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陳永融

今年夏天，由於 COVID-19 疫情的緣故，許多電影紛紛改期延檔，許久不見的全球大瘟疫大幅來襲，喚起我們對於世界末日的恐懼感。暑假頂著疫情上映的《屍速列車：感染半島》就是個架設在末日世界的故事。

延續前作《屍速列車》殭屍病毒爆發的設定，我們看見四年後，被國際放棄的朝鮮半島淪為一片廢墟，來不及撤離的活人只能被迫與數以萬計的殭屍共存，在這樣的環境中，衍變出詭異的微妙平衡。

人類文明毀滅需要多久？失去了哪些因子會讓人類失去秩序呢？

一年？一個月？一天？這或許不是一般人茶餘飯後會去思考的事情，但現在才過了一半的 2020 年卻用各種方式把這個念頭塞進我們腦中。或許是因緣巧合，這段時間娛樂媒體也出現大量與「末日」相關的 IP，不管是電影電視、遊戲動漫都充斥著劫後餘生的慘烈，角色們在絕望中尋找僅存的光明。

在《屍速列車：感染半島》的故事中，被南韓政府當成棄子的 631 部隊經過 4 年的掙扎，終於在滿是殭屍的城市裡清理出一塊屬於自己的安全區域，然而代價卻是他們的「理性」。電影中用相當極端的手法展現人性的黑暗面，卻也讓我們不禁懷疑：人性真的有這麼容易崩塌嗎？

在架空的末日世界裡，我們對「人」的想像往往也會失去現實感。「那只是電影，所以不會發生在現實世界」一直是我們看末日片、災難片甚至是恐怖片時用來安慰自己的說詞，但是這樣的餘裕，似乎在過去半年被狠狠打破了。

警告：以下有電影《屍速列車》《屍速列車：感染半島》《屍樂園》、遊戲《最後生還者》《奇妙人生》劇情描述

人性如何開始崩塌？「安全感」與文明

從《屍速列車》到《屍速列車：感染半島》，導演延尚昊對人性的細膩刻畫一直是牽動觀眾心神的看點之一。屍速列車的世界裡，沒有超現實的完人，每個角色都只是被拖入惡夢的普通人。他們都有自己重視的事物與原則，也同樣在生死交關之際表現出自私自利的黑暗面。

例如《屍速列車》的相華（馬東石飾）、碩宇（孔劉飾）以及容錫（金義聖飾）三位角色，便各自代表了不同程度的無私與自私。我們深受相華為了陌生人挺身而出的英姿感動，理解碩宇為了女兒捨棄他人的父愛，同時唾棄容錫為了自保排擠主角一行人的行逕。但是當危機真的來到面前，我們有多少人願意冒著風險去當相華、又有多少人會變成那個自私的容錫或碩宇？

2020 年並不是個好年 ── 我想這句話應該沒什麼爭議。光是仍在蔓延的疫情就讓許多商業巨擎被迫轉型或宣告破產，產生出數以萬計的失業人口。除了經濟體系崩塌，為了爭搶資源衍生的社會問題也相當嚇人。相較於國際的現況，臺灣目前還堪稱安定，但前段也曾幾則網路謠言就搞得全台衛生紙、衛生棉乃至於紙尿布全部缺貨的荒謬景象，至今仍歷歷在目。

到底是什麼讓我們變得如此衝動？說穿了還是「不安全感」在作祟。

作為人最基本的心理需求之一，安全感並不是個能被客觀評估的東西，卻對我們的生活有無法忽視的影響。安全感來自生活的規律與穩定，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打造出舒適圈，安全感也會隨之產生；反之，當我們不再有辦法維持舊有生活，或是生活環境出現劇烈變化，原有的安全感也會隨之瓦解。

末日來臨時，最先崩塌的其實不是文明或科技，而是每個人心中看似穩健、其實比玻璃心還玻璃的安全感。

當生活開始脫離掌控，我們便會試圖用各種事物填補不安，就像是走鋼索時一旦重心偏移就會下意識地使勁把身體拉回原位。過去已經有許多研究發現生活壓力與物質濫用（例如菸、酒、毒品）以及其他問題行為的連結。有「壓力賀爾蒙」之稱的皮質醇（cortisol）是人體用來應對壓力的重要內分泌物，但若濃度太高也會使我們變得易怒、出現異常的攻擊性。

《屍速列車》裡與殭屍擠在狹小車廂的壓迫感，至今仍是許多粉絲津津樂道的感官刺激。除了編劇刻意安排的情緒堆疊，每個角色都在生存壓力下發生相應的生理變化，使得衝突越演越激烈、最後讓局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然而《屍速列車》的時間軸最多也就幾個小時、甚至一兩天，《屍速列車：感染半島》中被政府遺棄在朝鮮半島的 631 部隊要面對的卻是長達數年的不安感。

無處可逃的 631 部隊為了生存，只能強忍著隨時都可能被咬、變成怪物的恐懼。雖然從電影中看不到太多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症狀，但如此異常的高壓勢必會對人產生極大的心理創傷，進而影響他們的大小決策。到最後，早已扭曲 631 部隊只能用最直接也最極端的方式排解不安：把恐懼來源變成自己可控的事物。

