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通姦罪到通姦沒有罪，期待一個不再雙重標準的社會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劉韋佐
• 責任編輯｜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人工智慧將改變以人為主的法治領域？

由人工智慧擔任警察，再也不是科幻電影的情節，交通管制常見的科技執法就是應用 AI 辨識闖紅燈、未依規定轉彎、車輛不停讓行人等違規行為。 AI 的客觀、高效率正在挑戰以人為審判主體的法治領域，這樣的轉變會對我們產生什麼影響呢？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他將帶我們思考：當 AI 取代人類執法時，將如何改變人們對守法的認知？

想像有一天你正在尖峰時段開車，車子停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後方出現一輛急駛而來的救護車，你為了讓道必須開過停止線。這時你是否願意冒著違規被開罰的風險？還是承擔風險以換取他人盡速就醫？

在上述情境中，針對「要不要闖紅燈」我們經歷了一段價值判斷過程。如果剛好十字路口有真人警察，他的判斷可能是：這是情急之下不得不的行為，並非蓄意違規。

然而，如果負責執法的是「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rtificially legal intelligent，簡稱 ALI）情況可能截然不同。

ALI 這個詞源自 Mireille Hildebrandt 的研究，在概念上可區分為兩類：採取傳統程式碼的 IFTTT（if this then that）、運用機器學習的資料驅動。前者是注重法律推理或論證的計算機模型，將法律規範轉為程式碼，藉由程式編寫來執行法律任務。後者則透過大量資料的學習，來預測行為範式，用於再犯率、判決結果預測上有較好的成果。

一般情況下，應用在交通管制的 ALI 會辨識車輛是否超速、闖紅燈等違規行為，不過交通情境千變萬化，ALI 能否做出包含「道德價值的判斷」將是一大挑戰！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陳弘儒助研究員察覺，人工智慧（AI）正在左右人們對守法的價值判斷及背後的因果結構，進而反思當我們將原本由人來判斷的事項，全權交由 AI 來執行時，可能產生哪些潛移默化的影響？

讓我們與陳弘儒展開一場從法哲學出發的對話，探索 AI 與法治價值之間的緊張關係。

怎麼會對「人工智慧」（AI）與「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產生研究興趣？

會對 AI 感興趣是因為我很早就對電腦有興趣，我原本大學想唸資訊工程，因為高中有些科目沒辦法唸，於是去唸文組，大學進入法律系就讀，研究所考入「基礎法學組」研讀法哲學。

後來我到美國讀書，當時 AlphaGo 的新聞造成很大的轟動，啟發我思考 AI 的應用應該有些法律課題值得探討，於是開始爬梳 AI 與法律的發展脈絡。

AI 這個詞大概在 1950 年代被提出，而 AI 與法律相關的討論則在 1970、80 年代就有學者開始思考：我們能否將法律推理過程電腦程式化，讓電腦做出跟法律人一樣的判斷？

事實上，AI 沒有在做推理，它做的是機率的演算，但法律是一種規範性的判斷，所有判斷必須奠基在法律條文的認識與解釋上，給予受審對象合理的判決理由。

這讓我好奇：如果未來廣泛應用 AI 執法，法律或受法律規範的民眾會怎麼轉變？

至於真正開始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是受到我父親的啟發。有一陣子我經常開車南北往返，有一天我跟父親聊到用區間測速執法的議題。交通部曾在萬里隧道使用區間測速，計算你在隧道裡的平均速率，如果超速就開罰。

父親就問我：「政府有什麼理由用區間測速罰我？如果要開罰就必須解釋是哪一個時間點超速。」依照一般的數學邏輯，你一定有在某個時間點超速，所以平均起來的速率才會超過速限，可是法律判斷涉及規範性，我們必須思考背後的正當性課題，不能只用邏輯解釋，這啟發我逐漸把問題勾勒出來，試圖分析執法背後的規範性意涵。

如果將執行法律任務的權限賦予 AI，可能暗藏什麼風險？

我們先來談人類和 AI 在做判斷時的差別。人類無時無刻都在做判斷，判斷的過程通常會先做「區分」，例如在你面前有 A 和 B 兩個選項，在做判斷前必須先把 A 和 B 區分開來，讓選項有「可區別性」。

