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人類能靠划船橫渡黑潮嗎？臺日合作航海實驗證明「可以」——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教授海部陽介專訪

本文由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 審稿醫生/ 台灣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 王復德

「好想飛出國～」這句話在長達近 3 年的「鎖國」後終於實現，然而隨著各國陸續解封、確診消息頻傳，讓民眾再度興起可能染疫的恐慌，特別是一群本身自體免疫力就比正常人差的病友。

全球約有 2% 的免疫功能低下病友，包括血癌、接受化放療、器官移植、接受免疫抑制劑治療、HIV 及先天性免疫不全的患者…等，由於自身免疫問題，即便施打新冠疫苗，所產生的抗體和保護力仍比一般人低。即使施打疫苗，這群病人一旦確診，因免疫力低難清除病毒，重症與死亡風險較高，加護病房 (ICU) 使用率是 1.5 倍，死亡率則是 2 倍。

進一步來看，部分免疫低下病患因服用免疫抑制劑，使得免疫功能與疫苗保護力下降，這些藥物包括高劑量類固醇、特定免疫抑制之生物製劑，或器官移植後預防免疫排斥的藥物。國外臨床研究顯示，部分病友打完疫苗後的抗體生成情況遠低於常人，以器官移植病患來說，僅有31%能產生抗體反應。

疫苗保護力較一般人低，靠「被動免疫」補充抗新冠保護力

為什麼免疫低下族群打疫苗無法產生足夠的抗體？主因為疫苗抗體產生的機轉，是仰賴身體正常免疫功能、自行激化主動產生抗體，這即為「主動免疫」，一般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即屬於此。相比之下，免疫低下病患因自身免疫功能不足，難以經由疫苗主動激化免疫功能來保護自身，因此可採「被動免疫」方式，藉由外界輔助直接投以免疫低下病患抗體，給予保護力。

外力介入能達到「被動免疫」的有長效型單株抗體，可改善免疫低下病患因原有治療而無法接種疫苗，或接種疫苗後保護力較差的困境，有效降低確診後的重症風險，保護力可持續長達 6 個月。另須注意，單株抗體不可取代疫苗接種，完成單株抗體注射後仍需維持其他防疫措施。

長效型單株抗體緊急授權予免疫低下患者使用 有望降低感染與重症風險

2022 年美、法、英、澳及歐盟等多國緊急使用授權用於 COVID-19 免疫低下族群暴露前預防，台灣也在去年 9 月通過緊急授權，免疫低下患者專用的單株抗體，在接種疫苗以外多一層保護，能降低感染、重症與死亡風險。

從臨床數據來看，長效型單株抗體對免疫功能嚴重不足的族群，接種後六個月內可降低 83% 感染風險，效力與安全性已通過臨床試驗證實，證據也顯示該藥品針對 Omicron、BA.4、BA.5 等變異株具療效。

六大類人可公費施打 醫界呼籲民眾積極防禦

台灣提供對 COVID-19 疫苗接種反應不佳之免疫功能低下者以降低其染疫風險，根據 2022 年 11 月疾管署公布的最新領用方案，符合施打的條件包含：

一、成人或 ≥ 12 歲且體重 ≥ 40 公斤，且；
二、六個月內無感染 SARS-CoV-2，且；
三、一周內與 SARS-CoV-2 感染者無已知的接觸史，且；
四、且符合下列條件任一者：

(一)曾在一年內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
(二)接受實體器官或血液幹細胞移植後任何時間有急性排斥現象
(三)曾在一年內接受 CAR-T 治療或 B 細胞清除治療 (B cell depletion therapy)
(四)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嚴重先天性免疫不全病患
(五)具有效重大傷病卡之血液腫瘤病患（淋巴肉瘤、何杰金氏、淋巴及組織其他惡性瘤、白血病）
(六)感染HIV且最近一次 CD4 < 200 cells/mm³ 者 。

符合上述條件之病友，可主動諮詢醫師。多數病友施打後沒有特別的不適感，少數病友會有些微噁心或疲倦感，為即時處理發生率極低的過敏性休克或輸注反應，需於輸注時持續監測並於輸注後於醫療單位觀察至少 1 小時。

