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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審資料與面試——自以為能騙過教授的高中生,恐怕超級多

寒波_96
・2021/04/08 ・1499字 ・閱讀時間約 3 分鐘 ・SR值 525 ・七年級

又到了大學多元入學的時節,備審資料與面試,是多元入學中能否錄取的關鍵,但是多數高中生不但缺乏經驗,更缺乏概念,以下分享一些相關的基本概念。

別搞錯狀況,高中生騙不到教授的

所有方式的多元入學,大學教師都是關鍵角色。有時候大學教授在社會上會成為被嘲笑的對象,例如很容易被詐騙之類的。確實,某些教授是生活白痴,離開自己專精的領域可謂一竅不通;但是

在本行的面試場子裡,高中生想騙過大學教師,基本上很難發生。

在本行的面試場子裡,高中生想騙過大學教師,基本上很難發生。圖/Pixabay

騙術高強到能騙過老師的高三生,不敢說沒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可是自以為能騙過教授的小朋友和家長,恐怕超級超級多。高中生必需認知到的重要原則是:教授沒那麼好騙。  

再怎麼不濟的教授,面對來找自己面試的高三生,99.9% 都是絕對碾壓。也許小朋友潛能很高,但是多年經驗的差距,是很難彌補的。  

備審資料隱惡揚善,但是不能說謊

備審資料該怎麼準備,面試時要如何回答?每個系都有不同的取材標準(若是標準一致就不是「多元」入學了),愈符合標準的機會愈大,如果目標是錄取,就蒐集情報,找個條件最符合的系,放棄機率不大的選擇。這點乍看是廢話,但是其實相當重要,一開始是否選擇適合的目標,對於最終成功與否的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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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審資料和面試必需一起考慮,因為兩者皆代表一個人的不同面向,不該有明顯矛盾。例如備審資料自稱熱衷文學,口試時被問到喜歡什麼作品,卻無法回答課本以外的項目,這種狀況就大大不妙。必需做好準備,

備審資料寫什麼,如果口頭被問,就要答的出來。

備審資料與面試在多元入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備審資料和面試必需一起考慮,才不會有資料與口試回答不符的狀況產生。圖/GIPHY

備審資料的重點不是精美,在於能否幫助你展現優點。好的備審資料必需有明確的重點,讓評審認為值得考慮;不要寫一堆言不及義的成語、形容詞(孝順、友善、朋友多之類的),要明確表達出關鍵能力。這部分是許多高中生非常欠缺的知識。

誠實是重要的原則。誠實的意思,不是說有什麼缺點都要通通坦白,而是不能說謊。一項能力只是普通,就不要說成很厲害,只是略懂,就根本不應該有提到的機會。

可是真的沒有值得一提的專長怎麼辦?這有兩個可能,第一,真的沒有特定優勢,那麼這種學生本來就不是多元入學希望網羅的目標。第二,其實有專長自己卻不知道,這樣跟一無所長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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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還在爭取面試機會時,要審慎評估自己的優缺點,挑選適合的目標。面試時的原則是隱惡揚善,搭配備審資料,儘量發揮自己的優勢,隱藏劣勢,不過千萬不要想要詐騙。絕大部分高中生的水準不但騙不過教授,反而只會害自己被扣分。

話說回來,申請入學時都覺得前路兇險,不過考驗其實在錄取以後才開始。

延伸閱讀: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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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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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碩士、文學與電影愛好者、戳樂黨員,主要興趣為演化,希望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同名粉絲團《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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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還要更快!讓國家級地震警報更好用的「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4/01/21 ・2584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本文由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 文/陳儀珈

從地震儀感應到地震的震動,到我們的手機響起國家級警報,大約需要多少時間?

臺灣從 1991 年開始大量增建地震測站;1999 年臺灣爆發了 921 大地震,當時的地震速報系統約在震後 102 秒完成地震定位;2014 年正式對公眾推播強震即時警報;到了 2020 年 4 月,隨著技術不斷革新,當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以下簡稱為地震中心)僅需 10 秒,就可以發出地震預警訊息!

