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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不想努力了!想多生一個?研究顯示:爸爸先當「神隊友」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2/01/20 ・3707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本土研究

搶救生育大作戰!臺灣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負成長的警訊近在眼前,除了給薪育嬰假、育兒津貼,2021 年 8 月,政府的生育獎勵也提前至第二胎就發放,鼓勵夫妻多生孩子。加碼補助真的會讓大家願意再生下一胎嗎?搶救少子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實證研究發現,高教育背景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會受到家務分工影響,尤其丈夫是否分攤育兒工作更是關鍵。

工作、家庭蠟燭兩頭燒的「臺灣金智英們」

2019 年,《82 年生的金智英》颳起一陣話題旋風。電影細膩刻劃主角金智英在成長過程、家庭、職場面臨的性別處境,包括同工不同酬、婚姻與育兒負擔,不只衝出南韓高票房,在臺灣同樣掀起熱議。

「未婚的時候催趕快結婚,結婚以後催趕快生孩子,有了女兒又說再生兒子,生個孩子也不會改變什麼。」電影這段揪心金句,道出了無數女性面對婚育壓力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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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個孩子,真的不會改變什麼嗎?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副研究員,從多年研究提供幾個具體數據。根據國外不同學者在 2005、2019 年發表的論文(Gjerdingen & Center, 2005;Kim & Cheung, 2019),當家庭迎來新生兒,妻子花在家務和育兒的時間會大幅上升,丈夫的改變則不大。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臺灣。

隨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臺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節節上升,不過,家務勞動的時間卻沒有明顯變化。鄭雁馨從 2016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發現,臺灣婦女平均仍負擔近 80% 的家務,多數人白天在職場奔波,回家後,太太與媽媽們的「第二輪班」才正要開始……

白天在職場奔波,晚上仍要一手料理家務、育兒,是多數臺灣婦女的生活寫照。圖/iStock

臺灣婦女負擔近八成家務

誰做家事?誰來分攤育兒壓力?乍看只是小夫妻的互動模式,實際影響遠遠不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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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研究人口學的鄭雁馨直言:「臺灣女性在公領域和男性平起平坐,但如果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沒有跟上腳步,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眾多的西方調查已顯示,有沒有一個「神隊友」,將會影響女性是否想再生一胎。

然而過往的研究較少針對東亞社會,鄭雁馨採用 2016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從 3564 筆年齡介於 15–49 歲且至少有一個 18 歲以下子女的女性樣本,分析「教育程度」與「家務分工」對臺灣婦女生育意願的影響,進行本土性的實證探討。研究結果在 2020 年獲刊於美國頂尖家庭期刊《Journal of Marrige and Family》,這也是將近 10 年後臺灣的家庭研究再次登上此期刊。

從數據來看,臺灣家庭分工呈現何種面貌?

調查發現,臺灣已婚婦女平均每天要花上 6.2 個小時,包括處理家事雜務、照顧一家老小,種種占了將近八成的家務。已婚男性則大約負擔 22% 的整體家務,家事、育兒的比例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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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48.5% 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而這些高等教育程度的婦女,通常會獲得丈夫比較多的家務支持。整體而言,妻子的教育程度、收入與丈夫投入家務分工比例,呈現正相關——當妻子的社經地位越高,有越高機率擁有一個更積極分工家務的丈夫。

換言之,家務分工會隨著社會階層呈現不同樣貌:高社經婦女確實多了不少來自隊友的「後盾」支持。

家事分工越平等,媽媽更願意生第二胎

第二個問題:家務分工會影響生育態度嗎?當先生攬下越多家務,太太們會不會有更高的生育意願?

答案很有趣。整體來說,當丈夫家務總時數增加,妻子的生育意願也會增加,但進一步分析,還有三個影響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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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區分丈夫做了哪類家務,結果則不一樣。若丈夫是勤快地「做家事」,並不會影響妻子的生育意願;但如果丈夫分攤更多「照顧子女」的工作,妻子的生育意願會明顯增加。顯然對媽媽來說,比起多洗一次碗、多摺兩件衣服,爸爸能在孩子大哭大鬧時陪玩安撫、換尿布哄睡,更稱得上是神隊友。

