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黃郁仁
在臺灣研究原住民文化的人，一定聽過伊能嘉矩的名號。目前我們將臺灣原住民區分為 16 族，就是奠定在伊能嘉矩的研究基礎上。他也是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所涉包括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無所不包。
伊能嘉矩待在臺灣的 1896 到 1901 年間，總共進行了五次大規模實地調查，其中最史無前例的是 1987 年的全島大巡查，在長達近兩百天的調查過程中，伊能深入當時被稱為「番界」的禁地，行蹤從北到南、再從南到東，中間還一度遠赴蘭嶼。
在這次的調查成果中，伊能嘉矩詳細地紀錄了不同原住民族的外貌、語言、宗教及風俗習慣，並首次提出了原住民族近代的科學分類方法。
伊能嘉矩的研究影響百年
1889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量引進西方科學研究方法，而人類學也成為這波新興學科中的一環。1893 年，伊能嘉矩拜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為師，加入了「東京人類學會」，進一步組織了「人類學講習會」及「土俗會」。當時的人類學研究注重在「考古」及「體質」範疇，而坪井正五郎的研究範圍除了考古與體質外，也重視「社會人類學」及「語言學」領域，成為伊能日後研究的基礎。
1895 年清朝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臺灣成為了日本向外擴張的第一個新領地，這成為了伊能嘉矩實現人類學研究理想的重要契機。他自告奮勇的寫信給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要順利治理臺灣，就必須先瞭解臺灣的居民。在臺灣的居民中，漢人相對好理解，但是島上的原住民是一塊完全陌生的領域，如果先進行詳細的調查，再制訂對策並給予教育，治理臺灣就會順利許多。他自信可以不畏艱難，完成這項調查臺灣原住民的工作。
最終日本當局接受了伊能嘉矩的建議，遠渡來臺的伊能嘉矩馬上在臺灣成立了「臺灣人類學會」，並開宗明義地說明將進行「人類的理學研究」，而要進行理學的研究，就必須從種族的「生物學」、「心理學」、「土俗學」、「言語學」、「地理歷史學」及「宗教」這六種不同面向著手。
克服治安與自然環境，進行踏查
伊能嘉矩常在日記透露自己查訪的過程，由於當時的臺灣治安不佳，不僅平地常有盜匪出沒，山麓一帶也有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難以捉摸的自然環境，也是探查的危機之一。所以在每次出發前，規劃出最妥善的行程是最重要的課題。
伊能每到新的訪查區域都有一套固定流程。首先是拜會當地的「撫墾署」，聽取當地的番情報告，然後以署為宿舍，或以轄區為中心，查訪各個番社。又因為原住民偶爾會下山到「換番所」（物品交換所），成為了伊能接近觀察對象的最好機會，先在遠處觀察其穿著的衣飾風俗及腔調特色，再就近與其交談。
透過撫墾署長的推薦，伊能幾乎都能投宿在轄區內的頭目或是地主家中，因為頭目和地主的居住地，是最容易取得民情資料的地方，也能第一手接觸到舊時代的文物，觀看舊時代的風俗，同時透過頭目的安排，與部落居民與會也更加方便。
為了更加理解原住民文化，伊能甚至有身份特殊的族語老師，幫助著伊能嘉矩的研究。他私下出資養育著來自不同家庭的泰雅族男女青年，把他們視為自己小孩般的照顧，並安排著日式教育。他一邊養育，一邊實驗著自己「番人教育」的初衷，他教育著這對青年的同時，也向他們學習泰雅語，把自己完全投入在研究範圍內。
訪查的過程不盡然一切順利，伊能嘉矩也曾遭遇過幾次危機，險些面臨殺身之禍。舉例來說，當伊能嘉矩拜訪新竹縣五峰鄉的十八兒社時，就曾有過與死亡非常接近的時刻。當地的十八兒社與霞喀羅社過去曾經遭受過清朝的討伐，因此對外人懷有強烈的敵意。而雖然伊能事先與頭目有訪談的共識，並夜宿在頭目家中，但是當天的半夜，此兩社的泰雅族人帶著山刀與頭目強硬談判，認為為了番社的名譽，取下日本人的頭顱是勢在必行。頭目無法化解此一強硬的態度，情急之下要求族人們在隔天日本人（即伊能一行人）離開的路上截殺，這才暫時勸退帶有殺意的族人。
勸退族人的頭目回到家中依然不敢大意，不僅用原木堵住門窗防止夜間襲擊，自己更守在門邊整夜不敢闔眼。而第二天一早，頭目親自帶隊護送伊能嘉矩下山，路線避開尋常道路。事後伊能嘉矩回憶道，當時為了逃避危險，俯身鑽過滿是荊棘的小徑，因為知道危在旦夕，即使滿身被刺傷也沒有感覺。而脫離險境之後，伊能馬上取出一瓶酒和頭目對飲，認為自己能夠避開這一次的殺身之禍，完全倚靠頭目的知遇之恩。
原住民族的分類與認定，換誰掉眼淚？
在清朝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採用政治性的分類，依照順從的程度來區分為「生番」與「熟番」；但實際上，生番與熟番也有可能來自同樣的種族或部落。伊能嘉矩認為這並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當時的國外學者分類，也有許多缺失。
伊能就特別指出馬偕（George L. Mackay）與泰勒（George Taylor）的分類不夠嚴謹。例如馬偕所提出的「生番、熟番、平埔番與南勢番」分類偏重於臺灣北部且受到清朝的政治分類影響；而泰勒所提出的「排灣、阿美、知本與平埔」則偏重於臺灣南部，兩者都不是全體性的種族分類，而無法成為「理學」的研究成果。
