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境和母語環境會影響學生的智商嗎？資優生篩選機制的不平等——《隱性偏見》

偏見是直覺的產物，歧視是文明的恥辱。

—賴昭正
（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的科普作者）

新石器革命（又稱農業革命）是指西元前一萬年，人類社會從以狩獵採集為生的遊牧生活方式，轉變為以農業和畜牧業為基礎的定居生活方式的重大變革：野生動植物被馴化和栽培成為「畜禽」和「作物」。這一系列轉型導致了以大型聚落為核心的文明開始成型，書寫文化、勞動力分工和早期科學技術（如冶金、製陶、醫藥和簡單機械）得以加速發展。新石器革命代表人類和自然的關係從物競天擇般的被動適應環境轉變為主動研究、開發和改造環境，人工選擇開始逐步取代部分自然選擇，這對人類最終成為地球上的頂級物種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動物和植物育種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即人類農業的早期階段，當時人們開始有意選擇和交配具有所需特性（如提高產量或抗病性）的生物，以產生繼承這些特性的後代。但真正有系統地選擇性育種則必須等到歐洲文藝復興（在 14 至 16 世紀間）時，透過培養個人主義、好奇心和觀察力的文化鼓勵人們質疑既有的信仰。這一轉變推動了各領域的進步，直接引發了實驗科學方法的建立，導致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和牛頓（1643-1727）等人物在天文學和物理學領域的重大發現。

自然選擇與遺傳

18 世紀，貝克韋爾（Robert Bakewell，1725-1795）透過系統性的選擇性育種和「近親繁殖」徹底革新了畜牧育種，專注於改良牲畜的特定性狀，例如肉產量和胴體品質。他被認為是第一位科學育種家，因為他採用的系統方法包括將雌雄牲畜分開進行控制性狀繁殖，選擇所需的性狀，甚至通過近親繁殖來「固定」這些性狀，最終培育出了新萊斯特綿羊等新品種。貝克韋爾創立了迪什利協會（Dishley Society），推廣和規範他的育種方法，為現代品種協會的先驅。

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是一位英國博物學家，其「自然選擇進化論」成為現代進化研究的基礎。達爾文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鄉村紳士，他提出動物和人類擁有共同的祖先，這一觀點最初震驚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宗教社會。然而，他的非宗教生物學吸引了新興的專業科學家階層，到他去世時，進化意像已經傳播到科學、文學和政治的各個領域。達爾文本人是一名不可知論者，他被授予英國的最高榮譽：葬於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孟德爾(Gregor Mendel，1822-1884)是一位奧地利奧古斯丁會修士和科學家，他透過豌豆實驗發現了遺傳的基本原理。他的工作為現代遺傳學和遺傳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常被稱為「實驗遺傳學之父」。

遺傳是指將性狀從父母傳遞給後代的過程，這是演化的基礎。當族群中這些可遺傳的性狀在世代更迭中發生變化時，演化就發生了，這主要是透過作用於基因變異的自然選擇來實現的。這些遺傳性狀包括決定眼睛顏色等生理特徵的遺傳訊息（如DNA），但也包括文化或表觀遺傳等非遺傳因素。遺傳意味著這些適應性特徵很可能會傳遞給後代。這也意味著適應性較差的生物體不太可能將它們的適應性特徵傳遞給後代。經過許多世代，這些微小的差異最終會透過進化形成新的物種。

優生學的興起

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一位傑出的博學家，在地理學、人類學、統計學及心理學等領域均有開創性的貢獻，如發明了在法醫學中非常有用的指紋分類法與普及了「先天與後天」這個概念。19世紀末，高爾頓將自然選擇的原理應用於人類，創造了「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用來描述透過選擇性繁殖來改善人類族群的概念。受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的啟發，高爾頓認為智力、道德甚至勤奮等特質都是可以遺傳的——透過鼓勵「適者」繁衍後代，抑制「劣者」的繁衍，就能改善社會。

