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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髒血除百病?種族滅絕陰謀論的原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下)

羅夏_96
・2021/05/26 ・4021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本文接續上一篇:去髒血除百病?種族滅絕陰謀論的原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上)

A 編按:從事心理學或醫學研究的人,一定對「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不陌生。只要是「與人有關」的研究計畫,都需要 IRB 核准才可以執行。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與你一同挖掘各種陰謀論的脈絡!當錯誤已成定局,我們必須向未來尋求救贖,而人體試驗委員會的誕生,正是為了避免下一個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發生!

不讓病患接受治療,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公諸於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在醫學界不是甚麼秘密,公衛局一直持續向醫學界公佈實驗數據。大部分醫師都不覺得這個實驗有倫理上的問題,也都支持實驗繼續,但仍有醫師提出質疑。例如 1965 年,亨利福特醫院的沙茨 (Irwin J. Schatz) 醫師發表文章抨擊:「我十分震驚醫師居然容許病人在致命疾病有療法的情況下,不讓他們接受治療。就我看來,如果覺得為了從未受治療的群體中獲得資訊,有些人的犧牲是值得的。那我建議美國公共衛生局和實驗相關醫師在道德倫理的操守上,有必要重新評估。」不過沙茨醫師的抨擊,完全沒能引起公衛局和醫學界的注意,但下面這位就沒這麼好打發了。

邦斯頓 (Peter Buxtun) 是公衛局的性病探訪員和研究者,1966 年的一天中午,邦斯頓在午餐時無意間聽到同事們談論塔斯基吉實驗。他感到困惑,因為這不像是為了提升公眾健康的單位會做的實驗,於是向公衛局調了塔斯基吉實驗的相關報告。他看完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公衛局竟然核准這種嚴重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出自良心的壓力(也冒著丟飯碗的風險),邦斯頓多次向上級反應停止該實驗,但都被龐大的官僚系統掩蓋。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無力的邦斯頓找來媒體做為後援。1972 年,他將實驗的相關報告和資訊爆料給二個媒體:紐約時報與華盛頓星報。1972 年 7 月 26 日,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登上紐約時報的頭條,舉國譁然。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和憤怒的群眾,公衛局宣布停止該實驗。

揭露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邦斯頓。圖/維基百科

1972 年實驗終止時,最初的 399 名受試者中,只剩 74 名仍活著。29 名直接死於梅毒;100 名死於梅毒併發症;40 名受試者的妻子感染了梅毒;有 19 名受試者的子女出生即患有梅毒,但此時公衛體系仍沒有安排剩餘的受試者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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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試驗委員會的成立

美國國會於 1973 年針對塔斯基實驗召開公聽會,邦司頓與公衛局官員在會上的證詞,證實政府允許這種違反人性與倫理的實驗,讓數百位國民於政府的默許中,在致命疾病有治療方法的情況下痛苦地死去。

公衛局的官員在公聽會上編織各種謊言(例如受試者有簽署同意書、有定期給他們些微治療等),試圖降低自己的責任。但兩位受試者在公聽會上的證詞,讓這些謊言不攻自破。這讓主持公聽會的參議員相當憤怒,要求公衛體系立刻給予剩餘的受試者和其家屬最好的醫療照顧。國會也認定有必要立刻建立人體試驗的相關準則。

1974 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研究法,規定所有由國家資助的研究機構必須成立內部評審單位,也就是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各項有關人體試驗的研究,必須經過 IRB 的審核通過後方可執行。而 IRB 的成員除了該領域的專家,也須包含法律、倫理道德等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多方面的觀點來保障受試者的權益。

另外也規定研究者在提出人體試驗計劃之前,應先證明在實驗室及動物實驗上有效。計劃也必須對如何選擇受試者、對受試者可能的危害、受試預期效果等做清楚解釋。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徵得受試者的同意並獲得同意書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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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全國生物及行為研究人體受試者保護委員會出版的「貝爾蒙特報告」提出三項 IRB 的最高指導原則:尊重人格行善正義

美國政府這一系列的措施,就是希望避免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悲劇再次發生。

提出IRB三項最高指導原則的貝爾蒙特報告。圖/德州大學

道德爭議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可謂是人體試驗的經典「反例」,有上過 IRB 課程的讀者一定都聽過,因為它幾乎全方面的違反了人體試驗的準則。

首先是受試者來源,研究團隊選擇當時社經地位都處於最低的黑人族群進行實驗,已經符合易受傷害族群的標準。再來他們以欺瞞、誘騙的方式引誘受試者加入,並且沒有充分告知受試者梅毒與實驗的相關風險,讓他們處在嚴重的資訊不對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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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青黴素成為治療梅毒的有效工具後,這個實驗就該停止了。沒有任何理由要繼續觀察梅毒感染末期對人體的病理影響,因梅毒已經不是難以治癒的惡疾了。但他們不僅沒有停止,甚至還多次阻止受試者接受治療,任由他們繼續被梅毒折磨,眼睜睜的讓受試者在痛苦掙扎中死去!

