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加高齡，「這代」最不幸？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人類如何發展成多元族群？

自從三十萬年前智人在非洲現身，多元化便幫助人類適應非洲各地不同的環境。這期間大部分時候，適應成功漸漸產生更好的獵人和採集者，使食物供給增加，人口明顯上升。

之後每個人可享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減少，早在六萬至九萬年前的某個時間，智人開始大規模出走非洲大陸，尋找更多肥沃的生存土地。由於這種外移過程有連續性，便自然產生一種相關：定居的地方離非洲越遠，人口多元化就越低。智人離開非洲越遠，其社會的文化、語言、行為、體格多元化程度就越低。這種現象反映著連續始祖效應（serial founder effect）。

什麼是「連續始祖效應」？

假設有個島上，住著五種主要品種的鸚鵡：藍、黃、黑、綠、紅，牠們在島上適應存活的能力相當。當颱風來襲，有幾隻鸚鵡被吹到很遠的荒漠小島。這一子群鸚鵡不太可能涵蓋所有五個品種。假定牠們以紅、黃、藍居多，不久滿布新島上的幼雛將遺傳牠們的毛色。於是新島上形成的鸚鵡群就不及原棲息地的多樣化。要是後來又有很小一群鸚鵡，從第二島移往第三島，這一群的多樣化更不及前二島。所以只要鸚鵡從母島移出的速度快過原島上可能產生突變的速度，則牠們（相繼）移得越遠，就越不多樣。

人類移出非洲也是類似模式。起先有一群人離開非洲，定居在附近肥沃地帶，他們只帶走非洲母體人口多樣化的一部分。等這群最早的移民成長到新環境無法支撐他們再擴大，便會有一群人離開，去尋找別的處女地，定居在更遠的地方，其多元化將更低。人類向非洲以外散布，以致各洲都有人類蹤跡的這段期間，同樣的過程一再重複：人口增加，新群體再移出，去追尋更綠的草地，但多樣化僅及母體人口的一部分。

儘管有移民改變方向，這顯而易見，不過這種移居模式的影響是，離開非洲來到西亞的人群不像原本在非洲的人口那樣多樣化，其後代又繼續向東移往中亞，最後來到大洋洲和美洲，或是向西北移往歐洲，多其樣性也越來越比不上留在原地的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從非洲的搖籃向外擴張，為世界各地文化、語言、行為、形體多元化的程度不同，刻下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種與非洲離得越遠、人口整體多元程度就降低，部分反映在較遠的在地民族基因較不多樣化上。根據對二百六十七種不同人口做基因多元化的比較測量，這些人口大都可找出原屬的本土族群和地理上的發源地。結果很明顯，距東非最近的本土族群基因最多樣化。多樣化最低的是中南美洲的本土族群，他們從陸路移出非洲的距離最長。多元化與移出東非的距離成負相關，這種模式不僅出現在各大洲之間，在各洲內部也是如此。

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提供更多這種證據。研究人體體型的特徵，比方與牙齒特徵、骨盆特徵、產道形狀相關的骨骼架構，以及研究文化特徵，例如不同語言的基本詞語單位（「音素」〔phonemes〕），都證實有源自東非的連續始祖效應存在；同樣是距東非越遠，體形和文化特徵的多樣化越低。

人口多元化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若要適當探究整體多元化程度對國家經濟繁榮的影響，當然需要比基因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提供的更廣泛許多的測量標準。此外，這標準也需要獨立於經濟發展的程度之外，以便用於評估多元化對國家財富的因果效應。這會是什麼樣的測量標準呢？

測量人類多樣性的標準是什麼？

測量人口多元化慣用的標準，往往只擷取人口中族裔或語言群體的比例代表。這類標準因此有二大缺點；一是某些族裔和語言群體的關係較密切。由等比例丹麥人和瑞典人組成的社會，或許不如由等比例丹麥人和日本人組成的社會那麼多元。另一缺點是，族裔和語言群體的內部也不盡然完全同質。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國家與全由丹麥人組成的國家，多元化程度不見得相同。事實上，族裔團體內在的多樣性通常比不同群體間的多樣性要大上十倍。

