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的文獻, 關於「美國牛吃了添加玉米的飼料後,因為玉米中的大量澱粉的分解代謝異常,而會較容易懼患代謝疾病和感 染性疾病」,這篇就有提到Russell JB, Rychlik JL. Factors that alter rumen microbial ecology. Science. 2001 May 11;292(5519):1119-22.。不過指「分解代謝異常」,可能寫得不好,應該是說正常沒接觸那麼多澱粉。
關於獸醫用藥,這篇有針對環境的調查:Song W, Ding Y, Chiou CT, Li H. Selected veterinary pharmaceuticals in agricultural water and soil from land application of
animal manure. J Environ Qual. 2010 Jul-Aug;39(4):1211-7.
另外想請您仔細閱讀您所提供的那兩篇 2009 年論文,因為兩篇都不支持您的結論: 玉米是導致 O157 菌株帶原增加的主因。例如 Jacob et al 在摘要中描述 “Frequently, results of studies are conflicting or not repeatable, which speaks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ndgut ecosystem, variation in animal feed utilization, and variation within feed products.” ,又 Callaway et al 那篇 review 中也討論到許多玉米飼養策略可以降低 O157 帶原,而粗料飼養也可能反而增加 O157 帶原率。Callaway 在這篇論文的真正結論是,飼養策略對 O157 帶原確實有影響,但真正作用機制尚待釐清,沒有具體答案,同時必需與飼養環境一起研究,以改進目前的飼養管理策略,達到有效抑制 O157 的帶原率。
今日牧場感染性疾病盛行的原因,主要還是來自於集約式飼養。集約式飼養可以說是 1950 年代以後,在世界各開發中、已開發國家大量普及的牧場經營模式,包括台灣在內 (請回頭看養豬王國年代,台灣那豪邁的一千三百萬在養頭數)。集約式牧場固然提供平價大量的肉品,但也無可避免地必需付出代價 – 更廣泛的疾病問題就是其中之一,特別是人畜共通疾病。我認同牧場經營上,抗生素的使用要加謹慎與小心,但是合理的使用範圍是必需被容許的。您提到的Rumensin & Tylosin 都是對抗葛蘭氏染色陽性病菌 (Gram positive germs) 的抗生素,且非人類臨床用藥。就在您提供的文獻裡 (Callaway et al., 2009),作者同樣結論雖然飼料成份跟這兩類抗生素會影響 O157 菌株的帶原,但效果是好是壞無法下定論: “…there is a poten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diet type and antimicrobial treatment; however, no definitive proof of this linkage has been demonstrated”。
來自馬來西亞,畢業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暨碩士班,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遺傳學博士班,從事果蠅演化遺傳學研究。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從事鳥類的演化遺傳學、基因體學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研究。過去曾長期擔任中文科學新聞網站「科景」(Sciscape.org)總編輯,現任台大科教中心CASE特約寫手、Readmoo部落格【GENE思書軒】、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個人部落格:The Sky of Gene;臉書粉絲頁:GENE思書齋。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Gorbach, S. L. 1996. Chapter 95: Microbiology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Medical Microbiology 4th ED. (ED. by Baron, S.) Galvesto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at Galveston.
Q2的文獻, 關於「美國牛吃了添加玉米的飼料後,因為玉米中的大量澱粉的分解代謝異常,而會較容易懼患代謝疾病和感 染性疾病」,這篇就有提到Russell JB, Rychlik JL. Factors that alter rumen microbial ecology. Science. 2001 May 11;292(5519):1119-22.。不過指「分解代謝異常」,可能寫得不好,應該是說正常沒接觸那麼多澱粉。
關於獸醫用藥,這篇有針對環境的調查:Song W, Ding Y, Chiou CT, Li H. Selected veterinary pharmaceuticals in agricultural water and soil from land application of
animal manure. J Environ Qual. 2010 Jul-Aug;39(4):1211-7.
