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不想努力了！想多生一個？研究顯示：爸爸先當「神隊友」

本文由 建研所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當你走進一棟建築，是否能感受到它對環境的友善？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意識到，但現今建築不只提供我們居住和工作的空間，更是肩負著重要的永續節能責任。

綠建築標準的誕生，正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遷與資源匱乏問題，確保建築設計能夠減少資源浪費、降低污染，同時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然而，要成為綠建築並非易事，每一棟建築都需要通過層層關卡，才能獲得標章認證。

為推動環保永續的建築環境，政府自 1999 年起便陸續著手推動「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以及「綠建材標章」的相關政策。這些標章的設立，旨在透過標準化的建築評估系統，鼓勵建築設計融入生態友善、能源高效及健康安全的原則。並且政府在政策推動時，為鼓勵業界在規劃設計階段即導入綠建築手法，自 2003 年特別辦理優良綠建築作品評選活動。截至 2024 年為止，已有 130 件優良綠建築、31 件優良智慧建築得獎作品，涵蓋學校、醫療機構、公共住宅等各類型建築，不僅提升建築物的整體性能，也彰顯了政府對綠色、智慧建築的重視。

說這麼多，你可能還不明白建築要變「綠」、變「聰明」的過程，要經歷哪些標準與挑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綠建材標章

第一招：依循 EEWH 標準，打造綠建築典範

環境友善和高效率運用資源，是綠建築（green building）的核心理念，但這樣的概念不僅限於外觀或用材這麼簡單，而是涵蓋建築物的整個生命週期，也就是包括規劃、設計、施工、營運和維護階段在內，都要貼合綠建築的價值。

關於綠建築的標準，讓我們先回到 1990 年，當時英國建築研究機構（BRE）首次發布有關「建築研究發展環境評估工具（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BREEAM®）」，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築永續評估方法。美國則在綠建築委員會成立後，於 1998 年推出「能源與環境設計領導認證」（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這套評估系統，加速推動了全球綠建築行動。

臺灣在綠建築的制訂上不落人後。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氣溫高，濕度也高，得要有一套我們自己的評分規則——臺灣綠建築評估系統「EEWH」應運而生，四個英文字母分別為 Ecology（生態）、Energy saving（節能）、Waste reduction（減廢）以及 Health（健康），分成「合格、銅、銀、黃金和鑽石」共五個等級，設有九大評估指標。

我們就以「台江國家公園」為例，看它如何躍過一道道指標，成為「鑽石級」綠建築的國家公園！

位於臺南市四草大橋旁的「台江國家公園」是臺灣第8座國家公園，也是臺灣唯一的濕地型的國家公園。同時，還是南部行政機關第一座鑽石級的綠建築，其外觀採白色系列，從高空俯瞰，就像在一座小島上座落了許多白色建築群的聚落；從地面看則有臺南鹽山的意象。

因其地形與地理位置的特殊，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則成了台江國家公園的首要考量。園區利用既有的魚塭結構，設計自然護岸，保留基地既有的雜木林和灌木草原，並種植原生與誘鳥誘蟲等多樣性植物，採用複層雜生混種綠化。以石籠作為擋土護坡與卵石回填增加了多孔隙，不僅強化了環境的保護力，也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環境，使這裡成為動植物共生的美好棲地。

第二招：想成綠建築，必用綠建材

要成為一幢優秀好棒棒的綠建築，使用在原料取得、產品製造、應用過程和使用後的再生利用循環中，對地球環境負荷最小、對人類身體健康無害的「綠建材」非常重要。

這種建材最早是在 1988 年國際材料科學研究會上被提出，一路到今日，國際間對此一概念的共識主要包括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廢棄物減量（reduce）和低污染（low emission materials）等特性，從而減少化學合成材料產生的生態負荷和能源消耗。同時，使用自然材料與低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材，亦可避免對人體產生危害。

在綠建築標章後，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於 2004 年 7 月正式推行綠建材標章制度，以建材生命週期為主軸，提出「健康、生態、高性能、再生」四大方向。舉例來說，為確保室內環境品質，建材必須符合低逸散、低污染、低臭氣等條件；為了防溫室效應的影響，須使用本土材料以節省資源和能源；使用高性能與再生建材，不僅要經久耐用、具高度隔熱和防音等特性，也強調材料本身的再利用性。

