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馬丘比丘終老？來自印加帝國各地，還有遙遠的亞馬遜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林庭葦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上古中國最常見的武器是「戈」？

說到中國的兵器，你可能會想到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倚天劍、屠龍刀。事實上，我們熟悉的劍是從歐亞草原傳入中國。早在劍成為主流兵器前，在上古中國的戰場上，廣泛使用的兵器是青銅製的「戈」。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修平助研究員，透過研究殷墟出土的「銅三角援戈」，分析這些兵器之於墓主的意義，並解開晚商社會與區域互動的謎團。

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室裡，李修平助研究員揮舞著一把仿銅戈模型，一邊講解、一邊模擬商代士兵的作戰情形。

銅戈這類青銅器是用銅、錫、鉛為主的礦物冶煉鑄造而成，跟非金屬材料做的兵器截然不同。第一，銅戈相當鋒利，就算沒有正中敵人要害也會造成大量失血，攻擊效率極高。第二，石器要花時間打磨，但銅戈只要有夠多模具，就能大規模量產。第三，石器斷了就斷了，但銅戈就算鈍掉，磨一磨就能再用；就算爛掉，也能重鎔再製。

「銅戈彰顯了商代的軍事和科技實力，你不覺得這類兵器超猛的嗎！」李修平讚嘆古人的智慧，娓娓道來自己對銅戈與青銅器著迷的原因：

青銅器的鑄造技術就像當代的半導體，是上古中國最尖端的科技！

的確，與石器、玉器或陶器相比，青銅器的製造技術更複雜，從開採礦物、冶煉金屬，乃至鎔鑄器物，整套製程都需要高超的知識體系和工藝技術。

此外，李修平更從銅戈觀察到複雜的區域互動關係。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戈」是中國本土發展出的兵器，源自黃河流域，並往四周流傳。而青銅鑄造則是來自歐亞草原的外來技術，傳入中國後逐漸本土化，被用來製作各式禮、兵器，也包括銅戈。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在被視為「晚夏時期」的二里頭文化（西元前約 1750 至 1520 年）、「早商時期」的二里岡文化（西元前約 1510 至 1300 年）就已出土少量的銅戈。到了中、晚商時期，銅戈不僅大量出現於黃河中游的小屯文化（包括「花園莊期」與「殷墟文化」，西元前約 1320 至 1050 年），更散布於上古中國境內各地。不同地區銅戈的形制變化與出土脈絡，成為考古學家研究上古中國區域互動的重要材料。

考古學家如何還原文物身世？

在殷商時期，銅戈已是中國廣為使用的兵器，一支銅戈基本上具備：青銅製的「戈頭」、固定戈頭並可手執的「柲」、柲上端的「冒」，與柲下端的「鐏」。

戈頭又可大致分為用來攻擊的「援」、支撐柲的「內」（常見的造型有直內、曲內、管銎），以及位於兩部位銜接處的「闌」（分為上闌、側闌、下闌）。

為了讓戈頭在作戰時不會從柲上脫落，會在「援」或「內」上設計稱為「穿」的孔洞，可穿繩將戈頭和柲綁在一起。後來更出現了合瓦形的「管銎」，是形狀如兩塊瓦片圍成的孔洞，可讓柲直接穿過戈頭固定。

在形態各異的銅戈中，李修平注意到一種形狀特殊、數量稀少的「銅三角援戈」。與一般銅戈相比，銅三角援戈的主要特徵為：援呈三角形、援末有長方形穿、無上下闌。

銅三角援戈不僅造型特殊，更令人矚目的是，學者對於銅三角援戈的起源意見紛陳，目前至少包括「漢中盆地說」、「中原說」、「漢水流域說」與「涇渭三角地帶說」等不同說法。這也連帶影響其背後所反映的不同區域互動關係，形成眾說紛紜的局面。

根據目前的考古證據，在距今 3000 多年前的商代，銅三角援戈已見於上古中國各地，包括今日黃河流域的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與長江流域的湖北、湖南與陝西南部等地。此外，殷墟所在的河南省安陽市，則出土近 20 件銅三角援戈。

