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極了義大利！生得少，活得長，我們的老年誰來顧？

人類如何發展成多元族群？

自從三十萬年前智人在非洲現身，多元化便幫助人類適應非洲各地不同的環境。這期間大部分時候，適應成功漸漸產生更好的獵人和採集者，使食物供給增加，人口明顯上升。

之後每個人可享有的生存空間和自然資源減少，早在六萬至九萬年前的某個時間，智人開始大規模出走非洲大陸，尋找更多肥沃的生存土地。由於這種外移過程有連續性，便自然產生一種相關：定居的地方離非洲越遠，人口多元化就越低。智人離開非洲越遠，其社會的文化、語言、行為、體格多元化程度就越低。這種現象反映著連續始祖效應（serial founder effect）。

什麼是「連續始祖效應」？

假設有個島上，住著五種主要品種的鸚鵡：藍、黃、黑、綠、紅，牠們在島上適應存活的能力相當。當颱風來襲，有幾隻鸚鵡被吹到很遠的荒漠小島。這一子群鸚鵡不太可能涵蓋所有五個品種。假定牠們以紅、黃、藍居多，不久滿布新島上的幼雛將遺傳牠們的毛色。於是新島上形成的鸚鵡群就不及原棲息地的多樣化。要是後來又有很小一群鸚鵡，從第二島移往第三島，這一群的多樣化更不及前二島。所以只要鸚鵡從母島移出的速度快過原島上可能產生突變的速度，則牠們（相繼）移得越遠，就越不多樣。

人類移出非洲也是類似模式。起先有一群人離開非洲，定居在附近肥沃地帶，他們只帶走非洲母體人口多樣化的一部分。等這群最早的移民成長到新環境無法支撐他們再擴大，便會有一群人離開，去尋找別的處女地，定居在更遠的地方，其多元化將更低。人類向非洲以外散布，以致各洲都有人類蹤跡的這段期間，同樣的過程一再重複：人口增加，新群體再移出，去追尋更綠的草地，但多樣化僅及母體人口的一部分。

儘管有移民改變方向，這顯而易見，不過這種移居模式的影響是，離開非洲來到西亞的人群不像原本在非洲的人口那樣多樣化，其後代又繼續向東移往中亞，最後來到大洋洲和美洲，或是向西北移往歐洲，多其樣性也越來越比不上留在原地的人。解剖學上的現代人類，從非洲的搖籃向外擴張，為世界各地文化、語言、行為、形體多元化的程度不同，刻下深刻且不可磨滅的印記。

這種與非洲離得越遠、人口整體多元程度就降低，部分反映在較遠的在地民族基因較不多樣化上。根據對二百六十七種不同人口做基因多元化的比較測量，這些人口大都可找出原屬的本土族群和地理上的發源地。結果很明顯，距東非最近的本土族群基因最多樣化。多樣化最低的是中南美洲的本土族群，他們從陸路移出非洲的距離最長。多元化與移出東非的距離成負相關，這種模式不僅出現在各大洲之間，在各洲內部也是如此。

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提供更多這種證據。研究人體體型的特徵，比方與牙齒特徵、骨盆特徵、產道形狀相關的骨骼架構，以及研究文化特徵，例如不同語言的基本詞語單位（「音素」〔phonemes〕），都證實有源自東非的連續始祖效應存在；同樣是距東非越遠，體形和文化特徵的多樣化越低。

人口多元化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若要適當探究整體多元化程度對國家經濟繁榮的影響，當然需要比基因學家和人類學家所提供的更廣泛許多的測量標準。此外，這標準也需要獨立於經濟發展的程度之外，以便用於評估多元化對國家財富的因果效應。這會是什麼樣的測量標準呢？

測量人類多樣性的標準是什麼？

測量人口多元化慣用的標準，往往只擷取人口中族裔或語言群體的比例代表。這類標準因此有二大缺點；一是某些族裔和語言群體的關係較密切。由等比例丹麥人和瑞典人組成的社會，或許不如由等比例丹麥人和日本人組成的社會那麼多元。另一缺點是，族裔和語言群體的內部也不盡然完全同質。全由日本人組成的國家與全由丹麥人組成的國家，多元化程度不見得相同。事實上，族裔團體內在的多樣性通常比不同群體間的多樣性要大上十倍。

因此要全面測量一國人口的整體多元化，至少應當再多加二個多元化的面向。一是族裔或次民族群體內在的多元化，如美國的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人口。其次是比對任一組族裔或次民族群體之間的多元化程度，例如，比起美國的愛爾蘭裔和墨西哥裔人口，愛爾蘭裔和蘇格蘭裔的文化較為相近。

鑑於移出東非的距離與可觀察特質的多元化之間存在緊密的負相關，這個遷徙距離可用於代表地球上每個地方的歷史多元化程度。我們依據各地人口的祖先與遷徙出非洲的距離有多遠，可以建構推算今日各國人口整體多元化的指數，列入考量的包括 (1) 國內各次群體的祖先人數多寡；(2) 依據各次群體的祖先走出東非時遷徙的距離，來推測其多元化；(3) 每一次群體配對後，由兩方祖先和地理發源地的遷徙距離來推算多元化程度。

