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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科學,就會支持科學了嗎?

科學松鼠會_96
・2013/04/24 ・3682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606 ・十年級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科學界和科學傳播界似乎有這麼一種潛在的共識——瞭解科學,公眾便會支持科學。他們一再宣傳香煙或者肥胖的危害,希望能夠讓更多人有所行動。他們一再闡釋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希望能夠消除公眾的恐慌。他們一再論述氣候變化問題,希望民眾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這便是在科學傳播中廣泛流行的 「缺陷模型」 (Deficit Model)——假設公眾對於科技的誤解與反對,源於他們缺乏科學知識、無法處理晦澀的科學概念。當他們瞭解科學後,自然就會像科學界自己一樣擁抱科學的觀點。

可是,調查發現,公眾對科學的瞭解程度和他們對於科學的態度,呈現出一種弔詭的趨勢——總體而言,公眾對科學的瞭解程度和對科學的正面態度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是具體到某些特定的科技產品,如核能和轉基因食品,知識和態度要麼沒有關聯,要麼就表現出負相關。還有的研究發現,對某些領域的認識程度和態度強度[註]相關,但不能預測態度是正面還是負面。

科學知識,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傳播科學,到底有沒有用處呢?

[註] 態度強度(Attitude Strength),指態度具有堅持性和抵抗性的程度及其對信息加工過程和行為產生影響的程度。

無力的事實

誠然,「缺陷模型」符合直覺,然而,這一方法論有一個脆弱的前提——它假定傳播的對象都是一張嶄新的白紙,會不加選擇地接受得到的所有信息。但實際上,受眾常常篩選媒體中的信息。他們腦海中已經生根的經驗與觀點,他們對於自身的身份認同,就像濾鏡一樣為呈現給他們的內容增添效果,以維護自己已有的價值體系。譬如,在美國,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高度政治化的議題。一般而言,民主黨人或者自由主義(Liberalism)者,會更關心氣候變化問題, 並支持相關的環境政策;而共和黨人或者保守主義(Conservatism)者,不僅會反對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舉動,甚至否認全球變暖現象的存在。

【左邊的兩幅圖表展示了從 2001 年到 2010 年,在美國民眾中相信全球變暖事實的人數變化趨勢。上圖是自由主義者(藍線)和保守主義者(紅線) 的對比,下圖是民主黨(藍線)和共和黨(紅線)的對比。來源:Andrew J. Hoffman,via Nature Climate Change】

在美利堅大學的傳播學者菲利普•索爾哈特(Phillip. Sol Hart)和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埃裡克•尼斯比特(Erik C. Nisbet)的一項研究中,240 名成年人閱讀了一則關於氣候變化的科學報導。報導中寫道,氣溫升高會促進蚊子和蜱蟲的繁殖,從而加劇西尼羅河熱和其他蟲媒傳染病的流行。這個知識理應讓受眾對全球變暖問題更加關切,但實際效果卻讓受眾發生了極化:民主黨人確實變得更加支持緩解氣候變暖的政策;但是共和黨人在看到這則消息後,反而產生了逆反效應,比對照組更不支持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

受眾熱愛生動而充滿情感的故事,而不是冷冰冰的分析與數據。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約翰•德•威特(John B. F. de Wit)和研究團隊共同發表的一項研究中,透過網站招募了118名男男性行為者,告訴他們性交讓他們容易感染乙型肝炎病毒,注射疫苗是唯一有效的預防手段。接下來,研究者採用了兩種不同的說服方式。第一種客觀闡釋,通過流行病學數據,論證男男性行為有很高的感染風險。第二種則讓一個感染者現身說法, 講述了自己因性行為感染病毒的經歷。也許在科學工作者看來,孤立不證,第二種方式中的個例恐怕並沒有說服力。然而偏偏是這樣的論述比客觀的數據更能讓這些被招募來的人意識到風險的存在,並產生接種乙肝病毒疫苗的想法。

受眾常常根據親身經驗形成自己的判斷,儘管這種個體經驗,可能在科學上並不嚴謹。在一項研究中,紐約大學政治學家帕特里克·伊根(Patrick J. Egan)和天普大學梅根·穆林(Megan Mullin),分析了美國民眾對於全球變暖的態度和民眾所在地氣溫的關係。他們發現,調查前一段時間的氣溫,較平時異常升高,會增加他們對於全球變暖這一現象的信念。來自公共醫學的研究同樣證實了個體經驗對於人們的科學行為的影響。在決策是否接種流感疫苗時,之前是否經歷過流感病狀,是否接觸過相關疫苗,是否有熟人接種過相關疫苗,都是重要的預測指標。

