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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多少錢,才會願意放棄使用 FB ?社群軟體的體驗該如何被「金錢」衡量?──《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

天下文化_96
・2022/08/27 ・2405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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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群媒體後,你變得更快樂還是更憂鬱?

想知道更多資訊的時候,你可能會上網搜尋。有時候是為了資訊的工具價值,比如透過 Google 地圖確認 A 地到 B地 的路線;腳踝扭傷時,也可以從網路上搜尋到應變的實用資訊;又或是並非真的出於任何用途,只覺得知道某些事很有趣,像是忽然想了解流行音樂歷史。你當然完全可以這樣做。

我們身邊有許多資訊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其中部分資訊卻可能和你切身相關。比如依據某些基本事實可以推斷你的預期壽命;某些資訊可以了解你的健康風險、未來「錢」景,甚至是個性。比起 10 年前,我們現在能得到的資訊更為詳盡正確,再過 10 年,肯定能夠知道得更多。

這章要談的內容很多,不妨開頭就先提示最大的重點:

研究顯示,整體而言,臉書會讓人變得比較不開心,而且可能感到憂鬱、更為焦慮,也對生活變得更不滿意。

你每天花多少時間使用 FB?使用社群軟體對你的心情造成了什麼影響?圖/Pixabay

我並不打算危言聳聽,事實上這些影響並不大。然而,它們的確存在。

而與此同時,有些人明明已經停用臉書、也感受到幸福感明顯增加,卻又非常想要重新打開臉書。實際上他們要求要得到一大筆錢才願意放棄臉書。這是為什麼?我們雖然無法確定,但一項合理的解釋是,使用臉書的體驗,包括帶來的資訊,並不會讓人變得更快樂,但還是有它的價值。

無知並不是幸福,而很多人都感受到這一點。人們需要知道自己在意的資訊,這是因為喜歡、甚至珍視一種和重要的人之間產生連結的感覺。

若須付費才能使用社群媒體,會怎樣?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強調,社群媒體的功能不僅僅是提供資訊,至少不是我在這裡反覆強調的揭露資訊的意義。你會使用臉書,可能是為了和家人或朋友聯繫,也可能是為了改善荷包或健康。但無論如何,社群媒體的一大重點在於資訊傳遞,雖然這個概念要比我目前所談的更為廣泛。

而這裡的核心問題是:社群媒體究竟多值錢?

在社群媒體上,大部分的資訊是免費的,至少表面上你無須付費;或許可以說你仍需要付出注意力或個資等等。臉書和推特這些企業是從廣告獲得收益,但有鑑於相關爭議不斷,也有人認真討論起將這些平台及其服務的商業模式改成付費使用。

除此之外也有些偏理論的探討,主要關注在如何評估這些平台的經濟價值。要是民眾必須付費才能使用臉書,情況會變得如何?而民眾又願意花多少錢成為用戶?

要是社群媒體要付費的話,你們願意花多少錢呢?圖/LightFieldStudios

這些答案會透露出一些重要的資訊,讓我們知道社群媒體與一般資訊所擁有的價值。而回答這些問題,也有助於了解一些更基本的問題:如何計算經濟上的價值;知道某些消費決定可能只是表面工夫;了解傳統經濟指標與實際民眾福利有何差距(請見第二章)。此外,這些答案也會進一步影響政策與法規。

要你放棄使用 FB ,可能比要你付費使用來得更難?

行為經濟學特別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就是「支付意願」和「願意接受金額」間可能出現的巨大落差。

以臉書為例,如果我們想知道它能為我們帶來多少福利,究竟該問民眾願意為此付出多少錢,抑或該問要給他們多少錢才會願意放棄使用臉書?許多研究都探討過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的現象,也就是被要求放棄某樣商品時所要求的價格,會遠高於他們當初獲得這些商品時支付的費用

稟賦效應目前還有爭議,至少在適用的領域、來源與程度上仍未有定論。我們可能會想知道,使用社群媒體願意付出的費用,是否大於不使用社群媒體所得到的費用?如果是的話,傳統論點又能否提出說明?

