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不想努力了！想多生一個？研究顯示：爸爸先當「神隊友」

魚類是人類重要的資源，許多古代文化裡魚是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台灣古時候也是如此。一項新發表的研究，調查台南 5000 年來的遺址中有哪些魚，得知古早台南人食用的魚類，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

用耳朵裡的石頭，判斷古代人吃哪些魚

如何得知古代人吃哪些魚呢？魚有骨頭，有機會在遺址中留下遺骸，但是相對其他動物來說，魚類的骨頭沒那麼容易留下。所幸硬骨魚的頭部內，有種負責聽覺的構造「耳石（otolith）」。

耳石成分為碳酸鈣，魚去世後是相對容易留存的部位。不同魚類的耳石型態有別，所以見到遺址中的耳石，可以得知古時候有哪些物種。比較不同年代遺址間，耳石組成的變化，便能推論不同時代吃魚的改變。

• 延伸閱讀：解開古代魚類耳朵裡的「石頭」秘密！專訪古生物學家林千翔

由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千翔主導的研究，算是用魚類耳石回答考古學的問題。自然死亡的魚也會留下耳石，不過這項研究分析的耳石大部分來自貝塚，也就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垃圾堆遺址，當年應該曾經是人類的食物。

樣本皆來自南科遺址群，也就是南部科學園區的臺南園區的一系列遺址。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公元 1993 到 2010 年，在李匡悌等人率領的挖掘下有許多收穫，魚耳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從距今 5000 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現在是南科的這塊地方便有許多人類活動。南科遺址群的 82 處遺址中，有 17 處出土過魚類耳石，被納入本次研究。考古學上可分為 5 個時期：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晚期，鐵器時代，以及歷史時期。

5 個時期中，新石器時代中期只有 1 處遺址 1 件樣本；距今 300 年到現在的歷史時期，也只有 3 處遺址 8 件樣本。用於分析的 1254 件樣本，大部分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 4200 到 5000 年前的 2 個遺址，總共出土 789 件魚類耳石，分別屬於 24 個分類群（taxa），不論數量或多樣性都最高。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 2000 到 3300 年前的 7 處遺址，共出土 112 件樣本，分屬 16 個分類群。而鐵器時代，距今 300 到 1400 年前的 4 處遺址，出土 344 件樣本，分屬 13 個分類群。

新石器時代最有存在感的是大黃魚（Larimichthys crocea），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皆為當期最高比例的魚類。鐵器時代變成海鯰（sea catfish）最多，占 61.24%。

台南環境變化，影響食用魚種

地處台南同一個地區的遺址，魚類的數量和多樣性都漸漸減少。之前有個論點主張，這是由於過度捕魚所致。但是這項研究充分利用耳石分析的優點，判斷出土魚耳石組成的變化，並非人為捕撈，主要是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

同一種魚，耳石的型態不會改變，但是大小會變，耳石大小又正比於魚體的尺寸，耳石愈大，魚體也愈大，反之亦然。

大黃魚在現代也是常見的食用魚類，最近卻由於過度捕撈（過漁），使得野生族群大福縮水；在此之下觀察到，多數個體的身體及耳石也明顯變小。由此推測，倘若古時候發生過漁，遺址中大黃魚的耳石應該會縮小。

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三個時期都有大黃魚。比較發現大黃魚的耳石並沒有變小，鐵器時代的耳石雖然數量大幅減少，尺寸還變大一點。表示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鐵器時代，也就是從 4000 多年到幾百年前，大黃魚並沒有面臨生存危機。

大黃魚在台南遺址的存在感之所以下降，更合理的論點是：海岸線和沿岸環境的改變。

台南的地貌不斷變化，陸地向海延伸。如今南科遺址群位於內陸，離海岸有相當距離；但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的年代（屬於小有知名度的大坌坑文化），這塊地方位在海邊；新石器時代晚期陸地範圍前進，不過依然位於海邊。

大黃魚住在岸邊海域，而新石器時代的台南人住在海邊，使他們不難獲得大黃魚之類的海產。魚類以外，這些遺址也出土不少貝類，表示當時的居民，善於利用沿海的水產資源。

隨著泥沙持續淤積，原本位於海邊的南科地區，鐵器時代成為內陸，淤積和河道後來形成台江內海。南科到台灣海峽之間有潟湖存在，鐵器時代的台南人，不用太靠近海邊便能取得水產資源。也許就是如此，大黃魚不再那麼流行，住在河口、潟湖環境的海鯰，變成這個時期遺址中最常見的魚類。

耳石只代表一部分古代魚類

不論古今，耳石都是識別魚類的好材料。比較不同年代魚類耳石的改變，可以判斷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的變化，但是也要注意，考古遺址中的耳石，無法代表古代食用魚的全貌。

見到某種魚的耳石，那種魚一定存在過，可是曾經存在過的魚，不一定會留下紀錄，耳石組成也不完全等於實際比例。這兒最明顯的例子是，不同年代的多個遺址有出土鯛科魚類（Sparidae）的骨頭，然而其耳石只有 1 件。或許還有些魚類，不論魚骨或耳石都沒有留下，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們存在過。

我們見到大黃魚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 這項數據，並非意謂當時真的有 57%、42% 食用魚為大黃魚；合適的解讀大概是，大黃魚是新石器時代主要的食用魚種，晚期的比例有所降低。

大黃魚的古老傳承與當代危機

有趣的是，一直到中國漁民近期過度捕撈以前，野生大黃魚在東亞的東部沿海都很常見。古代台南人捕食不少大黃魚，可謂有偏好也具備技術，他們對大黃魚的偏愛和捕捉技術，或許能追溯到還在對岸海邊的日子。

綜合考古、語言學等方面的資訊推敲，台南在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應該是台灣初期的南島族群，他們很可能是更早以前來自東亞沿岸移民的後裔。這群人的生產方式包含農業，會種植稻、小米等馴化植物，不過仍然有不少採集和狩獵，以及利用水產資源。他們捕食大黃魚的文化，也許在祖先尚未渡海移民前已經養成。

古代人吃進不少大黃魚，現在大黃魚也是受到歡迎的食用魚，一度族群龐大的魚群還因為濫捕面臨滅團危機，至今沒有從過度捕撈的打擊中走出去。無疑，人類如今也成為影響魚類生態的要角。

延伸閱讀

• 林千翔實驗室網站
• 吃魚頭常常啃到的那兩顆「魚耳石」，對古生物學相當重要
• 耳中乾坤─魚耳石
• 從台灣魚類耳石化石研究 談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變動與困境
• 台灣海洋化石與魚類化石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 野生大黃魚的滅絕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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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年前賈湖遺址，最早養殖鯉魚