我不必舉更多的研究來說明這一現象——在形成自己的觀點與態度時,公眾並不會乖乖地從事實出發。他們在認知上太懶惰,在維護既有觀點時太頑固。在情感的鼓動、個體的經驗、價值觀的博弈面前,理智的分析似乎只是一個無力的下下之策。科學傳播工作者希望提供給公眾準確、客觀的科學信息,幫助他們理性地決策。然而,完全理性的公民,只存在於學者烏托邦的幻想之中。

可趁之機

值得慶幸的是,公眾在認知上的缺陷,又給科學與環境傳播者一些「可趁之機」。正因為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 「缺陷模型」在增進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支持方面成效有限,傳播學者在反思之餘,也在提出新的解決方法,希望可以繞過知識層面,直接作用於人的態度甚至行為。

針對價值觀來傳達信息

正如我在之前提到的,保守主義似乎與全球變暖格格不入。相比於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有更高的「系統公正化」(System Justification)傾向。他們更願意認為現有的社會系統是合理的、公正的,更想要維護它,而不是讓它發生改變。保守主義者也有更高的國家認同感,為自己的國家辯護。而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和其他環境友好政策,通常需要對現有的經濟、社會體製做出改革,因而常常會遭到保守主義者的反對。

不過,紐約大學伊琳娜•費吉納(Irina Feygina)和她的合作者發表的一項實驗發現,可以利用保守主義者「因循守舊」的價值觀,來促進他們做出環境友好的行為。實驗把保護環境詮釋為一種維繫美國的生活方式,保護國家自然資源的愛國舉動。這樣一種解釋方式自然能贏得保守主義者的人心,於是他們系統公正化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就消除了。

利用情感來傳播

恐懼、憤怒、羞恥、內疚……這些蘊藏在我們原始大腦中的情感,似乎比理智的分析更具有力量。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醫療政策學者麗薩•高德曼(Lisa K. Goldman)和斯坦頓•格蘭茲(Stanton A. Glantz),分析了各類型戒煙廣告的效果。他們得出結論,無論是呈現煙草對健康短期或長期的危害,或是強調吸煙的成癮性,在減少香煙使用量上都沒有多大成效。相反,一種指控煙草產業的宣傳手段,反而比宣傳健康知識有效。這種策略告訴人們,煙草公司利用具有欺騙性、操控性的手段誘騙人們上當,讓他們成癮,從而達到盈利的目的。

這便是利用了情感的力量。對於成人來說,很多煙民雖然已經意識到了煙草對自己和他人的危害,卻無法戒除,只能感到沮喪甚至內疚;這種宣傳手段將他們內心的無力感,轉換為對煙草行業的憤怒。而對於青少年來說,吸煙本來帶著叛逆情緒,是為了抵抗社會規範和父母的約束;而這種宣傳手段讓他們意識到煙草行業的「陰謀」,從而促使其努力擺脫煙草公司的控制,爭取行為上的獨立。

用行為影響態度

我們常常以為是態度決定了行為。但社會心理學早就證實——行為也可以影響態度。如果把某一種價值觀念轉換為社會規範,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的行為,等到公眾親身參與到其中之後,他們的態度自然會「跟上」他們的行為。芝加哥大學的行為學家諾亞•戈爾茨坦(Noah J. Goldstein)等人曾經做過這麼一個實驗,他們選擇了一家酒店,在毛巾架上擺上卡片,鼓勵房客重複使用毛巾。第一種情形下,卡片告訴人們,重複使用毛巾可以保護環境。而在第二種情形下,卡片寫道,75%的房客都參與了這項通過重複使用毛巾保護環境的能源節約項目,這種標語,讓毛巾的重複使用率顯著提升。這種情形悄然中樹立了社會規範,無形中有一種約束的力量,讓人不得不遵守。

必須認識到,受眾並非一張白紙,可以由傳播者任意塗抹。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既有知識、成長經歷、價值取向和思維模式。他們篩選、解讀媒體中信息的方式也千差萬別。正因為這樣,科學傳播者的工作才顯得艱巨甚至悲壯。在充滿既有觀點,甚至是敵意的受眾中傳播科學事實,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技巧。然而,倘若繞過知識,「操控」公眾的想法,又會陷入倫理上的質疑。

