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審資料與面試——自以為能騙過教授的高中生，恐怕超級多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YouTuber Iku 老師這支談論台灣少子化原因的新熱門影片，以及底下清一色支持的留言，你看過了嗎？

在影片裡，Iku 老師把台灣少子化的原因歸咎於「房價」，想必是很多人的心聲，起碼在底下留言的人都這麼說。然而我想趁著這機會，補充一點不討喜的個人意見。

看人口數字是我的興趣。每個月月中，我總是迫不及待到內政部戶政司，下載上個月的戶籍人口統計速報來閱讀。這些數據就像預知未來的水晶球，非常準確，有憑有據。

這個興趣，受到台灣越來越多關於少子高齡化的討論（例如 IKU 老師這則影片、或這類 PTT 文），以及《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論述所刺激，而漸漸養成。

例如他在 2010 年時的這則 TED 演講中，他以每個 IKEA 的箱子比喻 10 億人口，表示若能讓生活條件處於全球最低的 25% 人口的兒童存活率跟教育水準提升，全球總人口有望控制在 90 億人，利於永續發展。

他在另一場精彩的 2015 年演講以及《真確》一書中則是預測全球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 110 億，而且根據聯合國數據，全球兒童的數量在 2000 年前便已經達頂。每年全球新生兒數量最高為 2014 年的 1 億 4000 萬，一段時間後開始下降。趨勢是亞洲的兒童數量下降，非洲的兒童數量上升，美洲跟歐洲則大致持平；全球人口增長至 110 億的原因，主要來自於非洲跟亞洲的高齡人口，而非新生兒。演講還有很多精彩亮點，就留給各位自己觀看了。

引用漢斯羅斯林在演講中說的一段話：

「當非洲最窮困人口依舊看著孩子早夭、村子沒學校、需要小孩幫忙工作，他們就不會用避孕措施。（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拉拉說她們因為得工作養家沒去上學。當狀況是這樣，他們就會要多生孩子……」「……有些男人會自豪於有 7個、8個、9個小孩，而不是孩子過得好不好…這是陳舊父權思考。男人應該為自己的孩子過得如何、生活是否開心而自豪。這就是我引以為傲的。」

過去：回歸現象起點——1976-85 的回聲嬰兒潮

我今年 40 歲，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與我一樣在 1981 年出生的有 41.5 萬人，作為比較，去年 2021 年的出生人口只有 15.3 萬，較 40 年前少了 63% 的新生兒。然而這不是一天造成的，台灣的兒童人口（0-14 歲）早在 1972 年就達到峰值 583.3 萬人，之後再也沒有超過。2021 年的台灣兒童人口是 289 萬人，不到峰值的一半，是幾十年前就註定的結果。

就像眾多遊客湧向特定景點，創造了消費，蓋起了旅館跟遊樂園，但也留下大堆垃圾跟難以收拾的環境破壞。我們這一代（1981上下五年出生，六年級後段跟七年級前段班）的人太多了，有如在時間線上冒出一大批不守規矩的遊客，若照美國的用語，我們這代人就是「回聲嬰兒潮世代（Echo Boomers）」，指的是嬰兒潮世代的孩子，如今是人數最龐大的一個世代。

以下列出這波回聲嬰兒潮的出生人數（根據內政部戶政司）
民國 65 年 (1976) 年：425,886
民國 66 年 (1977) 年：395,260
民國 67 年 (1978) 年：413,270
民國 68 年 (1979) 年：423,266
民國 69 年 (1980) 年：413,177
民國 70 年 (1981) 年：415,808
民國 71 年 (1982) 年：403,143
民國 72 年 (1983) 年：382,313
民國 73 年 (1984) 年：370,078
民國 74 年 (1985) 年：344,101

從人口金字塔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這代人就是中間突出的那幾根橫槓。

比起我們的上一代，我們這代兒童死亡率更低、受教育時間更長、平均壽命（應該）也會更長。所以我們這些橫槓會持續往上、老去，壓著下面的世代。

我們這代人數量之多，成長到了一個年齡段，就在那個時間創造出新的社會問題；但是，我們一離開該年齡段，原本為了解決問題而趕工出來的設施、做法、人力，又突然沒足夠多的人用了，變成另一堆問題。

