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e思書齋】你不可不知的好色醫學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科羅拉多州會議中心
第六十一屆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科學年會

司法科學可能失誤？垃圾科學害無辜的人被判有罪？

二○○九年二月十九日，美國國家科學院投下了長達三百頁的震撼彈。全世界的頭條新聞都是宣告絕對正確的鑑識神話破滅。這份後來被稱為《 NAS 報告》的《提升美國司法科學：前進之路》（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讓聚集在丹佛參加美國鑑識科學學會年會的鑑識社群都深受打擊。自從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山姆．謝潑德審判以來，無論是法庭或流行文化都一直認為司法科學是萬無一失的。

即使出現了錯誤定罪，也沒有削弱這個被廣泛認同的信念。二○○九年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議程就反映出對這件事不存在絲毫懷疑。在該年的五百三十六篇發表文章中，只有一篇是討論錯誤定罪，發表人是一名加拿大的辯護律師，而該科學的可靠性則完全沒有成為關注議題。¹

《 NAS 報告》在一夜之間讓會議議程顯得無關緊要，彷彿是上個世代的產物。垃圾科學害得無辜的人被判有罪，這不能再怪是因為「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美國國家科學院解釋因 DNA 的平反揭露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冤案數量，有些還是死刑案件，並暴露了美國常用的一些鑑定方法的嚴重侷限性」。

即使是在最高法院作成對道伯案的意見之後，糟糕的科學依然在司法制度中占據主導地位。《 NAS 報告》回顧了上個世紀如史詩般的侵權責任之爭，它導致了道伯案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儘管彼得．胡伯的《伽利略的復仇》一書講述像「中了頭獎」的人身傷害訴訟，讓「現在已眾所周知的『垃圾科學』變得普及，並批評司法制度接受不可靠的專家證詞來支持侵權主張」，但《 NAS 報告》提到的「垃圾科學辯論」幾乎「完全忽略刑事訴訟」。²

鑑識體制對於《 NAS 報告》反應如何？

鑑識體制中大部分是善意而不習慣接受批評的公務員，對司法科學界來說，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批評是對個人的一種極大侮辱。大部分從業人員都是跟隨廣受尊敬的導師學習這一行，但現在幾乎所有鑑識行業公認的智慧都遭到駁斥：「訓練應該從學徒式的實務傳承轉向大學等級的教育，並且要根據科學上的有效原則。」該報告總結道：「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新的、強大而且獨立的單位，要切斷與過去的連結，且它要有權威和資源實施新的作法，解決委員會發現、在本報告討論到的許多問題。」

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議場傳出了鑑識專家們抗議的悲鳴。《鑑識科學期刊》發表過大量經同儕審查的文獻，在過去六十年間，在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上也發表了上萬篇經評審的演講和「學術研討會」。全國法院都宣布法醫從業人員是「專家證人」。

現在來了一些統計學家，就想要說我們沒有科學？ 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問問那些教授，他們最後一次從屍體上採下帶血的指紋是什麼時候！

前 FBI 實驗室分析人員馬克斯．胡克回憶道：「每個人都快氣瘋了。」³

醫學領域也發生過類似經歷？為什麼醫學界發生改變，鑑識學界卻難以動搖？

很少人能斷然放棄長期以來的信念，無論反面的事實多麼令人信服。這就是人性，司法科學也絕對不是第一個抗拒新事實的科學領域。一九八○年代中期的醫學就是這樣，歷經了漫長而緩慢的轉變過程，才從「根據大師怎麼說」（依照該領域的領導者傳下來的智慧），轉向實證的治療方法（依據精心設計的研究做出醫學決定）。

以「萬物的隱藏面」為主題的公共廣播節目《 Freakonomics 》做了一個〈劣藥〉（Bad Medicine）的四集報導，其中便呈現出司法科學社群對《 NAS 報告》的反應，也顯示出它和醫學界對「考科藍協作組織」（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反應有著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考科藍組織所做的事便是對幾世紀以來的醫學文獻進行前所未見的系統性檢視。

