，知識仍是具身性的（embodied）。假如我們依舊相信科學與科技發展中的奇點（singularity）論述是可能出現的，那麼在奇點之後的人類以及「認知」又會是什麼樣子？這是 Vallverdú 所謂的第四階段：後設統計。他認為，未來的知識在本質上將會是「統計性的」。他稱那些在奇點之後所出現的認知實體為「後認知實體（post-cognitive entities）或「後奇點智能（post-Singularity intelligences）」（Ibid., p. 197）。

這樣的一種後認知實體主要有兩類，其一是「超人類（transhumans）」，其二則是人工智能學家 Nick Bostrom 所謂的「超智能（superintelligences）」（Bostrom, 2014）。超人類或許仍可被認為是人類或具有部分人類的性質，或者所謂的「賽博格（cyborg）」。然而，對於「超智能」——一種具有人類智能特性卻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演算法，如何定義其是否為活著的或者是有機體等，對某些人而言似乎還是個困擾。

在探討認知的發展與情緒是不可分的前提下，Vallverdú 將這些後奇點智能的情緒系統描述為「para-emotions」，這個系統與當前人類的情緒系統運作會有很大不同，也將會是建立在新的資訊結構之上。如果情感與情緒在某種程度或意義上仍是自然的，那麼我們將要如何理解透過人造感官、各種感測器所蒐集到的數據，並據以形成關於情感與情緒的計算及結果？

另外，假如一個人工智能演算法能夠展現情感與情緒，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對環境的認知與理解，這樣的一種非人的、後奇點實體是否能被視為是具有生命的？這些問題不僅在實務上會帶來各種倫理議題，在知識論上也直接挑戰了自然與技術的界線。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已經可以見到人們透過穿戴式或植入式裝置搜集數據，並以此為了解自身身體的方式。這些人造感官、感測器所獲得之資料，可以單獨運作或與身體感官的運作合併，一同形塑出所謂的認知。人們感知的方式也會形塑其思考與行動的方式與內容。

Vallverdú 以「羞恥感（shame）」在社會連結中扮演之角色為例指出，羞恥感這種複雜的社會情緒，乃是透過複雜的社會互動而出現。此外，羞恥感更能夠用來實現人們彼此之間更細緻、複雜的社會互動（Vallverdú, 2017, p. 205）。這樣的情感與情緒如何在人造認知設備中獲得實現，以及對人機互動的影響與啟發等，都還尚待深入探究。

「感覺」可以透過大數據或演算法建構嗎？

「資料並未創造出感覺（data do not create sense）」，Vallverdú說道（Ibid.）。

透過技術能搜集到的資料越多，並不表示對自然或環境的感知或理解就必然會越加正確或適切。更重要的是，透過人造感官為人類或超智能所架構出來的環境特性，是否也是自然的，或自然的一部分？若我們將演算法也視為一種人造感官，當人們越來越依賴演算法來架構認知時，人類大腦是否會受到各種人造感官的影響，而被形塑成一種透過人造的方式來認識其環境，或者甚至，最終為人造大腦所取代？例如，書寫工具的數位化將我們與自然的接觸簡化到手指的固定、簡單的幾個動作，但卻給予與我們探索更多非屬於自然的可能性，而得以讓想像力因為數位化工具而得以更精緻、更多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實現。其確實為我們帶來了更豐富的世界，但也將我們與自然的關係簡化為僅是手指的幾個動作。

再舉個例子，我們對植物的認識，過去需要到外面，透過觀察、觸摸等方式來認識植物，如今透過智慧型手機中的 APP（例如「形色」或 Google），只要對不知名的植物或花卉等拍攝照片，該程式就會將照片與其雲端上的資料庫進行比對，然後將結果回傳到手機螢幕上，然後使用者就會知道該植物的名稱及特性。在經驗研究中觀察到的是，使用者是在獲得回傳之資料後，再將該資料中對該植物特性的描述與眼前的植物進行比對，也就是透過回傳之資料來認識該植物的特性。

在此一過程中，原本一開始是需要透過感官進行仔細觀察、觸摸、尋找資料、比對等都被簡化為一連串數位化的動作，這些動作與所要認識的對象之性質無關，而我們卻越來越習慣於用這樣的方式來認識與接觸自然。當我們意識到時而想要回歸到更多的自然時，我們所需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更高（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於技術為我們提供對自然的認識或進用），甚至是一件不太可能或相當困難的事。