是秉承傳播事實的準則,希冀科學最終能有滴水穿石的力量,影響公眾的既有態度;還是選擇靈活變通,在必要時用一些技巧和手段推廣科學的觀點? 這仍然是一個值得不斷探索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不讓信息暢通無阻地在政府、公眾和學界之間流通,不讓媒體健康地履行它本應承擔的社會角色,只會導致雙輸局面。

參考文獻

  • Egan, P. J., & Mullin, M. (2012). Turning personal experience into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effect of local weather on Americans’ perceptions about global warming.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1), 1-14.
  • Goldman, L. K., & Glantz, S. A. (1998). Evaluation of antismoking advertising campaigns. JAM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79(10), 772-777.
  • Goldstein, N. J., Cialdini, R. B., & Griskevicius, V. (2008). A room with a viewpoint: Using social norms to motiv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hotel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3), 472-482.
  • Hart, P.S, & Nisbet, E. C. (2011). Boomerang effect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How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identity cues amplify opinion polarization about climate mitigation polici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XX(X), 1–23.
  • De Wit, J. B., Das, E., & Vet, R. (2008). What works best: objective statistics or a personal testimonial? An assessment of the persuasiv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message evidence on risk perception. Health Psychology, 27(1), 110-115.
  • Feygina, I., Jost, J. T., & Goldsmith, R. E. (2010).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 denial of global warming,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ystem-Sanctioned Chang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3), 326-338.​

轉載自科學松鼠會,作者。本文首發於果殼網科技評論」主題站《瞭解科學,就會支持科學了嗎?

文章在科學松鼠會發佈後,對讀者的意見,作者給出了回應,附在此處,歡迎大家繼續就此展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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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松鼠會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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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多少錢,才會願意放棄使用 FB ?社群軟體的體驗該如何被「金錢」衡量?──《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
天下文化_96
・2022/08/27 ・2405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使用社群媒體後,你變得更快樂還是更憂鬱?

想知道更多資訊的時候,你可能會上網搜尋。有時候是為了資訊的工具價值,比如透過 Google 地圖確認 A 地到 B地 的路線;腳踝扭傷時,也可以從網路上搜尋到應變的實用資訊;又或是並非真的出於任何用途,只覺得知道某些事很有趣,像是忽然想了解流行音樂歷史。你當然完全可以這樣做。

我們身邊有許多資訊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其中部分資訊卻可能和你切身相關。比如依據某些基本事實可以推斷你的預期壽命;某些資訊可以了解你的健康風險、未來「錢」景,甚至是個性。比起 10 年前,我們現在能得到的資訊更為詳盡正確,再過 10 年,肯定能夠知道得更多。

這章要談的內容很多,不妨開頭就先提示最大的重點:

研究顯示,整體而言,臉書會讓人變得比較不開心,而且可能感到憂鬱、更為焦慮,也對生活變得更不滿意。

你每天花多少時間使用 FB?使用社群軟體對你的心情造成了什麼影響?圖/Pixabay

我並不打算危言聳聽,事實上這些影響並不大。然而,它們的確存在。

而與此同時,有些人明明已經停用臉書、也感受到幸福感明顯增加,卻又非常想要重新打開臉書。實際上他們要求要得到一大筆錢才願意放棄臉書。這是為什麼?我們雖然無法確定,但一項合理的解釋是,使用臉書的體驗,包括帶來的資訊,並不會讓人變得更快樂,但還是有它的價值。

無知並不是幸福,而很多人都感受到這一點。人們需要知道自己在意的資訊,這是因為喜歡、甚至珍視一種和重要的人之間產生連結的感覺。

若須付費才能使用社群媒體,會怎樣?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強調,社群媒體的功能不僅僅是提供資訊,至少不是我在這裡反覆強調的揭露資訊的意義。你會使用臉書,可能是為了和家人或朋友聯繫,也可能是為了改善荷包或健康。但無論如何,社群媒體的一大重點在於資訊傳遞,雖然這個概念要比我目前所談的更為廣泛。

而這裡的核心問題是:社群媒體究竟多值錢?

在社群媒體上,大部分的資訊是免費的,至少表面上你無須付費;或許可以說你仍需要付出注意力或個資等等。臉書和推特這些企業是從廣告獲得收益,但有鑑於相關爭議不斷,也有人認真討論起將這些平台及其服務的商業模式改成付費使用。

除此之外也有些偏理論的探討,主要關注在如何評估這些平台的經濟價值。要是民眾必須付費才能使用臉書,情況會變得如何?而民眾又願意花多少錢成為用戶?