參考資料

• Lin, C. H., Wang, Y. C., Ribas-Deulofeu, L., Chang, C. W., & Li, K. T. (2022). Changes in marine resource consumption over the past 5000 years in southwestern Taiwan revealed by fish otolith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42, 103400.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從婚育文化看臺灣的低生育率

1950 年代，臺灣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曾高達 7 人，但近年生育率卻呈現雪崩式下滑，一再探底。為何生育率好似青春小鳥，一去不回頭？「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她透過數據與生育指標指出，臺灣生育困境並非來自年輕夫妻只生一胎，而是因為未婚人口持續上升，低生育率的背後，與東亞的家庭和婚育文化密切相關。

重視家庭、強調傳承，東亞生育率為何持續探底？

「新生兒再創新低」、「生育率全球最低」，臺灣生育率警訊年年登上新聞。多年來，政府從育嬰假、生育津貼、第二胎獎勵等各式政策輪番端上桌，但生育數據卻似乎鐵了心，一去不回頭。

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了？許多人直指低薪、高房價、工時過長，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則把焦點轉向文化與傳統價值，她直言：「經濟結構有它的影響力。但我認為，放到東亞文化脈絡來看，低生育率和家庭性別文化脫不了關係。」

在美國主修社會學與人口學的鄭雁馨，五年前開始投入生育議題的量化研究。她發現過去三、四十年，臺灣的家庭模式經歷劇烈變化，晚婚日趨普遍、同居逐漸不再是禁忌，但同時許多傳統價值依然延續，例如香火傳承、孩子必須在婚姻關係中出生。

鄭雁馨運用戶政資料和社會調查進行人口研究，爬梳數據背後的婚育圖像，試圖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探究低生育率的根本構成。

「臺灣與東亞各國的狀況非常相似，經濟發展已高度現代化，但父權文化和家庭主義盛行，長輩對年輕人成家仍有很強影響力。我們需要從東亞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生育率議題。」

平平都是生育率，有什麼不一樣？ 拆解 PTFR、CTFR

東亞家庭與性別文化，交織出臺灣特殊的生育圖像。一大特色是：相較於西方多數國家，臺灣的生育率持續走低，沒有「回血」的跡象。

媒體報導常提及的探底生育率，指的是「時期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 PTFR）。以 2020 年為例，計算方式是：將 1971-2005 年次各年齡的女性生育率加總起來推算，如果女性依循這一系列年齡別生育率，度過可生育階段（15-49 歲）後會有幾個孩子，以此推估婦女一生的平均生育數。

這項指標方便快速，能立即呈現生育景況，不過也有盲點。由於計算方式混合了 35 個世代，一旦社會急速變遷，大量女性晚婚晚育，讓 15-30 歲的生育率明顯大幅下降， PTFR 便會被低估而失真。

「PTFR 適合用來比較全世界的生育概況，描繪出鉅觀的圖像。但是若一個社會經歷劇烈變化，要精準地分析生育狀況與診斷低生育率成因，世代生育率（CTFR）是比較可靠的指標。」

「世代生育率」 （Cohort Total Fertility Rate, CTFR ）不受生育步調的影響，但必須等到女性年滿 49 歲 （或至少滿 45 歲） ，才能計算出同一世代的女性實際平均生育數。

當女性地位提升後，開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生育年齡因而逐步後延，會讓時期生育率（PTFR）顯著下滑⸺這是已開發國家都曾走過的路。例如， 20 世紀瑞典生育率從 3.6 到世紀末腰斬至 1.5。不過如同少部分高生育率的西方國家，瑞典 CTFR 一直維持在平穩的兩個小孩，PTFR 雖然看似下降，CTFR 卻能撐住在替代水準，主要是那些「行程 」延後的瑞典女性最後都有加入生育行列 。

這個現象來到東亞，卻明顯不存在！

比對臺灣這兩項生育率指標，自 2000 年初以來，PTFR 已近二十年低於 1.5，香港、南韓和日本同樣低迷，始終看不到生育率回補逆轉。進一步觀察 1950-1979 年出生者的 CTFR，東亞是全世界極少數持續下滑的地區。

主要原因是：15–30 歲延後未發生的大量生育率，在 30–45 歲回補力道不足，造成 PTFR 和 CTFR 雙雙下跌。其中關鍵，便在於日益增多的各年齡層未婚人口！

年輕夫妻不想生？低生育率關鍵：未婚人口越來越多

「 同時參照 PTFR 和 CTFR，才能掌握低生育率的真實結構，進一步分析為何臺灣或東亞生育率無法回補。 」鄭雁馨強調。

在東亞各國，未婚人口對生育率的影響異常關鍵，因為東亞的一大婚育特色是：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關係中。以臺灣來說，非婚生育僅 2～4%，數十年不動如山。獨特的「婚育包裹」文化，讓不結婚幾乎等同不會生孩子，因此分析世代總生育率（CTFR）、並對照未婚率，便能拆解生育率的結構。

那麼比對數據，究竟是「誰」不生孩子了？

1965 年之後出生的女性，同一世代生育率開始低於兩人。然而，一直到近年，已婚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依舊達到兩人，世代生育率下滑，其實是因為越來越多人沒有結婚。以六年級中段班（1975 年出生）為例，世代生育率為 1.6 人，但已婚人妻平均生育兩名子女，細究來看，原因是有 20% 未婚女性。

「 一窩蜂只關注時期生育率（PTFR）超低，很容易陷入盲點，通通鎖定在『大家不想生孩子』。實情是，多數夫妻婚後都會生育，甚至逾七成生到兩胎以上。」

換言之，低生育率的關鍵密碼並非不生孩子，更可能是：還沒結婚。

當越來越多人不只晚婚，且最後根本沒有走入婚姻，在東亞文化背景下，也意味著關上了生育大門，西方常見的生育率延後回補，因此失靈。

翻倍增加的單身男女

1980 年代以前，「不結婚」這個人生選項鮮少出現。若三字頭還是孤家寡人，左鄰右舍、叔伯阿姨早已爭相出手牽紅線。 當時，40 歲仍未婚的比例不到 5%。

如今，大齡單身男女不再鳳毛麟角， 45-49 歲仍未婚的比例已近二成。鄭雁馨參與的國際研究團隊從模型推估，到了 2050 年，臺灣 40-49 歲男性未婚比例很可能將超過 30%、女性超過 25%。換言之，假設非婚生育仍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幾乎也就預告了生育率一路下滑的劇本。

想要打破冰凍三尺的生育率，進一步理解這些未婚者的生命狀態，至關重要。「如果因為負擔不起成家壓力，提升薪資水平、生育補助或許有效；如果多數人是不婚主義，經濟政策自然無濟於事。」