另外想請您仔細閱讀您所提供的那兩篇 2009 年論文,因為兩篇都不支持您的結論: 玉米是導致 O157 菌株帶原增加的主因。例如 Jacob et al 在摘要中描述 “Frequently, results of studies are conflicting or not repeatable, which speaks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ndgut ecosystem, variation in animal feed utilization, and variation within feed products.” ,又 Callaway et al 那篇 review 中也討論到許多玉米飼養策略可以降低 O157 帶原,而粗料飼養也可能反而增加 O157 帶原率。Callaway 在這篇論文的真正結論是,飼養策略對 O157 帶原確實有影響,但真正作用機制尚待釐清,沒有具體答案,同時必需與飼養環境一起研究,以改進目前的飼養管理策略,達到有效抑制 O157 的帶原率。
今日牧場感染性疾病盛行的原因,主要還是來自於集約式飼養。集約式飼養可以說是 1950 年代以後,在世界各開發中、已開發國家大量普及的牧場經營模式,包括台灣在內 (請回頭看養豬王國年代,台灣那豪邁的一千三百萬在養頭數)。集約式牧場固然提供平價大量的肉品,但也無可避免地必需付出代價 – 更廣泛的疾病問題就是其中之一,特別是人畜共通疾病。我認同牧場經營上,抗生素的使用要加謹慎與小心,但是合理的使用範圍是必需被容許的。您提到的Rumensin & Tylosin 都是對抗葛蘭氏染色陽性病菌 (Gram positive germs) 的抗生素,且非人類臨床用藥。就在您提供的文獻裡 (Callaway et al., 2009),作者同樣結論雖然飼料成份跟這兩類抗生素會影響 O157 菌株的帶原,但效果是好是壞無法下定論: “…there is a poten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diet type and antimicrobial treatment; however, no definitive proof of this linkage has been demonstrated”。
來自馬來西亞,畢業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暨碩士班,以及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遺傳學博士班,從事果蠅演化遺傳學研究。曾於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從事鳥類的演化遺傳學、基因體學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研究。過去曾長期擔任中文科學新聞網站「科景」(Sciscape.org)總編輯,現任台大科教中心CASE特約寫手、Readmoo部落格【GENE思書軒】、關鍵評論網專欄作家;個人部落格:The Sky of Gene;臉書粉絲頁:GENE思書齋。
「如果不覺得騎機車不安全,便沒有理由說吃美牛不安全」,這是錯誤的命題。首先,民眾對交通安全並不是完全放心。他們即使出門不見得會燒香禱告,也可能在身上、車上放平安符。而一般人在親友出遠門時,總會致上旅途平安的祝福,正是反映了對交通安全的顧慮。他們了解,意外事故是有可能降臨自身的,只是現代生活不能沒有交通,不能因咽廢食罷了。說不怕車禍便沒有理由怕美牛或核災食品,難道要民眾在上餐廳時攜帶平安符或在餐桌上互相祝禱 “Have a safe meal”?而且,在交通問題上,民眾期待的是政府能夠從基本建設上減少車禍的機率,而開放有食安顧慮的食品進口卻是增加致病的機率,這當然不符合民眾對政府的期待。
舉例而言,六個兒女的家庭,其性別出生序一共有 2 x 2 x 2 x 2 x 2 x 2 = 64 種可能的排列法。因為每一胎生男生女的機率各為 0.5,而且各胎是男是女都是互相獨立的事件,這 64 種出生序都是同樣可能的。可是當康尼曼與特沃斯基在實驗中問受測者「女男女男男女」和「男女男男男男」哪一種出生序可能性較高時,超過 80% 的受測者認為第一種出生序較為可能。即使是比較各有三男三女的「女男男女男女」和「男男男女女女」,大多數人仍然認為第一種排序的可能較高。康尼曼與特沃斯基舉此實驗為「代表性簡法」造成估計偏差的例證,因為一般人都認為上述兩組的第二種排序較無代表性。
如果民眾清楚知道不開放的的負面後果,那他們是不是就會比較願意承擔風險而支持開放進口?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上面的分析略作修正。此時選項 A 的結果 s 的價值不再為 0,而是 v(s)<0,其主觀機率仍然是 π(1)=1。選項 A 的前景為 v(s)<0。因此,民眾願意支持開放進口、承擔風險的條件是:
台大電機系畢業,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任教於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政府系。
林教授每年均參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及政大選研中心
「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的教學工作,
並每兩年5-6月在台大政治系開授「理性行為分析專論」密集課程。
林教授的中文部落格多為文學、藝術、政治、社會、及文化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