IKEA 所設置的家具體驗區,常常被拿來當作「稟賦效應」的案例。圖/Pixabay

另一個同樣常見、甚至是更基本的問題,則是涉及支付意願或願意接受金額的衡量與民眾福利。我在前面也提過,在經濟學中,要是談到民眾擁有某樣商品時的福利效果,往往是以民眾願意付出多少錢來使用那件商品作為衡量。

當然,「願意付出多少錢」也是現實市場的衡量標準。但請回想一下,要提出這項金額,事實上也就是做出預測:預測該商品會對自己的福利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問題乍看不難,尤其當談到自己熟悉的商品(鞋子、襯衫、肥皂);但換做是從未使用過的商品,回答起來也就沒那麼簡單。對於一項從未擁有過的商品,哪知道能帶給自己多大的福利效果,以及可以換算成多少錢?

對許多人而言,臉書、推特、Instagram 等平台都是再熟悉不過的社群媒體,而且有著豐富的使用體驗。但出於某些我們馬上會討論到的原因,社群媒體用戶就是很難估算這些平台可以換算的金錢價值。

只要看看民眾提出使用社群媒體願意付出的金額,就會了解在尋求資訊上,「願意付出的金額」和民眾得到的福利效果似乎並不對等;同時值得進一步研究其中的福利效果究竟是什麼。

在這種時候,「願意付出的金額」只反映出部分的福利效果,還可能只反映一小部分。我們必須找出反映效果不佳的實際原因,並且嘗試找出更能呈現福利效果的方式。而我在這裡的目標,就是希望推進這項任務的進展。


——本文摘自《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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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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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化成立於1982年。一直堅持「傳播進步觀念,豐富閱讀世界」,已出版超過2,500種書籍,涵括財經企管、心理勵志、社會人文、科學文化、文學人生、健康生活、親子教養等領域。每一本書都帶給讀者知識、啟發、創意、以及實用的多重收穫,也持續引領台灣社會與國際重要管理潮流同步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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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訊焦慮 Say No!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知道」到底會讓人變快樂還是更痛苦?——《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
天下文化_96
・2022/08/26 ・2204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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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時候,無知反而更快樂

如果你想搬到新的城市,或許會想了解那裡住起來是什麼感覺;如果你要買房子,也可能會想知道屋頂是否牢靠,或是空調夠不夠力;就算是買新的筆電、車子或手機,肯定會先掌握產品資訊,包括價格、性能、耐用性等;而來到大選的投票日,你也會想知道每一位候選人的政見願景。

人手一機的時代,我們幾乎 24 小時不斷吸收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圖/Pressmaster

所以,我們通常認為「得到資訊」是有幫助的,但到底什麼時候得到資訊是好事?以及究竟好在哪裡?

事實上,我們其實沒興趣知道大量的資訊。很多資訊對我們來說毫無價值,只不過是浪費大腦容量,還可能無聊透頂。

甚至有許多資訊我們寧可不知道,因為這些資訊會讓我們感到不悅或痛苦;有時候我們不想要知道,是因為我們沒有動機想要取得某些資訊,因此不會特別主動去得知某些資訊;但也有時候,我們想要不知道,因為我們有動機想排斥某些訊息,於是刻意主動迴避。

除了體重計上的數字,你還會迴避哪些資訊?

你沒興趣知道的事,可能包括餐廳隔壁桌那位先生頭上有幾根頭髮、你的車究竟用了哪幾種貴金屬、巷口咖啡店的豆子是來自巴西、哥倫比亞、布達佩斯,還是其他地區。

而你或許想要不知道的事,諸如是否會罹患阿茲海默症、基因上是否容易得癌症和心臟病、所有同事對你的實際看法,以及你可能在幾歲時死亡;你或許也不想要知道啤酒、咖啡、披薩、冰淇淋對於健康造成的風險,這些食物可能對未來造成傷害,卻提供當下的愉悅。

如果你滿腦子都想著風險,這些食物只會帶來恐懼、內疚和羞愧。這種時候,無知或許才是幸福的。(就像我今天早上量了體重,搞得我心情很糟。)

想想看你的另一半說有事要告訴你的時候,心中是不是非常忐忑,到底要不要知道呢?圖/irinapavlova1

「資訊迴避」(information avoidance)的情況相當常見,顯示人們常常寧願不知道某些資訊,或是積極設法迴避資訊。

但用了哪些辦法、又付出什麼代價?我已經說過,最重要的問題應該在於「得到資訊能否讓人們變得更幸福」,而這也代表應該個別評估:某項資訊對於所涉及族群(就算只有一個人)而言,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可以用幸福來衡量「知道的代價」嗎?