此外,這個影響主要發生在「一寶媽」,讓她們更有意願生第二胎;對於有兩個以上寶寶的女性,影響不大。原因可能是,經歷過一次「育兒地獄」,媽媽們便能看清隊友的「屬性」,若先生沒有放自己單打獨鬥,新手媽媽自然比較願意迎接第二個寶寶;而二寶或三寶媽要再生下一胎,必須付出更高成本、考量更多面向,因此家務分工較難產生實質作用。

除了家務分工內容、胎次,第三個影響因素則是妻子的社經背景。只有在高教育程度妻子身上,丈夫投入更多家務育兒,才會明顯提高生育意願。

總的來說,研究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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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平等的家務分工,特別是分攤育兒工作,能提升高教育女性生第二胎的意願。

數據也顯示,所謂「更平等的家務分工」並不是嚴格的 1:1。實際上,只要先生負擔超過 20% 的育兒責任,就能提高妻子的生育意願。換句話說,公平只是一種感覺,媽媽期待的不一定是全能爸爸,而是隊友實際表現出願意共同承擔照顧壓力,就能讓妻子備感支持。

臺灣的調查呼應了日本、歐洲國家的研究,當伴侶更有性別平等意識、家庭分工較平等,特別是,如果丈夫一起投入照顧孩子,能讓媽媽的育兒經驗不那麼厭世孤單,支持她再重新經歷一次懷孕、生產、帶孩子的甘苦。圖/iStock

第二輪班,東亞女性的共同壓力

鄭雁馨談到,女性承擔高比例家務是臺灣「跨世代的共同現象」。熟齡世代高達八、九成,青壯世代女性也依然負擔七、八成的家務勞動。

「減少的那一兩成,也不一定是先生做更多,可能是自動化幫了忙。」鄭雁馨犀利道出痛點。從掃地機器人、洗碗機常見的廣告語「解放媽媽雙手」、「讓媽媽不再腰痠背痛」,家務商品預設出的消費者形象,也恰恰說明了家務一把罩,仍然是社會對女性的普遍想像。

不只在臺灣。「育兒家事=太太媽媽」,這個如影隨形的標籤,普遍存在於東亞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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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開數據,1990 年代中期,日本婦女每週家務勞動時數是丈夫的 13 倍;韓國為 4 倍,而且經過 20 年,「歐巴們」沒有太大改變,2019 年的研究顯示(Kim & Cheung, 2019)當家裡迎來新生兒,並不會影響韓國爸爸投入家務的時間。對照電影中金智英的無奈心聲:「醫生反問我,飯是電子鍋煮的,衣服是洗衣機洗的,為什麼我的手腕會痛?」婦女承擔「第二輪班」的壓力,仍未完全被看見和同理。

過去,男人出外打天下,女人的戰場是「家庭」,打掃煮飯、照顧老小、專心一打多。如今,許多女性同樣在職場發光發熱,但經歷生產和育嬰關卡時,她們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除了承受懷孕的巨大身心變化,還可能影響升遷、中斷年資,甚至被不友善的職場隱性「驅逐出場」。

這也是為何研究反映出,蠟燭兩頭燒的高社經女性,更容易因為家務分工而影響生育意願。

「家務分工的均衡,影響最大的通常是高社經女性。」鄭雁馨分析:「她們可能有很好的職場表現,正在追求自己的事業和成就感,一旦生產、育兒,勢必要面臨職涯和婚育的衝突。當職場和家庭讓人身心俱疲,又發現丈夫不可能調整工作和作息,總是媽媽要犧牲,越來越多女性遲疑,或者生一個後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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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各國相比,日韓女性都負擔超過八成的家務,臺灣也有近八成。香港超過六成五,中國超過七成。資料來源/鄭雁馨

停滯的性別革命: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

臺灣生育率節節下滑,一谷還有一谷低,青年低薪、高房價、公托不足都可能是影響因素。但這項實證研究也反映出,

跟不上時代腳步的性別文化,更讓不少蠟燭兩頭燒的女性成為「厭世媽咪」,不願輕易再談媽媽經。

「為什麼北歐國家的生育率能回升?很大原因是,他們完成了兩階段的性別革命。」

鄭雁馨解釋,家務分工與生育率的持續走低息息相關,西方人口學家稱之為「停滯的性別革命」──大量女性活躍在公領域中,但男性在私領域的性別角色仍然停滯不前。這也是東亞文化圈面臨的共同問題,包括臺灣、香港、日本、南韓和中國。