「優生學」隨後快速地傳播到其它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大多數工業化國家都設立了致力於推廣優生學的組織。到了 20 世紀初，優生學已不再是邊緣理論，而是主流。大學開設相關課程，政府提供資金，公眾人物也為其背書。其承諾是是：一個更健康、更聰明、更「文明」的社會。

高爾頓的思想在 20 世紀初在美國紮根，得到傑出生物學家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支持。達文波特擔任冷泉港實驗室（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紐約州冷泉港，註一）主任期間，創立了成為美國優生學研究中心的「優生學記錄辦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1910-1939），在美國社會和學術界盛行，許多哈佛大學的教職員工和畢業生都信奉這些原則。此外，洛克斐勒（Rockefeller）家族、卡內基（Carnegie）家族、第 26 任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第28任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史丹佛大學校長名生物學家喬丹（David Jordan）、發明電話的貝爾（Alexander Bell）等當時德高望重的人物也給予了大力支持。

高爾頓所想推行的優生學政策事實上是正面的：他主張推行一些政策，鼓勵具有「理想」特徵（白人、上層階級）的群體比他認為「不合適」或「低劣」的群體生育更多子女；但美國所推行的卻是負面的：如何減少「劣者」繁衍。1927 年，美國最高法院以 8 比 1 的絕對優勢維持了弗吉尼亞州的優生絕育法案，授權該州強制對一名被認為不適合生育、16 歲時被強姦而懷孕、年輕貧窮、被貼上「低能兒」標籤的白人女性巴克 (Carrie Buck) 實施絕育。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樹立了為隨後約 6 萬「不適宜生存」的人進行強制絕育的合憲性，超過 30 個州通過了強制絕育法，受害族群包括殘疾人士、窮人、移民和少數族裔。從道德觀點來看，這些負面的法律政策為優生學埋下了臭名昭著的種子，也讓納粹德國有樣可學。。

優生學的衰落

希特勒和納粹黨在 1933 年上台後，將優生學思想激進化，試圖透過控制人口繁衍和清除其認為「不適合」的人，來創造一個「種族純潔」且「基因優越」的人群。例如 1933 年的《防止遺傳疾病後代法》強制規定凡被診斷出患有一系列所謂「遺傳疾病」的人都必須接受絕育手術，以阻止「不良」性狀代代相傳；1935 年的紐倫堡法案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身份，並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和發生性關係以為；以免玷污後者「血統」。

1939 年的《安樂死計畫》秘密授權對收容所內的殘疾病人進行系統性謀殺，認為他們「不配活下去」：活活餓死、注射毒藥或毒氣殺死（據估計有 20 萬至 30 萬身心障礙者被殺害）。安樂死計畫發展出的殺戮方法後來被大規模地用在集中營中。在納粹大屠殺期間，約有 600 萬猶太人遭到系統性屠殺；如包括其他群體，則死於納粹種族滅絕和大規模屠殺的總人數估計在 1100 萬至 1700 萬之間！

優生學迅速地從理論走向政策導致了它的衰落。優生學影響了全球的移民限制、婚姻法，甚至教育；而在納粹德國，優生學則被升級為滅絕種族的藉口。大屠殺是優生學意識形態走向極端後的可怕結果━其「種族衛生」政策為其提供了系統性的迫害、強制絕育、安樂死以及最終的「大屠殺」的科學依據。

《世界人權宣言》於 1948 年 12 月 10 日由聯合國大會通過。它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暴行的回應，並為所有人制定了一套全面的權利和自由。國際法承認的基本人權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人身安全權，以及免受奴役、酷刑和殘忍處罰的權利。這些權利也包括獲得公正審判、隱私權、思想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以及參與政府的權利。這些權利具有普遍性，適用於所有個人，無論其背景為何。

雖然優生學運動在二戰後聲名狼藉，但美國從未通過任何一部明確且徹底禁止優生學的聯邦法律━儘管人們普遍認為後來的法院判決和態度的改變，它已被削弱。1970 年代末，聯邦法規出台，透過要求知情同意和等待期，有效地終止了聯邦政府資助的非自願絕育手術。後來各州的絕育法雖然也逐步被廢除，但近年來的一些報告顯示，一些州仍然保留著允許在特定情況下（如在監護人的監督下），對殘疾人進行非自願絕育的法律。

