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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博物館的權威!讓泰雅文物回到原鄉,來一場意義非凡的「共作展示」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09/25 ・5347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SR值 538 ・八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黃曉君、美術編輯|林洵安

博物館文物只能在館內靜態展示嗎?文物一旦重返原住民部落,會喚醒什麼樣的回憶與新生命? 2017 年 2 月 19 日到 4 月 19 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與「野桐工坊」,共同策劃了《「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這是台灣官方博物館第一次與原民團體共同籌畫,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館方期待通過泰雅族人與這些物件的「相認」,重新憶起老物件的母語命名,以及對泰雅人生命與生活價值的故事。

回家了!

好久啊!久到記憶快要消失了!

故鄉!你們還記得我嗎?

如果你們已把我們忘了,

那,我怎麼回去呢……

我們的祖靈快要回來了唷~

心靈是多麼期盼啊!

我們努力把家屋修理好了,

要迎接你們,大家都從四面八方回來,

我們會重新記憶並知道你們,

孩子們!讓我們為祖先們著上美麗的盛裝,

我們心何等興奮,期待你們回家!

──尤瑪 ‧ 達陸 2017 〈 祖靈盛裝 〉

2017 年 2 月 19 日,苗栗縣泰安鄉陽光普照、櫻花盛開,中研院民族所的「她方」共作展,在象鼻村的「野桐工坊」盛大開幕 。「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以〈祖靈盛裝〉詩作,細細訴說泰雅祖靈隨著老物件回家的忐忑,以及子孫們期盼祖靈回家的孺慕之情。

尤瑪以「老人家」稱呼這些老物件,因為祂們不是單純的「物」,而是有生命的祖靈表徵。她教導來參訪的學童們:「我們只能輕輕地、慢慢地移動祂們,不能隨意碰觸祂們。」

整個展期,泰雅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圍繞在「老人家」旁邊,熱烈討論祂們的母語命名、織布技法、使用方法與文化價值,細細訴說與祖先老物件「相認」的感動。這個過程「真真實實地讓文物活了!」前民族所博物館主任何翠萍回憶。

從中研院到象鼻村只有幾個小時的車程,但這群「老人家」回鄉之路,卻已走了大半個世紀。 故事,還得從 1950 年代說起……

《「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開幕合影,泰雅部落的耆老、織女、小學學童一同迎接這群「老人家」返鄉。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王聖閎

戒嚴時期:中研院前進部落,搶救流失的文物

泰雅族的老物件,是怎麼「流浪到南港」的呢?

1950~1960 年代的台灣,政治上處於戒嚴、反攻大陸的年代,文化上高唱「漢文化」中心,對於高山民族採取同化的「教化態度」,推行國語,追求現代化。這種時代氛圍下,傳統文物被視為老舊、不合時宜的表徵。

1960 年南澳泰雅田野團隊收藏的示範織品,「三民主義、解救同胞」等字樣,可見戒嚴時期的時代氛圍。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1970 年代,台灣走向工業化,原住民年輕人多離鄉背井、到大城市工作,部落老人無力維護老物件,只能看著它們走向破敗,或出售給古董商……

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創所所長凌純聲先生,出於「搶救文物」的使命感,在民族所博物館成立初期經費不足、慘澹經營之下,仍帶著研究人員前往部落,蒐集快速流失的原民文物。

「目前民族所的原住民文物,大多是 1955~1968 年來到中研院,總數達三千件,涵跨十個原民族群。」何翠萍回憶:「像是國寶級的排灣族木雕人像,曾至法國羅浮宮展出數年,當初就是從部落裡一間破敗的古屋搶救回來的。」

博物館的轉型──讓文物回到部落「共作展示」

時過境遷,台灣政治、社會氛圍已大不相同,原住民議題成為追求轉型正義的場域。國際上,人類學界也不斷反思與受訪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

再加上近年來,許多大型公立博物館尋求轉型,希望深入鄉鎮推廣大眾教育,衍生「大館帶小館」等政策。時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的何翠萍也收到轉型重任,她以人類學家的視野提出嶄新構想:與原民團體合作,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

共作,是指人類學家與其研究對象「共」同合「作」, 討論彼此共同關心的公共議題,分享、交流,甚至衝撞彼此的知識體系,實現多元發聲、對話的理想。

「共作展示的精神,就是打破博物館的權威性、打破上下關係,創造出全新價值。」何翠萍解釋:「第一個,你到他們地方作展示,第二個,你用他們的角度、立場來策展。」

何翠萍邀請曾受文化部認證為「人間國寶」、原民團體「野桐工坊」負責人尤瑪·達陸與民族所共同策畫。民族所博物館放下主導權,讓尤瑪挑選物件,撰寫計畫書、決定活動形式、開放時間、陳列方式等等。

