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羊桃莉誕生 │ 科學史上的今天：07/05

• 林翰佐／銘傳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副教授，科學月刊總編輯。

最近生命科學界爆發一宗廣受關注的事件：

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博士將 CRISPR/Cas9 活體基因編輯技術用於人類胚胎的編輯，並經植入孕母著床懷孕後，於日前成功產下 2 名基因體受到修改的女嬰。

賀建奎博士宣稱，該計畫主要針對具有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即一般人俗稱的愛滋病毒）感染的夫妻，研究其對胎兒垂直感染的可能性，並藉由將受精卵中名為 CCR5 基因剔除來達到防治之目的。

賀博士似乎對此研究信心滿滿，但透過網路視頻的發表與媒體專訪披露之後，反而引發科學界與社會的震驚。在中國，數百名科學家幾乎在第一時間便聯署聲明譴責，稱此瘋狂的實驗存在著嚴重的生命倫理問題，並要求政府補上監管漏洞。聲明更直言該實驗在技術上沒有任何創新，唯一的突破是科學家的倫理道德底線。

顯然，這樣的研究跨越了科學界普世道德標準。即便是一般社會人士，相信對於這樣的研究也會感到有所不妥。不過生命科學的相關研究道德尺度在哪裡？其實這仍有嚴謹的脈絡可循。

人體試驗的普世道德標準

探索生命一直是人類積極發展的科學議題，在人類進化的歷程當中，科學研究方向大抵朝向增進人類福祉為目標，但其中也不乏一些黑歷史，像是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德國對集中營中的猶太人及日本 731 部隊對戰俘所做一系列不人道的人體試驗，這些研究顯然有其道德上的不公義性。不過，即便在承平時期，科學研究也有出岔錯的時候，例如美國發生塔斯基吉梅毒試驗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原本立意良善的梅毒治療研究，在時空環境的改變下演變成為殘忍的見死不救。這些血淋淋的案例一再地揭示，以人類為主體的研究，似乎應該有明確的道德規範，藉以防止這類事情的不斷的重演。

有鑑於此，國際相關研究社群開始著手訂定人體試驗所應遵守的倫理規範。這些規範雖並非全然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這些凝聚國際團體共識的議定界定了普世對人體試驗中倫理的基本要求，因此幾經更迭修改，許多規範仍沿用至今，例如紐倫堡宣言 (Nuremberg Code)、赫爾辛基宣言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及貝爾蒙特報告書 (Belmont Report) 等。

基本上，這些宣言與報告楬櫫人體試驗中應該遵行的 3 項重要的倫理基礎，分別為：

1. 對人的尊重 ── 包括對人權的維護以及對受試個人的尊重。
2. 善意的對待 ── 窮盡實驗的設計與執行降低對實驗者的傷害。
3. 公平正義。

這些意涵也被各國的立法單位所重視，並將精神落實於立法之中，例如目前臺灣的「醫療法」中，即規定「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設立，針對凡涉及人體及其組織檢體的研究進行實質上的審查，透過審核機制的管控確保研究計畫的品質，並保障對受試者的尊重以及各種權力的維護。

人類胚胎的研究與對社會的衝擊

人類胚胎的研究一直是生命科學研究上道德的邊緣地帶，爭議的觀點有很多，除了部分宗教裡對於「人」形成的見解之外，更廣泛的關注在於胚胎是否應視為人而賦予其等同於人的權利。

雖說我國《民法》中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但並不意味著可對未出生的人類胚胎得以高唱科學為名為所欲為。在 1997 年透過核轉殖技術成功培育出第一隻高等哺乳動物「桃莉羊」，隨即引發人類社會的重視，其中的原因就是意識到人類科技的進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展至今，已有操弄胚胎，改變生命的可能。發明人威爾穆特博士 (Sir Ian Wilmut) 在成名之後旋即受到梵蒂岡天主教教宗的召見垂詢，足見其影響性。即便這類高等動物的複製技術未來商機無限，科學家宣稱可以透過預定的方式訂做一個 mini me，作為未來器官移植的備料庫，但更多反對的聲浪也接踵而至，例如這樣直接取用他人器官的方式是否合法的問題。

生命科技進展對社會的另一次震撼教育發生於人類胚胎幹細胞 (embryonic stem cells) 的相關研究，所謂胚胎幹細胞係指位於囊胚期 (blastocyst) 胚胎中位於特定區域；內細胞團 (inner cell mass) 中游離出來的細胞。先前的研究顯示，胚胎幹細胞具有多元分化 (pluripotency），可以透過誘導技術分化成人體內任何一種型態的細胞，故具有相當的醫療未來性。