種族歧視

「種族主義」（racism）是一個複雜的偏見和歧視體系，其根源在於：

（1）認為不同人群擁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以及（2）某個種族天生就比其他種族優越的信念；導致對不同種族的人產生偏見、歧視或敵意，也可能表現為延續基於種族的不平等製度結構。

因為任何種族都有「適者」與「劣者」，「優生學」原與「種族主義」一點關係都沒有。但不幸的是它們一開始便結了不了之緣分。高爾頓建構了一套等級制度，認為非洲黑人的智力水平比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平均水平「低兩級」，而澳大利亞土著則更低；他形容黑人「幼稚、愚蠢、像傻瓜一樣」。這事實上只是「優生學」的觀點而已（觀點 ≠ 實際行動或政策）；不幸的是後來被政客利用，如希特勒籍「優生學」之名，認為猶太人是「劣等人」，是其他民族的「種族結核病」，造成了「最終目標必須是徹底清除猶太人」的大屠殺。因此現在「優生學」與「種族主義」似乎已經是一同義名詞，研究種族/智商差距等等的潛在遺傳基礎已經是社會上被評為比亂倫癖━甚至戀童癖━「更禁忌」的話題（註二）。

先天與後天

如果動物和植物擁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讓我們可以透過育種來改良，筆者很難理解為什麼人類沒有與遺傳屬性相對應的不同行為特徵——除非人類真的是上帝創造之非常特殊的動物呢？

例如在美國，黑人在美式足球及籃球占主導地位，但是在游泳及棒球的比例則偏低；如果他們的運動表現只是因為缺乏其它領域的機會，那麼這種現象應該均勻分佈在大多數運動中，而不是集中在少數幾個運動項目。換句話說，如果黑人是因為「後天」環境缺乏其它機會而投身體育運動，而不是因為「先天」在足球/籃球方面有天賦，那麼他們在「不是只有富家小孩才能參加的」每項運動中都應該佔有很高的比例。

當然，只有｢先天｣還是不行的。例如奧運的比賽項目中，因為不需要特殊環境，田徑項目歷屆大多數由世界各地之黑人運動員主導；但因為缺乏｢後天｣環境（教會，註三），卻只有美國黑人創造了所有主要音樂流派，對美國乃至全球流行音樂產生了巨大而根本性的影響。

筆者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及或多或少的偏見（這正是筆者的偏見），如被認為是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人道主義者及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愛因斯坦，在其1920年代初的旅行日記中，對中國人表達了嚴重的種族偏見與刻板印象：他形容當時所見的中國人「勤勞、骯髒、愚鈍」，批評其生活習慣為像機器人般的「畜群」，並曾表示若中國人取代其他種族將是遺憾。但偏見不一定代表歧視，相反地，因為大部分的文明人都有同情心，「偏見」並不一定會造成負面的影響。例如諾貝爾得主華生（James Watson）因堅決不肯放棄「黑人由於基因差異，天生智力低於白人」的觀點，落得 2025 年身敗名裂去世，但他似乎有菩薩精神謂：「雖然所有的測驗均說明事實不是，但所有的社會政策均假設非洲人的智慧與我們一樣，因此（我）內心為非洲的前途感到憂鬱。」又如社會本來就應該公平待遇所有人，為什麼美國要推行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DEI）呢？這不是要補救「偏見」所造成之身份或殘疾歧視的政策嗎？

筆者常自我警惕：「不知道自己的短處，則永遠不會改變、進步的，因此不要怕被人批評、甚或嘲諷：有則改之，沒有則當耳邊風，沒什麼損失的。」智力比別人差，勤能補拙，多努力一點就是了；何況行行出狀元，何必一定要參加智力比賽呢？諾貝爾獎得主蕭克利（William Shockley Jr.）及華生的智商都在120左右，結果兩人都落得被掛上「種族主義」的罪名孤獨而終，讀者說他們聰明嗎？