為了藉由銅三角援戈此一個案，進一步探索商代複雜的區域互動關係，李修平首先分析史語所典藏的 4 件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當中有 2 件「直內三角援戈」和 1 件「曲內管銎三角援戈」發現於洹河以西的小屯東北地（即一般所謂的「宮殿區」）。另有 1 件「直內三角援戈」發現於洹河以東的大司空村。

研究的起點，就得先從殷墟的地理位置，與文物的出土脈絡說起。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王都遺址，其歷史可追溯至距今 3000 多年前，位於今日中國河南省安陽市的洹河流域，佔地廣袤，遍布大大小小的遺址。

史語所自 1928 至 1937 年間，陸續在殷墟進行 15 次考古發掘，在當年是首次由官方學術單位，在單一遺址中，進行長時間、大規模、系統性的考古發掘工作，奠定了中國考古學往後 90 餘年的發展。

為了尋找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經過多年調查，史語所的考古學家前往安陽市西北部的小屯村，進行田野考古工作。由於小屯村以北發現大量的夯土台基，顯示此處曾是商代晚期的宮殿和宗廟的所在地，因而稱之為「小屯宮殿區」。此外，更在小屯宮殿區的西北方、洹河以北的侯家莊以北，發現了「西北岡王陵區」。

考古學家藉由解讀出土於殷墟的甲骨文，證實了歷史文獻上殷商王朝的存在。墓葬中更找到各式青銅製的禮、兵器，與《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相符。毫無疑問，在不晚於殷商時期，「祭祀」和「戰爭」就是一個國家立足的根本。

在殷墟發掘的文物，皆有賴考古學家就其出土「脈絡」，還原身世背景。

除了觀察文物本身的形制、材質、刻紋等外在特徵之外，文物出土的地層、在遺址中的位置、周圍的其他遺存等，都是協助考古學家研究古人思想行為的關鍵。

李修平舉例，一件銅器在遺址的不同地方被發掘，可能暗示它所處的不同生命週期。例如在作坊附近發掘，可能是半成品或廢料；在居住區發掘，可能是使用中的物品；在垃圾坑發掘，可能是毀棄品；在墓葬中發掘，則可能是陪葬品。

從墓葬風格推算墓主身份地位？從戈的形狀看出區域互動可能性？

史語所典藏的 4 件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有 3 件出自墓葬、1 件出自水井。首先，李修平從墓葬所在的位置、墓室的規模、陪葬品數量，以及是否有殉葬者，推測墓主的身分，與文物對墓主的個人意義。

舉例來說，直內三角援戈 R002108、R002109 皆出自小屯宮殿區的墓葬（這兩座墓葬的年代，均埋於「小屯宮殿區」形成之前）。雖然這兩把銅戈都做工精美、鋒利依舊，但出土墓葬的「排場」卻有所落差。

R002108 出自墓葬 M232，規模頗大，不但有殉葬者，還有眾多銅、石兵器，暗示墓主的身分地位與眾不同，生前可能有指揮作戰的能力。R002109 則出自墓葬 M270，規模較小、陪葬品也少，推測墓主在當地社群大概屬低階貴族。

李修平指出，上述兩件「直內三角援戈」雖然都出自墓葬，但這兩件兵器對於它們的擁有者來說，意義可能大不相同。

對墓葬 M270 墓主來說，R002109 是他為數不多的陪葬品中相對珍貴的器物。反觀墓葬 M232 墓主，不只陪葬品豐富，胸前還放了一把比 R002108 更精美、鑲有綠松石的曲內銅戈。此外，就陪葬品放置的位置來看，M232 墓主可能重視鑲嵌綠松石銅戈，更勝於 R002108。

此外，李修平也透過分析出土脈絡，為大司空村發掘的「直內三角援戈」R015552 拼湊出不同身世。

R015552 的前鋒圓鈍、內上沒有可穿繩的孔洞，作戰時戈頭容易與握柄分離。因此，李修平推測，這把銅戈可能不是實用兵器，而是作為儀杖或有其他用途。

此外，R015552 所在的墓葬位於殷墟的「東部工業區」，該地已發現生產各式骨器、陶器的作坊，或許也鑄造銅器，而此墓葬的位置正好位於骨器作坊的範圍。

因此，墓主的身分地位和所屬社群，可能與小屯宮殿區的政治菁英較遠，而與大司空村南地的工匠社群較近。

另一方面，李修平也從造型特殊的「曲內管銎三角援戈」R002130，觀察到區域互動的可能性。

R002130 的出土地點特殊，位於小屯宮殿區北部的一處水井內。這座水井出土的考古遺存數量豐富、材質多元，包括占卜用的甲骨、銅渣（代表附近可能有鑄銅活動），以及至少 21 件青銅兵器與工具。李修平推測，這些青銅器物的擁有者可能是生活或服務於小屯宮殿區的人員。