然而,地震中心並未因此而自滿,而是持續擴建地震觀測網,開發新技術。近年來,地震中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 2.0「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預計讓臺灣的地震預警系統邁入下一個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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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上網路吧!用建設與技術,換取獲得地震資料的時間

「都會區強震預警精進計畫」起源於「民生公共物聯網數據應用及產業開展計畫」,該計畫致力於跨部會、跨單位合作,由 11 個執行單位共同策畫,致力於優化我國環境與防災治理,並建置資料開放平台。

看到這裡,或許你還沒反應過來地震預警系統跟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有什麼關係,嘿嘿,那可大有關係啦!

當我們將各種實體物品透過網路連結起來,建立彼此與裝置的通訊後,成為了所謂的物聯網。在我國的地震預警系統中,即是透過將地震儀的資料即時傳輸到聯網系統,並進行運算,實現了對地震活動的即時監測和預警。

地震中心在臺灣架設了 700 多個強震監測站,但能夠和地震中心即時連線的,只有其中 500 個,藉由這項計畫,地震中心將致力增加可連線的強震監測站數量,並優化原有強震監測站的聯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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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中心的評估中,可以連線的強震監測站大約可在 113 年時,從原有的 500 個增加至 600 個,並且更新現有監測站的軟體與硬體設備,藉此提升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

由此可知,倘若地震儀沒有了聯網的功能,我們也形同完全失去了地震預警系統的一切。

把地震儀放到井下後,有什麼好處?

除了加強地震儀的聯網功能外,把地震儀「放到地下」,也是提升地震預警系統效能的關鍵做法。

為什麼要把地震儀放到地底下?用日常生活來比喻的話,就像是買屋子時,要選擇鬧中取靜的社區,才不會讓吵雜的環境影響自己在房間聆聽優美的音樂;看星星時,要選擇光害比較不嚴重的山區,才能看清楚一閃又一閃的美麗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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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有太多、太多的環境雜訊了,因此當地震儀被安裝在地表時,想要從混亂的「噪音」之中找出關鍵的地震波,就像是在搖滾演唱會裡聽電話一樣困難,無論是電腦或研究人員,都需要花費比較多的時間,才能判讀來自地震的波形。

這些環境雜訊都是從哪裡來的?基本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人為震動,對地震儀來說,都有可能是「噪音」!

當地震儀靠近工地或馬路時,一輛輛大卡車框啷、框啷地經過測站,是噪音;大稻埕夏日節放起絢麗的煙火,隨著煙花在天空上一個一個的炸開,也是噪音;台北捷運行經軌道的摩擦與震動,那也是噪音;有好奇的路人經過測站,推了推踢了下測站時,那也是不可忽視的噪音。

因此,井下地震儀(Borehole seismometer)的主要目的,就是盡量讓地震儀「遠離塵囂」,記錄到更清楚、雜訊更少的地震波!​無論是微震、強震,還是來自遠方的地震,井下地震儀都能提供遠比地表地震儀更高品質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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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於 2008 年展開建置井下地震儀觀測站的行動,根據不同測站底下的地質條件,​將井下地震儀放置在深達 30~500 公尺的乾井深處。​除了地震儀外,站房內也會備有資料收錄器、網路傳輸設備、不斷電設備與電池,讓測站可以儲存、傳送資料。

既然井下地震儀這麼強大,為什麼無法大規模建造測站呢?簡單來說,這一切可以歸咎於技術和成本問題。

安裝井下地震儀需要鑽井,然而鑽井的深度、難度均會提高時間、技術與金錢成本,因此,即使井下地震儀的訊號再好,若非有國家建設計畫的支援,也難以大量建置。

人口聚集,震災好嚴重?建立「客製化」的地震預警系統!