為何她／他們還沒結婚？傳統婚育的壓力

結婚不好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另一條路？他們是堅持不婚？渴望成家卻找不到另一半？受限經濟壓力不敢「婚頭」？或者，想有孩子但不想結婚？

從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來看，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不把婚姻視為人生必選題，認同「未婚也能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敗犬」標籤慢慢被「一個人也很精采」取代。

然而，許多單身者其實並非是不婚主義者。根據 2013 年主計處調查，未婚女性裡學歷越高、結婚意願越強，而且 45-49 歲仍有兩成考慮成家。那麼，她們單身的原因又是什麼？

除了學生族群以外，「尚未遇到適婚對象」在各年齡、學歷都壓倒性勝利，尤其以大專以上最明顯。顯然，並非徹底拒絕結婚，而是難以找到共度人生的「牽手」，是不少單身女性的難題。雖然結婚和生育是兩個人的事，但弔詭的是：社會調查很少詢問男性未婚的原因，所以其生命處境是否與女性相似，仍亟待研究。

「許多人傾向結婚，但沒有找到合適對象。關鍵在於社會高速發展後，新世代對婚姻、家庭角色的期待轉變，而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這就形成了婚育配對的困難。」鄭雁馨分析。

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政治、經濟飛躍性成長，躋身先進國家。女性的教育、就業與社會成就，不斷突破傳統限制，公領域裡女力崛起，但目光移轉至家庭與文化價值，傳統父權力道的鬆動遠不如預期。

拚兒子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臺灣胎次越高，新生兒性別比例的失衡越嚴重。當媽媽拚到第三、四胎，經常承受非男孩不可的香火壓力，「性別篩選」成為不能說的秘密。對照 2006 年與 2016 年東亞社會調查，儘管已相隔十年，臺灣男性認為「至少要生下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始終有堅定不移的 44% 。

家務分工是另一個東亞共同性別文化。時至今日，臺灣婦女依舊負擔近八成的家務，家事、小孩一肩扛。但即便丈夫想共同育兒，性別環境的土壤也未必足夠厚實。

北歐廣泛使用的雙親育嬰假，移植到臺灣，2017 年統計 76% 媽媽申請育嬰假，但爸爸僅 8%。除了傳統文化通常預設母親是優先照顧者，兩性的薪水差異，也讓爸爸休假帶孩子，必須同時承受經濟成本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壓力。

「我們的性別平等改革，在教育、就業率表現很高。相對來說，文化層面的變化沒那麼明顯，包括婚育、家庭關係，這是東亞文化圈的共性。」鄭雁馨分析。

因為家庭關係緊密，長輩對下一代婚姻具有高度影響。新好媳婦除了上網「靠北婆家」，回到現實世界，多半仍得努力和長輩們磨合。這也意味，在講求孝道與家庭主義的社會，家庭內的傳統性別文化更難動搖。

種種盡在不言中的文化規範，交織出一片無形的婚育壓力，也形成兩性對婚姻家庭的期待落差。

對高社經背景的女性而言，走入家庭、養育照顧孩子，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機會成本，可能間接延緩兩性結婚的時程。

大齡女子想結婚？沒那麼容易

走入婚姻，需要直面傳統文化壓力，但單身者卻也可能被同一套價值，無情拒於門外。

鄭雁馨研究發現，二字頭的未婚男女，未來結婚的機率兩性相差不大；但若到了 35-39 歲，往後十年，女性結婚的機率就遠比男性下降許多。

研究突顯了殘酷的社會現實：

在婚姻市場裡，大齡是女性的「被扣分項」。背後不僅隱含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形象的期待，另一個關鍵原因仍是生育——好不好生、生得好不好，經常被歸責在母親身上。

鄭雁馨直言：「十幾年來，我們的公衛體系依然不斷強調『34 歲以前是黃金生育年齡』，而且主要針對高齡女性。但現實是，整個社會有一半女性 （和男性）此時還沒有進入婚姻，但她們已經被貼上不好生的標籤。」

隨之而來，也是她們在婚姻市場上將面對的歧視與擇偶困境。事實上，高齡生育風險不僅存在女性身上，越來越多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高齡爸爸對母親生育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選擇忽視後者而強調前者。

更多實證研究，更友善彈性的婚育文化

當社會結構急速轉變，家庭與文化價值變動緩慢，齒輪時不時被卡絆，凍結的人口成長有機會回溫嗎？

「我們必須認清，人口萎縮是必然的。」鄭雁馨認為，生育率下滑已非一日之秋，現階段只能減緩速度。綜觀來看，已婚夫妻的生育狀況並不悲觀，了解結婚率下滑的原因是較直接的目標。但相較於日本早已進行系統性研究，臺灣對未婚圖像的掌握始終蒼白貧乏。

「如果高生育率奠基於昔日女性必須犧牲受教和就業權，人生只有育兒持家一個選項，那當代的低生育率或許沒什麼不好。」鄭雁馨直言：「但如果很多女性想成家卻無法實現，政策應該更努力解決，包括未婚而想當父母的人，我們能否有更彈性開放的思維，達到生育自主。」

有多少人渴望成家？有多少人因為低薪高房價，不敢組成家庭？又有多少單身者只想要孩子？更多細緻的實證研究，是思考生育政策的重要基礎。

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更是根本。「歐洲經驗告訴我們，家戶內的性別平等如果沒有跟上，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鄭雁馨這麼說，

「育兒需要成為一整個村莊、社會、國家的事，而不是女性理所當然的天職。」

延伸閱讀：

• 媽媽我不想努力了！想多生一個？研究顯示：爸爸先當「神隊友」，研之有物
• Yen-hsin Alice Cheng, 2020,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Confucia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8
• Albert Esteve, Ridhi Kashyap, Joan García-Román, Yen-hsin Alice Cheng, Setsuya Fukuda, Wanli Nie, and Hyun Ok Lee, 2020,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creasing Late Singlehood in East Asia, 2010–2050”, DEMOGRAPHIC RESEARCH, 43
• 鄭雁馨、許宸豪，2019，〈臺灣超低生育率的迷思與現實〉，巷子口社會學
• 鄭雁馨，2019〈關於女性生育的二三事：高教﹑遲育與外配〉，巷子口社會學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本土研究

搶救生育大作戰！臺灣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成長的警訊近在眼前，除了給薪育嬰假、育兒津貼，2021 年 8 月，政府的生育獎勵也提前至第二胎就發放，鼓勵夫妻多生孩子。加碼補助真的會讓大家願意再生下一胎嗎？搶救少子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實證研究發現，高教育背景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會受到家務分工影響，尤其丈夫是否分攤育兒工作更是關鍵。