當然,接下來得談到幸福的定義。

經濟學家總愛將「支付意願」(willingness to pay, WTP)掛在嘴邊,覺得只要知道你願意為了取得某樣事物(衣服、食物、運動用品、筆記型電腦、汽車或資訊)支付多少金額,就能判斷這個事物對你的得失利益。

但對於將「支付意願」當做判斷標準,我有些不同的看法,而且偏向負面。真正重要的應該是人們能否幸福快樂,而不在於支付意願高低。

一個明顯的缺點是:如果民眾本來就沒錢,哪談得上支付意願?但讓我們姑且先擱置這個問題,單純就支付意願進行討論:以這個方法來判斷某人想要某樣事物的程度會有哪些優缺點?從優點來看,至少原則上這項標準應該會涵蓋某人所關心的一切面向。

購買「會員身分」以換取消除廣告,也可以作為近年來人們付錢換取「不知道」的案例。圖/Pixabay

有時民眾會願意為了取得資訊而付出大筆金額;但有時民眾就是一毛也不想出;有些人甚至情願付錢換取「不接受某些資訊」。

還有哪些情況讓人「寧願不知道」?

後面會看到,要談支付意願,還必須先看看民眾當時是否理性、是否擁有完整的背景資訊。關鍵在於,當他們被問到對於某項資訊的支付意願時,這些人可能根本沒有足夠的參考資訊。

也就是說,他們是在「資訊不足」的狀態下,判斷自身支付意願的高低。此外,就算取得某項資訊能讓生活品質大為改進,也可能因為面臨生計困頓,加上太多的不公義,根本無心取得這些資訊。

舉例來說,如果你壓根就不知道那些省錢小撇步能讓你賺到多少錢,又怎麼會有興趣得到那些資訊?此外,支付意願也會受到各種認知偏誤影響,例如現時偏誤(present bias,只看眼前而不看未來),或是現成偏誤(availability bias,誤以為承擔某些風險比較容易有成效)。

支付意願的高低,一方面可能是出於理性的選擇,希望避免痛苦;另一方面也可能想保留驚喜的可能。我們總希望在對的時間點得到資訊,太早或太晚都不行。

驚喜派對若過早露餡就沒意思了;讀懸疑小說也不能太快被劇透。但與此同時,很多人也可能低估自己的適應能力,於是一談起健康,就不想聽到任何壞消息,但其實長痛不如短痛,而且或許新的療法即將問世。

民眾對不同資訊的支付意願高低有別,已經足堪玩味。而更有趣的是,民眾甚至有時候願意付錢避免得到某些資訊。

——本文摘自《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 ,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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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個全腦世代!獨立、重視個體性、技能比學位更重要的「Z 世代」——《全腦人生》
天下文化_96
・2022/08/24 ・4462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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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按)根據不同世代的背景和特徵,歐美國家流行將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們依序冠以:
    • 嬰兒潮世代:1946 年~1964 年,二戰後嬰兒潮
    • X 世代:1965年~1980年
    • Y 世代:1980年~1990年,千禧世代
    • Z 世代:1990年代末~2010年代前期,數位原生世代
    • α 世代:Z 世代的子女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各個世代產生了哪些轉變?

千禧世代之後,Z 世代接棒,他們的父母通常是思想獨立的 X 世代。這些 Z 世代青年比父母一輩更獨立,更運用全腦生活,原因如下:

  • 第一,這些孩子是由 X 世代撫養,長成的一號人格註1超級給力。
  • 第二,Z 世代接受右腦學習教育,造就強大的全腦思維。
  • 第三,X 世代得將嫻熟科技的全腦思維,融入嬰兒潮世代。

那由左腦建構的世界,無獨有偶,Z 世代也得將全腦思維融入千禧世代那右腦主導的世界。綜上所述,Z 世代在生物學上和文化方面都是史上第一個全腦世代。

Z 世代與千禧世代相仿,從嬰兒床時期就與科技產品綁在一起,許多人說自己的母語之前,早就會說谷歌語言。

不過,千禧世代喜歡群體,希望置身社群網路,Z 世代在社交活動上卻更為自主,沒那麼喜歡與人互動,反而與科技互動更自在。

科技常常使得人與人的互動減少,你們也是嗎?圖/Envato Elements

將科技視為自我延伸的「Z 世代」

深究發現,Z 世代其實是將科技視為自我的延伸,有意識的將科技工具整合至日常生理活動。

手機應用程式替他們監控生命徵象,計算步數及每分鐘的呼吸次數,追蹤睡眠,減緩心率,降低焦慮,還會以任何你可想像的方式協助轉移注意力;手機應用程式會告訴他們該吃什麼,何時達到社群媒體每日使用時間上限,何時該睡覺——然後,會播放 δ 波音樂,提升睡眠品質。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

