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室中煙霧環繞的夢想——鍊金術（下）

1577 年 11 月，廷布克圖（編按：城市名）上空出現了一陣壯麗的流星雨，那座城市就位於現今的馬利（Mali）（編按：位於西部非洲的國家）境內。有關西非天文現象的報告，在整個十六和十七世紀期間都不斷出現。十七世紀早期一位西非編年史家阿卜杜．薩迪（Abd al-Sadi）便曾記載道：

一顆彗星出現在眼前。它在黎明時分從地平線升起，接著一點一點上升，並在日落和黑夜之間達到正上空。最後它消失不見。

西非皇廷裡的天文學家

我們在本章已經見到，在這段時期，伊斯蘭世界各地，從撒馬爾罕到伊斯坦堡的統治者，對天文學是抱持著多麼濃厚的興趣。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也有這相同的情況。許多文學家受聘在桑海帝國（Songhay Empire）統治者阿斯基亞．穆罕默德（Askia Muhammad）的皇廷工作。桑海帝國是個伊斯蘭蘇丹國，16 世紀期間控制了西非大半地區。這些天文學家協助編制年曆並提供宗教指引，對桑海帝國統治做出貢獻。

阿斯基亞．穆罕默德本人是個虔誠的穆斯林，支付他的天文學家豐厚的俸祿，要他們協助計算禮拜時間和齋戒月日期。另有些人則奉命判定麥加的方向。

十六世紀廷布克圖出現了天文學家的身影，見證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在現代科學史上所扮演的重要地位。這個地方比其他任何地帶都更被人排除在科學革命歷史之外。然而就連在認可更廣闊世界之重要性的科學史料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依然是令人起疑地完全缺席。

然而，歐洲殖民時期之前的非洲並沒有科學的想法是個迷思，而且急需更正。就像世界其他地區，非洲也擁有豐富的科學傳統，而且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時，還隨著宗教和貿易網絡的擴張而經歷了重大轉變。

因此，與其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看成與世界其他範圍區隔開來的地帶，我們必須把它看成我們在本章所深入探究的這同一段故事——全球文化交流的故事——的一個環節。

與世界各地聯繫 貿易網絡的擴張和伊斯蘭教的傳入

廷布克圖在十二世紀建城，接著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期間經歷了大幅擴張，特別是在桑海帝國興起之後。桑海帝國在一四六八年掌控了那座城市。這次擴張主要是跨撒哈拉地區的貿易勃興所驅動，商旅隊伍絡繹於途，從廷布克圖運送黃金、鹽和奴隸到埃及以及其他地方，並藉由絲路把西非與亞洲連接起來。

在這同一時期，其他非洲王國也開始在沿岸地區與歐洲人進行貿易。這標誌了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開端，所造成的衝擊，我們在接下來兩章就會更詳細深入探究。

廷布克圖很快富裕起來，也讓桑海帝國的統治者得以支撐起「一所富麗堂皇，內裝豪華的宮廷」還加上了「眾多醫師、法官、學者、和祭司」。

除了貿易、宗教之外，還有個關鍵因素讓非洲和更寬廣世界連繫起來。穆斯林在公元七世紀征服北非之後，從十世紀開始，伊斯蘭教便擴散跨越撒哈拉傳入西非。接著從十四世紀開始，伊斯蘭教就愈來愈廣泛散播開來，特別在鄉村地帶。就在這段期間，除了進口手抄本之外，西非伊斯蘭學者也開始在各地方著述愈來愈多原創手抄本，這些地點包括廷布克圖等都市。非洲統治者早就體認到，伊斯蘭教對於鞏固政權的重要性。阿斯基亞．穆罕默德甚至還曾於一四九六年，在廷布克圖許多學者陪同下，完成了一趟麥加朝聖之旅。

天文學知識的傳入 進一步引發科學發展

隨著貿易和朝聖而來的是知識。阿斯基亞．穆罕默德從麥加返國時，帶回了好幾百部阿拉伯手抄本，內容詳細記載了從天文學新觀點到伊斯蘭教法原則等一切事項。商人從撒哈拉各地回到西非時，也帶來了在伊斯坦堡和開羅購買的一批批阿拉伯手抄本。

