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人、我與你、我們與世界
幾年前，我聽說傑羅姆．凱根（哈佛的榮譽教授，也是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告訴達賴喇嘛，世界上每有一個酷行，就會有數百個小小的善行與連結。
他的結論是：「相對於壞心，仁厚或許才是我們人類的真實本質。」
能夠在和他人共處時感到安全，可能是心理健康唯一重要的要素。安全的連結是活得有意義又滿足的基礎。全球各地有許多關於災後反應的研究顯示，社會支持是最強大的保護因子，使人不被壓力和創傷擊垮。然而身邊有人，並不代表有社會支持，關鍵在相互性：
真正被身旁的人聽到與看見，感覺自己被放在某個人的腦中和心上。
我們需要感受到由內而生的安全感，肉體才能冷靜下來、痊癒和成長。任何醫師都無法開出友誼和愛的處方，這些是既複雜又不易獲得的能力。如果一個宴會上全都是陌生人，你不需創傷就會覺得不自在、甚至恐慌，但創傷會讓你覺得跟全世界格格不入。
很多受創者發現自己無法長期跟身邊的人同步，有些則能在一些團體中得到慰藉，向有類似背景或經驗的人重述自己的戰場經歷、遭受的強暴或酷刑。把焦點放在共同的創傷與受害史，有助於減輕受創者強烈的孤立感，但這通常要付出代價，即否認他們的個別差異─成員必須服從共同規範，才能成為團體的一員。
將自己隔離在範圍狹隘的受害者團體中有其後果，輕則視他人為無關緊要，重則認定別人都很危險，最後造成更深的疏離。幫派、激進的政治團體和邪教組織或許能提供慰藉，但幾乎無法幫助一個人發展出充分擁抱人生所需的心理彈性，也因此無法協助成員從自己的創傷中解脫。
健全的人既能接受個別差異，也能認可他人的人性。
過去二十年來，人們已普遍認同，如果成年人和兒童過於膽怯或自我封閉，無法從人類身上得到慰藉，那麼，跟其他哺乳類動物建立關係可能會有幫助。狗、馬甚至海豚可以提供單純的陪伴，同時也提供必要的安全感。狗和馬現在尤其被廣泛用來治療某些類型的創傷疾患。
安全感的三個層次
發生創傷後，人們會以截然不同的神經系統來體驗世界，對危險與安全的感知都已改變。
伯格斯創造了「神經覺」一詞來描述人類評估周遭環境危險或安全的能力。若要試圖幫助神經覺受損的人，最大的挑戰是找到方法去重新設定他們的生理機能，阻止他們的生存機制攻擊自己，意思就是幫助他們以適當的方式回應危險，更重要的是，恢復他們感受安全、放鬆和真實互惠關係的能力。
我曾經深入訪談並治療六名空難倖存者，有兩人表示自己在意外發生時失去了意識，雖然身體沒有受傷，精神卻崩潰了。另外兩人陷入恐慌，不停發狂，直到治療進行了一段時間才較為平靜。
最後兩人則保持冷靜與機智，在事故中也協助其他乘客逃離燃燒的飛機殘骸。
我發現強暴、車禍和酷刑的倖存者也有類似的一連串反應，前面曾提到的史登和烏妲共同經歷高速公路大車禍，但再次經驗創傷時的反應卻是天差地別。專注、崩潰，或混亂，是什麼原因造就這樣程度差異極大的創傷反應光譜呢？
伯格斯的理論提供一種解釋：
自主神經系統調節三種基本的生理狀態，不同的安全程度決定了哪種生理狀態會在特定的時間點被激發。
當我們感到威脅時會本能地訴諸第一個層次，就是社會連結，向身邊的人尋求幫助、支持和安慰。如果沒有人伸出援手，或是我們處於緊迫的危險，生物體就會轉而採取比較原始的生存方式：戰或逃，於是我們擊退攻擊者或逃到安全的地方。但如果這個策略失敗了，我們無法脫身，被壓制或困住，就會關閉自己的功能，並將能量耗損減到最低來保護自己，這時人們就處在僵呆或崩潰的狀態。
這就是多元迷走神經的作用，也因為這是了解人類如何處理創傷的關鍵，所以我要先簡短地描述一下這個解剖結構。
負責社會連結系統的神經發端於腦幹的調節中心，主要是迷走神經，也稱為第十對腦神經，以及附近一組負責啟動臉部、喉嚨、中耳和喉頭肌肉的神經。
當腹側迷走神經主管一切時，我們看到別人對我們微笑也會笑著回應，對同意的事情會點頭表示認同，聽到朋友訴說不幸遭遇會皺眉。腹側迷走神經也會傳遞訊號給心臟和肺臟，讓我們減緩心跳以及增加呼吸深度，產生平靜放鬆、專注和愉悅的感受。
我們的安全或社會連結受到威脅時，會促使腹側迷走神經支配的部位產生變化。
發生煩惱、痛苦的事情時，我們的臉部表情和聲調會自動傳遞出苦惱的訊號，這些改變就是示意別人前來援助。而如果我們的呼救沒有得到回應，威脅繼續升高，古老的邊緣系統便加入戰局，交感神經系統接手主導，動員肌肉、心臟和肺臟展開作戰或逃跑行動。我們的聲音變得急促、音調變高，心跳加速。此時現場若有狗，牠會嗅到我們汗腺活化的氣味，因而焦躁地發出低吼。
最後，當我們根本無處可逃，毫無方法阻擋危險，就會啟動終極的緊急系統：背側迷走神經，這個系統延伸到橫膈膜以下的胃、腎和腸，大幅降低全身的新陳代謝，使心率驟減（你可能會覺得「往下一沈」），我們會感到無法呼吸，腸胃也停止蠕動或排空（確實是「嚇得屁滾尿流」），這就是我們解離、崩潰與僵呆的狀態。
本文摘自《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大家出版社出版。
a0921003785彼得 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