這份一千五百頁、分成兩冊的報告於八○年代末在該領域造成轟動。如同廣播主持人史蒂芬．都伯納（Stephen Dubner）表示：「考科藍協作組織是第一個將既有醫學問題加以真正系統化、彙編和評估其最佳證據的組織。你會認為這應該得到普世的讚揚，但是就和任何行業中根深柢固的智慧（即使是很不智的智慧）一旦受到挑戰一樣，醫學界並沒有為此感到振奮。」⁴

考科藍協作組織的共同創辦人伊恩．查爾默斯（Iain Chalmers）爵士描述，當一群局外人告訴醫生應該如何治療病人時得到了什麼反應：「我必須說，醫學界其實對此有很大的敵意。我記得有一次，我同事要出席英國醫學會在當地的一場會議，英國醫學會基本上是叫他去說明實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是什麼，以及這群統計學家和其他又不是醫生的人，到底跑來這個他們不該亂搞的領域胡鬧什麼。他開車出發前問我：『我應該告訴他們什麼呢？』我說：『如果是病人抱怨實證醫學的目的，我們應該認真對待這些批評。在那之前，就當這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在尋找出路。』」

實證醫學成為規範作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患者（客戶）提出了要求，最終會迫使醫學界默默地站在數據這一邊，而不是繼續服從該領域的大師。然而垃圾科學在美國刑事司法體系中的主要客戶是檢察官，他們大部分都對現狀感到滿意。

——本文摘自《法庭上的偽科學》，2023 年 12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註解

1. 二○○九年美國鑑識科學學會的「科學會議」議程，瀏覽日期二○二一年七月五日，aafs.org/common/Uploaded%20files/Resources/Proceedings/2009_Proceedings.pdf。 ↩︎
2.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ttee on Identifying the Needs of the Forensic Sciences Community, “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 at 89 (2009) (NAS Report)（省略內文的引用和引述）。 ↩︎
3. 對胡克的訪談。 ↩︎
4. “Bad Medicine, Part I: the Story of 98.6,” Freakonomics Radio (Bad Medicine) ， 瀏覽日期二○二一年七月五日，freakonomics.com/podcast/bad-medicine-part-1-storyrebroadcast/（節目文字紀錄）。 ↩︎

前一陣子，在網路上看到了一篇新聞，標題是〈交友軟體真的可以找到對的人嗎？研究曝 1 種人最容易暈船，越玩反而越痛苦〉，裡面在談的是焦慮依附玩交友軟體，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這一篇新聞裡指出，焦慮依附在交友軟體上，是最難從中受益的一群人，而新聞的最後，則建議焦慮依附者接受心理治療。

對於這樣的新聞，我是不贊同的，一來是依附風格本身其實是難以改變的，二來是心理治療並不是一個便宜的療程，且依附風格難以輕易被改變。這樣的新聞，好像讓焦慮依附者陷入了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困境深淵當中，而改變卻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這一篇文章，我想要來談談，焦慮依附的人應該如何妥善地使用交友軟體，如何讓交友軟體成為有助於自己成長的工具，而非陷入缺乏安全感的無盡回缺之中。

什麼是焦慮依附？什麼是逃避依附？

雖然在過去，我寫過非常多依附風格的文章，想閱讀更多的人可以看看這兩篇（依附理論的起源：我們為什麼會依賴別人──依附理論系列（一）、依附傾向：我對你的依附沒有絕對分類──依附理論系列（二）），但在這篇文章的一開始，我還是要談談什麼是依附風格。

在依附風格的定義上，是一個兩軸四象限的概念。依附可以分成四種類型，分別是安全、焦慮、逃避、矛盾等四種依附。

先來談談焦慮的特質。所謂焦慮依附，指得是在關係中容易感覺到對方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親近自己，因而容易覺得患得患失、想要不斷確認關係的特質。而所謂的逃避依附，則是在關係中害怕與別人親近，在親近的同時容易感覺到喘不過氣，希望與愛人保持距離的一群人。

安全依附的人，就是焦慮跟逃避兩個特質都低的人，他們不容易感覺到別人要拋棄自己，也不容易感覺到難以和他人親近；而矛盾依附則是，時而會感覺到對方與自己不夠親近、害怕對方拋棄自己，又時而會感覺到對方和自己太過親近，覺得不舒服而想拉開距離的人。