然而，人類胚幹細胞株的建立必須透過破壞一顆胚胎來獲得，這種殺生式的救人科學在道德層面上有著尷尬的地位。美國國會曾於 1996 年通過所謂的迪基維克法案 (Dickey-Wicker Amendment)，禁止聯邦的經費資助足以製造或摧毀人類胚胎幹細胞用之研究，企圖從金源上來限縮該領域的發展，然而囿於龐大的醫療商機，確保戰略上的科技競爭優勢，該法案已於 2009 年由美國聯邦法案明令廢止。

讓我們再回到賀博士的問題

談到這裡，相信讀者會明顯的感受到問題的渾沌性，所有論述似乎只有原則與道德上的說明，而無明確的、法律上的明文規定。

看起來的確如此，科技進展如此迅速與日益複雜，立法部門很難跟上腳步；另從實務的角度來看，法律保障的對象仍以現身在世者，在民主國家的政權當中更可能進一步的限縮於那些具有投票資格的選民，畢竟其為所謂的「民意基礎」，花心思在一個並不存在的個體為其設立法律謀求應有的福祉，並不是立法機構的首要任務。所以一切的把關機制，完全存乎研究主事者一心。

CRISPR/Cas 9 技術無疑是 21 世紀生物科學界最偉大的發現之一，透過這項技術可以實踐在世界上絕大多數生物體內誘導基因體的修改。然而此技術的不確定性也是眾所周知──整個技術如同拿霰彈槍獵鳥，除了目標，也會有「脫靶」造成其他基因被誤擊的可能──對人類胚胎而言，這意味著致癌機率的增加及未來衍生之代謝疾病發生的可能性。

更離譜的是，該實驗的設計與問題解決之間並沒有存在著必然性，反而有極大的機會衍生更多的問題。流行病學中研究中所論及的是擁有特殊亞型之 CCR5 基因的白血球可以降低 HIV 病毒感染的特性，但賀博士的作法是極端地利用 CRISPR 技術將 CCR5 基因的運作硬生生停止， CCR5 基因在器官發育等生理機轉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僅為防止 HIV 病毒入侵的可能就大費周章的摘除宛如削足適履。

筆者認為，除了急功近利，實在看不出這樣的研究真正的學術價值。人體胚胎研究不比實驗動物，我們必須為出生的生命負責，不知道賀博士是否有想過這樣更深層的意義？

延伸閱讀

1.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
2. 林翰佐，〈物種基因剔除技術爆炸性的新突破 ─ CRISPR/Cas9 技術淺談〉，《科學月刊》，第 552 期，2015 年 12 月。

〈本文轉載自《科學月刊》2019年1月號〉

一個在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的科普雜誌。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如果能在過去、現在兩點拉出一條直線的話，未來的趨勢也有機會在我們掌握之中；當我們遇到困難時可以透過過往的經驗，幫助我們下判斷。這就是歷史的重要性！同樣的，歷史的脈絡可以幫助我們學習科學，而且還有機會發現科學家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神聖不可侵。2015 年 12 月 22 日在胖地台北，泛科學的專欄作者張瑞棋帶著《科學史上的今天》，和我們分享科學家背後鮮為人知的小故事。

「從小到大，科學家在我們心中非常偉大，無論是哥白尼的日心說，或者證明地心引力作用一樣的伽利略。這些科學家閃耀著光芒，直到越讀越多書後才發現，光芒的背後其實存在著陰影。這些科學家們的陰影來自信仰、權威以及性別。」

信仰

普遍認為哥白尼的日心說之所以不被認可，是因為宗教的打壓。然而另一種觀點是由於哥白尼認為上帝創造的宇宙應該存在著完美對稱的幾何關係，也就是軌道應該是圓形的！但這會和他觀察到的天文現象不吻合，因此與其說日心說的發表示因為教會的壓力，其實哥白尼本身的執迷才是造成學說延宕的原因。又比如提出滅絕說的居唯葉，他認為物種會因為某些災難而滅絕，另一方面在創世後仍物種繼續被創造。由於他深信聖經的創世論，甚至抨擊達爾文的演化論，導致演化論的發展備受阻礙。

權威

除了信仰外，有時候科學家利用自身權威、堅持己見，抑制別派學說，亦會影響科學的發展。你能想像西元十六世紀，醫生們拿著的解剖經典是出自於西元二世紀的蓋倫，且內容漏洞百出嗎？蓋倫是根據其動物解剖的經驗來推斷人體的內部構造，當然和人體的構造有很大的出入。但許多人不改抵抗權威，使得錯誤流傳千年。直到維薩留斯的出現，人體的結構才終於被了解。維薩留斯憑藉著大量的人體解剖經驗，推翻了多年來的理論，加上他有美術的長才，得以將知識快速的更新、傳播。

另一個為人所知的例子是牛頓及萊布尼茲。在微積分發展上，英國推崇地位較高的牛頓提出的流數，而非萊布尼茲的微積分，這導致英國的數學研究落後其他歐陸國家。最後一個權威造成的悲劇，讓許多產婦賠上了性命。十九世紀，醫生塞默維斯發現由醫院接生的產婦死亡率遠遠高出了由助產士接生的。他推測原因是醫學系的學生在解剖完大體後沒有清潔，而將細菌帶給產婦。然而其他高傲的醫生們認為：醫生怎麼可能害人呢？而摒棄了塞默維斯的想法。