「這裡有從巴巴里（Barbary）（編按：北非地名）帶來的手抄本書籍，比其他任何商品獲利都更豐厚，」十六世紀的著名旅行家利奧．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在他前往廷布克圖時便曾這樣寫道。

另有些手抄本則是隨著許多伊斯蘭學者抵達，他們是在天主教征服穆斯林西班牙時逃來此處，那次戰役最終便導致格拉納達酋長國（Emirate of Granada）在十五世紀末敗亡。稍後我們就會見到，阿拉伯手抄本在西非的散播，最終便導入了科學的轉型，這段故事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伊斯蘭教傳播之前，非洲民眾就仰觀天象。古馬利多貢人（Dogon）為所有不同星辰命名，而南非的科薩人（Xhosa）則在夜間使用木星來引路。中世紀貝南王國（Kingdom of Benin，位於當今的現代奈及利亞）的統治者甚至還聘僱了很特別的一群天文學家來追蹤太陽、月球和星辰在全年期間的運行。這群專家稱為伊沃烏基（Iwo-Uki），也就是「月升協會」（Society of the Rising Moon）。

這對於規劃農曆尤其重要。貝南王國首都的中世紀天文學家，密切監看獵戶座腰帶的推移並宣告「當這顆星從天空消失，民眾就知道，該種植山藥了」。伊費王國（Kingdom of Ife，也是位於現今奈及利亞境內）的中世紀統治者，同樣體認到天文學對於城內農業和宗教生活的重要性。伊費城是約魯巴文化（Yoruba culture）的一處核心，城內有許多神殿。國王在這附近建造了一批大型花崗岩柱，用來追蹤太陽運行，並判定宗教節日時間以及年度收成時節。

從十五世紀起，這些現存的天文學傳統經歷了重大變遷。就像在歐洲，非洲學者也開始藉由阿拉伯文譯本來研讀（諸如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臘思想家的著作。夜間，成群學生齊聚營火周圍，看著星辰流逝，並拿他們測定的結果來與見於種種阿拉伯手抄本的星曆表做個比較。

其中一部手抄本很可能在十六世紀的廷布克圖被用來教導天文學，書名稱為「星辰運動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 Movement of the Stars）。它一開始先解釋古希臘和羅馬作者的天文學理論，隨後轉向較為晚近的伊斯蘭思想家，好比海什木，他在十一世紀針對托勒密的天文學寫出一部影響深遠的批評著述。那部手抄本接著還解釋，如何判定特定星辰的位置，還有它們在占星上的重要意義。

還有一部手抄本是廷布克圖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巴哈約戈（Muhammad Baghayogho）的學者寫的，內容解釋了如何計算出白天（使用日晷）和夜晚（使用月球位置）的禮拜時間。巴哈約戈在十六世紀早期完成了一趟麥加朝聖，而且他擁有十分豐富的阿拉伯手抄本藏書，在廷布克圖首屈一指，他還針對十六世紀鄂圖曼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塔朱里（Muhammed al-Tajuri）的天文學家所著作品撰寫了一部評註。沒錯，你在廷布克圖找得到的手抄本，不只是以阿拉伯文寫成的，還包括鄂圖曼土耳其文的內容，這就顯示在這段時期，鄂圖曼和西非的科學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

——本文摘自《被蒙蔽的視野：科學全球發展史的真貌》，2023 年 5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學者八方雲集的伊斯坦堡

哥白尼在歐洲掀起一股風潮之時，鄂圖曼帝國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也正進入他們自己的文藝復興時期。從十五到十六世紀之間，鄂圖曼科學思想家產生出了超過兩百項天文學原創著作，再次挑戰伊斯蘭科學隨著中世紀「黃金時代」結束而沒落的觀點。

一四五三年伊斯坦堡征服之後，眾多穆斯林學者來到鄂圖曼，並在蘇丹資助之下投入工作，塔居丁只是這當中的一個。烏魯伯格死後，撒馬爾罕天文台的首席天文學家阿里．卡什吉前往伊斯坦堡，受僱在設於城中的一所伊斯蘭學校中工作，當時鄂圖曼人創辦了好幾百所這樣的學院。其他學者也從伊斯蘭世界各地，分頭來到了伊斯坦堡，包括波斯和蒙兀兒印度（Mughal India）。