黑人種族滅絕陰謀論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曝光後,幾乎讓美國政府與醫療單位在黑人社群心中信用破產,很多黑人從此不再相信政府與醫療界,他們不再參加各種醫療項目,甚至許多貧窮的黑人也不願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深怕又被當作實驗對象。當時就有黑人以「有計畫的種族滅絕」來形容這個實驗,這讓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在黑人心中被貼上「種族滅絕陰謀」的標籤。

因此當 1980 和 1990 年代的愛滋病風暴席捲美國時,黑人社群內流傳著這樣的陰謀論:「愛滋病是人造疾病,目的是要我們服用治療藥物,藉此消滅我們!」很多黑人不願意接受治療,讓公共醫療單位在對黑人愛滋病的治療及宣導教育上困難重重,這導致愛滋病對黑人族群產生更重大的傷害。

時至今日,「種族滅絕」的陰謀論在黑人社群內仍時有所聞,甚至各類流行文化中也不乏這種論調。可見塔斯基吉實驗對黑人社群傷害如此之深,至今仍無法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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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司基吉梅毒實驗的受試者們。圖/examiningtuskegee.com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結果

1974 年 12 月,美國政府與實驗剩下的受試者們達成和解。美國政府同意支付37500美元給每位存活的受試者;1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受試者的繼承人;16000 美元給每位存活的控制組成員,以及 5000 美元給每個已故控制組成員的繼承人。

雖然受試者得到金錢補償,但沒有任何一個公衛局的官員為此實驗道歉與負責。這群官員在公聽會上被問到對二戰納粹和日本的非人道人體試驗時的態度,都表示嚴厲譴責,也都認可紐倫堡守則註1對人體試驗的重要性。但回到塔斯基吉實驗上,就沒有人認為自己有錯了。他們都認為自己只是服膺於當時的官僚體系和社會價值,換做任何人也會繼續進行實驗(這個說法是不是很耳熟~)。不過仍有一人對受試者們感到深深的抱歉,那就麗芙斯護理師。

麗芙斯護理師是讓塔斯基吉實驗順利進行的重要關鍵,同是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在實驗期間真誠地與受試者互動,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家人,且真心相信實驗對黑人有所助益。黑人們也都非常敬愛與相信麗芙斯護理師,甚至稱她為「眾人的護理師」。因此實驗上許多的不順暢,總能在麗芙斯護理師的解釋與黑人對她的信任下順利完成。

麗芙斯護理師真心把受試者們視為自己的家人。圖/examiningtuskegee.com

但身為黑人的麗芙斯護理師,為何不認為實驗有種族歧視?首先當時的職業分工,治療病患是醫師的職責,護理師只負責執行醫師的指令,並不會去質疑醫師。此外當時的社會氛圍(女性之於男性、黑人之於白人等權威等級)也限制著她的作為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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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芙斯護理師一方面協助這個毫無人性的實驗,一方面又無私的照顧每位受試者,這種矛盾性讓我們很難稱她為「壞人」。或許這表明了塔斯基吉實驗在當時的社會氛圍、價值觀與官僚系統等因素下,並非我們所想的如此黑白分明。

1999 年,柯林頓總統代表美國政府對該實驗的受試者道歉,但只剩 8 個受試者活著見證這個遲來 25 年的道歉了。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受試者與柯林頓總統。圖/ Tuskegee Syphilis Study

後記

在有 IRB 審查且倫理認知不斷提升的現代,塔斯基吉實驗的悲劇還有可能發生嗎?個人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科學研究並非我們所想的那般客觀中立,社會氛圍、價值觀、政治思維等多種因素都會影響科學研究的立場。畢竟科學家和科學社群也處在這個社會中,也會受到社會的影響。另外科學研究出於對知識的好奇,被知識誘惑而做出非人道實驗的事件至今仍時有所聞。而為了獲得更好的研究成果,不少研究人員打著「進步」的口號,想方設法規避法規與監督。

