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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運動場上無形的障礙:性別

Mr. 柳澤(楊仕音)
・2017/08/23 ・3957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2017台北世大運官方宣傳圖。source:Taipei 2017 Universiade – 世大運

2017 年 8 月 19 日,世大運在臺北順利登場(雖然場外多了一些特別為國內外選手製造驚喜的即興演出),各領域的運動高手也準備好踏上屬於他/她們的舞台。我個人絕對不會錯過的比賽項目是網球、游泳與舉重。在查詢比賽時程時,和過往的經驗相仿,打開重大賽事的網頁介紹,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分類選項是「男子組」及「女子組」,某些比賽項目會進一步按照參賽選手的體重分為蠅量級、羽量級、輕量級、中量級、重量級等;或是依據選手的年齡、身心健全與否(以奧運為例,為身心障礙者舉辦的比賽稱為特殊奧運〔Special Olympics〕)分組。

但等等,這套習以為常的分類系統似乎讓一群人被遺忘了。

世界大學運動會官網跆拳道賽程截圖。 source:世大運官網

長年以來被遺忘的運動選手

全球大多數運動賽事,向來以國際奧委會(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的規定為準。正當這個歷史悠久的組織,因女性運動員的參賽比例迅速成長(註 1)而獲得肯定時,卻同時面臨了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無法歸屬男性女性兩種族群的選手:跨性別者(transgender,自我認同或表現出來的性別與生理性別相關之社會準則有別,其中部分個體期待透過醫療手段改變生理性別的人),以及雙性人(intersex,又稱間性人或第三性,即染色體、性腺及/或生殖器等性徵變異,以致無法明確鑑定為男性、女性的人)。

自 1992 年冬季奧運會起,國際奧委會為了解決此問題,統一採用聚合酶鏈鎖反應(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測試位於 Y 染色體上的「性別決定基因區」(SRY, Sex-determining Region on the Y Chromosome),但此測試方法卻引發強烈的爭議。爭議的原因來自以下三點:

  1. 檢測出SRY不等於生物性別;而有男性性別決定基因者,也未必代表擁有男性的性徵或體能
  2. 準確度的疑慮:有些人體內可能原本就擁有多種染色體,例如部分細胞為XY、部分細胞為XX。
  3. 歧視:當初基於「競爭公平原則」,只有女性運動員必須接受測試。而假設某運動員沒有通過測試,其結果還會公諸於世。

因此到了1999年,國際奧委會決定不再進行性別鑑定。

歷史回顧:運動場下為難的性別裁判

然而,不再進行性別鑑定,問題並不會憑空消失;反而導致更多參與女子組競賽,但外表「陽剛」的選手遭到媒體嚴峻的檢視,甚至得承受服用禁藥等無中生有的不合理指控。接下來先大致回顧 1992 年實施的 SRY 檢測法外,奧委會還曾經嘗試過哪些性別鑑定手段。

1968 年以前,最早期的檢測方式十分簡陋粗糙——就是讓選手們列隊,一個個在醫師面前赤身裸體,醫師逐一用肉眼觀看到的外生殖器官判定性別;頂多輔以抽血檢驗,確認選手的性染色體。

到了 1968 年,隨著穆雷‧巴爾(Murray Barr)醫師的科學發現公諸於世,奧委會改為採取新的性別鑑定方式:刮取選手的口腔黏膜細胞,經染色後檢驗「性染色體」上的「巴爾氏體」(Barr body,又稱性染色質)是否存在。巴爾氏體檢測法的原理如下:男性的性染色體為 XY、女性的性染色體為 XX;一般女性細胞的其中一條X染色體不活化後,會形成結構緊密的巴爾氏體,使細胞只能表現出一條X染色體。如此一來,只要細胞中發現有巴爾氏體存在,就代表受試者為女性;而沒有發現任何巴爾氏體的人即為男性。當時的奧委會成員一致認同巴爾氏體性別鑑定法「簡單、客觀又精準」。[1]

圖/醫谷(yigoonet)

可惜不久之後,「性別裁判」又遭到科學家的挑戰。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波蘭選手埃瓦‧克洛布克瓦斯嘉(Ewa Klobukowska)了。