因此要全面測量一國人口的整體多元化，至少應當再多加二個多元化的面向。一是族裔或次民族群體內在的多元化，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人口。其次是比對任一組族裔或次民族群體之間的多元化程度，例如，比起美國的愛爾蘭裔和墨西哥裔人口，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的文化較為相近。

鑑於移出東非的距離與可觀察特質的多元化之間存在緊密的負相關，這個遷徙距離可用於代表地球上每個地方的歷史多元化程度。我們依據各地人口的祖先與遷徙出非洲的距離有多遠，可以建構推算今日各國人口整體多元化的指數，列入考量的包括 (1) 國內各次群體的祖先人數多寡；(2) 依據各次群體的祖先走出東非時遷徙的距離，來推測其多元化；(3) 每一次群體配對後，由兩方祖先和地理發源地的遷徙距離來推算多元化程度。

這樣用統計學測量來推算多元化水準有二大優點。一是史前遠離非洲有多遠，顯然完全與當今的經濟繁榮水準無關，所以這種測量法可用於估計多元化對生活水準的因果效應。其次是如上文所強調，有越來越多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的證據顯示，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深深影響到許多表現在身體及行為上的特質的多元化；所以我們有把握，用這種測量法推算的多元化類別會產生社會結果。

要是用這種指數測量多元化不精準（採隨機方式進行），原因比方說是未能適當考量各洲的內部移民，則根據統計學理論，我們多半會因此否定、而非確認多元化影響經濟繁榮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犯錯，是因為過於謹慎。

人口特質多元性和能不能賺大錢有關係！？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針對個別社會的特徵測量多元化。這測量的是某一社會的人口特質有多少不同種類，無論這些特質是什麼，或是不同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此它不會、也不能用於暗示某些特質比別的特質對經濟成功更有利。反而它可以掌握到某個社會的人口特質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有何潛在影響。事實上，把地理與歷史干擾因子納入考量，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本身似乎並未影響全球各地如身高體重等特徵的平均水準。它主要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與平均水準的差異。

有了這強有力的測量法可測定每一群人口的整體多樣性，我們終於可以探究數萬年前遠離非洲的大出走，以及它對人類多元化的影響，是否如此源遠流長，以致居然還能左右當前的全球生活水準。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如烏克蘭氣象學家維特拉娜·克拉科夫斯卡 (vitlana Krakovska) 在 IPCC 的線上會議中所說，如果歐洲乃至於全世界沒有那麼對石油跟天然氣上癮，這場戰爭或許不會出現。同樣的，如果要終結這場乃至於下一場因石油而起的戰爭，需要做的就是盡快結束我們對石油與天然氣的癮頭。

也因為如此，我這兩週看了所有去年 TED Coundown 大會的影片，就是想要知道圓形紅毯上有哪些新的「值得傳播的好點子」，能幫助人類更快達到淨零，不再依賴化石能源。以下挑出五則我個人最喜歡的演講，推薦給各位。

對付氣候危機的最速手段：針對大魔頭甲烷的獨立戰略

伊麗莎·奧科（Ilissa Ocho）是一位氣候科學家，目前在環境保衛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擔任研究員，她的任務是為氣候變遷溝通與政策提供有科學根據的指引。她利用各種模型去了解人類的行為怎麼加劇氣候變遷，反過來也研究哪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真的有效。她善於用簡單語言、動人影像，來向非專家傳達科學。在這則 TED Countdown 的演講中，她精準地在 10 分鐘內，改變了我的想法。

結論先說：溫室氣體兩大魔頭二氧化碳跟甲烷，各有威能與弱點，不能一概而論，得分開對付。

二氧化碳就份量來說，是溫室氣體的主角，佔了 99%，剩下的 1% 則是甲烷，但若在未來十年這個時間段裡頭來看，這 1% 的甲烷讓地球升溫得更快。雖然二氧化碳會待在大氣層更久，也一定要對付，但就溫度上升來說，沒有甲烷造成的那麼快。