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臺灣金智英們」

2019 年，《82 年生的金智英》颳起一陣話題旋風。電影細膩刻劃主角金智英在成長過程、家庭、職場面臨的性別處境，包括同工不同酬、婚姻與育兒負擔，不只衝出南韓高票房，在臺灣同樣掀起熱議。

「未婚的時候催趕快結婚，結婚以後催趕快生孩子，有了女兒又說再生兒子，生個孩子也不會改變什麼。」電影這段揪心金句，道出了無數女性面對婚育壓力的心聲。

然而，生個孩子，真的不會改變什麼嗎？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多年研究提供幾個具體數據。根據國外不同學者在 2005、2019 年發表的論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當家庭迎來新生兒，妻子花在家務和育兒的時間會大幅上升，丈夫的改變則不大。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臺灣。

隨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節節上升，不過，家務勞動的時間卻沒有明顯變化。鄭雁馨從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發現，臺灣婦女平均仍負擔近 80% 的家務，多數人白天在職場奔波，回家後，太太與媽媽們的「第二輪班」才正要開始……

臺灣婦女負擔近八成家務

誰做家事？誰來分攤育兒壓力？乍看只是小夫妻的互動模式，實際影響遠遠不止於此。

長年研究人口學的鄭雁馨直言：「臺灣女性在公領域和男性平起平坐，但如果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沒有跟上腳步，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眾多的西方調查已顯示，有沒有一個「神隊友」，將會影響女性是否想再生一胎。

然而過往的研究較少針對東亞社會，鄭雁馨採用 2016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從 3564 筆年齡介於 15–49 歲且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子女的女性樣本，分析「教育程度」與「家務分工」對臺灣婦女生育意願的影響，進行本土性的實證探討。研究結果在 2020 年獲刊於美國頂尖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ge and Family》，這也是將近 10 年後臺灣的家庭研究再次登上此期刊。

從數據來看，臺灣家庭分工呈現何種面貌？

調查發現，臺灣已婚婦女平均每天要花上 6.2 個小時，包括處理家事雜務、照顧一家老小，種種占了將近八成的家務。已婚男性則大約負擔 22% 的整體家務，家事、育兒的比例相差不大。

其中，有 48.5% 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而這些高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通常會獲得丈夫比較多的家務支持。整體而言，妻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與丈夫投入家務分工比例，呈現正相關——當妻子的社經地位越高，有越高機率擁有一個更積極分工家務的丈夫。

換言之，家務分工會隨著社會階層呈現不同樣貌：高社經婦女確實多了不少來自隊友的「後盾」支持。

家事分工越平等，媽媽更願意生第二胎

第二個問題：家務分工會影響生育態度嗎？當先生攬下越多家務，太太們會不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答案很有趣。整體來說，當丈夫家務總時數增加，妻子的生育意願也會增加，但進一步分析，還有三個影響關鍵。

首先，如果區分丈夫做了哪類家務，結果則不一樣。若丈夫是勤快地「做家事」，並不會影響妻子的生育意願；但如果丈夫分攤更多「照顧子女」的工作，妻子的生育意願會明顯增加。顯然對媽媽來說，比起多洗一次碗、多摺兩件衣服，爸爸能在孩子大哭大鬧時陪玩安撫、換尿布哄睡，更稱得上是神隊友。

此外，這個影響主要發生在「一寶媽」，讓她們更有意願生第二胎；對於有兩個以上寶寶的女性，影響不大。原因可能是，經歷過一次「育兒地獄」，媽媽們便能看清隊友的「屬性」，若先生沒有放自己單打獨鬥，新手媽媽自然比較願意迎接第二個寶寶；而二寶或三寶媽要再生下一胎，必須付出更高成本、考量更多面向，因此家務分工較難產生實質作用。

除了家務分工內容、胎次，第三個影響因素則是妻子的社經背景。只有在高教育程度妻子身上，丈夫投入更多家務育兒，才會明顯提高生育意願。

總的來說，研究成果顯示：

更平等的家務分工，特別是分攤育兒工作，能提升高教育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

數據也顯示，所謂「更平等的家務分工」並不是嚴格的 1：1。實際上，只要先生負擔超過 20% 的育兒責任，就能提高妻子的生育意願。換句話說，公平只是一種感覺，媽媽期待的不一定是全能爸爸，而是隊友實際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照顧壓力，就能讓妻子備感支持。

第二輪班，東亞女性的共同壓力

鄭雁馨談到，女性承擔高比例家務是臺灣「跨世代的共同現象」。熟齡世代高達八、九成，青壯世代女性也依然負擔七、八成的家務勞動。

「減少的那一兩成，也不一定是先生做更多，可能是自動化幫了忙。」鄭雁馨犀利道出痛點。從掃地機器人、洗碗機常見的廣告語「解放媽媽雙手」、「讓媽媽不再腰痠背痛」，家務商品預設出的消費者形象，也恰恰說明了家務一把罩，仍然是社會對女性的普遍想像。

不只在臺灣。「育兒家事=太太媽媽」，這個如影隨形的標籤，普遍存在於東亞國家。

攤開數據，1990 年代中期，日本婦女每週家務勞動時數是丈夫的 13 倍；韓國為 4 倍，而且經過 20 年，「歐巴們」沒有太大改變，2019 年的研究顯示（Kim & Cheung, 2019）當家裡迎來新生兒，並不會影響韓國爸爸投入家務的時間。對照電影中金智英的無奈心聲：「醫生反問我，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為什麼我的手腕會痛？」婦女承擔「第二輪班」的壓力，仍未完全被看見和同理。

過去，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的戰場是「家庭」，打掃煮飯、照顧老小、專心一打多。如今，許多女性同樣在職場發光發熱，但經歷生產和育嬰關卡時，她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除了承受懷孕的巨大身心變化，還可能影響升遷、中斷年資，甚至被不友善的職場隱性「驅逐出場」。

這也是為何研究反映出，蠟燭兩頭燒的高社經女性，更容易因為家務分工而影響生育意願。

「家務分工的均衡，影響最大的通常是高社經女性。」鄭雁馨分析：「她們可能有很好的職場表現，正在追求自己的事業和成就感，一旦生產、育兒，勢必要面臨職涯和婚育的衝突。當職場和家庭讓人身心俱疲，又發現丈夫不可能調整工作和作息，總是媽媽要犧牲，越來越多女性遲疑，或者生一個後就此打住。」

停滯的性別革命：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

臺灣生育率節節下滑，一谷還有一谷低，青年低薪、高房價、公托不足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但這項實證研究也反映出，

跟不上時代腳步的性別文化，更讓不少蠟燭兩頭燒的女性成為「厭世媽咪」，不願輕易再談媽媽經。

「為什麼北歐國家的生育率能回升？很大原因是，他們完成了兩階段的性別革命。」

鄭雁馨解釋，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持續走低息息相關，西方人口學家稱之為「停滯的性別革命」──大量女性活躍在公領域中，但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角色仍然停滯不前。這也是東亞文化圈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臺灣、香港、日本、南韓和中國。