臺灣人口主要聚集於西半部,然而此區的震源深度較淺,再加上密集的人口與建築,容易造成相當重大的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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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都會區的建築老舊且密集,當屋齡超過 50 歲時,它很有可能是在沒有耐震規範的背景下建造而成的的,若是超過 25 年左右的房屋,也有可能不符合最新的耐震規範,並未具備現今標準下足夠的耐震能力。 

延伸閱讀:

在地震界有句名言「地震不會殺人,但建築物會」,因此,若建築物的結構不符合地震規範,地震發生時,在同一面積下越密集的老屋,有可能造成越多的傷亡。

因此,對於發生在都會區的直下型地震,預警時間的要求更高,需求也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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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心著手於人口密集之都會區開發「客製化」的強震預警系統,目標針對都會區直下型淺層地震,可以在「震後 7 秒內」發布地震警報,將地震預警盲區縮小為 25 公里。

111 年起,地震中心已先後完成大臺北地區、桃園市客製化作業模組,並開始上線測試,當前正致力於臺南市的模組,未來的目標為高雄市與臺中市。

永不停歇的防災宣導行動、地震預警技術研發

地震預警系統僅能在地震來臨時警示民眾避難,無法主動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若人民沒有搭配正確的防震防災觀念,即使地震警報再快,也無法達到有效的防災效果。

因此除了不斷革新地震預警系統的技術,地震中心也積極投入於地震的宣導活動和教育管道,經營 Facebook 粉絲專頁「報地震 – 中央氣象署」、跨部會舉辦《地震島大冒險》特展、《震守家園 — 民生公共物聯網主題展》,讓民眾了解正確的避難行為與應變作為,充分發揮地震警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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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地震中心預計於 114 年將都會區的預警費時縮減為 7 秒,研發新技術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他們將應用 AI 技術,持續強化地震預警系統的效能,降低地震對臺灣人民的威脅程度,保障你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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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學童在教育現場面臨哪些挑戰?老師、家長又面臨哪些抉擇?——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中心曾凡慈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4/03/08 ・5646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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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為什麼「特別」=不正常?

回想求學過程中,你是否曾煩惱特立獨行的行為會成為老師和同學眼中的「異類」?當社會慣用同一套標準檢視每個人,你我都可能被貼上「污名標籤」。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她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探討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特別在臺灣的教育現場,有一群「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學童,經常被貼上社會加諸的「疾病污名標籤」。一起來認識 ADHD ,聽聽成人患者、家長與老師們的親身經歷,了解他們如何面對污名?怎麼看待正常與異常的界線?

圖|iStock

ADHD 學童與教育者會遇到哪些困境?

就讀小學五年級的小曉,外表與一般小女孩無異,卻經常坐立不安、注意力難集中,甚至瞬間情緒崩潰。在班上不只被同學霸凌孤立,還被其他家長視為問題兒童,責備小曉的父母沒有善盡教養義務。

小曉的父親長年在國外工作,導致養育責任、就醫治療的重擔全落在母親薇芳身上。面對女兒一天到晚闖禍,在家又不按時吃藥,母女兩人經常爆發衝突。龐大的身心壓力讓薇芳不禁心想:「如果沒有妳,我是不是能做自己?」

從香港來的新老師保羅試圖幫助小曉融入學校生活、緩解薇芳的壓力,成為母女兩人的避風港,也背負是否因特殊原因而關照小曉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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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小曉》道盡「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 )學童在臺灣教育環境經常發生的狀況,以及家長與老師面臨的教養與照護困境。

究竟 ADHD 在兒童間的盛行率有多少?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 2022 年發行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顯示, ADHD 在全球兒童中的盛行率推估為 7.2 % 。臺灣 2019 年對全國中小學生進行的抽樣調查研究則發現,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 ADHD 診斷準則(DSM-5)的學生比例高達 10 % 。

換言之,每 100 名學生中約有 10 名有明顯的 ADHD 症狀。面對這麼高的比例,社會大眾對 ADHD 的認識卻不夠普及。究竟 ADHD 有什麼樣的表現?如何協助孩子調整身心狀況、應對治療伴隨的疾病污名標籤?家長、老師等照護者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容易被污名化的「隱性障礙」!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
圖|之有物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試圖理解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近年來持續探討 ADHD 等「隱性障礙」在教育場域如何被醫療化、標籤化,以及親職角色面臨的各種教養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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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隱性障礙」是指:病況模糊、有爭議或不可見,需要精神藥物、心理與特殊教育介入,從而為家長帶來尋求診斷與治療的複雜挑戰。

ADHD 即是一種隱性障礙,對生活的影響通常反映在人際互動與學習表現上,詳細診斷標準可參考臺大神經部衛教說明,主要症狀整理如下:

圖|之有物(資料來源|臺大神經部衛教說明

由於 ADHD 的行為樣態多元、表現程度不一,而且可能隨著成長過程而改善或惡化,讓位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經常面對的難題是:究竟孩子只是不夠努力,還是真的無法控制自己?

