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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考古大發現!走進上古商王的洗澡間,青銅熱水器、去角質小道具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0/08/04 ・4895字 ・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SR值 541 ・八年級

  • 採訪編輯|劉芝吟;美術編輯|林洵安

殷墟古文物的神秘面紗

「如果你問我,洗澡用冷水還熱水好?不用考慮,當然是熱水澡~」21世紀這段流行歌詞,商王想必也會大力點頭!河南安陽的「殷墟」,在清末出土大量甲骨文,震驚世人,引來大批盜挖。1928 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率先組成考古團隊,進入殷墟。而在這些發掘出土的眾多文物中,就藏著商王盥洗的線索!「研之有物」專訪黃銘崇研究員,帶你一窺上古文物背後的歷史圖像。

中研院,前進殷墟的第一支考古隊

「小時候,我們在阿嬤家的灶台用大鼎煮熱水,上面還有木製的釜蓋。」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兼歷史文物陳列館主任黃銘崇,回憶起兒時生活,人們會用附有木蓋的大鼎來煮水。他考察上古文物發現,早在三千多年前,商朝古人很可能已經這麼做!

商人如何煮水?熱水是用來洗澡的嗎?面對「安靜無聲」的古文物,歷史學家是怎麼拼湊推敲出數千年前的圖像?

故事,得從殷墟說起。

殷墟是商朝晚期的王都遺址,也是中國現代考古發掘的搖籃。除了舉世聞名的甲骨文,殷墟還出土眾多銅器、陶器、馬車器、骨器等珍貴文物,件件印證了上古文明的燦爛風華。原本備受質疑的商朝歷史,也由此獲得文物的強力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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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年殷墟甲骨文意外被發現,引來濫掘盜賣,上萬片甲骨被四處私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28 年一創設便展開調查,隨即組成第一支考古團隊進入殷墟,以便保存珍貴的古文物,這是中國首次獨立進行的考古發掘。直到中日戰爭爆發,情況危急,才不得不撤出。

1928 年 8 月,董作賓在小屯村開坑發掘刻字甲骨片。1929 年春天,由李濟主持殷墟發掘工作,中研院史語所開始用近現代考古方法,開探發掘。圖為第十三次發掘全體員工。 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研院史語所前後進行了十五次發掘,直到中日戰爭爆發,日軍不斷進逼,不得不撤出。因為戰亂,這些甲骨和珍貴文物隨人員不斷遷徙。目前約有兩萬五千多片甲骨珍藏於史語所,中研院歷史文物陳列館也設置「殷墟文化區」,讓民眾親眼見識出土文物。 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殷墟分成兩大區塊,洹河以南是宮殿宗廟,北邊則是商王陵寢區。洹河北岸共掘出十一座大墓,1400 號大墓是其中之一,墓坑四周連著亞字型墓道,屬於頂級規格。有學者研究,這座陵墓的主人可能是商王武丁。

生前呼風喚雨的君王,也難以確保身後百年之事。「史語所進入殷墟進行考古發掘時,商王墓已幾乎被洗劫一空。」

由於商王墓的地面上會建蓋祭祀用的「宗」,活脫脫就是「盜墓路標指南」,武王克商後,商王陪葬的家當便成為周王賞賜功臣的現成戰利品。直到民初,都不斷有人潛入盜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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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盜墓者多半鎖定棺木大坑,考古學者在四周墓道仍發掘出不少文物。其中, 1400 大墓的東墓道就遺留了一組「漏網之魚」:寢小室盂右勺龍紋盤弦紋壺青銅人面、五件陶磢(音同闖)。

黃銘崇緩緩揭開第一道謎:「這一系列,可能是商王的成套盥洗用具!」

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商王的洗澡間:梳洗、刷背、去角質

首先,解謎的關鍵來自寢小室盂的「自我介紹」,器身和蓋都有銘文:寢小室盂。

盂,是商代常見的盛水容器;寢小室意指寢室的洗澡間。這組文物出土自東墓道,而陵墓大多比照王宮來建造,也就是說,當時商王的豪華宮殿中,洗澡間可能位於寢殿東側,這組器物則是澡間裡的盥洗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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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紋壺用來汲水,類似打水的水桶,兩側可掛繩,吊掛入水中壺身會側倒下來進水。右勺和龍紋盤,則如同水瓢和臉盆,是商代貴族的梳洗套裝組。

