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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博物館的權威!讓泰雅文物回到原鄉,來一場意義非凡的「共作展示」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09/25 ・5347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SR值 538 ・八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黃曉君、美術編輯|林洵安

博物館文物只能在館內靜態展示嗎?文物一旦重返原住民部落,會喚醒什麼樣的回憶與新生命? 2017 年 2 月 19 日到 4 月 19 日,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與「野桐工坊」,共同策劃了《「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這是台灣官方博物館第一次與原民團體共同籌畫,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館方期待通過泰雅族人與這些物件的「相認」,重新憶起老物件的母語命名,以及對泰雅人生命與生活價值的故事。

回家了!

好久啊!久到記憶快要消失了!

故鄉!你們還記得我嗎?

如果你們已把我們忘了,

那,我怎麼回去呢……

我們的祖靈快要回來了唷~

心靈是多麼期盼啊!

我們努力把家屋修理好了,

要迎接你們,大家都從四面八方回來,

我們會重新記憶並知道你們,

孩子們!讓我們為祖先們著上美麗的盛裝,

我們心何等興奮,期待你們回家!

──尤瑪 ‧ 達陸 2017 〈 祖靈盛裝 〉

2017 年 2 月 19 日,苗栗縣泰安鄉陽光普照、櫻花盛開,中研院民族所的「她方」共作展,在象鼻村的「野桐工坊」盛大開幕 。「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以〈祖靈盛裝〉詩作,細細訴說泰雅祖靈隨著老物件回家的忐忑,以及子孫們期盼祖靈回家的孺慕之情。

尤瑪以「老人家」稱呼這些老物件,因為祂們不是單純的「物」,而是有生命的祖靈表徵。她教導來參訪的學童們:「我們只能輕輕地、慢慢地移動祂們,不能隨意碰觸祂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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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展期,泰雅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圍繞在「老人家」旁邊,熱烈討論祂們的母語命名、織布技法、使用方法與文化價值,細細訴說與祖先老物件「相認」的感動。這個過程「真真實實地讓文物活了!」前民族所博物館主任何翠萍回憶。

從中研院到象鼻村只有幾個小時的車程,但這群「老人家」回鄉之路,卻已走了大半個世紀。 故事,還得從 1950 年代說起……

《「她方」的記憶—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開幕合影,泰雅部落的耆老、織女、小學學童一同迎接這群「老人家」返鄉。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王聖閎

戒嚴時期:中研院前進部落,搶救流失的文物

泰雅族的老物件,是怎麼「流浪到南港」的呢?

1950~1960 年代的台灣,政治上處於戒嚴、反攻大陸的年代,文化上高唱「漢文化」中心,對於高山民族採取同化的「教化態度」,推行國語,追求現代化。這種時代氛圍下,傳統文物被視為老舊、不合時宜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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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南澳泰雅田野團隊收藏的示範織品,「三民主義、解救同胞」等字樣,可見戒嚴時期的時代氛圍。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1970 年代,台灣走向工業化,原住民年輕人多離鄉背井、到大城市工作,部落老人無力維護老物件,只能看著它們走向破敗,或出售給古董商……

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創所所長凌純聲先生,出於「搶救文物」的使命感,在民族所博物館成立初期經費不足、慘澹經營之下,仍帶著研究人員前往部落,蒐集快速流失的原民文物。

「目前民族所的原住民文物,大多是 1955~1968 年來到中研院,總數達三千件,涵跨十個原民族群。」何翠萍回憶:「像是國寶級的排灣族木雕人像,曾至法國羅浮宮展出數年,當初就是從部落裡一間破敗的古屋搶救回來的。」

博物館的轉型──讓文物回到部落「共作展示」

時過境遷,台灣政治、社會氛圍已大不相同,原住民議題成為追求轉型正義的場域。國際上,人類學界也不斷反思與受訪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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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近年來,許多大型公立博物館尋求轉型,希望深入鄉鎮推廣大眾教育,衍生「大館帶小館」等政策。時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的何翠萍也收到轉型重任,她以人類學家的視野提出嶄新構想:與原民團體合作,將文物帶回部落「共作展示」。

