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來，科學家只能從少數二十世紀初期的目擊記錄，還有黑白素描，了解婆羅洲彩虹蟾蜍，或稱森巴河蟾（Ansonia latidisca）。但在去年底，科學家在波羅州，界在馬來西亞及印尼之間的山脊，找到三個族群。這種蟾蜍，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列入紅名單，同時也受當地法律保護。但現在發現的族群，不列在保護區域內。這項發現，是去年八月由國際保護組織（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CI）發起的搜索，旨在搜尋世界上他們所列的「十大失落的蛙類」名單。名單中，除了婆羅洲彩虹蟾蜍以外，只有另一種在厄瓜多的樁腳蟾蜍（Atelopus balios），兩種被找到。
資料來源：ScienceShot: ‘Lost’ Frog Found on Borneo [15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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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現代的醫療知識，古人也能進行截肢這類外科手術，不過手術很成功，但是病人死掉的狀況也不意外。一項考古研究宣稱發現已知最早的截肢手術，地點位於東南亞的婆羅洲雨林，年代距今 3.1 萬年。那麼久以前的原始人，真的有能力截肢嗎？
請注意，本文包含人類遺骸的圖像。
之前知道最早的截肢手術年代是 7000 年前，法國新石器時代的 Buthiers-Boulancourt 遺址。
這項研究調查的地點是一處名喚 Liang Tebo 的石灰岩洞，位於婆羅洲東部。考古學家在這兒尋獲一位長眠者 TB1，估計於 3.1 萬年前去世。此時處於舊石器時代，一小群一小群人們不長期定居，沒有農業，以採集、狩獵維生。
考古學家由埋葬狀況判斷，排場儘管簡陋，應該為他人有意識的體面墓葬，骨頭保存相當完整。估計去世時 20 歲左右，憑藉骨盆無法判斷性別，他的身高不矮，可能是男生或高個子的女生。
經歷好幾萬年的歲月，遺骸少掉一些部位也很合理。然而，這位就是少掉左小腿中段以下的骨頭。考古學家仔細分析後，判斷他經歷過小腿的截肢（amputation）手術，之後至少又經過 6 到 9 年，直到去世。
考古學家根據什麼理由判斷他是截肢，而不是一般的斷腿呢？主因是他的小腿骨斷面非常平整，不像是事故摔斷，也沒有感染的跡象，表示腿骨離開身體後沒有造成嚴重的病變。
他左小腿保留的脛骨（tibia）和腓骨（fibula）尺寸比右邊小，明顯有生長落差。推論他在 10 歲多時由於未知原因，被身邊的人用某種利器將左邊小腿骨切斷，而且照護得宜，又生活至少 6 年，去世時受到妥善埋葬。
如果上述推論正確，這位 3.1 萬年前的東南亞人，就是世上截肢手術最早的成功紀錄。
執行手術的工具不明，肯定不是金屬，可能是黑曜石或某種石材，或是鋒利的貝殼或骨製器具，甚至是加工處理過的竹子，都可能用於切斷骨骼，或是在手術中使用。
截肢不是簡單的小手術，當時的婆羅洲人懂得截肢手術需要的消毒、麻醉、止痛嗎？
即使是身強體壯的（十幾歲）原始人，完全沒有藥物輔助下，要在截肢後全身而退，連明顯感染都沒有，想來不太可能。當地環境一定找得到可供藥用的植物，雖然缺乏直接證據，不過可以假設施術者懂得這些知識。
手塚治虫創作的角色「怪醫黑傑克」開刀出神入化，黑傑克也成為動手術的代名詞。婆羅洲的史前黑傑克是如何習得開刀技能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古早人處理動物時，可以獲得不少練習機會，對於骨、肉、血想必不會陌生。在決定截肢的時候，操刀者應該自認有成功的機會，有信心又技術熟練地下刀，否則不會有如此漂亮的手術結果。