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

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

Z 世代青年如此頻繁使用科技,變得愈來愈自動化,神經愈來愈根據科技來調節,世代差異益發明顯。與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的傳統思維、價值觀與行動相比,這些孩子及之後的 α 世代,神經學層面實有獨到之處。

在一個世紀內,大腦的支配方式及價值觀已然產生變化,儘管我們數十年來早已發現,人與人的接觸有助建立更健康的神經網路,科技卻造成人際連結嚴重中斷。

儘管資通訊科技可促使人與人之間更頻繁交流,卻不會激起人際連結的火花,無法以正向方式刺激大腦。人類天生就是社會動物,我們與科技的緊密互動,正在戕害我們的健康。

越科技,與孤獨的距離也更近

根據一份各世代孤獨感的自陳報告研究,科技使用程度與孤獨感之間呈直接正相關。

比起從小身處科技環境的世代,美軍世代及嬰兒潮世代成長過程畢竟並未時常伴著手機、電腦、平板電腦,受試者自陳的孤獨感較低。此外,機不離身導致人機界線模糊,病態狀況層出不窮,夫妻與家人莫不帶著這頭號問題,尋求治療解方。再加上電磁輻射對生物系統的影響仍為未知,科技也開始彷彿列車長不在的失速列車。

Lonely Ryan Reynolds GIF by POKÉMON Detective Pikachu
如果感到孤獨的話,也許是時候該放下手機了。圖/GIPHY

2001 年,全腦 Z 世代族群年紀尚小,有些人甚至還沒有出生,全美社會就歷經九一一事件的創傷,承受創傷後壓力症的餘波;後來 2008 年金融危機,迪士尼樂園假期縮成宅度假,這些孩子很快就知道這世界危機四伏,他們的二號人格遭恐懼和焦慮淹沒,也是理所當然;日常言論充斥著政治對立和仇恨,無怪乎藥物過量與自殺情形肆虐,年輕一代那些自覺在人際網路中無足輕重的孩子,更是置身險境。

要是上述事件還不夠嚴重,請想想這些孩子還面臨 2020 年開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說他們有點像是在野外求生,也不為過。

世道如此艱難,Z 世代如同千禧世代,耗費許多時間應付戰鬥或逃跑反應,並未累積太多財富,當然不願買房或安頓下來,反而希望繼續移動,畢竟移動的目標才難以被抓住。

所以,Z 世代究竟有哪些特徵?

Z 世代如父母一樣獨立,重視左腦一號人格的個體性,沒興趣將自己擠入社會組織架構的框架,於是,許多人選擇直接跳過大學。

Z 世代只要動動手指,就能通達浩如煙海的資訊,真真切切以強大的一號人格與科技共存,也以三號人格的價值觀過活。想要什麼東西,就上亞馬遜訂購,無論他們可能身在何處,訂購物品幾乎立刻就送達門前。三號人格好喜歡科技帶來的即時滿足感。

網際網路幾乎可以即時滿足 Z 世代的大部分物質慾望。圖/Pixabay

Z 世代天生熟悉電腦程式碼,許多人幾乎沒什麼開銷,便賺得大筆收入,因為大型科技公司現在直接透過網路雇用他們的技能。事實上,在科技盛行的世界,Z 世代人才炙手可熱,谷歌與亞馬遜等大公司甚至不需要員工有學士學位。

Z 世代喜愛高薪工作,開名車,身著最新的花押字印花名牌。Z 世代一號人格的自我價值由所持有的事物反映,但若二號人格感覺遭威脅,而三號人格需要衝至別處,也要隨時能將所需要的事物一把抓起帶著走。