要是社群媒體要付費的話,你們願意花多少錢呢?圖/LightFieldStudios

這些答案會透露出一些重要的資訊,讓我們知道社群媒體與一般資訊所擁有的價值。而回答這些問題,也有助於了解一些更基本的問題:如何計算經濟上的價值;知道某些消費決定可能只是表面工夫;了解傳統經濟指標與實際民眾福利有何差距(請見第二章)。此外,這些答案也會進一步影響政策與法規。

要你放棄使用 FB ,可能比要你付費使用來得更難?

行為經濟學特別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支付意願」和「願意接受金額」間可能出現的巨大落差。

以臉書為例,如果我們想知道它能為我們帶來多少福利,究竟該問民眾願意為此付出多少錢,抑或該問要給他們多少錢才會願意放棄使用臉書?許多研究都探討過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的現象,也就是被要求放棄某樣商品時所要求的價格,會遠高於他們當初獲得這些商品時支付的費用

稟賦效應目前還有爭議,至少在適用的領域、來源與程度上仍未有定論。我們可能會想知道,使用社群媒體願意付出的費用,是否大於不使用社群媒體所得到的費用?如果是的話,傳統論點又能否提出說明?

IKEA 所設置的家具體驗區,常常被拿來當作「稟賦效應」的案例。圖/Pixabay

另一個同樣常見、甚至是更基本的問題,則是涉及支付意願或願意接受金額的衡量與民眾福利。我在前面也提過,在經濟學中,要是談到民眾擁有某樣商品時的福利效果,往往是以民眾願意付出多少錢來使用那件商品作為衡量。

當然,「願意付出多少錢」也是現實市場的衡量標準。但請回想一下,要提出這項金額,事實上也就是做出預測:預測該商品會對自己的福利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問題乍看不難,尤其當談到自己熟悉的商品(鞋子、襯衫、肥皂);但換做是從未使用過的商品,回答起來也就沒那麼簡單。對於一項從未擁有過的商品,哪知道能帶給自己多大的福利效果,以及可以換算成多少錢?

對許多人而言,臉書、推特、Instagram 等平台都是再熟悉不過的社群媒體,而且有著豐富的使用體驗。但出於某些我們馬上會討論到的原因,社群媒體用戶就是很難估算這些平台可以換算的金錢價值。

只要看看民眾提出使用社群媒體願意付出的金額,就會了解在尋求資訊上,「願意付出的金額」和民眾得到的福利效果似乎並不對等;同時值得進一步研究其中的福利效果究竟是什麼。

在這種時候,「願意付出的金額」只反映出部分的福利效果,還可能只反映一小部分。我們必須找出反映效果不佳的實際原因,並且嘗試找出更能呈現福利效果的方式。而我在這裡的目標,就是希望推進這項任務的進展。


——本文摘自《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天下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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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成立於1982年。一直堅持「傳播進步觀念,豐富閱讀世界」,已出版超過2,500種書籍,涵括財經企管、心理勵志、社會人文、科學文化、文學人生、健康生活、親子教養等領域。每一本書都帶給讀者知識、啟發、創意、以及實用的多重收穫,也持續引領台灣社會與國際重要管理潮流同步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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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個全腦世代!獨立、重視個體性、技能比學位更重要的「Z 世代」——《全腦人生》
天下文化_96
・2022/08/24 ・4462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 (編按)根據不同世代的背景和特徵,歐美國家流行將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們依序冠以:
    • 嬰兒潮世代:1946 年~1964 年,二戰後嬰兒潮
    • X 世代:1965年~1980年
    • Y 世代:1980年~1990年,千禧世代
    • Z 世代:1990年代末~2010年代前期,數位原生世代
    • α 世代:Z 世代的子女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各個世代產生了哪些轉變?

千禧世代之後,Z 世代接棒,他們的父母通常是思想獨立的 X 世代。這些 Z 世代青年比父母一輩更獨立,更運用全腦生活,原因如下:

  • 第一,這些孩子是由 X 世代撫養,長成的一號人格註1超級給力。
  • 第二,Z 世代接受右腦學習教育,造就強大的全腦思維。
  • 第三,X 世代得將嫻熟科技的全腦思維,融入嬰兒潮世代。