結論

儘管「優生學」一詞已被廢棄，但許多與優生學相關的問題事實上正在重新出現。例如已知某些疾病具有遺傳性，因此許多夫婦選擇進行基因篩檢，以了解他們的後代受到某種遺傳背景影響的機率（註四）；或有遺傳缺陷風險的夫婦可能會選擇不生孩子或收養孩子；又如現在可以診斷未出生嬰兒的某些基因缺陷，讓許多夫婦選擇終止懷有基因殘障後代的懷孕等等發展，都是強化了識別和消除不良遺傳物質的優生學目標，與高爾頓在 1909 年所倡議的「研究在社會控制下可能改善或損害後代的機構」的優生學並不太遠。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將優生學的執行從政府政策的強制下放到個人的決定，是符合尊重人權的民主制度。如果教育知識水準很高，這確實不失為是一個很好的政策。但如筆者在「政治迫害與學術自由」一文裡所談到的，這可能嗎？正如打疫苗一樣，如果 5% 以上的少數民眾不願意打疫苗（註五），則傳染病氾濫，受災的還是廣大的民眾與整個社會的醫療體系，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是否應該建立強迫打疫苗的法律？

註釋

• （註一）冷泉港實驗室（CSHL）為一私立非營利機構，在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領域名列世界頂尖基礎研究機構。其研究計畫專注於癌症、神經科學、植物學、基因組學和定量生物學，曾培養出八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
• （註二）Bryan Pesta, Emil Kirkegaard 與 Joseph Bronski 對 507 名代表性的美國人進行了調查發現（2024 年 4 月 15 日）：在 33 個「禁忌話題」中，種族/智商差距的潛在遺傳基礎是最禁忌的話題；事實上，這個話題被評為比亂倫——甚至戀童癖——「更禁忌」。
• （註三）許多歌星都是教會培養出來的。
• （註四）目前仍無法治愈的遺傳性疾病有：泰-薩克斯症（Tay-Sachs）、弗里德賴希共濟失調症（Friedreich’s ataxia）、各種肌肉營養不良症（muscular dystrophies）、安格曼症候群（Angelman syndrome）、第二型和三型戈謝氏症（Gaucher disease）、法布瑞氏症（Fabry disease）、和某些粒線體疾病（mitochondrial disorders）等等。
• （註五）因為各種原因，如認為疫苗有害、宗教信仰等等，但筆者認為人人都應該有「社會責任感」，願意為廣大的社會著想而犧牲個人小我。

延伸閱讀

• 「一顆科技巨星的隕落（上）—英特爾的興起」，《泛科學》，2025/02/22。

• 遊戲性別政確恐慌症候群：以理解為處方（下）

*本主題共2篇，該篇為下篇，以「遊戲性別議題偏見的成因」為主軸，探討製作方與玩家如何跳脫出議題的爭端，為遊戲圈帶來更多元的環境。

若想獲得更完整的資訊與閱讀體驗，歡迎點選上篇：「政確」遊戲也要湊一咖！最後生還者 2、地平線西域禁地、APEX LEGEND…

媒體的心理影響——政治正確恐慌

近年來，女權等性別議題在新聞媒體上的曝光率大幅成長，隨之而來的聳動標題及標籤化現象，卻可能進一步導致族群間的對立。遊戲作為性別印象的傳播媒介之一，在加入相關內容後亦開始被放大檢視，不過這些討論並非源於多元性別元素被大量加入而引起關注，而是透過媒體的渲染報導，才得以被大眾注意。