舉例來說,請育嬰假、獨自推嬰兒車散步、上街買菜,是街頭常見的北歐爸爸群像。然而,當育嬰假政策來到東亞,2017 年臺灣、日本、韓國的爸爸使用率全都低於 10%。 「如果文化價值、社會環境沒有跟著改變,立意良善且進步的政策反而強化了性別分工。」鄭雁馨提醒。

回看電影,當金智英滿臉疲憊而怨懟的這麼說:「可以不要再說『幫』我了嗎?幫我做家事、幫我帶小孩、幫我找工作,這難道不是你的家、你的事、你的孩子嗎?」這或許也是大螢幕外許多「偽單親媽媽」的真實吶喊。

透過實證研究再次顯示: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家務分工也絕非是夫妻的家內風景。若我們希望力挽狂瀾、翻轉生育率,便不應該忽視公私領域的性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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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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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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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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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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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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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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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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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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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黃魚和海鯰,古代台南人愛吃什麼魚?
寒波_96
・2022/04/01 ・4023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魚類是人類重要的資源,許多古代文化裡魚是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台灣古時候也是如此。一項新發表的研究,調查台南 5000 年來的遺址中有哪些魚,得知古早台南人食用的魚類,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

大黃魚。圖/〈野生大黃魚的滅絕危機

用耳朵裡的石頭,判斷古代人吃哪些魚

如何得知古代人吃哪些魚呢?魚有骨頭,有機會在遺址中留下遺骸,但是相對其他動物來說,魚類的骨頭沒那麼容易留下。所幸硬骨魚的頭部內,有種負責聽覺的構造「耳石(otolith)」。

耳石成分為碳酸鈣,魚去世後是相對容易留存的部位。不同魚類的耳石型態有別,所以見到遺址中的耳石,可以得知古時候有哪些物種。比較不同年代遺址間,耳石組成的變化,便能推論不同時代吃魚的改變。

由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千翔主導的研究,算是用魚類耳石回答考古學的問題。自然死亡的魚也會留下耳石,不過這項研究分析的耳石大部分來自貝塚,也就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垃圾堆遺址,當年應該曾經是人類的食物。

南科遺址群的地理位置。圖/參考資料

樣本皆來自南科遺址群,也就是南部科學園區的臺南園區的一系列遺址。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公元 1993 到 2010 年,在李匡悌等人率領的挖掘下有許多收穫,魚耳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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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距今 5000 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現在是南科的這塊地方便有許多人類活動。南科遺址群的 82 處遺址中,有 17 處出土過魚類耳石,被納入本次研究。考古學上可分為 5 個時期: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晚期,鐵器時代,以及歷史時期。

5 個時期中,新石器時代中期只有 1 處遺址 1 件樣本;距今 300 年到現在的歷史時期,也只有 3 處遺址 8 件樣本。用於分析的 1254 件樣本,大部分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

遺址們的資訊。圖/參考資料

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 4200 到 5000 年前的 2 個遺址,總共出土 789 件魚類耳石,分別屬於 24 個分類群(taxa),不論數量或多樣性都最高。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 2000 到 3300 年前的 7 處遺址,共出土 112 件樣本,分屬 16 個分類群。而鐵器時代,距今 300 到 1400 年前的 4 處遺址,出土 344 件樣本,分屬 13 個分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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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最有存在感的是大黃魚(Larimichthys crocea),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皆為當期最高比例的魚類。鐵器時代變成海鯰(sea catfish)最多,占 61.24%。

遺址中魚耳石的種類。圖/參考資料

台南環境變化,影響食用魚種

地處台南同一個地區的遺址,魚類的數量和多樣性都漸漸減少。之前有個論點主張,這是由於過度捕魚所致。但是這項研究充分利用耳石分析的優點,判斷出土魚耳石組成的變化,並非人為捕撈,主要是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

同一種魚,耳石的型態不會改變,但是大小會變,耳石大小又正比於魚體的尺寸,耳石愈大,魚體也愈大,反之亦然。

遺址中大黃魚的耳石。圖/參考資料

大黃魚在現代也是常見的食用魚類,最近卻由於過度捕撈(過漁),使得野生族群大福縮水;在此之下觀察到,多數個體的身體及耳石也明顯變小。由此推測,倘若古時候發生過漁,遺址中大黃魚的耳石應該會縮小。