共作,是指人類學家與其研究對象「共」同合「作」, 討論彼此共同關心的公共議題,分享、交流,甚至衝撞彼此的知識體系,實現多元發聲、對話的理想。

「共作展示的精神,就是打破博物館的權威性、打破上下關係,創造出全新價值。」何翠萍解釋:「第一個,你到他們地方作展示,第二個,你用他們的角度、立場來策展。」

何翠萍邀請曾受文化部認證為「人間國寶」、原民團體「野桐工坊」負責人尤瑪·達陸與民族所共同策畫。民族所博物館放下主導權,讓尤瑪挑選物件,撰寫計畫書、決定活動形式、開放時間、陳列方式等等。

尤瑪·達陸,台灣最早推動原住民傳統織布工藝振興的泰雅族織者,了解如何分析博物館老織品,並重新製作、創新。九二一大地震後,參與部落重建,致力於培養部落婦女織布技術,成為她們的謀生技能。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潘正浩

織者角度 vs. 博物館角度

光是選件,即展現尤瑪獨特的族群視野。展示主題是「泰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尤瑪卻選進賽德克族織品,現今官方已認定賽德克非泰雅族。尤瑪認為:織品的紋樣與過去婚姻和移居歷史有關,同樣的紋樣結構會有跨越族群的分布情況。換句話說,我們無法用當代的族群劃分界線來區分織品。

展示上也有巧思!本來博物館方認為展品應該平放,但尤瑪主張立放,就像一個人穿著衣服一樣站立、並翻出背面。因為織者沒有看到織品背面,沒有清晰看見經線緯線的細節、織紋、細微色度的變化,不可能了解一件織品。

博物館也把撰寫說明牌的「權力」讓給尤瑪,但尤瑪認為資料不足,不敢貿然下筆。開幕前夕,何翠萍同意尤瑪的大膽決定:不放說明牌。尤瑪的構想是:現場蒐集泰雅耆老們的說法,再謄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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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開幕前一晚,我半夜醒過來,心想如果不要放說明牌,也得要有一個說明才行啊。 」何翠萍笑著說:「於是我熬夜寫了一張 A4 紙的公告,隔天趕快列印,成為現場唯一一張解釋『沒有說明牌』的說明牌。」

未設置說明牌的說明牌,說明本次展品是 1957-1963 年間,於宜蘭縣南澳鄉、臺中市和平區環山部落、花蓮縣秀林鄉、南投縣仁愛鄉採集的文物,期待通過泰雅人與老物件的相認與回憶,重新認識祂們。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楊雯娟

「參觀者不能觸碰文物」引起的矛盾氣氛

博物館唯一不能放手的堅持,是對文物高規格的保護。為此,館方特別訂製十個控溫控濕的大型展示櫃,而且文物的持拿與翻動必須透過館員,參觀者不能自行碰觸。

博物館員正在整理貝珠衣上的銅鈴,展期內文物的持拿和翻動必須由隨行館員負責,參觀者不能自行觸碰。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楊雯娟

這個規定對於泰雅族人卻是不小的衝擊!「這些展品不是我們祖先的嗎?為什麼不能碰?」以至於當館員進行紀錄攝影,不少泰雅族人還誤以為是監視他們「有沒有偷翻」,在現場形成很大的張力。

所幸,尤瑪不斷居中協調,免去不少爭執場面。「所以尤瑪是很好的共作夥伴,因為她兩邊都懂,否則將困難重重。」何翠萍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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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的心情也慢慢發生變化:看到博物館員如何小心翼翼、百般呵護老物件,再想想自己家裡陳舊的老織品,只有過年過節會穿,平常可能只用塑膠袋包著,塞在衣櫥深處……