交友軟體上，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居多？

那麼，交友軟體上，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居多呢？根據師大的碩士生陳姵如在她的畢業論文蒐集到的資料指出，台灣的交友軟體上，「焦慮依附」佔總人數 38.33%，「安全依附」佔總人數 25.83%^[1]。不過因為她使用的量表，和國際上普遍使用的量表有一些學理上的爭議，因此我無法將逃避依附和矛盾依附的比例進行呈現。不過簡單來說，焦慮依附在交友軟體上，佔了將近四成的人數，而安全依附也有1/4的人數。

那麼，焦慮依附的人，到底為什麼會在交友軟體上佔這麼大的比例呢？他們使用交友軟體，又是為了什麼呢？

過去的研究指出，焦慮依附的人渴望與人親密的特質，會讓他們渴望與人在社交上來往，同時害怕被拒絕^[2]。在這樣的情況下，交友軟體確實提供了一個很適合焦慮依附社交的場合。

在一般的生活中，我們的社交，並不一定是為了獲得對方的喜歡而做的。工作上必須要和老闆社交、和同事社交，是為了讓工作順利進行下去而做的；而且在這些情境之下，我們並不知道對方到底對我們有沒有私領域上的興趣。

然而，交友軟體的設計上，讓我們一開始就能夠設定自己要尋找朋友、短期交往關係、長期交往關係、結婚為前提的關係等等，對於焦慮依附這些想尋求深刻而緊密的關係的人而言，其實是相對友善的環境。

過去的研究曾經指出，一旦一個人意識到彼此相互吸引^[3]，彼此的互動模式會有所改變，而交友軟體提供了互相喜歡才能配對的機制，讓使用者透過意識到自己跟一些人成功配對，而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人^[4]。

焦慮依附在交友軟體上的危險，以及我們該如何克服

不過，焦慮依附傾向越高的人，在使用交友軟體上，確實也有一些風險存在。根據一份研究指出，焦慮程度越高的人，確實越有可能使用交友軟體，也會在交友軟體上花費較多的時間。

花費較多時間上，其實是一把雙面刃。雖然好的部分在於，我在上一段提到，交友軟體讓焦慮依附，比較不必擔心被拋棄、不被喜愛等等的社交線索，但也有研究指出，焦慮依附傾向高的人，在交友軟體上，比較難以實際約到他人碰面^[6]；除此之外，焦慮依附若使用交友軟體和他人約炮，比較難以獲得滿足，同時也會產生許多負面的情緒^[6]。

因此，針對這些部分，我要提供焦慮依附傾向高的人，在使用交友軟體上的一些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不要約炮。對於焦慮依附的人來說，大多會希望性行為是一個讓彼此關係更加進展的手段，而非像逃避依附一樣，比較能夠性愛分離。這個部分，我在泛科學上的〈性與愛的矛盾掙扎？不同依附型態對性愛關係的影響──依附理論系列(十七)〉一文中，有過詳細的討論。

正因為焦慮依附希望性愛能讓關係進展，那麼短暫的約炮關係，就容易讓焦慮依附暈船，因為焦慮依附者，雖然名義上同意對方只做愛不交往，但實際上又會希望透過性愛來改變對方的態度，進而跟自己交往。

如果約炮的對象，打從一開始就很堅持彼此不要交往，那麼約炮後，讓焦慮依附者感受到對關係不滿意，並隨之產生許多負面感受，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因此，如果你的焦慮依附特質高，又真心希望找到一段長久的關係，千萬不要以身試火。

第二個給焦慮依附的建議在於，交友軟體用得多沒關係，但必須要把認識一個人的時間拉長。焦慮依附傾向高的人，大多會希望盡快確認兩個人的關係。但經歷過多場戀愛之後就會發現，有一些關係中自己的期望，以及對方對關係的期望，若未能在交往前做過核對，就容易讓彼此在交往中過得不順利（關於焦慮依附比較容易期待在認識時盡快拉近關係的研究，可以參考〈交往前，讓我們約會吧！三種依附類型怎麼做？──依附理論系列（四）〉）。