這樣用統計學測量來推算多元化水準有二大優點。一是史前遠離非洲有多遠，顯然完全與當今的經濟繁榮水準無關，所以這種測量法可用於估計多元化對生活水準的因果效應。其次是如上文所強調，有越來越多體質與認知人類學領域的證據顯示，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深深影響到許多表現在身體及行為上的特質的多元化；所以我們有把握，用這種測量法推算的多元化類別會產生社會結果。

要是用這種指數測量多元化不精準（採隨機方式進行），原因比方說是未能適當考量各洲的內部移民，則根據統計學理論，我們多半會因此否定、而非確認多元化影響經濟繁榮的假設。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犯錯，是因為過於謹慎。

人口特質多元性和能不能賺大錢有關係！？

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針對個別社會的特徵測量多元化。這測量的是某一社會的人口特質有多少不同種類，無論這些特質是什麼，或是不同社會間有什麼差別。因此它不會、也不能用於暗示某些特質比別的特質對經濟成功更有利。反而它可以掌握到某個社會的人口特質多元化，對經濟繁榮有何潛在影響。事實上，把地理與歷史干擾因子納入考量，遠離非洲的遷徙距離本身似乎並未影響全球各地如身高體重等特徵的平均水準。它主要是影響群體中的個人與平均水準的差異。

有了這強有力的測量法可測定每一群人口的整體多樣性，我們終於可以探究數萬年前遠離非洲的大出走，以及它對人類多元化的影響，是否如此源遠流長，以致居然還能左右當前的全球生活水準。

———本書摘自《人類的旅程》，2022 年 10 月，商業周刊，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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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婚育文化看臺灣的低生育率

1950 年代，臺灣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曾高達 7 人，但近年生育率卻呈現雪崩式下滑，一再探底。為何生育率好似青春小鳥，一去不回頭？「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她透過數據與生育指標指出，臺灣生育困境並非來自年輕夫妻只生一胎，而是因為未婚人口持續上升，低生育率的背後，與東亞的家庭和婚育文化密切相關。

重視家庭、強調傳承，東亞生育率為何持續探底？

「新生兒再創新低」、「生育率全球最低」，臺灣生育率警訊年年登上新聞。多年來，政府從育嬰假、生育津貼、第二胎獎勵等各式政策輪番端上桌，但生育數據卻似乎鐵了心，一去不回頭。

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了？許多人直指低薪、高房價、工時過長，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則把焦點轉向文化與傳統價值，她直言：「經濟結構有它的影響力。但我認為，放到東亞文化脈絡來看，低生育率和家庭性別文化脫不了關係。」

在美國主修社會學與人口學的鄭雁馨，五年前開始投入生育議題的量化研究。她發現過去三、四十年，臺灣的家庭模式經歷劇烈變化，晚婚日趨普遍、同居逐漸不再是禁忌，但同時許多傳統價值依然延續，例如香火傳承、孩子必須在婚姻關係中出生。

鄭雁馨運用戶政資料和社會調查進行人口研究，爬梳數據背後的婚育圖像，試圖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探究低生育率的根本構成。

「臺灣與東亞各國的狀況非常相似，經濟發展已高度現代化，但父權文化和家庭主義盛行，長輩對年輕人成家仍有很強影響力。我們需要從東亞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生育率議題。」

平平都是生育率，有什麼不一樣？ 拆解 PTFR、CTFR

東亞家庭與性別文化，交織出臺灣特殊的生育圖像。一大特色是：相較於西方多數國家，臺灣的生育率持續走低，沒有「回血」的跡象。

媒體報導常提及的探底生育率，指的是「時期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 PTFR）。以 2020 年為例，計算方式是：將 1971-2005 年次各年齡的女性生育率加總起來推算，如果女性依循這一系列年齡別生育率，度過可生育階段（15-49 歲）後會有幾個孩子，以此推估婦女一生的平均生育數。

這項指標方便快速，能立即呈現生育景況，不過也有盲點。由於計算方式混合了 35 個世代，一旦社會急速變遷，大量女性晚婚晚育，讓 15-30 歲的生育率明顯大幅下降， PTFR 便會被低估而失真。

「PTFR 適合用來比較全世界的生育概況，描繪出鉅觀的圖像。但是若一個社會經歷劇烈變化，要精準地分析生育狀況與診斷低生育率成因，世代生育率（CTFR）是比較可靠的指標。」

「世代生育率」 （Cohort Total Fertility Rate, CTFR ）不受生育步調的影響，但必須等到女性年滿 49 歲 （或至少滿 45 歲） ，才能計算出同一世代的女性實際平均生育數。

當女性地位提升後，開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生育年齡因而逐步後延，會讓時期生育率（PTFR）顯著下滑⸺這是已開發國家都曾走過的路。例如， 20 世紀瑞典生育率從 3.6 到世紀末腰斬至 1.5。不過如同少部分高生育率的西方國家，瑞典 CTFR 一直維持在平穩的兩個小孩，PTFR 雖然看似下降，CTFR 卻能撐住在替代水準，主要是那些「行程 」延後的瑞典女性最後都有加入生育行列 。