舉例來說，請育嬰假、獨自推嬰兒車散步、上街買菜，是街頭常見的北歐爸爸群像。然而，當育嬰假政策來到東亞，2017 年臺灣、日本、韓國的爸爸使用率全都低於 10%。 「如果文化價值、社會環境沒有跟著改變，立意良善且進步的政策反而強化了性別分工。」鄭雁馨提醒。

回看電影，當金智英滿臉疲憊而怨懟的這麼說：「可以不要再說『幫』我了嗎？幫我做家事、幫我帶小孩、幫我找工作，這難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嗎？」這或許也是大螢幕外許多「偽單親媽媽」的真實吶喊。

透過實證研究再次顯示：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家務分工也絕非是夫妻的家內風景。若我們希望力挽狂瀾、翻轉生育率，便不應該忽視公私領域的性別結構。

探索滅絕古代人類的領域「古人類學」，2021 年一大焦點是 6 月發表的「龍人（Homo longi）」。這項研究確實增加我們對人類演化史的認識，遺憾的是，論文許多分析令人大失所望，無法提供有意義的新知識。

醜話說在前面，我對龍人研究的個人觀點是：「頂級的材料，瑣碎的分析，悲劇的論述」。

請注意，本文包含古人類遺骸的圖像。

有中國特色的化石研究

龍人是一件只有頭骨上半部的化石。新聞賦予它的起源故事滿溢著中國價值，大意是，1933 年時日本佔領中國的東北，一位中國人替日本人在松花江修橋時發現這件化石，覺得很有價值就偷偷藏起來，一直到 2018 年才送到專家手中。

如此傳奇的劇情，《尚氣》續集可以考慮一下。不論上述故事有多真實，龍人都失去出土的脈絡，嚴格的資訊來源只有這件化石本身。但是研究者依然找到可能是化石所屬的地層，進行一番分析，我們就姑且信之。

相關研究最後被編織為 3 篇論文，一篇講化石型態和親緣分析，一篇講地質背景和化學分析，一篇專門命名新物種。參與的研究者主要是中國科學家，還拉到英國大佬史傳奇（Chris Stringer）入夥。這件哈爾濱出土的頭骨，被定義為新的古人類物種「龍人」，學名 Homo longi，龍之名號來自黑龍江。

值得注意的是，命名新物種的那篇論文，史傳奇並沒有掛名。3 篇論文都發表於 The Innovation，這是一家 2020 年才開始運作的新期刊，名義上掛在 Cell 旗下（Cell 旗下還有 Current Biology、Plant Cell 等期刊），應該是在中國營運。它之前默默無聞，大部分發表和中國科學家有關的論文，這次藉著龍人大肆炒作，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

3 篇論文報告的一系列分析，有些相對可靠，某些非常離譜。比較可靠的有：頭骨內的微量元素和地層類似，故推論頭骨是哈爾濱當地人。腦容量 1420 cc，比大部份智人、已知的尼安德塔人都更大。根據化石 10 處取樣的鈾系定年法，估計距今最少 14.8 萬年。

型態上，龍人和一些出土於東亞北部的化石最接近，包括陝西的大荔人（ Dali，距今 24 到 32.7 萬年前間某個時候）、遼寧的金牛山人（ Jinniushan，距今超過 20 萬年）、安徽的華龍洞人（Hualongdong，距今 26.5 到 34.5 萬年前），龍人自己是 14.8 萬年，算最晚的。

光看上述資訊，已經足以建立龍人在人類演化史中，時間、空間、特徵的大致定位：距今 20 到 30 多萬年前，有一群人住在東亞北部，龍人是他們延續到十幾萬年前的後裔。

然而論文的後續分析和詮釋，徹底毀了這項研究。某幾位中國作者受訪的說法，也能看出他們對人類演化的認識，偏差有點嚴重。

龍人就是丹尼索瓦人？證據嚴重不足

將不同樣本擺在一起，根據相同或相異的特徵製作演化樹，探討彼此間的關係，是常見的分析手段。遺傳或型態特徵都可以用於建構演化樹，不一定哪種比較準。這項研究使用許多化石的型態特徵，建立一個大資料庫，煞有介事地畫出一顆大樹，但是……

熟悉古人類學的人，想必能從論文的「演化樹」中看出不少趣味。最值得「稱道」的是，它將青藏高原東部出土，距今 16 萬年的夏河下顎（Xiahe），歸類成龍人的最近親。

而夏河下顎來自一位丹尼索瓦人，對於這種最初由古代 DNA 得知的古人類，我們對其型態特徵所知仍很有限。這讓不少人興奮：看啊這就是丹尼索瓦人的人頭！

• 延伸閱讀：16萬年前青藏高原，丹尼索瓦洞穴以外的丹尼索瓦人

可是龍人化石是頭骨上半部加上第二大臼齒，夏河下顎是半截下顎加上幾顆牙齒，除了臼齒型態有些相似，兩件化石彼此間根本毫無重複之處，這樣硬逼程式畫出來的演化樹能信嗎？

型態接近龍人的大荔人、金牛山人都只有頭骨，和龍人的相似算是肉眼可見；華龍洞人在頭骨之外還有幾個牙齒，但是他們的臼齒和丹尼索瓦人應該不像。

總之，要說大荔人、金牛山人、華龍洞人、龍人這一群人，和丹尼索瓦人最接近，我想光是考慮型態特徵都說不通。

尼安德塔人最近的親戚，是丹尼索瓦人吧？

另一點匪夷所思的，是某些論文作者對媒體表示「過去認為智人的親戚關係和尼安德塔人最近，但是龍人和智人更近。」

主張「龍人和智人的親戚關係最近」是因為論文建構的演化樹中，龍人、大荔人、夏河下顎等被歸為一群，所有智人樣本同屬另一群，上述兩群彼此最接近，更早之前和尼安德塔人分家。

但是論文作者的認知很明顯是錯誤的。在 2021 年，早就由古代 DNA 和蛋白質的大量分析得知，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的親戚關係最接近，智人比較遠；也因此論文提出的演化關係，違反當下最扎實的證據。並不是說遺傳材料的價值超過型態材料，而是兩個論點相比，哪邊證據更合適。

論文建構的演化關係，至少還有兩處問題很大，一處是東亞其他化石的位置。納入比較的東亞化石，一部分和龍人歸為同一群，但是年代和龍人相近的馬霸人（Maba）、許昌人（Xuchang），都與尼安德塔人、龍人、智人更早分家。