有時研究人員一時的偏見與便宜行事的心態,加上體制的默許,讓這些小問題不斷累積最終釀成大禍。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總能義正嚴詞的批評這些事件。但換做是我們,有辦法辨認出自己已被社會價值影響,而做出有偏見的判斷嗎?有發現自己做事時便宜行事的心態嗎?面對體制做出傷及他人的不合理時,能勇於提出反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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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但如果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與反省,類似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的事情,只會一再上演。

註釋

  1. 紐倫堡守則:是一套人體試驗之準則,是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紐倫堡審判的結果。具體地說,其準則是由於納粹於戰時對人類進行不人道的實驗而來。

參考資料

  1. 梅毒
  2. 疾管署梅毒簡介
  3. 灑爾佛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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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夏_96
52 篇文章 ・ 810 位粉絲
同樣的墨跡,每個人都看到不同的意象,也都呈現不同心理狀態。人生也是如此,沒有一人會體驗和看到一樣的事物。因此分享我認為有趣、有價值的科學文章也許能給他人新的靈感和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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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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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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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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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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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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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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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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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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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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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境和母語環境會影響學生的智商嗎?資優生篩選機制的不平等——《隱性偏見》
平安文化_96
・2022/12/18 ・2114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高智商成績分數可以用買的!?

當時,在布洛瓦郡鑑別資優生的程序在一、二年級時展開。如果老師判斷一個孩童可能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就會轉介孩子去學校心理師那裡作一個測驗。家長也可以聘請私人心理師來進行測驗。凡是被測出智商在一百三十以上的孩童就會被評估納入資優課程。由於幼年貧困和英語能力有限已經被證明會影響標準化測驗的成績,低收入戶學生以及英語非母語的學生被判定為資優生的門檻比較低,是一百一十五。

可是該郡學生的智商分數看起來很怪。分數並非正常分布,而是在一百二十九分時人數歸零,然後在一百三十分時(亦即被認定為資優的最低門檻)人數驟然升高。而且沒有一個孩子拿到不達門檻的一百二十九分。

後來分析這些數據的經濟學家蘿拉.朱里安諾(Laura Giuliano)帶著冷冷的幽默感告訴我:「高智商分數似乎是有市場的。」私人心理師表面上是被聘請來評估孩子,可是以每次幾百美元的價格,他們實際上是被雇來確保孩子被認定為資優。朱里安諾告訴我,當她自己的孩子接近入學年齡,其他的家長低聲告訴她哪些心理師是「好的」。「好」似乎意味著掌握了「發現」智商一三〇的技巧。

這種買來的智商是理解這種差距的一條線索:大多是白人的富有家長基本上是替子女買到資優生的名額。但是這仍舊無法解釋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英語非母語的孩童、低收入戶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何以如此之少。就算富有的白人小孩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超出正常比例,這也不該壓低其他孩童被鑑別為資優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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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心理師會被雇來評估孩子為「高智商」。圖/envato.elements

辨別資優生的新作法——剔除老師和家長的推薦制度

帕克懷疑篩選過程的第一步可能有問題,亦即當老師和家長推薦學生去作測驗。於是在二○○三年十一月,她把那張地圖展示給學校董事會看,並且提出了一種鑑別資優生的新做法。帕克說,關於誰該接受測驗,布洛瓦郡不該仰賴任何人的個別判斷。該郡應該對每一個孩子進行篩選。面對那張凸顯出不平等的閃亮紅色地圖,學校董事會一致投票贊成。

二○○五年,布洛瓦郡展開了全面篩選。員工得到加班費,加班對該郡兩萬名二年級學生進行測驗。由於眾所周知智商測驗和其他標準化測驗都含有偏見,所選用的測驗是一種非語言的認知測驗,把這種風險降到最低。該測驗不依靠與任何特定文化有關的文字或圖像,而是測量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

在學生作過測驗之後,帕克的團隊就親手把用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海地克里奧爾語寫成的家長同意書送到每個學校,讓家長能夠同意接下來的步驟。他們有技巧地回答家長的來電,那些家長擔心這張有關「特殊學生」的書面通知乃是表示孩子有行為問題。團隊成員要他們放心,說事情正好相反,說這是個好消息。