她雖然在奧委會實施巴爾氏體檢驗法的前一年,已經通過裸體檢驗,卻在抽血檢查中驗出體內同時具有XX和XXY兩種混合的性染色體,國際田徑總會(IAA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因而取消她的參賽資格和之前贏得的獎牌,這位選手從此黯然退出國際賽事。而諷刺的是, 假如她那時能夠堅持到 1968 年,接受巴爾氏體檢驗,便可輕鬆通過性別鑑定。

另外,巴爾氏體檢驗還存在其他盲點,例如患有雄性激素不敏感症候群(AIS,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的女性選手,會因為體內含有 XY 性染色體而無法通過性別鑑定;而對於罹患克林菲特氏症(Klinefelter’s syndrome)的男性選手,體內的 XXY 性染色體則會使他被判定為女性。[2]

2003 年,為了解決這項重大爭議,國際奧委會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討論會。這場討論會訂定了體壇所謂的 「斯德哥爾摩性別重整分類共識」(Stockholm Consensus on Sex Reassignment in Sports,以下簡稱斯德哥爾摩共識):允許雙性/跨性別者參加奧運賽事。

這個結論乍看之下似乎是立意良善的改革方向,但從現在的性/別常識來看,斯德哥爾摩共識不但限制重重,還明顯帶有歧視色彩。斯德哥爾摩共識中的主要規範為:雙性/跨性別參賽者「應當」在參賽的兩年之內接受性激素替代治療,獲取新性別的法律認可,並且需要接受「強制性」生殖器整外手術。 [3]「應當」和「強制性」這兩個用語,讓運動選手不得不為了「參賽」被迫選邊站;在成為一位運動員之前,必須先成為一位符合斯德哥爾摩共識所定義的「女性」或「男性」。

卡絲特‧塞門亞於倫敦奧運為南非取得800公尺女子田徑賽銀牌。圖/奧運官網

2008 年,田徑場上竄起一位南非女子新秀卡絲特‧塞門亞(Caster Semenya),再度將體壇的性別爭議帶到高峰。她初次參加世界青少年田徑賽便以 2 分 4.23 秒的成績取得冠軍,隔年,又在世界田徑錦標賽打破自己的紀錄,以 1 分 55.45 秒的成績贏得了「全世界跑得最快的女子選手」這個名符其實的頭銜。

但出乎塞門亞意料的是,接踵而來的質疑聲浪,遠遠蓋過了喝采及掌聲。

起初,由於她天生低沈的嗓音、粗壯的肌肉,討論她是否服用禁藥的輿論四處流竄。緊接著,國際田徑總會和奧委會旋即要求她接受性別檢測 [4],發現塞門亞體內的睪固酮含量偏高。而最終的檢測結果認定,塞門亞體內沒有子宮與卵巢,而是有睪丸的雙性人。[5]

塞門亞的抉擇

依據 2003 年的「斯德哥爾摩共識」,她必須接受外科手術治療以及兩年以上的荷爾蒙治療,才能重返田徑場。但包含田徑比賽在內的許多運動項目,選手的黃金巔峰期有限,錯過了幾乎就等於選擇放棄自己的運動生涯。因此,在收到奧委會禁賽通知後,塞門亞一邊思索著自己要成為女性或是男性、一邊與教練枯等奧委會下一步的決定。

幸好,三年多以前開始逐漸成形的規範,化為塞門亞的及時雨。2005 年,國際奧委會通過更新版本的雙性人/跨性別人士參賽相關指引。 [6] 原本,雙性人/跨性別人士必須要接受生殖器整形外科手術,加上接受兩年以上的荷爾蒙療程,再通過性別檢測才能參賽。根據 2005 年的修正版本,生殖器整外手術已明文改為「非強制性」,且雙性人/跨性別人士能夠無條件參加男子組賽事。假設雙性人/跨性別人士希望報名女子組賽事,必須借助荷爾蒙療程,將血清中的睪固酮含量於比賽一年前測試時控制在 10 nmol/L 以下,並持續接受追蹤,以符合參賽資格。