想像一下,若現在要拍部寫實版《封神榜》,商王的盥洗二三事劇本就能這麼寫:

奴僕們拿著弦紋壺到河邊或井裡取水後,把水倒入寢小室盂備用。下一幕,一臉倦容的商王走進寢小室,奴僕連忙用勺舀水伺候王清洗,再用盤承接汙水。

那麼,掌心大的陶磢又是做什麼用呢?去角質!沒錯,穿越千年,享受不變!只不過現代人得拿著沐浴刷不求人搓背,古代貴族當然是有奴僕悉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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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洗澡,用不用熱水?

以前有句廣告詞:「夏天洗澡,要洗熱水,不洗熱水,洗不乾淨。」現代人工作勞累,滿身疲乏時洗個熱水、泡個溫泉,暖身愜意再放鬆不過了。這種享受,商王也有!

解謎線索二: 商王大墓周圍的祭祀坑。

商人崇信天命、敬懼鬼神,一旦遭逢天災病痛,便會進行占卜祭祀,埋入人牲、器物等祭品以獻祭給鬼神或祖先。商王墓周圍也有好幾座祭祀坑,在商王入葬後,陸續埋入祭品。其中一處墓坑(M1435),史語所發掘出三個鼎。

鼎,是商、周時代普遍的「鍋具」,通常用來烹煮食物,如同今日基隆名產「鼎邊銼」的鼎,也是來自台語的大灶鍋具。既然商人用鼎不稀罕,這三件鼎有什麼特別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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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用途皆有玄機。商代鼎多為直身,水桶腰;這三件鼎則是少有的葫蘆狀,受熱面積較大。其中最大件的形式是鼓腹鼎,器身有銘文「溫」,稱為溫鼎。在古代,溫與浴、湯(熱水)密切相關,因此可推測溫鼎是用來燒水;另外兩個單鋬(音同判,把手之意)小鼎則是盛裝、倒取熱水。

這三件鼎是商代非常罕見的「燒熱水用具」。

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溫鼎燒水,但熱水就是為了洗熱水澡嗎?比起沐浴,會不會商王更想喝碗熱水暖身?

「邏輯來看不太可能,因為商代飲酒風氣極盛,酒器非常非常多。」黃銘崇解釋,對於嗜酒如命的商人,想要暖身,喝杯酒遠比大費周章煮熱水容易多了。

王與后妃的「熱水器」組

線索三:后妃也有的奢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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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有三位妻妾,其中一位后母戊葬在武丁附近,她的墓是歷史學家心中至寶,曾經出土全世界最重量級的青銅鼎,重達 830 多公斤!

后母戊鼎重達 830 餘公斤,是世界最大的青銅器。史語所撤出安陽後由當地人掘出,但因日軍逼近,居民又埋入土中。直至戰後,方鼎重新出土被獻給蔣中正作為 60 歲壽禮。國民黨撤台時,方鼎因過重無法上船,目前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片來源│Mlogic

在后母戊的祭祀坑(M229),中國社科院也發掘出一件與「溫鼎」型式相似的鼓腹鼎、附有木蓋,以及帶鋬小鼎,另外還有一具人骨、舀水的斗、兩件陶瓿(音同剖,瓿是商代的高級器具,盛裝熱水用)。

觀察這座祭祀坑,兩個青銅鼎與斗、瓿並放,可以判斷它們屬於同一組用途 ── 再次印證,這些鼎並不是烹煮食物,而是稀有的「熱水器」!