例如廣設大學就是一個例子。對我的上一代（1940-1960初 出生）來說，念大學是超級窄門，學習壓力非常大，社會階級流動機會少，所以他們決定廣設大學。到了我這一代，想念大學簡單多了。但我們這波過了之後，大學就變得太多了，知識更是爆炸到大學無法負荷，多到讓這個體制的存在價值不再明顯，只好透過 USR（大學社會責任）來證明自己。

（注意：我不是說知識、教育、或教授失去存在價值，而是傳統的「大學」體制。）

我們這一代的人太多了，其中很多離開家鄉到都市念大學。受教育的時間繼續延長、加上離家東南西北漂、大多在高消費的都市工作、娛樂、學習。由兩、三人組成的核心家庭戶數快速增加，都會住房的需求大增，結婚生育的動機則大減。同時地方偏鄉逐漸凋敝，也才有了「地方創生」的口號跟需要。

未來：當回聲嬰兒潮變成老人潮——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

接下來，由於醫療持續進步，我們這代人（1980 年前後出生）不需要特別幸運，都還會活上好幾十年，而現在在談的「未來老齡化最嚴重的時期」，就是我們這一代變老造成的。

以數據來說，根據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到了 2050 年，也就是我 68 歲的時候，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將達 745 萬人，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65 歲以上人口最高的數字，佔總人口的比例推估是 36.6%。

過了 2050 年，65 歲以上人口數就開始下降，但佔總人口的比例將持續增加，最高將在 2069 年達到 41.8%，那時我如果還活著，已是行將就木的 87 歲。如果現在我們覺得台灣醫療跟長照的壓力已經很重，到時候更難以想像，因為台灣仰賴的東南亞國家年輕人力也已老去、新生的年輕人力自己國內都不夠用。

那時候的我就是壓力本身。但只要我們這一代過世，壓力又會迅速減低。可以想像到時許多醫療跟長照的設施會面臨如現在學校一樣的問題——當然，前提是社會真的願意投入那麼多資源在我們這些老人身上。

現況：正值壯年的回聲嬰兒潮，該為下一代留下適合生存的世界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9 年的「大專院校大學1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今年（2022）年入學的大學生將跌破 20 萬，約為 19.3 萬人，其中技職體系佔 10.2 萬人，一般體系佔 9.1 萬人。然後大概起起伏伏到 2034 年。按照人口推估，之後大學新生會快速下探到 14 萬以下。對非常多新進的大學老師來說，從現在起算的職涯年限會短於 15 年，更別說許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取得教職。跟我同一代念到博士的，極少能在大學卡位取得正式教職，大學生跟教授的年紀差距繼續拉大。

除了大學近乎徒勞無功地往高中搶越來越少的學生、到國外招生（甚至搞出這類情事），產業也往大學搶人才，例如產學合作、預定就職、甚至與產業合辦學院。然而半導體以外，台灣政府規劃發展的六大核心戰略產業都需要人才，但光是半導體就把大部分的人吸走了，讓其他產業叫苦連天，包括一般服務業。更何況這六個戰略產業也不只台灣要發展，每個國家都在發展，都在搶人，迎來大招募時代。

再者，已經很嚴重的生態破壞、垃圾污染、能源問題，基本上都是我們這一代人過度消費造成的。例如過去 40 年人類產生出的碳排放比 1750 年工業革命後兩百年加起來還多。相較於我們這一代，上一代人曾經窮過，沒有那麼浪費資源，而下一代人則沒有那麼多人，也不像我們這代那麼浪費。綜合上述，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問題，就是我們自己。

而我認為，我們這代人在認清自己就是問題之後，該努力扮演問題以外的角色。我們如今 40 歲上下，正式承接臺灣社會骨幹、不管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都開始獲得當家實權，我們必須從「問題」變成「問題解決者」，把自己這代人造成的問題自己解決掉。

少子化，也許是另一種解決方案

我曾在另一篇評論裡寫過，我不把台灣人生育率低看作壞事或好事，而是視為一個機會，這其實也受漢斯羅斯林「可能性主義者」的態度所影響。我在該文的重點有二：

1. 即使各種讓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如房價、工時、養育成本、性別分工都逐漸減少、降低、消失，台灣的生育率不會回漲多少。全球 131 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 2.1 以下，未達世代更替水平，連孟加拉、印尼、越南都已經低於 2.1。
2. 我們這代人太多了，消費資源的方式過劇，台灣的環境承載不了。但我們沒有動用強制且不人道的方式降低人口壓力，如漫威電影裡的薩諾斯、《進擊的巨人》裡的吉克、或是現實世界的中國，而是接近自願的減少生育。這是我們這代人少有的好抉擇。

