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黃曉君、美術編輯｜林洵安

博物館文物只能在館內靜態展示嗎？文物一旦重返原住民部落，會喚醒什麼樣的回憶與新生命？ 2017 年 2 月 19 日到 4 月 19 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與「野桐工坊」，共同策劃了《「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這是台灣官方博物館第一次與原民團體共同籌畫，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館方期待通過泰雅族人與這些物件的「相認」，重新憶起老物件的母語命名，以及對泰雅人生命與生活價值的故事。

回家了！

好久啊！久到記憶快要消失了！

故鄉！你們還記得我嗎？

如果你們已把我們忘了，

那，我怎麼回去呢……

我們的祖靈快要回來了唷~

心靈是多麼期盼啊！

我們努力把家屋修理好了，

要迎接你們，大家都從四面八方回來，

我們會重新記憶並知道你們，

孩子們！讓我們為祖先們著上美麗的盛裝，

我們心何等興奮，期待你們回家！

──尤瑪 ‧ 達陸 2017 〈 祖靈盛裝 〉

2017 年 2 月 19 日，苗栗縣泰安鄉陽光普照、櫻花盛開，中研院民族所的「她方」共作展，在象鼻村的「野桐工坊」盛大開幕 。「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以〈祖靈盛裝〉詩作，細細訴說泰雅祖靈隨著老物件回家的忐忑，以及子孫們期盼祖靈回家的孺慕之情。

尤瑪以「老人家」稱呼這些老物件，因為祂們不是單純的「物」，而是有生命的祖靈表徵。她教導來參訪的學童們：「我們只能輕輕地、慢慢地移動祂們，不能隨意碰觸祂們。」

整個展期，泰雅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圍繞在「老人家」旁邊，熱烈討論祂們的母語命名、織布技法、使用方法與文化價值，細細訴說與祖先老物件「相認」的感動。這個過程「真真實實地讓文物活了！」前民族所博物館主任何翠萍回憶。

從中研院到象鼻村只有幾個小時的車程，但這群「老人家」回鄉之路，卻已走了大半個世紀。 故事，還得從 1950 年代說起……

戒嚴時期：中研院前進部落，搶救流失的文物

泰雅族的老物件，是怎麼「流浪到南港」的呢？

1950~1960 年代的台灣，政治上處於戒嚴、反攻大陸的年代，文化上高唱「漢文化」中心，對於高山民族採取同化的「教化態度」，推行國語，追求現代化。這種時代氛圍下，傳統文物被視為老舊、不合時宜的表徵。

1970 年代，台灣走向工業化，原住民年輕人多離鄉背井、到大城市工作，部落老人無力維護老物件，只能看著它們走向破敗，或出售給古董商……

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創所所長凌純聲先生，出於「搶救文物」的使命感，在民族所博物館成立初期經費不足、慘澹經營之下，仍帶著研究人員前往部落，蒐集快速流失的原民文物。

「目前民族所的原住民文物，大多是 1955~1968 年來到中研院，總數達三千件，涵跨十個原民族群。」何翠萍回憶：「像是國寶級的排灣族木雕人像，曾至法國羅浮宮展出數年，當初就是從部落裡一間破敗的古屋搶救回來的。」

博物館的轉型──讓文物回到部落「共作展示」

時過境遷，台灣政治、社會氛圍已大不相同，原住民議題成為追求轉型正義的場域。國際上，人類學界也不斷反思與受訪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

再加上近年來，許多大型公立博物館尋求轉型，希望深入鄉鎮推廣大眾教育，衍生「大館帶小館」等政策。時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的何翠萍也收到轉型重任，她以人類學家的視野提出嶄新構想：與原民團體合作，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

共作，是指人類學家與其研究對象「共」同合「作」， 討論彼此共同關心的公共議題，分享、交流，甚至衝撞彼此的知識體系，實現多元發聲、對話的理想。

「共作展示的精神，就是打破博物館的權威性、打破上下關係，創造出全新價值。」何翠萍解釋：「第一個，你到他們地方作展示，第二個，你用他們的角度、立場來策展。」

何翠萍邀請曾受文化部認證為「人間國寶」、原民團體「野桐工坊」負責人尤瑪·達陸與民族所共同策畫。民族所博物館放下主導權，讓尤瑪挑選物件，撰寫計畫書、決定活動形式、開放時間、陳列方式等等。

織者角度 vs. 博物館角度

光是選件，即展現尤瑪獨特的族群視野。展示主題是「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尤瑪卻選進賽德克族織品，現今官方已認定賽德克非泰雅族。尤瑪認為：織品的紋樣與過去婚姻和移居歷史有關，同樣的紋樣結構會有跨越族群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用當代的族群劃分界線來區分織品。

展示上也有巧思！本來博物館方認為展品應該平放，但尤瑪主張立放，就像一個人穿著衣服一樣站立、並翻出背面。因為織者沒有看到織品背面，沒有清晰看見經線緯線的細節、織紋、細微色度的變化，不可能了解一件織品。

博物館也把撰寫說明牌的「權力」讓給尤瑪，但尤瑪認為資料不足，不敢貿然下筆。開幕前夕，何翠萍同意尤瑪的大膽決定：不放說明牌。尤瑪的構想是：現場蒐集泰雅耆老們的說法，再謄寫上去。

「但開幕前一晚，我半夜醒過來，心想如果不要放說明牌，也得要有一個說明才行啊。 」何翠萍笑著說：「於是我熬夜寫了一張 A4 紙的公告，隔天趕快列印，成為現場唯一一張解釋『沒有說明牌』的說明牌。」