這種判斷困難常出現在孩子重新分班、需適應新環境時。大部分老師會先觀察半學期至一學期,如果孩子的行為一直沒有改善,就會試著與家長溝通,評估是否帶孩子就醫檢查。因此,求學階段通常是孩子被診斷出 ADHD 的高峰期。

由於臺灣社會長期缺乏隱性障礙的觀念,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會認為是小孩天性調皮,只要嚴加管教就會慢慢改善,並不會直接想到看醫生,而且民眾普遍對看精神科有不好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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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老師提議帶孩子就醫,多數家長一時之間可能難以接受,再加上每個家庭具備的文化與經濟資本不同,對親職角色的焦慮程度不一,也進而影響家長選擇的回應方式。

為了深入了解隱性障礙對親職造成的挑戰,曾凡慈訪談了 50 位家中有隱性障礙學童的家長,分別具備不同教育程度、家庭型態、社經地位等條件,並藉由發展「道德工作」概念來考察這種獨特的親職任務。什麼是「道德工作」呢?

道德工作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判斷哪些目標值得追求?怎樣的做法比較適當?又應該相信什麼、感受什麼與做什麼,才算善盡職責?

這對一般父母來說絕非易事,應該讓孩子養成乖巧懂事還是自由自在?要努力培養未來競爭力還是享受快樂童年?一道道選擇題已夠令人煩惱,如果孩子的氣質特殊,情緒行為不符合大部分孩子的常態時,將更難仰賴一套明確的價值指引行事,因此需要透過更加複雜的道德工作來幫自己和孩子應付日常難題。

對孩子有隱性障礙的家長來說,道德工作要處理的問題通常包括:該不該用「病」的框架來解釋孩子的違常行為?如果能治療,什麼才是「應該的」目的?要讓孩子擁有公開的障礙身分,還是盡量隱瞞以避免污名?面對孩子持續表現出失序的狀態,該體諒包容還是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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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看看與 ADHD 孩童朝夕相處的家長與老師們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家長面對 ADHD 子女時須處理的道德工作
圖|之有物

ADHD 學童與其家長面臨哪些選擇?

曾凡慈發現,從親職的角度考量,家長首先須設法釐清問題屬性:究竟孩子的行為是個性、環境或病理所致?才能決定該往什麼方向努力。

承認孩子可能患有 ADHD 是家長要克服的首要難題,尤其在臺灣想獲得特殊教育資源,或讓學校接受孩子的差異、提供相應的對待,通常得先取得醫療診斷,使得就醫並接受藥物治療成為某些家長維護孩子受教權的策略。

緊接著家長要摸索的是,怎麼教導孩子看待吃藥行為可能帶來的「污名標籤」。例如有孩子因為吃藥而被同學取笑,與同學發生紛爭時也常被問「今天是不是沒吃藥」。如果沒有妥善處理,診斷用藥將增加孩子被歧視的風險,也會降低孩子配合治療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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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家長則教孩子以「尋常化」的態度看待用藥。例如告訴孩子「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點病,像是阿公也每天在吃糖尿病的藥」。或者說吃的是「聰明藥」、「專心藥」,吃藥不代表「有病」,而是能在學校表現的更好。

也有部分家長採取「以醫療模式轉移污名」的策略,讓孩子相信只要「治好」就不會發生污名問題。

例如有的孩子主要是注意力不足( ADHD 的一種次類型),家長引用醫生的說法向孩子強調「你是注意力不足不是過動」。每當孩子接受積極治療、在學校的表現明顯進步時,家長也會藉此培養孩子有自信的應對方式,下次再被同學取笑時可以勇敢回覆:「我只是注意力不足」、「我現在都好了」。

