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就是力量
對大多數人來說，要消化瞭解現代科學並不容易，因為對人腦來說，這種數學語言很難掌握，而且其結果常常與一般常識互相牴觸。在全球七十億人口中，有多少人真的瞭解量子力學、細胞生物學或總體經濟學？儘管如此，因為科學為人類帶來太多新的能力，也就享有崇高的地位。雖然總統和將軍可能自己不懂核物理，但他們對於核彈能做什麼事，可是瞭若指掌。
1620 年，培根發表了名為《新儀器》的科學宣言，提出「知識就是力量」。對於「知識」的考驗，不在於究竟是否真實，而在於是否能讓人類得到力量或權力。科學家一般公認，沒有任何一種理論百分之百正確。因此用「真實」與否來為知識評分，並不妥當。真正的考驗就是實用性。能讓我們做出新東西來的，就是知識。
幾個世紀以來，科學為人類提供了許多新的工具。有些是思考的工具，像是能夠用於預測死亡率和經濟成長率；但更重要的是技術工具。科學（science）和技術（technology）的關連實在太過密切了，往往讓許多人將這兩者混為一談。我們常常會認為，沒有科學研究，就無法發展出新技術，而如果不會產生新技術，科學研究也就沒有意義。
但事實上，科學和技術是在最近才開始緊密相連的。西元 1500 年以前，科學和技術還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領域。培根在十七世紀將這兩者接軌的時候，其實是革命性的想法。兩者的關係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更趨緊密，但要到了十九世紀才真正孟不離焦。即使到了 1800 年，當時多數的統治者都希望能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多數的商業大亨也都希望能擁有蓬勃的企業，但他們都還完全不會想到要為物理學、生物學、經濟學等研究提供資金。
當然，史上並不是沒有例外。只要是優秀的歷史學家，絕對都能找出例外情況；但如果是更優秀的歷史學家，就會知道這些例外只是出於某些人一時的好奇，不應該因此影響對大局的判斷。一般來說，前現代的統治者和商人想取得新技術的時候，多半並不是將資金投入研究宇宙的本質，而多數的思想家也不會想把他們的發現發展成技術上的小工具。統治者資助教育機構，目的只是為了傳播傳統知識、強化現行秩序。
雖然在過去也常有人發展出新技術，但通常是一些未受過教育的工匠、不斷嘗試錯誤而產生，而不是學者經由系統化的科學研究得到的成果。運貨馬車的製造商，每年會用一樣的材料，製作出一樣的車，並不會把每年賺錢的一定比例，投入研發新型馬車。雖然馬車的設計偶爾也會有改善，但通常是因為當地某個木匠天縱英才，而且他常常一步也沒進過大學，很可能大字也不識一個。
不僅民間如此，公部門也一樣。在現代國家裡，從能源、醫療到廢棄物處理，國家幾乎都會要求由科學家提出解決辦法，然而這在古代的王國裡很少出現。古今比較，最明顯的差別就在於武器裝備。1961 年，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對於軍事與產業結合、勢力不斷膨脹的情形提出警告，但他的說法並不完整。除了軍事和產業，科學也是其中一份子，因為今日的武器正是科學的產物。許多科學研究和技術發展，正是由軍事所發起、資助及引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陷入無止境的壕溝戰時，雙方都是寄望科學家能夠打破僵局，拯救自己的國家。這些穿著實驗衣的人，響應了這項號召，從實驗室裡大量推出各種令人咋舌的新式武器：戰機、毒氣、坦克、潛艇，比以往效能更高的機槍、大炮、步槍和炸彈。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科學的重要性更是一日千里。1944 年底，德國節節敗退，戰敗已經近在眼前。一年前，德國人的盟友義大利，也已經推翻了墨索里尼，向同盟國投降。然而，即使英美俄三國聯軍步步進逼，德國還是不斷頑強抵抗。之所以德國軍民還是能夠維持一線希望，就是因為他們相信德國科學家，即將推出如同奇蹟般的新武器，像是 V2 火箭和噴射機，力挽狂瀾。
不過，德國人在研發火箭和噴射機方面雖然頗有成果，美國曼哈頓計畫卻已經將原子彈研發成功。1945 年 8 月初，原子彈製造完成，雖然德國已經投降，但日本還在負隅頑抗。美國軍隊作勢攻入日本本土。日本誓死抵抗，準備決一死戰，而且這絕非裝腔作勢。