更仔細看，許昌人、馬霸人又和印度的 Narmada 最近，而東非的 Ndutu 則夾在許昌人那群和尼安德塔人之間。不是不可能，但是未免太跳 tone。

龍人跟智人最接近？但是龍人那群什麼人都有

另一處問題是，龍人所屬的支系除了東亞化石以外，還包含多件年代與地理皆差異頗大的化石。包括西班牙超過距今 70 萬年的前人（Homo antecessor）、肯亞 20 到 30 萬年前的 Eliye Springs、摩洛哥的 Rabat、德國的 Steinheim（沒那麼確定該歸類為哪款人）。

你說這批時空差異甚遠的非洲人、歐洲人、東亞人之間的親戚關係，會比其他一大堆人更接近？！

還有一項佐證來自古代蛋白質的分析。前人化石只在西班牙一處遺址出土過，沒有從中取得古代 DNA，但是獲得一些蛋白質片段，藉此得知智人、尼安德塔人、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和前人是平行的。這與龍人論文建構的演化樹可謂天差地別。

事實上，在論文的附錄 S-Figure 20 中，還有另一棵演化樹，將前人置於比較合理的位置；但是論文內文提到一次以外，並不強調 Figure S20，我想讀者也不用浪費時間。

看到這兒，有人在心裡痛罵這是瞧不起型態分析，獨尊遺傳學證據嗎？提醒諸君，我們怎麼知道夏河下顎是丹尼索瓦人呢？就是用裡頭殘留的蛋白質判斷的。假如一類證據合意就採用，不合意就不看，那便不叫科學研究了。

我個人的意見是，這批樣本間當然有個關係存在，演化樹也常常不會 100% 符合實際的親緣關係；但是根據殘缺型態特徵，硬畫的演化樹，不符合其他證據的可疑之處未免太多，也使得後續衍生的分析沒有任何意義。

算出來智人的共同祖先在 77 萬年前？都不覺得哪邊不對勁嗎！

一句「沒意義」不太負責，我們繼續看再來有多離譜。這一系列分析與詮釋的災難，並沒有在論文作者自我感覺良好的錯亂演化樹後結束，論文接下來的一手是，將型態特徵當作遺傳變異來用。

根據 DNA 或蛋白質的差異，可以估計不同樣本的分家時間、遺傳交流等事件，比方說根據古代 DNA 的差異，估計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約在 40 多萬年前分家，他們和智人則是 55 到 77 萬年前。而三種人群之間，幾萬年前又發生過幾次情慾流動。

龍人研究者把型態當 DNA 玩，依樣畫葫蘆得到：龍人和智人約在 94.9 萬年前分家，他們和尼安德塔人則是 100.7 萬年前。到這邊，已經超越遺傳或型態證據的問題，因為最近正經的型態學分析，對於尼安德塔人和智人共同祖先的年代估計，並不會超過一百萬年！！

各位讀者若有興趣，可以自行從其他分枝位置尋找樂趣。這兒提供一條：智人的共同祖先為 77 萬年前，而非洲外的智人是 41.6 萬年前……Errrr，智人到底多久以前有共同祖先，我還真不敢說，但是去問熟悉這個領域的人，大部分都會說 77 萬年早的離譜。

其實整個看下來不難察覺，這些年代估計都是高估，某些參數設定的問題肯定超級大。見到這種跟一大堆研究不符合，「只有我懂」的結果不斷出現，還敢大辣辣放上論文發表，真的已經超越使用型態或遺傳材料的層次，而是將整個古人類學領域的人當作白痴。

災難至此還沒結束，論文貫徹有資料就可以硬套公式的精神，最後用型態變化的程度，估計各地區與支系的情慾流動，物種誕生方式之類的。不禁讓寫不出論文的研究人員感慨，有些領域一旦掌握稀罕的材料，加上比坦克更厚的臉皮，就是可以隨便唬爛！

演化樹最基本的功能，是告訴我們樣本的親疏關係，誰和誰一夥；其次是每條關係的差異程度，並藉此推算分歧的時間；更進階，還能評估分枝間的交流幅度。然而，龍人論文的演化樹，最基本的親疏位置就大量擺錯，後續衍伸的分析更是慘不忍睹。

不論遺傳或型態，重要的是正確使用材料

有些古生物學家面對質疑的態度是「用論文說話」，不滿意我這篇論文的意見，你為什麼不自己也發表論文講你的？龍人論文的中國作者態度類似如此，面對許多強烈的質疑，回擊說他們建立了龐大的資料庫，大家有不同意見，也可以自己分析。

我認為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錯誤態度，因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一篇論文的分析、論點有誤，那就是錯誤，並不受到後續研究影響。尤其是龍人這種錯誤多層次齊出的論文，對它正確的態度，就是明確指出其錯誤，不要讓它誤導不熟悉的人，也要譴責發表這種論文的研究者。

至於型態和 DNA，各位讀者假如想要理性、中道的意見，來看看古人類學家鷹哥（John Hawks）的說法：

「It’s not a question of DNA being right and morphology being wrong. They just tell us about different things. Morphology tells us about adaptation, convergence, and retained features from deep ancestors. DNA tells us about phylogeny, incomplete lineage sorting, and introgression.」

鷹哥的意思是，問題並不是 DNA 就是正確，型態就是錯誤，而是兩者告訴我們不同事情。型態告訴我們適應、趨同、繼承自遠古祖先，持續保留的特徵。DNA 告訴我們親緣關係、不同支系分家之前已經存在的差異、情慾流動。

實際上，儘管型態和 DNA 各有適用範圍，兩方面的分析並非互斥，也常常得到類似的結果。用型態建構親緣關係，或是以 DNA 探討適應，同樣能做出非常好的研究。

我想關鍵還是在於要了解問題，尤其是材料和方法的限制；比起知道多少，更重要的是意識到「不知道」多少。

再度強調，龍人研究的問題不是它用型態資料做分析，而是作者們在缺乏相關知識之下，非常自我感覺良好的做了大量分析，得到一個又一個離譜的結果，還大張旗鼓搞國際宣傳。他們自以為知道很多，所以什麼話都敢講，卻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侷限。

畫過演化樹的人都知道，只要把資料丟進去就一定會有結果，但是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諷刺的是，胡亂用殘缺的 DNA 畫演化樹，忽視其他方面的證據，其實是遺傳學家常被批評的原因；同樣的事竟然也發生在型態學家身上，實在是眾生平等(?)。

持續增添成員，改變認知的人類演化史

也許有人好奇，論文作者還包括這個領域的權威史傳奇，他沒有把關嗎？甚至是他也贊成這些離譜的論點！？我想這個問題，不好說。我的猜測是，他一直對東亞的古人類大荔人、金牛山人感到興趣，很難抗拒龍人的誘惑。