研究之路有時也會收到「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黃銘崇透露,這番推敲還意外跳出另一條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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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中國研究單位計畫編輯青銅器全集,希望中研院史語所提供在殷墟發掘的 53 件青銅器資料,黃銘崇比對中方提供的照片,發現與文物館現存資料有些出入。「這是否表示,其實文物館還有另一件館藏?!」

果然,清查後在館內找到另一件單鋬小鼎,原始出土處就在武丁墓另一處祭祀坑(M1380)。這座祭祀坑中還有一件陶瓿、一件斗,以及兩具人骨。

線索一個串一個,就像柯南在連番推理後,突然鏡片反光一閃「原來如此!真相就是……」讓我們把商王、后妃的墓與幾座祭祀坑並列觀察,將以上線索整理一下:

商王不只坐擁奢華的青銅盥洗用具,還能享受高檔熱水澡。大鼓腹鼎、單鋬鼎、勺或斗、瓿,很可能即是王室等級的商代熱水 SPA 組。

比對商王與后母戊的祭祀坑可以推知,大鼓腹鼎、單鋬鼎、陶瓿、斗或勺以及殉葬的奴僕,是王室獨享的熱水澡服務套裝組。 圖片來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銘崇;圖說設計│林洵安

皇家級熱水澡,怎麼洗?以下有請武丁示範:

用溫鼎燒水,再以單鋬鼎舀水(熱水不夠,小鼎也可直接加熱),倒進瓿保存,或倒入寢小室盂混冷水備用。洗澡時,用斗舀出瓿內的熱水,需要搓背享受記得端出陶磢。王要洗手、洗臉,也可以拿勺取出盂中的冷水盥洗,再用盤接好水不四濺。當然,這一系列舒服的梳洗樂事,都少不了奴僕來服侍(幫陪葬人骨 QQ)

圖說設計│劉芝吟、林洵安

皇家熱水 SPA 有多普遍?一般貴族是不是也能享受?很遺憾,就像日本進口的壓縮機,這些盥洗用具非常稀罕。

目前青銅鼎出土超過三千件,但類似的溫鼎全世界只有三件!溫鼎、后母戊的鼓腹鼎之外,另一個收藏於日本,推測原初都是大鼎、木蓋,和臺灣早期灶台上的鼎有些相似。單鋬鼎也極為罕見,武丁墓的陶磢更是僅此一組,商代別無分號。

不小心穿越商代想洗個熱水澡?請先當上王與后吧。

讀到這裡,除了讚歎王室洗澡講究不輸現代人,你或許也會心生疑惑:熱水澡若是無上特權,珍貴的盥洗器具又為什麼是分散陪葬,分批埋入?黃銘崇打趣地模擬三千多年前的情境:

圖說設計│劉芝吟、林洵安

解開上古之謎,考驗邏輯推理、脈絡連結

「以上這些用途、功能、情境,全部都只是我的推測。」黃銘崇直率地說。

別誤會,這絕對不是一篇「做夢文」!我們無法穿越回千年前印證,但歷史學家的上古研究也並非憑空臆測,所有推論皆立基在各種線索的串連。從器物的材質、形貌、出土脈絡,交叉比對,並透過同時代、跨時代的整體脈絡,找出當中的邏輯。黃銘崇強調:

器物反映的是人的思考模式,我們可以從器物間的相似、延續性,推斷出可能的歷史圖像。

當你手上握著一大團混雜糾纏的毛線球,要理出頭緒,唯有慢慢沿著顏色、線路等痕跡,抓出線頭。考據上古文物,歷史學家同樣必須追溯器物的轉變、系譜,縝密尋找演變邏輯,進而推測用途與脈絡關聯。

例如,周代的盂和鑑很相似,許多鑑被誤稱為盂,顯示兩者的用途、型態有所重疊與延續。而鑑很可能是盥洗器皿,由此又能再度找到線索。

過往的研究,通常把每個墓坑、祭祀坑一個個獨立看待,黃銘崇嘗試將不同墓坑、祭祀坑的文物,放入一個更大的共同脈絡思考,提出突破新觀點。他在「歷史學柑仔店」的科普文一刊出,立刻有中國學者來訊請教。

黃銘崇這麼說道:「幾千年前,這些器物是什麼?有什麼用途?沒有任何人能完全確知。但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從歷史、物件之間的脈絡,看出邏輯,並且找出有機的連結。」上古商王如何洗澡?洗不洗熱水?都用些什麼器具?看似冷知識的新奇發現,背後其實藏著歷史學者的知識底蘊、研究心血,以及厚實、漫長而細瑣的推理之路。