當然，我並不贊同感情中不應該改變別人的說法。我覺得戀愛是一個互相滿足、一起成長的過程，但我同時也不認為，希望短時間內改變對方的行事風格或價值觀等等，是一件讓人舒服的事情。

因此，把互動時間拉長，同時和對方討論一些自己的期望和對方的想法之間的落差，或許有助於你篩選掉無法相處的對象，或是打算和對方長久走下去，該如何拿捏彼此的進展速度。

第三個給焦慮依附的建議，則是盡量尋找同時具有「低焦慮」與「低逃避」這兩個特質的人交往，也就是和安全依附交往。安全依附者，相對而言有著較高的安全感，也比較願意對感情抱持著開放的態度。

如果真的找不到安全依附者，我也會建議焦慮依附特質較高的人，避免和「高逃避」的「逃避依附」與「矛盾依附」交往，他們不喜歡與人太過親近，不習慣表達自己的情感，對於情感需求高、希望與人親近的焦慮依附者而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當然，我無法提供一種通往幸福的簡單道路，即便我寫過眾多與依附相關的文章，也對依附相對熟悉，但我覺得了解依附，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適合和怎麼樣的人交往，不適合和怎麼樣的人交往；同時，你得了解到，哪一些關係，是讓自己容易表達情感，同時不會受傷的關係，而哪一些關係，是讓自己容易受傷，對方是無法接住自己情感需求的關係。

身為焦慮依附者，我不認為自己應該避免使用交友軟體，即便容易暈船，但挑選對象，讓自己暈一個暈下去會安全的人，而不是暈那些會讓自己受傷的人，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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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陳姵如（2022）交友軟體使用者之人際依附風格、愛情態度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2. Mikulincer M, Shaver PR. (2007) Attachment in adulthood: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hange. New York: Guilford.
3. Luo, S., & Zhang, G. (2009). What leads to romantic attraction: Similarity, reciprocity, security, or beauty? Evidence from a speed-dating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7(4), 933–964. 
4. Alexopoulos C, Timmermans E, McNallie J. Swiping more, committing less: unraveling the links among dating app use, dating app success, and intention to commit infidel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0; 102:172–180.
5. John K. Coffey, D. Kyle Bond, Jessica A. Stern & Natalie Van Why (2022): Sexual Experiences and Attachment Styles in Online and Offline Dating Contex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xual Health, DOI: 10.1080/19317611.2022.2110349\
6. E. Timmermans & C. Alexopoulos(2020) Anxiously Searching for Love (Among Other Things): Attachment Orientation and Mobile Dating Application Users’ Motives and Outcomes. Volume 23, Number 7

「獵巫」的醫學史？

凡是具有「現代」心靈的人幾乎都會認為，「醫學」意味著理性與科學，「巫術」則是非理性與迷信的產物。因此，絕大多數的醫學史著作都不容巫者現身，不願巫術占據篇章。醫學史的撰述者最多只會在追溯醫學的「起源」或「原始」階段時述及巫者與巫術，^[2]而政府和多數的學者（尤其是醫者）則將他們視為醫學「進步」的阻力而加以撻伐。^[3]

無論這樣的作法合不合理，至少就中國的情形來說，以這種「獵巫」的心態或思維來寫中國醫學史，無法完整的交待中國人對付疾病的真實經驗，因為，一直到二十世紀為止，巫者始終是中國社會中主要的醫療者之一，他們的醫療活動及其與中國醫學、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應被忽視。

因此，本文擬從神話、語言、社會實況這三個角度，闡明巫者與中國醫藥之間的緊密關係、巫者的醫療活動、民眾仰賴「巫醫」的緣由、以及「巫醫」傳統在中國社會中所引發的爭議。^[4]

巫為醫先

首先，從源頭來看，雖然現代學者對於中國醫學的起源仍有若干不同的看法，但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有不少神話或傳說，似乎都將「醫藥」這種知識或行業的創發指向巫者。^[5]

以行業的起源來說，戰國時期的《莊子》便說：

游島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噪呼，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其形，趍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蔥，以通五藏，擊鼓噪呼，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耳。^[6]

由此可見，有人認為在黃帝的時代，首由巫咸掌管治療「黔首之疾」。

其次，戰國時代的另一文獻《世本》也說：

巫咸，堯臣也，以鴻術為帝堯之醫。^[7]