「這就是共作,共同創建的事物!」何翠萍強調:「泰雅族人看到博物館如此呵護文物,會重新評估老物件的價值,這種榮耀感是非常重要的。」

泰雅部落的長者參觀展品,回憶關於老物件的故事,許多織品甚至只在兒時聽聞,一生從未見過。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攝影│弗奈·瓦旦

但參觀者不可以觸碰展品,跟在博物館看展有什麼不一樣?「還是不一樣!在大城市看展覽,不是泰雅人的生活空間。」何翠萍強調:

在部落裡看展品,身邊是熟悉的親友、山野林間,可以自在的看、自由的討論,族人們總結:「溫度就是不一樣!」

貝珠衣是裙子?存錢筒?或有更特別的意義?

從共作中受益的,還有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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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最重要的文物,當推綴滿了貝珠的貝珠衣或貝珠裙。文獻記載,貝珠衣可以作為賠償、交換土地和牛隻,具有貨幣的功能。貝珠裙則是一種綴滿了貝珠,造型很像裙子、但沒有綁帶的織品。何翠萍殷切期盼:通過泰雅族老人與老物件「相認」,更加了解貝珠衣或貝珠裙。

展示中的貝珠裙,曾綴滿貝珠,是一種沒有綁帶、造型很像裙子的泰雅織品。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果然,一開展就有大驚喜!尤瑪的舅舅回憶年輕時,曾聽老人說,過去兩方要打起來之前,當一方衝到對方村前路口時,如果看見對方在路口放了貝珠衣,必須壓制怒氣、考慮和談。看來貝珠衣不只有單純的買賣交換,還包含了群體外交、生命、戰爭的深刻認知,意義更加驚心動魄。

織者們也來當人類學家!她們在貝珠衣的背面發現斷經的織法,也就是織到一半時切斷經線,一根根打結後,重新排經線再織。但泰雅老祖宗為什麼要這樣自找麻煩呢?

「我對這個現象太好奇了!在人類學知識中,很多儀式性的布,都有不尋常的製作方式。」織者的觀賞角度,提供何翠萍對於貝珠衣、裙神聖性的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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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織者工作坊,織者又環繞著貝珠裙,想要從織法推測這張沒有綁帶、不可能穿上的「裙子」,到底是不是裙子?何翠萍興奮地說:「在泰雅文化的理解中,貝珠裙是否也是儀式用品?那麼,泰雅族的母語真的叫做『裙』嗎?還是有其他的叫法。若都叫做『裙』,說不定在泰雅文化中,『裙』本來就不限於我們想當然爾『人』穿的裙子。」可惜前來參觀泰雅老人,無人可以回答……

尤瑪正在繪製織品的紋路。本次展示的重點之一,即讓對於傳統技藝有興趣的部落或非部落織者研究老物件的織法。尤瑪事先教大家如何研究紀錄老織品的組織和結構、如何從不同角度照相、繪圖,然後織者在展場工作坊與博物館員共同合作研究老物件。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沒有答案不是壞事,有時反而帶人進入更豐富的境地。當尤瑪問部落孩童:珠裙是不是裙子?天真的孩子回答:「當然不是!沒有綁帶,怎麼穿?」當大人介紹貝珠可以拿下來換東西、買牛,孩子們又說:「啊,那就是存錢筒!」

何翠萍驚歎不已地說:

這種知識討論、傳承是很大量、很不尋常的,只有在部落的環境才會發生。如果在博物館內,一定是館員導覽,很多講法就不會這麼自自然然的出現。

研究者和對象平等對話、多元發聲的民族誌

但何翠萍完整了解這次共作展示的意義,是在編輯完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之後。

翻開書頁,目錄上洋洋灑灑多達十七位作者和訪談對象,跨越了族群、性別、年齡與階層:

「我很喜歡織布,喜歡坐在織布機上,內心非常平靜,很專注、很舒服。」她是從織布找到內心喜悅的部落織女。

「跟自己說一定要學織布,因為知道自己要做的並不單純是文化研究,而是要在過程中尋找自己失去的根。」這是泰雅族年輕一代的文化工作者。

「拍攝者適時的『不拍』,可能遠比鏡頭介入來的更為重要。儘管就影像紀實的角度,這樣的畫面極為寶貴。」這是面對現場張力的攝影人員內心掙扎與權衡。

還有嫁到泰雅族學習織布的漢人、從傳統紋樣尋求創新的文創藝術家、醫學院畢業卻跑去做 NPO 的年輕人……

2019 年 4 月,前民族所博物館何翠萍主任與「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收集十七位參與者的撰文或訪談稿,編輯成《共作:記「她方的記憶」》一書出版,完整記錄策展與展出的過程,以及這次展覽在每個參與者身上刻畫下的生命紋樣。
圖片來源│中研院民族所

這種多元發聲的編輯方針,稱為「共作民族誌」,是當代人類學家反思良久的產物。人類學家的研究對象到底有多少發聲的權利?研究者和對象如何能以平等的關係對話?許多人類學家不再只是將研究對象當作撰文的「素材」,而是開始與他們合作寫書,在書中並陳兩方的觀點。

何翠萍一個個做訪談,整理逐字稿、編輯,務求忠實呈現每個參與者的聲音。最後成果多元發聲,卻又異常和諧。她也欣喜地發現,博物館的老物件,真的是有用、有生命力,具有鼓舞的力量,真實影響每一位參與者的生活,甚至人生方向。

至此,這場共作展超越了博物館轉型、普及人類學知識的意義。博物館文物回原鄉,不只是物的再生,而是人的再生。

「這本書的前半部是這場展示的整個過程,但是到了後半部,你會看到整個台灣!」何翠萍感動總結:「當你看到人們這麼認真的研究文物、努力生活,你會覺得台灣真是有希望的!他們都是太可愛的一群台灣人。」

中研院民族所何翠萍副研究員,曾任民族所博物館主任,策畫館內多項重大展覽,主導民族所與原民團體合作的第一次共作展示「她方」。
攝影│林洵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故鄉啊,你還記得我們嗎?」中研院泰雅文物回原鄉,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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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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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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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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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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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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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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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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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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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祖先見過明亮的南方之星?傳說是真的,而且超過一萬年!
寒波_96
・2023/11/08 ・2777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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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故事代代相傳之下,經歷非常漫長的時光。過去很久以後,五百年、三千年或一萬年,都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難以判斷到底多久。2023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認為,澳洲南方的塔斯馬尼亞島,有個故事似乎能追溯到超過一萬年前。

塔斯馬尼亞的祖傳故事

大英帝國的調查隊抵達塔斯馬尼亞初期,估計島上約六千到八千位居民;原住民們統稱為「palawa」,不過又能分成多個有所區別的族群。英國人在公元 1803 年建立第一個殖民地,然後,不意外地起爭議。

走訪塔斯馬尼亞各地,留下許多紀錄的英國人魯賓遜先生(George Augustus Robinson)。圖/參考資料3

走訪塔斯馬尼亞各地,留下許多紀錄的英國人魯賓遜先生(George Augustus Robinson)。圖/參考資料3

殖民者與原住民的衝突加劇後,1823 到 1832 年間導致約兩百位殖民者及九百位原住民身亡。有些英國人希望能和平解決問題,最終勸誘加上強迫,1829 到 1835 年間將島上的原住民,都成功遷移到位於塔斯馬尼亞和澳洲之間,巴斯海峽的弗林德斯島(Fl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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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認為這是一次「友善」的轉移任務。以當時狀況而言,確實算是相對和平的收場,但是慘遭強制搬遷的原住民依然損失慘重,人口以外,他們脫離原本的家園「Lutruwita」,文化、語言幾乎喪失殆盡。