在台江國家公園內，綠建材的應用是其獲得 EEWH 認證的重要部分。其不僅在設計結構上體現了生態理念，更在材料選擇上延續了對環境的關懷。園區步道以當地的蚵殼磚鋪設，並利用蚵殼作為建築格柵的填充材料，為鳥類和小生物營造棲息空間，讓「蚵殼磚」不再只是建材，而是與自然共生的橋樑。園區的內部裝修選用礦纖維天花板、矽酸鈣板、企口鋁板等符合綠建材標準的系統天花。牆面則粉刷乳膠漆，整體綠建材使用率為 52.8%。

在日常節能方面，台江國家公園也做了相當細緻的設計。例如，引入樓板下的水面蒸散低溫外氣，屋頂下設置通風空氣層，高處設置排風窗讓熱空氣迅速排出，廊道還配備自動控制的微噴霧系統來降溫。屋頂採用蚵殼與漂流木創造生態棲地，創造空氣層及通風窗引入水面低溫外企，如此一來就能改善事內外氣溫及熱空氣的通風對流，不僅提升了隔熱效果，減少空調需求，讓建築如同「與海共舞」，在減廢與健康方面皆表現優異，展示出綠建築在地化的無限可能。

在綠建材的部分，另外補充獲選為 2023 年優良綠建築的臺南市立九份子國民中小學新建工程，其採用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較低的建材，比方提高高爐水泥（具高強度、耐久、緻密等特性，重點是發熱量低）的量，並使用能提高混凝土晚期抗壓性、降低混凝土成本與建物碳足跡的「爐石粉」，還用再生透水磚做人行道鋪面。

同樣入選 2023 年綠建築的還有雲林豐泰文教基金會的綠園區，首先，他們捨棄金屬建材，讓高爐水泥使用率達 100%。別具心意的是，他們也將施工開挖的土方做回填，將有高地差的荒地恢復成平坦綠地，本來還有點「工業風」的房舍告別荒蕪，無痛轉綠。

等等，這樣看來建築夠不夠綠的命運，似乎在建材選擇跟設計環節就決定了，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建築是活的，需要持續管理–有智慧的管理。

第三招：智慧管理與科技應用

我們對生態的友善性與資源運用的效率，除了從建築設計與建材的使用等角度介入，也須適度融入「智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s）的概念，即運用資通訊科技來提升建築物效能、舒適度與安全性，使空間更人性化。像是透過建築物佈建感測器，用於蒐集環境資料和使用行為，並作為空調、照明等設備、設施運轉操作之重要參考。

為了推動建築與資通訊產業的整合，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2004 年建立了「智慧建築標章」制度，為消費者提供判斷建築物是否善用資通訊感知技術的標準。評估指標經多次修訂，目前是以「基礎設施、維運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智慧創新」等六大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
以節能管理指標為例，為了掌握建築物生命週期中的能耗，需透過系統設備和技術的主動控制來達成低耗與節能的目標，評估重點包含設備效率、節能技術和能源管理三大面向。在健康舒適方面，則在空間整體環境、光環境、溫熱環境、空氣品質、水資源等物理環境，以及健康管理系統和便利服務上進行評估。

樹林藝文綜合大樓在設計與施工過程中，充分展現智慧建築應用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節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 8 大指標先進技術，來達成兼顧環保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是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IM）技術打造的指標性建築，受到國際矚目。

在興建階段，為了保留基地內 4 棵原有老樹，團隊透過測量儀器對老樹外觀進行精細掃描，並將大小等比例匯入 BIM 模型中，讓建築師能清晰掌握樹木與建築物之間的距離，確保施工過程不影響樹木健康。此外，在大樓啟用後，BIM 技術被運用於「電子維護管理系統」，透過 3D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大樓內設備位置及履歷資料的即時讀取。系統可進行設備的監測和維護，包括保養計畫、異常修繕及耗材管理，讓整棟大樓的全生命週期狀況都能得到妥善管理。

智慧建築導入 BIM 技術的應用，從建造設計擴展至施工和日常管理，使建築生命周期的管理更加智慧化。以 FM 系統 ( Facility Management，簡稱 FM ) 為例，該系統可在雲端進行遠端控制，根據會議室的使用時段靈活調節空調風門，會議期間開啟通往會議室的風門以加強換氣，而非使用時段則可根據二氧化碳濃度調整外氣空調箱的運轉頻率，保持低頻運作，實現節能效果。透過智慧管理提升了節能效益、建築物的維護效率和公共安全管理。