得天獨厚的研究環境

在此同時，我們有必要記得，伊斯坦堡從來就不是個排外的穆斯林城市。猶太人和基督徒也在鄂圖曼宮廷找到贊助。猶太天文學家大衛．本－殊山在伊斯坦堡天文台與塔居丁共事，而穆罕默德二世的御醫也是個猶太人，是從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逃來的難民。座落於歐洲與亞洲的十字路口，早現代時期的伊斯坦堡是一座國際大都會，在這裡面― 誠如我們在其他地方已經見到的― 宗教和貿易網絡在十五和十六世紀時期的擴張，促成了科學的轉型。

事實上，鄂圖曼的這段故事和歐洲的科學革命史有很多相似之處。就如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鄂圖曼的科學思想家對古希臘作者的著述，也抱著很濃厚的興趣。

穆罕默德二世擁有大批古希臘手抄本藏書，全都在征服伊斯坦堡期間繳獲。秉持悠久的伊斯蘭傳統，蘇丹接連委派將這些古希臘作品重新翻譯成阿拉伯文。為配合鄂圖曼宮廷的國際性本質，這些譯本便由拜占庭希臘人完成。就像在歐洲的情況，鄂圖曼科學思想家也在這一時期開始閱讀並翻譯更早期的伊斯蘭思想家的著作。阿里．卡什吉的天文學手抄本也經翻譯為鄂圖曼土耳其文，圖西的作品也同樣如此。這位十三世紀的天文學家的種種觀點，對哥白尼造成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到了十七世紀中期，鄂圖曼科學思想家也開始閱讀歐洲的天文學著述。一六六二年，一位名叫特茲基雷奇．科斯．易卜拉欣（Tezkireci Köse Ibrahim）的鄂圖曼天文學家便解釋道：

「哥白尼奠定了一個新基礎，並編結出一個小型『紡索』星曆表，假想地球會動。」

易卜拉欣甚至還畫了幅草圖，勾勒出哥白尼著名的日心宇宙模型。

與歐洲相似發展故事

因此，我們可以開始看到眾多與傳統歐洲科學革命故事相仿的雷同情節。鄂圖曼的科學思想家也閱讀並翻譯古希臘文本，而且他們也學習借鑑比較晚近伊斯蘭作者的著述，來批評這些比較古老的理念。畢竟，在伊斯坦堡這座都市― 歸功於它位於絲路上的位置― 你很容易就能接觸到以種種不同語文寫成的科學手抄本，包括從拉丁文到希臘文，乃至於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著述。

不只如此，歐洲文藝復興的核心理念，在伊斯蘭世界也能找到雷同之處。這在阿拉伯文中稱為 tajdid（原文意指「更新」）。傳統上，這是宗教學者用來描述伊斯蘭教改革的術語。然而從十五世紀開始，tajdid 的概念就開始被使用得遠更為廣泛，成為某種關於振興的運動的一部分，而且被振興的不只宗教，也兼及伊斯蘭科學。這場運動並不局限於伊斯坦堡。到下一節我們就會看到，天文學、數學和伊斯蘭教之間的牽連，順著絲路向西傳播，跨越撒哈拉沙漠並來到非洲。

——本文摘自《被蒙蔽的視野：科學全球發展史的真貌》，2023 年 5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導讀 /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 書籍作者 / 馬丁・魯維克 (Martin J.S. Rudwick)；譯者 / 馮奕達

導論一、“You should”

我已經記不得確實的時間了，但那應該是二○○七年左右。當時的我為哈佛大學科學史系的博士班研究生，一心一意想處理與臺灣或東亞科學史相關的題目。某天下午，系上舉辦演講，講者便是各位手中這本書的作者：馬丁．魯維克。在介紹講者時，主持人強調，魯維克教授曾是著名的地質學者，後來轉行當地質學史家，同樣做得有有聲有色；此跨領域且悠遊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的經驗，值得各位參考與倣傚云云。演講後，系上老師與同學聚在一起討論；我的指導老師、生物學史家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叫住我，問我是否熟悉魯維克教授的研究。我說我不太清楚；老師的臉色有些凝重，說道：“You should.”

