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你多少錢，才會願意放棄使用 FB ？社群軟體的體驗該如何被「金錢」衡量？──《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

有的時候，無知反而更快樂

如果你想搬到新的城市，或許會想了解那裡住起來是什麼感覺；如果你要買房子，也可能會想知道屋頂是否牢靠，或是空調夠不夠力；就算是買新的筆電、車子或手機，肯定會先掌握產品資訊，包括價格、性能、耐用性等；而來到大選的投票日，你也會想知道每一位候選人的政見願景。

所以，我們通常認為「得到資訊」是有幫助的，但到底什麼時候得到資訊是好事？以及究竟好在哪裡？

事實上，我們其實沒興趣知道大量的資訊。很多資訊對我們來說毫無價值，只不過是浪費大腦容量，還可能無聊透頂。

甚至有許多資訊我們寧可不知道，因為這些資訊會讓我們感到不悅或痛苦；有時候我們不想要知道，是因為我們沒有動機想要取得某些資訊，因此不會特別主動去得知某些資訊；但也有時候，我們想要不知道，因為我們有動機想排斥某些訊息，於是刻意主動迴避。

除了體重計上的數字，你還會迴避哪些資訊？

你沒興趣知道的事，可能包括餐廳隔壁桌那位先生頭上有幾根頭髮、你的車究竟用了哪幾種貴金屬、巷口咖啡店的豆子是來自巴西、哥倫比亞、布達佩斯，還是其他地區。

而你或許想要不知道的事，諸如是否會罹患阿茲海默症、基因上是否容易得癌症和心臟病、所有同事對你的實際看法，以及你可能在幾歲時死亡；你或許也不想要知道啤酒、咖啡、披薩、冰淇淋對於健康造成的風險，這些食物可能對未來造成傷害，卻提供當下的愉悅。

如果你滿腦子都想著風險，這些食物只會帶來恐懼、內疚和羞愧。這種時候，無知或許才是幸福的。（就像我今天早上量了體重，搞得我心情很糟。）

「資訊迴避」（information avoidance）的情況相當常見，顯示人們常常寧願不知道某些資訊，或是積極設法迴避資訊。

但用了哪些辦法、又付出什麼代價？我已經說過，最重要的問題應該在於「得到資訊能否讓人們變得更幸福」，而這也代表應該個別評估：某項資訊對於所涉及族群（就算只有一個人）而言，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可以用幸福來衡量「知道的代價」嗎？

當然，接下來得談到幸福的定義。

經濟學家總愛將「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 WTP）掛在嘴邊，覺得只要知道你願意為了取得某樣事物（衣服、食物、運動用品、筆記型電腦、汽車或資訊）支付多少金額，就能判斷這個事物對你的得失利益。

但對於將「支付意願」當做判斷標準，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而且偏向負面。真正重要的應該是人們能否幸福快樂，而不在於支付意願高低。

一個明顯的缺點是：如果民眾本來就沒錢，哪談得上支付意願？但讓我們姑且先擱置這個問題，單純就支付意願進行討論：以這個方法來判斷某人想要某樣事物的程度會有哪些優缺點？從優點來看，至少原則上這項標準應該會涵蓋某人所關心的一切面向。

有時民眾會願意為了取得資訊而付出大筆金額；但有時民眾就是一毛也不想出；有些人甚至情願付錢換取「不接受某些資訊」。

還有哪些情況讓人「寧願不知道」？

後面會看到，要談支付意願，還必須先看看民眾當時是否理性、是否擁有完整的背景資訊。關鍵在於，當他們被問到對於某項資訊的支付意願時，這些人可能根本沒有足夠的參考資訊。

也就是說，他們是在「資訊不足」的狀態下，判斷自身支付意願的高低。此外，就算取得某項資訊能讓生活品質大為改進，也可能因為面臨生計困頓，加上太多的不公義，根本無心取得這些資訊。

舉例來說，如果你壓根就不知道那些省錢小撇步能讓你賺到多少錢，又怎麼會有興趣得到那些資訊？此外，支付意願也會受到各種認知偏誤影響，例如現時偏誤（present bias，只看眼前而不看未來），或是現成偏誤（availability bias，誤以為承擔某些風險比較容易有成效）。