史傳奇更在意的，恐怕是盡快將龍人化石發表，其他人才能再後續研究。至於當下的龍人論文，反正懂的人都懂，古人類學這個領域本來就是什麼話都有人講，中國作者愛說什麼沒那麼要緊。

而史傳奇不太認同，將哈爾濱頭骨定義作 Homo longi 的理由，鷹哥也有提到。同一物種不能重複命名，龍人和大荔人非常相似，中國的老牌古人類學家吳新智（Xinzhi Wu，於不久前的 2021 年 12 月 4 日去世）曾經將大荔人定義為 Homo sapiens daliensis，也就是智人旗下的大荔亞種，因此狀況有點尷尬。史傳奇則偏好命名為 Homo daliensis ，用較早發表的大荔人，來定義包含大荔人、龍人等化石的這一群人。

所以龍人到底帶來哪些真正的新知？比較合理的推論是，距今 20 到 30 萬年前住在東亞北部，型態上比直立人更接近智人的古人類，像是大荔人、金牛山人，這群人的血脈仍然延續到 15 萬年前左右。他們後來當然是滅團了，但是不清楚在什麼時候。而這群人當初從何而來，和其他人群的關係為何，目前仍不清楚。

• 延伸閱讀：以色列12萬年前Nesher Ramla型態古早人，配備進步石器，又和尼安德塔人有關係？

漏洞百出的龍人論文發表同時，Science 期刊也發表以色列化石的論文，年代和龍人算是同一個時段。這項研究報告的新化石，型態組合也前所未見，但是並沒有像龍人一般被定義為新的物種。該論文認為，Nesher Ramla 遺址出土距今 12 萬年的古人類，是歐亞大陸西部，更早以前人群的末代後裔。

有趣的是，這點其實和龍人類似。若是推論正確，意思是歐亞大陸一東一西，各自早於 20 萬年前的某古人群，都在 10 多萬年前留下最後身影。

• 延伸閱讀：舊化石重新定義，古人類新物種：Homo bodoensis 波多人 

另一方面，今年還有一群古人類學家發表論文主張，定義一款新的物種波多人（Homo bodoensis），取代曖昧不清的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和羅德西亞人（Homo rhodesiensis）。而史傳奇作為海德堡人的老牌支持者，顯然不太高興。

整個古人類學領域，就這麼持續演化著。

延伸閱讀

• 人類祖源懶人包
• 海德堡人－人類承先啟後的演化關鍵
• 短篇  30萬年前Kabwe海德堡人，智人祖先的鄰居
• 人類對自身起源的百年追尋
• 改寫智人物種起源：時間從30萬年前起、地點涵蓋整個非洲
• 十萬年前住在東亞的許昌人：有點傳統也有些現代，還帶點尼安德塔
• 東亞北方泥河灣盆地的許家窯人，距今26到37萬年前
• 下顎臼齒3個牙根，表示丹尼索瓦人，澎湖原人，與亞洲人祖先情慾交流？
• 20萬年前丹尼索瓦人，溫暖氣候的優秀獵人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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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ao, Q., Ge, J., Ji, Q., Li, J., Wu, W., Ji, Y., … & Ni, X. (2021). Geochemical provenancing and direct dating of the Harbin archaic human cranium. The Innovation, 2(3), 100131.
3. Ji, Q., Wu, W., Ji, Y., Li, Q., & Ni, X. (2021).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Harbin cranium represents a new Homo species. The Innovation, 2(3).
4. 史傳奇推特對「龍人」的個人觀點
5. ‘Dragon man’ fossil may replace Neanderthals as our closest relative
6. Homo longi: extinct human species that may replace Neanderthals as our closest relatives found in China
7. Mysterious skull fossils expand human family tree — but questions remain
8. Stunning ‘Dragon Man’ skull may be an elusive Denisovan—or a new species of human
9. A 146,000-Year-Old Fossil Dubbed ‘Dragon Man’ Might Be One of Our Closest Relatives
10. A new sister lineage for Homo sapiens – the arrival of ‘Dragon Man’
11. Wu, X. J., Pei, S. W., Cai, Y. J., Tong, H. W., Li, Q., Dong, Z., … & Liu, W. (2019). Archaic human remains from Hualongdong, China, and Middle Pleistocene human continuity and vari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20), 9820-9824.
12. Welker, F., Ramos-Madrigal, J., Gutenbrunner, P., Mackie, M., Tiwary, S., Jersie-Christensen, R. R., … & Cappellini, E. (2020). The dental proteome of Homo antecessor. Nature, 580(7802), 235-238.
13. 鷹哥推特對「龍人」的觀點
14. Hershkovitz, I., May, H., Sarig, R., Pokhojaev, A., Grimaud-Hervé, D., Bruner, E., … & Zaidner, Y. (2021). A Middle Pleistocene Homo from Nesher Ramla, Israel. Science, 372(6549), 1424-1428.
15. Roksandic, M., Radović, P., Wu, X. J., & Bae, C. J. (2021). Resolving the “muddle in the middle”: The case for Homo bodoensis sp. nov.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Issues, News, and Reviews.
16. 史傳奇推特對「波多人」的個人觀點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本土研究

搶救生育大作戰！臺灣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成長的警訊近在眼前，除了給薪育嬰假、育兒津貼，2021 年 8 月，政府的生育獎勵也提前至第二胎就發放，鼓勵夫妻多生孩子。加碼補助真的會讓大家願意再生下一胎嗎？搶救少子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實證研究發現，高教育背景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會受到家務分工影響，尤其丈夫是否分攤育兒工作更是關鍵。

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臺灣金智英們」

2019 年，《82 年生的金智英》颳起一陣話題旋風。電影細膩刻劃主角金智英在成長過程、家庭、職場面臨的性別處境，包括同工不同酬、婚姻與育兒負擔，不只衝出南韓高票房，在臺灣同樣掀起熱議。

「未婚的時候催趕快結婚，結婚以後催趕快生孩子，有了女兒又說再生兒子，生個孩子也不會改變什麼。」電影這段揪心金句，道出了無數女性面對婚育壓力的心聲。

然而，生個孩子，真的不會改變什麼嗎？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多年研究提供幾個具體數據。根據國外不同學者在 2005、2019 年發表的論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當家庭迎來新生兒，妻子花在家務和育兒的時間會大幅上升，丈夫的改變則不大。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臺灣。

隨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節節上升，不過，家務勞動的時間卻沒有明顯變化。鄭雁馨從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發現，臺灣婦女平均仍負擔近 80% 的家務，多數人白天在職場奔波，回家後，太太與媽媽們的「第二輪班」才正要開始……

