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光的銀鹽,永恆的影像
在 1973 年紐約嚴熱的夏天裡,我花了好幾個週末的下午,在華盛頓廣場公園拍照。公園中央有一排西洋棋桌,那裡總是擠滿了老人,聚精會神盯著擺滿黑白棋子的棋盤看。我按下快門,光由這個城市的街景反射回來,射入打開的光圈,打在底片的鹵化銀上。光子打到的地方,形成純的銀原子,記錄下歷史的影像。
把影像永久固定下來的想法,最早是由湯馬士.威基伍德(Thomas Wedgwood)在十八世紀末想出來的,他是英國有名的陶藝家約西亞.威基伍德(Josiah Wedgwood)的兒子。約西亞.威基伍德曾經使用暗箱把周遭的影像投射到屏幕上,好讓他快速又準確的把影像畫在陶器上。湯馬士.威基伍德思考如何永久保存這些影像,於是以硝酸銀進行實驗,因為 1725 年一位德國大學教授無意中發現硝酸銀具有感光性質。當初舒爾茲(Johann Schulze)教授在靠近紐倫堡的阿道夫大學(University of Altdorf)研究硝酸與白堊溶液(剛好含有一些銀)的性質。他在窗邊進行研究,那天是大晴天,光線射入他放溶液的透明瓶中。他突然注意到,面對窗戶那邊的混合物變成紫色,然而面對室內這邊仍然是白色。他想,也許是太陽的熱使溶液發生了化學反應。他又再試了一次實驗,只是這次把瓶子放在黑暗中。什麼也沒有發生。舒爾茲瞭解,一定是陽光的作用使混合物發生了變化,進一步研究之後,他發現銀是這個反應的重要元素。
湯馬士.威基伍德利用了這項發現。他在紙張上塗抹硝酸銀水溶液,然後把物體放在上面。接著把紙張放在陽光下曝曬,製造出物體的輪廓圖,但是陽光會逐漸把其餘部分的硝酸銀也變黑,最後影像就消失了。湯馬士.威基伍德遭受挫折,加上健康不佳,於是終止了實驗。還要再等上三十年,製造永久影像的攝影術才會發明出來。
1833 年 10 月,英國人泰爾包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正在科莫湖(Lake Como)畔度蜜月。他嘗試用攝影描繪器把風景描繪下來,那是製圖者的一種輔助工具,利用稜鏡把風景的影像疊在紙上。他運氣不好。當他把眼睛由稜鏡移開時,發現「可惡的鉛筆只在紙上留下幾乎看不見的淡淡筆跡。泰爾包特想要找出比較好的科技,但是他顯然不知道湯馬士.威基伍德的實驗,所以回到家後,他開始使用塗了硝酸銀的紙製造葉子、花邊及其他平面物體的輪廓圖。
但是和威基伍德發現的一樣,他無法阻止影像消失。有一天,他注意到紙的邊緣往往感光性較強,通常他只用一點點鹽水(為塗抹硝酸銀水溶液打底)處理那個地方。他發現,如果使用濃一點的鹽水,可以使紙的感光性變弱。而且他也體會到,如果把曝曬過的紙浸在濃鹽水裡,影像就可以固定在紙上。雖然有了重要進展,但仍然不算成功。由暗箱製造出來的影像太淡,無法深刻顯影。他又設計實驗,要改進紙的感光性,經由使用透鏡,把光線聚焦到較小的面積上,他可以製造出郵票大小的影像。這些影像「可以想像成是小人國畫家的作品」,泰爾包特寫道。他的發現比舒爾茲和湯馬士.威基伍德深入,但也和他們一樣,沒有理解到這項發現的意義;他把這發現放一邊,又去追求其他興趣了。
同一時間,在英吉利海峽的另一邊,一位法國的戲院設計師正在實驗銀的感光性,他使用塗了銀的銅板和碘。在 1835 年春天,達格赫(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把一片曝光過但失敗的銅板扔進櫥櫃,打算磨亮後再次使用。幾天後他回來看,發現影像奇蹟似的顯現了。原來是櫥櫃裡一個瓶子逸出的汞蒸氣使「潛在」的影像顯影了。當初這塊銅板曝光時,銀原子已經形成隱藏的影像,但是原子的數目太少,肉眼無法看見。汞蒸氣與潛影中的銀原子形成汞齊,就使影像看得見了。利用這個方法,達格赫能夠把曝光時間縮短到 20 分鐘,短到可以捕捉到靜止物體的清晰影像。1839 年 8 月 19 日,位於巴黎的法國科學院宣布這項發明的名稱為達格赫照相法(又稱銀版照相法)。好勝心很強的泰爾包特聽到這個消息後,很快就用一種新型的紙,發明了自己的潛影產生法,曝光時間只要 1 分鐘左右。他把這種新方法稱為碘化銀照相法。
自從威基伍德第一次企圖利用銀的感光性捕捉影像以來,已經大約過了四十年。現在有兩種成功而且相互競爭的商業產品;泰爾包特與達格赫很快就各自努力,要社會大眾相信,自己獨特的攝影方法有其優點。一開始泰爾包特在說服社會大眾時,遭遇到一點困難。它沒有辦法產生像銀版照相法那麼精細的影像,但是能在同一張負片上產生許多影像,這一點是銀版照相法辦不到的,銀版照相法只能拍攝昂貴的單一物件,例如為有錢人拍肖像。最後泰爾包特的發明勝出,也為流行達兩百年,以銀為基本材料的攝影術打下基礎。