幾經考量過後,賽門亞同意接受荷爾蒙治療,定期服用睪固酮阻斷劑。儘管許多媒體在日後每一場比賽中,依舊反覆提起她的「非傳統性別」競爭優勢,並拿來大做文章,但賽門亞畢竟順利回到她所熱愛的田徑場上。

奧運選手性別鑒定方法年表示意圖。

我知道自己是誰

賽門亞於一連串的折磨後接受訪問,她向記者坦承自己的心路歷程:「我最私人和最隱秘的部分受到毫無根據的、侵略性的審查。這不僅侵犯了我作為一個運動員的權利,更侵犯了我最基本的人權,包括我的隱私和尊嚴。」但至少,如她所言,這些性別鑑定的插曲已屬於過去式了,身為一名專業運動選手,她未來將持續專注於自己的速度和體能訓練。

至於相形之下不那麼幸運的田徑選手,就是前文提到因染色體異常而遭禁賽,甚至被取消1964年東京奧運會贏得的女子100公尺短跑接力金牌、兩項銅牌的波蘭選手克洛布克瓦斯嘉,在引退前曾說:「我知道自己是誰,也知道自己的感受。對我來說這是既卑劣又愚蠢的指控。」

I know what I am and how I feel. It’s a dirty and stupid thing to do to me.

直到今年為止,科學家始終無法找到任何直接有力的證據,能證明處於不同階段、睪固酮穩定控制(註 2)的雙性/跨性別者,在運動場上擁有高於一般選手的競爭優勢。[7]

然而,類似賽門亞這樣的選手,每一次出賽勢必都得面對先天生理優勢的質疑;只要她還在田徑場上,便難以擺脫背後努力受到外界低估的宿命。

「我知道自己是誰。」

凸顯出原本不該由克洛布克瓦斯嘉來承受的種種指控——因為真正的荒謬,來自對運動選手的付出視而不見,卻永遠只看得到性別的每一道目光。

取消埃瓦‧克洛布克瓦斯嘉奧運獎牌的新聞報導。圖/smithsonian

參考文獻

  1. Barr ML, Bertram EG. A morph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neurones of the male and female,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nucleolar satellite during accelerated nucleoprotein synthesis. Nature. 1949 Apr 30;163(4148):676.
  2. Ruth I. Wood and Steven J. Stanton.Testosterone and Sport: Current Perspectives. Hormones and Behavior. 2012 Jan;61(1): 147–155.
  3. Genel, Myron MD. Transgender Athletes: How Can They Be Accommodated? Current Sports Medicine Reports: 2017 Jan/Feb;16(1): 12–13.
  4. Vanessa Heggie. Testing sex and gender in sports; reinventing, reimagining and reconstructing histories. Endeavour. 2010 Dec;34(4): 157–163.
  5. Schultz J. Caster Semenya and the “question of too”: sex testing in elite women’s sport and the issue of advantage. Quest. 2011;63(2):228–243.
  6. IOC Consensus Meeting on Sex Reassignment and Hyperandrogenism November 2015
  7. Bethany Alice Jones, Jon Arcelus, Walter Pierre Bouman, and Emma Haycraft. Sport and Transgender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lating to Sport Participation and Competitive Sport Policies. Sports Med. 2017;47(4): 701–716.

註解

  • 註1:1928年夏季奧運的女性運動員僅佔了 9.6%,到了 2010 年倫敦奧運女性運動員提升至 44.2%。
  • 註2:參考文獻 [7]「有效度」(eligibility)科學論文的條件篩選準則如下圖。研究樣本涵蓋選手接受荷爾蒙療程的初始期以及往後的各個階段、變性手術前後,或是同時接受荷爾蒙程及變性手術者等案例,並與對照組交叉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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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柳澤(楊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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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間為科普人兼專利人,週末悄悄變身為素人畫家。 臺大動物學系學士、動物學研究所碩士畢,主修病毒遺傳。美國常春藤Dartmouth College工商管理學碩士畢。 譯有多本科普人文書籍與影片字幕,熱愛科普閱讀、寫作和從科學發想的藝術創作。獲頒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翻譯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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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媽的話左耳進右耳出?其實都是噪音惹的禍!——如何找出最佳「訊噪比」?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_96
・2021/09/24 ・2843字 ・閱讀時間約 5 分鐘