等到篩選程序完成,結果很驚人。在全面進行篩選之後,黑人孩童和拉美裔孩童被認定為資優的人數增加為三倍。在接下來那一年裡,有資格參加資優課程的另外數百名孩童中,有八成來自低收入戶或是英語非母語的學生。這些學生當中有許多人的分數明顯高出門檻,這表示即使是資賦特別優異的孩子從前也被排除在資優課程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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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不在於這些孩子的資賦不優異,而在於沒有人費心去把他們找出來。

黑人孩童常被資優生篩選制度排除,但其實他們智商與白人孩子無差異,甚至可能更聰明。圖/envato.elements

改變篩選制度與教育環境——不同種族間的成績差距就消失了

改變不僅止於此。布洛瓦郡規定:只要學校裡有資優兒童,哪怕只有一個,該校就必須替這名學生設立一間特殊的「高成就學生教室」,配備有受過特殊訓練的教師和更進階的課程。然後這間教室就會把分數接近門檻的那些學生也收進去──例如,某個年級有四名資優生,而一間「高成就學生教室」可以容納二十四名學生,就表示分數緊跟在後的二十名學生也可以在這間教室學習。

於是這些學生就也能從更快的步調、更豐富的課外活動、更高的教師期望和同儕支持中獲益。朱里安諾及其同事大衛.卡爾德(David Card)發現:在這種特殊教室學習的黑人和拉美裔「高成就學生」在數學和閱讀的成績大幅提升。在被安排進入這些教室之前,這些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成績比不上智商相同的白人學生。在那之後,這個差距消失了。

這些學生當中有更多人變得有資格繼續參加步調加速的課程,使他們走上新的學習道路。事實上,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整體數據情況都有了改變。事實證明,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前,這些學生不僅比較不可能被篩選為資優,而且更可能被篩選出有學習障礙。而這種加強篩選反映在智商分數的整體分布上。在進行普遍篩選之後,黑人和拉美裔學生的分數分布圖和白人學生的分數分布圖變得一致。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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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習慣偏見了嗎?當偏見成為文化中的刻板印象——《隱性偏見》
平安文化_96
・2022/12/17 ・2846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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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性偏見的概念指出偏見起作用的方式就像電路。這個電路始於我們從周圍世界吸收「文化知識」,當家人、媒體、課堂、鄰居給予我們有關不同群體的大量資訊。

這些知識當中有些是真實的,例如,從統計數字來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的確有差異。有些知識則並不為真:平均而言,男孩的數學成績並不優於女孩。隨著時間,這些訊息變成深埋在我們腦中的聯想和刻板印象。

當我們遇見觸發了這些聯想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我們的文化知識就會影響我們對當下情況的反應,包括我們會有什麼行動,會說些什麼,以及會有什麼感受。因此而出現的歧視行為會助長差異,而差異又會進一步餵養引發這整個過程的文化知識。而且我們每一次所看見的並非單一層面的身分,而是多重類別的身分,包括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其他,每一種身分都帶有可能被融入感知者腦中的聯想。

把隱性偏見視為一種電路,這個概念有助於解釋許多遭遇。

黑人學生在學校所受到的差別待遇

以小男孩小傑.鮑威爾(JJ Powell)為例。四歲時,小傑聰明而且合群。他能熟練地寫出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喜歡玩上學的遊戲,通常行為良好。可是他在家鄉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年春天,他母親圖妮特.鮑威爾(Tunette Powell)開始接到電話,要她去接小傑回家。他因為把口水滴在同學身上而被停學。另一次是因為他扔了一張椅子,還有一次則是在午睡時間不聽話。鮑威爾感到不解。她那個優秀、樂觀的兒子?「哇!」在一次訪談中她回憶說,「我是個失敗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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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後來她參加了小傑班上一個同學的生日會,開始和幼稚園的其他家長交談。有一個母親說她兒子狠狠地打了一個男孩,對方因此進了醫院。她的兒子並沒有被停學,她就只接到了一通電話。更多的家長說起自家小孩的行為問題。並沒有其他小孩被停學。事實上,其他的家長甚至不知道學校會使用這種懲罰。小傑被停學了三次。就鮑威爾所知,唯一的差別在於她的小孩是黑人,而其餘的小孩是白人。