為什麼說「曲內管銎三角援戈」反映出區域互動的可能性呢？

首先，在二里頭文化時期至小屯文化時期，中原地區（黃河中下游、今日中國河南省一帶）出土的銅戈，其援部大多呈長條形，外觀呈現三角形者相對較少。如前所述，援部呈三角形的銅戈，究竟源於何地，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此外，能插入握柄的管銎設計，是北方式青銅器的特色，殷墟雖然有出土管銎銅戈，但數量遠不及無管銎設計的銅戈。

最後，曲內設計是中原地區銅戈常見的造型，最早見於二里頭文化時期，但融合「三角形援」和「曲內」這兩種設計的銅戈卻非常罕見。

李修平認為，「曲內管銎三角援戈」展現了各地物質文化元素在晚商王都交融的現象，也體現了商代工匠勇於實驗各種創新的銅戈設計，致力打造出能讓戈頭和握柄緊密結合的完美兵器。

「研究史語所收藏的殷墟出土銅三角援戈，只是研究的起點。」李修平表示：「直到今日，殷墟的考古工作已持續進行約 100 年，不僅累積龐大的材料，更發現種類豐富的『舶來品』。此外，在上古中國境內各地，也陸續發現五花八門的外來遺存。換句話說，運用脈絡比較分析法來研究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其實才正要起步。」

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區域互動有多複雜？

「區域互動」的研究看似有很多材料可做，但李修平坦言，如果單純相信眼前的證據，很可能會誤入陷阱。

舉例來說，假設 3000 年後，外星人來到地球考古，發現臺灣是全世界晶片製造廠最密集的地方，他們可能會以為臺灣是半導體的發源地，但其實真正的發源地在美國。光是當代社會的物質文化都能推敲出多種可能，要推斷 3000 年前殷墟文物背後的區域互動關係，就更加困難。

李修平進一步指出，在中國考古學的研究中，當墓葬中出土了外來遺存，經常採用較籠統的說法。例如，某地「影響」了某地，又或者兩地之間存在某種「關係」，但詳細原因無法具體說明。特別是進入了夏、商、周時期，「華夏中心史觀」成為詮釋區域互動的基本預設。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被學界視為夏朝晚期的二里頭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關係：一般認為，二里頭的物質文化就像太陽般輻射四方，只要在周遭地區看到類似的物質文化，很可能就是受到二里頭的「影響」。

「但這樣的論述其實有待商榷。」李修平點出爭議：「只因為看到這邊出土的陶器跟二里頭的陶器類似，就能斷定它被二里頭「影響」嗎？物質文化流傳的動力，是文化？是政治？是經濟？還是偶然的巧合？又或者是其它多重、複雜的因素？」

有關區域之間的「互動關係」，其內涵充滿各種可能性，諸如交換、模仿、貿易、移民、戰爭或殖民等原因，真相並沒有那麼單純。

因此，自 2020 年接手史語所安陽工作室以來，李修平就試圖跳脫「華夏中心史觀」，將上古中國的區域互動關係進行更細緻的梳理。

然而，研究過程並不容易，因為做研究必須跟著材料走，而不是跟著既有的、主流的論述走。如果有新的材料出土，就要接受已有的認識很可能被挑戰、甚至推翻的可能性。

「現代社會都這麼複雜了，古代社會也有它複雜的一面。」李修平望著眼前正在進行的研究，僅管還有許多難題未解，卻擋不住他躍躍欲試的心情。

「新的考古材料持續出土，不斷更新我們對古代世界的認識。儘管如此，考古學家仍要竭澤而漁，盡力蒐羅所有材料，試圖在相對穩固的基礎上，還原古代社會的複雜性，並提出比較合理的解釋。這是我做研究的基本態度。」

