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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夠善良——科學衝擊哲學?惹火的道德心理學(上)

德國梅克爾處理難民像哲學王

 人性善惡是恆久不衰的話題,它從個人生活乃至國際大事,深深地牽動我們的情感與理智,對此爭論不休,筆者屢屢撰文觸碰敏感的道德議題,是相信融入現代科學認知,終可拼湊出問題全貌,改變昔日只從單一學系學派立論的偏見。

最近,敍利亞難民潮令西歐各國非常頭痛,德國總理梅克爾面對80萬難民湧入,顯出高度的情理兼容,她一方面站在人道「信念」(普世價值),表示德國仍有能力收容難民,願意照顧他們,斥責國內仇視移民的縱火案;另一方面「計算」實際情況,呼籲歐洲各國攤分收容難民的數量,共同承擔這次問題。梅克爾的處理方法充滿智慧,可謂揭櫫近年美國道德心理學的重要啟示:雖然,人類源自演化的道德直覺是有局限的,喜歡偏私「自己人」,但只要覺醒它的局限,將有助我們理智地成就更大的「善」。梅克爾高明之處在哪?我們姑且留待最後才接續討論。

source: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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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從類人猿動物那顆樸素的同理心談起。1996年,在芝加哥動物園裡發生一宗意外,一位三歲男孩不慎從五尺高跌落靈長類動物展示區,萬料不到,此時一隻八歲雌性大猩猩,飛撲接住男孩抱在懷裡,坐在木頭上輕拍男孩的小背,安撫他受驚的情緒,再將他交給工作人員。這位大猩猩的同理心感動全球,人們幾乎習慣把道德善性視作人類獨有的光芒,忘記了我們也分享著類人猿動物的共通本性;這也是動物學家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猿形畢露》(Our Inner Ape)中提醒我們要反思的事。[註一]

不止德瓦爾提及的事例,靈長類動物學家娜迪茲達.雷帝吉納—柯茲(Nadezhda Ladygina-Kohts)曾在莫斯科養育一隻名叫喬尼的黑猩猩,牠常任性地留在屋頂耍玩,拒絕回到她身邊。後來柯茲發現,只要她裝作哭泣,喬尼會立即跑去找她,還唯恐有人侵害她,急急輕撫柯茲的臉,以示安慰。還有,菲力斯.華內肯(Felix Warneken)及麥可.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研究發現,黑猩猩甚至會自發幫助同伴和人類,不求任何獎賞。看來,人類與牠們確有一脈相承的善性本能,只是複雜程度有別。

 演化生物學「褻瀆」善性?

當然,以生物演化角度探討人性,常常引起部分人的激烈情緒,將之標籤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陰魂不散,誤以為提出這種討論的切入點,等同「純粹」以動物天性合理化道德推論。意思就是,我們的道德觀大可訴諸先天,凡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特質,那些行為都是可接受的,正如人類和黑猩猩天性也懂得互相殘殺,只要能生存和進步,有甚麼不能做呢?這樣說來,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便可說成「為求進步,不擇手段」了,所以,他們一聽道德直覺源自生物演化,隨即暴跳如雷,感覺非常危險。

猶記得數十年前,著名社會生物學家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某次學術會議中,突然被人當頭淋了一壼冰水,藉此回應他社會生物學的言論;另外有些學生四處張貼海報,高呼要他下台,召集各路人馬騷擾他講課;他們認為以生物學分析人性,根本是要塑造種族主義和階級化社會,威爾森一時成了眾矢之的。

Edward O. Wilson source:wikimedia

Edward O. Wilson     source:wikimedia

接下來我們便明白,達爾文和威爾森都被冤枉了,生物演化的發現,並不表示我們不分是非曲直都要接受它,那些偏激盲目的想法,無助了解道德真象。誠如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本年六月的演說強調,人類之所以稱霸地球,在於演化出黑猩猩所沒有的意識能力,這種能力使我們像創作故事般建立信念,約定社會行為,促成龐大合作,終於勝過其他動物。事實上,我們幸有這種思想能力(包括理性),即使繼承了各種演化本能,也能從中取捨抉擇、擇善固執,這才是人類有望邁向更美好生活的關鍵。

現在,我們不妨同時跨越兩本道德心理學著作,拼合更遼闊的道德視野。一本是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所著《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註二];另一本是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所著:《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由於格林較多創見,筆者偏向長篇論述他的說法) [註三]