當社會上有人開始倡導加入這些元素的必要性與正確性，人們長期根深蒂固的審美觀，在短時間內被政確的聲音淹沒，就可能導致人們不適應、變得敏感，甚至引發論戰。

受訪者 Jack 是位 20 歲、自國中起就常與朋友遊玩線上遊戲的大學生，主要透過 PC 平台遊玩射擊和卡牌遊戲， 以及時下較有話題性的單機遊戲。針對現今遊戲的設計逐漸加入不同要素，他表示近幾年遊戲新增了不少多元背景的角色，一開始玩家也都不太適應，「畢竟這些多元群體是社會中的極少數。」玩家自己在現實生活中都不曾遇過這樣的人，這些角色在遊戲中出現的頻率卻高得離譜。另一位受訪者 Jerry 同樣是 20 歲大學生，原先以遊玩射擊和卡牌遊戲為主，近年來轉往遊玩任天堂的 Switch 遊戲。面對遊戲中新增多元要素引發的爭議，他直言：「很多人都對角色的背景太小題大作了，每次只要出現這種話題就一定要爭得你死我活的。」另一位 19 歲的大學生小凱，曾遊玩過《最後生還者2》與《地平線：西域禁地》與其他有性別議題爭議的遊戲。他說：「我在玩一些有性別議題的遊戲時，實際玩起來不會特別在意這些設定有什麼問題，但常常看見討論區會有人針對這些點爭論和製造迷因，起頭者卻又稱自己其實不在意這些，實在有點矛盾。」

單純因背景設定含有性別政確元素，就會引起爭論的現象，顯示現今社會對於性別議題仍存在大量紛爭與分歧，導致支持與反對的聲音都特別敏感。能夠促進不同意見之間的交流當然是一件好事，如果雙方都能保持理性溝通，對於建構更加多元和諧的社會而言無疑是有利的。然而過往爭議衍生出來的經常是各說各話的謾罵和羞辱，導致意見不合的兩方更加針鋒相對。

遊戲中的不友善性別環境是由遊戲本身塑造的嗎?

Geek Feminism Wiki 是一個提供科技、科幻領域中的女性議題相關資訊的網站，在其中的 Gaming 條目提到：女性在遊戲中面臨了性化環境（Sexualized Environment）、性別主義廣告（Sexist advertising）、線上騷擾（Online harassment）等問題。前二者源自遊戲的不友善設計，而其成因之一是遊戲或多或少存在現實的縮影。

 小凱提到，很多遊戲的內容都來自現實與歷史。為了考量真實性，遊戲在製作時往往會將這些不友善情境「照搬」，即使是完全虛構的故事，多半也是以「對現實的認知」去發想，其中就包括平時累積的刻板印象，而這亦是部分遊戲被認為不友善性別的原因之一。

倘若為了破除刻板印象，而強行更動歷史現實，也不是很恰當的做法，「像是以二戰為舞台的《戰地風雲五》裡面出現女士兵，但那時的女性是不可能當士兵的。」如何在忠於歷史的情況下，盡可能顧及性別友善的實踐，是開發團隊必須權衡的。

另一個不友善性別的隱患，正是玩家本身。談及被線上騷擾的經驗，19 歲的小美平時喜歡玩線上遊戲也常接觸 ACG 作品，她表示自己在玩《鬥陣特攻》、《英雄聯盟》這類男性玩家居多的遊戲時，曾遭遇過一些男性玩家的騷擾。

玩家亦是建構遊戲環境的一部分，當騷擾發生，官方確實有提供協助的義務，但就根本而論，這並不是遊戲造成的問題，而是玩家自身行為不恰當所導致。

在社會風氣改變、女性意識抬頭、女性玩家比例升高的現今，性別教育的年代隔閡與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仍發揮著一定影響力。男性玩家在遊戲圈中仍握有話語權與主控權，讓許多女性玩家在網路社群不時受到迷因式的嘲諷，更經常遭遇線上騷擾。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並不是遊戲圈獨有，而是社會的縮影在遊戲圈中被話語權的差異放大了。

遊戲屬於玩家還是大眾?