奧科認為，減碳當然重要，但暖化已經造成了嚴重後果（熱浪、野火、洪水、饑荒……），那麼我們就該採用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來抑制溫度上升的速度。講簡單點：要有針對甲烷的獨立戰略。

甲烷有三個源頭，第一個就是生產能源，例如開採石油、煤炭跟天然氣的時候，甲烷就這麼外洩了。奧科表示雖然相較於石油跟煤炭，天然氣燃燒後排碳較少，但生產過程中造成的洩漏抵消了這好處。解決辦法超直白：把管線的螺絲上緊。問題是，哪裡的螺絲鬆了呢？過去難以監測，不知道哪裡洩漏，但現在可以透過物聯網、無人機、以及衛星來監測全球甲烷排放量。只要可以找到漏洞，就可以解決。

第二個源頭是廢棄物管理。大型垃圾掩埋場的生物腐爛、垃圾污水都會產生很多甲烷，但甲烷明明就是上等燃料，何不用管線吸走拿去用呢？另外，將廚餘分開拿去堆肥，也可以減少甲烷，許多國家包括台灣也都有沼氣發電廠。

第三個則是農業，在三大來源中佔比最大，不好對付，包括家畜（如牛）消化後打嗝跟放屁，不過她很興奮地指出，科學家發現，用特製的飼料添加劑，在牛的腸道內生成的甲烷可以降低 30%。牲畜的糞便尿液也會產生甲烷，用來來發電或供暖剛好。此外，全球半數人口仰賴的糧食作物水稻也是甲烷重要來源，但若改種植能在淺水生長的品種，調整供水方式，就可以降低大量甲烷生成。

結論再講一次：減碳很好，但要把二氧化碳跟甲烷分開，針對甲烷設定獨立的目標跟行動。要是執行得好，將能快速奏效，阻止最嚴重的災變後果，而且這些方案也能創造工作機會喔～

世界準備好解決氣候變遷了嗎？

索羅門·高斯坦（Solomon Goldstein）11 歲的時候就成為一名氣候行動者，學習工程跟公共政策，22 歲就參選美國麻州議員並當選。2018 年他放棄競選，全力投入氣候議題，也寫了一本被認為最實際的氣候變遷解法書。他在演講裡提出一個關鍵數據：要在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世界需要生產當下清潔能源總產出 12 倍那麼多的能源，而不是很多人認為的 2.5 倍。

為什麼呢？根據他的計算，目前全球已經有 10 拍瓦時（petawatts hours）的電力來自於清潔能源，包括風光等再生能源跟核能。要是現在立即能增加 2.5 倍的清潔能源產出，就可以置換其他能源，但是……

第一，隨著全球電力化，例如各類電動車輛、以電力供暖等等，雖然用電的效率會更高，進而降低整體能源耗用，但吃電的設備變多，還是會需要更多電。如果要把現在還沒電動化的設備中的 60% 電動化，起碼需要 40 拍瓦時。

第二，世界上還有 7 億多人沒有電可以用、另外幾十億的人的用電很不穩，而改善這些人的生活，將降低貧窮、改善教育、經濟，跟降低過度生育，這就需要更多電力。那麼照 2050 年的發展預測，所需電力得從 40 拍瓦時再增加至 60 拍瓦時。

第三，有很多部分沒辦法電動化，例如長途海運、空運，部分工廠的製程等等。就算有碳捕捉、生物燃料等替代做法，也需要政府認真執行法規。而待過政治圈的他，明白政策很難做到百分百的現實，因此他估計得從 60 拍瓦時增加到 90 拍瓦時來當預備。

第四，除了「淨零」，也就是不繼續增加溫室氣體，我們還得「負碳」，就是把已經在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抓回來。因此他認為還得再加！從 90 拍瓦時增加到 120 拍瓦時。