在資料龐大的情況下，AI 的優勢在於能協助人類快速做好區分，可是做判斷還需經歷一段 AI 難以觸及的複雜過程。人類在成長過程中會發展出一套顧及社會與文化認知的世界觀，做判斷時通常會將要區分的選項放進這個世界觀中，最終做出符合社會或自身考量的抉擇。

當我們將判斷程序交由 AI 執行，就會涉及「判斷權限移轉」的問題，這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發生，你只要發現原本自己可以執行的事情，有另外一個對象做的比你好或差不多好，你就會漸漸把判斷的工作交給它，久而久之，你大概會覺得這是很好的做法，因為可以節省大量時間。

我擔心這種判斷權限移轉會快速且廣泛的發生，因為 AI 的工作效率極高，可以大幅節省人力成本，但是哪一些權限可以放給 AI？哪一些權限人類一定要守住？我們經常沒有充足的討論，等到發生問題再亡羊補牢可能為時已晚。

以讓道給救護車而闖紅燈的情境為例，如果讓 AI 來做交管，可以節省警察人力，又可以快速精準地開罰，卻迫使民眾需額外花時間，證明闖紅燈有正當理由。如果是真人警察來判斷，警察通常會認為你的行為有正當理由而不開罰。這對於受法律規範的民眾來說，會產生兩種全然不同的規範作用。

AI 產生的規範作用會讓民眾擔心事後銷單的麻煩程序，如果無法順利解決，可能會訴諸民意代表或上爆料公社，並漸漸改變民眾對守法的態度。而真人警察產生的規範作用，將使民眾自主展現對法律的高度重視，雖然當下的行為牴觸法律，卻是行為人經過多方權衡後做的判斷，相信法律會支持自己出於同理心的行為。

使用 AI 執法除了看上它的高效率，也是因為和真人相比 AI 不會受私情影響，比較可以做出公正的判斷。如果從法治觀念來看，為何決策權不能全權交由 AI 執行？

我認為法治的核心價值在臺灣並沒有很好的發展，我們常想的是怎麼用處罰促成民眾守法，長久下來可能會得到反效果。當人們養成凡事規避處罰的習慣，一旦哪天不再受法律約束，可能會失去守法的動機。

事實上，法治最根深柢固的價值為：

法律作為一種人類行為規範的展現，促使民眾守法的方式有很多種，關鍵在於尊重人的道德自主性，並向民眾陳述判決理由。

給理由非常重要，可以讓民眾不斷透過理由來跟自己和法律體系溝通。如此也可以形成一種互惠關係，使民眾相信，國家公權力能用適當的理由來制定法律，而制定出的法律是以尊重公民自主性為主。當民眾理解法律對我所處的社會有利，會比較願意自動產生守法的動機。

AI 執法看似比人類「公正無私」，但它的執法方式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也沒有對具體情境的「敏感性」。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經常需要敏感性，這樣才能理解他人到底在想什麼。這種敏感性是要鍛鍊的，真人警察可在執法過程中，透過拿捏不同情境的處理方式來累積經驗。

例如在交通尖峰時段應該以維持交通順暢為原則，這時警察是否具備判斷的敏感性就很重要，例如看到輕微的違規不一定要大動作開罰，可以吹個警笛給駕駛警示一下就好。

我越來越覺得人類這種互動上的敏感性很重要，我們會在跟他人相處的過程中思考：跟我溝通的對象是什麼樣的人？我在他心中是什麼模樣？然後慢慢微調表現方式，這是人類和 AI 最根本的不同。

相較於法律人工智慧，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強大的語言功能似乎更接近理想中的 AI，其發展可能對我們產生哪些影響？

我認為會有更複雜的影響。ChatGPT 是基於大型語言模型的聊天機器人，使用大量自然語言文本進行深度學習，在文本生成、問答對話等任務上都有很好的表現。因此，在與 ChatGPT 互動的過程中，我們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覺得螢幕後好像有一名很有耐心的真人在跟你對話。

事實上，對於生成式 AI 來說，人類只是刺激它運作的外在環境，人機之間的互動並沒有想像中的對等。

仔細回想一下整個互動過程，每當外在環境（人類）給 ChatGPT 下指令，系統才會開始運作並生成內容，如果我們不滿意，可以再調整指令，系統又會生成更多成果，這跟平常的人際互動方式不太一樣。