吃藥行為常讓 ADHD 患者被貼上「有病才吃藥」的污名標籤,如何教導孩子正向看待吃藥,是家長面臨的挑戰之一。
圖|iStock

當然也有比較特殊的案例,曾凡慈訪談的家長中,有位媽媽教孩子不要主動挑釁他人,可是一旦別人欺負到你頭上,就一定要捍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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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人罵孩子吃藥就是神經病,她要孩子大力反擊:「你才有病!又不是你要吃藥,關你什麼事?」雖然這麼做無法改善孩子的人際關係,但曾凡慈指出,我們的社會存在一種奇怪的權力,自以為「正常」的人能隨便對被視為「異常」的人指指點點,這種權力應該被揭露和挑戰:

教養方式沒有絕對好壞,教孩子言語反擊,看似在破壞社會互動秩序,實際上是讓孩子正面回擊污名化背後的權力關係。

環境、家庭、教育現場不同會造成什麼差異?

從事隱性障礙的道德工作時,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家長的教養方式可能因不同的文化和經濟資本而產生差異,這將影響家長與老師的溝通,以及孩子可得到的教育與醫療資源。

例如某些家長比較有能力與老師對等討論,一起摸索出適合孩子的學習方式,也比較有能力爭取醫療資源、進行污名管理。課餘時間還會陪孩子完成課業、調整情緒行為,甚至自費取得其他輔助資源。

其中一位有教育學博士學位的家長令曾凡慈印象深刻。這位母親為了讓患有 ADHD 的孩子得到最佳照護,自行創辦了幼兒園,過程中投入的金錢與時間精力,超乎一般家長所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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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並非每位家長都有能力為孩子做那麼多,許多家長可能因工作繁忙、手頭不寬裕,或對 ADHD 等隱性障礙缺乏認知,因而無法長期陪伴孩子、或與老師密切溝通,也沒有餘裕定期請假帶孩子回診。

如果老師跟家長的溝通卡關,又正好遇到老師的教學標準較高,可能會認為只要家長不願帶孩子就醫,就沒有立場對疑似有 ADHD 症狀的學生進行個別調整或導入特教資源,這將導致各方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近期曾凡慈也開始訪問教過 ADHD 學生的老師,希望了解他們遇到的教學難題與處理經驗。

老師的壓力之大在於,既要在教學上符合全班學生對「公平性」的期待,又要對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進行「彈性調整」。如果家長不願讓學生接受診斷,面對看似 ADHD 的學生,究竟要用平常標準要求還是寬容對待?如何避免其他人抱怨老師沒有一視同仁?都將陷老師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面對教育現場因不同理念而產生的紛爭,老師非常需要家長與專家的支持,也需要額外人力幫忙分擔並改善孩子在學校的狀況,否則老師疲於應付、教學品質也難以維持。

曾凡慈訪談的老師們也分享了有助增進教學知能的資源,例如現在的教師研習會將 ADHD 等隱性障礙的基本知識與教學策略納入課程,參加教學互助社群也有助交流在教學現場可應用的實務技巧。

此外,老師們也希望有彈性的人力調度,能適時支援臨時狀況。例如孩子坐不住、或行為失控需要拉開距離時,可以有行政體系的老師陪孩子出去走走、緩和情緒。如何讓專業資源與輔助人力能及時支援教育現場,是日後值得關注的課題。

曾凡慈認為彈性的教學設計日趨重要,過去會要求孩子都乖乖坐著上課,字都要整齊寫在方格內,讓精力旺盛的孩子備感挫折。比較務實的做法是,透過教室管理技巧吸引孩子注意力,藉由教學設計來滿足探索與運動等需求,並依據孩子不同的能力來調整標準。
圖|iStock

「可不可以讓我們的差異變成獨特?」

未來曾凡慈也將持續訪談成人 ADHD 患者,了解他們怎麼走過求學與治療階段,怎麼看待自己的身心狀態。訪談過程中發現,雖然成長過程有其艱辛之處,但也出現正向看待 ADHD 的社群。

許多在童年時期被診斷出 ADHD 的孩子已長大成人,並開始透過聚會重新思考 ADHD 對自己的意義,致力推動社會大眾以正向心態看待 ADHD,甚至語帶自信地以「A 咖」自稱!