這點,與典型的千禧世代特徵有如天壤之別,千禧世代通常會到古著店或二手衣店買衣服,錢比較不會用在自己身上,更傾向捐款做公益。

與社群媒體共生:Z 世代更寬容、更不受拘束

若說千禧世代有了社群媒體而如虎添翼,Z 世代則需要社群媒體,才能如魚得水。

Z 世代建立關係的對象主要是手機、iPad、電腦,因此他們站在文化潮流的尖端,了解現今當紅時事,簡直是第二天性。

右腦強勢又強大的他們,儘管常聽到長輩仇恨言論喋喋不休,面對與之殊異的文化、族裔、宗教、性傾向,都更為寬容;比起應該做的事,花時間做喜歡的事更自在。

對 Z 世代來說,社群媒體佔了生活得很大一部分。圖/pixabay

Z 世代手藝精巧,對自己下了工夫的創作,引以為傲。他們的四號人格希望種植可食用的健康作物,打造美麗花園,關心清淨的空氣和水源,一心保護地球家園。

電腦對人腦帶來的加速、耗損與壓迫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達到人類與科技融合的轉捩點。這麼說好了,儘管大腦是由數百億個互相傳遞訊息的神經元組成,造就的神奇副產物卻是人類個體意識的展現;相形之下,我們有數十億顆大腦互相交流,共同展現人類的集體意識。

再更進一步說,網際網路是由數十億部電腦組成,電腦則透過人腦意識互相連接,結果就是:出現遍及全球的科技意識,而這種意識突破了最狂放的科幻想像。

人類與電腦開始產生這種聯繫之時,是人類建構電腦,影響電腦。然而,現在卻是電腦在影響人腦。

隨著千禧世代與 Z 世代到來,網際網路的追蹤行為司空見慣,我們的上網活動、位置、移動模式、飲食、採買的產品、理財習慣、政治喜好,甚至是我們的臉孔、朋友家人互動程度,都會受到追蹤,手機應用程式會監控、蒐集我們的生物系統資料,提供生活建議。

手機無時無刻不在紀錄我們的一舉一動,甚至影響我們的選擇、行動和思考。圖/Pixabay

科技與人類如今步步走向整合,最終我們不僅賦予科技影響我們想法、情緒和生理反應的能力,也已嘗試植入各種形式的科技和神經微晶片。這點令人既期待又害怕。

生物系統的運作集結了各種負回饋迴路,例如,我餓到肚子痛,吃了東西,痛感就沒了。在此生物系統中,我有欲望,並依這種欲望行事,欲望消止之後,我感覺滿足,該系統就暫歇。

以負回饋迴路為本的系統,有其妙處:可以建立並傳達需求,一旦滿足需求,就能恢復自身的平衡與恆定機制。在恆定機制下,生物系統可以自行休息與補足能量。這些負回饋迴路消耗最少的能量來示警,警報一解除,系統就會暫時關閉,返回節能模式,生命因此得以健康發育。

另一方面,資通訊科技堪稱正回饋系統,不會暫歇或停止運作。此系統愈常運轉(也就是你打電動或瀏覽網頁的次數愈多),系統中設置的誘惑也愈多,以便增加你的點閱數,吸引你付出更多時間與注意力。這些科技全天候運作,會加速我們的神經網路,也會耗損我們的神經網路。

大腦就像電腦一樣,偶爾要清理才不會當機

電腦及網際網路的世界都會持續運作,直到當機、需要修復或更新軟體的時候。然後,該系統會重新啟動,並從上次停止的地方再度開始運轉。電腦驅使我們更賣力工作,更用力玩遊戲,更迅速思考。從認知和情緒方面來看,這些科技正在磨耗我們的生物系統,我們更難抵擋科技癮頭。

科技帶來便利,協助我們提高效率,適當使用的話,也能創造更健康的工作與生活平衡狀態——這些當然無可否認,只是,科技老是鼓勵我們「衝衝衝」,可能造成腦部健康大大受損,也可能粉碎我們與身旁親友的關係。

科技就像是生活的加速器,但也讓我們忘了「停下」。圖/Pixabay

大腦基本上就是人類生命的硬碟,我們成天編譯數十億個 Cookie ——來自電視、手機、社群媒體、以及科技替你量身訂做的健身課表,當然還有工作用的電腦。

人腦就像工作用的電腦,我們若沒有一天清理好幾次垃圾檔案,至少也要每天清理一次,重新啟動大腦,才能呈現最佳效能。若要還原為由負回饋迴路驅動的生物系統,我們必須定期按下暫停鍵,給大腦機會更新、重新校準並執行硬體重設,這也是睡眠如此重要的一大因素。