目前藥品存放醫療院所部分如下，完整名單請見公費COVID-19複合式單株抗體領用方案。

• 北部

台大醫院(含台大癌症醫院)、台北榮總、三軍總醫院、振興醫院、馬偕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和信治癌醫院、亞東醫院、台北慈濟醫院、耕莘醫院、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新竹馬偕醫院

• 中部

         大千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榮總、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 南部/東部

台大雲林醫院、成功大學附設醫院、奇美醫院、高雄長庚醫院、高雄榮總、義大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慈濟

除了預防 也可用於治療確診者

長效型單株抗體不但可以增加免疫低下者的保護力，還可以用來治療「具重症風險因子且不需用氧」的輕症病患。根據臨床數據顯示，只要在出現症狀後的 5 天內投藥，可有效降低近七成 (67%)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如果是3天內投藥，則可大幅減少到近九成 (88%) 的住院或死亡風險，所以把握黃金時間盡早治療是關鍵。

• 新冠治療藥物比較表：

免疫低下病友需有更多重的防疫保護，除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減少到公共場所等非藥物性防護措施外，按時接種COVID-19疫苗，仍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若有符合施打長效型單株抗體資格的病患，應主動諮詢醫師，經醫師評估用藥效益與施打必要性。

國民法官生存指南：用足夠的智識面對法庭裡的一切。

即使沒有現代的醫療知識，古人也能進行截肢這類外科手術，不過手術很成功，但是病人死掉的狀況也不意外。一項考古研究宣稱發現已知最早的截肢手術，地點位於東南亞的婆羅洲雨林，年代距今 3.1 萬年。那麼久以前的原始人，真的有能力截肢嗎？

請注意，本文包含人類遺骸的圖像。

3.1 萬年前手術成功，而且病人活著？

之前知道最早的截肢手術年代是 7000 年前，法國新石器時代的 Buthiers-Boulancourt 遺址。

這項研究調查的地點是一處名喚 Liang Tebo 的石灰岩洞，位於婆羅洲東部。考古學家在這兒尋獲一位長眠者 TB1，估計於 3.1 萬年前去世。此時處於舊石器時代，一小群一小群人們不長期定居，沒有農業，以採集、狩獵維生。

考古學家由埋葬狀況判斷，排場儘管簡陋，應該為他人有意識的體面墓葬，骨頭保存相當完整。估計去世時 20 歲左右，憑藉骨盆無法判斷性別，他的身高不矮，可能是男生或高個子的女生。

經歷好幾萬年的歲月，遺骸少掉一些部位也很合理。然而，這位就是少掉左小腿中段以下的骨頭。考古學家仔細分析後，判斷他經歷過小腿的截肢（amputation）手術，之後至少又經過 6 到 9 年，直到去世。

考古學家根據什麼理由判斷他是截肢，而不是一般的斷腿呢？主因是他的小腿骨斷面非常平整，不像是事故摔斷，也沒有感染的跡象，表示腿骨離開身體後沒有造成嚴重的病變。

他左小腿保留的脛骨（tibia）和腓骨（fibula）尺寸比右邊小，明顯有生長落差。推論他在 10 歲多時由於未知原因，被身邊的人用某種利器將左邊小腿骨切斷，而且照護得宜，又生活至少 6 年，去世時受到妥善埋葬。

如果上述推論正確，這位 3.1 萬年前的東南亞人，就是世上截肢手術最早的成功紀錄。

東南亞的史前黑傑克

執行手術的工具不明，肯定不是金屬，可能是黑曜石或某種石材，或是鋒利的貝殼或骨製器具，甚至是加工處理過的竹子，都可能用於切斷骨骼，或是在手術中使用。

截肢不是簡單的小手術，當時的婆羅洲人懂得截肢手術需要的消毒、麻醉、止痛嗎？

即使是身強體壯的（十幾歲）原始人，完全沒有藥物輔助下，要在截肢後全身而退，連明顯感染都沒有，想來不太可能。當地環境一定找得到可供藥用的植物，雖然缺乏直接證據，不過可以假設施術者懂得這些知識。

手塚治虫創作的角色「怪醫黑傑克」開刀出神入化，黑傑克也成為動手術的代名詞。婆羅洲的史前黑傑克是如何習得開刀技能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古早人處理動物時，可以獲得不少練習機會，對於骨、肉、血想必不會陌生。在決定截肢的時候，操刀者應該自認有成功的機會，有信心又技術熟練地下刀，否則不會有如此漂亮的手術結果。