資工人員可能會用這個理由說明，生成式 AI 只是一種工具，透過學習大量資料的模式和結構，從而生成與原始資料有相似特徵的新資料。

上述想法可能會降低人們對「資料」（Data）的敏感性。由於在做 AI 訓練、測試與調整的過程中，都必須餵給 AI 大量資料，如果不知道資料的生產過程和內部結構，後續可能會產生爭議。

另一個關於資料的疑慮是，生成式 AI 的研發與使用涉及很多權力不對等問題。例如現在主流的人工智慧系統都是由私人公司推出，並往商業或使用者付費的方向發展，代表許多資料都掌握在這些私人公司手中。

資料有一種特性，它可以萃取出「資訊」（Information），誰有管道可以從一大群資料中分析出有價值的資訊，誰就有權力影響資源分配。換句話說，多數人透過輸入資料換取生成式 AI 的服務，可是從資料萃取出的資訊可能在我們不知情的狀況下對我們造成影響。

面對勢不可擋的生成式 AI 浪潮，人文社會學者可以做些什麼？

國外對於 AI 的運用開始提出很多法律規範，雖然國外關於價值課題的討論比臺灣多，但並不代表那些討論都很細緻深入，因為目前人類跟 AI 的相遇還沒有很久，大家還在探索哪些議題應該被提出，或賦予這些議題重新認識的架構。

這當中有一個重要課題值得思考：

我們需不需要訓練 AI 學會人類的價值判斷？

我認為訓練 AI 理解人類的價值判斷很可能是未來趨勢，因為 AI 的發展會朝人機互動模式邁進，唯有讓 AI 逐漸理解人類的價值為何，以及人類價值在 AI 運作中的局限，我們才有辦法呈現 AI 所涉及的價值課題。

當前的討論多數還停留在把 AI 當成一項技術，我認為這種觀點將來會出問題，強大的技術如果沒有明確的價值目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實際上，AI 的發展必定有很多價值課題涉入其中，或者在設計上有一些價值導向會隱而不顯，這將影響 AI 的運作與輸出成果。

思考怎麼讓 AI 理解人類價值判斷的同時，也等於在問我們人類：對我們來說哪一些價值是重要的？而這些重要價值的基本內容與歧異為何？

我目前的研究有幾個方向，一個是研究法律推理的計算機模型（Computational models of legal reasoning）；另一個是從規範性的層面去探討，怎麼把價值理論、政治道德（Political morality）、政治哲學等想法跟科技界交流。未來也會透過新的視野省視公民不服從議題。

這將有助科技界得知，有很多價值課題需要事先想清楚，影響將擴及工程師怎麼設計人工智慧系統？設計過程面臨哪些局限？哪些局限不應該碰，或怎麼把某些局限展現出來？我覺得這些認識都非常重要！

鐵面無私的 ALI ？人類與人工智慧執法最大的分野是什麼？

陳弘儒是臺灣少數以法哲學理論研究法律人工智慧系統（ALI）的學者，他結合各種現實情境，與我們談論 ALI、生成式 AI 與當代法治價值的緊張關係。

由於 ALI 擅長的資料分類與演算，與人類判斷過程中涉及的世界觀與敏感性思辨，有著根本上的差異；以處罰為主、缺乏理由陳述的判斷方式，也容易影響民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因此陳弘儒認為，目前 ALI 應該以「輔助人類執法」為發展目標，讓人類保有最終的判斷權限。

至於現正快速發展的生成式 AI ，根據陳弘儒的觀察，目前仍有待各方專家探索其中的價值課題，包括資料提供與使用的權力不對等、哪些人類價值在訓練 AI 的過程中值得關注等。

在過去多是由人文社會學者提出警告，現在連 AI 領域的權威專家也簽署公開信並呼籲：AI 具有與人類競爭的智慧，這可能給社會和人類帶來巨大風險，應該以相應的關注和資源進行規劃和管理。

在訪談過程中，有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插曲，陳弘儒希望我們不要稱呼他「老師」，因為他從小就畏懼老師、警察等有權威身分的人，希望以更平等的方式進行對話。