一天之中找些時間,有意識的與四大人格舉行大腦會議,也享有這種好處。無論我們是否需要接受幫助,或者只是剛好想抱持感恩,擁抱新氣象,我們都有能力選擇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有能力選擇如何成為那樣的人,有能力扶自己一把。

無論這些世代的差異為何,誠如我在 TED 演講所述:

我們是能量生物,藉由右腦半球的意識互相連結,

形成一個人類大家庭。

而此時此地,我們全都是這個星球上的兄弟姊妹,

來這裡,讓這個世界更美好。

而在這個時刻,我們很完美,我們很完整,我們很美麗。

——本文摘自《全腦人生:讓大腦的四大人格合作無間,當個最棒的自己》,2022 年 8 月,天下文化,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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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矽谷人的遠端工作模式和團隊管理——《矽谷為什麼》
商周出版_96
・2022/07/10 ・3187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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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訪胡煜昌/Google 使用者經驗資深經理

跟許多目前在矽谷工作的台灣人一樣,目前在 Google 擔任使用者經驗(UX)資深經理的胡煜昌,畢業於成功大學建築系,在美國哈佛、卡內基美隆大學取得學位後,留在矽谷繼續工作。

從韓國三星到矽谷科技巨擘 Google,從個人工作者到管理職位,胡煜昌覺得台灣人在矽谷的優勢在於說到做到、執行力超強。而「願意分享與溝通」、「成為解決問題的人」、「永遠為自己的工作與團隊多想一步,成為高信任感的夥伴」是他在矽谷能持續得到工作上的成就與晉升的關鍵成功要素。

從韓國三星到矽谷科技巨擘 Google,從個人工作者到管理職位,胡煜昌覺得台灣人在矽谷的優勢在於說到做到、執行力超強。圖/Pexels

胡煜昌指出,疫情前,遠端工作與跨國團隊間合作本來就已經是矽谷科技公司的日常,雖然疫情來得又急又快,但這些基礎架構都已成型,所以對工作的影響其實並不大。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覺得會在家工作很久,團隊還會遠距約了一起吃午餐、品酒、運動。

但是,隨著在家工作的時間越來越久,大家也開始習慣這種遠距工作的新常態,展現出人類的韌性。

胡煜昌指出,矽谷公司間的遠距與跨國工作能夠如此自然,在於大家心態上的正確設定,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想法,文化沒有高低、對錯之分,大家彼此尊重、願意交流相當重要。當然,實體工作也有許多遠距無法取代的優勢,譬如過去大家在偶遇時的討論,快速在用餐時間的交流,都能讓許多沒有在計畫內的事情,高效解決。但是遠距工作後,需要先設定事項,再透過會議正式討論,還要考慮時區的差異,因此,大家在疫情剛開始時的工作時間的確變得更長。現在大家也逐漸習慣用各種即時與非即時的溝通模式提升合作效率,在工作與生活間找到新的平衡。

分享、溝通與信任是遠距工作的成功祕訣

胡煜昌表示,「分享、溝通與信任」是遠距工作的成功祕訣。要明確地讓別人知道你在做什麼、你想做什麼,透過可視化的 Google 工作檔案,讓團隊清楚了解每個人正在處理的任務,減少誤會產生。譬如團隊中有些在家工作的同事,需要照顧孩子、家人,造成工作有所延誤,也可以開誠布公地表達與溝通。

「分享、溝通與信任」是遠距工作的成功祕訣。圖/Pexels

胡煜昌指出,Google 利用 Google 文件,不但可以分享工作進度,也可以隨時評論,過程中不僅可以高效溝通,更能建立信任感與默契。

主管的存在,在於解決團隊中每個人的問題

胡煜昌表示,主管的團隊管理相當重要,而且主管要有一個正確的認知,了解團隊每個人是主管的重要工作,而主管的主要職責,在於解決每個人的問題,這可以說是耐心與智慧的考驗。

胡煜昌在職場上的升遷與轉職,都遇到了願意教導、願意給機會的好老闆。美國三星是胡煜昌人生中的第一個工作,只花了兩年的時間,便從專業設計工程師晉升到主管。

過程中除了老闆對他的支持,更提供一對一的教練,一步步帶領他設定目標、激勵員工,並在面對困難的決定時一起討論,找出方法。這為期兩年的訓練,對胡煜昌來說,是絕佳的成長養分。