更重要的是，要從現在的 10 拍瓦時增加到 120 拍瓦時，成長的曲線不能是一條直線連到 2050 年，而是該越快達到越好。他的野心非常大，目標不只是改變目前的電力系統，而是建造一個新的能源系統，不是要解決氣候變遷，而是打造更好的世界。老實說，高斯坦的論述對許多人來說可能太重也太巨大，但應該會擊中一些人的甜蜜點，特別是那些就喜歡解決大問題，賺大錢的人。（就是說你啊馬斯克）

透明公開的數據才能有效應對氣候變遷

溫室氣體到底是哪來的？哪些人類行為、在哪裡、為了什麼目的，製造出這些溫室氣體？要解決氣候變遷，得先知道這些問題對吧？但科學家知道的……其實很少？這種說法可能讓你覺得 WHAT THE F……？

Gavin McCormick 是 Climate TRACE 聯盟的共同創辦者，也是 WattTime 這家非營利新創組織的執行長，兩個單位的任務一致，就是要用衛星數據結合 AI 判讀，來偵測跟追蹤排放污染源的工廠。他之所以放大絕說「我們知道的很少」，是因為在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時候，排放的數據是請污染者自己回報的，怎麼回報呢？就手寫在白紙上這樣。這品質堪慮啊！

沒有好的數據，就沒有辦法真正解決問題。有圖有真相，眼見為憑，所以他與一群科學家、工程師、行動者合作，利用人工智慧視覺判斷工廠的衛星影像，這樣就不用去問排放者「你們排了多少啊？」。就像電腦學會判斷貓跟狗一樣，要讓演算法更準確，就得餵給機械足夠多、足夠好的資料來訓練，一部分是清楚正確的工廠排放數據，另一部分是這些工廠在不同時段的衛星圖像。除了煙囪，還可以透過衛星圖中工廠外海水的波紋，判斷工廠吸入多少海水來冷卻，聽起來十足黑科技。在我看來，這任務非常挑戰，但解法的確合理。

等等，如果這樣也行，那何不監看全地球的污染鏈、包括農業、陸上交通、海運…..？沒錯，Climate Trace 獲得高爾支持，應用已有的數千顆衛星源源不絕的高品質資料，結合大數據跟人工智慧技術，就做了這件事。McCormick 說，其實 Twitter 或 FB 等早就將這樣的技術用在判斷哪些網路迷因會紅，他們只是將技術用來判斷哪些污染源會讓地球過熱。

他認為這種激進的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對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遷，達成減碳協議至關重要。畢竟談判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底牌不揭開，你說我排碳多，我說你減碳不夠，沒有共同的基礎。所以 Climate TRACE 接下來會把全地球、全排放源的排放量數據，都透明公開地提供出來，這聽起來很刺激，儘管公信力應該也會遭受一定挑戰，但我樂見其成。

關注氣候問題應從「我們的」角度出發

​​為什麼即使最了解狀況的科學家早就對氣候危機達成高度共識，認為改變迫在眉睫，不能拖延，大多數人卻還一知半解，行動遲緩，刻意忽略，甚至有少部分人群起反對？

John Marshall 是一位溝通專家，他成立的 Potential Energy 勢能，由媒體與行銷界中關心氣候變遷的人士所組成。說實在的，既然民意與政策受到媒體與行銷訊息影響，這領域的從業專家可能比科學家或政治人物更有機會改變局勢。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發揮自身專業，讓大家聽懂、有感、肯行動。在 Potential Energy 的網站上，還串連了超過 200 家媒體與行銷公司，要一同改變氣候變遷不討喜、乏人問津的困境。

他在影片中指出，現在氣候變遷的討論參雜太多不具體、難以想像、不夠切身的名詞。例如淨零、碳稅、1.5 度 C、 500 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甲烷、人類世、去碳（decarbonization）……（我前面就寫了好多這些詞），那麼既然人們聽不懂，自然沒感覺，也不會在乎。