作者 / 林堂智|雅文基金會聽語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從生理結構來看,我們可以利用眼瞼作為視覺訊息接收的開關,閉上眼睛就能眼不見為淨。對於聽覺而言,這樣的按鈕也貌似存在,畢竟當一個人發呆、做白日夢時,即使別人喊破喉嚨,他沒有反應就是沒有反應,這不就是關閉聽覺的表現嗎?這種「你有說,但我沒聽到」的現象,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常常把我的話當耳邊風!真是夠了!圖/pixabay

耳朵是無辜的!訊息的選擇大腦說了算

耳朵的主要工作僅止於訊息傳遞,而後續的訊息處理工作其實是由大腦完成的,也就是說,當這個全年無休的聲音接收器孜孜不倦地傳遞訊息,最終在眾多雜訊中,該聚焦處理哪些訊息是由大腦決定。在雜訊中聚焦處理訊息的能力稱作「聽覺注意力」。然而,聽覺注意力卻也容易受到認知負荷量噪音的影響。

在處理訊息的過程中,大腦需要提供燃料(認知資源)給聽覺注意力進行運作,然而資源有限[1],若是接收過多或太複雜的訊息,大腦便有可能因為運轉「過熱」而呈現放空或呆滯的狀態。就好比每台電腦都會有特定進行資料運算的空間,一旦超過負荷就會運轉緩慢或甚至當機。同理,當我們處在一個訊息繁雜的環境下,我們的聽覺注意力便有可能會無所適從,讓訊息接收和判斷更困難。

聽你想聽的,是人之常情

還好就如《人海中注意你的聲音、喧鬧中聽見我的名字:認識雞尾酒會效應[2]一文中,筆者透過雞尾酒會效應[3](Cherry,1953)討論聽覺注意力的展現與運轉機制。當訊息繁雜時,我們的注意力能選擇目標訊號來優先處理,並抑制非目標訊息的干擾。不過,若非目標訊息達到可被察覺的門檻(Threshold)時,我們仍會因此分心而被影響。

好比說,下課時正起勁地和同學聊最新的手遊,即使走廊吵雜,一聽到暗戀女孩的笑聲,耳朵還是會立刻豎起,心裡小鹿亂撞地慌張轉頭尋找她的蹤影。不過,當非目標訊息(aka噪音)太大聲時,還是會讓你「充耳,卻沒辦法聞」,想聽也聽不到。

充耳,卻沒辦法聞 ,想聽也聽不到。圖/Pexels

還是充耳不聞?也許就是噪音惹的禍!

噪音是一種人們不想(需)要(unwanted/undesired)的聲音,它不但會干擾思考、工作與日常,也會為身心理健康帶來負面影響。[4]日常生活中,噪音無處不在,不論是捷運站、學校教室、甚至是家中客廳的噪音皆可能影響語音察覺能力。過去研究顯示,70 dBA 以上的環境噪音(相當於使用吸塵器的音量)對於聽覺注意力有顯著的負面影響。[5] Zhang 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學校的環境噪音下(如:操場遊戲聲、電風扇運轉聲、窗外車流聲等),孩子於視覺追蹤作業的反應速度、任務準確性與注意力表現皆較差。[6]尤其在達 75dB SPL 的高強度噪音下,孩子需要耗費更多的認知資源才能維持注意力來接收與處理訊息。Fernandes 等人也發現高強度噪音會讓孩子的閱讀與理解作業表現較差。[7]

找出最好「訊噪比」,讓我們和噪音共處

然而,環境噪音的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現今許多科技產品,像是很多老師會佩帶的小蜜蜂麥克風,就能在教學現場克服環境噪音。這類科技產品可以讓目標訊息(老師說話的內容)更大聲,用來蓋過環境噪音,讓學童聽得更清楚。

訊息和噪音音量的比值又稱為訊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可用於反映訊號清晰度。訊噪比值越高越有利於聆聽;當訊噪比越低或為負數時,則代表噪音比訊號的音量來得大,不利聆聽,就算想聽也是聽不清楚的。若要有效傳遞聲音訊息,較為理想的狀態是提高目標音量或是降低噪音音量,讓訊噪比維持在利於聆聽的值。

訊噪比值的高低,決定訊號內容的清晰度,也許試著將聲音訊號再放大聲一點或降低噪音的音量,打造利於聆聽的環境。圖/雅文基金會

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你懂低訊噪的好嗎? 