那由左腦建構的世界,無獨有偶,Z 世代也得將全腦思維融入千禧世代那右腦主導的世界。綜上所述,Z 世代在生物學上和文化方面都是史上第一個全腦世代。

Z 世代與千禧世代相仿,從嬰兒床時期就與科技產品綁在一起,許多人說自己的母語之前,早就會說谷歌語言。

不過,千禧世代喜歡群體,希望置身社群網路,Z 世代在社交活動上卻更為自主,沒那麼喜歡與人互動,反而與科技互動更自在。

科技常常使得人與人的互動減少,你們也是嗎?圖/Envato Elements

將科技視為自我延伸的「Z 世代」

深究發現,Z 世代其實是將科技視為自我的延伸,有意識的將科技工具整合至日常生理活動。

手機應用程式替他們監控生命徵象,計算步數及每分鐘的呼吸次數,追蹤睡眠,減緩心率,降低焦慮,還會以任何你可想像的方式協助轉移注意力;手機應用程式會告訴他們該吃什麼,何時達到社群媒體每日使用時間上限,何時該睡覺——然後,會播放 δ 波音樂,提升睡眠品質。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

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

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

Z 世代青年如此頻繁使用科技,變得愈來愈自動化,神經愈來愈根據科技來調節,世代差異益發明顯。與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的傳統思維、價值觀與行動相比,這些孩子及之後的 α 世代,神經學層面實有獨到之處。

在一個世紀內,大腦的支配方式及價值觀已然產生變化,儘管我們數十年來早已發現,人與人的接觸有助建立更健康的神經網路,科技卻造成人際連結嚴重中斷。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人類天生就是社會動物,我們與科技的緊密互動,正在戕害我們的健康。

越科技,與孤獨的距離也更近

根據一份各世代孤獨感的自陳報告研究,科技使用程度與孤獨感之間呈直接正相關。

比起從小身處科技環境的世代,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成長過程畢竟並未時常伴著手機、電腦、平板電腦,受試者自陳的孤獨感較低。此外,機不離身導致人機界線模糊,病態狀況層出不窮,夫妻與家人莫不帶著這頭號問題,尋求治療解方。再加上電磁輻射對生物系統的影響仍為未知,科技也開始彷彿列車長不在的失速列車。

Lonely Ryan Reynolds GIF by POKÉMON Detective Pikachu
如果感到孤獨的話,也許是時候該放下手機了。圖/GIPHY

2001 年,全腦 Z 世代族群年紀尚小,有些人甚至還沒有出生,全美社會就歷經九一一事件的創傷,承受創傷後壓力症的餘波;後來 2008 年金融危機,迪士尼樂園假期縮成宅度假,這些孩子很快就知道這世界危機四伏,他們的二號人格遭恐懼和焦慮淹沒,也是理所當然;日常言論充斥著政治對立和仇恨,無怪乎藥物過量與自殺情形肆虐,年輕一代那些自覺在人際網路中無足輕重的孩子,更是置身險境。

要是上述事件還不夠嚴重,請想想這些孩子還面臨 2020 年開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說他們有點像是在野外求生,也不為過。

世道如此艱難,Z 世代如同千禧世代,耗費許多時間應付戰鬥或逃跑反應,並未累積太多財富,當然不願買房或安頓下來,反而希望繼續移動,畢竟移動的目標才難以被抓住。

所以,Z 世代究竟有哪些特徵?

Z 世代如父母一樣獨立,重視左腦一號人格的個體性,沒興趣將自己擠入社會組織架構的框架,於是,許多人選擇直接跳過大學。

Z 世代只要動動手指,就能通達浩如煙海的資訊,真真切切以強大的一號人格與科技共存,也以三號人格的價值觀過活。想要什麼東西,就上亞馬遜訂購,無論他們可能身在何處,訂購物品幾乎立刻就送達門前。三號人格好喜歡科技帶來的即時滿足感。

網際網路幾乎可以即時滿足 Z 世代的大部分物質慾望。圖/Pixabay

Z 世代天生熟悉電腦程式碼,許多人幾乎沒什麼開銷,便賺得大筆收入,因為大型科技公司現在直接透過網路雇用他們的技能。事實上,在科技盛行的世界,Z 世代人才炙手可熱,谷歌與亞馬遜等大公司甚至不需要員工有學士學位。

Z 世代喜愛高薪工作,開名車,身著最新的花押字印花名牌。Z 世代一號人格的自我價值由所持有的事物反映,但若二號人格感覺遭威脅,而三號人格需要衝至別處,也要隨時能將所需要的事物一把抓起帶著走。