假如今天以 AI 進行採訪，整個談話過程或許能不受倫理輩分影響，但這也讓我們意識到，在 AI 的世界裡，許多人際互動特有的敏感性、同理反思都可能不復存在。

陳弘儒的研究讓我們體會，AI 在法治領域的應用不僅是法律問題，背後更包含深刻的哲學、道德與權力課題，也讓我們更了解法治的核心價值：

法律要做的不只是規範人們的行為，而是透過理由陳述與溝通展現對每個人道德自主性的尊重。

是誰定義了時間？

我們都知道就某種程度而言，時鐘的計時只是為了方便起見而採取的人為手段。我們鐘錶所報出的時間，是我們大家都同意使用的時間，我們的社會則是依循此一時間運作，但是我們的時間其實只是大家所認同的一個近似值。

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這些原子鐘都是政治協議下的產物，例如一秒鐘的長度或是時區的幅度，而且我們會為了配合國界來改變時間或是使用日光節約時間。

因此，時間並非由物理決定，而是政治。

事實上，物理學否定單一真時的概念。根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現代物理學家主張時間是相對的，會根據速度與重力而改變。

就一般大眾而言，相對性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產生的效應，微小到幾乎無從衡量，但是卻足以讓衛星系統計算時間膨脹來維持穩定運作。總而言之，愛因斯坦的真知灼見意味人類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的全方位計時標準。

時間是由我們來決定，因此，時間就應了那句老諺語：「大家異口同聲的謊言。」

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universal time）仍有待我們發現。

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本書所敘述的就是我們如何編造時間的故事，質疑為什麼時間是現在這個樣子？尤其是計時如何成為全球標準化的系統？畢竟它是相對近期才有的現象。

世界的時鐘開始轉動

在十九世紀之前，所有的時間都是地方時（local times）。巴黎的時鐘與莫斯科的時鐘並不需要相互校正。不論是徒步還是騎馬，來往於城鎮之間的旅行都沒有快到需要考慮距離中午或是超過中午幾分鐘，還是幾小時。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那個時候，騎馬旅行沒有所謂時差的問題。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才開始出現改變。鐵路與電報的發明幾乎是單槍匹馬創造了一個相互連接的新世界。與此同時，各城市之間的時差突然也開始變得重要。

電報需要細心協調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時間，鐵路若是沒有精確的時刻表，就會面臨生命損失的重大威脅。因此，為了避免混亂，必須有一套各方都同意的新計時系統。這些新科技無庸置疑為時間的標準化帶來動力。

不過鐵路與電報的發明並不足以說明，世人為何要以他們當初使用的方式來化解全球計時的挑戰。這些解決方式並非由科技來決定，而是透過社會與政治途徑形成，也因此更為有趣。

這是一則關於互連新世界成長煩惱的故事，（就計時而言）這樣的煩惱大約在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達到高峰。

啟動計時革命的必要性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尤其是在歐洲，我們或許可以把那段時期稱作存貨時代或盤點時代。當時長達幾世紀的全球探險傳奇已經結束，維多利亞時代於是全心投入測量與盤點全球的資源。

這類活動可以是良性的，例如在科學界建立新的專業領域，將所有的事物標準化，包括度量衡、為蝴蝶分類以及時間。另外還有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測量、土地測繪、為作物分類與安排出口等。

但是這類盤點的活動也有黑暗的一面，即是形成殖民剝削。

權力與地位決定了你能擁有的時間

土地的測繪與測量可以用來作為都會區佔用全球其他地區資源的工具。時間的測量可以幫助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他們的經度，然而這樣的能力也促成海外殖民化。

不論是好是壞（往往是壞的一面），整個世界都開始接受測量、組織、分類與標準化，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其位，計時也不例外。可想而知，這是一段混亂的過程。

人類要掌控一切的野心已超過他們的技術水準。國家、專業與商業的競爭，再加上階級的不平等與殖民地的爭奪，使得這些工作難臻完美。

世人永遠不缺如何組織與管理這個世界的法子，但是要讓大家都接受，不論是憑三寸不爛之舌或是脅迫的手段，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就計時而言，意味十九世紀中葉若問某人現在時間為何，可能會引出一個複雜的回答。

問題並不在於缺少來源：當時鐘錶已廣為流行，市政廳與火車站的牆壁上都掛有裝飾用的大鐘，各個不同的宗教在全球許多地方都會以鐘聲來提醒信徒。同時，在緊要關頭，太陽與潮汐也可以用來粗估時間。不論是都市還是鄉村、富人與窮人、國家與殖民地，報時的工具無所不在。