曾凡慈非常樂見創造正向標籤的行動能延續下去。例如「 A 咖」社群中有人認為 ADHD 就是一種個人特質,有天馬行空的創意、勇於跳脫常軌,擅長抓住大方向且不拘小節。此外,「怕無聊」的個性讓他們幾乎終其一生都在尋求新鮮挑戰,過著樂在學習的精彩人生。

然而,曾凡慈也注意到,部分 A 咖仍需要藥物及諮商資源,協助他們應付大學生活,以及工作職場上更加嚴峻的挑戰。有些人很需要心理師擔任一對一的「 ADHD 教練」,訓練人際相處應對、生活安排與工作規畫,或調適因外在刺激而累積的壓力。

然而,目前心理諮商或治療都所費不貲,如果不住在大都市,相關資源將更難取得,導致他們只能靠自助或社群互助,慢慢摸索自我調適策略,比一般同齡人更加辛苦。

因此,有些成年患者會為了使用校內免費的心理諮商服務,選擇延畢或繼續念研究所,導致出社會的時間往後拖延、影響職涯發展。

我們不能否認病症會為患者帶來應付生活的困難,但隨著隱性障礙逐漸被視為人類行為多元光譜的一環,我們也看到了改變的契機。

曾凡慈期許:「我們不該只想著指認孩子的內在缺失,甚至期待醫師將他們治癒,使他們能適應主流環境。」更該轉向思考的是:

如何支持個別差異,發展有利於所有人的教育文化與社會體系。

曾凡慈期許社會大眾能轉向思考:如何支持個別差異,發展有利於所有人的教育文化與社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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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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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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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加高齡,「這代」最不幸?
鄭國威 Portnoy_96
・2022/01/28 ・4563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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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r Iku 老師這支談論台灣少子化原因的新熱門影片,以及底下清一色支持的留言,你看過了嗎?

在影片裡,Iku 老師把台灣少子化的原因歸咎於「房價」,想必是很多人的心聲,起碼在底下留言的人都這麼說。然而我想趁著這機會,補充一點不討喜的個人意見。

看人口數字是我的興趣。每個月月中,我總是迫不及待到內政部戶政司,下載上個月的戶籍人口統計速報來閱讀。這些數據就像預知未來的水晶球,非常準確,有憑有據。

這個興趣,受到台灣越來越多關於少子高齡化的討論(例如 IKU 老師這則影片、或這類 PTT 文),以及《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論述所刺激,而漸漸養成。

例如他在 2010 年時的這則 TED 演講中,他以每個 IKEA 的箱子比喻 10 億人口,表示若能讓生活條件處於全球最低的 25% 人口的兒童存活率跟教育水準提升,全球總人口有望控制在 90 億人,利於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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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另一場精彩的 2015 年演講以及《真確》一書中則是預測全球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 110 億,而且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兒童的數量在 2000 年前便已經達頂。每年全球新生兒數量最高為 2014 年的 1 億 4000 萬,一段時間後開始下降。趨勢是亞洲的兒童數量下降,非洲的兒童數量上升,美洲跟歐洲則大致持平;全球人口增長至 110 億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非洲跟亞洲的高齡人口,而非新生兒。演講還有很多精彩亮點,就留給各位自己觀看了。

引用漢斯羅斯林在演講中說的一段話:

「當非洲最窮困人口依舊看著孩子早夭、村子沒學校、需要小孩幫忙工作,他們就不會用避孕措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說她們因為得工作養家沒去上學。當狀況是這樣,他們就會要多生孩子……」「……有些男人會自豪於有 7個、8個、9個小孩,而不是孩子過得好不好…這是陳舊父權思考。男人應該為自己的孩子過得如何、生活是否開心而自豪。這就是我引以為傲的。」