我們這代人必須做出更多好抉擇。2050 年的時候，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仍在，還是一人一票，那麼跟我一樣 60-70 歲的人可以用票數輾壓一切決策。

如果我們不現在就改變認知與態度，不認清台灣所有重大問題的根源就是我們自己，依舊只為了我們這人數過多一代的爆量需求設想、抱怨，那未來的年輕人肯定會恨死我們這些老人，因為「民主」對他們來說將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將放棄參與，更不抱持任何進步的希望。

我們這一代需要趁現在解決我們造成的問題，不然這些問題就會解決我們。不用擔心到時的年輕人會把我們老人扛到深山丟棄，他們人手不夠、自顧不暇。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想留下什麼 Legacy，只剩下 10 年左右的時間。若拖到 20 年，我們就太老了，更何況我們這代因為人數過多，必須要比上一代更早把實權交棒給下一代——起碼我們當中一大部分人得知道這件事有多重要，並且真的這麼做。

我只有一個女兒，她跟我差 30 歲。我希望當她這一代人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不會陷入愁雲慘霧，對我跟我這代 (老) 人充滿無盡怨懟，只因我們以前什麼都沒做。

我認為，我們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們有機會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們比我們上一代有餘裕思考未來，也比我們下一代有改變未來的迴轉空間。科學、教育、人才都是泛科學的守備範圍，也是改變未來重要的關鍵。針對這三大主題，去連結這一代最厲害、最有心的專家夥伴，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是我未來 10 年打算做的事，因為沒有別的更重要的事了。

• 作者 / 丹尼爾‧古德曼
• 譯者 / 許可欣

大衛．斯伯格（David Spergel）

在學生時代，我曾想過以後可能會從事科學之外的職業。在我讀高中時，我活躍於撰寫校刊和參加學生會活動。而到了大學，我對傳播和政策仍十分有興趣。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我申請到研究所和法學院就讀。在就讀研究所時，我寫了一篇政策報告專門評論星際大戰中的策略。我想若那時攻讀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花比較久的時間，或是未如此順利，那麼我的職業生涯發展可能大有不同。

我的研究進展十分順利，也迅速開啟我的科學家職業生涯。當時，我投入兩年的時間完成論文，經過兩年博士後研究，我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天文物理學系教授。

能在兩年的時間內在哈佛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幾乎是前所未聞。我能這麼快完成學位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我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進行研究，因此我熟悉研究過程。我也已經完成學業課程，所以我可以專注在研究上。另外，身為一名理論學家，我能夠運用其他人已經生成的數據，而不必從頭開始。我還有別人沒有的優勢，那就是身為普林斯頓大學的大學生，我有幸能接觸新型的超大天線陣列無線電望遠鏡，獲得第一手數據，而身為哈佛大學的博士生，我研究暗物質探測領域，當時還是一個嶄新領域，我能站在與其他研究者截然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在博士後研究期間，我的指導教授約翰．巴考爾（John Bahcall）告訴我物理學家漢斯．貝特（Hans Bethe）曾說過人們應該全力投入他們具有不公平優勢的領域。意思是說若要深入在某一領域取得成功，需要具備別人沒有的優勢。就如同我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就讀，我具備這樣的優勢。

不公平的優勢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可能包含處理問題的新技術。舉例來說，嶄新的數學方法。更常見的是新科技的問世，例如：新型探測器或測量方法。優勢也可能是來自另一派科學分支的理論見解，就我的情況而言，我的優勢是我能將粒子或凝聚態物理學的新概念應用於宇宙學。在職業生涯中，我能將所擁有的優勢應用到有趣的科學問題上，何其有幸！

家庭榜樣

我從小在紐約長島的杭亭頓長大。我就讀杭亭頓的公立學校，在數學和科學領域尤為出色。高中時我有很多優秀的老師，其中最熟的是新聞學老師。我是校刊編輯，也撰寫過多篇校刊文章。我在高中時期學會如何寫一手好文章，我所學到的溝通技巧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也非常重要。