這雖然將時代放在黃帝之後的帝堯時期，但更明確的指出，巫咸「為帝堯之醫」，大概是擔任「醫官」的意思。無論如何，從先秦以來，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巫咸存活的時代、地域及面貌雖然有種種紛歧的說法，但基本上都被視為一名醫者。^[8]

不過，最早從事「醫者」這個行業，或是「創作」醫療技能的，也有人認為是巫彭，例如，《呂氏春秋》（成書於 239 BC）在敘述帝堯的百官分職時便說：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9]

據此，則巫咸是「作筮」，「作醫」者是巫彭。其後，東漢許慎《說文》也說：

「巫彭初作醫。」^[10]

群巫與藥物

無論作醫者是巫咸還是巫彭，他們二人在《山海經》中都是和藥物有關的群巫之一。例如，〈大荒西經〉便云：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晉代郭璞注云：「群巫上下此山采之也。」）。^[11]

其次，〈海外西經〉記載巫咸國登葆山的情景時亦云：

巫咸國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晉代郭璞注云：「即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12]

另外，〈海內西經〉則說：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晉代郭璞注云：「皆神醫也。」），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13]

由《山海經》這幾則神話及後人的解讀可以知道，從先秦到晉代，一直都有人相信，早期的巫者就是掌握療病、不死之藥的醫者。

不僅早期如此，即使在後代，也有類似的傳說。例如，明代《本草綱目》所載的啄木鳥、桃、桃杙、無患子（鬼見愁、菩提子）、楓香脂等物，李時珍（約 1518-1593）在討論其藥性及功用時，都曾引述傳說，指出巫者曾使用這些東西辟除精魅、鬼怪，療治疾病。^[14]

事實上，宋代有些巫者便曾使用藥方替人治病，^[15]而在清代的澎湖及臺灣，當地的巫者（乩童；童乩）在替人治病時，也往往會開示藥方，^[16]即使在日治時期，臺灣本地的童乩仍與「藥商」保持密切的關係。^[17]