遷徙計畫中,英國人魯賓遜先生(George Augustus Robinson)可謂關鍵角色。他走訪塔斯馬尼亞各地,說服原住民搬家,也對當地風俗文化非常好奇,留下大量紀錄。

這些 1830 年代的紀錄,就像塔斯馬尼亞傳統文化的切片。後來有些原住民重返塔斯馬尼亞,試圖擺脫殖民時,英國殖民者當初搜集原汁原味的資料,也成為重建傳統的材料之一。

魯賓遜等人搜集的紀錄來自多位原住民的說法,其中一個故事相當費解,至少當年魯賓遜無法理解,新問世的論文總算揭開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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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湊不上,是因為發生在太久之前

祖先的遷徙故事,提到他們來自一片大陸;後來大陸被海水淹沒,當時岸邊附近有冰山漂浮。那時望向南方的天空,可以見到一顆很亮的星。

塔斯馬尼亞與澳洲之間的地形。兩地之間原本存在陸橋,海水上升後形成巴斯海峽。圖/參考資料1

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一代一代仰望星空,也建立一些自己的天文學知識,被魯賓遜忠實收錄。那顆南方大星星卻令人費解,因為星空中根本沒有符合描述的那顆星。最可能的對象是老人星(Canopus),也稱為船底座α(α Carinae)。

星空中最亮的是天狼星,第二就是老人星,顯然它非常顯眼,可是位置明顯有差。是原住民唬爛,還是魯賓遜唬爛,或是魯賓遜紀錄錯誤呢?新的分析指出,他們都是正確的,因為一萬兩千年前的星空,老人星確實處於故事中的那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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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故事提到祖先前來的道路被大海淹沒,冰山在岸邊漂浮。對照現代科學知識,能輕易推論這講的是冰河時期結束,海平面上升,淹沒澳洲與塔斯馬尼亞之間的陸橋,形成巴斯海峽,讓塔斯馬尼亞成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

接著是星空為什麼不同?從地球表面仰望夜空,星星的分布位置會由於「歲差」緩慢改變。回溯調整成一萬多年前的星空,老人星的確就在那兒。

地表很多位置都能見到南方明亮的老人星,不同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想像。台灣人即使沒有親眼注意過,也肯定知道老人星,因為這就是福祿壽中的「壽星」,形象化叫作南極仙翁。

有趣的是,中文名字叫老人星,英文名字 Canopus 則來自特洛伊戰爭傳說中的一位年輕人,他是航海家,後來不幸在埃及被毒蛇咬死……所以中國想像這顆星是老人,歐洲卻想像是年輕小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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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塔斯馬尼亞 1831 年 8 月 1 日,凌晨 5 點時的星空。圖/參考資料1

難以理解的時候,先忠實紀錄

考慮到魯賓遜紀錄的日期是 1830 年代,更加深故事的真實感,因為當時英國人還不知道「冰河時期結束導致海面上升」。阿加西(Louis Agassiz)首度宣稱冰川歷史的想法要等到 1837 年,更多年後取得較多支持,十九世紀後期才廣為人知。

魯賓遜等歐洲人對聽到的故事內容難以理解,他們或許會聯想到聖經的大洪水,但是完全想像不到冰河時期。所以這些內容,大概更能免於印象或偏好影響,反映忠實的紀錄。

據此推敲,塔斯馬尼亞祖傳故事講的是:「大約 1.2 萬年前海水上升之際,明亮的老人星在那個位置」。如果推論正確,這便是傳承 1.2 萬年的口述歷史,堪稱全人類罕見的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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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許會好奇,一些研究認為早在四萬年前,已經有人穿過澳洲,抵達塔斯馬尼亞。可是島上原住民的祖先故事,卻是一萬多年前?