大多數台灣人對東南亞、南亞風格的香料不陌生，甚至有些常見的香料，不特別查詢還不知道起源於東南亞。

一項 2023 年問世的研究，調查將近兩千年前，越南南部的遺址，見到多款香料植物的蹤跡。證實那個時候已經有多款香料，從南亞或東南亞外海的島嶼，傳播到東南亞大陸。

越南兩千年古早味咖哩？

讀者們對咖哩（curry）想必都很熟悉，不過還是要先解釋一下。現今咖哩的定義範疇很廣，南亞、東南亞等地存在風味各異的香料混合料理，都能算是「咖哩」。此一名詞的讀音轉化自印度南部的泰米爾語，源自大英帝國對南亞的殖民，不過混合使用香料的料理，歷史當然更加悠久。

由澳洲國立大學的洪曉純率領的考古調查，地點位於越南南部的喔㕭（Oc Eo）遺址。這兒在公元一到七世紀，是「扶南國」的重要城市。這個政權以湄公河三角洲為中心，統治東南亞大陸的南部；柬埔寨的吳哥波雷（Angkor Borei）與喔㕭，為扶南國最重要的兩處遺址。

• 延伸閱讀：扶南國，南亞向東南亞的遺傳流動

喔㕭地處湄公河三角洲的西南部，離海 25 公里。這兒一到八世紀有過不少人活動，四到六世紀最興盛。遺址中出土的 12 件工具，外型看來相當類似年代更早，南亞用於處理食物的工具。

進一步分析發現，工具上總共保存著 717 個澱粉顆粒，大部分年代可能介於距今 1600 到 1900 年左右的數百年間。不同植物產生的澱粉形狀有別，有時候可以用於識別物種，近年常用於考古學。

這批澱粉中有 604 個可以分辨物種，作為糧食的稻以外，還有八種常用於香料的植物，以薑科植物（Zingiberaceae）的存在感最高，包括五種：薑黃、薑、高良薑、凹唇薑、山奈；還有今日依然常見的丁香、肉豆蔻、肉桂。

解讀這些材料時必需注意，出土工具上能見到的澱粉，只是當年的一小部分，不能直接代表古代使用的比例，只能證明確實有過那些種類。

來自亞洲大陸：薑黃、薑、高良薑、凹唇姜、山奈

喔㕭遺址中出土數目最多的是薑黃（turmeric，學名 Curcuma longa）。薑黃的家鄉應該在南亞，早於四千年前的哈拉帕遺址中已經存在；後來薑黃向各地傳播，遠渡至地中海地區。這項發現則是東南亞大陸最早的紀錄。

• 延伸閱讀：從印度到以色列，薑黃，黃豆，香蕉，3000多年前的食慾流動

台灣人大概對薑（ginger，學名 Zingiber officinale）更熟悉，薑可能起源於東亞與南亞，一路向西傳到歐洲。台灣飲食習慣中，薑不只是特定用途的香料，從海鮮湯中的薑絲，到餃子肉餡的蔥薑水與薑末，可謂無所不在的添加物（對！薑默默躲在很多食物中）。

另外三種比較少見的薑科植物，如今東南亞都有種植，包括高良薑（galangal，學名 Alpinia galanga）、凹唇姜（fingerroot，學名 Boesenbergia rotunda）、山奈（sand ginger，學名 Kaempferia galanga，也叫沙薑）。

來自亞洲海島：丁香、肉豆蔻、肉桂

三種不屬於薑科的香料，如今台灣也都不陌生。肉豆蔻（nutmeg，學名 Myristica fragrans）原產於摩鹿加群島南部的班達群島。摩鹿加群島就是大航海時代歐洲人稱呼的「香料群島」，雖然算是東南亞外海的島嶼，不過靠近新幾內亞，和東南亞大陸有相當距離。

丁香（clove，學名 Syzygium aromaticum）也原產於摩鹿加群島，早在公元前便已經傳播到歐亞大陸。越南南部的丁香應該是進口產品，不過無法判斷原本種在哪兒，是摩鹿加群島或更西邊的爪哇。