這點,與典型的千禧世代特徵有如天壤之別,千禧世代通常會到古著店或二手衣店買衣服,錢比較不會用在自己身上,更傾向捐款做公益。

與社群媒體共生:Z 世代更寬容、更不受拘束

若說千禧世代有了社群媒體而如虎添翼,Z 世代則需要社群媒體,才能如魚得水。

Z 世代建立關係的對象主要是手機、iPad、電腦,因此他們站在文化潮流的尖端,了解現今當紅時事,簡直是第二天性。

右腦強勢又強大的他們,儘管常聽到長輩仇恨言論喋喋不休,面對與之殊異的文化、族裔、宗教、性傾向,都更為寬容;比起應該做的事,花時間做喜歡的事更自在。

對 Z 世代來說,社群媒體佔了生活得很大一部分。圖/pixabay

Z 世代手藝精巧,對自己下了工夫的創作,引以為傲。他們的四號人格希望種植可食用的健康作物,打造美麗花園,關心清淨的空氣和水源,一心保護地球家園。

電腦對人腦帶來的加速、耗損與壓迫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達到人類與科技融合的轉捩點。這麼說好了,儘管大腦是由數百億個互相傳遞訊息的神經元組成,造就的神奇副產物卻是人類個體意識的展現;相形之下,我們有數十億顆大腦互相交流,共同展現人類的集體意識。

再更進一步說,網際網路是由數十億部電腦組成,電腦則透過人腦意識互相連接,結果就是:出現遍及全球的科技意識,而這種意識突破了最狂放的科幻想像。

人類與電腦開始產生這種聯繫之時,是人類建構電腦,影響電腦。然而,現在卻是電腦在影響人腦。

隨著千禧世代與 Z 世代到來,網際網路的追蹤行為司空見慣,我們的上網活動、位置、移動模式、飲食、採買的產品、理財習慣、政治喜好,甚至是我們的臉孔、朋友家人互動程度,都會受到追蹤,手機應用程式會監控、蒐集我們的生物系統資料,提供生活建議。

手機無時無刻不在紀錄我們的一舉一動,甚至影響我們的選擇、行動和思考。圖/Pixabay

科技與人類如今步步走向整合,最終我們不僅賦予科技影響我們想法、情緒和生理反應的能力,也已嘗試植入各種形式的科技和神經微晶片。這點令人既期待又害怕。

生物系統的運作集結了各種負回饋迴路,例如,我餓到肚子痛,吃了東西,痛感就沒了。在此生物系統中,我有欲望,並依這種欲望行事,欲望消止之後,我感覺滿足,該系統就暫歇。

以負回饋迴路為本的系統,有其妙處:可以建立並傳達需求,一旦滿足需求,就能恢復自身的平衡與恆定機制。在恆定機制下,生物系統可以自行休息與補足能量。這些負回饋迴路消耗最少的能量來示警,警報一解除,系統就會暫時關閉,返回節能模式,生命因此得以健康發育。

另一方面,資通訊科技堪稱正回饋系統,不會暫歇或停止運作。此系統愈常運轉(也就是你打電動或瀏覽網頁的次數愈多),系統中設置的誘惑也愈多,以便增加你的點閱數,吸引你付出更多時間與注意力。這些科技全天候運作,會加速我們的神經網路,也會耗損我們的神經網路。

大腦就像電腦一樣,偶爾要清理才不會當機

電腦及網際網路的世界都會持續運作,直到當機、需要修復或更新軟體的時候。然後,該系統會重新啟動,並從上次停止的地方再度開始運轉。電腦驅使我們更賣力工作,更用力玩遊戲,更迅速思考。從認知和情緒方面來看,這些科技正在磨耗我們的生物系統,我們更難抵擋科技癮頭。

科技帶來便利,協助我們提高效率,適當使用的話,也能創造更健康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狀態——這些當然無可否認,只是,科技老是鼓勵我們「衝衝衝」,可能造成腦部健康大大受損,也可能粉碎我們與身旁親友的關係。

科技就像是生活的加速器,但也讓我們忘了「停下」。圖/Pixabay

大腦基本上就是人類生命的硬碟,我們成天編譯數十億個 Cookie ——來自電視、手機、社群媒體、以及科技替你量身訂做的健身課表,當然還有工作用的電腦。

人腦就像工作用的電腦,我們若沒有一天清理好幾次垃圾檔案,至少也要每天清理一次,重新啟動大腦,才能呈現最佳效能。若要還原為由負回饋迴路驅動的生物系統,我們必須定期按下暫停鍵,給大腦機會更新、重新校準並執行硬體重設,這也是睡眠如此重要的一大因素。

