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八年出版的《馴養動植物的個體差異》(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不是什麼好看的書。筆者也不推薦一八七七年出版的《同種植物不同型態的花朵》(The Different Forms of Flowers on Plants of the Same Species)。一些比較薄的(但也沒多薄),像是《食蟲植物》(Insectivorous Plants)、《蘭花接受昆蟲授粉的各種設計》(The Various Contrivances by Which Orchids Are Fertilised by Insects)裡頭列舉出經典的範例,透過對奇怪生物的細膩觀察,讓龐大的生物學主題具體化,正是達爾文最引人入勝的寫作方式之一。但這些並不是非讀不可,也稱不上生動好讀。
不過他晚年的最後著作《蠕蟲的行為對植物模式形成之觀察》(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Worms,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ir Habits)讓人眼睛一亮,因為那本小書用語樸實而且內容奇特。他那些藤壺的作品主要是給科學家當參考資料用的,所以不能說是好是壞。而說到那本《考察日誌》,它現在的書名為《小獵犬號航行記》(The Voyage of the Beagle),是他所有書中最受歡迎的一本,內容是以一個年輕人凡事好奇、沒有成見的口吻所寫成的生動記敘文,但是並沒有展現出他後來成熟、有見識科學家的長處。他的自傳是寫給家人的私人回憶錄,生前從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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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壓力變轉機
《人類的世系》(The Descent of Man)這本書其實是兩本書稿合而為一,因為書的全名是《論人類的世系與性擇》(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這兩部分並非接得天衣無縫,從第七章以後情節急轉,立刻從人類世系跳到性擇。沒錯,達爾文最大膽的想法包括人類是動物的後代,但這並不是他著力最深的主題。《人類的世系》出版於一八七一年,目的是為《物種起源》補遺,但是這本書並不具備同樣犀利的焦點、銳不可擋的氣勢與強大的威力。由於這本書的主題驚世駭俗,所以當時賣得相當好。不過到了今日,《人類的世系》就不像《物種起源》那樣受到重視。
當達爾文寫作或面臨重大事故時,匆忙與焦慮似乎反而能幫上忙。華萊士威脅到他的優先發表權,這讓他受到驚嚇,結果讓他加緊寫作的腳步,無意中推了他一把。倉促之中寫成的「摘要」是一本好讀、廣受歡迎而且具有說服力的書,這樣的效果是他預計那本自然汰擇的巨著所達不到的。達爾文沒有完成那本大書,在他生前也沒有出版,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失去對百科全書式架構的興趣,另一部分則是因為《物種起源》的出版讓這本書變得如雞肋一樣、食之無味了。不過他搶救了前兩章,改寫進家畜變異的書稿當中,剩下一共八章半的手稿則要等到一九七三年,學者斯托佛(R. C. Stauffer)以《查爾斯.達爾文的自然汰擇》(Charles Darwin’s Natural Selection)為題、編輯出版才重見天日。儘管斯托佛的版本深具參考價值,但是整本書卻只是將《物種起源》襯托得更好。顯然有華萊士的介入,對於達爾文是多麼幸運,對於讀者也是。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一些短語之所以膾炙人口、廣為人知,就是因為聽起來簡單、說起來順口、想想又覺得合理,「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就是其中之一。不過,若只使用適者生存描述演化論,或許並不完整。
誰最先提出「適者生存」?
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自 1859 年發行第一版以來,第四章的標題一直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但到了 1869 年的第五版時,他卻將這一章的標題改為〈自然選擇;或適者生存〉(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並一直沿用到 1872 年的最後一版(第六版)。人們都以為「適者生存」是達爾文說的,但其實不是!
適者生存其實是由達爾文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英國學者史賓賽(Herbert Spencer,圖一)所創。史賓賽也支持生物演化理論,還曾抨擊當時盛行的生物創造論,可是他崇尚的卻是半個世紀前的拉馬克主義(Lamarckism),也就是以「用進廢退」原則(principle of use and disuse)搭上後天形質遺傳(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的演化理論。
因此史賓賽心目中的演化會帶來進步,而且演化不只在生物上,也可以發生在地質、心理等範疇,他甚至把心目中的進步式演化應用到社會和政治層面,催生出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和優生學(eugenics)。但史賓賽的想法跟達爾文所主張——以後代漸變(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為軸心的自然選擇(常譯作天擇)不同,甚至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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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賓賽在 1864 年出版的《生物學原理》(Principles of Biology)中用「survival of the fittest」定義達爾文演化論的自然選擇,這完美地反映出他心目中的進步式演化觀,當中「fittest」是英文「fit」(適合)的形容詞比較級裡的最高級,是「最適合」的意思(survival of the fittest 應當譯為「最適者生存」)。由於史賓賽的影響力,再加上「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一詞簡潔有力、琅琅上口,立刻像個口號一樣在英語世界裡「夯」起來。
達爾文看到適者生存那麼流行,於是接受華萊士的勸說,也就在 1868 年出版的《育種變異》(Variation Under Domestication,又譯《人工培育》)裡首次引用史賓賽的說法表達自然選擇的意涵,並在次年出版的《物種起源》第五版時修改第四章的標題。但達爾文萬萬沒料到,他可能已親手種下一個對演化論的謬誤。
二、有些性狀並不是因為適應而留下,可能只是另一項適應性狀的副產物,其中也不能否認幸運與機遇也有微妙的作用,即是「幸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luckiest)。美國科普雜誌《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在2008年就有一篇以「幸者生存」為題的文章討論恐龍的滅絕。
三、很多導致生理疾病的基因也會在世代中被保留下去,也就是「病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ickest)。2007年就有一本以「病者生存」為書名的科普書籍,以演化醫學(evolutionary medicine)的角度討論各種人類疾病的演化意義,該書繁體中文版為《最衰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ickest)。
英文的最高級形容詞 fittest 跟名詞 fitness(適應度)發音相似,而偏偏 fitness 的另一個字義跟身體健壯有關,例如 fitness center(健身中心)、fitness equipment(健身器材),那麼就有人將 survival of the fittest(最適者生存)揶揄成 survival of the fitness(健壯者生存)。人們也潛意識地認同強者理當會生存下來,這就給演化論蒙上難以洗脫的不白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