延伸閱讀：中國的巫醫傳統：巫醫是巫還是醫？（中）——《巫者的世界》

參考資料

1. 本文是中央研究院專題研究計畫「宗教與醫療」之子計畫「巫者與中國醫療文化之關係」（2002-2004）的研究成果之一。初稿完成於 2005 年 10 月 2 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從醫療看中國史」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12／13-15），二稿完成於 2010 年 12 月 7 日。本文寫作過程中，承蒙研討會與會學者及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三稿完成於 2014 年 4 月 10 日。
2. 例如：俞樾，《俞樓雜纂》〔收入氏著，《春在堂全書》第三冊〕（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年翻印），卷 45，〈廢醫論〉，頁 2103-2108；劉師培，《左盦外集》〔收入氏著，錢玄同等編，《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 翻印），卷 8，〈古學出於官守論〉，頁 1726-1727；K. Chimin Wong（王吉民）and Lienteh Wu（伍連德）,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p. 12-14；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頁 6-11；嚴一萍，〈中國醫學之起源考略（上）〉，《大陸雜誌》2：8（臺北，1951），頁 20-22；北京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8），頁 1-10；賈得道，《中國醫學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頁 5-17；鄭曼青、林品石編著，《中華醫藥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頁 7-10；趙璞珊，《中國古代醫學》（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8；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頁 1-43；姒元翼，《中國醫學史》（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4），頁 1-14；甄志亞主編，《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1750；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頁 1-20；郭成圩主編，《醫學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頁 45-63；陝西中醫學院主編，《中國醫學史》（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頁 1-16；傅維康，《中國醫學史》（上海：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1990），頁 23-26；李經緯、李志東，《中國古代醫學史略》（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頁 14-52；王樹岐、李經緯、鄭金生，《古老的中國醫學》（臺北：緯揚文化，1990），頁 21-23；史蘭華等編，《中國傳統醫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頁 10-18、37-38；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 138-215。
3. 詳見文欣，〈神秘的古代巫醫〉，《醫學文選》1994：5（南寧，1994），頁 81；武樹明、王繼恆，〈蒙古地區精神疾病患者看巫醫行為分析〉，《中國民政醫學雜誌》7：1（北京，1995），頁 49；李文彥，〈巫醫現象的文化學反思〉，《醫古文知識》1999：2（上海，1999），頁 7-9；應文輝，〈求醫問藥‧實話實說—四、不要相信游醫、神醫和巫醫〉，《開卷有益‧求醫問藥》2001：5（天津，2001），頁 26；華振鶴，〈古代醫、巫鬥爭故事（三則）〉，《科學與無神論》2001：6（北京，2001），頁 51-52；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186-242；許家和，〈水火不容話醫巫〉，《心血管病防治知識》2007：1（廣州，2007），頁 41-42；許家和，〈自古醫巫不相容〉，《祝您健康》2007：11（南京，2007），頁 50-51；王永珍，〈封面故事—以醫抗巫〉，《長壽》2010：4（天津，2010），頁 16-17；潘志麗、劉洋、潘艷麗，〈解析當代巫醫存在的原因〉，《中醫藥管理雜誌》2010：5（北京，2010），頁 390-391。
4. 由於本文研究的時間範圍太大，相關的史料眾多，再加上篇幅限制，因此，只能利用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製作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中華電子佛典協會出版的《CBETA電子佛典集成》三個全文數位資料庫查詢相關的材料，並擇其重要者引述、申論。
5. 參見鐘克勛，〈「巫醫」小考〉，《西華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4（南充，1982），頁 86-87；薛鳳奎，〈論巫對醫的控制〉，《中華醫史雜誌》1984：1（北京，1984），頁 59-60；張振平，〈一個應當重新認識的問題—巫、巫醫及其與醫藥起源、發展關係探析〉，《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0：2（濟南，1986），頁 57-62；李建國，〈先秦醫巫的分流與鬥爭〉，《文史知識》1994：1（北京，1994），頁 39-42；宋鎮豪，〈商代的巫醫交合和醫療俗信〉，《華夏考古》1995：1（鄭州，1995），頁 77-85；馬力，〈醫巫同源與分離〉，《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6（貴陽，1998），頁 51-54；王新中、尉書明，〈巫文化對古代醫學的影響〉，《陝西教育學院學報》17：1（西安，2001），頁 35-65；沈晉賢，〈醫巫同源研究〉，《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4（南京，2003），頁 197-201；鮑曉東，〈試論巫文化中「巫醫一體」的盛衰〉，《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3：4（南昌，2003），頁 24-26；趙容俊，〈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者的醫療活動〉，《史學集刊》2004：3（長春，2004），頁 7-15。
6. 這是《路史後紀》五注所引的《莊子》佚文；詳見王充，《論衡》〔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22，〈訂鬼〉，頁 939。
7.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 721，〈方術部‧醫〉，頁 3325a 引。
8. 事實上，巫咸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物，除了醫藥之外，他同時是天文、占卜、巫覡的宗師；詳見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卷 26，〈巫咸〉，頁 719-721；劉寶才，〈巫咸事跡小考〉，《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4（西安，1982），頁 110-111；俞秉麟，〈巫咸之謎〉，《蘇州雜誌》2002：1（蘇州，2002），頁 32-34。
9. 呂不韋等，《呂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17，〈審分覽〉，頁 1078。
10. 許慎，《說文解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十四篇下，頁 40 下。
11. 山海經》〔袁珂，《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 11，〈大荒西經‧靈山十巫〉，頁 396-397。
12. 《山海經》，卷 2，〈海外西經‧巫咸國〉，頁 219。
13. 《山海經》，卷 6，〈海內西經‧開明東諸巫療窫窳〉，頁 301。
14. 詳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頁 1751，1952，2024，2197，2659。
15. 王章偉，《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宋代巫覡信仰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 173-178。
16. 詳見林富士，〈清代臺灣的巫覡與巫俗—以《臺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步探討〉，收錄於本書頁 163-235。
17. 詳見臺南州衛生課，《童乩》（臺南：臺南州衛生課，1937）；林富士，〈醫者或病人—童乩在臺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收錄於本書頁 237-288。

——本文摘自《巫者的世界》，2023 年 6 月，三民書局，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