這句 “You should” 一直迴盪在我心裡。作為學生，我從善如流，盡可能熟悉這位魯維克教授的著作，其中便包括《地球深歷史》。從科學史的角度，魯維克教授的貢獻至少有三：首先，由於其在地質學上的造詣，當科學史界開始宣稱要打開科學的黑箱、釐清社會條件與科學知識生產的因果關係時，魯維克教授是少數能觸及此理想狀態的研究者。再者，在論及近代生物學史時，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將達爾文帶出的演化論風潮視為分水嶺；然而，就魯維克教授而言，至少在地質學史中，主要突破卻發生在一八○○年左右；在那個時期，人們終於體會到，就如同地球不是宇宙中不變的中心一般，歷史不再為人類所獨佔；人類史不過是地球歷史中極短暫的一段，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段。第三，當科學史家不再把一八○○年代的地質學視為達爾文革命的先聲，也不再把當時的思想與爭論當成恭迎達爾文出場的墊腳石，魯維克教授認為，科學史家就可多少擺脫不時為祟在科學史寫作中「勝者為王」的「輝格史觀」。

然而，即便現在的我可以琅琅上口魯維克教授在科學史上的貢獻，我必須說，除了「指導老師交代」外，當時的我看不出什麼「你應該閱讀魯維克」的理由。我不是地質學出身，也不打算研究地質學史；事實上，我必須承認，在唸高中時，地球科學一直是讓我感到棘手的科目。相較於我感興趣的生物學，地球科學涉及的時空尺度過於龐大，超乎我可以想像的地步。再者，如黃相輔博士在另篇導論中指出的，魯維克教授為虔誠的基督徒，而他一系列地質學史著作的基調便是要化解宗教與科學的對立。但問題是，我非基督徒，且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我從未體會到該對立，自然也無透過魯維克的著作來化解該衝突的必要。所以，除了幫助我一窺科學史的堂奧、進而取得該學科的入場券外，為何我需要知道魯維克教授的著作？

我的問題應該也是各位讀者的問題。在這個注意力只能維持三十秒的年代，為何你需要閱讀一本時間尺度達四十五億年的書？這需要一些理由。作為一名科學史研究者，我可以做的，就是盡可能地帶領讀者，回到魯維克這個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

與魯維克喝咖啡

時間來到二○一四年的劍橋大學。當時的我是該校李約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的博士後研究員，不時會晃到位於自由學院巷（Free School Lane）的科學史與哲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聽演講。十月二十四日當天，我報名參加了該系主辦的「與科學家喝咖啡」活動，講者又是魯維克。身為該系元老的他，顯然非常重視這回演講。在演講前，他寄給與會者一篇題為 “Fossils and History: Recollections across Two Cultures” 的自傳；在文章開頭，他加了個段落，表示該文是為英國國家學術院（British Academy；魯維克於二○○八年獲選為該院院士）歸檔用，不是為了出版（Not for Publication）。演講當天，當時八十二歲的魯維克教授，開誠佈公、毫不藏私地回答了他反覆被問到的問題：「你是如何、何時以及為何把自己從自然科學家轉為人文學者？」

時間倒推到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魯維克與其他劍橋大學的學生，簇擁在劍橋的評議會大樓（Senate House），聆聽物理學家、小說家與科技官僚查爾斯．史諾（C. P. Snow, 1905-1980）的里德講座（Rede Lecture）。史諾的講題是〈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在該演講中，史諾認為，在當時的英國，科學與人文的鴻溝已加深擴大，至雙方難以溝通、相互鄙視的程度。就史諾而言，根本原因是，科學與人文係屬「兩種文化」；這是現行英國教育制度的結果，但對於英國未來的發展，並無好處。年輕的魯維克並未對史諾的演講留下深刻印象。日後，當史諾將其演講出版為專書、引發大論戰時，他難以理解，為何如此化約、視科學與人文除了敵對關係外別無其他的見解，竟會有那麼多人買單。為何年輕的魯維克會冷眼看待史諾的語重心長？又為何在將近半世紀後，他會撿起史諾演講的標題，當成是學術生涯的註腳？