• 延伸閱讀：短篇  非洲之外最早，4.8 萬年前的斯里蘭卡弓箭手

光憑極為零星的考古調查，無法估計當時的截肢狀況，不清楚這位是成功的特例，或是大批犧牲者中唯一的幸運兒。只能確定當時的婆羅洲人，不只已經有相關的醫療知識，還有團隊照顧的精神。

考古沒有發現，不等於真的沒有，也要考慮到遺骸保存的狀況。成功的截肢手術會在四肢留下痕跡，但是舊石器時代的遺骸，四肢骨頭保存往往不全，考古上難以辨識。我猜舊石器時代應該有更多截肢的成功案例，大部分卻無法被我們知曉。

之前研究得知東南亞的婆羅洲、蘇拉威西這塊區域，超過 4 萬年前便有壁畫等藝術創作。史前黑傑克與截肢者所屬的人群，應該和藝術家有關連。醫療、藝術，果然皆為高端的人類技能。

延伸閱讀

• 東南亞史前藝術史：能寫實也懂抽象，和歐洲一樣
• 短篇  東方藝術史，4 萬年前婆羅洲岩洞壁畫
• 短篇  4.55 萬年前蘇拉威西，世界最早動物繪畫，是豬豬
• 莫維斯線與竹子假說：東方真的比較落後嗎？
• 東亞與西方大不同：古代人「已知用陶器」未必是新石器時代的特徵

參考資料

1. Maloney, T. R., Dilkes-Hall, I. E., Vlok, M., Oktaviana, A. A., Setiawan, P., Priyatno, A. A. D., … & Aubert, M. (2022). Surgical amputation of a limb 31,000 years ago in Borneo. Nature, 609(7927), 547-551.
2. Earliest known surgery was of a child in Borneo 31,000 years ago
3. Prehistoric child’s amputation is oldest surgery of its kind
4. World’s oldest amputation: Foot removed 31,000 years ago—without modern antibiotics or painkillers
5. Buquet-Marcon, C., Philippe, C., & Anaick, S. (2007). The oldest amputation on a Neolithic human skeleton in France. Nature Precedings, 1-1.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 本文轉載自科技大觀園，原文為《從舊石器到新石器，東亞史上最關鍵的產業轉型》
• 作者 / 寒波｜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

人類漫長的演化史上，更新世（Pleistocene）末期到全新世（Holocene）初期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此之前，人類仰賴狩獵、採集的方式生產，不在同一個地方長久居住。距今 11,700 年前的全新世開始以後，採行農耕、畜牧生產，定居一地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各地漸漸普及。東亞這塊地方的人們，從狩獵、採集到農耕的過渡，是高德（David J. Cohen）關注的問題。

高德是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他就讀哈佛大學博士班時，師從張光直，主要在中國的河南省進行殷商考古，成為獨當一面的考古學家。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加入哈佛大學另一位大師 Ofer Bar-Yosef 的團隊，2005 年起投入目前的領域，探索華南稻作起源，發掘湖南省的玉蟾岩遺址。

東亞與西方有別：陶器先出現，卻尚未進入新石器時代

對於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的過渡，過去考古研究的目光大部分放在西南亞與歐洲。簡單說，西南亞地區的人在舊石器時代以採集、狩獵維生；接著長期定居，開始農耕、畜牧以後，也踏入新石器時代；等到使用陶器，完全轉型為新石器時代之際，已經是初次定居的數千年後。他們接著又帶著全副家當移民歐洲，令歐洲邁入新石器時代。因此考古學界曾經將出現陶器，視為一地轉型為新石器時代的特徵。

然而近來可以肯定，東亞的狀況有所不同。舉例來說，江西省仙人洞遺址出土距今 2 萬年的陶器，是世界最早的紀錄。高德 2009 年參與的發掘和定年結果指出，那時仙人洞的居民仍然仰賴採集、狩獵，不長期定居一處，也沒有農業的跡象；表示當地開始使用陶器的時候，並沒有進入新石器時代。

原本學者認為，仙人洞遺址既然出土陶器，又有早期的稻，應該算是初期的新石器時代；但是高德參與的研究證實，陶器出現的年代明顯比耕種稻米更早。類似狀況在東北亞、東亞多處遺址被屢次發現，可見東亞的演變過程和西方有別。