支付意願的高低，一方面可能是出於理性的選擇，希望避免痛苦；另一方面也可能想保留驚喜的可能。我們總希望在對的時間點得到資訊，太早或太晚都不行。

驚喜派對若過早露餡就沒意思了；讀懸疑小說也不能太快被劇透。但與此同時，很多人也可能低估自己的適應能力，於是一談起健康，就不想聽到任何壞消息，但其實長痛不如短痛，而且或許新的療法即將問世。

民眾對不同資訊的支付意願高低有別，已經足堪玩味。而更有趣的是，民眾甚至有時候願意付錢避免得到某些資訊。

——本文摘自《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編按）根據不同世代的背景和特徵，歐美國家流行將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們依序冠以：
  • 嬰兒潮世代：1946 年～1964 年，二戰後嬰兒潮
  • X 世代：1965年～1980年
  • Y 世代：1980年～1990年，千禧世代
  • Z 世代：1990年代末～2010年代前期，數位原生世代
  • α 世代：Z 世代的子女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各個世代產生了哪些轉變？

千禧世代之後，Z 世代接棒，他們的父母通常是思想獨立的 X 世代。這些 Z 世代青年比父母一輩更獨立，更運用全腦生活，原因如下：

• 第一，這些孩子是由 X 世代撫養，長成的一號人格_^註1超級給力。
• 第二，Z 世代接受右腦學習教育，造就強大的全腦思維。
• 第三，X 世代得將嫻熟科技的全腦思維，融入嬰兒潮世代。

那由左腦建構的世界，無獨有偶，Z 世代也得將全腦思維融入千禧世代那右腦主導的世界。綜上所述，Z 世代在生物學上和文化方面都是史上第一個全腦世代。

Z 世代與千禧世代相仿，從嬰兒床時期就與科技產品綁在一起，許多人說自己的母語之前，早就會說谷歌語言。

不過，千禧世代喜歡群體，希望置身社群網路，Z 世代在社交活動上卻更為自主，沒那麼喜歡與人互動，反而與科技互動更自在。

將科技視為自我延伸的「Z 世代」

深究發現，Z 世代其實是將科技視為自我的延伸，有意識的將科技工具整合至日常生理活動。

手機應用程式替他們監控生命徵象，計算步數及每分鐘的呼吸次數，追蹤睡眠，減緩心率，降低焦慮，還會以任何你可想像的方式協助轉移注意力；手機應用程式會告訴他們該吃什麼，何時達到社群媒體每日使用時間上限，何時該睡覺——然後，會播放 δ 波音樂，提升睡眠品質。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

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

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

Z 世代青年如此頻繁使用科技，變得愈來愈自動化，神經愈來愈根據科技來調節，世代差異益發明顯。與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的傳統思維、價值觀與行動相比，這些孩子及之後的 α 世代，神經學層面實有獨到之處。

在一個世紀內，大腦的支配方式及價值觀已然產生變化，儘管我們數十年來早已發現，人與人的接觸有助建立更健康的神經網路，科技卻造成人際連結嚴重中斷。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人類天生就是社會動物，我們與科技的緊密互動，正在戕害我們的健康。

越科技，與孤獨的距離也更近

根據一份各世代孤獨感的自陳報告研究，科技使用程度與孤獨感之間呈直接正相關。

比起從小身處科技環境的世代，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成長過程畢竟並未時常伴著手機、電腦、平板電腦，受試者自陳的孤獨感較低。此外，機不離身導致人機界線模糊，病態狀況層出不窮，夫妻與家人莫不帶著這頭號問題，尋求治療解方。再加上電磁輻射對生物系統的影響仍為未知，科技也開始彷彿列車長不在的失速列車。

2001 年，全腦 Z 世代族群年紀尚小，有些人甚至還沒有出生，全美社會就歷經九一一事件的創傷，承受創傷後壓力症的餘波；後來 2008 年金融危機，迪士尼樂園假期縮成宅度假，這些孩子很快就知道這世界危機四伏，他們的二號人格遭恐懼和焦慮淹沒，也是理所當然；日常言論充斥著政治對立和仇恨，無怪乎藥物過量與自殺情形肆虐，年輕一代那些自覺在人際網路中無足輕重的孩子，更是置身險境。

要是上述事件還不夠嚴重，請想想這些孩子還面臨 2020 年開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說他們有點像是在野外求生，也不為過。

