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大爆發！數萬年前的人類大遷徙如何影響我們的社會？——《人類的旅程》

高智商成績分數可以用買的！？

當時，在布洛瓦郡鑑別資優生的程序在一、二年級時展開。如果老師判斷一個孩童可能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就會轉介孩子去學校心理師那裡作一個測驗。家長也可以聘請私人心理師來進行測驗。凡是被測出智商在一百三十以上的孩童就會被評估納入資優課程。由於幼年貧困和英語能力有限已經被證明會影響標準化測驗的成績，低收入戶學生以及英語非母語的學生被判定為資優生的門檻比較低，是一百一十五。

可是該郡學生的智商分數看起來很怪。分數並非正常分布，而是在一百二十九分時人數歸零，然後在一百三十分時（亦即被認定為資優的最低門檻）人數驟然升高。而且沒有一個孩子拿到不達門檻的一百二十九分。

後來分析這些數據的經濟學家蘿拉．朱里安諾（Laura Giuliano）帶著冷冷的幽默感告訴我：「高智商分數似乎是有市場的。」私人心理師表面上是被聘請來評估孩子，可是以每次幾百美元的價格，他們實際上是被雇來確保孩子被認定為資優。朱里安諾告訴我，當她自己的孩子接近入學年齡，其他的家長低聲告訴她哪些心理師是「好的」。「好」似乎意味著掌握了「發現」智商一三〇的技巧。

這種買來的智商是理解這種差距的一條線索：大多是白人的富有家長基本上是替子女買到資優生的名額。但是這仍舊無法解釋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英語非母語的孩童、低收入戶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何以如此之少。就算富有的白人小孩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超出正常比例，這也不該壓低其他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

辨別資優生的新作法——剔除老師和家長的推薦制度

帕克懷疑篩選過程的第一步可能有問題，亦即當老師和家長推薦學生去作測驗。於是在二○○三年十一月，她把那張地圖展示給學校董事會看，並且提出了一種鑑別資優生的新做法。帕克說，關於誰該接受測驗，布洛瓦郡不該仰賴任何人的個別判斷。該郡應該對每一個孩子進行篩選。面對那張凸顯出不平等的閃亮紅色地圖，學校董事會一致投票贊成。

二○○五年，布洛瓦郡展開了全面篩選。員工得到加班費，加班對該郡兩萬名二年級學生進行測驗。由於眾所周知智商測驗和其他標準化測驗都含有偏見，所選用的測驗是一種非語言的認知測驗，把這種風險降到最低。該測驗不依靠與任何特定文化有關的文字或圖像，而是測量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在學生作過測驗之後，帕克的團隊就親手把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海地克里奧爾語寫成的家長同意書送到每個學校，讓家長能夠同意接下來的步驟。他們有技巧地回答家長的來電，那些家長擔心這張有關「特殊學生」的書面通知乃是表示孩子有行為問題。團隊成員要他們放心，說事情正好相反，說這是個好消息。

等到篩選程序完成，結果很驚人。在全面進行篩選之後，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被認定為資優的人數增加為三倍。在接下來那一年裡，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的另外數百名孩童中，有八成來自低收入戶或是英語非母語的學生。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人的分數明顯高出門檻，這表示即使是資賦特別優異的孩子從前也被排除在資優課程之外。

問題不在於這些孩子的資賦不優異，而在於沒有人費心去把他們找出來。

改變篩選制度與教育環境——不同種族間的成績差距就消失了

改變不僅止於此。布洛瓦郡規定：只要學校裡有資優兒童，哪怕只有一個，該校就必須替這名學生設立一間特殊的「高成就學生教室」，配備有受過特殊訓練的教師和更進階的課程。然後這間教室就會把分數接近門檻的那些學生也收進去──例如，某個年級有四名資優生，而一間「高成就學生教室」可以容納二十四名學生，就表示分數緊跟在後的二十名學生也可以在這間教室學習。

於是這些學生就也能從更快的步調、更豐富的課外活動、更高的教師期望和同儕支持中獲益。朱里安諾及其同事大衛．卡爾德（David Card）發現：在這種特殊教室學習的黑人和拉美裔「高成就學生」在數學和閱讀的成績大幅提升。在被安排進入這些教室之前，這些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比不上智商相同的白人學生。在那之後，這個差距消失了。