這個現象來到東亞，卻明顯不存在！

比對臺灣這兩項生育率指標，自 2000 年初以來，PTFR 已近二十年低於 1.5，香港、南韓和日本同樣低迷，始終看不到生育率回補逆轉。進一步觀察 1950-1979 年出生者的 CTFR，東亞是全世界極少數持續下滑的地區。

主要原因是：15–30 歲延後未發生的大量生育率，在 30–45 歲回補力道不足，造成 PTFR 和 CTFR 雙雙下跌。其中關鍵，便在於日益增多的各年齡層未婚人口！

年輕夫妻不想生？低生育率關鍵：未婚人口越來越多

「 同時參照 PTFR 和 CTFR，才能掌握低生育率的真實結構，進一步分析為何臺灣或東亞生育率無法回補。 」鄭雁馨強調。

在東亞各國，未婚人口對生育率的影響異常關鍵，因為東亞的一大婚育特色是：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關係中。以臺灣來說，非婚生育僅 2～4%，數十年不動如山。獨特的「婚育包裹」文化，讓不結婚幾乎等同不會生孩子，因此分析世代總生育率（CTFR）、並對照未婚率，便能拆解生育率的結構。

那麼比對數據，究竟是「誰」不生孩子了？

1965 年之後出生的女性，同一世代生育率開始低於兩人。然而，一直到近年，已婚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依舊達到兩人，世代生育率下滑，其實是因為越來越多人沒有結婚。以六年級中段班（1975 年出生）為例，世代生育率為 1.6 人，但已婚人妻平均生育兩名子女，細究來看，原因是有 20% 未婚女性。

「 一窩蜂只關注時期生育率（PTFR）超低，很容易陷入盲點，通通鎖定在『大家不想生孩子』。實情是，多數夫妻婚後都會生育，甚至逾七成生到兩胎以上。」

換言之，低生育率的關鍵密碼並非不生孩子，更可能是：還沒結婚。

當越來越多人不只晚婚，且最後根本沒有走入婚姻，在東亞文化背景下，也意味著關上了生育大門，西方常見的生育率延後回補，因此失靈。

翻倍增加的單身男女

1980 年代以前，「不結婚」這個人生選項鮮少出現。若三字頭還是孤家寡人，左鄰右舍、叔伯阿姨早已爭相出手牽紅線。 當時，40 歲仍未婚的比例不到 5%。

如今，大齡單身男女不再鳳毛麟角， 45-49 歲仍未婚的比例已近二成。鄭雁馨參與的國際研究團隊從模型推估，到了 2050 年，臺灣 40-49 歲男性未婚比例很可能將超過 30%、女性超過 25%。換言之，假設非婚生育仍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幾乎也就預告了生育率一路下滑的劇本。

想要打破冰凍三尺的生育率，進一步理解這些未婚者的生命狀態，至關重要。「如果因為負擔不起成家壓力，提升薪資水平、生育補助或許有效；如果多數人是不婚主義，經濟政策自然無濟於事。」

為何她／他們還沒結婚？傳統婚育的壓力

結婚不好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另一條路？他們是堅持不婚？渴望成家卻找不到另一半？受限經濟壓力不敢「婚頭」？或者，想有孩子但不想結婚？

從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來看，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不把婚姻視為人生必選題，認同「未婚也能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敗犬」標籤慢慢被「一個人也很精采」取代。

然而，許多單身者其實並非是不婚主義者。根據 2013 年主計處調查，未婚女性裡學歷越高、結婚意願越強，而且 45-49 歲仍有兩成考慮成家。那麼，她們單身的原因又是什麼？

除了學生族群以外，「尚未遇到適婚對象」在各年齡、學歷都壓倒性勝利，尤其以大專以上最明顯。顯然，並非徹底拒絕結婚，而是難以找到共度人生的「牽手」，是不少單身女性的難題。雖然結婚和生育是兩個人的事，但弔詭的是：社會調查很少詢問男性未婚的原因，所以其生命處境是否與女性相似，仍亟待研究。

「許多人傾向結婚，但沒有找到合適對象。關鍵在於社會高速發展後，新世代對婚姻、家庭角色的期待轉變，而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這就形成了婚育配對的困難。」鄭雁馨分析。

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政治、經濟飛躍性成長，躋身先進國家。女性的教育、就業與社會成就，不斷突破傳統限制，公領域裡女力崛起，但目光移轉至家庭與文化價值，傳統父權力道的鬆動遠不如預期。

拚兒子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臺灣胎次越高，新生兒性別比例的失衡越嚴重。當媽媽拚到第三、四胎，經常承受非男孩不可的香火壓力，「性別篩選」成為不能說的秘密。對照 2006 年與 2016 年東亞社會調查，儘管已相隔十年，臺灣男性認為「至少要生下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始終有堅定不移的 44% 。

家務分工是另一個東亞共同性別文化。時至今日，臺灣婦女依舊負擔近八成的家務，家事、小孩一肩扛。但即便丈夫想共同育兒，性別環境的土壤也未必足夠厚實。

北歐廣泛使用的雙親育嬰假，移植到臺灣，2017 年統計 76% 媽媽申請育嬰假，但爸爸僅 8%。除了傳統文化通常預設母親是優先照顧者，兩性的薪水差異，也讓爸爸休假帶孩子，必須同時承受經濟成本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壓力。