台灣人在矽谷擁有說到做到、高執行力的優勢,但需要學習的是,如何在工作中建立自己獨特的「角色定位」。很多人一進公司就埋頭做事,但是矽谷文化重視「解決問題的人」,也就是策略性的思考能力,能夠主動出擊並能將個人在產品與組織中的影響力最大化。

胡煜昌說,以主管的角度來看,現在產品開發越來越複雜,主管們往往不能對每一個細節都瞭若指掌,這時候更加依賴團隊,提出建議,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這時團隊要是有人能適時補上這些不足的地方,甚至成為移開路中大石的那人,就顯得更有價值了。

職場的每一步,隱形信譽的重要累積

台灣在團隊合作上,比較趨向於競爭,但在美國則傾向於發展個人價值的同時,也能尊重彼此專業的合作關係。胡煜昌回想,之前在三星第一個應徵的前端工程師是位初出茅廬的年輕小伙子,當時,在提拔他的同時也在他身上「偷」學到許多前端開發與架構的知識。如今這位當初的年輕人已經是在蘋果獨當一面的軟體開發經理。雙方一直保持聯絡,時常見面交換業界心得。

胡煜昌笑著說,在矽谷應該沒有人會在同一個公司終老。這個產業很小,曾經的上司與同事,幾年後都分別在各大公司任職,套一句俗話:「出來行走江湖,總有一天要還的」。

美國傾向於發展個人價值的同時,也能尊重彼此專業的合作關係。圖/Pexels

在美國很重視信用(credibility),在工作場域,隱形的信譽,也就是過去的表現,更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想要在美國的職場任職與升遷,「推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你過去的紀錄與表現,將跟著你一輩子。胡煜昌表示,自己在三星與 Google 的幾次升遷都是受助於幾位上司與同事的大力支持;過去幾年自己也推薦過多位以前的同事與下屬,靠的都是彼此間在專業合作中累積起來的信任。

在 Google 工作很輕鬆嗎?

當胡煜昌決定轉職到 Google,很多人恭喜他換到這麼一個錢多又人性化的工作場域。Google 真的這麼輕鬆嗎?

胡煜昌笑著說,Google 的確是一個沒有人會叫你做什麼的環境,很多人可能會認為,你就把該做的事情做一做就好,薪水也不會比較少。但是,這就取決於個人的職涯規劃,有沒有更上一層樓的打算。

其實,在 Google 花很多時間在找問題、解決問題。不只是自己專案的問題,很多時候更要看到產品甚至是組織上的問題。

胡煜昌說他在 Google 花很多時間在找問題、解決問題。不只是自己專案的問題,很多時候更要看到產品甚至是組織上的問題。圖/Pexels

或許從上到下、直接命令的做事方式的確比較高效,而 Google 從下而上的管理與工作模式相對耗時,但是在這過程中,展現個人問題解決的能力,在不同想法下互相討論、合作,開創最佳的創意火花,卻是效率所買不到的重要資產。

= I C 筆記/ 詹益鑑=

熟悉 KT 的聽眾與讀者,應該非常容易猜到胡煜昌的身分。對許多 KT 的粉絲來說,胡煜昌就是那個矽谷最幸福、可以嘗到 KT 手藝的矽谷美味人夫(笑)。從我們家兩年多前移居矽谷以來,常受到這個「矽谷美味家庭」的款待,一起度過節日或跟其他朋友在他們家聚餐。除了是一個稱職的男主人,胡煜昌的學霸背景與精彩的業界經歷,也常成為聚餐時的談話主題。

所以這一集訪談,除了是胡煜昌首度出道獻聲之外,更是彷彿在他們家客廳的閒聊(實際上還是遠距錄音,而且應該是三支麥克風)。從三星到 Google 這兩家文化不同的科技公司,從工程師升上管理職的心路歷程與管理心法,還有在疫情之下的居家遠距與跨國工作模式,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享。而主管最重要的工作是提高每個同仁的效率,最重要的就是解決員工面對的問題(無論是工作上或工作以外),更是我從很多 Google 朋友身上聽到與學到的獨特文化,非常值得台灣的企業經理人與每一個職場上的朋友思考。

——本文摘自《矽谷為什麼:科技、新創、生醫、投資,矽谷直送的最新趨勢與實戰經驗》,2022 年 6 月,商周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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