雖然訊噪比和聆聽品質有關,但噪音真的只能夠扮演反派角色嗎?其實訊噪比的機制主要圍繞著「遮蔽」(Masking)的概念。當我們感知到噪音多於目標訊息時,則表示噪音已遮蔽目標訊號,可能因此發生訊息缺漏或難以察覺目標訊號的情況。

噪音遮蔽可分為能量遮蔽(energetic masking)與訊息遮蔽(informational masking)。[7] 能量遮蔽指噪音在時間和頻率上與目標音重疊,主要發生在聽覺外周(auditory periphery),例如隔壁鄰居的狗吠聲被豪大雨聲蓋過去了。訊息遮蔽則是噪音與目標音訊息由於其在認知層次上的相似性而在處理的過程中所造成的遮蔽。好比台語使用者聽到「脫口罩」時,因週遭環境語音的干擾,而聽成「脫褲走」的訊息判斷錯誤。[8,9] 

我們也能善用噪音遮蔽的特性改善生活品質。比如說,在日本或誠品書店洗手間常見的「音姬(OTOHIME)」機台會在有人如廁時,自動發出涓涓流水聲,用來遮蔽解放的尷尬聲響。聽覺系統作為全年無休的勞工,即使我們在睡覺,他仍在運作;因此只要有突然的聲音(狗叫聲、汽車引擎聲、打鼾聲等),皆可讓大腦警覺而使你驚醒。此時,頻率平穩一致的白噪音(吹風機、電風扇)和粉紅噪音(下雨聲、營火聲)就十分好用,可以遮蔽影響睡眠的外界聲音變化,達到噪音消除的作用,讓你一夜好眠。

噪音用得恰,如廁不尷尬。圖/tohoint.co.jp

不論處在哪種生活情境,噪音無處不在,且難以殲滅,不過我們可以使用一些策略來改善生活品質。例如:尋找適當的位置(背對噪音源或移駕到安靜角落)讓聆聽更輕鬆,或使用科技產品來降低噪音或提升目標音量,以凸顯目標訊息內容。最後,善用遮蔽效應即可抵銷噪音,提升學習、工作,甚至是休息時的效率與品質[10]

參考資料

  1. Kahneman D. (1973). Attention and Effor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2.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2021)。人海中注意你的聲音、喧鬧中聽見我的名字:認識雞尾酒會效應。泛科學
  3. Cherry, E. C. (1953).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speech, with one and with two ears. 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25(5), 975–979.
  4. Fink, D. (2019, December). A new definition of noise: noise is unwanted and/or harmful sound. Noise is the new ‘secondhand smoke’. In Proceedings of Meetings on Acoustics 178ASA (Vol. 39, No. 1, p. 050002).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5. Schlittmeier, S. J., Feil, A., Liebl, A., & Hellbrück, J. (2015). The impact of road traffic noise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attention-based tasks depends on noise level even within moderate-level ranges. Noise & Health, 17(76), 148-157.
  6. Zhang, Z., Zhang, Y., & Kang, J. (2018).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Noise on Students’ Attention. In The 11th EuroNoise Conference, Crete.
  7. Fernandes, R. A., Vidor, D. C. G. M., & Oliveira, A. A. D. (2019). The effect of noise on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in reading and writing tasks. In CoDAS 31(4). Sociedade Brasileira de Fonoaudiologia.
  8. Yang, Z.-G., Song, Y.-W., Zhang T.-T., Li, L. (2014). The subcomponents of informational masking: Evidence from behavioral and neural imaging studi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3), 400-408.
  9. 徐灿、杨小虎、汪玉霞、张辉、丁红卫、刘畅(2018)。 语音型噪音对二语者汉语元音声调感知的影响。心理與行為研究16(1):22-30。
  10. Lu, S. Y., Huang, Y. H., & Lin, K. Y. (2020). Spectral content (colour) of noise exposure affects work efficiency. Noise & Health22(104), 19-27.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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