「我們的性別平等改革，在教育、就業率表現很高。相對來說，文化層面的變化沒那麼明顯，包括婚育、家庭關係，這是東亞文化圈的共性。」鄭雁馨分析。

因為家庭關係緊密，長輩對下一代婚姻具有高度影響。新好媳婦除了上網「靠北婆家」，回到現實世界，多半仍得努力和長輩們磨合。這也意味，在講求孝道與家庭主義的社會，家庭內的傳統性別文化更難動搖。

種種盡在不言中的文化規範，交織出一片無形的婚育壓力，也形成兩性對婚姻家庭的期待落差。

對高社經背景的女性而言，走入家庭、養育照顧孩子，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機會成本，可能間接延緩兩性結婚的時程。

大齡女子想結婚？沒那麼容易

走入婚姻，需要直面傳統文化壓力，但單身者卻也可能被同一套價值，無情拒於門外。

鄭雁馨研究發現，二字頭的未婚男女，未來結婚的機率兩性相差不大；但若到了 35-39 歲，往後十年，女性結婚的機率就遠比男性下降許多。

研究突顯了殘酷的社會現實：

在婚姻市場裡，大齡是女性的「被扣分項」。背後不僅隱含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形象的期待，另一個關鍵原因仍是生育——好不好生、生得好不好，經常被歸責在母親身上。

鄭雁馨直言：「十幾年來，我們的公衛體系依然不斷強調『34 歲以前是黃金生育年齡』，而且主要針對高齡女性。但現實是，整個社會有一半女性 （和男性）此時還沒有進入婚姻，但她們已經被貼上不好生的標籤。」

隨之而來，也是她們在婚姻市場上將面對的歧視與擇偶困境。事實上，高齡生育風險不僅存在女性身上，越來越多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高齡爸爸對母親生育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選擇忽視後者而強調前者。

更多實證研究，更友善彈性的婚育文化

當社會結構急速轉變，家庭與文化價值變動緩慢，齒輪時不時被卡絆，凍結的人口成長有機會回溫嗎？

「我們必須認清，人口萎縮是必然的。」鄭雁馨認為，生育率下滑已非一日之秋，現階段只能減緩速度。綜觀來看，已婚夫妻的生育狀況並不悲觀，了解結婚率下滑的原因是較直接的目標。但相較於日本早已進行系統性研究，臺灣對未婚圖像的掌握始終蒼白貧乏。

「如果高生育率奠基於昔日女性必須犧牲受教和就業權，人生只有育兒持家一個選項，那當代的低生育率或許沒什麼不好。」鄭雁馨直言：「但如果很多女性想成家卻無法實現，政策應該更努力解決，包括未婚而想當父母的人，我們能否有更彈性開放的思維，達到生育自主。」

有多少人渴望成家？有多少人因為低薪高房價，不敢組成家庭？又有多少單身者只想要孩子？更多細緻的實證研究，是思考生育政策的重要基礎。

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更是根本。「歐洲經驗告訴我們，家戶內的性別平等如果沒有跟上，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鄭雁馨這麼說，

「育兒需要成為一整個村莊、社會、國家的事，而不是女性理所當然的天職。」

延伸閱讀：

• 媽媽我不想努力了！想多生一個？研究顯示：爸爸先當「神隊友」，研之有物
• Yen-hsin Alice Cheng, 2020,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Confucia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8
• Albert Esteve, Ridhi Kashyap, Joan García-Román, Yen-hsin Alice Cheng, Setsuya Fukuda, Wanli Nie, and Hyun Ok Lee, 2020,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creasing Late Singlehood in East Asia, 2010–2050”, DEMOGRAPHIC RESEARCH, 43
• 鄭雁馨、許宸豪，2019，〈臺灣超低生育率的迷思與現實〉，巷子口社會學
• 鄭雁馨，2019〈關於女性生育的二三事：高教﹑遲育與外配〉，巷子口社會學

• 採訪編輯｜劉芝吟；美術設計｜林洵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義大利與台灣的長照議題

老年，是我們所有人的未來式。在台灣，也是越來越多人的現在進行式。當新聞不時出現疲憊照顧者、又窮又孤單的下流老人、非法安養院，老後可以依靠誰？我們準備好面對老年的旅程了嗎？過去台灣大多與日、韓等東亞國家做參照，「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歐美研究所柯瓊芳研究員，她發現，義大利和我們有高度相似性，透過既義式又台味的對照，提供老齡照護的省思。

您搭乘的「人口老化超快列車」，正加速前進中

「2014 年我到義大利做研究，每天會經過一家醫院。醫院門口就像跨國市集，各種國籍的面孔在那裡擺地攤，波蘭、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人……」柯瓊芳回憶起數年前的歐洲行。

這些人為何千里迢迢來到這個南歐大國？

「外國同事告訴我，義大利有非常非常多老人，家人無法照顧時，就會雇用外籍看護。這些長輩住院，陪同的外籍看護會抽空外出透氣走動，醫院門口的低價商品地攤也就變成外籍看護的購物中心。」

新冠疫情暴襲時，義大利的醫療系統一度崩潰，部分原因即是：每 4 位義大利人，近乎就有 1 位是銀髮族。在這個超級高齡國家，男性平均壽命 81.2 歲，女性 85.6 歲。