魯維克從他的家庭教育談起。生於一九三二年的魯維克，父親為西敏公學（Westminster School）的物理老師，而教父則為中世紀壁畫的權威克萊夫．勞斯（Clive Rouse）。在魯維克小時候，他父親期許他能走上物理研究這條路；然而，一日，魯維克在花園中找到海膽的化石，大感興趣；更讓他感到驚喜的，他鑽研中世紀壁畫的教父勞斯，竟然送給他一盒菊石化石，鼓勵他走上地質學研究的道路。一九四五年，當十三歲的魯維克進入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就讀。他發現，不同於家中多元且開放的學習氛圍，校方竟要求他得在古典（Classical）與現代（Modern）中抉擇。所謂「古典」是以歷史學為主的人文學，而「現代」則為自然科學。魯維克選擇了「現代」，這讓校方頗為失望。因為，按當時英國中學教育的標準，如魯維克這樣傑出的學生，應以「古典」為職志，「現代」是留給那些「次等的心靈」（second-class mind）。即便如此，在求學階段，魯維克遇到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生物學老師道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id）。里德除了帶著魯維克閱讀生物學的經典外，還指導他進行端足類（Amphipods）的分類。魯維克花了相當時間，對著圖鑑，兩眼盯著顯微鏡，探究自英國周遭海域採回來的活體標本。魯維克頗為滿意此自主學習的成果，將之寫成論文，發表在《自然史雜誌》（Magazine of Natural History）上—該文也成為魯維克多產之學術生涯中的首篇論文。在高中生涯接近尾聲時，他參加了劍橋大學的入學甄試。他報考了生物、化學與地質學，於地質學的表現最為傑出。一九五○年起，他開始於劍橋大學地質學系就讀。

在劍橋大學，魯維克受益於該校的 Tripos 制度，即在選定專業科目前，可廣泛涉獵相關學科。一趟前往懷特島（Isle of Wight）檢視第三紀之地層構造（the Tertiary strata）的田野經驗讓魯維克對古生態學（palaeo-ecology）感興趣。依他所見，這在當時仍屬新穎的學科，既可結合他對分類學的興趣，也可讓其興趣不至於被傳統分類學限制住，而可進一步探索古生物及其環境的關係。一九五三年，魯維克以第一名畢業，且獲得地質系、三一學院等機構的獎學金，以及政府的研究獎勵，讓他可以三年為期，於劍橋繼續鑽研古生態學。一九五五年，年僅二十三歲的魯維克被聘為劍橋大學地質學系的 “demonstrator”（相當於美國的助理教授），翌年更被選為三一學院的學生院士（junior research fellow）。

接二連三的榮譽與肯定並未讓魯維克就此停留在他已相對熟悉的古生態學領域。他亟思挑戰困難的博論題目，讓他可在地質學中站穩腳跟。魯維克的進取或與三一學院的氛圍有關。身為該院的學生院士，他可自在地向「古典」與「現代」領域中卓然有成的資深院士請益。這時的魯維克還未接觸到史諾的「兩種文化」；難怪，當他接觸到後，他無法接受當中「做人文者」與「做科學者」往往無法溝通，因為這並不是他在三一學院接受到的刺激。

接著，魯維克開始對「功能形態學」（functional morphology）感興趣，且把對象設定在雖有大量化石證據、然只有少量物種留存至今日、導致活體實驗與野外觀察幾近不可能的腕族類動物（brachiopods）。當他在標本館中檢視該動物的化石標本，欣賞其結構的對稱、揣摩其可能的功能時，他想起在哈羅公學時曾涉獵的生物學經典：愛德華・羅素（E. S. Russell）的《形式與功能》（Form and Function, 1916），特別是當中論及法國博物學者居維葉（Georges Cuvier, 1769–1832）的段落。