問題是，儘管時間並不缺乏測量的工具，但是卻往往會造成始料未及的衝突與競爭。鐘錶相互之間並不同步，即使是最精美的鐘錶也只能維持完美的節奏幾個星期而已。這樣的情況意味每個鐘錶所報的時間都不一樣。

然而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決定一座鐘錶是否準確的依據不是科技，而是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

雖然鐘錶互不相同只是無意間的結果，但是也可能是人為故意的，因為不同的專業、宗教、文化與國家都自有一套計時的方法（更別提日曆了，每一種都是依據不同的文化、宗教與天文學基礎而制定）。

Time’s law——被規範的時間法

時間的不確定已成常態，但人們質疑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視為當然的操作。

為什麼時鐘有十二個小時？

為什麼一天是從午夜開始？

為什麼波士頓的鐘錶要與伊斯坦堡或東京的相互連接？

為什麼全球的時間要從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Greenwich Observatory）一條想像中的經線開始起算？

為什麼是二十四個時區，不是十個，或者根本就沒有時區？

時間並非由天文、地理，或是任何一種「自然」力量所制定，而是人們在特殊的情況下所決定，而且往往對於可能造成的結果毫無頭緒。如何測量時間已成為一項極具爭議的問題，引發激烈的辯論，而且難以解決。

這些激辯的中心是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 IMC）。在這裡，來自近三十個國家的外交官、科學家、海軍軍官與工程師齊聚一堂，討論本初子午線的創設與全球計時，以及地圖繪製的未來。

該會議身為現代標準時間的起源，本身就具有神話與傳奇的色彩。通俗歷史將此會議描繪成如桑福德．佛萊明（Sandford Fleming）與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等改革家，為全球設立時區之類創舉的時刻。

但這是過度簡化這場會議的意義了。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標準時間，並非在這場於一八八四年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中敲鑼打鼓下誕生的。

確實如此，有些歷史學家還認為，這場會議對於艾倫與佛萊明等推動時間改革人士而言是一大挫敗，因為儘管該會議創立了本初子午線，但是並沒有達成任何與時區、標準時間相關的協議。

IMC 最多也不過是邁向現代標準時間長期發展路途的踏腳石，是全球時間測量方式改變的開始，而非結束。標準時間至少要到一九四○年代才在全球通用。

——本文摘自《時鐘在說謊》，2022 年 10 月，時報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你願意當未來世代的守護者嗎？

如何維護世代正義，正逐漸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臺灣也不例外，過去幾年，我們面臨核能去留、藻礁保育、淨零轉型、18 歲公民權等關乎未來環境與國家發展的議題。要不要守護未來世代？多數人都會說要！但如果守護的代價必須犧牲部分利益呢？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政治學研究所冷則剛研究員、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黃寄倫副教授，從多國設立未來委員會與相關制度的經驗，分析世代正義的政策意涵，更為臺灣找出化解問題癥結的關鍵。

「世代正義」是什麼？

什麼是「世代正義」？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於 1987 年發布的《布蘭特報告》（Brundtland Report）中，有關永續發展的定義即提出對世代正義的關懷：

人類的發展能夠滿足當代的需求，且不致危及後代子孫滿足其需求的能力。

換而言之，世代正義要守護的未來世代，主要是尚未出生的未來人類。中研院政治所研究員冷則剛指出關鍵的衝突點。由於未來世代尚不存在，很難為沒有主體的群體主張權利。然而未來世代的命運會受到當代人群的影響，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多數國家就此主張：我們有守護後代子孫永續長存的義務。

冷則剛進一步指出，如果我們用廣義的角度來看，或許將已出生、但還不具備公民權的兒少也納入未來世代，是較能說服人們的說法。

以核能去留問題為例，我們可從中體會現今政策對未來世代的深遠影響。核能發電帶來穩定的電力、低廉的電價，卻也產生核廢料處置及核電廠工程風險評估問題，成為未來世代需一肩扛起的重擔。但是未來世代無法為自己表達意見，有賴當代公民為其做出適當的選擇。