嬰兒天生愛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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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關於人類嬰兒出生後流露善性本能,二人在書中同樣交代過一項非常經典的實驗。學者凱利.哈姆林(Kiley Hamlin)、凱倫.溫(Karen Wynn)與保羅.伯倫(Paul Bloom)分別找來一批六個月及十個月大的嬰兒,讓他們觀看貼上眼睛的「正方形、三角形和圓形」互動的影像。其中一個影像,圓形嘗試登上山丘,卻不成功,這時三角形出現,將圓形推上山頂;而另一影像,儘管圓形也是嘗試登山,不過突然出現四方形阻礙它向上,更把圓形推回底部。

嬰兒重複看了幾次後,研究員向他們擺放三角形和四方形的玩具,結果顯示,對於16名十個月大的嬰兒,有14名選擇曾幫助圓形的三角形玩具;另外,12名六個月大的嬰兒,全數選擇三角形,不要四方形玩具。反映這些未足一歲,甚至只有半歲的嬰兒,明顯偏好互相幫忙的對象,而不是留難別人的家伙。也許有人質疑,不排除這些嬰兒「碰巧」大都喜歡三角形吧?可是,研究員再找新一批嬰兒進行實驗,除去那些眼睛,同樣讓他們觀看圖形之間的互動,事後印證,嬰兒並未有特別喜愛三角形,明顯賦予眼睛的圖形被擬人化後,揭示人類道德天性,早已埋藏偏好互助行為的幼苗。

可是,兩位作者並未提及另一項重要實驗,發展心理學家艾莉森.高普尼(Alison Gopnik)打破了舊日看法,過往認為兒童要到七歲才發展出代入他人觀點的能力,這種能力同樣被視為人類同理心的重要基石。高普尼找來一些十四至十八個月大的嬰兒,事前都知道他們通通愛吃「培珀莉小魚餅乾」(Pepperidge Farm Goldfish Crackers),遠多於吃不吸引的青花菜。研究員在嬰兒面前裝出相反的偏好,表情流露極愛吃青花菜,十分厭惡小魚餅乾,事後發現,十八個月大的嬰兒,雖然自己喜歡小魚餅乾,依然能夠理解研究員愛吃青花菜,將青花菜遞給她。

但是,嬰兒有可能是因為貪吃小魚餅乾,刻意不給研究員嗎?並非如此,十四個月大的嬰兒,對於研究員愛吃青花菜首先流露疑惑的表情,卻依然給她小魚餅乾,可見,並不是嬰兒出於貪吃,他們仍未能理解研究員的愛好,只懂將自己的偏好強加在對方身上,將自以為好吃的餅乾,給予研究員,即使疑惑她吃上去為何一臉愁容。[註四]

source:David Salaf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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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顯示,人類先天道德善性傾向,十分年幼已偏好互相幫忙的人,並能代入他人觀點,遠早於說謊欺詐的能力 (另有研究反映,兒童最早說謊的歲數是三歲半到四歲半)。那麼,兒童到了五歲左右,能夠以語言表達想法時,他們如何看待道德問題?海德特引述艾略特.杜瑞爾(Elliot Turiel)的研究,當這些兒童被問及:若有位小女孩想玩盪鞦韆,卻立即把正在玩的男孩推下來,你認為這樣可以嗎?幾乎所有兒童都表示,無論老師批准、校規沒寫,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可見,毫無理由傷害旁人,成了兒童的強烈直覺,超越了外在社會成規(Social Conventions)。

到我們成年後又如何?格林引述學者斐耶里.庫許曼(Fiery Cushman)、溫蒂.曼德斯(Wendy Mendes)等人近年就「迴避暴力」的研究,在實驗中,他們要求人們模擬暴力動作,像用鐵鎚作勢敲擊某人腳部。結果發現,即使人們明知自己假裝作出暴力行為,足以令他們部分血管劇烈收縮,出現「腳軟」的情況;若只是旁觀別人假裝攻擊,或以鐵鎚敲擊鐵釘等死物時,並不會造成劇烈反應。此外,回顧歷史,在美國南北戰爭時,聯邦軍軍官常接到報告,指前線的士兵彈匣裝滿子彈,卻未射一發就死了,被認為是士兵受道德情緒影響,無法輕易地對陌生人開槍。

不好意思,你不夠善良

上述由幼年到成年的心理機制,似乎讓我們感到人類善性一片光明,不是嗎?不,潑冷水的時候到了,我們的善性是有偏私、有限制的,相當容易劃分「自己人、其他人」;「好友、敵人」,偏好小圈子,愛好自己的國家、民族、膚色等等,這些都是基因演化為我們預先設置好,快捷區別「我群」與「他群」的道德直覺。