光憑極為零星的考古調查，無法估計當時的截肢狀況，不清楚這位是成功的特例，或是大批犧牲者中唯一的幸運兒。只能確定當時的婆羅洲人，不只已經有相關的醫療知識，還有團隊照顧的精神。
考古沒有發現，不等於真的沒有，也要考慮到遺骸保存的狀況。成功的截肢手術會在四肢留下痕跡，但是舊石器時代的遺骸，四肢骨頭保存往往不全，考古上難以辨識。我猜舊石器時代應該有更多截肢的成功案例，大部分卻無法被我們知曉。
之前研究得知東南亞的婆羅洲、蘇拉威西這塊區域，超過 4 萬年前便有壁畫等藝術創作。史前黑傑克與截肢者所屬的人群，應該和藝術家有關連。醫療、藝術，果然皆為高端的人類技能。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歐洲在數萬年前的史前時代，就存在洞穴壁畫、雕刻之類的藝術創作。能畫出令畢卡索也讚嘆的畫作，足以讓我們間接推論，壁畫的創作者已經具備現代的心靈。當時的歐洲人除了能準確畫出寫實的動物，野牛、野馬等等，展現觀察與複製自然的能力，也會製作比較抽象的作品。
例如在德國南部的史塔爾洞穴（Stadel cave）出土，距今 4 萬年的「獅人」，是一件用象牙雕刻，31 公分高的小雕像；專家估計要花費 400 小時，才能完成這件精品。獅頭人身，顯然不是自然界存在的生物。當時的人為什麼大費周章，製作這類缺乏實用價值的作品，我們毫無頭緒。1
考古學家猜測，獅人雕像曾被作為某些儀式之用，甚至隱約記錄著早已失傳的信仰、原始的宗教。不論如何，獅人這類超現實的作品，都反映出創作者難以捉摸的抽象思維。幾萬年前的歐洲人既能寫實，也懂抽象，別處的人卻沒有類似手筆，難道是歐洲的智人特別聰明嗎？
最近在世界另一邊，東南亞的發現，完全顛覆了上述的想法。
歐洲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考古研究的地方，調查最為透徹、密集。單單法國考古遺址的數量，就和廣大的東南亞一樣多。其他地方沒有和歐洲類似的考古發現，或許只是探索不夠，尚未找到。也可能是沒有留存下來，都在歲月中消逝了；畢竟歐洲的氣候環境，遠比非洲、東南亞等地適合保存人造物。
所以這篇 2018 年發表的論文相當驚人。它報告在東南亞海上的大島—婆羅洲，山區調查岩洞的結果。數個洞裡發現壁畫，但是判斷壁畫的年代難度很高。
這項研究採用鈾定年法（U-series dating）分析壁畫上的碳酸鈣。畫作完成後留在岩壁上，碳酸鈣會漸漸在表面累積，所以碳酸鈣的年代，肯定比其下的畫作更晚；碳酸鈣的年代，能代表畫作最低可能的年紀。2
婆羅洲 6 個洞穴共 15 件樣本的分析指出，年代最早的畫作距今足足有 4 萬年之久，次早的為 3.94 萬年。畫的隱約可見是某種動物，可惜已經殘缺到無法判斷。4 萬年前這年代，甚至比法國的夏維洞穴（Chauvet cave）最早 3.7 萬年前的作品，又更早好幾千年，在發表時是全世界最早的動物繪畫。
最早一批壁畫的色彩偏紅橘，內容為偏寫實風格的動物，如當地存在的爪哇野牛（Bornean banteng）。不過該地繪畫記錄在此之後，中斷相當長的時間，直到約 2 萬年前才出現另一種風格，以手印為主，深紫色的作品。
這項發現明確指出，洞穴壁畫這類被視為高端心靈的表現，並非歐洲的專利，不但也在世界另一邊的東南亞存在，年代還比歐洲更早一點。
下巴掉下來的話，先裝回去，因為隔年 2019 年發表的論文，比上述發現更加驚人！
另一項研究調查的地點，位於婆羅洲東邊的島：蘇拉威西。島上一個叫作 Leang Bulu’Sipong 4 的洞穴中，發現 6 個動物圖案：2 個是野豬、4 個是野牛，由型態判斷最可能是蘇拉威西野豬（Sus celebensis）以及矮水牛（dwarf buffaloes 或 anoa），牠們依然漫步在今日的蘇拉威西。3