淡江大學公行系副教授黃寄倫表示，世代正義是放諸多國皆有的問題，因民主制度本身與世代權益存在根本矛盾。當代人群對於保護未來世代的「誘因」不足，雖然守護未來世代在道德上很合理，但政治人物會為了「選票」而優先處理當前問題，形成為人詬病的政治短視缺陷。

那麼，我們能否設計出因應此缺陷的監督機制？來看看其他國家如何在體制內設計守護未來世代的機制。

未來世代的守護者——各國的選擇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早在 1992 年就提出「未來世代監察員」（Ombudsperson for future generations）與「未來世代守護者」（Guardian for future generations）的運作架構，用來監督會影響未來世代福祉的政策制定、決策及執行狀況。接著，開始有國家在體制內設立「未來委員會」（Future commission），針對相關議題提供充分且易懂的資訊，並改善民眾與政府的溝通管道，讓大眾在做決策時有參考依據。

在設立未來委員會的國家當中，芬蘭、以色列是較為先進的代表，而鄰近臺灣的日本、韓國雖未設立未來委員會，但在國家政策中已開始關心未來世代的權益。

● 芬蘭未來委員會：跨部會的諮詢智庫

芬蘭議會從 1993 年開始運作未來委員會，由 17 名議員組成諮詢智庫，主要職責為與政府部門溝通協商會影響未來世代的政策，包含：能源發展、人口變遷、基因改造作物、資訊科技對高齡者影響等政策。此外，委員會需研擬新政府 4 年任期內的「未來遠景報告」，針對未來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策略提出建言，檢視與分析各項政策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 以色列未來委員會：擁有審議權的監督機關

以色列則在 2001 年成立未來委員會，每 5 年為一屆委員會的運作週期，關注自然資源、教育、健康、科技等政策。特別的是，委員會不只是提供諮詢服務的智庫，還能提出法案、調查或調解爭議案件，對於立法者更擁有議案否決權。不過，以色列政府在 2011 年宣布，因經費因素，決議終止委員會的任務。此一委員會短短 10 年即走入歷史。

● 日本的做法：世代正義納入法律保障

日本並未設立未來委員會，而是將未來世代的權益納入法律保障。日本憲法明確規定：「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人權，應是賦予人民與『未來世代』擁有永恆且不可侵犯的權利。」2015 年，日本政府更通過《國民投票法》修正案，將投票年齡從 20 歲下修至 18 歲，賦予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謀取未來福祉的權利。

各國世代正義監督機制的共通點為：在功能上，多是跨領域的智庫，形成超越黨派、跨部會的協商平台；在組織上，多在國會中設立，能監督政府施政、與社會大眾溝通。

臺灣的政黨鬥爭：核能公投帶給我們的反思

在討論臺灣如何守護世代正義之前，我們先來釐清臺灣的政治現況。從核四公投即可發現，政黨之爭是導致未來政策懸宕不前的原因之一。各陣營通常只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來闡釋意見，最後演變成訴諸政治意識形態的衝突。事實上，擁核或廢核各有其立論基礎，關鍵在政府應該去創造一個讓人民能理性討論的空間，充分了解選擇或放棄核能的優缺點為何？要付出什麼代價？

以南韓的核電廠公民審議為例，時任總統的文在寅於 2017 年上任後，原先承諾停建的核電廠新古里 5、6 號機組，因工程只進行三成就花費高達 1.6 兆韓元（新臺幣約 367 億），決定推動公民審議，交由全民決議是否停建核電廠。在三個月內，南韓政府在全國進行隨機電訪，最終抽出 500 位公民代表，並經歷數場諮詢委員會、公開座談會、電視討論會，以及公民代表與未來世代（高中生）的討論會等。最後，進行三天兩夜的最終綜合討論會，得出公民審議結果。

在充分討論後，最終有 59.5% 公民代表決議恢復核能機組的建設計畫，但也有 5 成民眾希望逐步降低核能發電比例。因此南韓政府決定續建核電廠，也強調未來會朝階段性減核目標邁進，並提出能源轉型路徑。