居維葉認為，透過緊密地將結構與功能整合在一起，每類生物得適應（adapt）其特定的生活模式（mode of life）。以此概念為出發點，居維葉大膽地重建他認為已然滅絕的長毛象（mammoth）與乳齒象（mastodon）的化石標本。魯維克認為，居維葉重組這些已滅絕之動物的概念與手法，有助於他對腕足動物之功能形態學的研究。於是，他到圖書館，閱讀居維葉的原典與相關手稿。

他精準掌握了居維葉至當代的功能形態學系譜，再加上三一學院對其研究的支援，魯維克於一九五八年以〈化石腕族類的功能形態學研究〉（Studies in the Functional Morphology of Fossil Brachiopods）一文取得博士學位。翌年，他在深具影響力的《地質學雜誌》（Geological Magazine）上一口氣發表兩篇論文，宣告一名年輕地質學者的誕生，以及一個少為地質學者所知之取向的成熟。在後續七年間，魯維克持續探索化石與現存腕族動物的功能形態學，於一九六五年獲聘為劍橋地質系的講師（University Lecturer）。按當時劍橋的規定，這意味著魯維克已通過終身聘任制（tenure）的考驗，可在其喜愛的領域鑽研，直到退休。

如果說已被地質學者視為「歷史」的居維葉為魯維克的地質學帶來突破，那麼，他則以其地質學研究經驗為地質學史帶來新意。原來，在細讀居維葉的原典後，魯維克感到好奇，為何如此傑出的博物學者竟會拒絕接受當時已略具雛形的「物種會變化」的演化思想，並設法撲滅之？他開始閱讀生物學史的著作，且把握各種與科學史家交流的機會。讓他失望的，其在地質學的同儕就罷了，多數他遇見的科學史研究者，多不把居維葉當一回事，甚至認為居維葉的存在阻撓了演化論於法國的生成與傳播。

魯維克不免好奇，為何科學史研究者總以後見之明來評價居維葉，而不是回到居維葉所處的時代，設身處地理解居維葉的科學及其貢獻？為何科學史家會對居維葉深具突破性的功能形態學視而不見？同時，他也感到訝異，為何不管在研究材料的選擇上，科學史研究者會如此執著於文本，彷彿其研究對象不會以圖像溝通似的？魯維克認為，如此「重文本而輕圖像」的作法，恐怕會讓科學史研究者錯估科學知識生成與溝通的方式；因為，至少在地質學界，相較於文字，研究者更傾向以圖像來思考與溝通。

最後，他也發現，相較於地質學者，科學史研究者似乎不做「田野」，也不把其研究對象的田野工作當一回事。同樣從地質學觀點，魯維克認為，不把田野及田野工作視為科學知識之生產地與實作，科學史家恐難以真正窺見科學研究者的心靈，遑論探究新理論生成的時空脈絡。於是，在一九六○年代，也就是魯維克逐步確立其在地質學的地位時，他也開始在科學史相關的期刊上發表論文，拋出前述疑問，並從地質學的觀點提出解答。對此，一位「柯廷翰女士」（Mrs Cottingham）居功厥偉。

原來，柯廷翰繼承了倫敦地質學會（Geological Society）之創建者與首位會長喬治．格林努格（George Greenough）的手稿。該手稿未經整理，也未有研究者使用過；柯廷翰希望魯維克能幫她整理，並據此撰寫格林努格的傳記。魯維克欣然答應。在整理並閱讀格林努格的手稿與通信的過程中，魯維克發現一落信件，以紅帶繫著，上頭有格林努格的筆跡，寫著「泥盆紀大爭議」（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在謄寫這批信件的過程中，魯維克得以重訪此當代地質學者已少有人知的爭議，理解科學爭議係如何生成、延燒與閉合。日後（一九八五），運用這批材料，魯維克完成其成名作；書名就叫做《泥盆紀大爭議：紳士專業者中科學知識的形塑》（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The Shap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mong Gentlemanly Specialists）。