因銀而起的柯達王國
我在新加坡拍下我的第一張照片時,只有四歲。當天是伊莉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禮,曾經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新加坡,以今天稱為街頭派對的方式來進行慶祝。我拿著我的柯達布朗尼(Kodak Brownie)相機,拍家人、朋友的照片,只要拿到未曝光的底片,我就拿來照下看到的任何東西。我的布朗尼相機最後由更好的機型取代了,接著又換了一系列的相機,直到今天,我有一整套很棒的萊卡相機當攝影工具。這些機器持續幫我記錄行動的時刻以及值得回憶的場景,偶爾也會有佳作。
柯達公司在 1900 年推出第一部布朗尼相機,名稱取自一組廣受歡迎的卡通人物,相機的簡單硬紙板外殼裡裝有一捲底片,方便攜帶,也容易使用,立刻獲得成功,尤其受到兒童歡迎。價格是五先令(大約是平均週薪的四分之一),幾乎人人都負擔得起。因為發明了塗布溴化銀的明膠底片,才有可能做出這種相機。明膠底片可以先曝光,且存放一段時間後才在工作室裡進行顯影,因此稱為「乾」片。「濕」的膠棉片,塗布、曝光與顯影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口氣完成,因此攝影師無論走到哪裡,都必須攜帶笨重的工作設備。
柯達的創立者伊士曼(George Eastman),在 1877 年上了第一堂濕片法的課,很快就發現這方法不實用。「我的道具只含有一些必需品而已,裡面有肥皂箱那麼大的相機;一個三腳架,它既堅固又笨重,足以支撐一座小屋;一個大的底片盒、一頂黑色帳篷、一缸硝酸鹽,以及一個裝水的容器」。他讀到乾片發明的消息後,決定自己進行實驗。
到了 1879 年,他已經製造出自己的底片,這底片在沖洗前可存放的時間比市面上任何產品都久。但伊士曼還是不滿意,他的玻璃底片又重又脆又昂貴。伊士曼想把攝影術交到廣大群眾的手中,就像後來福特發明的 T 型車那樣。他想要「讓相機變得像鉛筆一樣方便」,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發明一種更便宜、更簡單的攝影方法。結果他發明了「伊士曼負紙」—不使用玻璃,而使用紙卷捕捉影像。伊士曼底片可以裝入小小的黑盒子裡,他還設計了包住底片盒並只放基本零件的相機:透鏡固定在相機上,以拉動繩子的方式啟動快門。
柯達相機在 1888 年首度販售,價格為 25 美元(相當於今天的 600 美元)。產品大受歡迎,讓伊士曼能大規模生產相機,並因此把單價降下來。在 1896 年,柯達製造出第十萬部相機;那時候,每一部相機的價格只要 5 美元(相當於今天的 120 美元)。因為柯達相機簡單,又以人人能負擔的價格出售,所以它訴求的市場相當龐大。
伊士曼做的,正是所有傑出的消費產品發明家做的。他讓使用者(攝影者)專心在他的目的(拍照)上,而把技術功能(顯影與沖印)變得不可察覺。伊士曼相機在賣出時,已經裝好一捲可拍一百張照片的底片,等拍攝完畢,使用者可以把底片繳回工廠。幾天後,處理好的負片會沖出照片,裝入相片簿送至消費者手裡。就像柯達的口號說的:「您只要按快門,其餘的交給我們。」到了第二年的年底,他的工廠每天要處理大約七百卷底片。現在,人人都可以成為攝影師了。
柯達相機讓每個人可以為個人歷史留下紀錄,也為他們最珍惜的時刻保存回憶。現在處處可以見到照片。照片不但變成普遍且可任意使用的物品,而且也是記錄世界大事的文件,並產生能塑造未來風貌的影像。
保存了決定性時刻
有些影像讓我們見識到殘酷、暴虐,令人難以忍受的畫面。有一幅越共戰俘的影像,記錄在處決前一刻,有一把槍頂住他的太陽穴,對我來說,這張照片就是越戰的同義詞。一群百姓在雜亂無章的盧安達難民營裡等待食物的影像,會永遠讓我想起那裡發生的種族屠殺。而虛弱的囚徒擁擠站在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有刺鐵絲網前的影像,描述著我們家族中許多成員在猶太大屠殺中遭遇的命運。