南韓沒有公投法，只能由政府發起公民審議。反觀臺灣，我們有發起公投的機制，但理性且務實地決議未來政策卻相對不足。冷則剛認為，臺灣的公投問題出在科學論述不足，優缺點未正反並陳，政黨之爭模糊了議案焦點。他提出質疑，難道年輕人真的都反核嗎？高齡者真的都擁核嗎？不同世代的意見應該是多元並進，而不是彼此敵視。如何從立場爭執、世代衝突，轉而共同為未來發展理性討論？是臺灣社會需反思的課題。

納入兒少意見：18歲青少年的公民權

如果將 18 歲以下、未取得公民權的兒少視為廣義的未來世代，怎麼在公民表決時納入兒少意見，成為少子化時代下尊重未來主人翁、落實世代正義的關鍵。目前已有多國選擇下修公民投票年齡，讓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公共事務。

在亞洲國家中，日本在 2015 年通過《國民投票法》修正案，南韓也在 2020 年依據《公職選舉法》，紛紛將投票年齡下修到 18 歲。尼加拉瓜、奧地利、曼島等部分國家甚至將投票年齡下修到 16 歲。

臺灣在行政院與各縣市設有青年諮詢委員會，但都著重在意見諮詢，決策上並無強制力。直到 2022 年 3 月 25 日，立法院才通過 18 歲公民權修憲案，明定國民年滿 18 歲者，有依法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及參加公民投票之權。此案將在同年 11 月 26 日舉行公民複決，這也是我國史上首次交付公民複決的修憲案。

對於下修公民權年齡，冷則剛舉雙手贊成，青少年也是廣義的未來世代，他們的想法應該被重視，而這也是臺灣處理世代問題的具體展現。黃寄倫則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將世代正義的理念推廣出去，讓政治人物嗅到民意的新風向，進而提出更多有益世代正義的政策。

台灣的未來：公民意識的覺醒

面對世代正義問題，借鏡國外經驗，臺灣還可以怎麼做？冷則剛、黃寄倫建議在立法院內成立「世代正義與永續發展委員會」，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喚醒全民與執政者守護未來世代的意識，進而監督與協調各部會的施政，撰寫白皮書建議長遠的政策方向。同時，成立與人民共享的資訊傳遞平台，交流並觸發更多有建設性的想法。

世代正義議題不是未來式，而是當務之急，有賴觀念、文化與制度的相互配合。冷則剛認為，在實踐世代正義之前，必須先培養三項民主素養：

公民意識覺醒、科學理性討論、世代之間共學

如果公民沒有意識到問題癥結，也沒有多元且充足的參考資訊，可能會被政治力量影響判斷，演變成世代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世代之間如何相互學習、尊重、攜手守護未來世代？我們還有一段路要走。

• 文／江鎬佑

2020 年對許多人來說都是難熬的一年，在這個難熬的一年裡台灣社會還是迎來了一些法制上的變革。其中在台灣已經存在百年的通姦罪，迎來了除罪化一事，可以算是舉足輕重的其中之一。

通姦罪在台灣的三個時期

如果從近百年通姦罪在台灣規範的歷史來看，大致可以將通姦罪畫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真不平等」；第二個時期則可以理解為「假裝平等」，而第三個時期則是 2020 年後的「期待平等」。

100 年前的台灣正處於日治時期，以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的刑法第 183 條條文規定的內容為：「有夫之婦通姦者，處 6 月以上 2 年未滿重禁錮，其相姦者亦如之。此條之罪，須有丈夫告訴而後論之。但丈夫先係縱容而通姦者，無告訴之效」，簡單來說需要受到通姦罪規範的只有「有夫之婦」，如果是「有婦之夫」在外偷情，則並非法律所要處罰的內容。

相同情況也發生在海彼岸的民國政府，當時甫成立的民國在制度上與日治的台灣在通姦規定上「殊途同歸」。1912 年，民國初年的暫行新刑律第 23 章中第 289 條「姦非及重婚罪」，其規範文字為：「和姦有夫之婦者，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姦者亦同。」，到了 1928 年中華民國舊刑法的第 256 條，立法文字則是：「有夫之婦，與人通姦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

簡單來說，在這個「真不平等」的時代，法律所保障的重點是夫權！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替代品，進入婚姻中的女性必須以夫為天，從通姦的規範方式清楚地顯現家庭生活中丈夫對妻子的統治和支配權力。