世道如此艱難，Z 世代如同千禧世代，耗費許多時間應付戰鬥或逃跑反應，並未累積太多財富，當然不願買房或安頓下來，反而希望繼續移動，畢竟移動的目標才難以被抓住。

所以，Z 世代究竟有哪些特徵？

Z 世代如父母一樣獨立，重視左腦一號人格的個體性，沒興趣將自己擠入社會組織架構的框架，於是，許多人選擇直接跳過大學。

Z 世代只要動動手指，就能通達浩如煙海的資訊，真真切切以強大的一號人格與科技共存，也以三號人格的價值觀過活。想要什麼東西，就上亞馬遜訂購，無論他們可能身在何處，訂購物品幾乎立刻就送達門前。三號人格好喜歡科技帶來的即時滿足感。

Z 世代天生熟悉電腦程式碼，許多人幾乎沒什麼開銷，便賺得大筆收入，因為大型科技公司現在直接透過網路雇用他們的技能。事實上，在科技盛行的世界，Z 世代人才炙手可熱，谷歌與亞馬遜等大公司甚至不需要員工有學士學位。

Z 世代喜愛高薪工作，開名車，身著最新的花押字印花名牌。Z 世代一號人格的自我價值由所持有的事物反映，但若二號人格感覺遭威脅，而三號人格需要衝至別處，也要隨時能將所需要的事物一把抓起帶著走。

這點，與典型的千禧世代特徵有如天壤之別，千禧世代通常會到古著店或二手衣店買衣服，錢比較不會用在自己身上，更傾向捐款做公益。

與社群媒體共生：Z 世代更寬容、更不受拘束

若說千禧世代有了社群媒體而如虎添翼，Z 世代則需要社群媒體，才能如魚得水。

Z 世代建立關係的對象主要是手機、iPad、電腦，因此他們站在文化潮流的尖端，了解現今當紅時事，簡直是第二天性。

右腦強勢又強大的他們，儘管常聽到長輩仇恨言論喋喋不休，面對與之殊異的文化、族裔、宗教、性傾向，都更為寬容；比起應該做的事，花時間做喜歡的事更自在。

Z 世代手藝精巧，對自己下了工夫的創作，引以為傲。他們的四號人格希望種植可食用的健康作物，打造美麗花園，關心清淨的空氣和水源，一心保護地球家園。

電腦對人腦帶來的加速、耗損與壓迫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達到人類與科技融合的轉捩點。這麼說好了，儘管大腦是由數百億個互相傳遞訊息的神經元組成，造就的神奇副產物卻是人類個體意識的展現；相形之下，我們有數十億顆大腦互相交流，共同展現人類的集體意識。

再更進一步說，網際網路是由數十億部電腦組成，電腦則透過人腦意識互相連接，結果就是：出現遍及全球的科技意識，而這種意識突破了最狂放的科幻想像。

人類與電腦開始產生這種聯繫之時，是人類建構電腦，影響電腦。然而，現在卻是電腦在影響人腦。

隨著千禧世代與 Z 世代到來，網際網路的追蹤行為司空見慣，我們的上網活動、位置、移動模式、飲食、採買的產品、理財習慣、政治喜好，甚至是我們的臉孔、朋友家人互動程度，都會受到追蹤，手機應用程式會監控、蒐集我們的生物系統資料，提供生活建議。

科技與人類如今步步走向整合，最終我們不僅賦予科技影響我們想法、情緒和生理反應的能力，也已嘗試植入各種形式的科技和神經微晶片。這點令人既期待又害怕。

生物系統的運作集結了各種負回饋迴路，例如，我餓到肚子痛，吃了東西，痛感就沒了。在此生物系統中，我有欲望，並依這種欲望行事，欲望消止之後，我感覺滿足，該系統就暫歇。

以負回饋迴路為本的系統，有其妙處：可以建立並傳達需求，一旦滿足需求，就能恢復自身的平衡與恆定機制。在恆定機制下，生物系統可以自行休息與補足能量。這些負回饋迴路消耗最少的能量來示警，警報一解除，系統就會暫時關閉，返回節能模式，生命因此得以健康發育。

另一方面，資通訊科技堪稱正回饋系統，不會暫歇或停止運作。此系統愈常運轉（也就是你打電動或瀏覽網頁的次數愈多），系統中設置的誘惑也愈多，以便增加你的點閱數，吸引你付出更多時間與注意力。這些科技全天候運作，會加速我們的神經網路，也會耗損我們的神經網路。

大腦就像電腦一樣，偶爾要清理才不會當機

電腦及網際網路的世界都會持續運作，直到當機、需要修復或更新軟體的時候。然後，該系統會重新啟動，並從上次停止的地方再度開始運轉。電腦驅使我們更賣力工作，更用力玩遊戲，更迅速思考。從認知和情緒方面來看，這些科技正在磨耗我們的生物系統，我們更難抵擋科技癮頭。