美國將領告訴杜魯門總統，如果真要攻入日本本土，必然有超過百萬美國士兵喪命，戰爭也必然會拖進 1946 年。於是，杜魯門決定使用這款新型炸彈。8 月 6 日及 9 日，兩枚原子彈分別投下廣島與長崎，之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戰爭就此結束。
只是奇技淫巧？
然而，科學除了是攻擊性武器，也可能提供防禦的功能。今天有許多美國人相信，解決恐怖主義的關鍵不在政治，而是科技。他們相信，只要在奈米科技產業再投入幾百萬美元，美國就能研發出類似仿生間諜蒼蠅的裝置，前往每個阿富汗的山洞、葉門的碉堡、或是北非的軍營。只要夢想成真，賓拉登的繼任者就算只是泡杯咖啡，中情局的間諜蒼蠅也能瞭若指掌，立刻將這個重要訊息傳回中情局本部。美國人也相信，只要在大腦研究再投入幾百萬美元，就能在每座機場配備超精密的腦波掃描器，偵測種種憤怒和仇恨的思想。
這些科技會成真嗎？沒有人知道。開發這些間諜蒼蠅或思想掃描器，真的是明智的做法？這也在未定之數。儘管如此，就在你讀著這幾行字的時候，美國國防部很可能就投入了數百萬美元，研發相關的奈米技術、資助相關的大腦實驗，推動相關的種種研究。
從坦克、原子彈到仿生間諜蒼蠅，一般人可能想不到的是，這種對於軍事科技的迷戀，其實到了近代才出現。在十九世紀前，軍事上的主要變革都在於組織，而不是科技。在不同文明第一次接觸時，科技差距有時候影響重大，但即使如此，卻很少人認真想過要刻意製造或擴大這種差距。大多數的帝國之所以興起，並不是因為有了形同巫術般的科技，而且統治者也並未認真思考要提升科技。
阿拉伯人能夠打敗波斯帝國，並不是因為弓或劍更為優良；土耳其人能夠打敗拜占庭，並不是科技上占了什麼優勢；蒙古人征服中國，靠的也不是什麼巧妙的新武器。事實上，以上這些戰敗國的軍事和民生科技，其實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羅馬軍隊是特別好的例子。這是當時最強的軍隊，但就科技上來說，羅馬並不比迦太基、馬其頓或塞琉西王國占有優勢。羅馬軍隊的優點在於有效率的組織、鐵一般的紀律，以及龐大的後備人力。羅馬軍隊從來沒有研發部門，在幾世紀間，所用的武器大致上並無不同。前面提過，小西庇阿曾在西元前二世紀率大軍攻下努曼提亞，將迦太基夷為平地，而如果他的軍隊穿越時空來到五百年後的君丁坦丁在位期間，小西庇阿戰勝的機率仍然很高。然而想像一下，就算已到了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近代初期，如果把康熙皇帝的軍隊帶到現代，要和中國解放軍一較高下，情況會是如何？雖然康熙文治武功均高，手下也有一批猛將，但在現代武器裝備面前，都將不堪一擊。
無論是在古羅馬或是古中國，多數的將領和哲學家都不認為研發新武器是自己的責任。然而，中國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就包括了火藥。而就目前所知，火藥的發明其實是一場意外，原本的目的是道士想煉出長生不老藥來。而從火藥後來的發展，就更能看出這種趨勢。有人可能會認為，有了這些道教煉丹術士，中國就要稱霸全球了。但是火藥這種全新化合物，在中國的主要用途只是鞭炮而已。
就算是蒙古大軍已經兵臨城下，也沒有哪個宋朝皇帝急著建立起中世紀的曼哈頓計畫，發明某種末日武器來拯救宋朝。一直要到大約十五世紀（火藥發明約六百年後），大炮才成了亞非大陸上，戰爭勝敗的決定性因素。
打從一開始，火藥就有了能夠攻城略地的潛力，但為什麼要花了這麼久，才付諸軍事用途？原因就在於，火藥剛發明的時候，不論是皇帝、文人或是商人，都沒有想到新的軍事科技能夠救國、或是致富。
情況一直要到十五、十六世紀才有所改變，但又要再過兩百年後，才有證據顯示統治者確實已經願意將資金投入新武器的研發。
在當時，後勤對戰爭的影響仍然遠大於科技。拿破崙在 1805 年的奧斯特利茨（Austerlitz）戰爭大破俄奧聯軍，但他所用的武器其實和不久前被送上斷頭臺的路易十六，並無太大不同。拿破崙本人雖然是炮兵出身，卻對新武器的興趣不大。科學家和發明家曾希望說服他撥款研發飛行器、潛艇和火箭，他仍然意興闌珊。
一直要到資本主義體制和工業革命登場，科學、產業和軍事科技才開始了水乳交融的關係，從此世界急速全然改觀。
科技扮演現代救世主
在科學革命之前，多數人類文化都不相信人類還會再進步。他們覺得黃金時代屬於過去，整個世界只會停滯不前，最擔憂的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如果恪遵祖宗智慧，或許能夠再次喚回過去的美好時光；如果發揮今人智慧，或許也能勉強改善日常生活某些面向。然而，一般都不相信人類知識能夠克服世界上最重大的問題。