保不了家又不公平的 75 年

時間來到了二次世界戰後的台灣到通姦除罪化的 2020 年前，這長達七十多年來的時間刑法主要對於通姦的規定內容為：「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而在提起訴訟的程序要件上是屬於「告訴乃論」的類型，必須有告訴權的被害人提起告訴，國家才得以以刑事處罰介入「婚姻」，而在通姦罪中唯一的告訴權人是配偶。

按照刑事訴訟法第 239 條：「告訴乃論之罪，對於共犯之一人告訴或撤回告訴者，其效力及於其他共犯。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之罪，對於配偶撤回告訴者，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

原則上這種需要被害人提告偵查機關跟法院才會受理的告訴乃論案件，你並不可以只追究案件裡的其中一個人，舉例來說小夫跟胖虎一起揍你，你對小夫或胖虎其中一個人提告，並不會阻止偵查機關對整件事的偵查，相同的假設你跟小夫因為和解而撤回對小夫的提告，效力也會及於胖虎。

唯一的例外就通姦罪，配偶跟人家打砲，你提告之後，可以僅就配偶的部分作撤銷，也就是說在刑事程序上法律允許你只原諒你的配偶，但不及於外面的「壞壞」小三或小王。

從刑事處罰來看，這個時期相較於戰前以「夫權為唯一保障標的」，直接在條文中展現不公平，規範上把生理男女都受到刑罰制裁的拘束，在訴訟程序上也是規定「配偶」，而不以夫或妻為條文規定不管夫還妻都要對婚姻忠誠，看似平等的規範方式，卻在實際運用到社會上後產生不公平的結果。

社會上及家庭中女性，受限於過往經濟社會角色的窠臼，使其處於經濟上的弱勢跟社會上的雙重評價，搭配了刑事訴訟法上的規定，結果卻變得適用上畸形的結果。因為女性過往經濟不獨立，使得女性面對家中主要經濟支柱出軌的行為，大多需要承擔與忍受，女性經濟上的弱勢導致其容易妥協與撤告，具體展現在個案中的結果，就成了女人為難女人。

即便到近數十年女性經濟逐漸獨立，也在現代社會的雙薪家庭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理論上應該要一比一的男女有罪結果，實際上卻具體失衡，目前可見統計數據固然呈現女性遭判處有罪之比例，較男性多約 10％，這樣的數據雖然難說懸殊，但是長久穩固的差別，足以顯示制度所造成的結果不公。

上述經濟上的弱勢與社會上的雙重評價具體展現在輿論上的不友善，一如許宗力大法官在協同意見書中所述：「同樣是參與婚外性行為，女性通姦者遭到社會斥為淫娃蕩婦，而男性通姦者都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在第二個時期裡，法律是岳不群，姑且不論從性自主權的角度來看婚姻的本質上是一個法律身分上的契約，違約責任卻需要負擔法律刑罰，條文上面看起來的公平不過只是維持表面的和平，在相關案例中即便對配偶撤銷告訴，但是不可避免得讓配偶現身法庭中，進行詰問揭露更多違反忠誠的事實，事實上都只讓婚姻裡的人難以接受。

所以縱然國家想透過通姦罪去保障婚中的忠誠，雖然立法目的正當，但事實上沒有用，保不了家又產生不公平的結果，所以在 2020 年大法官解釋第 791 號，便宣告通姦罪違憲。而當通姦除罪化後，原本的通姦行為就只剩下違反婚姻中忠誠的「違約責任」，結論上就是民事賠償。

通姦民事化後的「期待平等」

台灣有幸的沒有如一些國家因為宗教課題，進而將同性性行為 (sodomy) 入罪化，然後在不盡人意但是終究在 2019 年走向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這條道路。不過這些值得樂觀的場景並不等於台灣法治及社會對於性的入罪、性傾向，已經是個優等生。

相同的情況放到通姦除罪化的觀察也是相同，即便已經擺脫了法治所產生的不公平，但是整體社會對「違反婚姻忠誠義務」者的評價是否不因性別而不再有雙重標準，自然也不可能。

但一如同性婚姻合法化後爸爸媽媽沒有不見，社會對同志的視角逐步且對比過往更加友善，也許在通姦除罪化後的往後，我們也可以期待一個輿論對於違反性忠誠義務者逐步不再雙重標準的社會。

註解

1. 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4。
2. 司法院釋字第七九一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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