科技帶來便利，協助我們提高效率，適當使用的話，也能創造更健康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狀態——這些當然無可否認，只是，科技老是鼓勵我們「衝衝衝」，可能造成腦部健康大大受損，也可能粉碎我們與身旁親友的關係。

大腦基本上就是人類生命的硬碟，我們成天編譯數十億個 Cookie ——來自電視、手機、社群媒體、以及科技替你量身訂做的健身課表，當然還有工作用的電腦。

人腦就像工作用的電腦，我們若沒有一天清理好幾次垃圾檔案，至少也要每天清理一次，重新啟動大腦，才能呈現最佳效能。若要還原為由負回饋迴路驅動的生物系統，我們必須定期按下暫停鍵，給大腦機會更新、重新校準並執行硬體重設，這也是睡眠如此重要的一大因素。

一天之中找些時間，有意識的與四大人格舉行大腦會議，也享有這種好處。無論我們是否需要接受幫助，或者只是剛好想抱持感恩，擁抱新氣象，我們都有能力選擇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有能力選擇如何成為那樣的人，有能力扶自己一把。

無論這些世代的差異為何，誠如我在 TED 演講所述：

我們是能量生物，藉由右腦半球的意識互相連結，

形成一個人類大家庭。

而此時此地，我們全都是這個星球上的兄弟姊妹，

來這裡，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而在這個時刻，我們很完美，我們很完整，我們很美麗。

——本文摘自《全腦人生：讓大腦的四大人格合作無間，當個最棒的自己》，2022 年 ８ 月，天下文化，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專訪胡煜昌／Google 使用者經驗資深經理

跟許多目前在矽谷工作的台灣人一樣，目前在 Google 擔任使用者經驗（UX）資深經理的胡煜昌，畢業於成功大學建築系，在美國哈佛、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學位後，留在矽谷繼續工作。

從韓國三星到矽谷科技巨擘 Google，從個人工作者到管理職位，胡煜昌覺得台灣人在矽谷的優勢在於說到做到、執行力超強。而「願意分享與溝通」、「成為解決問題的人」、「永遠為自己的工作與團隊多想一步，成為高信任感的夥伴」是他在矽谷能持續得到工作上的成就與晉升的關鍵成功要素。

胡煜昌指出，疫情前，遠端工作與跨國團隊間合作本來就已經是矽谷科技公司的日常，雖然疫情來得又急又快，但這些基礎架構都已成型，所以對工作的影響其實並不大。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覺得會在家工作很久，團隊還會遠距約了一起吃午餐、品酒、運動。

但是，隨著在家工作的時間越來越久，大家也開始習慣這種遠距工作的新常態，展現出人類的韌性。

胡煜昌指出，矽谷公司間的遠距與跨國工作能夠如此自然，在於大家心態上的正確設定，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想法，文化沒有高低、對錯之分，大家彼此尊重、願意交流相當重要。當然，實體工作也有許多遠距無法取代的優勢，譬如過去大家在偶遇時的討論，快速在用餐時間的交流，都能讓許多沒有在計畫內的事情，高效解決。但是遠距工作後，需要先設定事項，再透過會議正式討論，還要考慮時區的差異，因此，大家在疫情剛開始時的工作時間的確變得更長。現在大家也逐漸習慣用各種即時與非即時的溝通模式提升合作效率，在工作與生活間找到新的平衡。

分享、溝通與信任是遠距工作的成功祕訣

胡煜昌表示，「分享、溝通與信任」是遠距工作的成功祕訣。要明確地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你想做什麼，透過可視化的 Google 工作檔案，讓團隊清楚了解每個人正在處理的任務，減少誤會產生。譬如團隊中有些在家工作的同事，需要照顧孩子、家人，造成工作有所延誤，也可以開誠布公地表達與溝通。

胡煜昌指出，Google 利用 Google 文件，不但可以分享工作進度，也可以隨時評論，過程中不僅可以高效溝通，更能建立信任感與默契。

主管的存在，在於解決團隊中每個人的問題

胡煜昌表示，主管的團隊管理相當重要，而且主管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了解團隊每個人是主管的重要工作，而主管的主要職責，在於解決每個人的問題，這可以說是耐心與智慧的考驗。