總結

綠建築、綠建材與智慧建築這三大標章共同構建了邁向淨零碳排、居住健康和環境永續的基礎。綠建築標章強調設計與施工的生態友善與節能表現，從源頭減少碳足跡；綠建材標章則確保建材從生產到廢棄的全生命週期中對環境影響最小，並保障居民的健康；智慧建築標章運用科技應用，實現能源的高效管理和室內環境的精準調控，增強了居住的舒適性與安全性。這些標章的綜合應用，讓建築不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成為實現淨零、促進健康和支持永續的具體實踐。

魚類是人類重要的資源，許多古代文化裡魚是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台灣古時候也是如此。一項新發表的研究，調查台南 5000 年來的遺址中有哪些魚，得知古早台南人食用的魚類，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

用耳朵裡的石頭，判斷古代人吃哪些魚

如何得知古代人吃哪些魚呢？魚有骨頭，有機會在遺址中留下遺骸，但是相對其他動物來說，魚類的骨頭沒那麼容易留下。所幸硬骨魚的頭部內，有種負責聽覺的構造「耳石（otolith）」。

耳石成分為碳酸鈣，魚去世後是相對容易留存的部位。不同魚類的耳石型態有別，所以見到遺址中的耳石，可以得知古時候有哪些物種。比較不同年代遺址間，耳石組成的變化，便能推論不同時代吃魚的改變。

• 延伸閱讀：解開古代魚類耳朵裡的「石頭」秘密！專訪古生物學家林千翔

由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千翔主導的研究，算是用魚類耳石回答考古學的問題。自然死亡的魚也會留下耳石，不過這項研究分析的耳石大部分來自貝塚，也就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垃圾堆遺址，當年應該曾經是人類的食物。

樣本皆來自南科遺址群，也就是南部科學園區的臺南園區的一系列遺址。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於公元 1993 到 2010 年，在李匡悌等人率領的挖掘下有許多收穫，魚耳石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從距今 5000 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現在是南科的這塊地方便有許多人類活動。南科遺址群的 82 處遺址中，有 17 處出土過魚類耳石，被納入本次研究。考古學上可分為 5 個時期：新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晚期，鐵器時代，以及歷史時期。

5 個時期中，新石器時代中期只有 1 處遺址 1 件樣本；距今 300 年到現在的歷史時期，也只有 3 處遺址 8 件樣本。用於分析的 1254 件樣本，大部分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 4200 到 5000 年前的 2 個遺址，總共出土 789 件魚類耳石，分別屬於 24 個分類群（taxa），不論數量或多樣性都最高。

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 2000 到 3300 年前的 7 處遺址，共出土 112 件樣本，分屬 16 個分類群。而鐵器時代，距今 300 到 1400 年前的 4 處遺址，出土 344 件樣本，分屬 13 個分類群。

新石器時代最有存在感的是大黃魚（Larimichthys crocea），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皆為當期最高比例的魚類。鐵器時代變成海鯰（sea catfish）最多，占 61.24%。

台南環境變化，影響食用魚種

地處台南同一個地區的遺址，魚類的數量和多樣性都漸漸減少。之前有個論點主張，這是由於過度捕魚所致。但是這項研究充分利用耳石分析的優點，判斷出土魚耳石組成的變化，並非人為捕撈，主要是自然環境變化的影響。

同一種魚，耳石的型態不會改變，但是大小會變，耳石大小又正比於魚體的尺寸，耳石愈大，魚體也愈大，反之亦然。

大黃魚在現代也是常見的食用魚類，最近卻由於過度捕撈（過漁），使得野生族群大福縮水；在此之下觀察到，多數個體的身體及耳石也明顯變小。由此推測，倘若古時候發生過漁，遺址中大黃魚的耳石應該會縮小。

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石器時代晚期，鐵器時代，三個時期都有大黃魚。比較發現大黃魚的耳石並沒有變小，鐵器時代的耳石雖然數量大幅減少，尺寸還變大一點。表示至少從新石器時代早期到鐵器時代，也就是從 4000 多年到幾百年前，大黃魚並沒有面臨生存危機。