性別

女性在科學界受到的打壓也不少：在代數領域有傑出成就的埃米諾特，竟因其性別而無法擔任大學教授；華生看了羅莎琳．佛蘭克林的 DNA  X 光繞射圖片，終於發現了 DNA 的雙螺旋結構，並以此得到了諾貝爾獎。雖然華生得獎的時候佛蘭克林已過世，然而我們可以想像，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即便她在世，女性科學家的得獎機率仍然很低；發現脈衝星的喬瑟琳貝爾其成就在天文界有目共睹，然而諾貝爾物理獎的獎座是被指導教授赫維許拿走；吳健雄透過實驗證實宇稱不守恆，但最後是理論學家楊振寧及李政道是拿到了諾貝爾物理獎。

有些時候科學家對抗的不是來自外界的輿論、權威，反對的力量反而是來自科學界：牛頓打壓虎克及萊布尼茲；愛迪生堅持使用直流電系統，並利用交流電椅製造世人對交流電的恐懼，藉此反對特斯拉的交流電系統；發明氫彈的泰勒對前主管歐本海默落井下石，聲稱歐本海默對美國不忠……

我想呈現的不只是科學家的榮耀，還有其與常人無異的一面

跟著《科學史上的今天》的腳步，我們可以發現科學家或許只在智力上比一般人高超，但其品性仍和常人一樣：他們也會忌妒、也會排擠別人、也會為了得到權力耍手段。如果大家能用平等的角度認識科學家，去了解理論後的時代背景，那學科學就不再只是背公式和定理，而是和一段段生命故事相遇的奇幻旅程。

1692 年，現今的麻塞諸塞州猶是英國的殖民地。2月29日這一天，靠近海灣的塞勒姆小鎮有三位女性同時遭到拘捕，她們是：黑人女僕蒂圖芭 (Tituba)、39 歲的遊民古德 (Sarah Good)、以及幾乎不上教堂的 39 歲婦人歐斯朋 (Sarah Osborne)。她們共同的罪名是──女巫。

這起事件源自二月初，兩位 9 歲與 11 歲的小女孩突然全身痙攣，蜷伏桌下，大聲尖叫，亂扔物品。其症狀頗符合相傳的著魔現象，加上醫生檢查她們身體並無異狀，於是耳語開始在鎮上流傳。沒多久另幾位女孩也出現類似症狀，在大人的強力要求下，女孩們指認了這三位對她們作法的女巫。

雖然獵捕女巫不算新鮮事兒，早自十五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各地就掀起了民間自發的獵巫運動，許多無辜女性被指與魔鬼訂定契約，使用巫術迷惑或傷害他人，因而被嚴刑逼供、慘遭處決。不過這股熱潮到十七世紀末已開始消退，英國本土更是自 1682 年之後就不再有人因為巫術罪名被處死，沒想到十年之後，反而在她的海外殖民地再現獵巫高潮。

她們三人被拘禁後，事件並未就此平息，越來越多人被指控是女巫，對象擴及中上階層，最後連男性也難倖免，到了五月已有 62 人遭到拘禁（歐斯朋已死於獄中）。鑒於事態越演越烈，麻塞諸塞區的行政首長特別成立了由七人組成的法庭專門審理塞勒姆鎮的巫師案，但他們憑藉的卻多是《女巫之鎚》此類書籍中荒誕無稽、形同逼供的判別方法。

1692 年 6 月 10 日，一位愛著奇裝異服，不守清教徒習俗的婦人成為第一位被吊死的犧牲者；7 月 19 日，一次處決五位女性，之後每月都有人被處以絞刑。直到幾位哈佛大學的意見領袖公開抨擊法官採信幻覺、夢境等心靈證據，行政首長才在十月底解散特別法庭，並在半年後釋放所有被羈押的人，總計已有19人遭吊死，一人被刑求而死，還有數人死於獄中。

回顧這起獵巫事件，科學家推斷一開始那些女孩的症狀是因為食用了被麥角菌汙染的穀物；社會學家則從社會背景分析，指出當時原本安寧穩定的塞勒姆遷入大量新移民，一方面原來的居民對新來者懷有戒心，一方面貧富不均引發階級衝突，形成小鎮內部的緊張對峙，因而醞釀出一發不可收拾的獵巫事件。

即使過了三百多年，現今社會仍時時可見因族群、階級或政治立場不同而劃分敵我、亂扣帽子的亂象；鑑古推今，我們豈能不對披上各種不同外衣的獵巫運動保持警戒呢？！

本文同時收錄於《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改變世界的起點》，由究竟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