我想可能是因為,記憶對於愈久遠的事情常常會愈壓縮,把更早發生的事情疊加到比較近期,印象很深的事件中。或許原住民的祖先很早就過去,但是海水上升淹沒陸橋令人印象太過深刻,就變成故事的素材。

另一件啟示是,世界上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當你不太理解聽到什麼的時候,不要試著腦補,就照聽到的忠實紀錄下來!

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1. Hamacher, D., Nunn, P., Gantevoort, M., Taylor, R., Lehman, G., Law, K. H. A., & Miles, M. (2023). The archaeology of orality: Dating Tasmanian Aboriginal oral traditions to the Late Pleistocen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05819.
  2. Rising seas and a great southern star: Aboriginal oral traditions stretch back more than 12,000 years
  3. GEORGE AUGUSTUS ROBINSON
  4. 老人星名字來源神話人物 Canopus 維基百科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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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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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碩士、文學與電影愛好者、戳樂黨員,主要興趣為演化,希望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同名粉絲團《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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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創立的幕後功臣:張昭鼎——專訪中研院原分所陳貴賢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3/08/26 ・4364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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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簡克志
  • 責任編輯|簡克志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中研院原分所的推手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簡稱原分所),是國內原子科學的研究重鎮,位處於臺灣大學學區,研究領域涉及表面科學、尖端材料、原子/分子與光學、化學動態學以及生物物理。原分所第一任的籌備處主任為張昭鼎先生,他的思維與待人接物的方式,深深影響了現在的原分所。中研院「研之有物」於 2023 年 4 月專訪原分所所長陳貴賢特聘研究員,一起從他的角度認識這位謙和又有遠見的科學家。

在研之有物團隊與張昭鼎紀念基金會人員到訪時,陳貴賢相當熱情地介紹原分所沿革以及張昭鼎的為人處世。圖|研之有物

當天是個晴朗和煦的午後,研之有物團隊和張昭鼎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來到位於臺灣大學的中研院原分所,準備拜訪陳貴賢所長。原分所位於臺大校園中心,旁邊就是醉月湖,研究所建築外觀換新之後,以典雅新穎的紅磚色拱形亮相。甫進辦公室,充滿活力的陳貴賢,看起來已經準備好和我們分享關於原分所和張昭鼎先生的故事。

原分所建立初衷

原分所成立於 1982 年,由張昭鼎擔任第一任籌備處主任(1982~1993),現任所長是陳貴賢,擔任所長已將近 7 年(2016~2023),並即將在今年 7 月 15 日交接所長職位給魏金明合聘特聘研究員。當我們問到原分所一開始是如何成立的?陳貴賢提到,原分所是當時海外學者李遠哲與浦大邦開始的構想,希望幫助臺灣發展原子與分子科學、同步輻射科學兩大領域,以跟進國際科學的研究步調。

為了和政府提出建言,李遠哲等學者邀請了全世界知名的科學家一起討論,包含吳健雄以及她的先生袁家騮,他們當時還回臺灣做了好幾場演講。經過持續的溝通與交流,最後終於事成,浦大邦主要負責同步輻射(中心落腳於新竹清華大學旁),而李遠哲就是想辦法建立原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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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李遠哲當時人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化學系任職,他迫切需要一位信任的人在臺灣幫忙。因此,他找了在學時期認識的臺大學長張昭鼎,請他負責籌備原分所,張昭鼎當時已經是臺灣無機合成化學的先驅。陳貴賢回憶道「張昭鼎是一位格局很大的人,也可以理解基層的需求」。

成立一個所並不簡單,有很多眉角要處理,比如選址就是大問題。李遠哲希望能夠促進中研院和學校之間的合作,讓年輕學生也能參與研究,最終選址於臺灣大學正中央,原分所就此成立。「對有志於科學的年輕人是非常大的福氣」,陳貴賢說。

1982 年原分所籌備初期的建築工地,照片中李遠哲(右 1)、張昭鼎(右 2)與李崇道(右 3)正在討論。圖|陳貴賢

原分所在做什麼?新興材料的研究重鎮!

