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認同使「他」決定成為男生
在治療癌症多年之後,本‧巴雷斯(Ben Barres)回憶他是如何措辭向腫瘤科醫師提出了請求。
他問道:在切除我的乳房時,能否請你把另一個乳房也一併拿掉?由於他的家族有癌症病史,醫師便同意了,但事實是巴雷斯只是想要擺脫那雙乳房。他有個女性名字,身為女孩長大成人,但他對自己的女性身分一向感到不自在。四歲時他覺得自己是個男孩,青春期的身體變化令他難安,成年後要把自己塞進高跟鞋和伴娘禮服也令他不自在。
那是一九九五年,是在變性人拉維恩‧考克斯(Laverne Cox)和凱特琳‧詹納(Caitlyn Jenner)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之前,是在谷歌搜尋「變性人」會得到法律建議之前,甚至是在有谷歌之前。當時巴雷斯並不了解身為變性人是什麼意思,但是切除了雙邊乳房是種莫大的解脫。一年之後,他讀到一篇講一名變性男子的文章,他豁然了悟。
巴雷斯渴望展開荷爾蒙治療,但是他有一大顧慮:他的事業。當時四十三歲的他是史丹佛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剛發現了神經膠質細胞的重要,這種大腦細胞的角色在那之前一直被低估,他的發現具有開創性。
科學界的同儕一直視他為女性,他不知道他們對於他改變性別會有什麼反應。學生是否會不想再參與他的實驗室工作?他是否不會再受邀參加學術研討會?
科學界的態度變化
科學界的確作出了反應,但不是以巴雷斯所擔心的方式。在他變性之後,不曉得他是變性人的那些人開始更仔細地聆聽他的意見,不再質疑他的權威。身為中年白人男子,在開會時不再有人打斷他。在證據不夠充分的時候,別人一次又一次地姑且相信他。他甚至在購物時得到更好的服務。
在一場研討會上,他無意間聽到一個不知道他是變性人的科學家說:「本今天做的專題研討很棒,再說,他的研究成果要比他姊姊強得多。」
巴雷斯很驚訝。在變性之前,他很少察覺性別歧視,甚至連明顯的例子都沒注意到。巴雷斯還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大學部時,有一次他在一堂數學課上解開了一個難題,是全班唯一解開這道題的學生,教授說:「想必是你男朋友替你解答的。」這句話冒犯了巴雷斯。題目當然是他自己解開的,他甚至根本沒有男朋友。
可是當時他不認為教授此言帶有歧視,因為他以為性別歧視已經不存在了。就算性別歧視還存在,由於他對女性身分缺少認同,不足以讓他覺得性別歧視會發生在他身上,他只氣憤自己被指控作弊。在變性之前,巴雷斯認為自己受到的對待就跟其他人一樣。
現在他有了驚人的證據,證明了事情正好相反。那簡直就像個科學實驗:他擁有同樣的學歷、同樣的技能、同樣的成就、同樣的職位。除了一個變數之外,其餘的變數都維持不變。
巴雷斯清楚看出,他的日常遭遇、他的科學家生涯、他的生活全都由別人眼中所見的性別所塑造,以他自己以前不曾看出的方式。在變性之前,他的想法、貢獻和權威都遭到貶抑,雖然並非公開,也非全盤,但是當造成貶抑的因素忽然消失,這一切就變得清晰可見。如今,男性和女性所受到的差別待遇被看清了,就像花瓣在紫外線照射下呈現出新的圖案。
科學界中對女性的偏見
因此,二○○五年,當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表示科學界的女性之所以不多,可能係由於兩性在能力上的先天差異,巴雷斯無法默不吭聲。他在《自然》雜誌(Nature)上發表了一篇由衷的呼籲,要求科學界關注偏見的問題。
「這就是女性在學術界工作所佔比例不高的原因」,他說,「原因不在於照顧小孩,也不在於家庭責任。」他又說,在他改以男性的身分在科學界工作之後,「這個念頭在我腦中浮現了一百萬次:現在的我更受到重視。」並不是說巴雷斯在變性之前從未在職業生涯中遇到過障礙和偏見,「只是我從來沒有看出來」,他告訴我。
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曾在與別人接觸時有過經驗,使我們納悶偏見是否起了作用。但是我們呈現在外界眼中的樣子如果不曾有過戲劇化的轉變,我們可能就沒有機會來證實這些直覺。
如果我們的體重有了可觀的增減,或是有了明顯可見的殘疾,我們或許能夠向自己證實這些直覺。如果我們去其他國家旅行,而我們的膚色在當地具有不同的意義,那麼我們或許也會看得出來。就像有個黑人學生告訴我,他在義大利旅行時有種奇怪的感覺,後來他明白那是因為他在商店裡被懷有疑心的店員緊盯著。
異性婚姻的夫妻,如果配偶進行了性別轉換,就往往會看出當他們還是異性婚姻的伴侶時多麼受到認可。最終,我們當中許多人都將會感受到老年人所受到的歧視和不尊重。但我們往往還是很難確定自己所遭遇的偏見。
——本文摘自《隱性偏見》,2022 年 10 月,平安文化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