主題既然是「東亞」從更新世到全新世的過渡，高德的視角不侷限於少數遺址，而採取跨區域、長時間的比較，所以他的研究地點遍及各地，探討不同環境下的轉型與適應，像是華北山西省的柿子灘，華南的玉蟾岩、仙人洞、湖南省的衫龍崗（屬於彭頭山文化，新石器時代早期），以及東南亞外海巴拉望島的 Ille Cave 遺址。

跨領域考古研究，全方位認識古代人類行為

儘管視野廣泛，高德對單一遺址的探索依然深入。如今考古學可謂跨領域的學科，盼望從各方面認識古代人類的生活。研究團隊由仙人洞遺址採集約 50 個不同地層的樣本定年，不但得知最早的陶器在 2 萬年前出現，還能判斷某些長達數千年的時段，其實沒有人類活動。

問題在於，年代是一回事，又怎麼知道某些時候有人活動？最直接的證據當然是人類遺骸，但是高德參與研究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由於年代久遠、保存條件欠佳等因素，幾乎沒有人骨出土。所幸若是找到人造物，如石器、陶器等等，也能間接證實人類曾經存在。

不過仙人洞和玉蟾岩這般這般地層完整的遺址，就算缺乏人骨與人造物也不要緊（雖然它們的人造物數量也算不少）。凡住過必留下痕跡，當今人類活動明顯改變自然環境的原貌，古時候也是如此。

人類居住過的地點會留下某些跡象，擅長微形態學（micromorphology）的考古學家，藉由分析遺址沉積物的組成，搭配其他資訊，有能力分析當時是否曾經有人居住、居民吃什麼食物、從事哪些活動等問題。如玉蟾岩遺址的某地層存在紅色黏土，黏土不會自然出現在洞穴內，所以應該是人類帶進來的，或許是生火留下的痕跡。

綜合跨領域的證據，才能回應高德關心問題的宗旨：不滿足於尋找、分類物質，更重要的是認識「人類行為」——了解某個時空之下的古人做什麼、怎麼做、為什麼那樣做。

東亞北方的細石葉，冰河時期先進科技

華北的柿子灘則是另一種光景。柿子灘靠近黃河，遺址群占地廣大，許多不同年代的大小遺址散佈各處，適於探討同一地點在不同年代的演變。

更新世末期，距今 27,000 年前，全球邁入非常寒冷又乾燥的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許多地方變得不宜人居，一直延續到 2 萬年前結束。隨後氣候漸漸回暖，直到距今 12,900 年前又經歷千餘年的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在這一段冰河時期過後，地質年代進入溫暖宜人的全新世，世界多處地方獨立轉型為新石器時代，如中東的肥沃月灣，東亞的黃河與長江流域。

這一段過渡期間，西伯利亞、華北、東北亞、日本，延續到北美洲的廣大地理範圍，都流行一類叫作細石葉（microblade）的新科技。細石葉寬度一般不到 1 公分，如刮鬍刀般相當鋒利，常與骨器等其他材質的工具搭配使用，功能多變。

製作細石葉並不容易，事先需要周密計劃，製作時經過精緻加工，通常必需加熱才能完成。這也意謂師傅要懂得溝通，才能教會新手生產細石葉。小小的細石葉見證思考、規劃和語言溝通的能力，是東亞古人展現行為現代性（behavioral modernity）的證據。

柿子灘出土距今 26,000 年的細石葉，是已知年代最早的紀錄之一。柿子灘有些細石葉的原料並非本地生產，可以追溯到黃河更上游處，表示當時的人已經懂得長距離交易。細石葉技術誕生的年代，應該處於末次冰盛期之初。當時北方天寒地凍而難以生存，促使人群南遷，和細石葉的發展與擴散息息相關。

細石葉相關科技、處理植物的磨棒與磨盤（grinding stone），以及縫製衣服的骨針，都被視為冰河時期對寒冷的適應。另外，用貝殼等非本地材料製作的藝術品，反映的象徵行為，暗示當時衍生出新的社會組織，各地人群必需加強聯絡感情，才能在嚴寒中生存下去。

柿子灘地區最晚的遺址，至少延續到 8,500 年前，已經是新仙女木期結束後的數千年。當時黃河周圍，已經有些人在河流平原上邁入新石器時代，展開初步的農耕；但是黃土高原上柿子灘的居民，依然維持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採集、狩獵的生產方式。