肉桂（cinnamon，學名 Cinnamomum sp.）可能源自好幾個物種，這回光靠澱粉無法準確判斷。不過從其餘植物遺骸看，喔㕭人使用的肉桂，大概是原產於斯里蘭卡，印度外海島嶼上的錫蘭肉桂（Ceylon cinnamon，學名 Cinnamomum verum）。

• 延伸閱讀：短篇 海上絲路斯里蘭卡貿易港，香料，穀物，葡萄，沒有香蕉

跨越空間，貫穿時間，香料的食慾流動

喔㕭出土的研磨器具上，除了澱粉還有另一種植物遺骸：植物矽酸體（phytolith），根據型態差異，也能用於植物的分門別類。棕梠、香蕉屬（Musa）植物的矽酸體，見證當時利用的植物種類相當多樣。

儘管缺乏直接證據，不過以常理推敲，東南亞大陸南部的喔㕭人，使用源於南亞的道具，研磨多款外地引進到當地種植，或是直接進口的香料植物，可能的一項目的，就是製作混合香料的咖哩料理。

喔㕭遺址也保存許多稻米的碳化穀粒遺骸，稻米飯應該是當時菜單中的重要組成。我猜，當時的人會吃咖哩飯。

越南等地，香料搭配的魔法，顯然將近兩千年前已經存在惹。時至今日，和出土古物超過 87% 相似的研磨器具，依然有人使用。食慾流動的慾望，跨越空間，貫穿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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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Wang, W., Nguyen, K. T. K., Zhao, C., & Hung, H. C. (2023). Earliest curry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spice trade 2000 years ago. Science Advances, 9(29), eadh5517.
2. Researchers find evidence of a 2,000-year-old curry, the oldest ever found in Southeast Asia
3. Curry may have landed in Southeast Asia 2000 years ago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黃楷元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麻豆港的歷史

臺灣四面環海，整座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與海洋息息相關，而港口正是海洋與陸地間的樞紐，許多故事都由此而起。臺南麻豆曾緊鄰倒風內海，擁有一座貿易興盛的內海河港「麻豆港」，也是西拉雅族最強部落「麻豆社」的居住地。四百年來滄海變桑田，當地的人文環境又發生哪些變化？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從港口走入臺灣史，揭開一段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交替的故事。

聽到「麻豆」這個地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腦中浮現的畫面應該是香甜多汁的文旦柚。有「柚鄉」美名的臺南麻豆，目前文旦栽種面積達到 800 公頃，說整個麻豆就是一座大果園也不為過。

不過麻豆蔚為文旦果園只是近三百年的事，在有人類活動的悠久歷史中，讓麻豆躍上世界舞台的其實是其「港口」角色。

奇怪！麻豆明明距離海邊有 30 公里遠，怎麼會有港口？這就不能不佩服造物者的力量，真能讓滄海變桑田。

走訪位在麻豆東北角的「水堀頭」遺址，可以看到一座三合土（由糖水、糯米汁、牡蠣殼灰加沙混合成的建材）遺構，這塊約 10 公尺長、看起來像是坡道的結構，究竟是水利設施、墓道還是碼頭，曾經是學界爭論許久的公案。

直到 2002 年，一次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共同研究，終於正式解開謎團。現任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林玉茹研究員，與國立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劉益昌教授合作，經過層層抽絲剝繭，終於證實三合土是碼頭遺構，水堀頭就是曾經的「麻豆港」。

「距今 4,000 至 3,500 年前，海水曾內侵到麻豆、佳里、善化一帶，在清代，這裡被稱為『倒風內海』，船隻可以通行、貿易。」林玉茹表示，「臺灣西部海岸是離水海岸地形，容易形成海埔新生地。清康熙中葉後，漢人進駐臺南地區，又積極把潟湖圍墾成魚塭或鹽田，是倒風內海逐漸陸化的主因之一。」

林玉茹是研究清代臺灣史、海洋史的專家，麻豆這個地方的「前世今生」引起她的高度興趣。除了自然地貌的海陸更迭外，更讓她一頭栽入研究的，其實是這裡的人文變遷。

在經濟上，港口是帶動城市發展的火車頭；在文化上，港口則是一扇看見外面的窗。

港口所在地因為與外界連結，成為本地和外來文化的交匯點，更是理解多元文化互動變遷的重要依據。而麻豆的水堀頭遺址雖然現在已位居內陸，卻保有臺灣碩果僅存的清代內海河港遺構，讓麻豆港與其周遭歷史得以重見天日。