截圖取自 Why the world population won’t exceed 11 billion

過去:回歸現象起點——1976-85 的回聲嬰兒潮

我今年 40 歲,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與我一樣在 1981 年出生的有 41.5 萬人,作為比較,去年 2021 年的出生人口只有 15.3 萬,較 40 年前少了 63% 的新生兒。然而這不是一天造成的,台灣的兒童人口(0-14 歲)早在 1972 年就達到峰值 583.3 萬人,之後再也沒有超過。2021 年的台灣兒童人口是 289 萬人,不到峰值的一半,是幾十年前就註定的結果。

就像眾多遊客湧向特定景點,創造了消費,蓋起了旅館跟遊樂園,但也留下大堆垃圾跟難以收拾的環境破壞。我們這一代(1981上下五年出生,六年級後段跟七年級前段班)的人太多了,有如在時間線上冒出一大批不守規矩的遊客,若照美國的用語,我們這代人就是「回聲嬰兒潮世代(Echo Boomers)」,指的是嬰兒潮世代的孩子,如今是人數最龐大的一個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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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這波回聲嬰兒潮的出生人數(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民國 65 年 (1976) 年:425,886
民國 66 年 (1977) 年:395,260
民國 67 年 (1978) 年:413,270
民國 68 年 (1979) 年:423,266
民國 69 年 (1980) 年:413,177
民國 70 年 (1981) 年:415,808
民國 71 年 (1982) 年:403,143
民國 72 年 (1983) 年:382,313
民國 73 年 (1984) 年:370,078
民國 74 年 (1985) 年:344,101

從人口金字塔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代人就是中間突出的那幾根橫槓。

截圖取自國發會人口推估統計查詢系統


比起我們的上一代,我們這代兒童死亡率更低、受教育時間更長、平均壽命(應該)也會更長。所以我們這些橫槓會持續往上、老去,壓著下面的世代。

我們這代人數量之多,成長到了一個年齡段,就在那個時間創造出新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一離開該年齡段,原本為了解決問題而趕工出來的設施、做法、人力,又突然沒足夠多的人用了,變成另一堆問題。

例如廣設大學就是一個例子。對我的上一代(1940-1960初 出生)來說,念大學是超級窄門,學習壓力非常大,社會階級流動機會少,所以他們決定廣設大學。到了我這一代,想念大學簡單多了。但我們這波過了之後,大學就變得太多了,知識更是爆炸到大學無法負荷,多到讓這個體制的存在價值不再明顯,只好透過 USR(大學社會責任)來證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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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不是說知識、教育、或教授失去存在價值,而是傳統的「大學」體制。)

我們這一代的人太多了,其中很多離開家鄉到都市念大學。受教育的時間繼續延長、加上離家東南西北漂、大多在高消費的都市工作、娛樂、學習。由兩、三人組成的核心家庭戶數快速增加,都會住房的需求大增,結婚生育的動機則大減。同時地方偏鄉逐漸凋敝,也才有了「地方創生」的口號跟需要。

未來:當回聲嬰兒潮變成老人潮——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

接下來,由於醫療持續進步,我們這代人(1980 年前後出生)不需要特別幸運,都還會活上好幾十年,而現在在談的「未來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就是我們這一代變老造成的。

以數據來說,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到了 2050 年,也就是我 68 歲的時候,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 745 萬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65 歲以上人口最高的數字,佔總人口的比例推估是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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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數就開始下降,但佔總人口的比例將持續增加,最高將在 2069 年達到 41.8%,那時我如果還活著,已是行將就木的 87 歲。如果現在我們覺得台灣醫療跟長照的壓力已經很重,到時候更難以想像,因為台灣仰賴的東南亞國家年輕人力也已老去、新生的年輕人力自己國內都不夠用。

那時候的我就是壓力本身。但只要我們這一代過世,壓力又會迅速減低。可以想像到時許多醫療跟長照的設施會面臨如現在學校一樣的問題——當然,前提是社會真的願意投入那麼多資源在我們這些老人身上。