如果連穆罕默德、耶穌、釋迦牟尼、孔孟聖賢這些全知者都沒辦法解決饑荒、疾病、貧窮和戰爭，我們這些平凡人又怎麼做得到呢？
許多信仰相信，總有一天會出現某位救世主，解決一切戰爭、饑荒、甚至死亡。但是如果說到人類可以靠著發現新知識、發明新工具就解決一切問題，就會被認為不只是可笑，更是狂妄自大。無論是《聖經》創世記中的巴別塔、希臘神話的伊卡魯斯、或是猶太傳說的活假人（Golem），這些神話故事都一再告誡人類，不要企圖超越人類的極限，否則只會災難加身。
等到現代文化承認自己對許多重要的事還一無所知，又發現科學研究可以帶給我們新力量，人類開始思索，覺得確實還有可能真正進步。隨著科學開始解決一個又一個過去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許多人也開始相信，只要取得並應用新知，人類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貧困、疾病、戰爭、饑荒、年老和死亡，看來都已不再是人類必然的命運，而只是無知造成的限制。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閃電。在許多文化裡，都認為閃電是憤怒的雷神之錘，用來懲罰罪人。但在十八世紀中葉有了一場科學史上最著名的實驗，富蘭克林在一陣雷雨中放風箏，希望驗證閃電是否只是一道電流。透過富蘭克林的實證觀測，再加上他對電力特性的知識，讓他終於發明了避雷針，於是雷神繳械認輸。
貧窮又是另一個例子。在許多文化裡，都認為貧窮是這個不完美世界裡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根據新約《聖經》，在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之前不久，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瓶珍貴的香膏來澆在耶穌的頭上，香膏足足價值300德納累斯銀幣。耶穌的門徒認為這麼大一筆錢可以用來賑濟窮人，不該如此浪費，因此有些生氣。但耶穌則為她辯護，說道：「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馬可福音 14:7）。然而到了今天，就算是基督徒，也愈來愈少人會同意耶穌的說法。就現在看來，貧窮愈來愈像是可以處理的技術問題。一般認為，只要以農學、經濟學、醫學、社會學的最新發現為基礎，制定相關政策，就能消滅貧窮。
而且確實，世界上許多地方已經不再有最惡劣的貧窮形式。縱觀歷史，社會上有兩種貧窮：第一、社會性的貧窮，指的是某些人掌握了機會，卻不願意釋出給他人；第二、生物性的貧窮，指的是因為缺乏食物和住所，而使人的生存受到威脅。或許社會性的貧窮永遠都會存在，無法根除，但在全球許多國家中，生物性的貧窮都已經成了過去式。
在不久之前，大多數人的生活還十分接近生物貧窮線，只要一落到這條線以下，就代表無法得到足以維持生命的熱量。於是只要稍微失算或是一時不幸，就很容易落到線下，面臨餓死的危機。而無論是天災或是人禍，都很可能讓一大群人共同落入這個深淵，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但是到了今日，全球大多數人民都有一張安全網：可能是健康保險，可能是社會福利，也可能是當地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救援，能讓他們免遭不幸。即使某一地區遭遇重大災難，全球動員的救災工作通常也能避免情況惡化到無可挽回。雖然民眾還是會碰上一些落魄、恥辱、貧病交錯的窘境，但在多數國家裡，都不會再發生飢餓至死的慘劇。事實上，許多社會現在的問題是營養過剩，胖死比餓死的機率更高。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天下文化出版。
本書作者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希望滿足讀者的是：「請給我單單一本書，不到五百頁的篇幅，用清晰可讀的散文，不填塞一堆令人暈頭轉向的年份、人名、地名、稱號，就能涵蓋了人類如何崛起、如何被農作物綁架……乃至影響現代生活甚巨的資本主義、一神教、自由人文主義、基因工程……如何興盛的重大脈絡，讓我洞悉其中的關鍵和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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