遊戲並非是一個單向傳遞的媒介，它們傳遞的想法和理念可以被認同，同樣也可以被批評和討論。相較於武斷禁止遊戲的表現形式，玩家直接與開發團隊進行溝通協商是更為恰當的作法。

令人惋席的是，近年來針對爭議作品的檢討方式充滿了非黑即白的斷言，在部分新聞媒體斷章取義的推波助瀾下，不同的聲音之間變得更加不理解彼此，失去理性和對話空間，只剩下惡意謾罵在撕裂社會。

小美：「一個被灌輸特定觀念的人，只有在和他人理性溝通後，才會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作品所展現的特定價值觀，也是人們表達自身想法的自由，畢竟每個人和遊戲都有自己的一套審美標準。

「我自己身為女性，也會喜歡一些角色形象是蘿莉或是性感的遊戲作品，這些作品明明沒有刻意得罪任何人，卻被逐漸封禁，我認為這個趨勢並不健康。」她舉例，像是 STEAM 上面原先設定有蘿莉角色的作品都被迫改變形象，不然就會遭到下架。

另外在《鬥陣特攻》當中，她喜歡的角色造型也因為太性感而被迫改動。遊戲作品是對於偏好的展現，無可避免的帶有立場與主觀意識，雖然惡意歧視毫無疑是不被允許的，但在表達個人取向的立意上，遊戲是否有必要符合每個人的期待，值得我們深思。

以額外要素引起轟動，還是以原創推廣議題？

根據 Newzoo 統計，2019 年女性遊戲玩家突破 10 億大關，佔玩家總數的 46%。除了原先以男性為主的熱門遊戲拉入的新的多元客群外，女性向市場的開發已有一段時間。無論是日本的 BL 作品所帶來的「腐女」文化，以及其乙女向手機遊戲所帶來的成功，例如《偶像夢幻祭》、《刀劍亂舞》，皆證明了女性的消費能力，市場不再只以男性向遊戲為導向。

可以應證上述說法的是，在被問及「相對於『在 3A 大作或既有作品塞入政治正確的元素』，『更改設定來博取大眾眼球，以事件本身作為故事主軸或以特定族群作為客群的原創遊戲』，是否較為合適？」時，身為遊戲製作者的張毅回答：「或許是這樣沒錯，這類遊戲往往底下的討論區都相當和平，不太會有偏激言論出現，大家都很享受當中內容。」

市場上的產業多是以目標客群來運作的，與其讓既有遊戲的舊客群來接納新客群，可能面臨族群衝突的風險，針對新客群開發新遊戲是個推廣議題的安全方法。這種方式雖然無法讓議題馬上被大眾認識，但能讓接觸遊戲的玩家對議題有更深的理解，而非流於表面的資訊接收，更能夠同時照顧到不同族群的心情。

相信無論製作方或玩家，都期待所有人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偏好與價值的遊戲，倘若真正考量多元並期望促進雙方理解，遊戲開發團隊也許不應強制變動深獲玩家喜愛之既有角色，以推行其觀點，這種作法可能會將多元族群、弱勢少數推上爭端，也可能無意將歧視的帽子扣在其他玩家頭上。

多元的價值若能夠以原創加入的方式實現，或許能達成對原始玩家的尊重，也是在某種程度上給予多元族群的理解。

性別議題為遊戲賦予的價值

雖然多元性別與政確要素在過去就曾出現在諸多遊戲當中，卻一直到近年才被大量曝光，並以爭議的形式被廣泛討論。現今遊戲中多元元素的加入與改動還是以小範圍為限，對遊戲體驗的影響並不大，因此多數玩家即使對這些元素有意見，仍會選擇繼續遊玩，如同張毅所言：「好的遊戲不會因為增加或少一些政確元素就變得不好玩。」

多元的族群觀點與價值觀與遊戲圈尚在相互磨合的階段，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這些要素的加入會更加頻繁。受訪者 Jack 說道：「仔細想想，這樣角色的出現或許也是能讓玩家們認識這些少數群體的方式和機會，不見得真的是為了圖利誰或為他們發聲，而是對於『社會上出現了這樣類型的人』的一種回應，不需要都帶著偏激眼光去看待，可以試著去接受。」

Jerry 也說：「越來越多多元性別角色的出現，其實在遊戲內容方面能帶給玩家更多不一樣的體驗，像是劇情設計、角色互動都可能和以往單一性別的作品有著更不同的呈現，也是一種值得期待的發展，畢竟遊戲作品對於玩家而言，最需要的就是保持新奇。」