但悲傷的是，長壽未必是樂事，義大利男人出生時的平均健康餘命僅 66.8 歲，代表他們五分之一的人生可能在不健康的日子中度過！比悲傷更悲傷的是，接下來，誰來照顧老人？

台義相似 1：活得長、生得少

柯瓊芳彷彿看見了台灣的未來圖像，她開始投入義大利老人照護的研究。

「台灣有點誤打誤撞，許多外籍配偶實際上是隱形的家庭看護，這讓我們延後面對照護缺口。」她率直地說：「但這幾年，我們也開始擔憂起高齡化議題。歐美是不是也有相同困境呢？我發現義大利是一個非常值得探究的國家。」

我們與義大利這個遙遠的地中海國度，有許多相似的疊影。比如，老人越來越多，新生兒越來越少。

2019 年，台灣搭上的高齡列車一路奔向前，超過 15%為老齡人口 ；但這一年我們的總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只有 1.05%，在「世界人口綜論」的報告中全球排名吊車尾！義大利不遑多讓，2016 年名列歐盟會員國中最不愛生的。

台義相似２：不是不想生，而是沒結婚

什麼原因讓人口結構「銀」得發亮？又是為什麼，大家都不生孩子了？

試試從親友隨機街訪，「養孩子多花錢，誰敢生啊。」「兩個恰恰好？一個都苦哈哈了！」不敢生、不願生是我們的日常版解釋。但真的只是這樣嗎？

過去研究數據顯示，少子化並非大家不生第二胎，而是結婚率不斷下降──在台灣，越來越多育齡人口沒有找到合適伴侶，選擇或非自願拒絕婚姻，又哪來的育兒大計！回頭看看義大利，結婚率同樣是歐盟末段班。結婚率低、總生育率低，非婚生育率也遠遠被法國、荷蘭、愛沙尼亞甩在後頭。

從這個角度觀察，義大利與台灣、日本彷彿困在同一條胡同裡，不想生的人或許沒有那麼多，問題在於結婚率不停下滑，但社會不支持非婚生子。

當「婚育包裹」（孩子要在婚姻關係中誕生）仍是主流文化，未婚、遲婚卻日趨普遍，沒有走入婚姻的人便「自動」成為了不生孩子的人。

「我曾經做過一項研究，性別平等、生育率、非婚生育率呈現高度相關！」柯瓊芳說明這個有趣的發現。她以「當社會的工作機會稀少時，你是否支持應優先把機會給男性？」作為性平指標，分析歐盟國家的婚育關係。結果發現：

越支持傳統性別分工的國家，人們越不會選擇非婚生子，總生育率也越低。

義大利就是現成的例子。相反的，在法國、德國、丹麥、瑞典，人們不一定踏入正式婚姻，可能註冊為伴侶、同居關係，但仍然共同養兒育女。

台義相似３：家庭萬萬歲

相似的少子化、婚育文化，義大利人的家庭價值也很台灣味。

根據歐洲價值觀調查，各國對「父母應該竭盡所能照顧子女」大多雙手贊成；不過被問到「無論父母是否盡到責任，子女都應該敬愛父母」、「照顧體弱或生病的父母，是成年子女的責任」，結果天壤之別！

87%的義大利人認為應該奉養爸媽，但是贊成的瑞典、丹麥人卻只有約 25% 。

柯瓊芳分析，北歐國家傾向「接力式奉養」，父母照顧子女，孩子成年了繼續把資源傳遞給下一代。相反的，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等南歐國家則接近儒家的孝道文化，重視父母高過孩子，撫養照顧老邁爸媽更是天經地義。

打從中世紀，因為生產制度影響，義大利人即流行以大家族為單位。佃農需要上繳部分收成給地主，單兵作戰拚不過團體戰，地主自然傾向租給大家族，回收更超值。這種歷史傳統影響了南歐的家庭文化。今日，許多義大利大企業、知名品牌仍是由家族經營。

義大利另一個特色也很「台式」：阿公、阿嬤會幫忙帶孫，接小孩下課、陪玩照顧，家庭互動親密，就如同許多台灣老人家的日常，也顯示出義式家庭共同養老、育兒的文化。

汙名化的安養機構

過去父母老了，兒女一肩扛起；但如今，生得少、活得長，義大利面臨了台灣很熟悉的煩惱：越來越多人無力照顧長輩。「家庭養老」的功能正遭受挑戰。

過往這些照顧壓力大多由女性承擔，每個家庭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人，顧小孩、顧老人。隨著婦女就業率提升，加上不斷延後的高齡化壽命、漫長的不健康歲月，「自家的老人自家顧」變成說不出口的苦。

但奇特的是，北歐、西歐普遍的安養機構，在義大利卻不怎麼受歡迎。

義大利無法自理生活的老人大約 150－270 萬，僅僅 28%住進安養院。柯瓊芳解釋，在高度家庭主義的社會中，照顧是子女理所當然的責任，把年邁老父母送入安養院，老一輩台灣人可能痛罵子孫大不孝，傳統義大利人則會用「cold-hearted」眼神殺死你！