一天之中找些時間,有意識的與四大人格舉行大腦會議,也享有這種好處。無論我們是否需要接受幫助,或者只是剛好想抱持感恩,擁抱新氣象,我們都有能力選擇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有能力選擇如何成為那樣的人,有能力扶自己一把。

無論這些世代的差異為何,誠如我在 TED 演講所述:

我們是能量生物,藉由右腦半球的意識互相連結,

形成一個人類大家庭。

而此時此地,我們全都是這個星球上的兄弟姊妹,

來這裡,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而在這個時刻,我們很完美,我們很完整,我們很美麗。

——本文摘自《全腦人生:讓大腦的四大人格合作無間,當個最棒的自己》,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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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後疫情時代:來自史丹佛醫學教授的觀察——《矽谷為什麼》
商周出版_96
・2022/07/09 ・3228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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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訪柳勇全/史丹佛醫學院副教授

在全球疫情緊張的現在,史丹佛醫學院副教授柳勇全說出了睡眠對提升免疫力的重要性,在這個時間點更形重要。柳醫師是耳鼻喉外科併整形外科副教授、生物設計(Bio Design)教師培訓學者,專精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外科治療。

他指出,過去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把感冒病毒置於病人鼻腔,發現睡眠少於五小時的團體,50% 會得到感冒,睡眠多於七小時的人,只有 18% 得到感冒。同樣地,睡眠多於六小時的人,打疫苗後身體會產生大量抗體,而少於六小時的人,抗體反應不明顯,就算事後補眠,效果也不彰。

史丹佛醫學院副教授柳勇全說出了睡眠對提升免疫力的重要性。圖/envato

柳勇全醫師指出,新型冠狀病毒與過去 SARS 病毒很大的不同點在於潛伏期相當長,SARS 病毒的症狀明顯,可以馬上隔離,但在新型冠狀病毒,許多患者剛開始都是無症狀感染,等到看到症狀時,已經感染給許多人。

所以只要呼吸不順、胸痛、發燒、咳嗽,或是頓時失去味覺、嗅覺,都不用等,需要馬上就醫篩檢。

新型冠狀病毒迷思

針對這次疫情,剛開始的時候亞洲人戴口罩,許多美國人則戴手套,差異極大,其實不論哪種形式,都是為了保護自己與別人。但以科學的角度來看,新型冠狀病毒是由上呼吸道感染病人,所以任何可以降低病毒進入人體的都是好方式。

以口罩為例,除了戴好之外,千萬不要用手摸前方,就算丟棄也要丟入有蓋的垃圾桶,不要讓病毒有機會感染其他人。

此外,針對新型冠狀病毒大家有許多迷思,包括下列兩項。

  1. 高齡者比較容易被感染
    其實感染新型冠狀病毒沒有年齡的問題,不只是高齡者,目前也有許多年輕患者,譬如本來就有呼吸道疾病,或者是年輕醫護人員在工作過程中吸入大量病毒都有可能。在標榜個人主義的美國,許多年輕人在疫情初期都不願意戴口罩,但是現在的確是一個「你什麼都不做,只要乖乖待在家裡,就可以救別人」的非常時期。
  2. 社群媒體的藥物討論
    疫情過程中,不斷有許多社群媒體討論,哪些藥物可以有效治療新冠肺炎,影響了許多人對藥物的看法。柳醫師指出,藥物是否有效,是相當嚴謹的臨床實驗過程,答案絕對不會來自於社群媒體,這當中有很多報導可能都沒有根據,也未經證實,最好的方式還是向醫生詢問,絕對不要亂吃藥物,造成身體不必要的損傷。
柳醫師指出,藥物是否有效的答案絕對不會來自於社群媒體。圖/Pexels

疫情對於美國醫學體系的衝擊與改變

這次疫情讓美國各大學首次停辦畢業典禮,過去在畢業典禮中的歡樂與淚水,也在病毒的影響下,只能成為遙遠的小確幸。

柳醫師從醫學教授角度來看,這次疫情對美國醫學體系的衝擊與改變如下:

  1. 基礎研究停止
    疫情爆發後,醫院只開急診刀,讓人力保持最大的彈性,許多老師的基礎研究,如果與新型冠狀病毒無關也都須先暫停,而基礎研究是支撐醫學進步的重要基石,暫停雖迫於無奈,但的確也對醫學界產生長遠的影響與衝擊。
  2. 遠距教學
    因應疫情時代的來臨,遠距教學將對生活產生根深蒂固的影響。但有許多事務仍是遠距無法取代的,以教學為例,老師在遠距的情況下,無法確切觀察到小朋友的互動、因材施教。
    同樣地,外科醫學院學生或許可以看影片來學習與模擬,但與開刀房的實作環境仍有相當大的不同。在開刀房中對於整個開刀房情況的掌握,絕對不是線上教學可以取代。
  3. 創新的限制
    所有領域的創新一直是矽谷的靈魂,幾個人卡在車庫裡的創新,絕對不是遠距可以取代的。而這次疫情的經驗,讓我們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善用遠距,同時也更了解,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仍是無法取代的門檻。
  4. 傳統看診方式正在改變
    傳統的看診方式也正在被遠距取代,問診的確很重要,但是很多測試可以改以行動健康管理的方式進行。以睡眠測試為例,以前到睡眠中心睡一晚的費用相當高昂,但是效果可能不如受試者利用手錶記錄的睡眠數據來得有用。

這些遠端測試數據都是相當重要的資產,如果可以活化應用,以後疫情只要在世界任一角落出現,馬上可以進行隔離、醫治,等於把國防的概念帶到防疫,絕對相當受用。

柳醫師笑著說,美國零售量販賣場塔吉特百貨(Target)發現,疫情期間,襯衫的銷量大增,而褲子的銷量下降,主要原因是大家現在用線上軟體開會,只需要上半身穿著正式即可。雖然說這是個疫情期間的笑話,但是透過會議軟體舉辦的遠距研討會,沒有臨場感,加上看不到聽眾的反應、缺乏互動,效果的確不如實體會議。

美國零售量販賣場發現,疫情期間襯衫的銷量大增而褲子的銷量下降,因為大家用線上軟體開會只需要上半身穿著正式即可。圖/Pexels

美國醫療系統在疫情期間受到嚴重衝擊的主因

這次疫情的爆發,對美國的醫療體系產生巨大影響,柳醫師指出,美國擁有龐大的醫療資源,但長期以來,美國的健康數據卻比不過其他先進國家,也比不過台灣,主要歸因於:

  1. 資源分配與供應
    美國的醫療狀況是大城市的資源多,小城市相對少。再者,在醫材零件上較缺乏韌性,一遇到問題時,是否可以即時供應就成為瓶頸。以台灣為例,口罩一有缺,一星期便可以開始產出,但美國較缺乏這種彈性。
  2. 人力使用
    疫情爆發期間,美國醫學院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AAMC)即指出需要更多醫生,美國其實擁有充足的護理能量,但由於法規的限制,讓人力使用的彈性與效率相對降低。
  3. 缺乏全民保險
    美國沒有全民健保,就算有保險也有分類,所以大家不敢隨意看病,這不僅是保險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對於弱勢族群的保障相對薄弱。
台灣口罩一有缺,一週便可以開始產出,而美國較缺乏這種彈性。圖/Pexels

目前經濟力較為充裕的加州,正著手以地方的力量解決並改革問題,希望可以透過正確的方式改正目前醫療體系暴露的問題,讓其他地方開始複製、學習。

「疫情把我們打垮,我們才會改變。」雖然這是我們絕對不樂見的狀況,但危機正是轉機,也期待疫情造成的犧牲能為全球醫療與保險體系的修正帶來曙光。

= I C 筆記/ 詹益鑑=

這次訪談是我跟 KT 節目開播後的第一次訪談,也就是說,柳醫師是我們第一個來賓。但因為當時是加州疫情剛爆發的階段,我們所有人都正在適應居家避疫,節目也從第一集開始就採用隔空遠距錄音的方式,因此在準備器材跟訪問資料時,都顯得手忙腳亂。

幸好在柳醫師充足的準備與協助下,我們有了很精彩、順利的第一次訪談錄製經驗,也由於他的專業背景與近距離觀察(日後才知道全灣區第一個新冠肺炎的病患就是送進史丹佛附設醫院),讓我們跟聽眾對於疫情的理解、對於醫療系統所遭受的衝擊,有了明確而清晰的輪廓。

在這集訪問之後,我跟柳醫師成了好友,經常交流醫療科技創新跟疫情相關的資訊,更開始認識跟連結在灣區的醫學研究與公衛體系。現在還出了書,這都是節目錄製前沒有想過的事!

——本文摘自《矽谷為什麼:科技、新創、生醫、投資,矽谷直送的最新趨勢與實戰經驗》,2022 年 6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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