因此伊能在經過全島調查後，提出了臺灣原住民的系統性分類。伊能依照「體質的特徵、土俗的異同、思想的現狀、語言的異同、歷史的口碑」等五點作為基本分類，再依照共有特徵的相關性，來劃定血緣的遠近關係。
最終，伊能將島上的原住民劃分為「四群八族二十一部」，並以「自稱」為原則，為各族命名。
雖然伊能提出了上述五點的分類依據，並曾在發表中表示，日後會更進一步說明採用五點分類的理由。但很不幸，直到伊能逝世之前，都沒有進一步說明對自己提出分類的依據。
伊能嘉矩所提出的分類標準，被沿用至國民政府來臺時期。一直到今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分類，幾乎也還是在伊能嘉矩所訂定的框架下探索新的可能。
1948 年，國立臺灣大學民族學研究室首度將臺灣原住民族劃分為九族，隨著社會對原住民的理解，現在已擴增至十六族。但是尚未明確劃定分類的原住民，仍有 25 族以上，人數多達上萬人，甚至有著「中央政府未認定，僅地方政府認定族群」及「中央、地方政府皆未認定族群」等曖昧的分類標準。
在百年前伊能嘉矩對臺灣原住民進行訪查時，就發現原住民族有著獨特的文化、語言及習俗，而這一切正隨著原住民漢化而快速消失，甚至有著全面失傳的趨勢。伊能進而感慨：「如果不能進一步調查作成紀錄，將來要研究時，就只能面對番社廢墟流眼淚了。」
百年後的今天，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原住民的漢化程度與文化消失的速度更是倍速成長，使得文化的採集與研究愈發困難，能夠獲得正名認定的門檻也愈加提高。
臺灣學的開拓者，無可取代的伊能嘉矩
隨著日本政府在臺的治理時間越長，陸續成立了「番情研究所」及「臺灣慣習研究會」等單位，而伊能嘉矩在其中都擔任重要職位。在這段期間，伊能密集且大量的在日本及臺灣的研究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研究範圍並不只侷限在原住民領域，而是擴及整個臺灣，從族群、語言、歷史、資源、制度等無所不包，儼然成為了彼時的臺灣研究權威。
1928 年，集合了伊能嘉矩畢生心血的時代鉅作《臺灣文化志》終於出版，一共分為上、中、下三冊，裡面完整記錄了當時臺灣的時代發展，如同一本關於臺灣的百科全書。但遺憾的是，伊能嘉矩本人無法見證作品的問世，因為他在 1925年就因為瘧疾復發而逝世。伊能嘉矩所染上的瘧疾，正是早年在臺灣踏查時所感染的。《臺灣文化志》的書稿是伊能的妻子在整理遺物時意外發現，上面還留有伊能嘉矩編輯校稿後的「校了」二字。
《臺灣文化志》的出版，造成了社會極大的迴響，自此奠定了伊能嘉矩在臺灣研究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1945 年，隨著二戰結束，國民政府來臺，社會環境有了巨大的改變。伊能嘉矩雖然已經離世，但是透過翻譯的形式，其研究成果先在地方文史領域發揮影響力，後來也進入學術界的範疇。直到 1990 年代臺灣解嚴後，臺灣歷史研究獲得重視，而伊能嘉矩的過去的手稿及著作，也陸續獲得翻譯、再版，甚至數位化的機會。
百年前的伊能嘉矩透過歷史書寫推廣臺灣研究，而百年後的今天，伊能嘉矩則成為了臺灣歷史研究的一部分。
歷史學者楊雲萍教授曾經提及：「『臺灣研究的都市』任一曲巷小路，無一處沒有伊能嘉矩的『日影』映照。」。由此足以反映伊能嘉矩在臺灣舉足輕重的地位。
也許，自從伊能嘉矩在 1895 年遠從日本踏上臺灣土地的那一刻起，某部分的他就再也沒有離開過了。
補充資料：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正名
現代如果原住民族想要獲得正名認定，是採取申請制度。在提出申請的文件中，除了該族群的家譜蒐集、歷史相關紀錄外，還需要能夠有使用流利族語的族人，以及能重製傳統服飾的技能等。不論是因為傳統文化消逝而缺乏證明文件，或是族語因為殖民國語言政策影響而消亡，種種因素都使得族群被成功認定的機會渺茫。
例如位於高雄茂林、多納和萬山一帶的「下三社群」，在歷史上一直命運多舛，從 1935 年起因《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被併入魯凱族，1939 年因鹿野忠雄的研究，又被併入在排灣社群，合稱為「魯凱雅族」。
而今日的「下三社群」，在政府單位的系統中仍然被歸類在魯凱族之中。雖然有著與魯凱族截然不同的文化、部落傳說，甚至連語言也不盡相同。百般無奈下，只能開玩笑的說自己是「假魯凱族」。
實際上，下三社群自認為三個原住民族，分別為「歐佈諾伙族（’oponoho）」、「德樂日卡族（Teldrika）」及「古納達望族（Kongadavane）」。下三社群爭取正名運動已經達了數十年之久，至今尚未見到希望的曙光。
參考文獻
- 伊能嘉矩（1996）。《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 伊能嘉矩（1996）。《台灣踏查日記〈上〉》。楊南郡譯。臺北：遠流出版。
- 李筱峰、莊天賜（2004）。《快讀台灣歷史人物》。臺北：玉山社。
- 陳偉智（2014）。《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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