我的父親是紐約市立大學的物理系教授，母親則是一名高中家政課老師。我的家庭很鼓勵孩子投入科學領域，但這並不代表我父親督促我朝科學領域發展，他其實沒有強迫我或我的手足踏入科學領域。事實上，我是家中唯一在物理學界發展的孩子。身為物理系教授的父親確實是我的榜樣。紐約市立大學的教授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我父親是很成功的老師，作育英才無數，他教過的學生很多都是家族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孩子。

高中畢業後，我被普林斯頓大學錄取，但那時還不確定我要讀什麼。我考慮主修數學和物理學，也曾想到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學習政府和政策。我發現普林斯頓大學大一課程非常有挑戰性。我修習數學系的入門課程，這才意識到雖然高中時是數學頂尖的學生，但我似乎不具備成為數學家的天分。另外我還發現我在實驗室缺乏協調能力，也不適合成為實驗學家。

從大三開始，我發現我對做研究很感興趣。大三第一學期我與牛津大學的客座教授詹姆斯．班尼（James Binney）進行軌道動力學的理論研究，在第二學期與吉莉安．納普（Gillian Knapp）教授運用無線電觀測星際介質。大四時我繼續與納普教授一起工作。

大四接近尾聲時，我又面臨不確定該朝哪個方向走的困境。我向四所設有天體物理學、法律和政府課程研究所的學校提出申請。我的前兩大志願是哈佛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在參訪哈佛大學期間，我遇到比爾．普雷斯（Bill Press）教授，我和普雷斯教授一見如故，我們討論了各種技術問題。因此，我決定選擇哈佛大學就讀，我希望未來能成為普雷斯教授的指導學生。就算未如預期，在這麼一個師資優秀的學系，我總能找到一個誨人不倦的指導教授。另外，我認為哈佛大學的所在地劍橋市比加州理工學院有更豐富多元的社會環境，所以我選擇哈佛大學。

被哈佛大學錄取後，我延後一年入學。利用那段時間，我來到牛津大學。那是非常棒的一年，我愛上在異國生活的新奇感，也交了很多朋友。在牛津大學時，我修了幾門課。但大部分的時間，我投入研究並撰寫銀河動力學相關論文。在經歷普林斯頓大學和牛津大學的學術洗禮後，我來到哈佛大學開始新的研究。

那時候，高能粒子物理學家正在探討是否能透過高能加速器產生暗物質。理論學家推測宇宙中的大多數物質並非由我們熟悉的質子或中子構成，他們認為暗物質是大質量弱交互作用粒子，正如超對稱粒子物理學標準模型的擴展理論所預測。

身為天體物理學家，我很幸運能夠以不同角度來看待暗物質相關議題。假設粒子物理學家對於暗物質組成的看法正確，我想知道還有什麼檢測暗物質的方式。在牛津大學期間，我仍持續與班尼教授一起研究，班尼教授是我大三撰寫銀河動力學論文的指導教授。所以我對動力學有深刻的了解，也對銀河系結構有所涉獵。

開放的發揮空間

我的博士論文指出地球繞著太陽公轉，而太陽繞著銀河系旋轉，因此地球轉動速度每年會隨季節變化。舉例來說，受銀河系的暗物質的影響，地球在六月轉動速度最快，而十二月轉動速度最慢。年度速率的調整代表事件發生率應以能量的函數進行調整，這也相對容易計算。自那時起，這種調整就成為實驗中用來區分暗物質和背景事件的觀察信號。由於我是該領域的第一位天體物理學家，所以我有一個開放的發揮空間，有幾個有趣且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我很快完成一系列文章，並整合為論文。

是否能成為一名好的研究人員仰賴好幾項因素而定。首先，需要對研究感興趣，能盡情享受研究帶來的快樂。其次，時間和努力。第三是天分。天分有很多種，有些人擅長數學，而有些人擅長計算。創造力也很重要，因為創造力能找到解決問題不同的方法。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發現有趣問題的能力。有一些學生善於解決已知的問題，但要能夠找到有趣的機會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是一個更高的層次。作為一名教授，這是最難教會學生的，但這非常重要。