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三個時期都有大黃魚。比較發現大黃魚的耳石並沒有變小,鐵器時代的耳石雖然數量大幅減少,尺寸還變大一點。表示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鐵器時代,也就是從 4000 多年到幾百年前,大黃魚並沒有面臨生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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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時期大黃魚的耳石尺寸。圖/參考資料

大黃魚在台南遺址的存在感之所以下降,更合理的論點是:海岸線和沿岸環境的改變。

台南的地貌不斷變化,陸地向海延伸。如今南科遺址群位於內陸,離海岸有相當距離;但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的年代(屬於小有知名度的大坌坑文化),這塊地方位在海邊;新石器時代晚期陸地範圍前進,不過依然位於海邊。

大黃魚住在岸邊海域,而新石器時代的台南人住在海邊,使他們不難獲得大黃魚之類的海產。魚類以外,這些遺址也出土不少貝類,表示當時的居民,善於利用沿海的水產資源。

隨著泥沙持續淤積,原本位於海邊的南科地區,鐵器時代成為內陸,淤積和河道後來形成台江內海。南科到台灣海峽之間有潟湖存在,鐵器時代的台南人,不用太靠近海邊便能取得水產資源。也許就是如此,大黃魚不再那麼流行,住在河口、潟湖環境的海鯰,變成這個時期遺址中最常見的魚類。

台南自然環境的變化。南科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就在海邊,鐵器時代變成內陸,和台灣海峽之間有著台江內海。圖/參考資料

耳石只代表一部分古代魚類

不論古今,耳石都是識別魚類的好材料。比較不同年代魚類耳石的改變,可以判斷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的變化,但是也要注意,考古遺址中的耳石,無法代表古代食用魚的全貌。

見到某種魚的耳石,那種魚一定存在過,可是曾經存在過的魚,不一定會留下紀錄,耳石組成也不完全等於實際比例。這兒最明顯的例子是,不同年代的多個遺址有出土鯛科魚類(Sparidae)的骨頭,然而其耳石只有 1 件。或許還有些魚類,不論魚骨或耳石都沒有留下,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們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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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見到大黃魚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 這項數據,並非意謂當時真的有 57%、42% 食用魚為大黃魚;合適的解讀大概是,大黃魚是新石器時代主要的食用魚種,晚期的比例有所降低。

遺址中海鯰科魚類(Ariidae)的耳石。圖/參考資料

大黃魚的古老傳承與當代危機

有趣的是,一直到中國漁民近期過度捕撈以前,野生大黃魚在東亞的東部沿海都很常見。古代台南人捕食不少大黃魚,可謂有偏好也具備技術,他們對大黃魚的偏愛和捕捉技術,或許能追溯到還在對岸海邊的日子。

綜合考古、語言學等方面的資訊推敲,台南在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應該是台灣初期的南島族群,他們很可能是更早以前來自東亞沿岸移民的後裔。這群人的生產方式包含農業,會種植稻、小米等馴化植物,不過仍然有不少採集和狩獵,以及利用水產資源。他們捕食大黃魚的文化,也許在祖先尚未渡海移民前已經養成。

古代人吃進不少大黃魚,現在大黃魚也是受到歡迎的食用魚,一度族群龐大的魚群還因為濫捕面臨滅團危機,至今沒有從過度捕撈的打擊中走出去。無疑,人類如今也成為影響魚類生態的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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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參考資料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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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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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碩士、文學與電影愛好者、戳樂黨員,主要興趣為演化,希望把好東西介紹給大家。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同名粉絲團《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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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的主因並非不生孩子?——人口學家鄭雁馨談少子化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2/02/21 ・5536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從婚育文化看臺灣的低生育率

1950 年代,臺灣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曾高達 7 人,但近年生育率卻呈現雪崩式下滑,一再探底。為何生育率好似青春小鳥,一去不回頭?「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她透過數據與生育指標指出,臺灣生育困境並非來自年輕夫妻只生一胎,而是因為未婚人口持續上升,低生育率的背後,與東亞的家庭和婚育文化密切相關。

重視家庭、強調傳承,東亞生育率為何持續探底?