尤瑪·達陸,台灣最早推動原住民傳統織布工藝振興的泰雅族織者,了解如何分析博物館老織品,並重新製作、創新。九二一大地震後,參與部落重建,致力於培養部落婦女織布技術,成為她們的謀生技能。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潘正浩

織者角度 vs. 博物館角度

光是選件,即展現尤瑪獨特的族群視野。展示主題是「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尤瑪卻選進賽德克族織品,現今官方已認定賽德克非泰雅族。尤瑪認為:織品的紋樣與過去婚姻和移居歷史有關,同樣的紋樣結構會有跨越族群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用當代的族群劃分界線來區分織品。

展示上也有巧思!本來博物館方認為展品應該平放,但尤瑪主張立放,就像一個人穿著衣服一樣站立、並翻出背面。因為織者沒有看到織品背面,沒有清晰看見經線緯線的細節、織紋、細微色度的變化,不可能了解一件織品。

博物館也把撰寫說明牌的「權力」讓給尤瑪,但尤瑪認為資料不足,不敢貿然下筆。開幕前夕,何翠萍同意尤瑪的大膽決定:不放說明牌。尤瑪的構想是:現場蒐集泰雅耆老們的說法,再謄寫上去。

「但開幕前一晚,我半夜醒過來,心想如果不要放說明牌,也得要有一個說明才行啊。 」何翠萍笑著說:「於是我熬夜寫了一張 A4 紙的公告,隔天趕快列印,成為現場唯一一張解釋『沒有說明牌』的說明牌。」

未設置說明牌的說明牌,說明本次展品是 1957-1963 年間,於宜蘭縣南澳鄉、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花蓮縣秀林鄉、南投縣仁愛鄉採集的文物,期待通過泰雅人與老物件的相認與回憶,重新認識祂們。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楊雯娟

「參觀者不能觸碰文物」引起的矛盾氣氛

博物館唯一不能放手的堅持,是對文物高規格的保護。為此,館方特別訂製十個控溫控濕的大型展示櫃,而且文物的持拿與翻動必須透過館員,參觀者不能自行碰觸。

博物館員正在整理貝珠衣上的銅鈴,展期內文物的持拿和翻動必須由隨行館員負責,參觀者不能自行觸碰。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楊雯娟

這個規定對於泰雅族人卻是不小的衝擊!「這些展品不是我們祖先的嗎?為什麼不能碰?」以至於當館員進行紀錄攝影,不少泰雅族人還誤以為是監視他們「有沒有偷翻」,在現場形成很大的張力。

所幸,尤瑪不斷居中協調,免去不少爭執場面。「所以尤瑪是很好的共作夥伴,因為她兩邊都懂,否則將困難重重。」何翠萍解釋。

族人的心情也慢慢發生變化:看到博物館員如何小心翼翼、百般呵護老物件,再想想自己家裡陳舊的老織品,只有過年過節會穿,平常可能只用塑膠袋包著,塞在衣櫥深處……

「這就是共作,共同創建的事物!」何翠萍強調:「泰雅族人看到博物館如此呵護文物,會重新評估老物件的價值,這種榮耀感是非常重要的。」

泰雅部落的長者參觀展品,回憶關於老物件的故事,許多織品甚至只在兒時聽聞,一生從未見過。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弗奈·瓦旦

但參觀者不可以觸碰展品,跟在博物館看展有什麼不一樣?「還是不一樣!在大城市看展覽,不是泰雅人的生活空間。」何翠萍強調:

在部落裡看展品,身邊是熟悉的親友、山野林間,可以自在的看、自由的討論,族人們總結:「溫度就是不一樣!」

貝珠衣是裙子?存錢筒?或有更特別的意義?

從共作中受益的,還有人類學家。

展場最重要的文物,當推綴滿了貝珠的貝珠衣或貝珠裙。文獻記載,貝珠衣可以作為賠償、交換土地和牛隻,具有貨幣的功能。貝珠裙則是一種綴滿了貝珠,造型很像裙子、但沒有綁帶的織品。何翠萍殷切期盼:通過泰雅族老人與老物件「相認」,更加了解貝珠衣或貝珠裙。

展示中的貝珠裙,曾綴滿貝珠,是一種沒有綁帶、造型很像裙子的泰雅織品。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果然,一開展就有大驚喜!尤瑪的舅舅回憶年輕時,曾聽老人說,過去兩方要打起來之前,當一方衝到對方村前路口時,如果看見對方在路口放了貝珠衣,必須壓制怒氣、考慮和談。看來貝珠衣不只有單純的買賣交換,還包含了群體外交、生命、戰爭的深刻認知,意義更加驚心動魄。

織者們也來當人類學家!她們在貝珠衣的背面發現斷經的織法,也就是織到一半時切斷經線,一根根打結後,重新排經線再織。但泰雅老祖宗為什麼要這樣自找麻煩呢?