胡煜昌在職場上的升遷與轉職，都遇到了願意教導、願意給機會的好老闆。美國三星是胡煜昌人生中的第一個工作，只花了兩年的時間，便從專業設計工程師晉升到主管。

過程中除了老闆對他的支持，更提供一對一的教練，一步步帶領他設定目標、激勵員工，並在面對困難的決定時一起討論，找出方法。這為期兩年的訓練，對胡煜昌來說，是絕佳的成長養分。

台灣人在矽谷擁有說到做到、高執行力的優勢，但需要學習的是，如何在工作中建立自己獨特的「角色定位」。很多人一進公司就埋頭做事，但是矽谷文化重視「解決問題的人」，也就是策略性的思考能力，能夠主動出擊並能將個人在產品與組織中的影響力最大化。

胡煜昌說，以主管的角度來看，現在產品開發越來越複雜，主管們往往不能對每一個細節都瞭若指掌，這時候更加依賴團隊，提出建議，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時團隊要是有人能適時補上這些不足的地方，甚至成為移開路中大石的那人，就顯得更有價值了。

職場的每一步，隱形信譽的重要累積

台灣在團隊合作上，比較趨向於競爭，但在美國則傾向於發展個人價值的同時，也能尊重彼此專業的合作關係。胡煜昌回想，之前在三星第一個應徵的前端工程師是位初出茅廬的年輕小伙子，當時，在提拔他的同時也在他身上「偷」學到許多前端開發與架構的知識。如今這位當初的年輕人已經是在蘋果獨當一面的軟體開發經理。雙方一直保持聯絡，時常見面交換業界心得。

胡煜昌笑著說，在矽谷應該沒有人會在同一個公司終老。這個產業很小，曾經的上司與同事，幾年後都分別在各大公司任職，套一句俗話：「出來行走江湖，總有一天要還的」。

在美國很重視信用（credibility），在工作場域，隱形的信譽，也就是過去的表現，更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想要在美國的職場任職與升遷，「推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你過去的紀錄與表現，將跟著你一輩子。胡煜昌表示，自己在三星與 Google 的幾次升遷都是受助於幾位上司與同事的大力支持；過去幾年自己也推薦過多位以前的同事與下屬，靠的都是彼此間在專業合作中累積起來的信任。

在 Google 工作很輕鬆嗎？

當胡煜昌決定轉職到 Google，很多人恭喜他換到這麼一個錢多又人性化的工作場域。Google 真的這麼輕鬆嗎？

胡煜昌笑著說，Google 的確是一個沒有人會叫你做什麼的環境，很多人可能會認為，你就把該做的事情做一做就好，薪水也不會比較少。但是，這就取決於個人的職涯規劃，有沒有更上一層樓的打算。

其實，在 Google 花很多時間在找問題、解決問題。不只是自己專案的問題，很多時候更要看到產品甚至是組織上的問題。

或許從上到下、直接命令的做事方式的確比較高效，而 Google 從下而上的管理與工作模式相對耗時，但是在這過程中，展現個人問題解決的能力，在不同想法下互相討論、合作，開創最佳的創意火花，卻是效率所買不到的重要資產。

＝ I C 筆記／ 詹益鑑＝

熟悉 KT 的聽眾與讀者，應該非常容易猜到胡煜昌的身分。對許多 KT 的粉絲來說，胡煜昌就是那個矽谷最幸福、可以嘗到 KT 手藝的矽谷美味人夫（笑）。從我們家兩年多前移居矽谷以來，常受到這個「矽谷美味家庭」的款待，一起度過節日或跟其他朋友在他們家聚餐。除了是一個稱職的男主人，胡煜昌的學霸背景與精彩的業界經歷，也常成為聚餐時的談話主題。

所以這一集訪談，除了是胡煜昌首度出道獻聲之外，更是彷彿在他們家客廳的閒聊（實際上還是遠距錄音，而且應該是三支麥克風）。從三星到 Google 這兩家文化不同的科技公司，從工程師升上管理職的心路歷程與管理心法，還有在疫情之下的居家遠距與跨國工作模式，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享。而主管最重要的工作是提高每個同仁的效率，最重要的就是解決員工面對的問題（無論是工作上或工作以外），更是我從很多 Google 朋友身上聽到與學到的獨特文化，非常值得台灣的企業經理人與每一個職場上的朋友思考。

——本文摘自《矽谷為什麼：科技、新創、生醫、投資，矽谷直送的最新趨勢與實戰經驗》，2022 年 6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