林玉茹的研究剖析了麻豆港自 17 世紀荷蘭時期到 19 世紀清治時期的歷史（1624-1895 年），揭開一段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交替的故事。

守護部落文化的殖民者

最先居住在麻豆這塊土地的「麻豆社」，是西拉雅族四大社之一，也是臺灣西南平原最強大的部落。推測早從 14 世紀起，麻豆社人便開始與漢人進行零星貿易，以鹿皮、鹿肉、魚及藤等物產與漢人交易布、鹽、瓷器、銅簪、瑪瑙等奢侈品。但到了 17 世紀，西方強權開始把手伸向亞太地區，也改變了麻豆社的命運。

荷蘭人為了與葡萄牙、西班牙競爭海上霸權，1624 年在大員（今臺南安平一帶）建立了政權，同時作為國際貿易的據點。麻豆港位於大員北邊的倒風內海內，是麻豆社的對外出入口，因港口條件佳、又佔據重要航道，面對侵門踏戶的荷蘭人，很難不起衝突。

1635 年起，麻豆社在內的西拉雅族四大社逐一被荷蘭人征服，麻豆港也被納入大員的貿易體系，從事與大員、打狗、堯港等地的區間貿易。

林玉茹從文獻中觀察到，荷蘭人雖然為了擴大殖民利益，積極招攬漢人來臺開墾，但土地所有權仍然歸原住民所有。1644 年後，更在秩序及貿易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下，選擇以「隔離政策」來治理這塊區域，一方面減少爭端、一方面也讓交易及稅賦更加透明。漢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勢力無法直接伸入麻豆社領域。

接續荷蘭人治理南臺灣的鄭氏政權，也在這個基調下維持「荷規鄭隨」，例如鄭成功的軍屯政策主要開墾無主地，遇到明確歸屬原住民的土地則避開。林玉茹認為，「雖然荷蘭和鄭氏的統治讓麻豆社失去部分主導權，但他們的管理卻也相當程度地保護了部落的土地與文化，不被漢人勢力快速入侵。」

這段期間，在麻豆港居主導地位的仍然是麻豆社人，不過在貿易和互動中，漢人仍然對原住民帶來了影響，例如引進甘蔗、藍靛等新經濟作物。

麻豆社原住民的兩難——要漢化，還是要遷徙？

然而，到了清康熙 23 年（1684 年），原住民與漢人隔離的景況隨著鄭氏政權一起告終。清朝把臺灣納入版圖後，對於漢人的開墾採取相對放任的態度，漢人移民開始大舉登臺，海上貿易也更加興盛。

漢人不只可以用租佃的方式耕作原住民的土地，更開始透過買賣取得土地所有權。林玉茹爬梳清代留下來的「地契」，觀察到漢人逐漸蠶食原住民勢力範圍的跡證。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漢人土地鄰接原住民田園的情況已相當普遍，甚至出現原住民反過來向漢人購買土地的逆向操作。

在國家政策和漢人勢力的進逼下，原本壯盛的麻豆社，面臨兩種命運：漢化或遷徙。

林玉茹進一步指出麻豆社式微的原因，起因於麻豆社從清康熙中葉以來，先後被徵召參與平亂戰役，或是被課徵勞役、番餉，勢力明顯衰微，此消彼長之下，漢人逐漸取得麻豆這塊地區的主導權。

清乾隆中葉（約 1755 年後），漢人的街庄「麻豆保」以麻豆街為中心成立，稱得上是兩方勢力交替的重要指標事件。現存的三合土遺構可能就是在此時期由漢人所興建。麻豆港在此時仍然繁榮，只是主角換成了漢人，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包括「隱身為漢人」的原住民，許多改姓氏為「陳」，也接受漢人的宗教信仰。