柿子灘人最後與遷移到附近的農夫集團有了接觸，可惜後來的事不得而知。他們是與農夫新移民融合，或是被取代了？這些是考古學家研究過渡期希望回答的問題。

東亞南方用竹子取代石器？有待證實的竹子假說

東亞南方、東南亞一帶（包括臺灣的長濱文化），一直到新仙女木期結束後，距今 9,000 年前左右，仍然持續使用以鵝卵石等材料製作的砍砸器（chopper）。相較於東亞北方的細石葉，砍砸器比較簡陋，意謂南部人技術比較落後嗎？未必如此。古老傳承的技術，也可能用於全新的目的。

華南地區氣候比較溫暖，到處都是竹林。有考古學家提出「竹子假說」（bamboo hypothesis），大意是只要有粗陋的石器，就能把竹子加工為各式各樣的工具，而且鋒利度不輸石器。但是竹子難以保存，所以後世只剩下簡陋的石器。

高德參與的研究團隊實際測試，發現只靠砍砸器和石片確實足以加工竹子；但是技術上可行，不等於古人實際這樣做過。要證明竹子假說，仍需更多證據。

有趣的是，華北儘管擁有進步的石器，陶器出現的年代卻可能是東亞最晚。華南如前所述，早在 2 萬年前率先出現陶器；接著距今 15,000 年前之際，東北亞和日本的繩文文化也都已經擁有陶器；華北與中國的東北地區，則要等到距今 11,000 到 13,000 年前才出現陶器。

這些議題反映出，東亞南方、北方各地的居民，採取不同的適應策略。

向更南方、更近期探索

華南、東南亞、臺灣在舊石器時代流行的石器，皆以砍砸器系列為主，而且海外島嶼也不例外。東亞大陸之外，高德近年也將研究範圍向南延伸，關注菲律賓的巴拉望島。

冰河時期海平面較低的時候，臺灣與東亞大陸相連，巴拉望或許也是如此。不過距今 11,000 年前，人類開始使用巴拉望北部的 Ille Cave 遺址時，當地已經長期屬於海島。除了比較大陸與島嶼的雷同和相異外，高德特別好奇此處洞穴的使用方式，初步看來主要是儀式性的用途，和中國遺址風格不同。

除了更新世到全新世過渡期的主軸，高德有時也受邀參加別人的計劃。這方面最出名的研究，莫過於在青海省的喇家遺址，發現距今約 4,000 年前，黃河上游一場大洪水的證據。這場近一萬年內規模最大的洪水，曾經刺激東亞首度形成國家，催生出「夏」嗎？「大禹治水」傳說中，蘊含多少歷史上的真實？ 

從計畫、執行，到做出結果，人類的行為複雜多變，不只受到客觀的環境背景影響，也取決於主觀的選擇。多重因素綜合之下，令不同時空的人們衍生出多元的文化。冀望以地層中有限的線索，重現古代人的一舉一動，是考古學家的艱困挑戰，也是高德的追求。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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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u, X., Zhang, C., Goldberg, P., Cohen, D., Pan, Y., Arpin, T., & Bar-Yosef, O. (2012).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 336(6089), 1696-1700.
3. Patania, I., Goldberg, P., Cohen, D. J., Wu, X., Zhang, C., & Bar-Yosef, O. (2019). Micro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deposits at the early pottery Xianrendong cave site, China: formation processes and site use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11(8), 4229-4249.
4. Cohen, David J. (2011) The beginning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a multi-regional view.” Current Anthropology 52 (S4): S273-S293.
5. Song, Y., Cohen, D. J., Shi, J., Wu, X., Kvavadze, E., Goldberg, P., … & Bar-Yosef, O. (2017). 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dating of Shizitan 29, Shanxi Province: An early microblade site in north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79,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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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ar-Yosef, O., Eren, M. I., Yuan, J., Cohen, D. J., & Li, Y. (2012). Were bamboo tools made in prehistoric Southeast Asia? An experimental view from South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69, 9-21.
8. Wu, Q., Zhao, Z., Liu, L., Granger, D. E., Wang, H., Cohen, D. J., … & Zhang, J. (2016). 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 Science, 353(6299), 579-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