因此他們反過來豢養殭屍、搭建殭屍鬥技場，迫使外人代替自己去承受那可怕的命運。這不只是殘忍，還有早已過量卻又無處發洩的負面情緒。可預見的未來全都是荒蕪與死亡，631 部隊只能龜縮在好不容易打造出來的舒適圈裡、活一天算一天。

這也是後末日 IP 裡常見的勢力典型之一：對未來無望、用消極玩樂的心態面對荒蕪。相似設定的還有《最後生還者》二代的蛇幫（就是在聖塔芭芭拉抓流浪者給殭屍咬的幫派……咦？），或是《屍樂園》裡面為了奶油蛋糕奮不顧身的塔拉哈西跟招搖撞騙的姊妹檔。

喪失對未來的安全感，造成的影響不只於此。《屍速列車：感染半島》的主角政錫（姜棟元飾）諷刺地「有幸」逃出生天，卻同樣過著消極、喪失人生方向的生活，久而久之心中的生命之火也隨之黯淡。

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屍速列車：感染半島》的 631 部隊成員跟主角政錫其實很像，一舉一動看似正常，卻都少了最基本的「生命力」。身為被政府放棄的士兵，631 部隊知道自己已經不可能用正常管道回歸文明世界，因此找不到為「明天」奮鬥的動機；失去家人又被國際當成賤民對待的政錫，則是失去了人生目標、更沒有值得保護的東西──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內。

重返半島帶回美金以獲得 250 萬分紅看似誘人，但是對早就心如死灰的政錫來說，他追求的或許只是一個能死在家鄉的契機，向那些他沒能拯救的人贖罪。直到遇見曾經被丟下的敏晶（李貞賢飾）一家人，他苟活至今的生命才開始有了新的意義。

當黑暗來臨，才能凸顯出光明

《屍速列車：感染半島》的政錫在電影的開頭絕對不是一個「英雄」。當他狠心無視抱著女兒的敏晶，就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訴觀眾：這是一個自私、軟弱的凡人。然而即便政錫有子彈打不完的手槍，還有開掛一般的準度，卻也阻止不了偷渡上來的被感染者把船艙變成人間煉獄。

自私與自私之間的因果循環，也成為電影沈重的基調。

人終歸是自私的動物，在《屍速列車》這種一不小心就會死得很難看的高壓環境更是如此。「我們」的重要性會在不安感與生存壓力驅使下被無限放大，心中衡量是非的天秤也漸漸傾倒，凸顯出真正的追求。不過這樣的自私也不必然是「惡」的表現，有時反而能展現最真摯的人性光輝。

雖然不是末日後世界，卻有相似氛圍的漫畫《20 世紀少年》有一段讓我非常喜歡的話：

所謂的「堅強」，就是了解「脆弱」；而「脆弱」就是「膽小」；
膽小就是「擁有重要的東西」；而「擁有重要的東西」就是「堅強」。

比如《屍速列車》的徐碩宇、《最後生還者》的喬爾都為了保護女兒不擇手段，後者更是單槍匹馬直接葬送了可能拯救無數人的希望。他們的某些所作所為都不是客觀意義上的善舉，但是那份想要守護什麼的決心，卻是我們能夠理解、甚至認同的。

或者說正因為自私，我們才能克服重重困難、保護對自己無比重要的人事物。

2015 年橫掃許多遊戲大獎的《奇妙人生》（Life Is Strange）對於同樣的問題，甚至給玩家出了一個究極的兩難：是要犧牲故鄉拯救知心好友（或伴侶，看你推不推百合），或是放任對方死去換取家園平安？

有趣的是，根據遊戲工作室給出的統計數據，2 種結局的選擇人數比例其實非常接近，有一度甚至來到驚人的 1：1。每位玩家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正確選擇」，時至今日還爭論不休，網路上兩方擁護者引經據典、絞盡腦汁所寫的論述甚至都能出好幾本學位論文了。但不論是哪一派，其初衷都是為了「守護」做出極大犧牲，讓我們在鬆了一口氣的同時胃也隱隱作痛。

《最後生還者》的民兵火螢（Fireflies）有一句箴言：「當你迷失於黑暗，記得尋找光明。」（When you’re lost in the dark, look for the light.）。人是一種既脆弱又堅韌的生物，我們會因為雞毛蒜皮小事玻璃心碎，或是沒來由地衝動、鑄下大禍；但我們也能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成為照亮他人黑暗的那盞燈。

雖然末日後的世界早就沒有公理正義，卻不妨礙我們展現屬於人性的光輝。一開始堅持做出「最合理」決定卻失去所有的政錫，在電影的最後終於聽從內心的呼喊，盡全力拯救他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新家人。也許他救不出敏晶，甚至會害得自己也死在殭屍堆裡，但是就像《最後生還者》選擇背棄世界的喬爾，此時驅動他們絕非「正確」與「邏輯」，而是最根本的人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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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陳永融│是隻主攻了 6 年心理學的雜食動物。平時閒暇喜歡用心理學視角分析各種人事物，深刻感受到「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學」的趣味。 希望能憑藉手中的筆（或者說鍵盤）逐漸提升社會大眾對相關領域的重視，跳脫心理治療或心理測驗等應用層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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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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