現況:正值壯年的回聲嬰兒潮,該為下一代留下適合生存的世界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9 年的「大專院校大學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今年(2022)年入學的大學生將跌破 20 萬,約為 19.3 萬人,其中技職體系佔 10.2 萬人,一般體系佔 9.1 萬人。然後大概起起伏伏到 2034 年。按照人口推估,之後大學新生會快速下探到 14 萬以下。對非常多新進的大學老師來說,從現在起算的職涯年限會短於 15 年,更別說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取得教職。跟我同一代念到博士的,極少能在大學卡位取得正式教職,大學生跟教授的年紀差距繼續拉大。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除了大學近乎徒勞無功地往高中搶越來越少的學生、到國外招生(甚至搞出這類情事),產業也往大學搶人才,例如產學合作、預定就職、甚至與產業合辦學院。然而半導體以外,台灣政府規劃發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都需要人才,但光是半導體就把大部分的人吸走了,讓其他產業叫苦連天,包括一般服務業。更何況這六個戰略產業也不只台灣要發展,每個國家都在發展,都在搶人,迎來大招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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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已經很嚴重的生態破壞、垃圾污染、能源問題,基本上都是我們這一代人過度消費造成的。例如過去 40 年人類產生出的碳排放比 1750 年工業革命後兩百年加起來還多。相較於我們這一代,上一代人曾經窮過,沒有那麼浪費資源,而下一代人則沒有那麼多人,也不像我們這代那麼浪費。綜合上述,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

全球平均每月二氧化碳濃度趨勢圖。資料來源/美國全球變遷研究計畫

而我認為,我們這代人在認清自己就是問題之後,該努力扮演問題以外的角色。我們如今 40 歲上下,正式承接臺灣社會骨幹、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開始獲得當家實權,我們必須從「問題」變成「問題解決者」,把自己這代人造成的問題自己解決掉。

少子化,也許是另一種解決方案

我曾在另一篇評論裡寫過,我不把台灣人生育率低看作壞事或好事,而是視為一個機會,這其實也受漢斯羅斯林「可能性主義者」的態度所影響。我在該文的重點有二:

  1. 即使各種讓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如房價、工時、養育成本、性別分工都逐漸減少、降低、消失,台灣的生育率不會回漲多少。全球 131 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 2.1 以下,未達世代更替水平,連孟加拉、印尼、越南都已經低於 2.1。
  2. 我們這代人太多了,消費資源的方式過劇,台灣的環境承載不了。但我們沒有動用強制且不人道的方式降低人口壓力,如漫威電影裡的薩諾斯、《進擊的巨人》裡的吉克、或是現實世界的中國,而是接近自願的減少生育。這是我們這代人少有的好抉擇。

我們這代人必須做出更多好抉擇。2050 年的時候,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仍在,還是一人一票,那麼跟我一樣 60-70 歲的人可以用票數輾壓一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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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不現在就改變認知與態度,不認清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就是我們自己,依舊只為了我們這人數過多一代的爆量需求設想、抱怨,那未來的年輕人肯定會恨死我們這些老人,因為「民主」對他們來說將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將放棄參與,更不抱持任何進步的希望。

我們這一代需要趁現在解決我們造成的問題,不然這些問題就會解決我們。不用擔心到時的年輕人會把我們老人扛到深山丟棄,他們人手不夠、自顧不暇。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想留下什麼 Legacy,只剩下 10 年左右的時間。若拖到 20 年,我們就太老了,更何況我們這代因為人數過多,必須要比上一代更早把實權交棒給下一代——起碼我們當中一大部分人得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並且真的這麼做。

我只有一個女兒,她跟我差 30 歲。我希望當她這一代人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不會陷入愁雲慘霧,對我跟我這代 (老) 人充滿無盡怨懟,只因我們以前什麼都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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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有機會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們比我們上一代有餘裕思考未來,也比我們下一代有改變未來的迴轉空間。科學、教育、人才都是泛科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改變未來重要的關鍵。針對這三大主題,去連結這一代最厲害、最有心的專家夥伴,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是我未來 10 年打算做的事,因為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了。

所有討論 12
鄭國威 Portnoy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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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種小時候很喜歡看科學讀物,以為自己會成為科學家,但是長大之後因為數理太爛,所以早早放棄科學夢的無數人其中之一。怎知長大後竟然因為諸般因由而重拾科學,與夥伴共同創立泛科學。現為泛科知識公司的知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