「文物不只被收藏,更應該共享、共創。」身兼歷史文物陳列館主任的黃銘崇,將研究成果策畫成線上展覽「商王洗澡,要洗熱水!」,隨時能逛展看國寶。秉持知識開放的精神,史語所的七萬多件珍貴藏品,也在中研院開放博物館上提供自由「開箱」,希望透過數位平台,讓更多人認識重量級文物。圖片來源│開放博物館線上展覽畫面

延伸閱讀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殷墟考古大發現!走進上古商王的洗澡間,青銅熱水器、去角質小道具》,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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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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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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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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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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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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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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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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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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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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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重要還是環境重要?明朝末年發生了什麼事?氣候如何影響國家?——《價崩》導讀
衛城出版_96
・2024/05/07 ・4105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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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底下的事實:環境史研究者看《價崩》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著名的漢學家卜正民以如下段落為《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一書定調:

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彷彿逃不出莫測變幻的手掌心。變化讓人這麼痛苦、氣餒,為了安慰自我,我們便告訴自己:當代的生活特徵就是接連不斷的變化,正是這種不穩定,讓世界變得比以往更複雜。

他告訴我們,作為一個「長壽之人」,「過去十年來,氣候變遷、物價通膨,以及政治豪奪的速度與規模」,他認為也是前所未見。只是,作為一個歷史學者,他還是想問,若我們放大時空的尺度,當代人在過去十年來經歷的變化,真的是前所未見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在一六四○年代早期的中國,也就是明朝末期的中國,是一個連「生存條件都被剝奪,平安度日的尊嚴都被否定的時代」,因為「大規模的氣候寒化、疫情與軍事入侵,奪走數以百萬計的人命」。
圖/unsplash

藏在眼皮下的事實是什麼?小冰期如何發生?

一六四○年代初期的中國發生什麼事?這便是卜正民試圖回答的問題。他反對傳統史學的兩大見解:一者是訴諸人禍,即訴諸當時宮廷內的派系鬥爭,統治階層道德淪喪,導致民不聊生;二者是訴諸十六至十七全球的白銀貿易,即當時從美洲與日本湧入中國的白銀,造成物價波動與社會不安。卜正民認為,訴諸人禍與貿易會讓我們看不見「藏在眼皮底下的事實」:小冰河時期(簡稱小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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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地說,小冰期是從十四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的地球寒化現象,氣溫平均掉了攝氏兩度。乍看之下,攝氏兩度的溫差或許微小,但對作物而言,這樣的溫差已經足夠讓作物減少一次收成,或根本無法收成。再者,必須注意,兩度的溫差是「平均」,即可能是極熱與極寒的氣溫交錯變化造就此兩度溫差。這確實也是在小冰期中發生的事。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影響所及,所謂「聖嬰-南方震盪現象」(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即傳統上所說的「聖嬰現象」加「反聖嬰現象」)變得格外激烈,乾旱、水災等極端氣候頻傳。不僅如此,地球科學家也指出,小冰河期也是火山活動格外頻繁的時期。火山噴出的煙塵,遮蔽了太陽輻射,更加速了地球的寒化。

地球科學家推測,寒冷的氣候讓兩極的冰山範圍擴張,讓海水變得更鹹,也就是變得更重,影響洋流的流動方式,從而牽引了大氣與洋流間的循環。
圖/unsplash

小冰期的起因為何?目前普遍接受的見解是太陽活動改變。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這與所謂歐洲人「發現」新大陸有關。受到所謂「哥倫布大交換」的衝擊,美洲原住民大量消失,森林擴張,吸收大量二氧化碳。眾所周知,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濃度的減低,讓大氣保溫的能力下降,與前述太陽活動與火山噴發的效果耦合,讓寒化成為不可逆的過程。總之,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地球是個混沌系統,牽一髮不只動全身,甚至整個身體都會分崩離析。