完成博士學位後，我留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我收到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巴考爾教授邀請參觀。巴考爾教授邀請我加入高等研究院，我在那裡工作兩年。這對我來說是個難得的機會，為我開創新領域。

我很高興能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進行研究，但是想要投入教育界。當系主任傑瑞．奧斯特里克（Jerry Ostriker）鼓勵我申請教職時，我正在與普林斯頓大學天文物理學系的一位成員合作進行一項計劃。目前，我擔任普林斯頓大學天文物理學系教授已逾三十年。儘管我是一位理論學家，但我還是很喜歡與實驗學家和天文觀測員合作。我會與一兩個學者合作小型計劃，也和很多龐大的團隊合作大型計劃。我喜歡與他人合作，藉此向他們學習。我試圖尋找新穎的方法運用天體物理學儀器來解決有趣的問題。我仍在發掘或創造優勢，希望在新領域發展順利。

寫作和政策是我一直喜歡的領域，也是我學生時代想要深造的領域。這些領域在我後來的職業中日益重要。我同時是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太空研究委員會和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簡稱NASA）顧問委員會主席。我也在許多諮詢委員會任職，負責諸多大型計劃。我花很多時間制定政策和進行管理，讓工作順利進行的重要技能包含傾聽、寫作、思考大局，將枝微末節與重點區分開來。

關於主角

大衛．斯伯格是天文物理學家，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他是普林斯頓大學天文物理學系教授，也是物理學系、機械與航空航天工程學系的副教授。他還擔任紐約熨斗研究院（Flatiron Institute）天文物理學計算中心主任。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今（2021）年的學測數學科被評為「史上最難」。事實上，數學科每年的難易度呈現出週期性震盪，一下容易一下難的考試，不只出題者傷透腦筋，考生更是無所適從。張鎮華認為，學測作為「基本學科能力測驗」，考題不能太過艱澀；而學測也是各大學校系初步篩選的門檻，因此各校學系更不該害怕超額篩選。不同學生對於數學的學習差異不小，只用同一份試卷進行測驗可能出現各種問題，若使用分程度測驗的方式，設計 A、B 兩卷，或許能有效解決每年難易不均的問題。

108 年與 109 年的大學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數學科滿級分人數連續兩年暴增，109 年更高達 1.4 萬人，大考中心前主任張茂桂因此下台。在下台事件過後，各界猜想今年 110 學測數學科將增加難度。果不其然，今年學測數學科被高中及補教老師評為「史上最難」，預估滿級分人數將大幅下降，五標也會比去年下修 2～5 級分左右。而讓人擔心的是，今年的考題將會打擊社會組考生。

週期震盪一年簡單一年難，考生心累累

根據歷年的學測數學科滿級分人數百分比，其中 102 年的 1.95％ 與 106 年的1.41％ 都是數學科困難的年度，再加上本次 110 年的難度，可以發現學測數學科的難易度呈現週期性震盪，容易之後轉難，難了之後又變容易。

一般對於以上現象的解讀是，考題容易的結果引發滿級分人數太多，造成前面志願學系的超額篩選，因此大考中心思考下次提升考題難度；反之，考題困難將使大量考生受挫，為了安定人心，大考中心思考下次降低考題難度。但考題難易並不容易掌控，出題團隊更是年年不同，單憑「比去年難」或「比去年簡單」的理念，無法掌控社會上對於難易度的期望。

從最根本來看，大考中心因應社會輿論（正確來說其實是少數人的看法），讓數學科考題在難易之間反覆，是因為他們忽略了學測的目標。根據大考中心網站所示：「學科能力測驗包括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五考科，旨在測驗考生是否具有接受大學教育的基本學科能力，是大學校系初步篩選學生的門檻。」定位在「基本學科能力」，考題就不應該太難；「初步篩選門檻」就代表各學系不要怕超額篩選。

大學入學考前世今生說給你聽

要討論上述的現象，需要了解現行的大學入學選才制度。大學聯合招生從民國 43 年起至 72 年期間，大學聯招採「先填志願、後考試、再分發」的辦法，報考科系分為甲（理工）、乙（文）、丙（醫農）及丁（法商）四組。到了民國 73 年，大學聯招制度做了重大改革，其一是填志願的方式改為「先考試再填志願」，再則允許跨組選考，並將乙、丁組合併為第一類組。