一九六七年，當周遭的人都認為，這位三十五歲的年輕地質學者，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持續耕耘，同時以歷史為副業或「娛樂」，直至退休，魯維克做了讓人驚駭的決定：他離開了地質系，轉至甫成立的科學史與哲學系任教。按魯維克日後的說法，當時的他，遭逢了中年危機；只是，有中年危機的不是他，而是他在地質學系的同儕。魯維克認為，相較於正在蓬勃發展的美國地質學，劍橋的地質學者似乎都在自己的舒適圈中做研究；當美國地質學界已培育出如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這樣優秀的新生代時，劍橋地質系顯得格外死氣沉沉。當這個他自一九五○年起便生活其中的系所不能再給予他智識上的刺激，魯維克決定出走。此舉激怒了他在系上的同儕，認為這是難以原諒的的背叛。魯維克不以為意，因為他已在自由學院巷的科學史與哲學系，找到他的新天地。

一九七四年，魯維克再度出走，至荷蘭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擔任「自然科學之歷史與社會面向」的教授。他的夢想是在該校建立科技與社會的研究群。他注意到，在愛丁堡大學，有群年輕的歷史學者、社會學者與哲學者，組成科學研究部（Science Studies Unit），以全新的視野，至少不是他曾大為感冒的輝格史觀，探索科學知識與其社會條件間的因果關係。他希望能在自由大學有個類似的部門，與日後被稱為「愛丁堡學派」的學者們，共同打造「科學研究」或說「科技與社會」此新興領域。

一九八○年，自由大學遭逢政治危機；魯維克的同儕、摯友與學術夥伴遭左翼學生攻擊，而校方並未捍衛校園中根本的學術自由，這讓魯維克憤而辭職。過來五年，魯維克帶著家人，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在倫敦、劍橋、普林斯頓與耶路撒冷間遊走。一九八五年，普林斯頓大學聘魯維克為歷史系教授；魯維克希望能在該校打造科學研究的分支，未獲高層支持。一九八八年，魯維克轉至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任教；這回，他終於得到支持，於人文部門中建立以科學為對象的研究分支。在這段顛沛流離的日子裡，魯維克共出版了四本書；於一九九八年退休至今，他又出版了五本書，最新的一本即為各位手中的《地球深歷史》。二○○七年，幾乎就在哈羅公學校方要年輕的魯維克在古典與現代中做選擇的一甲子後，他獲頒美國科學史學會的最高榮譽薩頓獎章（George Sarton Medal），翌年被選做英國科學院院士。

兩種文化？

回到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當天，年邁但仍精力充沛的魯維克是如何看待史諾的「兩種文化」？首先，他不認為該說是錯誤的；因為，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他不時面臨要「選邊站」的壓力。再者，他也不認為兩種文化是通盤正確；因為，在同時浸淫在地質學與地質學史後，他認為，兩者的相似性遠大於對立，共同體現了人們對於知識的追求。第三，即便自然科學與人文學有其相似性，他也不認為，研究者就該追求某種大一統的知識體系，反而是在同中求異。顯然的，如果他沒有在尋找博論題材時，潛心閱讀居維葉的功能型態學，他恐怕不會在高度競爭的地質學中一支獨秀；同樣的，若沒有他在地質學中習得的基本功，他恐怕難以帶入圖像及田野工作的分析視野，在科學史界自成一家之言。

離指導老師對我的提醒，已經十四年了；即便我的學術成就遠遠夠不上魯維克教授及我的老師，身處在既有文組生又有理組生的臺大地理系，我還是不時板起臉來，提醒學生應該做這做那。每回做此建議，我還是不時會落入我當時的疑問，為何臺灣學生得閱讀一些從不同的社會與智識氛圍中長出來的作品，除了這些作品「很有名」以外？當然，我希望學生能自己尋找 “you should” 的答案，就如同本文呈現的「魯維克是誰、我為何要在意他」的探問旅程。

欣見《地球深歷史》中文版的出版，以及編輯林巧玲的邀請，讓我可以有機會把這趟追尋之旅化為一篇導讀。這不是一本科普書，更不是一本教科書；這是一個生長在獨特時空脈絡的人們、不論其在今日學術分工中的地位為何、不停追問自己是誰、又該往那裡去的故事，同時也是個不安於室、為尋求最多的知識刺激、不惜顛沛流離之學者的生命故事。作為臺灣人，我們非常熟悉「自己是誰、該往那裡去」與「文理組之爭」等情節；就我而言，這便構成 “you should” 的理由。

希望你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