Braidotti 認為後人類、後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乃是茁生於「展露自身於世界，且折疊世界於自身之中的實作」（Braidotti, 2013, p. 193）。對我來說，這就是將人類帶回自然。至於這個「將人類帶回自然」對人類自身而言是一種貶抑或者是提升，或許仍有待討論。若科技是為了征服自然而存在及發展，也就是致力於人與非人（人造物）、自然與技術之界限的消解，那麼這樣的一種後人類論述，或許更像是創造了不存在真正自然的對象物。前述之界線的消解包含兩種意涵。其一是解消而回歸自然，其二是解消但卻是回歸技術。

然而，對這兩種意涵的探究，是否也預設了人與非人這組區別是技術而非自然的產物？這或許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關於後人類與後人類中心主義的提問便會包括，這組區別之解消，帶來的是偏向自然或偏向技術的世界或思維？

《脫稿玩家》中擁有自我意識的 NPC

在最近的一部電影《脫稿玩家（Free Guy）》（2021）中，劇情主要描述一個在數位虛擬世界中的 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在獲得自我意識之後所發生的各種情節。非玩家角色指的是，在角色扮演遊戲中，那些不是由玩家所控制的角色。非玩家角色通常是由電腦程式或人工智能演算法所控制，主要協助真人玩家進行遊戲或豐富遊戲的場景與互動內容。

在該電影中所設定的虛擬遊戲場景裡的 NPC—Guy—突然獲得了自我意識，因此也認識到他跟遊戲中的其他 NPC 角色有所不同。此外，該遊戲的真人玩家也在與 Guy互動的過程中，不僅有真實情感的投入，也引發了對於 Guy 是否應該被視為是「人」或者是「活著的」討論。這也直接挑戰了自然與非自然的界線，以及「什麼是『活著的（alive）』？」、「自然就等於是活著的嗎」等觀點。更進一步提問會是，在這個從自然到非自然的跨越，以及從非自然跨回自然之過程中，到底發生了哪些事？

結語

綜上所述，人類（社會）或許正經歷一個從「科技中介的自然（technologically-mediated nature, or artificial nature」到「科技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technology）」之發展。在此過程中，關鍵的提問將會是，自然如何解消於科技之中，以及這樣的解消為物種帶來何種面對自身的方式及後果？無論是 Vallverdú 稱之的後認知或後奇點實體，還是 Braidotti 的後人類主體，這些都會是「身體主動吸引技術進入其中」的主體，技術不再是輔助身體之用，正常與不正常的身體，都期待技術帶來的好處——也將重塑正常／不正常的界線。

例如我們不只是無法抗拒智慧型手機，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歡迎智慧型手機對身體——姿勢、行為、心理與心智——的殖民。感官與知覺設備不再只是指單純的身體感官，也不是如麥克魯漢所言之的身體感官透過技術物而延伸的產物，而是技術物改變感官經驗甚至取代感官以提供資訊給心智（演算法）進行處理，最終帶來的或許正是一個科技就是自然的後認知時代。

參考資料：

• 萬毓澤. (2018). 你不知道的馬克思. 新北市: 木馬文化.
• Bostrom, N. (2014).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idotti, R.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raidotti, R., & Hlavajova, M. (Eds.). (2018). Posthuman Glossary. London and Oxford: Bloomsbury Academic.
• Coyne, R. (2018). Network Nature: The Place of Nature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Franssen, M., Lokhorst, G.-J., & Poel, I. v. d. (2015).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E. N. Zalta, U. Nodelman, & C. Allen (Ed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p. 1-5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 Simmel, G. (2009[1908]). 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Volume 1) (A. J. Blasi, A. K. Jacobs, & M. Kanjirathinkal, Trans.). Leidon & Boston: Brill.
• Vallverdú, J. (2017). The Emotional Nature of Post-Cognitive Singularities. In V. Callaghan, J. Miller, R. Yampolskiy, & S. Armstrong (Eds.), Th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pp. 193-208). Berlin, Heidelber: Spr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