從麻豆文衡殿（武廟）保存的紀念碑文可知，原住民改信奉漢人的關聖帝君，更參與捐款修廟事宜。特別的是，漢人如使用原住民土地，需繳香油錢給文衡殿，曾有漢人因侵占原住民土地又不繳錢而鬧出糾紛，在官府的仲裁調停下，最終在文衡殿立下「貼納武廟香燈漢番和睦示告碑」以示和解。

這種族群勢力的消長變遷，是林玉茹從文獻多方考察、彙整大量線索建構出的軌跡。除了從地契看出土地所有權轉移的歷程外，地圖的標註也是證據之一。

清乾隆末期，「麻豆社」已從臺灣輿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建立的「麻豆保二十庄」。其他像是地方志中，對於生活型態、商業活動、公共事務等的描述，也都可以看到蛛絲馬跡。

成為全臺少見的「街村與農村」合成聚落

時間來到 19 世紀，「滄海變桑田」的結局終於登場。水文環境的自然變化，加上居民的屯墾，麻豆地區的港道日益淤塞，至清道光末年，文獻上已無麻豆港的紀錄。

但麻豆市街卻沒有因為港口的消失而沒落，由於地處樞紐、物產豐饒，仍是非常繁榮的交易集散地。一些麻豆地方仕紳靠著「蔗糖」生意，躍升富豪階級。

林玉茹發現，從文獻對於市街的描述看來，這時的麻豆已成為漢人地盤。例如清代文人丁紹儀在《東瀛識略》中這麼描述眼中的麻豆：

均雜處民間，存番無幾；往昔番廬胥成村市，舊社無從跡矣。

儘管原住民的身影已從麻豆的畫面中淡出，但他們留下的生活印記，仍然決定著這座城鎮的風景。

過去麻豆社的聚落是以「檳榔宅」為主體的農村格局，擅長園藝的麻豆社人，會在屋舍四周種植檳榔樹或文旦、龍眼等果樹，形成單一住宅面積廣大、卻又宅宅相連的結構，是兼具「集居」與「散居」特色的超大規模農業聚落。

後來漢人在開發過程中，順應原本的檳榔宅聚落格局，又在商業活動的發展下，另外形成了漢人風格的市街。兩者疊加之後，麻豆就形成了全臺少有、別具特色的「街村與農村合成聚落」。

這樣的城鎮風貌可以說是原住民與漢人勢力興衰、相互涵化的最佳例證。

說出臺灣的故事，是林玉茹的終身志業！

雖然林玉茹是海洋史學家，但她自揭，海洋並不存在她的兒時記憶中。林玉茹在臺南歸仁長大，從小沒看過海，直到去臺東讀師專後，才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大海。

海對我而言，是神秘的！港口可以通往哪裡？彼岸有什麼在等著我？這種充滿冒險的氣味，令人非常著迷！

林玉茹自幼課業成績優良，因家境因素考量，最後選擇就讀師專。到臺東讀書後，彷彿掙脫了一身束縛，終於不再被升學壓力綑綁，而是出於對知識的熱愛而學習。

「那時候想繼續唸書，但因為一邊在國小教書，必須選擇夜間部。在師大沒有夜間部的情況下，我只能選擇臺大。在臺大歷史系讀了兩年後，我做了一個當時看起來很不自量力的決定──挑戰研究所！」

林玉茹笑說，感謝師長和同儕的鼓勵，讓她有勇氣成為第一個「越級打怪」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的夜間部學生。這位熱愛知識的國小老師，就從臺大歷史所開啟了學術研究之路。

1990 年，臺灣本土化運動方興未艾，攻讀碩士第一年的林玉茹就決定選擇臺灣史作為研究志業。「所謂的終生志業是，你即使到老了、到要走入棺材的時候，都還對那個工作有興趣。學術研究對我來講就有這樣的意義，它沒有退休的一天。」

身為臺灣史研究者，林玉茹認為說出屬於這塊土地的「故事」至關重要。學術殿堂縱然迷人，但歷史作為這塊島嶼的血脈，還是必須轉化為大眾可以理解並共感的知識。

「我是臺南人，麻豆也算半個故鄉。四百年來，這塊土地上的人群怎麼在大海的懷抱中，彼此競逐、興衰更迭，與世界連結，透過我的研究能說出這些故事，讓人們的存在更加有血有肉、鮮明真實，就是作為學者最大的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