「新生兒再創新低」、「生育率全球最低」,臺灣生育率警訊年年登上新聞。多年來,政府從育嬰假、生育津貼、第二胎獎勵等各式政策輪番端上桌,但生育數據卻似乎鐵了心,一去不回頭。

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了?許多人直指低薪、高房價、工時過長,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則把焦點轉向文化與傳統價值,她直言:「經濟結構有它的影響力。但我認為,放到東亞文化脈絡來看,低生育率和家庭性別文化脫不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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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主修社會學與人口學的鄭雁馨,五年前開始投入生育議題的量化研究。她發現過去三、四十年,臺灣的家庭模式經歷劇烈變化,晚婚日趨普遍、同居逐漸不再是禁忌,但同時許多傳統價值依然延續,例如香火傳承、孩子必須在婚姻關係中出生。

鄭雁馨運用戶政資料和社會調查進行人口研究,爬梳數據背後的婚育圖像,試圖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探究低生育率的根本構成。

「臺灣與東亞各國的狀況非常相似,經濟發展已高度現代化,但父權文化和家庭主義盛行,長輩對年輕人成家仍有很強影響力。我們需要從東亞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生育率議題。」

鄭雁馨在美國主修人口學,她指出臺灣有許多棘手而迫切的人口學議題,但缺少專門獨立的人口學訓練系統,政府和國家機構也沒有投入大型研究,是目前亟待補強的研究領域。圖/研之有物

平平都是生育率,有什麼不一樣? 拆解 PTFR、CTFR

東亞家庭與性別文化,交織出臺灣特殊的生育圖像。一大特色是:相較於西方多數國家,臺灣的生育率持續走低,沒有「回血」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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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常提及的探底生育率,指的是「時期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 PTFR)。以 2020 年為例,計算方式是:將 1971-2005 年次各年齡的女性生育率加總起來推算,如果女性依循這一系列年齡別生育率,度過可生育階段(15-49 歲)後會有幾個孩子,以此推估婦女一生的平均生育數。

這項指標方便快速,能立即呈現生育景況,不過也有盲點。由於計算方式混合了 35 個世代,一旦社會急速變遷,大量女性晚婚晚育,讓 15-30 歲的生育率明顯大幅下降, PTFR 便會被低估而失真。

「PTFR 適合用來比較全世界的生育概況,描繪出鉅觀的圖像。但是若一個社會經歷劇烈變化,要精準地分析生育狀況與診斷低生育率成因,世代生育率(CTFR)是比較可靠的指標。」

「世代生育率」 (Cohort Total Fertility Rate, CTFR )不受生育步調的影響,但必須等到女性年滿 49 歲 (或至少滿 45 歲) ,才能計算出同一世代的女性實際平均生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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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女性地位提升後,開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生育年齡因而逐步後延,會讓時期生育率(PTFR)顯著下滑⸺這是已開發國家都曾走過的路。例如, 20 世紀瑞典生育率從 3.6 到世紀末腰斬至 1.5。不過如同少部分高生育率的西方國家,瑞典 CTFR 一直維持在平穩的兩個小孩,PTFR 雖然看似下降,CTFR 卻能撐住在替代水準,主要是那些「行程 」延後的瑞典女性最後都有加入生育行列 。

這個現象來到東亞,卻明顯不存在!

比對臺灣這兩項生育率指標,自 2000 年初以來,PTFR 已近二十年低於 1.5,香港、南韓和日本同樣低迷,始終看不到生育率回補逆轉。進一步觀察 1950-1979 年出生者的 CTFR,東亞是全世界極少數持續下滑的地區。

主要原因是:15–30 歲延後未發生的大量生育率,在 30–45 歲回補力道不足,造成 PTFR 和 CTFR 雙雙下跌。其中關鍵,便在於日益增多的各年齡層未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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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看時期生育率,臺灣 1985 年已跌至 2 以下;但世代生育率一直到 1965 年世代才低於 2 人。PTFR 呈現的只是單一時點的生育概況,必須同時檢視真實世代的 CTFR,才能分析低生育率的形成主因。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鄭雁馨)

年輕夫妻不想生?低生育率關鍵:未婚人口越來越多

「 同時參照 PTFR 和 CTFR,才能掌握低生育率的真實結構,進一步分析為何臺灣或東亞生育率無法回補。 」鄭雁馨強調。

在東亞各國,未婚人口對生育率的影響異常關鍵,因為東亞的一大婚育特色是: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關係中。以臺灣來說,非婚生育僅 2~4%,數十年不動如山。獨特的「婚育包裹」文化,讓不結婚幾乎等同不會生孩子,因此分析世代總生育率(CTFR)、並對照未婚率,便能拆解生育率的結構。

那麼比對數據,究竟是「誰」不生孩子了?