這些學生當中有更多人變得有資格繼續參加步調加速的課程，使他們走上新的學習道路。事實上，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整體數據情況都有了改變。事實證明，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前，這些學生不僅比較不可能被篩選為資優，而且更可能被篩選出有學習障礙。而這種加強篩選反映在智商分數的整體分布上。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後，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分數分布圖和白人學生的分數分布圖變得一致。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隱性偏見的概念指出偏見起作用的方式就像電路。這個電路始於我們從周圍世界吸收「文化知識」，當家人、媒體、課堂、鄰居給予我們有關不同群體的大量資訊。

這些知識當中有些是真實的，例如，從統計數字來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的確有差異。有些知識則並不為真：平均而言，男孩的數學成績並不優於女孩。隨著時間，這些訊息變成深埋在我們腦中的聯想和刻板印象。

當我們遇見觸發了這些聯想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我們的文化知識就會影響我們對當下情況的反應，包括我們會有什麼行動，會說些什麼，以及會有什麼感受。因此而出現的歧視行為會助長差異，而差異又會進一步餵養引發這整個過程的文化知識。而且我們每一次所看見的並非單一層面的身分，而是多重類別的身分，包括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其他，每一種身分都帶有可能被融入感知者腦中的聯想。

把隱性偏見視為一種電路，這個概念有助於解釋許多遭遇。

黑人學生在學校所受到的差別待遇

以小男孩小傑．鮑威爾（JJ Powell）為例。四歲時，小傑聰明而且合群。他能熟練地寫出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喜歡玩上學的遊戲，通常行為良好。可是他在家鄉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年春天，他母親圖妮特．鮑威爾（Tunette Powell）開始接到電話，要她去接小傑回家。他因為把口水滴在同學身上而被停學。另一次是因為他扔了一張椅子，還有一次則是在午睡時間不聽話。鮑威爾感到不解。她那個優秀、樂觀的兒子？「哇！」在一次訪談中她回憶說，「我是個失敗的家長。」

可是後來她參加了小傑班上一個同學的生日會，開始和幼稚園的其他家長交談。有一個母親說她兒子狠狠地打了一個男孩，對方因此進了醫院。她的兒子並沒有被停學，她就只接到了一通電話。更多的家長說起自家小孩的行為問題。並沒有其他小孩被停學。事實上，其他的家長甚至不知道學校會使用這種懲罰。小傑被停學了三次。就鮑威爾所知，唯一的差別在於她的小孩是黑人，而其餘的小孩是白人。

鮑威爾的兒子不是特例。德州的一項研究檢視了幾百萬份的學校成績單和懲戒紀錄，其中有每一個在二○○○年至二○○二年之間開始就讀七年級的學生一直到十二年級的在校紀錄。這些紀錄包括所有違反行為規範（例如遲到或是服裝不整）的懲戒處分。校方可以自由裁量針對這些違紀行為的反應，可以做出校方認為適當的任何處罰。這項研究發現，黑人學生在第一次犯規時就被罰停學的可能性超過兩倍。

多項研究證實了此一模式。在心理學家菲利普．阿提巴．戈夫（Phillip Atiba Goff）及其同事所進行的一組研究中，受試者得知一個男孩的故事，這個男孩有反社會的行為，範圍從輕罪到重罪。接著受試者被問了一些問題，關於這個孩子的行為責任，以及在他行為背後的意圖。

在評估同樣的行為時，如果這個男孩是黑人，受試者就認為他更應該為他的行為受到責備；他們也高估了他的年紀，多達四歲以上，例如一個十三歲半的男孩被認為是個成年人。比起一樁輕罪，黑人小孩被視為更應該為一樁重罪受到責備；對白人小孩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當他行為的嚴重性增加，白人小孩被認為所需負的責任更小。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把一名行為不檢的學生的在校紀錄拿給幾位老師看。如果那個學生是黑人，那些老師就更可能替這名學生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籤，而且更可能把第二次違規視為一種更嚴重的不良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按照隱性偏見的概念，小傑的老師吸收了帶有種族歧視的有關黑人兒童的刻板印象。當小傑拒絕午睡，她腦中的刻板印象影響了她對他和他的行為的解讀，使得她把這種行為看得比白人小孩的同等行為更嚴重，而把小傑視為更應該受到懲罰。