 多元性別要素爲遊戲帶來更多可能，這些要素的加入讓遊戲有更新穎的角色互動與趣味性，也讓遊戲劇情有更多選擇與變化。  

張毅則提及其製作《花語：百合》時的理念：「我們團隊比較隨興一點，有時腦中閃過『真想做這樣子的遊戲！』就付諸實行了，實在不容易解釋理念，但我想可以從評論區的一些玩家反饋中找到答案吧。有一些人比較纖細、比較孤單、比較少人理解，但也都很努力尋找快樂。若能有一款作品讓他們得到共鳴，產生了『原來有人感同身受啊』的感覺，那麼這款作品對他來說，就是獨一無二的。這款作品並不是想為誰發聲，只是我覺得對部分玩家來說，這款作品有不可取代性，就十分有意義了。」

「若我們回歸議題本身，網民口中的社會正義戰士，當然有人是為博名等自身利益而動，但一定也有人因理念或浪漫，而希望看到有更多元的角色吧。」加入了多元性別要素的遊戲並不只是特定族群的發聲管道，更不是純粹的討好，而是一種新的嘗試，當人們放下彼此成見，以欣賞的角度來體驗遊戲，才能使遊戲發展有更多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Women Account for 46% of All Game Enthusiasts

Geek Feminism Wiki

遊戲界的性別議題有哪些？

隱性偏見的概念指出偏見起作用的方式就像電路。這個電路始於我們從周圍世界吸收「文化知識」，當家人、媒體、課堂、鄰居給予我們有關不同群體的大量資訊。

這些知識當中有些是真實的，例如，從統計數字來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的確有差異。有些知識則並不為真：平均而言，男孩的數學成績並不優於女孩。隨著時間，這些訊息變成深埋在我們腦中的聯想和刻板印象。

當我們遇見觸發了這些聯想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我們的文化知識就會影響我們對當下情況的反應，包括我們會有什麼行動，會說些什麼，以及會有什麼感受。因此而出現的歧視行為會助長差異，而差異又會進一步餵養引發這整個過程的文化知識。而且我們每一次所看見的並非單一層面的身分，而是多重類別的身分，包括種族、性別、年齡以及其他，每一種身分都帶有可能被融入感知者腦中的聯想。

把隱性偏見視為一種電路，這個概念有助於解釋許多遭遇。

黑人學生在學校所受到的差別待遇

以小男孩小傑．鮑威爾（JJ Powell）為例。四歲時，小傑聰明而且合群。他能熟練地寫出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喜歡玩上學的遊戲，通常行為良好。可是他在家鄉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年春天，他母親圖妮特．鮑威爾（Tunette Powell）開始接到電話，要她去接小傑回家。他因為把口水滴在同學身上而被停學。另一次是因為他扔了一張椅子，還有一次則是在午睡時間不聽話。鮑威爾感到不解。她那個優秀、樂觀的兒子？「哇！」在一次訪談中她回憶說，「我是個失敗的家長。」

可是後來她參加了小傑班上一個同學的生日會，開始和幼稚園的其他家長交談。有一個母親說她兒子狠狠地打了一個男孩，對方因此進了醫院。她的兒子並沒有被停學，她就只接到了一通電話。更多的家長說起自家小孩的行為問題。並沒有其他小孩被停學。事實上，其他的家長甚至不知道學校會使用這種懲罰。小傑被停學了三次。就鮑威爾所知，唯一的差別在於她的小孩是黑人，而其餘的小孩是白人。

鮑威爾的兒子不是特例。德州的一項研究檢視了幾百萬份的學校成績單和懲戒紀錄，其中有每一個在二○○○年至二○○二年之間開始就讀七年級的學生一直到十二年級的在校紀錄。這些紀錄包括所有違反行為規範（例如遲到或是服裝不整）的懲戒處分。校方可以自由裁量針對這些違紀行為的反應，可以做出校方認為適當的任何處罰。這項研究發現，黑人學生在第一次犯規時就被罰停學的可能性超過兩倍。