相較於此，「臭氧層破了洞」的比喻卻很有效，也因此在當年讓蒙特婁議定書的執行更有利。Marshall 建議：別用暖化這個聽起來感覺溫溫柔柔蠻舒服的詞，用「過熱」吧！與其說氣候，不如說「極端天氣」更有感。與其說潔淨能源，不如說「便宜能源」，畢竟風力跟太陽光電在許多地方都已經比化石能源低廉。最後他還建議，與其用一直念著攝氏 1.5 度，不如改用華氏。這建議聽起來就很作弊了，針對美國人可能有效……吧。

除了用詞，如何呈現氣候議題跟溝通對象的相關性也很重要。例如若溝通對象是美國佛羅里達人，與其對他們喊「阻止全球暖化」，不如喊「不要淹水」（”local flood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lobal warming”）。另外，他也建議科學家可從個人角度來進行情感訴求，特別是那些研究氣候的女性科學家的故事。一般人跟科學家之間總有點隔閡，但當看到這些研究並關心氣候的科學家，娓娓道來自己只是希望孩子有個更好的未來的時候，特別能夠打動人心。他們甚至還有一個用「佛羅里達男子 Florida man」的梗做的影片，知道這個梗的觀眾肯定覺得很好笑。

或許科學家受的訓練就是把觀察到的抽象化、壓縮成一般人聽不懂的術語，才覺得溝通起來有效率，但這卻不利於觸動人心。Marshall 提醒每個想要讓更多人關注氣候問題的人，從「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現在、「我們的」價值、「我們的」孩子切入，避免打高空。這樣，人們才會覺得我懂了、這跟我有關、這跟我在乎的人有關、我願意行動。

當能源遇上政治時……

高爾是誰應該不用我多介紹，他在這場演講中再次展現強大的演說能力，極富情緒張力，雖然有點政治造勢場合的感覺（畢竟是他本行）。在他的框架中，我們從工業革命、數位革命、進入「永續革命」。永續革命是要用數位革命給我們的速度，幫我們從工業革命的後果中逃出。

這場演講，分為三個部分，前三分之一，他用數據跟近幾年各地的極端天氣事件再次強調問題已經很嚴重，後果也是，我們不是在等待一個即將發生的巨大危機，而是已經在災難裡，而且這些災難的規模在過往根本難以想像。

中間三分之一，則是用數據與趨勢顯示「解法是什麼」。綠能的成本快速下降，例如在 2024 年，也就是距今兩年後，不管在地球的哪個地方，風力跟太陽能都會比傳統能源更便宜（這我存疑，要看一下怎麼算的）。儲能的市場正在指數級成長，鋰電池越來越便宜，2023－2024 年之間，主流的電動車售價將跟高效率的油車一樣便宜。然而石油與天然氣產業，儘管口口聲聲說增加了三倍的投資金額於再生能源跟碳捕捉，實際上只是從總投資中僅佔 1% 增加到 4.1%，96% 還是投資在化石能源上，塑膠等一次性用品是獲益的主要來源。

接下來三分之一，高爾開始進入重點，就是以「修正式全頻譜的資本主義」，取代現行問題叢生的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應該是這張圖：

他樂觀地指出，只要我們能達到淨零，氣候危機將可以被扭轉。氣溫將在 3－5 年內停止上升，而在 25－30 年內，半數人類製造的二氧化碳將離開大氣層（但前面的高斯坦有說到，得積極主動把碳抓回來，不能等那麼久）。最後他回顧歷史上各種人類進步的重要歷史節點來激勵觀眾，包括廢奴、婦女參政權、民權運動、反種族隔離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等。許多事情都曾經看起來不可能，直到被達成。「有人認為我們缺乏政治決心，但別忘了政治決心是可再生資源。」，真是很有力且扣合主題的結尾。

如果你有時間，當然很建議你把 2.5 小時的整個活動看完，唱歌吟詩說笑話的的部分我覺得也不錯啦。如果你跟我一樣，最近看了太多戰爭的消息，心情實在低落到不行，想知道自己還能多做些什麼來改變過度依賴化石能源的世界格局，透過這場 TED Coundown，除了深入瞭解淨零排碳的挑戰跟解法，應該也能替你的心靈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