黑人學生在學校更容易被懲罰。圖/envato.elements

鮑威爾的兒子不是特例。德州的一項研究檢視了幾百萬份的學校成績單和懲戒紀錄,其中有每一個在二○○○年至二○○二年之間開始就讀七年級的學生一直到十二年級的在校紀錄。這些紀錄包括所有違反行為規範(例如遲到或是服裝不整)的懲戒處分。校方可以自由裁量針對這些違紀行為的反應,可以做出校方認為適當的任何處罰。這項研究發現,黑人學生在第一次犯規時就被罰停學的可能性超過兩倍。

多項研究證實了此一模式。在心理學家菲利普.阿提巴.戈夫(Phillip Atiba Goff)及其同事所進行的一組研究中,受試者得知一個男孩的故事,這個男孩有反社會的行為,範圍從輕罪到重罪。接著受試者被問了一些問題,關於這個孩子的行為責任,以及在他行為背後的意圖。

在評估同樣的行為時,如果這個男孩是黑人,受試者就認為他更應該為他的行為受到責備;他們也高估了他的年紀,多達四歲以上,例如一個十三歲半的男孩被認為是個成年人。比起一樁輕罪,黑人小孩被視為更應該為一樁重罪受到責備;對白人小孩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當他行為的嚴重性增加,白人小孩被認為所需負的責任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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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把一名行為不檢的學生的在校紀錄拿給幾位老師看。如果那個學生是黑人,那些老師就更可能替這名學生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籤,而且更可能把第二次違規視為一種更嚴重的不良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按照隱性偏見的概念,小傑的老師吸收了帶有種族歧視的有關黑人兒童的刻板印象。當小傑拒絕午睡,她腦中的刻板印象影響了她對他和他的行為的解讀,使得她把這種行為看得比白人小孩的同等行為更嚴重,而把小傑視為更應該受到懲罰。

隱性偏見塑成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一個名叫郭伽(Philip Guo)的年輕計算機科學學生身上,有偏見的待遇對他有利。郭伽成長於一個華裔美國家庭,家人都主修人文科學。他在六年級時嘗試自學BASIC程式語言,但因為太難而放棄。後來,他在中學修了一門計算機科學課,那門課的老師在開課前幾週才學了教材。

這激發了他對撰寫程式的興趣,可是當他在二○○一年上了大學,他基本上是個初學者,尤其是相對於他的同學而言,他的許多同學在大一時就已經擁有十年撰寫程式的經驗。他修了入門的計算機科學課程,開始做暑期實習,這時他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事。他回憶說:「在開會時,別人似乎總是假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實他並不知道。當他因為感到茫然而沉默,同事以為他沉默是因為他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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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年當中,郭伽冒昧地寫電郵給教授,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在接下來那幾年裡,他得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工作,而他知道自己其實尚未擁有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這些工作上,他有機會習得知識,同時還獲得報酬,一直受益於別人對於他專業能力的假定。他回憶:「技術水準與我相似的其他人並未得到我所得到的鼓勵。」

郭伽的主管可能吸收了一種刻板印象,把他那種背景的人和技術專業能力連結在一起。當他們看見他在苦思一個問題,這些刻板印象就在他們腦中跳出來,影響了他們對他的所言所行、他的疑問乃至他的沉默的解讀。郭伽的經驗凸顯出偏見的一個重要面向:偏見不僅會在某些情況下造成不利條件,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創造出優勢。

亞裔美國人容易被認為有很優秀的專業技術。圖/envato.elements

同一個群體可以受到有利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也受到有害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有時候甚至是同一種刻板印象。例如,亞裔美國人給人的「模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掩蓋了諸如騷擾、種族歧視、貧窮、暴力和歧視的種種難題;這種刻板印象暗示出並不存在的同質性。

在學校裡,它掩蓋了學生對於資源與支持的需求。而且它無法保護人們不受到剝奪人性的待遇:一項針對哈佛大學入學申請紀錄的分析甚至表示亞裔申請人經常在「個性」這一項的評估中得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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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物學家本.巴雷斯來說,這個偏見迴路在他變性之前與之後發揮了不同的功能。在變性之前,別人透過對女性之刻板印象的鏡片來看待他,認為女性的科學能力比較差。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同事對他的工作與言行的看法。

他們認為他比較缺少權威、才華和價值,於是以打斷他、質疑他、否定他的專業能力作為回應。在變性之後,巴雷斯有了相反的經驗:他被視為更有能力、更有知識、更有權威,而且比較不適合被打斷。假如巴雷斯是屬於另一個種族或族裔的科學家,或是有某種身心障礙,他在變性前後的經驗就會有所不同。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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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文化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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