大黃魚在台南遺址的存在感之所以下降，更合理的論點是：海岸線和沿岸環境的改變。

台南的地貌不斷變化，陸地向海延伸。如今南科遺址群位於內陸，離海岸有相當距離；但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南關里、南關里東遺址的年代（屬於小有知名度的大坌坑文化），這塊地方位在海邊；新石器時代晚期陸地範圍前進，不過依然位於海邊。

大黃魚住在岸邊海域，而新石器時代的台南人住在海邊，使他們不難獲得大黃魚之類的海產。魚類以外，這些遺址也出土不少貝類，表示當時的居民，善於利用沿海的水產資源。

隨著泥沙持續淤積，原本位於海邊的南科地區，鐵器時代成為內陸，淤積和河道後來形成台江內海。南科到台灣海峽之間有潟湖存在，鐵器時代的台南人，不用太靠近海邊便能取得水產資源。也許就是如此，大黃魚不再那麼流行，住在河口、潟湖環境的海鯰，變成這個時期遺址中最常見的魚類。

耳石只代表一部分古代魚類

不論古今，耳石都是識別魚類的好材料。比較不同年代魚類耳石的改變，可以判斷自然環境與人類文化的變化，但是也要注意，考古遺址中的耳石，無法代表古代食用魚的全貌。

見到某種魚的耳石，那種魚一定存在過，可是曾經存在過的魚，不一定會留下紀錄，耳石組成也不完全等於實際比例。這兒最明顯的例子是，不同年代的多個遺址有出土鯛科魚類（Sparidae）的骨頭，然而其耳石只有 1 件。或許還有些魚類，不論魚骨或耳石都沒有留下，我們根本不知道它們存在過。

我們見到大黃魚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占 57.29%，晚期占 41.96% 這項數據，並非意謂當時真的有 57%、42% 食用魚為大黃魚；合適的解讀大概是，大黃魚是新石器時代主要的食用魚種，晚期的比例有所降低。

大黃魚的古老傳承與當代危機

有趣的是，一直到中國漁民近期過度捕撈以前，野生大黃魚在東亞的東部沿海都很常見。古代台南人捕食不少大黃魚，可謂有偏好也具備技術，他們對大黃魚的偏愛和捕捉技術，或許能追溯到還在對岸海邊的日子。

綜合考古、語言學等方面的資訊推敲，台南在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應該是台灣初期的南島族群，他們很可能是更早以前來自東亞沿岸移民的後裔。這群人的生產方式包含農業，會種植稻、小米等馴化植物，不過仍然有不少採集和狩獵，以及利用水產資源。他們捕食大黃魚的文化，也許在祖先尚未渡海移民前已經養成。

古代人吃進不少大黃魚，現在大黃魚也是受到歡迎的食用魚，一度族群龐大的魚群還因為濫捕面臨滅團危機，至今沒有從過度捕撈的打擊中走出去。無疑，人類如今也成為影響魚類生態的要角。

延伸閱讀

• 林千翔實驗室網站
• 吃魚頭常常啃到的那兩顆「魚耳石」，對古生物學相當重要
• 耳中乾坤─魚耳石
• 從台灣魚類耳石化石研究 談海洋生物多樣性的變動與困境
• 台灣海洋化石與魚類化石的研究、回顧與展望
• 野生大黃魚的滅絕危機
• 背後中箭、大啖貝類，史前南科住了誰？
• 東亞南方、北方，還有台灣的古代DNA──東亞遺傳史（上）
• 台東都蘭，南島語族從台灣出海前的最後一站
• 1900 萬年前，鯊鯊神秘大滅絕事件？！
• 短篇  住在地中海邊，靠海吃海的尼安德塔人
• 短篇 秘魯海岸15000年前已有人居，他們技術簡單，菜單多元
• 短篇 最早吃鮭魚的人類，在11800年前的阿拉斯加
• 8000年前賈湖遺址，最早養殖鯉魚

參考資料

• Lin, C. H., Wang, Y. C., Ribas-Deulofeu, L., Chang, C. W., & Li, K. T. (2022). Changes in marine resource consumption over the past 5000 years in southwestern Taiwan revealed by fish otolith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42, 103400.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劉芝吟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從婚育文化看臺灣的低生育率

1950 年代，臺灣每位婦女平均生育數曾高達 7 人，但近年生育率卻呈現雪崩式下滑，一再探底。為何生育率好似青春小鳥，一去不回頭？「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鄭雁馨副研究員，她透過數據與生育指標指出，臺灣生育困境並非來自年輕夫妻只生一胎，而是因為未婚人口持續上升，低生育率的背後，與東亞的家庭和婚育文化密切相關。