鈾定年法得知，蘇拉威西最早的樣本距今也許有 4.39 萬年，榮登目前已知史上最早的動物畫作，它是一幅看起來肥滋滋的野豬。稍晚的野牛距今 4.1 萬年左右，榮登史上最早的野牛畫作。
冰河時期海平面較低時，婆羅洲會與東南亞大陸相連，不過蘇拉威西總是海島。蘇拉威西這批壁畫色彩紅橘，和婆羅洲年代稍晚的作品風格一樣。只在單一地點發現，還有質疑的餘地，不過在相距不遠的兩處都發現類似作品，應該足以相互映證，彼此為年代接近，文化相似人群的產物。
另一件驚喜是，豬和牛的旁邊還有 8 件半人半獸（therianthropes）的圖案。一豬一牛旁邊，各有一個半人半獸；其餘 6 個位於另一頭牛的前方，該牛距今約 4.09 萬年，半人半獸們的年代或許差不多。
所謂「半人半獸」，其實無法判斷是哪種獸，不過圖案放大來看很清楚，假如把德國 4 萬年前的獅人畫在牆上，看起來就會是蘇拉威西這樣：獸頭人身。
換句話說，蘇拉威西岩壁上這批繪畫，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人獸合體作品，又比歐洲更早一段時間。綜合觀之，東南亞和歐洲在同一時期的人，皆為既能寫實，也懂抽象，足以認定具有高端心靈的人。至少可以肯定，冰河時期的歐洲人，並不獨特。
差不多同一時期，地球上相隔甚遠的兩處人，在差異不小的環境下，不約而同表現出類似的行為與思維。不禁令人好奇，事情是如何發展成這樣？
東南亞與歐洲的智人，都是數萬年前離開非洲智人的後裔。一種可能是，他們尚未各分東西以前，已經具有後來的藝術感與抽象思維，後來各自在東方與西方表現出來，留下紀錄。另一種可能是，歐洲與東南亞兩地獨立發展。移民歐洲的智人思維變得更加深刻，東南亞也經歷一樣的狀況。
考古記錄指出，約 4 萬年前才有大批智人移民進入歐洲；歐洲出現智人藝術品，和智人抵達歐洲幾乎是同時的事，乍看之下沒什麼醞釀的時間。
東南亞一帶智人現身的年代，應該早於 6 萬年前；更遲超過一萬年，才是已知開始藝術創作的年代。是同一群人住久以後，慢慢研發出新才能嗎？又或是隨後而來的另一群人，也帶來藝術呢？
總之，目前的證據，不足以判斷是哪一種；只能肯定智人尚未離開非洲以前，已經具有相當的象徵思維，不過仍沒有寫實壁畫、半人半獸這類手筆（或許曾經有過，只是還沒有發現）。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進行動物保育時，除了設立保護區外，對區內的動物進行長期生態監測，更深入的研究牠們才是根本之道。然而，如果要監測的動物會遷徙，總是跨國飛來飛去，那該怎麼辦呢？快來看看專家到底用了哪些方法突破困境！
臺灣野生動植物資源豐富，為保存珍稀物種或特殊地質景觀與環境，棲地保育是最常見的手段之一。臺灣目前有許多根據不同法源而設立的保護區，例如依據國家公園法設立的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設立的自然保留區，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成立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依據森林法劃設的自然保護區，以及依溼地保育法成立的國家重要溼地等。
各類自然保護區域劃設後，後續必須進行長期生態監測工作，才能掌握當地的生態狀態，釐清這些保護區是否遭受潛在的威脅，危害到區內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人員與管理人員可藉由分析這些監測資料與趨勢變化，做出適當的檢討，以改善自然保護區的狀態。