回到《價崩》這本書。卜正民指出,明朝的存續時間(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即落在小冰期,並成為明朝覆亡的主因。他將小冰期之於明朝的影響分為六個泥沼期:一、永樂泥淖期(一四○三年至一四○六年)。二、景泰泥淖期(一四五○年至一四五六年)。三、嘉靖泥淖期(一五四四年至一五四五年)。四、萬曆一號泥淖期(一五八六年至一五八九年)。五、萬曆二號泥淖期(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年)。六、崇禎泥淖期(一六三八年至一六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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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泥淖期欠缺災荒記載,景泰泥淖期以饑荒收尾,嘉靖泥淖期氣候異常乾冷,萬曆一號泥淖期爆發饑荒、洪水、蝗災與大疫,「人民相食,枕籍死亡」;萬曆二號泥淖期的乾旱與水災頻繁,饑荒再度爆發,「朝廷賑濟的請願如潮水湧來」。崇禎泥淖期是明代乃至於「整個千年期間最慘痛的七年」,「米粟踊貴,餓殍載道」。一六四四年四月末,闖王李自成兵臨北京,致書要求崇禎帝歸順。崇禎不從,在命皇后、貴妃與女兒自盡後,他爬上皇居後的煤山,自縊身亡。李自成稱帝後,滿人入關,將中國納入大清國版圖。

不可忽視的幽靈?拔除合理征服者的解釋,明朝滅亡原因還有哪些?

如此的歷史解釋是否會流於環境決定論?卜正民的回答是:「如果環境決定論的幽靈就在門外徘徊,我也不會在分析時將其拒於門外。」那麼,是什麼讓寫出《縱樂的困惑》、《維梅爾的帽子》等名著的歷史學者相信環境的決定作用?答案就是糧價。

卜正民先生像。
圖/wikipedia

以他的話來說,「太陽能與人類需求的關係,是透過糧價調節的。從景泰年間到崇禎年間,糧價在五次環境泥淖其中激增,每一次都把價格多往上推一截,這樣的事實也說服我必須採用氣候史的大框架。」卜正民表示,「一旦經濟體仰賴太陽輻射為能源來源,那麼無論大自然是幽而不顯還是顯而易見,都必然是社會或國家生命力的決定因素。」

在結語「氣候與歷史」中,卜正民再次反駁那些把明朝覆滅推給「失德」的見解。他認為,這種論調是「合理化明清兩朝遞嬗的過程」,且「編出這種敘事並為之背書的,就是征服者」。他強調,「明朝的滅亡固然不能推給災荒糧價,但講述崇禎末年重大危機時不把氣候因素納入考慮,那簡直就像莎士比亞所言,宛如癡人說夢,充滿著喧譁與騷動,卻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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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至於將環境決定論「拒於門外」是一回事,認為社會變遷就此被環境「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卜正民並不認為,面對氣候因素帶來的種種挑戰,明朝各級官員只能雙手一攤,感嘆天要亡我,不做任何努力。就如其他生活在小冰期的人們一般,卜正民認為,明朝人建設基礎設施、育種、建立制度、開發新科技與控制生育力等;但問題是,一六三○年代晚期的種種災害,並未催出社會的適應力,反倒是摧毀其適應力。

拜此時勃發的火山活動與激烈的聖嬰-南方震盪現象「之賜」,不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變不出糧食。卜正民認為,至少在前五個泥淖期,明朝人還是表現出相當的韌性,努力予以調適。然而,進入崇禎泥淖期後,春夏乾冷,田地龜裂,運河無水。當每公斤的米得需要兩千五百公升的水,而老天爺就是不願意降下一滴雨時,糧食供應體系就此崩潰,連帶把物價與政治體系拖下去陪葬。

是誰忽略了眼皮底下的事實?這段歷史帶給我們什麼警訊?

回到卜正民所稱的「眼皮底下的事實」。我們要問,是誰忽略了這項事實?誰是這對眼皮的擁有者?卜正民的答案有二。一則是以研究社會、政治與環境變遷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以小冰期的相關研究為例,他表示,當他開始研究明代中國糧價變異與氣候變化之關係時,驚訝地發現,「其他地方的環境史對糧價幾乎不提」。與之對照,精通糧價的歷史研究者,如不是太快地把糧價理解為「公平交易」的指標,便是視之為社會關係的一環,忽略了糧食必得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孕育出來的。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
圖/unsplash