話說回來,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是研究什麼呢?看起來不是一般的物理、化學、機械等數理學術機構。陳貴賢在訪談中笑著說,「所有的物質都是原子組成的,兩個原子結合在一起就變成分子,分子繼續疊在一起就會形成固態、氣態或液態的物質。」原分所是在研究原子相關的物質科學,但陳貴賢強調,原子內還有各種基本粒子,例如質子、中子或夸克等,研究這些基本粒子屬於高能物理,不屬於原分所的研究範疇。

舉例來說,原分所的研究有大家很熟悉的半導體,以及稱為「表面科學」的重要領域。陳貴賢說,很多化學反應都會發生在物質表面,尤其太陽光如何和表面原子互動相當值得探討,他的實驗室就有研究如何透過光催化材料來進行人工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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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分所另一個重要領域是「化學反應動態學」。陳貴賢提到,過去李遠哲回臺灣時,就有從柏克萊帶回珍貴的交叉分子束設備。設備的噴嘴會噴出兩束不同的分子束,讓分子束交叉碰撞之後,觀察化學反應的動態機制。「了解化學反應怎麼發生,才有可能對它進一步控制」,陳貴賢道,他以燃燒反應為例,如何讓燃燒反應更完全、減少污染物的產生就是個大學問。

此外,陳貴賢還分享了另外兩個重要領域「尖端材料」和「生物物理」,尖端材料例如能源材料,有太陽能材料或是熱電材料等,讓未來能源發展有更多機會。生物物理例如研究生物影像的分析方法,發展各種創新的顯微技術。

原分所發展至今,即使張昭鼎在 1993 年 4 月離世,仍受到他的處世之道影響。陳貴賢回憶道,當時 1993 年元月份來到原分所,在開始長期的學術生涯之前,曾仔細瞭解張昭鼎的事跡及為人,發現他很重視基層人才,願意給年輕人機會,甚至幫忙找資源。

隨著不同的所長接任,原分所的制度和規範逐漸完善,在林聖賢、劉國平、王玉麟、及周美吟等所長的努力下,原分所逐漸進入穩定發展的狀態。王玉麟擔任所長期間為了紀念張昭鼎,在 4 樓的會議廳就命名為「張昭鼎紀念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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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昭鼎紀念講堂。圖|研之有物

搶救《科學月刊》,致力於科學教育傳播

除了成立原分所之外,張昭鼎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科學月刊》。《科學月刊》是臺灣本土力量孕育而生的科學雜誌,自 1970 年創刊營運到現在,是珍貴的科學傳播刊物,對於臺灣科學界的人才培養和學術交流都有好的影響。

關於《科學月刊》對臺灣早期科學界的重要性,陳貴賢說:「你做的科學研究不只是要在國際上發表成果,你甚至希望可以扎根,讓更多下一代的人可以對科學有興趣。在那個時代我想《科學月刊》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張昭鼎是《科學月刊》在位最久的董事長(1973~1993),1970 年代初期是《科學月刊》早年財務最艱困的時候,甚至在 1975 年內部曾經有停刊的想法,而張昭鼎與董事會最後的決策是:保留《科學月刊》,圖書業務則交由他人負責經銷。這個決定影響深遠,讓《科學月刊》度過困難的 1970 年代。

張昭鼎(左)與李遠哲(右)合影,《科學月刊》創刊 20 周年紀念餐會。圖|張昭鼎紀念基金會

然而,張昭鼎在 1993 年不幸過世。他的離世對好友李遠哲來說是巨大的衝擊。陳貴賢提到,李遠哲曾在懷念故友文章寫道「或許真的是已到了我該回家鄉的時候了」。很多人起初以為他只是暫時回臺灣,沒想到李遠哲真的一直留在臺灣,為原分所、中研院學術界以及臺灣社會持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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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昭鼎離世之後,次年張昭鼎紀念基金會隨之成立。基金會繼承張昭鼎的精神,積極推廣科學教育,在李遠哲院士倡議之下,2011 年基金會首度舉辦了「居禮夫人高中化學營」(今為瑪麗居禮科學營)。瑪麗居禮科學營的招生對象,主要是對數理化學有興趣的高中學生,在四天的營隊活動,邀請重要學者做專題演講,特別精心設計分組實驗實作,讓學員對科學研究有親身體驗。