第二次較重大改革是從民國 83 年開始試辦，到 91 年全面正式實施的多元入學制度。除了保留傳統的考試分發（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83 年開始試辦「推薦甄選」入學，87 年試辦「個人申請」入學。前者由學校推薦，後者由學生自行決定，但都有推薦與申請學校數額的限制。

民國 95 年，清華大學有感於學生集中來自少數高中，向教育部提出「發掘人才、縮短城鄉差距」的繁星計畫單獨招生；從 96 年實施以來，越來越多大學加入，繁星計畫遂從試辦轉為正式的入學方式；民國 100 年以後，因為推薦甄選與繁星計畫近似，遂合併為繁星推薦。隨著歷年來制度上的演變，臺灣目前的大學多元入學包括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與考試分發三種主要管道。最近還有一種由 104 年臺大數學系提出的「火星人計畫」所發展出來的「特殊選才」。

數學就數學，又不是走迷宮

大家都說 109 學測的數學考題容易，筆者也花時間做了一遍，發現並不如想像中容易，還是需要用心作答才能完卷，只是大多不需要拐彎抹角，算是基本的題目。讀者可參閱 109 學測各科級分人數的百分比分布圖，會發現這份試卷是可以把學生區分開來的。

學測採用 15 級分制，平均來說每一級分應有 6～7％ 人數，數學的分布大致如此，只是 15 級分的人略多，可以解讀為我國學生的數學程度不錯。套用筆者女兒的疑問：

「學生考好了老師為何要不高興？」

反觀國文科的級分百分比分布，有六成的人集中在 10～13 級分，這樣擁擠的程度，在許多學系應該更造成超額篩選的現象，不知為何大家並不關心。

109 學測數學科若造成超額篩選，也只是對前面志願的學系影響，對大部分其他學系的影響不如國文科嚴重。學測不光只是服務前面志願的學系，不能只在乎前面志願學系的抱怨，忽略其他學系的影響。

事實上，超額篩選並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申請入學制度實施多年，各學系早就有一套選才機制，以學測成績為門檻的候選人進來之後，各學系應當以自己的特色機制篩選，候選人多反而是選擇增多，對學系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基於此觀點，我認為 109 學測數學科能真正忠實反應學測的目標，應該嘉許，前中心主任根本不應該為此下台，做正確的事情反而獲罪，並不公道。

另外我也做了 110 學測的數學題目，整體來說，算是一份靈活的好題目。但是其中有許多問題需要多方轉折，並不算基本的題目，已經超出學測設定「基本學科能力」的目標。這樣的題目相信能解除前面志願學系的超額篩選現象，但相對要付出的代價太高。對於數學能力超群的學生必然能如魚得水；不過對於大多數的學生來說，這是一份令人感到挫敗的考題，可能成為他們日後害怕數學的原因之一。

數學是一個密度極高的學科，縱使是一個簡單的式子，也代表極多的內涵，需要多方解讀才能通曉，不同的人對其吸收能力也有極大差異。為此，數學是在中學教育中，唯一從高二就要分流教學的科目。目前學測數學科用同一份試卷測驗差異性很大的一群人，本來就會造成種種問題。出得容易，分辨不出最好的那些人；出得難，則會打擊眾多學生。希望這樣的困難，在 108 課綱後，學測改考數學A、B兩卷後能得到適當的紓解。

順帶一提，與此類似的是指考的數學。現階段數學分為數學甲、乙，分程度測驗，是正確的分流測驗。可是，不知以何根據，111 年後的指考只有數學甲，沒有數學乙。這種開倒車的作法，可以預見將產生許多後遺症。據一些朋友告知，商管學群的學系現在為了設定考科，逐漸發現問題。數學甲太難不適合他們要的學生，但是又沒有數學乙，選來選去都不合適，最後只好含淚選了公民科。

在此呼籲，招聯會和教育部應該及時修正指考的數學考科，才不會釀成大錯。

延伸閱讀

1. 109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統計圖表。
2. 學科能力測驗統計資料。

• 〈本文選自《科學月刊》2021 年 ３ 月號〉
• 科學月刊／在一個資訊不值錢的時代中，試圖緊握那知識餘溫外，也不忘科學事實和自由價值至上的科普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