「我對這個現象太好奇了!在人類學知識中,很多儀式性的布,都有不尋常的製作方式。」織者的觀賞角度,提供何翠萍對於貝珠衣、裙神聖性的新理解。

在織者工作坊,織者又環繞著貝珠裙,想要從織法推測這張沒有綁帶、不可能穿上的「裙子」,到底是不是裙子?何翠萍興奮地說:「在泰雅文化的理解中,貝珠裙是否也是儀式用品?那麼,泰雅族的母語真的叫做『裙』嗎?還是有其他的叫法。若都叫做『裙』,說不定在泰雅文化中,『裙』本來就不限於我們想當然爾『人』穿的裙子。」可惜前來參觀泰雅老人,無人可以回答……

尤瑪正在繪製織品的紋路。本次展示的重點之一,即讓對於傳統技藝有興趣的部落或非部落織者研究老物件的織法。尤瑪事先教大家如何研究紀錄老織品的組織和結構、如何從不同角度照相、繪圖,然後織者在展場工作坊與博物館員共同合作研究老物件。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沒有答案不是壞事,有時反而帶人進入更豐富的境地。當尤瑪問部落孩童:珠裙是不是裙子?天真的孩子回答:「當然不是!沒有綁帶,怎麼穿?」當大人介紹貝珠可以拿下來換東西、買牛,孩子們又說:「啊,那就是存錢筒!」

何翠萍驚歎不已地說:

這種知識討論、傳承是很大量、很不尋常的,只有在部落的環境才會發生。如果在博物館內,一定是館員導覽,很多講法就不會這麼自自然然的出現。

研究者和對象平等對話、多元發聲的民族誌

但何翠萍完整了解這次共作展示的意義,是在編輯完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之後。

翻開書頁,目錄上洋洋灑灑多達十七位作者和訪談對象,跨越了族群、性別、年齡與階層:

「我很喜歡織布,喜歡坐在織布機上,內心非常平靜,很專注、很舒服。」她是從織布找到內心喜悅的部落織女。

「跟自己說一定要學織布,因為知道自己要做的並不單純是文化研究,而是要在過程中尋找自己失去的根。」這是泰雅族年輕一代的文化工作者。

「拍攝者適時的『不拍』,可能遠比鏡頭介入來的更為重要。儘管就影像紀實的角度,這樣的畫面極為寶貴。」這是面對現場張力的攝影人員內心掙扎與權衡。

還有嫁到泰雅族學習織布的漢人、從傳統紋樣尋求創新的文創藝術家、醫學院畢業卻跑去做 NPO 的年輕人……

2019 年 4 月,前民族所博物館何翠萍主任與「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收集十七位參與者的撰文或訪談稿,編輯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出版,完整記錄策展與展出的過程,以及這次展覽在每個參與者身上刻畫下的生命紋樣。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這種多元發聲的編輯方針,稱為「共作民族誌」,是當代人類學家反思良久的產物。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到底有多少發聲的權利?研究者和對象如何能以平等的關係對話?許多人類學家不再只是將研究對象當作撰文的「素材」,而是開始與他們合作寫書,在書中並陳兩方的觀點。

何翠萍一個個做訪談,整理逐字稿、編輯,務求忠實呈現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最後成果多元發聲,卻又異常和諧。她也欣喜地發現,博物館的老物件,真的是有用、有生命力,具有鼓舞的力量,真實影響每一位參與者的生活,甚至人生方向。

至此,這場共作展超越了博物館轉型、普及人類學知識的意義。博物館文物回原鄉,不只是物的再生,而是人的再生。

「這本書的前半部是這場展示的整個過程,但是到了後半部,你會看到整個台灣!」何翠萍感動總結:「當你看到人們這麼認真的研究文物、努力生活,你會覺得台灣真是有希望的!他們都是太可愛的一群台灣人。」

中研院民族所何翠萍副研究員,曾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策畫館內多項重大展覽,主導民族所與原民團體合作的第一次共作展示「她方」。
攝影│林洵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故鄉啊,你還記得我們嗎?」中研院泰雅文物回原鄉,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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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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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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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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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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