隱性偏見塑成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一個名叫郭伽（Philip Guo）的年輕計算機科學學生身上，有偏見的待遇對他有利。郭伽成長於一個華裔美國家庭，家人都主修人文科學。他在六年級時嘗試自學BASIC程式語言，但因為太難而放棄。後來，他在中學修了一門計算機科學課，那門課的老師在開課前幾週才學了教材。

這激發了他對撰寫程式的興趣，可是當他在二○○一年上了大學，他基本上是個初學者，尤其是相對於他的同學而言，他的許多同學在大一時就已經擁有十年撰寫程式的經驗。他修了入門的計算機科學課程，開始做暑期實習，這時他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事。他回憶說：「在開會時，別人似乎總是假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實他並不知道。當他因為感到茫然而沉默，同事以為他沉默是因為他懂了。

在學年當中，郭伽冒昧地寫電郵給教授，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在接下來那幾年裡，他得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工作，而他知道自己其實尚未擁有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這些工作上，他有機會習得知識，同時還獲得報酬，一直受益於別人對於他專業能力的假定。他回憶：「技術水準與我相似的其他人並未得到我所得到的鼓勵。」

郭伽的主管可能吸收了一種刻板印象，把他那種背景的人和技術專業能力連結在一起。當他們看見他在苦思一個問題，這些刻板印象就在他們腦中跳出來，影響了他們對他的所言所行、他的疑問乃至他的沉默的解讀。郭伽的經驗凸顯出偏見的一個重要面向：偏見不僅會在某些情況下造成不利條件，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創造出優勢。

同一個群體可以受到有利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也受到有害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有時候甚至是同一種刻板印象。例如，亞裔美國人給人的「模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掩蓋了諸如騷擾、種族歧視、貧窮、暴力和歧視的種種難題；這種刻板印象暗示出並不存在的同質性。

在學校裡，它掩蓋了學生對於資源與支持的需求。而且它無法保護人們不受到剝奪人性的待遇：一項針對哈佛大學入學申請紀錄的分析甚至表示亞裔申請人經常在「個性」這一項的評估中得分較低。

對生物學家本．巴雷斯來說，這個偏見迴路在他變性之前與之後發揮了不同的功能。在變性之前，別人透過對女性之刻板印象的鏡片來看待他，認為女性的科學能力比較差。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同事對他的工作與言行的看法。

他們認為他比較缺少權威、才華和價值，於是以打斷他、質疑他、否定他的專業能力作為回應。在變性之後，巴雷斯有了相反的經驗：他被視為更有能力、更有知識、更有權威，而且比較不適合被打斷。假如巴雷斯是屬於另一個種族或族裔的科學家，或是有某種身心障礙，他在變性前後的經驗就會有所不同。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YouTuber Iku 老師這支談論台灣少子化原因的新熱門影片，以及底下清一色支持的留言，你看過了嗎？

在影片裡，Iku 老師把台灣少子化的原因歸咎於「房價」，想必是很多人的心聲，起碼在底下留言的人都這麼說。然而我想趁著這機會，補充一點不討喜的個人意見。

看人口數字是我的興趣。每個月月中，我總是迫不及待到內政部戶政司，下載上個月的戶籍人口統計速報來閱讀。這些數據就像預知未來的水晶球，非常準確，有憑有據。

這個興趣，受到台灣越來越多關於少子高齡化的討論（例如 IKU 老師這則影片、或這類 PTT 文），以及《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論述所刺激，而漸漸養成。

例如他在 2010 年時的這則 TED 演講中，他以每個 IKEA 的箱子比喻 10 億人口，表示若能讓生活條件處於全球最低的 25% 人口的兒童存活率跟教育水準提升，全球總人口有望控制在 90 億人，利於永續發展。

他在另一場精彩的 2015 年演講以及《真確》一書中則是預測全球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 110 億，而且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兒童的數量在 2000 年前便已經達頂。每年全球新生兒數量最高為 2014 年的 1 億 4000 萬，一段時間後開始下降。趨勢是亞洲的兒童數量下降，非洲的兒童數量上升，美洲跟歐洲則大致持平；全球人口增長至 110 億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非洲跟亞洲的高齡人口，而非新生兒。演講還有很多精彩亮點，就留給各位自己觀看了。