多項研究證實了此一模式。在心理學家菲利普．阿提巴．戈夫（Phillip Atiba Goff）及其同事所進行的一組研究中，受試者得知一個男孩的故事，這個男孩有反社會的行為，範圍從輕罪到重罪。接著受試者被問了一些問題，關於這個孩子的行為責任，以及在他行為背後的意圖。

在評估同樣的行為時，如果這個男孩是黑人，受試者就認為他更應該為他的行為受到責備；他們也高估了他的年紀，多達四歲以上，例如一個十三歲半的男孩被認為是個成年人。比起一樁輕罪，黑人小孩被視為更應該為一樁重罪受到責備；對白人小孩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當他行為的嚴重性增加，白人小孩被認為所需負的責任更小。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把一名行為不檢的學生的在校紀錄拿給幾位老師看。如果那個學生是黑人，那些老師就更可能替這名學生貼上「惹是生非者」的標籤，而且更可能把第二次違規視為一種更嚴重的不良行為模式的一部分。

按照隱性偏見的概念，小傑的老師吸收了帶有種族歧視的有關黑人兒童的刻板印象。當小傑拒絕午睡，她腦中的刻板印象影響了她對他和他的行為的解讀，使得她把這種行為看得比白人小孩的同等行為更嚴重，而把小傑視為更應該受到懲罰。

隱性偏見塑成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

在一個名叫郭伽（Philip Guo）的年輕計算機科學學生身上，有偏見的待遇對他有利。郭伽成長於一個華裔美國家庭，家人都主修人文科學。他在六年級時嘗試自學BASIC程式語言，但因為太難而放棄。後來，他在中學修了一門計算機科學課，那門課的老師在開課前幾週才學了教材。

這激發了他對撰寫程式的興趣，可是當他在二○○一年上了大學，他基本上是個初學者，尤其是相對於他的同學而言，他的許多同學在大一時就已經擁有十年撰寫程式的經驗。他修了入門的計算機科學課程，開始做暑期實習，這時他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事。他回憶說：「在開會時，別人似乎總是假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其實他並不知道。當他因為感到茫然而沉默，同事以為他沉默是因為他懂了。

在學年當中，郭伽冒昧地寫電郵給教授，得到了一個研究職位。在接下來那幾年裡，他得到了一個又一個的工作，而他知道自己其實尚未擁有這些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這些工作上，他有機會習得知識，同時還獲得報酬，一直受益於別人對於他專業能力的假定。他回憶：「技術水準與我相似的其他人並未得到我所得到的鼓勵。」

郭伽的主管可能吸收了一種刻板印象，把他那種背景的人和技術專業能力連結在一起。當他們看見他在苦思一個問題，這些刻板印象就在他們腦中跳出來，影響了他們對他的所言所行、他的疑問乃至他的沉默的解讀。郭伽的經驗凸顯出偏見的一個重要面向：偏見不僅會在某些情況下造成不利條件，也會在另一些情況下創造出優勢。

同一個群體可以受到有利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也受到有害於他們之刻板印象的影響，有時候甚至是同一種刻板印象。例如，亞裔美國人給人的「模範少數族裔」刻板印象掩蓋了諸如騷擾、種族歧視、貧窮、暴力和歧視的種種難題；這種刻板印象暗示出並不存在的同質性。

在學校裡，它掩蓋了學生對於資源與支持的需求。而且它無法保護人們不受到剝奪人性的待遇：一項針對哈佛大學入學申請紀錄的分析甚至表示亞裔申請人經常在「個性」這一項的評估中得分較低。

對生物學家本．巴雷斯來說，這個偏見迴路在他變性之前與之後發揮了不同的功能。在變性之前，別人透過對女性之刻板印象的鏡片來看待他，認為女性的科學能力比較差。這種刻板印象影響了同事對他的工作與言行的看法。

他們認為他比較缺少權威、才華和價值，於是以打斷他、質疑他、否定他的專業能力作為回應。在變性之後，巴雷斯有了相反的經驗：他被視為更有能力、更有知識、更有權威，而且比較不適合被打斷。假如巴雷斯是屬於另一個種族或族裔的科學家，或是有某種身心障礙，他在變性前後的經驗就會有所不同。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