然而,還有其他影像顯示比較快樂的時光。我從窗戶俯瞰大運河時所拍的照片,企圖捕捉季節變換時威尼斯的色調。我的書桌前放著一張我拍的照片,拍攝對象是在佛羅倫斯的新聖母大殿的信徒。他們正在觀賞壁畫,那幅畫展現了透視圖法,是馬薩其奧(Masaccio)的作品。攝影大師塞西爾.畢頓(Cecil Beaton)有一幅如詩如畫的作品,是新加冕的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照片,以西敏寺的雕梁畫棟為背景,目的是想為剛脫離二次大戰的大英帝國帶來一點歡樂。我們藉由照片,得知並記住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圖像創造共同的經驗;圖像為不同的世代之間畫下界線。
到了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底片的感光性更加良好,也有更多可裝底片的攜帶式相機,攝影師因此可以跟隨士兵進入戰場,相對來說,較早期的戰地攝影師,如布雷迪(Mathew Brady)和芬頓(Roger Fenton),他們在十九世紀的設備,受拍攝的對象必須靜止不動才照得起來。1944 年盟軍進攻諾曼第時,戰地攝影師卡帕(Robert Capa),隨第二波部隊登陸。英吉利海峽水深及腰,機關槍的子彈在他周圍濺起水花,卡帕拍下了數張登陸日的關鍵性影像。「如果你拍的照片不夠好,表示你靠得不夠近,」卡帕說。
相片可以捕捉世界上瞬間即逝的影像,如果沒有銀,你只能留下模糊的回憶。「當你拍照時,那是創造性的一剎那,」多產又技術高超的攝影師布雷松在 1957 年解釋:「生活本身會提供給你一幅構圖或一個表情,你必須靠著直覺判斷,什麼時候該按下相機按鈕。」
在正確的時候按下快門,創造出的影像揭露了平民百姓如何被捲入越戰。敵人不再是沒有面目的怪獸,而是受苦受難的人類,說不定與觀看照片的人有所關聯。經由揭露世界另一端的普遍人性,攝影術喚醒了全球的社會良心。艾迪.亞當斯(Eddie Adams)在 1968 年拍的照片「西貢槍決」,揭露了上文所說的情形,激起抗議怒潮反對畫面中呈現的情況:越南將軍不加思索的謀殺了一名無辜的百姓。這張照片也展示了攝影術扭曲事實真相的威力。艾迪.亞當斯解釋:「將軍殺了越共;我用相機殺了將軍。靜止的照片是世界上威力最強大的武器。人們相信照片;但是照片會說謊,甚至連造假都不必。照片只說出一半的事實⋯⋯照片沒說出來的是,『如果你是將軍,在那種時空情境下,在那樣炎熱的天氣中,在那個所謂的壞蛋剛剛轟掉一個、兩個或三個美國人之後,你正好抓到他,你會怎麼做?』」
雖然照片已經非常忠實的呈現事實,但是它並不真的是可靠的資料來源。影像可能會,也確實會騙人。大家都知道,史達林以修改照片做為排除黨內政敵的手段;當某些部長被選定為應該排除的對象時,就會從照片中消失。中國共產黨也同樣大量使用暗房技巧扭曲事實。
然而,可靠的資料來源會提供吸引人的真實影像。1994 年,攝影記者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在盧安達西南方的基貝霍(Kibeho)難民營待了三天。每天有數百名難民為逃避強暴與謀殺,從軍閥手裡逃到此處。薩爾加多所看到的景象,令他大為震撼:「恐怖事件的規模好像已經讓人們對死亡麻木了。我看到一個人手臂裡抱著一綑東西,一邊走一邊和其他人聊天。當走到萬人塚時,他把自己小孩的屍體扔進屍堆,然後掉頭就走,繼續聊天。」身為經濟學碩士,薩爾加多想用影像描述世界上窮人的生活,呈現統計數字背後的真相。影像展示比訴說更有力:人類受苦的生動影像,比寥寥幾字的政治宣言更能打動人心,喚起令人感傷、感動的私密細節。因此,照片會驅使觀看者採取行動。
對我來說,除了攝影之外,銀還有其他能力可以保存珍貴的回憶。在我書房的茶几上有三個波斯銀盒,那是我父母在 1960年代離開伊朗時收到的臨別饋贈。它們設計精美,由錘版塑成,這種技術是靠著敲打金屬的背面,造成淺淺的浮雕效果。它們為我在伊朗生活的那幾年帶來生動的回憶:燃燒天然氣造成的焰火和噪音、油田在夜晚發出的火光,當然還有我們去拜訪銀匠的回憶,那人在一間小屋裡,盤著腿熟練的工作著。無論是做成裝飾品、勳章或珠寶,銀總是能保存回憶。但是它也一直是保值的工具。1970 年代,當銀攝影術正在流行時,有兩兄弟為了幫他們驚人的財富找到安全的避風港,結果造成銀的價格飆漲到空前未有的水準。
本文摘自《改變世界的七種元素》,由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