重視家庭、強調傳承，東亞生育率為何持續探底？

「新生兒再創新低」、「生育率全球最低」，臺灣生育率警訊年年登上新聞。多年來，政府從育嬰假、生育津貼、第二胎獎勵等各式政策輪番端上桌，但生育數據卻似乎鐵了心，一去不回頭。

年輕人為什麼不生孩子了？許多人直指低薪、高房價、工時過長，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鄭雁馨則把焦點轉向文化與傳統價值，她直言：「經濟結構有它的影響力。但我認為，放到東亞文化脈絡來看，低生育率和家庭性別文化脫不了關係。」

在美國主修社會學與人口學的鄭雁馨，五年前開始投入生育議題的量化研究。她發現過去三、四十年，臺灣的家庭模式經歷劇烈變化，晚婚日趨普遍、同居逐漸不再是禁忌，但同時許多傳統價值依然延續，例如香火傳承、孩子必須在婚姻關係中出生。

鄭雁馨運用戶政資料和社會調查進行人口研究，爬梳數據背後的婚育圖像，試圖從更廣泛的文化視角，探究低生育率的根本構成。

「臺灣與東亞各國的狀況非常相似，經濟發展已高度現代化，但父權文化和家庭主義盛行，長輩對年輕人成家仍有很強影響力。我們需要從東亞文化的角度出發，來分析生育率議題。」

平平都是生育率，有什麼不一樣？ 拆解 PTFR、CTFR

東亞家庭與性別文化，交織出臺灣特殊的生育圖像。一大特色是：相較於西方多數國家，臺灣的生育率持續走低，沒有「回血」的跡象。

媒體報導常提及的探底生育率，指的是「時期生育率」（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 PTFR）。以 2020 年為例，計算方式是：將 1971-2005 年次各年齡的女性生育率加總起來推算，如果女性依循這一系列年齡別生育率，度過可生育階段（15-49 歲）後會有幾個孩子，以此推估婦女一生的平均生育數。

這項指標方便快速，能立即呈現生育景況，不過也有盲點。由於計算方式混合了 35 個世代，一旦社會急速變遷，大量女性晚婚晚育，讓 15-30 歲的生育率明顯大幅下降， PTFR 便會被低估而失真。

「PTFR 適合用來比較全世界的生育概況，描繪出鉅觀的圖像。但是若一個社會經歷劇烈變化，要精準地分析生育狀況與診斷低生育率成因，世代生育率（CTFR）是比較可靠的指標。」

「世代生育率」 （Cohort Total Fertility Rate, CTFR ）不受生育步調的影響，但必須等到女性年滿 49 歲 （或至少滿 45 歲） ，才能計算出同一世代的女性實際平均生育數。

當女性地位提升後，開始大量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生育年齡因而逐步後延，會讓時期生育率（PTFR）顯著下滑⸺這是已開發國家都曾走過的路。例如， 20 世紀瑞典生育率從 3.6 到世紀末腰斬至 1.5。不過如同少部分高生育率的西方國家，瑞典 CTFR 一直維持在平穩的兩個小孩，PTFR 雖然看似下降，CTFR 卻能撐住在替代水準，主要是那些「行程 」延後的瑞典女性最後都有加入生育行列 。

這個現象來到東亞，卻明顯不存在！

比對臺灣這兩項生育率指標，自 2000 年初以來，PTFR 已近二十年低於 1.5，香港、南韓和日本同樣低迷，始終看不到生育率回補逆轉。進一步觀察 1950-1979 年出生者的 CTFR，東亞是全世界極少數持續下滑的地區。

主要原因是：15–30 歲延後未發生的大量生育率，在 30–45 歲回補力道不足，造成 PTFR 和 CTFR 雙雙下跌。其中關鍵，便在於日益增多的各年齡層未婚人口！

年輕夫妻不想生？低生育率關鍵：未婚人口越來越多

「 同時參照 PTFR 和 CTFR，才能掌握低生育率的真實結構，進一步分析為何臺灣或東亞生育率無法回補。 」鄭雁馨強調。

在東亞各國，未婚人口對生育率的影響異常關鍵，因為東亞的一大婚育特色是：孩子必須出生在婚姻關係中。以臺灣來說，非婚生育僅 2～4%，數十年不動如山。獨特的「婚育包裹」文化，讓不結婚幾乎等同不會生孩子，因此分析世代總生育率（CTFR）、並對照未婚率，便能拆解生育率的結構。