生態監測的重點項目，其中之一是針對特有、稀有性物種或保育類動物，調查牠們出現的數量和空間分布位置。進行這些生物資源監測時，往往必須先了解特定物種的基本生態習性，例如食性、生活範圍、棲地特徵、繁殖特性等。在估算物種族群數量時，由於遷徙性物種會大範圍遷徙，時空變化複雜，所以估算工作也較複雜，需要投入更多心力，設計出一套適用且完善的調查方式。
本文將介紹三種遷徙性物種，以及臺灣的研究人員過去如何針對這些物種的生態習性，設計出適合的研究方法，來了解特定的保育問題。
八色鳥（Pitta nympha）是東亞遷徙性鳥種，在臺灣為夏候鳥，也是珍貴稀有保育類。臺灣是八色鳥的重要繁殖地之一，每年約四五月抵達臺灣進行繁殖，其他已知的繁殖地為中國東南方、日本、南韓本島和濟州島等，九十月遷離臺灣再次前往度冬地婆羅洲，也是目前已知唯一的度冬地。
八色鳥是臺灣少數具有較完整族群監測資料的物種，自 2001 年開始至 2017 年，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使用定點調查法（point count）與回播反應法（playback），在八色鳥對叫聲反應最高的四月底及五月間進行八色鳥全臺數量普查。
根據族群趨勢分析結果，八色鳥 2001～2017 年間在臺繁殖族群整體數量呈現下降趨勢，約下降了 30～40%。若將臺灣本島分為四區（北部、中部、西南部、東部）來看，分區呈現的趨勢各不相同，其中以北部下降程度最明顯，2001～2017 年的族群量下降了約 70%4。
八色鳥在臺灣數量的下降，引發了許多的疑問。明明八色鳥在臺灣的棲地狀態變化並不多，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八色鳥的數量會有如此明顯的下降趨勢呢？這就要從八色鳥的度冬地談起。
我們對候鳥做族群數量監測研究時，必須考慮此物種的遷徙連結度（migratory connectivity）。遷徙連結度是指物種從同一繁殖地遷往相同度冬地的程度，繁殖地的好壞決定當年物種的繁殖率，度冬地則是決定物種的生存率。八色鳥會在年間循環時遷徙往返兩地，因此想了解八色鳥的數量變化，必定得考慮度冬地及繁殖地的情況。
目前已知的度冬地點是婆羅洲，屬印尼、馬來西亞和汶萊的領土。印尼和馬來西亞近三十年來引入了油棕（Elaeis guineensis）作為經濟作物，主要用來生產棕櫚油。為了種植油棕，砍伐了大面積原始森林，造成八色鳥度冬棲地熱帶森林面積下降。研究推測，這也許是影響八色鳥在臺灣繁殖數量減少的原因之一。
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已有候鳥遷徙路徑改變的案例，八色鳥也有可能選擇遷至更高緯度的國家或更高海拔地區以適應環境。就八色鳥的繁殖地來說，比臺灣緯度更高的國家有日本、南韓、中國東部等地區，由於這些地區缺乏監測資料，目前還無法了解八色鳥出現在這些地區的個體是否增加。
目前研究推論，八色鳥族群數量下降與度冬地遭受破壞的可能性較大。八色鳥已知主要分布於婆羅洲沙巴、沙勞越兩地，近年全球油棕樹的收穫面積呈現逐年遞增走勢。2000～2001 年間，全球油棕樹的收穫面積為 1007.1 萬公頃，至 2017～2018 年時，面積增至 2262.8 萬公頃，增幅達 125%，同一時間，原始森林遭到大量砍伐，棲地減少對八色鳥造成威脅。
推測八色鳥的族群動態時，掌握八色鳥的遷徙路徑，才能確認是否因度冬棲地遭受破壞而影響數量變化，常見方法分為直接連結研究法（如：衛星定位法）或間接研究法（如：穩定性同位素、遺傳標誌）。
目前在八色鳥研究上，最大的困境在於缺乏度冬地的證據。
被認為最有可能為度冬地的範圍，皆因當地缺乏研究觀測紀錄而無法釐清，而八色鳥其他繁殖地也因沒有正式的合作聯繫平臺，除了小規模的研究室間討論交流外，缺乏跨國性的整合機制，許多疑問仍待解決。