「參觀者不能觸碰文物」引起的矛盾氣氛

博物館唯一不能放手的堅持，是對文物高規格的保護。為此，館方特別訂製十個控溫控濕的大型展示櫃，而且文物的持拿與翻動必須透過館員，參觀者不能自行碰觸。

這個規定對於泰雅族人卻是不小的衝擊！「這些展品不是我們祖先的嗎？為什麼不能碰？」以至於當館員進行紀錄攝影，不少泰雅族人還誤以為是監視他們「有沒有偷翻」，在現場形成很大的張力。

所幸，尤瑪不斷居中協調，免去不少爭執場面。「所以尤瑪是很好的共作夥伴，因為她兩邊都懂，否則將困難重重。」何翠萍解釋。

族人的心情也慢慢發生變化：看到博物館員如何小心翼翼、百般呵護老物件，再想想自己家裡陳舊的老織品，只有過年過節會穿，平常可能只用塑膠袋包著，塞在衣櫥深處……

「這就是共作，共同創建的事物！」何翠萍強調：「泰雅族人看到博物館如此呵護文物，會重新評估老物件的價值，這種榮耀感是非常重要的。」

但參觀者不可以觸碰展品，跟在博物館看展有什麼不一樣？「還是不一樣！在大城市看展覽，不是泰雅人的生活空間。」何翠萍強調：

在部落裡看展品，身邊是熟悉的親友、山野林間，可以自在的看、自由的討論，族人們總結：「溫度就是不一樣！」

貝珠衣是裙子？存錢筒？或有更特別的意義？

從共作中受益的，還有人類學家。

展場最重要的文物，當推綴滿了貝珠的貝珠衣或貝珠裙。文獻記載，貝珠衣可以作為賠償、交換土地和牛隻，具有貨幣的功能。貝珠裙則是一種綴滿了貝珠，造型很像裙子、但沒有綁帶的織品。何翠萍殷切期盼：通過泰雅族老人與老物件「相認」，更加了解貝珠衣或貝珠裙。

果然，一開展就有大驚喜！尤瑪的舅舅回憶年輕時，曾聽老人說，過去兩方要打起來之前，當一方衝到對方村前路口時，如果看見對方在路口放了貝珠衣，必須壓制怒氣、考慮和談。看來貝珠衣不只有單純的買賣交換，還包含了群體外交、生命、戰爭的深刻認知，意義更加驚心動魄。

織者們也來當人類學家！她們在貝珠衣的背面發現斷經的織法，也就是織到一半時切斷經線，一根根打結後，重新排經線再織。但泰雅老祖宗為什麼要這樣自找麻煩呢？

「我對這個現象太好奇了！在人類學知識中，很多儀式性的布，都有不尋常的製作方式。」織者的觀賞角度，提供何翠萍對於貝珠衣、裙神聖性的新理解。

在織者工作坊，織者又環繞著貝珠裙，想要從織法推測這張沒有綁帶、不可能穿上的「裙子」，到底是不是裙子？何翠萍興奮地說：「在泰雅文化的理解中，貝珠裙是否也是儀式用品？那麼，泰雅族的母語真的叫做『裙』嗎？還是有其他的叫法。若都叫做『裙』，說不定在泰雅文化中，『裙』本來就不限於我們想當然爾『人』穿的裙子。」可惜前來參觀泰雅老人，無人可以回答……

沒有答案不是壞事，有時反而帶人進入更豐富的境地。當尤瑪問部落孩童：珠裙是不是裙子？天真的孩子回答：「當然不是！沒有綁帶，怎麼穿？」當大人介紹貝珠可以拿下來換東西、買牛，孩子們又說：「啊，那就是存錢筒！」

何翠萍驚歎不已地說：

這種知識討論、傳承是很大量、很不尋常的，只有在部落的環境才會發生。如果在博物館內，一定是館員導覽，很多講法就不會這麼自自然然的出現。

研究者和對象平等對話、多元發聲的民族誌

但何翠萍完整了解這次共作展示的意義，是在編輯完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之後。

翻開書頁，目錄上洋洋灑灑多達十七位作者和訪談對象，跨越了族群、性別、年齡與階層：

「我很喜歡織布，喜歡坐在織布機上，內心非常平靜，很專注、很舒服。」她是從織布找到內心喜悅的部落織女。

「跟自己說一定要學織布，因為知道自己要做的並不單純是文化研究，而是要在過程中尋找自己失去的根。」這是泰雅族年輕一代的文化工作者。

「拍攝者適時的『不拍』，可能遠比鏡頭介入來的更為重要。儘管就影像紀實的角度，這樣的畫面極為寶貴。」這是面對現場張力的攝影人員內心掙扎與權衡。

還有嫁到泰雅族學習織布的漢人、從傳統紋樣尋求創新的文創藝術家、醫學院畢業卻跑去做 NPO 的年輕人……

這種多元發聲的編輯方針，稱為「共作民族誌」，是當代人類學家反思良久的產物。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到底有多少發聲的權利？研究者和對象如何能以平等的關係對話？許多人類學家不再只是將研究對象當作撰文的「素材」，而是開始與他們合作寫書，在書中並陳兩方的觀點。

何翠萍一個個做訪談，整理逐字稿、編輯，務求忠實呈現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最後成果多元發聲，卻又異常和諧。她也欣喜地發現，博物館的老物件，真的是有用、有生命力，具有鼓舞的力量，真實影響每一位參與者的生活，甚至人生方向。

至此，這場共作展超越了博物館轉型、普及人類學知識的意義。博物館文物回原鄉，不只是物的再生，而是人的再生。

「這本書的前半部是這場展示的整個過程，但是到了後半部，你會看到整個台灣！」何翠萍感動總結：「當你看到人們這麼認真的研究文物、努力生活，你會覺得台灣真是有希望的！他們都是太可愛的一群台灣人。」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故鄉啊，你還記得我們嗎？」中研院泰雅文物回原鄉，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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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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