另一個忽略氣候或環境此事實者便是卜正民的同代人,也就是在閱讀這本書的你我。現代人對物價飛漲的關注程度遠比全球暖化、極端氣候與環境破壞來得高;畢竟,前者是切身之痛,後者則相當遙遠,是北極熊與紅毛猩猩的事。然而,卜正民的分析告訴我們,即便明代中國離現在相當遙遠,所謂的小冰期至少也是一百五十年以上的事,但物價恐怕還是可作為某種氣候指標。換言之,若人們以關心物價的熱誠來關心環境,面對當代的環境危機,說不定人們多少可找出個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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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讓人心生警惕的是,卜正民告訴我們,小冰期多少是個漫長的地球系統變化。小冰期本身並未造成明朝衰亡,是相伴的極端氣候摧毀了明代社會的韌性與調適。他也認為,面對小冰期、火山噴發與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誘發的極端氣候,從後見之明來看,明朝人也做了他們可以做的,但也只多苟延殘喘了七年,且還是生存條件都被剝奪、生活尊嚴都被否定的七年。

那麼,當人類誘發的氣候變遷可能已加劇了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讓去年(二○二三年)夏天成為有紀錄以來地球最熱的夏天,而極端氣候彷彿成為日常,人類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調適?如果說明朝多少是被地球系統的正常運作摧毀,當今地球系統的異常,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數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恐怕無法如卜正民對待明朝人一樣地寬厚,只能說這是咎由自取。諸如此類的思考,都讓《價崩》有了跨越時代的現實意義。

畢竟,明朝人不是外星人,他們跟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

——本文摘自《價崩:氣候危機與大明王朝的終結》,2024 年 05 月,城出版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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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城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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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反而促成發展?科學化中醫和宋朝佛儒交融類似?——《非驢非馬》
左岸文化_96
・2024/04/26 ・3068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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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種醫」的挑戰

余巖在一九三二年出版《醫學革命論文選》第二版之時,新版序的開場白就敘述了朋友對他的氣憤埋怨。他們說:

近年外面半新半舊非驢非馬的醫說,橫行得了不得。這點狡獪都是你教訓他們的。你若不去向他們攻擊,他們永遠不會變遷。舊的索性舊,新的索性新,倒是界限分明,容易解決。⋯⋯你拚命攻擊舊醫,結果是教訓他們尋出一條生路。

余巖先生像。
圖/wikipedia

在一九二九年的衝突之後,許多批判中醫的人都注意到一個令他們毛骨悚然的現象:一夕之間,出現了一種「非驢非馬」的雜種醫。在很短的時間裡,雜種醫就在醫界大行其道,而之前這種混種現象只盛行於商業界的藥品市場而已。雖然抱持第一與第三立場的人對於中醫科學化的意見相反,但他們都把陸淵雷與譚次仲的方案抨擊為「非驢非馬」。

為何被譯為「雜種醫」?

在此,我想清楚說明為什麼把「非驢非馬醫」翻譯為「雜種醫」(mongrel medicine),而不是聽起來比較正面的「混種醫」(hybrid medicine)。第一,兩者間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雜種醫」是當年的歷史行動者所使用的概念。當年批判中醫的人士把「非驢非馬醫」等同於「雜種醫」,因爲他們想強調這種醫療是一個背叛了父母的雜種,是對兩個純種醫學傳統的雙重背叛。

這樣強烈的負面意涵便引出我的第二個論點: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概念而言,當年沒有任何中醫師會自我標榜為「非驢非馬」,「非驢非馬」是中醫批評者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一種貶抑性的標籤。相較於「雜種」與「非驢非馬」所帶有的強烈的負面意涵,「混種性」(hybridity)這個後殖民概念的功能剛好相反,它強調「後殖民文化的混種性是一個優點,而不是弱點。」我想傳達的訊息卻正是混種的負面意涵:對於那些企圖匯通中西醫的人而言,他們必須承受對手加諸己身的羞辱與限制,被對手定義為「雜種」。為了傳達「非驢非馬」一詞的貶抑與羞辱,我決定將其意譯為「雜種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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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企圖匯通中西醫的人而言,他們必須承受對手加諸己身的羞辱與限制,被對手定義為「雜種」。為了傳達「非驢非馬」一詞的貶抑與羞辱,我決定將其意譯為「雜種醫」。
圖/unsplash

備受罵名,仍要追求中醫科學化的原因為何?