安養院被義大利人視為「窮人的救濟機構」，又窮又冷血才把父母「放生」。沉甸甸的汙名，讓中產階級對老齡照護設施更避之唯恐不及。

義大利的「瑪麗亞」：Badanti

找看護到家裡幫佣，成為最佳折衷方案。

和台灣相似，居家看護大部分是女性外籍勞工，傳統被稱作 Badanti。不過，台灣外籍看護必須由正式管道申請，義大利則多半是非法雇用，估計至少有 70 萬以上的黑戶。

原因是，義大利政府對外籍勞工有嚴格的權益規定：簽訂正式工作契約，勞雇雙方繳交勞工保險，勞動條件也需符合規定，包括一年保障 13 個月薪水、享有育嬰假、法定特休……。若看護入住家裡，雇主還需要證明自己年薪超過 2 萬歐元（近 70 萬新台幣），每週保證至少雇用勞工 20 小時。

因此，不少家庭喜歡偷偷雇用 Badanti，省下「法定成本」。她們大部分來自羅馬尼亞、波蘭、烏克蘭等平均薪資較低的歐洲國家，有些則遠從同樣為天主教信仰的菲律賓而來；年齡多為 40-50 歲中高年女性，為了貼補家用，跨境到義大利工作。

只要做出口碑，雇主間會互相介紹。就連教會都當起「良心仲介」，私下幫弱勢移工和老人家庭媒合，退休人員組織也擔任重要情報站。在西西里島，電線杆上甚至能看到不少「小廣告」。「由此可見，這個市場需求有多龐大蓬勃。」

老齡照護是誰的責任？老人、子女、政府

雇用看護成為現代家庭的喘息之道，但當經濟結構、性別分工、社會環境都已大不同，養兒不一定能防老，還得祈禱別被啃老！許多人不免也想問：政府的安全網在哪裡？

在義大利，要尋覓品質佳的照護機構，不是價格昂貴，就是得苦苦排隊。公設安養中心大不足，讓安養院與大家的距離更加遙遠。

柯瓊芳提到，荷蘭照護設施非常普遍，分散在社區中，住在養老院的長輩依然在地生活。就算子女不能時時探望，鄰人、朋友也能常常來往。但義大利安養院不夠普及，距離遠、舟車勞頓，原本的社交網絡被切斷，自然更排斥老年移居。

社會安全網不足、國家不積極設置長照機構，顯示了政府的角色被邊緣化。

過去就有研究，在荷蘭、瑞典、丹麥等國，大眾普遍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老齡照護，年紀大了，會優先選擇入住安養機構或接受政府居家照護。相反的，南歐有超過三分之一受訪者，把殷殷期待的眼神投向兒女。

外籍看護是長久之策嗎？

但人口老化的指針答答答快轉，單靠家庭、看護真的能撐起養老一片天？這些困擾顯然很有既視感，讓我們把鏡頭轉回台灣。

2017 年調查，54%台灣老人認為和配偶、子孫共居是最佳選擇，比起 2013 年的 65%減少，但仍超過半數。柯瓊芳觀察，家庭照護仍被視為主軸，但隨著社會文化改變，公共照護機構、日托中心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她直言，外籍看護除了是折衷選擇，也應該是過渡方案。

「不論台灣或義大利，我們身在家庭主義、資本生活的兩面夾擊，當公共照護資源還沒完全建立起來，多數人只能暫時從 family model of care（家庭照顧模式），轉向 migrant in the family model of care（外籍看護在家照顧模式）。」

維持在家老化，但照顧者從兒女轉換成外籍勞工。而台灣其實更有一大群「隱形看護」是外籍配偶，她們多半和公公、公婆同住，身兼沒被看見的家庭照護工作。

兩國仰賴低薪外籍幫傭，暫時喘息。但是若輸出國、輸入國的薪資水平逐漸靠近，未來很可能出現缺工。同時，子女數減少，即便是雇用外籍看護，經濟壓力也將越來越沉重。

長遠來看，公共性的長照服務仍是重要方向。

柯瓊芳樂觀地說，根據台灣歷年老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教育程度越高，健康狀況越好，越能接受入住安養機構；長照 2.0 結合在家與在地老化，也能減少長輩移居的困擾。可以想像，老齡照護模式將持續改變。

代代相養走向社會共同養老

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說：「一個社會怎麼對待老人，揭示出這個社會的原則和目的。」

看看義大利，回頭思考台灣。外國路線未必能複製，但相似的困境與嘗試仍可提供反思。好比在義大利，天主教教會除了改設養老與日托空間，也會提供社區送餐服務。未來，台灣宗教組織、衛生所、偏鄉學校、便利超商，或許也能加入公共照護行列，打造「街角日托」。

除了照護制度，柯瓊芳強調正視老邁和死亡議題、創造友善老齡文化，也是台灣的課題。比如，提供多元銀髮節目或有聲書，傳遞運動、營養、用藥、反詐騙常識；鼓勵青銀共居和交流；推動老人再教育。當我們提供更多文化資源，高齡的人們才不會在急速前行的旅途中被丟下。