引用漢斯羅斯林在演講中說的一段話：

「當非洲最窮困人口依舊看著孩子早夭、村子沒學校、需要小孩幫忙工作，他們就不會用避孕措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說她們因為得工作養家沒去上學。當狀況是這樣，他們就會要多生孩子……」「……有些男人會自豪於有 7個、8個、9個小孩，而不是孩子過得好不好…這是陳舊父權思考。男人應該為自己的孩子過得如何、生活是否開心而自豪。這就是我引以為傲的。」

過去：回歸現象起點——1976-85 的回聲嬰兒潮

我今年 40 歲，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與我一樣在 1981 年出生的有 41.5 萬人，作為比較，去年 2021 年的出生人口只有 15.3 萬，較 40 年前少了 63% 的新生兒。然而這不是一天造成的，台灣的兒童人口（0-14 歲）早在 1972 年就達到峰值 583.3 萬人，之後再也沒有超過。2021 年的台灣兒童人口是 289 萬人，不到峰值的一半，是幾十年前就註定的結果。

就像眾多遊客湧向特定景點，創造了消費，蓋起了旅館跟遊樂園，但也留下大堆垃圾跟難以收拾的環境破壞。我們這一代（1981上下五年出生，六年級後段跟七年級前段班）的人太多了，有如在時間線上冒出一大批不守規矩的遊客，若照美國的用語，我們這代人就是「回聲嬰兒潮世代（Echo Boomers）」，指的是嬰兒潮世代的孩子，如今是人數最龐大的一個世代。

以下列出這波回聲嬰兒潮的出生人數（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民國 65 年 (1976) 年：425,886
民國 66 年 (1977) 年：395,260
民國 67 年 (1978) 年：413,270
民國 68 年 (1979) 年：423,266
民國 69 年 (1980) 年：413,177
民國 70 年 (1981) 年：415,808
民國 71 年 (1982) 年：403,143
民國 72 年 (1983) 年：382,313
民國 73 年 (1984) 年：370,078
民國 74 年 (1985) 年：344,101

從人口金字塔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代人就是中間突出的那幾根橫槓。

比起我們的上一代，我們這代兒童死亡率更低、受教育時間更長、平均壽命（應該）也會更長。所以我們這些橫槓會持續往上、老去，壓著下面的世代。

我們這代人數量之多，成長到了一個年齡段，就在那個時間創造出新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一離開該年齡段，原本為了解決問題而趕工出來的設施、做法、人力，又突然沒足夠多的人用了，變成另一堆問題。

例如廣設大學就是一個例子。對我的上一代（1940-1960初 出生）來說，念大學是超級窄門，學習壓力非常大，社會階級流動機會少，所以他們決定廣設大學。到了我這一代，想念大學簡單多了。但我們這波過了之後，大學就變得太多了，知識更是爆炸到大學無法負荷，多到讓這個體制的存在價值不再明顯，只好透過 USR（大學社會責任）來證明自己。

（注意：我不是說知識、教育、或教授失去存在價值，而是傳統的「大學」體制。）

我們這一代的人太多了，其中很多離開家鄉到都市念大學。受教育的時間繼續延長、加上離家東南西北漂、大多在高消費的都市工作、娛樂、學習。由兩、三人組成的核心家庭戶數快速增加，都會住房的需求大增，結婚生育的動機則大減。同時地方偏鄉逐漸凋敝，也才有了「地方創生」的口號跟需要。

未來：當回聲嬰兒潮變成老人潮——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

接下來，由於醫療持續進步，我們這代人（1980 年前後出生）不需要特別幸運，都還會活上好幾十年，而現在在談的「未來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就是我們這一代變老造成的。

以數據來說，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到了 2050 年，也就是我 68 歲的時候，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 745 萬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65 歲以上人口最高的數字，佔總人口的比例推估是 36.6%。

過了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數就開始下降，但佔總人口的比例將持續增加，最高將在 2069 年達到 41.8%，那時我如果還活著，已是行將就木的 87 歲。如果現在我們覺得台灣醫療跟長照的壓力已經很重，到時候更難以想像，因為台灣仰賴的東南亞國家年輕人力也已老去、新生的年輕人力自己國內都不夠用。