面對來自雙方的攻擊,陸淵雷決定在那份備受爭議的中醫科學化提案當中,將接納雜種醫列為五項前提之一:「故整理國醫藥學術,引用科學原理時,不任受破壞國粹之名。」在此陸淵雷清楚表示不認同將中醫視為「國粹」而保存其本真性(authenticity)。

這是一項重要的證據,顯示至少對陸淵雷而言,國醫運動不當被等同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運動。他特別提及儒學與佛教在宋朝(九六○ — 一二七八)成功融合的例子,而主張中醫科學化是性質接近的事業,是以一種大膽而富有創意的方式來融合中國與外國文化。就這個意義上而言,像陸淵雷這樣的人士不僅發動了中醫科學化方案,更心甘情願地承受論敵貼在他們身上的貶抑性標籤,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不是保存中醫既有的樣貌,而是要發展出國醫館所揭示的那種新生的混種醫。

陸淵雷提及儒學與佛教在宋朝成功融合的例子,而主張中醫科學化是性質接近的事業,是以一種大膽而富有創意的方式來融合中國與外國文化。
圖/ wikipedia

余巖的友人責怪余巖協助創造了這種雜種醫。他們是對的。雜種醫之所以會興起,就是為了回應余巖和其他中醫批評者所倡議的醫學革命。這並不是說在余巖對中醫提出抨擊之前,不曾有人試圖融合這兩種醫學型態──唐宗海就是一個明顯的先例。重點是,雜種醫之所以突然間變地那麼值得追求、那麼引人痛毀極詆、那麼危機四伏,這一切都源於人們堅持要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換句話說,就是中醫科學化。有史以來第一次,當中醫師想像中醫與西醫的關係之時,他們無可逃避地必須共同直面科學的概念。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的關係?

雜種醫與中醫科學化之間,有一種相互建構與壓制的辯證關係。這兩者的關係具有相互建構性,因為中醫師會想追求雜種醫這種古怪的東西,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國家提倡中醫科學化,並強迫抗爭雙方以其作為停戰條件。正是這個科學化的目標,迫使中醫師在改革中醫時認真看待科學的概念以及相關的現代性論述──例如余巖對於中醫的三分法。就這個意義上而言,他們的改革體現現代性的特徵,因此截然不同於由唐宗海為代表的那種前現代式的匯通中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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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具有壓抑性,因為正是科學的概念使人難以想像中醫與生物醫學之間能夠經由跨種雜交而產生有意義的成果。單純想像把兩種醫學型態混合起來,或許不需要擔心會產生怪物。但若是想像將科學與異己的他者進行跨種雜交,感覺上幾乎是褻瀆神聖。由於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無法想像的作法,無怪乎批評者將這種新式醫學描述為「非驢非馬」。

中醫師會想追求雜種醫這種古怪的東西,完全是因為國民黨國家提倡中醫科學化,並強迫抗爭雙方以其作為停戰條件。正是這個科學化的目標,迫使中醫師在改革中醫時認真看待科學的概念以及相關的現代性論述。
圖/pexels

就像那無法繁殖後代的騾,雜種醫雖然表面上看來充滿活力,卻絕對不可能長久存續,無法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正因為這種醫學廣受大眾歡迎,反對者覺得必須利用雜種醫這個貶抑性的概念,以提醒眾人逾越界線的危險,使人們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總而言之,就是因為論爭雙方都接納中醫科學化方案,是以雜種醫才會變成一個廣受中醫師支持的、值得追求的、卻又沒有希望成功的方案;另一方面,也變成西醫師眼中巨大的威脅。

結論

西醫師為何強烈地偏好「中醫科學化」這句口號,而不是「以科學方法整理中醫」?關鍵就在防止雜種醫。由於這句口號包含了「科學化」這個在地發明的概念,因此也就把我們帶回了本章一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中西醫論爭中,中醫科學化方案做為一股關鍵歷史力量,究竟發揮了什麼樣的功能?最直白的答案就是,將科學轉化為一個動詞(科學化),其實是最有效的方式來展示世界上存在著一種同質性的實體叫做科學。

如果科學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同質性的單一實體,那便難以想像將某個東西「科學化」究竟是什麼意思。更重要的是,當人們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使用「科學化」這個動詞時,大家的行為便預設並且強化了一個想法:科學及其對反(中醫)是兩個可以清楚辨識的實體,就像具體的物品一樣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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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2024 年 02 月,左岸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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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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