「現代家庭的樣貌已經改變，走向我們與政府，而非我們各自與家庭的關係。例如幼兒公托、教育，都需要國家共同承擔責任。」柯瓊芳語帶關切地說：

只有完善的現代化制度支持，包括長照、年金，我們才可能從傳統代代相養走向社會共同養老。

延伸閱讀

• 柯瓊芳 ，〈老人照護、性別角色與家庭功能：義大利與台灣的比較研究〉，《中央研究院院訊》，2017
• 柯瓊芳 ，〈誰來照顧老人？歐盟各國奉養態度的比較分析〉，《人口學刊》，2002
• 柯瓊芳個人網頁

YouTuber Iku 老師這支談論台灣少子化原因的新熱門影片，以及底下清一色支持的留言，你看過了嗎？

在影片裡，Iku 老師把台灣少子化的原因歸咎於「房價」，想必是很多人的心聲，起碼在底下留言的人都這麼說。然而我想趁著這機會，補充一點不討喜的個人意見。

看人口數字是我的興趣。每個月月中，我總是迫不及待到內政部戶政司，下載上個月的戶籍人口統計速報來閱讀。這些數據就像預知未來的水晶球，非常準確，有憑有據。

這個興趣，受到台灣越來越多關於少子高齡化的討論（例如 IKU 老師這則影片、或這類 PTT 文），以及《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論述所刺激，而漸漸養成。

例如他在 2010 年時的這則 TED 演講中，他以每個 IKEA 的箱子比喻 10 億人口，表示若能讓生活條件處於全球最低的 25% 人口的兒童存活率跟教育水準提升，全球總人口有望控制在 90 億人，利於永續發展。

他在另一場精彩的 2015 年演講以及《真確》一書中則是預測全球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 110 億，而且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兒童的數量在 2000 年前便已經達頂。每年全球新生兒數量最高為 2014 年的 1 億 4000 萬，一段時間後開始下降。趨勢是亞洲的兒童數量下降，非洲的兒童數量上升，美洲跟歐洲則大致持平；全球人口增長至 110 億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非洲跟亞洲的高齡人口，而非新生兒。演講還有很多精彩亮點，就留給各位自己觀看了。

引用漢斯羅斯林在演講中說的一段話：

「當非洲最窮困人口依舊看著孩子早夭、村子沒學校、需要小孩幫忙工作，他們就不會用避孕措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說她們因為得工作養家沒去上學。當狀況是這樣，他們就會要多生孩子……」「……有些男人會自豪於有 7個、8個、9個小孩，而不是孩子過得好不好…這是陳舊父權思考。男人應該為自己的孩子過得如何、生活是否開心而自豪。這就是我引以為傲的。」

過去：回歸現象起點——1976-85 的回聲嬰兒潮

我今年 40 歲，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與我一樣在 1981 年出生的有 41.5 萬人，作為比較，去年 2021 年的出生人口只有 15.3 萬，較 40 年前少了 63% 的新生兒。然而這不是一天造成的，台灣的兒童人口（0-14 歲）早在 1972 年就達到峰值 583.3 萬人，之後再也沒有超過。2021 年的台灣兒童人口是 289 萬人，不到峰值的一半，是幾十年前就註定的結果。

就像眾多遊客湧向特定景點，創造了消費，蓋起了旅館跟遊樂園，但也留下大堆垃圾跟難以收拾的環境破壞。我們這一代（1981上下五年出生，六年級後段跟七年級前段班）的人太多了，有如在時間線上冒出一大批不守規矩的遊客，若照美國的用語，我們這代人就是「回聲嬰兒潮世代（Echo Boomers）」，指的是嬰兒潮世代的孩子，如今是人數最龐大的一個世代。

以下列出這波回聲嬰兒潮的出生人數（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民國 65 年 (1976) 年：425,886
民國 66 年 (1977) 年：395,260
民國 67 年 (1978) 年：413,270
民國 68 年 (1979) 年：423,266
民國 69 年 (1980) 年：413,177
民國 70 年 (1981) 年：415,808
民國 71 年 (1982) 年：403,143
民國 72 年 (1983) 年：382,313
民國 73 年 (1984) 年：370,078
民國 74 年 (1985) 年：344,101

從人口金字塔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代人就是中間突出的那幾根橫槓。

比起我們的上一代，我們這代兒童死亡率更低、受教育時間更長、平均壽命（應該）也會更長。所以我們這些橫槓會持續往上、老去，壓著下面的世代。

我們這代人數量之多，成長到了一個年齡段，就在那個時間創造出新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一離開該年齡段，原本為了解決問題而趕工出來的設施、做法、人力，又突然沒足夠多的人用了，變成另一堆問題。

例如廣設大學就是一個例子。對我的上一代（1940-1960初 出生）來說，念大學是超級窄門，學習壓力非常大，社會階級流動機會少，所以他們決定廣設大學。到了我這一代，想念大學簡單多了。但我們這波過了之後，大學就變得太多了，知識更是爆炸到大學無法負荷，多到讓這個體制的存在價值不再明顯，只好透過 USR（大學社會責任）來證明自己。

（注意：我不是說知識、教育、或教授失去存在價值，而是傳統的「大學」體制。）

我們這一代的人太多了，其中很多離開家鄉到都市念大學。受教育的時間繼續延長、加上離家東南西北漂、大多在高消費的都市工作、娛樂、學習。由兩、三人組成的核心家庭戶數快速增加，都會住房的需求大增，結婚生育的動機則大減。同時地方偏鄉逐漸凋敝，也才有了「地方創生」的口號跟需要。