那麼比對數據，究竟是「誰」不生孩子了？

1965 年之後出生的女性，同一世代生育率開始低於兩人。然而，一直到近年，已婚婦女的平均生育數依舊達到兩人，世代生育率下滑，其實是因為越來越多人沒有結婚。以六年級中段班（1975 年出生）為例，世代生育率為 1.6 人，但已婚人妻平均生育兩名子女，細究來看，原因是有 20% 未婚女性。

「 一窩蜂只關注時期生育率（PTFR）超低，很容易陷入盲點，通通鎖定在『大家不想生孩子』。實情是，多數夫妻婚後都會生育，甚至逾七成生到兩胎以上。」

換言之，低生育率的關鍵密碼並非不生孩子，更可能是：還沒結婚。

當越來越多人不只晚婚，且最後根本沒有走入婚姻，在東亞文化背景下，也意味著關上了生育大門，西方常見的生育率延後回補，因此失靈。

翻倍增加的單身男女

1980 年代以前，「不結婚」這個人生選項鮮少出現。若三字頭還是孤家寡人，左鄰右舍、叔伯阿姨早已爭相出手牽紅線。 當時，40 歲仍未婚的比例不到 5%。

如今，大齡單身男女不再鳳毛麟角， 45-49 歲仍未婚的比例已近二成。鄭雁馨參與的國際研究團隊從模型推估，到了 2050 年，臺灣 40-49 歲男性未婚比例很可能將超過 30%、女性超過 25%。換言之，假設非婚生育仍不被主流文化接受，幾乎也就預告了生育率一路下滑的劇本。

想要打破冰凍三尺的生育率，進一步理解這些未婚者的生命狀態，至關重要。「如果因為負擔不起成家壓力，提升薪資水平、生育補助或許有效；如果多數人是不婚主義，經濟政策自然無濟於事。」

為何她／他們還沒結婚？傳統婚育的壓力

結婚不好嗎，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另一條路？他們是堅持不婚？渴望成家卻找不到另一半？受限經濟壓力不敢「婚頭」？或者，想有孩子但不想結婚？

從臺灣社會變遷調查來看，越年輕的世代，越傾向不把婚姻視為人生必選題，認同「未婚也能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敗犬」標籤慢慢被「一個人也很精采」取代。

然而，許多單身者其實並非是不婚主義者。根據 2013 年主計處調查，未婚女性裡學歷越高、結婚意願越強，而且 45-49 歲仍有兩成考慮成家。那麼，她們單身的原因又是什麼？

除了學生族群以外，「尚未遇到適婚對象」在各年齡、學歷都壓倒性勝利，尤其以大專以上最明顯。顯然，並非徹底拒絕結婚，而是難以找到共度人生的「牽手」，是不少單身女性的難題。雖然結婚和生育是兩個人的事，但弔詭的是：社會調查很少詢問男性未婚的原因，所以其生命處境是否與女性相似，仍亟待研究。

「許多人傾向結婚，但沒有找到合適對象。關鍵在於社會高速發展後，新世代對婚姻、家庭角色的期待轉變，而與傳統文化發生衝突，這就形成了婚育配對的困難。」鄭雁馨分析。

半世紀以來，臺灣的政治、經濟飛躍性成長，躋身先進國家。女性的教育、就業與社會成就，不斷突破傳統限制，公領域裡女力崛起，但目光移轉至家庭與文化價值，傳統父權力道的鬆動遠不如預期。

拚兒子是其中一個例子。

在臺灣胎次越高，新生兒性別比例的失衡越嚴重。當媽媽拚到第三、四胎，經常承受非男孩不可的香火壓力，「性別篩選」成為不能說的秘密。對照 2006 年與 2016 年東亞社會調查，儘管已相隔十年，臺灣男性認為「至少要生下一個兒子來傳宗接代」，始終有堅定不移的 44% 。

家務分工是另一個東亞共同性別文化。時至今日，臺灣婦女依舊負擔近八成的家務，家事、小孩一肩扛。但即便丈夫想共同育兒，性別環境的土壤也未必足夠厚實。

北歐廣泛使用的雙親育嬰假，移植到臺灣，2017 年統計 76% 媽媽申請育嬰假，但爸爸僅 8%。除了傳統文化通常預設母親是優先照顧者，兩性的薪水差異，也讓爸爸休假帶孩子，必須同時承受經濟成本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壓力。