1965 年之後出生的女性,同一世代生育率開始低於兩人。然而,一直到近年,已婚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依舊達到兩人,世代生育率下滑,其實是因為越來越多人沒有結婚。以六年級中段班(1975 年出生)為例,世代生育率為 1.6 人,但已婚人妻平均生育兩名子女,細究來看,原因是有 20% 未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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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窩蜂只關注時期生育率(PTFR)超低,很容易陷入盲點,通通鎖定在『大家不想生孩子』。實情是,多數夫妻婚後都會生育,甚至逾七成生到兩胎以上。」

換言之,低生育率的關鍵密碼並非不生孩子,更可能是:還沒結婚。

當越來越多人不只晚婚,且最後根本沒有走入婚姻,在東亞文化背景下,也意味著關上了生育大門,西方常見的生育率延後回補,因此失靈。

翻倍增加的單身男女

1980 年代以前,「不結婚」這個人生選項鮮少出現。若三字頭還是孤家寡人,左鄰右舍、叔伯阿姨早已爭相出手牽紅線。 當時,40 歲仍未婚的比例不到 5%。

如今,大齡單身男女不再鳳毛麟角, 45-49 歲仍未婚的比例已近二成。鄭雁馨參與的國際研究團隊從模型推估,到了 2050 年,臺灣 40-49 歲男性未婚比例很可能將超過 30%、女性超過 25%。換言之,假設非婚生育仍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幾乎也就預告了生育率一路下滑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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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打破冰凍三尺的生育率,進一步理解這些未婚者的生命狀態,至關重要。「如果因為負擔不起成家壓力,提升薪資水平、生育補助或許有效;如果多數人是不婚主義,經濟政策自然無濟於事。」

未來數十年,東亞單身人口預估會持續攀升,翻倍增加。臺灣和韓國幾乎是一路走高;日本因為工業化更早,女性婚育延遲、未婚的現象,比其他國家更早出現,因此數據預估較持平。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creasing Late Singlehood in East Asia, 2010–2050

為何她/他們還沒結婚?傳統婚育的壓力

結婚不好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另一條路?他們是堅持不婚?渴望成家卻找不到另一半?受限經濟壓力不敢「婚頭」?或者,想有孩子但不想結婚?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來看,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不把婚姻視為人生必選題,認同「未婚也能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敗犬」標籤慢慢被「一個人也很精采」取代。

然而,許多單身者其實並非是不婚主義者。根據 2013 年主計處調查,未婚女性裡學歷越高、結婚意願越強,而且 45-49 歲仍有兩成考慮成家。那麼,她們單身的原因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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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生族群以外,「尚未遇到適婚對象」在各年齡、學歷都壓倒性勝利,尤其以大專以上最明顯。顯然,並非徹底拒絕結婚,而是難以找到共度人生的「牽手」,是不少單身女性的難題。雖然結婚和生育是兩個人的事,但弔詭的是:社會調查很少詢問男性未婚的原因,所以其生命處境是否與女性相似,仍亟待研究。

學歷越高,越不想結婚?實證調查結果恰恰相反。女性以高學歷者的結婚意願最高,但她們也是遇不到適婚對象的最大未婚族群。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鄭雁馨

「許多人傾向結婚,但沒有找到合適對象。關鍵在於社會高速發展後,新世代對婚姻、家庭角色的期待轉變,而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這就形成了婚育配對的困難。」鄭雁馨分析。

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政治、經濟飛躍性成長,躋身先進國家。女性的教育、就業與社會成就,不斷突破傳統限制,公領域裡女力崛起,但目光移轉至家庭與文化價值,傳統父權力道的鬆動遠不如預期。