如凱薩琳.金斯勒(Katherine Kinzler)及其同僚發現,六個月大的嬰兒喜歡望不帶外國腔調的人說話,而十個月大的嬰兒喜歡說母語的人給他們玩具;到了五歲左右,小孩喜歡跟不帶外國腔調的人做朋友。這種親疏有別的喜歡感十分自然,早在我們未深受文化教育影響時,這些傾向經已形成。還有,我們或已聽說過那神奇的「催產素」(Oxytocin),以往一些田鼠實驗已發現,這種神經分泌物跟動物的愛慾、關懷,甚至跟一夫一妻制密切相關,卻較少提及它的有限範圍。

海德特為此整理了一些研究,不錯,有些遊戲實驗反映,鼻子吸入催產素後,有助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願意在遊戲中將錢轉移給匿名的陌生人。但是,當實驗套在帶有團體競爭的遊戲時,催產素會使人更願意傷害其他團隊,以保護自己團隊;若實驗牽涉自己國族,便會視自己國家民族的性命極端重要,種種跡象顯示,催產素的增加雖有助關懷「我群」,同時也增加厭惡「他群」的程度。換句話說,我們演化而來的情感直覺機制,充滿限制,先天早已植入了諸多偏好 。難怪格林亦感嘆,在美國仍存在種族偏見問題,白人名字的履歷更受僱主肯定;而美國法院的紀錄反映,黑人被告相比白人被告,更容易被判死刑。

現在要問的是,為何演化使我們擁有同理心之餘,卻又如此偏私?海德特和格林分別以基因演化、神經科學為我們拆解背後的道德基礎。海德特指出,生命史的開端猶如是基本單位的層層結合,由古細菌在單膜內的結合,到真核細胞的出現,再由此分裂成不同有機體,有機體逐個組成不同族群,部分生物再由小族群連結成大族群,層層遞進。從細胞到有機生物,億萬年的演化見證著不同層次的分工,互相依存,也反映出個體競爭與群體競爭,在生物界同時並存。

海德特表示,達爾文演化論所包含的「多層次選擇」(multilevel selection)早已道出箇中端倪:「基因的外面是染色體,再外面是細胞,再外面是個別的有機體,再外面是人群、社會、其他群體。在這個階級組織中,任何一層都會發生競爭」。而人類天性的複雜多元,正是既像黑猩猩有強烈的自私性,又像蜜蜂懂得群體分工,海德特以此比喻人性,如同有90%的黑猩猩特性,再揉合了10%的蜜蜂特性。人類演化而來的情緒機制、道德直覺,讓我們先完成小圈子的團體合作,到了人類擁有意識能力以後,原始宗教與文化思想加強了社會合作、促進分工,集體意志解決更大的社會需求。

同樣地,格林認為演化優勢就是競爭的過程,例如,一群獅子只要比其他獅子跑得更快,抓到的獵物更多,便有更強的繁殖優勢,久而久之,高速獅的後代自然比龜速獅更多,成了明顯的競爭優勢。而人類的原始道德本能,也是偏向互相合作的祖先,勝過盲目自私,惡性競爭的族群,從而形成生存優勢;很明顯,假如祖先團體內濫發暴力行為,只會造成無窮的流血衝突與報仇行動,族群根本不能壯大。這樣的演化本能,令我們成功將族群的利益,擺在自身利益之先,可是,這只是讓「我群」有優勢勝過「他群」,而不是龐大族群之間和平共融。

source:Jon P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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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人類的道德根源,原初並不是為了實踐更大的善:成就人人平等,乃至眾生平等的普世價值;即使我們今天絕不視道德價值是為了增加生存優勢,但是,我們有必要如實了解道德直覺「源自演化的本來面貌」。如格林強調,道德直覺令人類在一小圈範圍互相合作,減少個人之間互相損害,解決類似生態學者蓋瑞.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寓言〈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一個部落裡的牧民,在資源有限的牧場公地上放牧,採取絕對自私的做法,拒絕合作,最終,牧場資源會迅速耗盡,牧民很快便一無所有;反之,以不同的方式合作,並懲罰惡意反叛者,卻有助牧民長久地取得資源。(連黑猩猩也懂原諒同伴、促成合作,並懲罰同伴不合作行為。)

【請繼續閱讀下篇:別迷信自己永遠正義——科學衝擊哲學?惹火的道德心理學(下)

備註:

  • [註一]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猿形畢露:從猩猩看人類的權力、暴力、愛與性》(Our Inner Ape: A Leading Primatologist Explains Why We Are Who We Are),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年10月。(補充:另有資料顯示該大猩猩並未成功接住小孩,有別於德瓦爾著作的說法。)
  • [註二]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著:《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臺北市,網絡與書出版:大塊文化發行,2015年4月。
  • [註三]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著:《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臺北市,城邦文化出版,2015年7月2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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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王陽翎(于非)

《經濟日報》特約作者、《謎米香港》節目主持人; 鍾情心理學、神經科學,不失人文藝術濃情,無懼世道喧囂煩雜,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