在探尋候鳥遷徙路徑的難題上，金門國家公園曾藉由大範圍比對各棲息地的鸕鶿（Phalacrocorax carbo）的羽毛穩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s），累積了成功的經驗。
穩定同位素是一種天然標記物，是目前追蹤候鳥路徑時常用的方式之一。相較於衛星定位法，其優點在於較便宜、技術已發展相對成熟，但也會受某些環境條件影響準確度。穩定同位素在 1993 年首次應用於雪雁冬季棲地研究，現今已應用在許多鳥類研究中。
金門國家公園位於東亞候鳥遷移路徑上，每年皆記錄到許多候鳥及過境鳥，為推動保育研究、環境解說教育及環境生態監測等目的，過去研究人員曾對金門地區鸕鶿的生態習性進行研究。
鸕鶿於每年約十月至隔年四月間至金門度冬，因為在不同棲地間進行遷徙時（如繁殖地與度冬地），食物來源不同，鸕鶿體內組織中的穩定同位素特徵也不盡相同。當遷移到當下棲地時，動物一方面攝取新棲地的食物穩定同位素，另一方面原棲地食物的穩定同位素特徵仍會在體內維持一段時間，因此，動物體內的穩定同位素組成會呈現動態漸變的過程，比較不同棲地鸕鶿的這個漸變過程，就可了解鸕鶿的活動範圍及遷徙路徑。
研究人員藉由偵測鸕鶿體內的穩定同位素，得以推測這些鸕鶿的繁殖地。
此方法需要各地區鸕鶿的血液、羽毛樣本來進行穩定同位素數值比對。研究人員於 2006 年七八月期間前往中國黑龍江省札龍自然保護區、洪河自然保護區、三江自然保護區、烏蘇里江流域、興凱湖自然保護區、內蒙古自治區呼倫湖、青海省青海湖自然保護區、鄂陵湖，以及日本等地進行採集，終於獲得較充足的數據，釐清金門的鸕鶿遷徙路徑。
穩定同位素分析技術已逐漸成熟，目前有多國研究都採用這個方法，但在材料取得時常面臨困境，如血液樣本、羽毛樣本，往往需仰賴繫放團隊自行收集，或需透過跨國合作關係，從各地儲存的標本中獲取，如博物館、各研究室等。因此，在遷徙性物種研究上，需增加跨國合作的計畫，才得以促進輔佐資料的搜集。
每年春末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大屯山區，可觀察到青斑蝶（Parantica sita niphonica）有大發生（outbreak）和島內移動行為。為了研究青斑蝶生態習性，以及與日本之間是否有青斑蝶族群交流的現象發生，從 1997 年開始，臺灣蝴蝶研究人員與日本專家合作，利用青斑蝶的標識再捕法（Mark-Release-Recapture）進行研究。
青斑蝶會隨著季風移動，每年春夏季隨西南季風朝北飛，秋冬季則利用東北季風往南飛。一開始由於資料不多，科學家無法確定這兩群蝴蝶是否為同一族群。經過多年標記研究後，目前已有多筆臺灣地區標放個體在日本被發現，在日本的標放個體也有在臺灣再補獲的紀錄，可以確認青斑蝶確實在兩國之間有遷移擴散的情形。
自 2003 年起，每年五六月間，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都會舉辦蝴蝶季活動，帶動相關觀光與環境教育，與日本之間也因資訊交流頻繁快速，不僅提升學術進步，對青斑蝶的行蹤也更加了解。
目前已知青斑蝶主要分布於臺灣、日本、中國沿海、泰國及韓國等地。藉由遺傳差異分析，可得知臺灣的遺傳標記組成和日本的相似，而和中國則有很大的差異。這種擴大地區的合作，可以更清楚釐清青斑蝶的遷移動態和生態資訊。
從以上案例可知，由於遷移性物種的跨國性或跨域性（例如紫斑蝶的島內遷徙），均需要有更廣大區域的合作研究，才能更便於了解這些物種的生態，也讓我們更能擁有充分清楚的資訊來保育珍貴的物種多樣性。
本文亦刊登於臺灣國家公園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雷雅淇 / y編
Ａ編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