拚兒子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臺灣胎次越高,新生兒性別比例的失衡越嚴重。當媽媽拚到第三、四胎,經常承受非男孩不可的香火壓力,「性別篩選」成為不能說的秘密。對照 2006 年與 2016 年東亞社會調查,儘管已相隔十年,臺灣男性認為「至少要生下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始終有堅定不移的 44% 。

家務分工是另一個東亞共同性別文化。時至今日,臺灣婦女依舊負擔近八成的家務,家事、小孩一肩扛。但即便丈夫想共同育兒,性別環境的土壤也未必足夠厚實。

北歐廣泛使用的雙親育嬰假,移植到臺灣,2017 年統計 76% 媽媽申請育嬰假,但爸爸僅 8%。除了傳統文化通常預設母親是優先照顧者,兩性的薪水差異,也讓爸爸休假帶孩子,必須同時承受經濟成本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壓力。

「我們的性別平等改革,在教育、就業率表現很高。相對來說,文化層面的變化沒那麼明顯,包括婚育、家庭關係,這是東亞文化圈的共性。」鄭雁馨分析。

因為家庭關係緊密,長輩對下一代婚姻具有高度影響。新好媳婦除了上網「靠北婆家」,回到現實世界,多半仍得努力和長輩們磨合。這也意味,在講求孝道與家庭主義的社會,家庭內的傳統性別文化更難動搖。

種種盡在不言中的文化規範,交織出一片無形的婚育壓力,也形成兩性對婚姻家庭的期待落差。

對高社經背景的女性而言,走入家庭、養育照顧孩子,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機會成本,可能間接延緩兩性結婚的時程。

大齡女子想結婚?沒那麼容易

走入婚姻,需要直面傳統文化壓力,但單身者卻也可能被同一套價值,無情拒於門外。

鄭雁馨研究發現,二字頭的未婚男女,未來結婚的機率兩性相差不大;但若到了 35-39 歲,往後十年,女性結婚的機率就遠比男性下降許多。

研究突顯了殘酷的社會現實:

在婚姻市場裡,大齡是女性的「被扣分項」。背後不僅隱含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形象的期待,另一個關鍵原因仍是生育——好不好生、生得好不好,經常被歸責在母親身上。

鄭雁馨直言:「十幾年來,我們的公衛體系依然不斷強調『34 歲以前是黃金生育年齡』,而且主要針對高齡女性。但現實是,整個社會有一半女性 (和男性)此時還沒有進入婚姻,但她們已經被貼上不好生的標籤。」

隨之而來,也是她們在婚姻市場上將面對的歧視與擇偶困境。事實上,高齡生育風險不僅存在女性身上,越來越多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高齡爸爸對母親生育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選擇忽視後者而強調前者。

35 歲以上才晉升新手媽媽的比例快速竄升,2016 年已突破 25%。當晚婚、晚育成為常態,35-45 的女性勢必將成為臺灣的生育主力,這也考驗公衛與醫學體系是否能因應變遷,提供足夠的檢測照護與論述支持。圖/研之有物(資料來源:鄭雁馨

更多實證研究,更友善彈性的婚育文化

當社會結構急速轉變,家庭與文化價值變動緩慢,齒輪時不時被卡絆,凍結的人口成長有機會回溫嗎?

「我們必須認清,人口萎縮是必然的。」鄭雁馨認為,生育率下滑已非一日之秋,現階段只能減緩速度。綜觀來看,已婚夫妻的生育狀況並不悲觀,了解結婚率下滑的原因是較直接的目標。但相較於日本早已進行系統性研究,臺灣對未婚圖像的掌握始終蒼白貧乏。

「如果高生育率奠基於昔日女性必須犧牲受教和就業權,人生只有育兒持家一個選項,那當代的低生育率或許沒什麼不好。」鄭雁馨直言:「但如果很多女性想成家卻無法實現,政策應該更努力解決,包括未婚而想當父母的人,我們能否有更彈性開放的思維,達到生育自主。」

有多少人渴望成家?有多少人因為低薪高房價,不敢組成家庭?又有多少單身者只想要孩子?更多細緻的實證研究,是思考生育政策的重要基礎。

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更是根本。「歐洲經驗告訴我們,家戶內的性別平等如果沒有跟上,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鄭雁馨這麼說,

「育兒需要成為一整個村莊、社會、國家的事,而不是女性理所當然的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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