未來：當回聲嬰兒潮變成老人潮——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

接下來，由於醫療持續進步，我們這代人（1980 年前後出生）不需要特別幸運，都還會活上好幾十年，而現在在談的「未來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就是我們這一代變老造成的。

以數據來說，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到了 2050 年，也就是我 68 歲的時候，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 745 萬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65 歲以上人口最高的數字，佔總人口的比例推估是 36.6%。

過了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數就開始下降，但佔總人口的比例將持續增加，最高將在 2069 年達到 41.8%，那時我如果還活著，已是行將就木的 87 歲。如果現在我們覺得台灣醫療跟長照的壓力已經很重，到時候更難以想像，因為台灣仰賴的東南亞國家年輕人力也已老去、新生的年輕人力自己國內都不夠用。

那時候的我就是壓力本身。但只要我們這一代過世，壓力又會迅速減低。可以想像到時許多醫療跟長照的設施會面臨如現在學校一樣的問題——當然，前提是社會真的願意投入那麼多資源在我們這些老人身上。

現況：正值壯年的回聲嬰兒潮，該為下一代留下適合生存的世界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9 年的「大專院校大學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今年（2022）年入學的大學生將跌破 20 萬，約為 19.3 萬人，其中技職體系佔 10.2 萬人，一般體系佔 9.1 萬人。然後大概起起伏伏到 2034 年。按照人口推估，之後大學新生會快速下探到 14 萬以下。對非常多新進的大學老師來說，從現在起算的職涯年限會短於 15 年，更別說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取得教職。跟我同一代念到博士的，極少能在大學卡位取得正式教職，大學生跟教授的年紀差距繼續拉大。

除了大學近乎徒勞無功地往高中搶越來越少的學生、到國外招生（甚至搞出這類情事），產業也往大學搶人才，例如產學合作、預定就職、甚至與產業合辦學院。然而半導體以外，台灣政府規劃發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都需要人才，但光是半導體就把大部分的人吸走了，讓其他產業叫苦連天，包括一般服務業。更何況這六個戰略產業也不只台灣要發展，每個國家都在發展，都在搶人，迎來大招募時代。

再者，已經很嚴重的生態破壞、垃圾污染、能源問題，基本上都是我們這一代人過度消費造成的。例如過去 40 年人類產生出的碳排放比 1750 年工業革命後兩百年加起來還多。相較於我們這一代，上一代人曾經窮過，沒有那麼浪費資源，而下一代人則沒有那麼多人，也不像我們這代那麼浪費。綜合上述，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

而我認為，我們這代人在認清自己就是問題之後，該努力扮演問題以外的角色。我們如今 40 歲上下，正式承接臺灣社會骨幹、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開始獲得當家實權，我們必須從「問題」變成「問題解決者」，把自己這代人造成的問題自己解決掉。

少子化，也許是另一種解決方案

我曾在另一篇評論裡寫過，我不把台灣人生育率低看作壞事或好事，而是視為一個機會，這其實也受漢斯羅斯林「可能性主義者」的態度所影響。我在該文的重點有二：

1. 即使各種讓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如房價、工時、養育成本、性別分工都逐漸減少、降低、消失，台灣的生育率不會回漲多少。全球 131 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 2.1 以下，未達世代更替水平，連孟加拉、印尼、越南都已經低於 2.1。
2. 我們這代人太多了，消費資源的方式過劇，台灣的環境承載不了。但我們沒有動用強制且不人道的方式降低人口壓力，如漫威電影裡的薩諾斯、《進擊的巨人》裡的吉克、或是現實世界的中國，而是接近自願的減少生育。這是我們這代人少有的好抉擇。

我們這代人必須做出更多好抉擇。2050 年的時候，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仍在，還是一人一票，那麼跟我一樣 60-70 歲的人可以用票數輾壓一切決策。

如果我們不現在就改變認知與態度，不認清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就是我們自己，依舊只為了我們這人數過多一代的爆量需求設想、抱怨，那未來的年輕人肯定會恨死我們這些老人，因為「民主」對他們來說將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將放棄參與，更不抱持任何進步的希望。

我們這一代需要趁現在解決我們造成的問題，不然這些問題就會解決我們。不用擔心到時的年輕人會把我們老人扛到深山丟棄，他們人手不夠、自顧不暇。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想留下什麼 Legacy，只剩下 10 年左右的時間。若拖到 20 年，我們就太老了，更何況我們這代因為人數過多，必須要比上一代更早把實權交棒給下一代——起碼我們當中一大部分人得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並且真的這麼做。

我只有一個女兒，她跟我差 30 歲。我希望當她這一代人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不會陷入愁雲慘霧，對我跟我這代 (老) 人充滿無盡怨懟，只因我們以前什麼都沒做。

我認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有機會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們比我們上一代有餘裕思考未來，也比我們下一代有改變未來的迴轉空間。科學、教育、人才都是泛科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改變未來重要的關鍵。針對這三大主題，去連結這一代最厲害、最有心的專家夥伴，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是我未來 10 年打算做的事，因為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