陳貴賢分享,原本營隊主要籌備是清華大學,後來張昭鼎基金會董事希望在中研院、臺灣師範大學以及張昭鼎紀念基金會的努力下,將營隊活動轉移到臺北。感念張昭鼎對原分所的貢獻,陳貴賢沒有第二句話,全力幫忙。從 2020 年開始,瑪麗居禮科學營就順利在臺北舉辦至今。

入世的科學家——張昭鼎

在原分所服務多年的陳貴賢,雖然和張昭鼎真正相處時間很短,但對張昭鼎的為人處世印象相當深刻。陳貴賢認為,張昭鼎之所以能體會基層的需求,正是因為吃過苦,他出身於困苦家庭,小時候幾乎都在戰亂中度過;而從小得知母親與「鴨母王」朱一貴的血緣牽連,也時刻提醒張昭鼎保持不隨波逐流的反叛思維。

陳貴賢:「他不是關在象牙塔裡面的科學家,他是一個入世的、對社會關懷很深的一個人。」

不僅在學術界有影響力,張昭鼎也在社會廣泛交友,認識許多執政黨與在野黨的人,並與他們建立友誼。陳貴賢提到,這也是當初李遠哲邀請張昭鼎擔任原分所籌備處主任的原因,看重他的人脈和社會參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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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昭鼎(右)是李遠哲(左)最敬愛的朋友,人脈相當廣。圖|陳貴賢

除了人脈廣,張昭鼎也力求資源妥善利用。陳貴賢說,之前一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同仁曾經回憶,當年張昭鼎到芝加哥去招聘人才的時候,他住的旅館是 YMCA 青年旅館!其實原分所在籌備階段經費是相對充裕的,但是張昭鼎堅持不浪費,將人民的稅金用在最需要的設備添購上。「他的堅持令人敬佩」,陳貴賢說道。

陳貴賢接著回憶,在籌建原分所期間,張昭鼎與行政體系常有意見相左的情況,因為行政人員認為只有法律允許的才可以做。而張昭鼎則試圖在法律找到合情合理的談判空間,所以他在原分所籌建過程也協助突破許多公務採購障礙,提升政府的服務效率。

陳貴賢認為,張昭鼎是一個跨越族群與階級的行動家。跨越族群的意思是,張昭鼎是閩南人、也是臺灣人,但是他不會因為本省/外省、客家/閩南等不同族群,在社會參與上劃地自限。跨越階級的意思是,他的出身困苦,並不是特權或貴族家庭,所以他是入世的、走出來的人,願意服務於基層,也願意為基層服務。

陳貴賢最後感慨地說,張昭鼎是跨越了不同階級與族群的人,只可惜他離開的早。接著,陳貴賢分享自己曾經隨手寫下的一首臺語歌,在訪談中哼了起來,以紀念張昭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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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地瓜落土 才會生湠
等待春天的雨水
新希望

陳貴賢解釋,這首歌的意思是說,地瓜要放進泥土裡面,才會長出新的葉子,並等待春天的雨水到來。當春雨來的時候,就是一個新的世代。人生路途中,有些人留得比較久,有些人走得比較快。像張昭鼎先生雖然不幸離開,但後面會再有新的一代,就像代表臺灣人的地瓜一樣,堅持著地瓜精神,一直延續下去。

陳貴賢認為,張昭鼎是一個跨越族群與階級的行動家。圖|研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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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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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