臺灣婦女負擔近八成家務

誰做家事？誰來分攤育兒壓力？乍看只是小夫妻的互動模式，實際影響遠遠不止於此。

長年研究人口學的鄭雁馨直言：「臺灣女性在公領域和男性平起平坐，但如果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沒有跟上腳步，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眾多的西方調查已顯示，有沒有一個「神隊友」，將會影響女性是否想再生一胎。

然而過往的研究較少針對東亞社會，鄭雁馨採用 2016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從 3564 筆年齡介於 15–49 歲且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子女的女性樣本，分析「教育程度」與「家務分工」對臺灣婦女生育意願的影響，進行本土性的實證探討。研究結果在 2020 年獲刊於美國頂尖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ge and Family》，這也是將近 10 年後臺灣的家庭研究再次登上此期刊。

從數據來看，臺灣家庭分工呈現何種面貌？

調查發現，臺灣已婚婦女平均每天要花上 6.2 個小時，包括處理家事雜務、照顧一家老小，種種占了將近八成的家務。已婚男性則大約負擔 22% 的整體家務，家事、育兒的比例相差不大。

其中，有 48.5% 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而這些高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通常會獲得丈夫比較多的家務支持。整體而言，妻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與丈夫投入家務分工比例，呈現正相關——當妻子的社經地位越高，有越高機率擁有一個更積極分工家務的丈夫。

換言之，家務分工會隨著社會階層呈現不同樣貌：高社經婦女確實多了不少來自隊友的「後盾」支持。

家事分工越平等，媽媽更願意生第二胎

第二個問題：家務分工會影響生育態度嗎？當先生攬下越多家務，太太們會不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答案很有趣。整體來說，當丈夫家務總時數增加，妻子的生育意願也會增加，但進一步分析，還有三個影響關鍵。

首先，如果區分丈夫做了哪類家務，結果則不一樣。若丈夫是勤快地「做家事」，並不會影響妻子的生育意願；但如果丈夫分攤更多「照顧子女」的工作，妻子的生育意願會明顯增加。顯然對媽媽來說，比起多洗一次碗、多摺兩件衣服，爸爸能在孩子大哭大鬧時陪玩安撫、換尿布哄睡，更稱得上是神隊友。

此外，這個影響主要發生在「一寶媽」，讓她們更有意願生第二胎；對於有兩個以上寶寶的女性，影響不大。原因可能是，經歷過一次「育兒地獄」，媽媽們便能看清隊友的「屬性」，若先生沒有放自己單打獨鬥，新手媽媽自然比較願意迎接第二個寶寶；而二寶或三寶媽要再生下一胎，必須付出更高成本、考量更多面向，因此家務分工較難產生實質作用。

除了家務分工內容、胎次，第三個影響因素則是妻子的社經背景。只有在高教育程度妻子身上，丈夫投入更多家務育兒，才會明顯提高生育意願。

總的來說，研究成果顯示：

更平等的家務分工，特別是分攤育兒工作，能提升高教育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

數據也顯示，所謂「更平等的家務分工」並不是嚴格的 1：1。實際上，只要先生負擔超過 20% 的育兒責任，就能提高妻子的生育意願。換句話說，公平只是一種感覺，媽媽期待的不一定是全能爸爸，而是隊友實際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照顧壓力，就能讓妻子備感支持。

第二輪班，東亞女性的共同壓力

鄭雁馨談到，女性承擔高比例家務是臺灣「跨世代的共同現象」。熟齡世代高達八、九成，青壯世代女性也依然負擔七、八成的家務勞動。

「減少的那一兩成，也不一定是先生做更多，可能是自動化幫了忙。」鄭雁馨犀利道出痛點。從掃地機器人、洗碗機常見的廣告語「解放媽媽雙手」、「讓媽媽不再腰痠背痛」，家務商品預設出的消費者形象，也恰恰說明了家務一把罩，仍然是社會對女性的普遍想像。

不只在臺灣。「育兒家事=太太媽媽」，這個如影隨形的標籤，普遍存在於東亞國家。

攤開數據，1990 年代中期，日本婦女每週家務勞動時數是丈夫的 13 倍；韓國為 4 倍，而且經過 20 年，「歐巴們」沒有太大改變，2019 年的研究顯示（Kim & Cheung, 2019）當家裡迎來新生兒，並不會影響韓國爸爸投入家務的時間。對照電影中金智英的無奈心聲：「醫生反問我，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為什麼我的手腕會痛？」婦女承擔「第二輪班」的壓力，仍未完全被看見和同理。

過去，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的戰場是「家庭」，打掃煮飯、照顧老小、專心一打多。如今，許多女性同樣在職場發光發熱，但經歷生產和育嬰關卡時，她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除了承受懷孕的巨大身心變化，還可能影響升遷、中斷年資，甚至被不友善的職場隱性「驅逐出場」。

這也是為何研究反映出，蠟燭兩頭燒的高社經女性，更容易因為家務分工而影響生育意願。

「家務分工的均衡，影響最大的通常是高社經女性。」鄭雁馨分析：「她們可能有很好的職場表現，正在追求自己的事業和成就感，一旦生產、育兒，勢必要面臨職涯和婚育的衝突。當職場和家庭讓人身心俱疲，又發現丈夫不可能調整工作和作息，總是媽媽要犧牲，越來越多女性遲疑，或者生一個後就此打住。」

停滯的性別革命：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

臺灣生育率節節下滑，一谷還有一谷低，青年低薪、高房價、公托不足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但這項實證研究也反映出，

跟不上時代腳步的性別文化，更讓不少蠟燭兩頭燒的女性成為「厭世媽咪」，不願輕易再談媽媽經。

「為什麼北歐國家的生育率能回升？很大原因是，他們完成了兩階段的性別革命。」

鄭雁馨解釋，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持續走低息息相關，西方人口學家稱之為「停滯的性別革命」──大量女性活躍在公領域中，但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角色仍然停滯不前。這也是東亞文化圈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臺灣、香港、日本、南韓和中國。

舉例來說，請育嬰假、獨自推嬰兒車散步、上街買菜，是街頭常見的北歐爸爸群像。然而，當育嬰假政策來到東亞，2017 年臺灣、日本、韓國的爸爸使用率全都低於 10%。 「如果文化價值、社會環境沒有跟著改變，立意良善且進步的政策反而強化了性別分工。」鄭雁馨提醒。

回看電影，當金智英滿臉疲憊而怨懟的這麼說：「可以不要再說『幫』我了嗎？幫我做家事、幫我帶小孩、幫我找工作，這難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嗎？」這或許也是大螢幕外許多「偽單親媽媽」的真實吶喊。

透過實證研究再次顯示：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家務分工也絕非是夫妻的家內風景。若我們希望力挽狂瀾、翻轉生育率，便不應該忽視公私領域的性別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