那時候的我就是壓力本身。但只要我們這一代過世，壓力又會迅速減低。可以想像到時許多醫療跟長照的設施會面臨如現在學校一樣的問題——當然，前提是社會真的願意投入那麼多資源在我們這些老人身上。

現況：正值壯年的回聲嬰兒潮，該為下一代留下適合生存的世界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9 年的「大專院校大學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今年（2022）年入學的大學生將跌破 20 萬，約為 19.3 萬人，其中技職體系佔 10.2 萬人，一般體系佔 9.1 萬人。然後大概起起伏伏到 2034 年。按照人口推估，之後大學新生會快速下探到 14 萬以下。對非常多新進的大學老師來說，從現在起算的職涯年限會短於 15 年，更別說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取得教職。跟我同一代念到博士的，極少能在大學卡位取得正式教職，大學生跟教授的年紀差距繼續拉大。

除了大學近乎徒勞無功地往高中搶越來越少的學生、到國外招生（甚至搞出這類情事），產業也往大學搶人才，例如產學合作、預定就職、甚至與產業合辦學院。然而半導體以外，台灣政府規劃發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都需要人才，但光是半導體就把大部分的人吸走了，讓其他產業叫苦連天，包括一般服務業。更何況這六個戰略產業也不只台灣要發展，每個國家都在發展，都在搶人，迎來大招募時代。

再者，已經很嚴重的生態破壞、垃圾污染、能源問題，基本上都是我們這一代人過度消費造成的。例如過去 40 年人類產生出的碳排放比 1750 年工業革命後兩百年加起來還多。相較於我們這一代，上一代人曾經窮過，沒有那麼浪費資源，而下一代人則沒有那麼多人，也不像我們這代那麼浪費。綜合上述，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

而我認為，我們這代人在認清自己就是問題之後，該努力扮演問題以外的角色。我們如今 40 歲上下，正式承接臺灣社會骨幹、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開始獲得當家實權，我們必須從「問題」變成「問題解決者」，把自己這代人造成的問題自己解決掉。

少子化，也許是另一種解決方案

我曾在另一篇評論裡寫過，我不把台灣人生育率低看作壞事或好事，而是視為一個機會，這其實也受漢斯羅斯林「可能性主義者」的態度所影響。我在該文的重點有二：

1. 即使各種讓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如房價、工時、養育成本、性別分工都逐漸減少、降低、消失，台灣的生育率不會回漲多少。全球 131 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 2.1 以下，未達世代更替水平，連孟加拉、印尼、越南都已經低於 2.1。
2. 我們這代人太多了，消費資源的方式過劇，台灣的環境承載不了。但我們沒有動用強制且不人道的方式降低人口壓力，如漫威電影裡的薩諾斯、《進擊的巨人》裡的吉克、或是現實世界的中國，而是接近自願的減少生育。這是我們這代人少有的好抉擇。

我們這代人必須做出更多好抉擇。2050 年的時候，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仍在，還是一人一票，那麼跟我一樣 60-70 歲的人可以用票數輾壓一切決策。

如果我們不現在就改變認知與態度，不認清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就是我們自己，依舊只為了我們這人數過多一代的爆量需求設想、抱怨，那未來的年輕人肯定會恨死我們這些老人，因為「民主」對他們來說將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將放棄參與，更不抱持任何進步的希望。

我們這一代需要趁現在解決我們造成的問題，不然這些問題就會解決我們。不用擔心到時的年輕人會把我們老人扛到深山丟棄，他們人手不夠、自顧不暇。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想留下什麼 Legacy，只剩下 10 年左右的時間。若拖到 20 年，我們就太老了，更何況我們這代因為人數過多，必須要比上一代更早把實權交棒給下一代——起碼我們當中一大部分人得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並且真的這麼做。

我只有一個女兒，她跟我差 30 歲。我希望當她這一代人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不會陷入愁雲慘霧，對我跟我這代 (老) 人充滿無盡怨懟，只因我們以前什麼都沒做。

我認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有機會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們比我們上一代有餘裕思考未來，也比我們下一代有改變未來的迴轉空間。科學、教育、人才都是泛科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改變未來重要的關鍵。針對這三大主題，去連結這一代最厲害、最有心的專家夥伴，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是我未來 10 年打算做的事，因為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