「我們的性別平等改革，在教育、就業率表現很高。相對來說，文化層面的變化沒那麼明顯，包括婚育、家庭關係，這是東亞文化圈的共性。」鄭雁馨分析。

因為家庭關係緊密，長輩對下一代婚姻具有高度影響。新好媳婦除了上網「靠北婆家」，回到現實世界，多半仍得努力和長輩們磨合。這也意味，在講求孝道與家庭主義的社會，家庭內的傳統性別文化更難動搖。

種種盡在不言中的文化規範，交織出一片無形的婚育壓力，也形成兩性對婚姻家庭的期待落差。

對高社經背景的女性而言，走入家庭、養育照顧孩子，要付出比男性更高的機會成本，可能間接延緩兩性結婚的時程。

大齡女子想結婚？沒那麼容易

走入婚姻，需要直面傳統文化壓力，但單身者卻也可能被同一套價值，無情拒於門外。

鄭雁馨研究發現，二字頭的未婚男女，未來結婚的機率兩性相差不大；但若到了 35-39 歲，往後十年，女性結婚的機率就遠比男性下降許多。

研究突顯了殘酷的社會現實：

在婚姻市場裡，大齡是女性的「被扣分項」。背後不僅隱含父權文化對性別角色、形象的期待，另一個關鍵原因仍是生育——好不好生、生得好不好，經常被歸責在母親身上。

鄭雁馨直言：「十幾年來，我們的公衛體系依然不斷強調『34 歲以前是黃金生育年齡』，而且主要針對高齡女性。但現實是，整個社會有一半女性 （和男性）此時還沒有進入婚姻，但她們已經被貼上不好生的標籤。」

隨之而來，也是她們在婚姻市場上將面對的歧視與擇偶困境。事實上，高齡生育風險不僅存在女性身上，越來越多流行病學研究也指出高齡爸爸對母親生育的影響，但我們的社會選擇忽視後者而強調前者。

更多實證研究，更友善彈性的婚育文化

當社會結構急速轉變，家庭與文化價值變動緩慢，齒輪時不時被卡絆，凍結的人口成長有機會回溫嗎？

「我們必須認清，人口萎縮是必然的。」鄭雁馨認為，生育率下滑已非一日之秋，現階段只能減緩速度。綜觀來看，已婚夫妻的生育狀況並不悲觀，了解結婚率下滑的原因是較直接的目標。但相較於日本早已進行系統性研究，臺灣對未婚圖像的掌握始終蒼白貧乏。

「如果高生育率奠基於昔日女性必須犧牲受教和就業權，人生只有育兒持家一個選項，那當代的低生育率或許沒什麼不好。」鄭雁馨直言：「但如果很多女性想成家卻無法實現，政策應該更努力解決，包括未婚而想當父母的人，我們能否有更彈性開放的思維，達到生育自主。」

有多少人渴望成家？有多少人因為低薪高房價，不敢組成家庭？又有多少單身者只想要孩子？更多細緻的實證研究，是思考生育政策的重要基礎。

持續推動友善、支持婚育的性別平權社會，更是根本。「歐洲經驗告訴我們，家戶內的性別平等如果沒有跟上，整體生育率就很難提升。」鄭雁馨這麼說，

「育兒需要成為一整個村莊、社會、國家的事，而不是女性理所當然的天職。」

延伸閱讀：

• 媽媽我不想努力了！想多生一個？研究顯示：爸爸先當「神隊友」，研之有物
• Yen-hsin Alice Cheng, 2020, “Ultra-low Fertility in East Asia: Confucia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18
• Albert Esteve, Ridhi Kashyap, Joan García-Román, Yen-hsin Alice Cheng, Setsuya Fukuda, Wanli Nie, and Hyun Ok Lee, 2020,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creasing Late Singlehood in East Asia, 2010–2050”, DEMOGRAPHIC RESEARCH, 43
• 鄭雁馨、許宸豪，2019，〈臺灣超低生育率的迷思與現實〉，巷子口社會學
• 鄭雁馨，2019〈關於女性生育的二三事：高教﹑遲育與外配〉，巷子口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