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傷不是盡頭，只要你願意繼續向前走！淺談悲傷五階段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人民須要歷史，因為那能帶來力量。他們得知道曾有真實的人在此生活。不是鬼魂和童話傳奇，而是有人曾身處逆境，卻谷底重生。」^[1] 電影《第一夫人的秘密》裡，記者拜訪美國總統甘迺迪的遺孀賈姬，期望獲得暗殺事件的口述史料。在民主國家，當重要的政治人物死於非命，或社會遭受恐怖攻擊，人民會要求真相。他們用言語及行動，表達對新聞的情感與意見。此時的震驚及悲傷，除了影響個人，也是推動事件後續走向的集體力量。

社會悲傷

暗殺公眾人物，雖然是對個體的攻擊，其目的卻可能具有政治性；^[2] 而恐怖攻擊中，殺戮的龐大人數，更是對社會全體的傷害。當單一事件所引發的，不僅是個人對至親的悼念，還有整個群體的追思，此情形便可視為「社會悲傷」（social grief）。^[3] 精神醫師 Elisabeth Kübler-Ross 在其 1969 年的著作《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裡，將「悲傷」這種接受無法承擔之重的過程，分為五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4]

否認及憤怒：陰謀論的誕生

在社會悲傷中，人們會試圖整合集體記憶，以重建嚴峻受創的社會。^[3] 先入為主的假設，會讓人忽略或拒絕接受擺在眼前的證據。^[5] 若再加上憤怒與不確定感，那麼不管案件調查的結果為何，陰謀論很容易就成為情緒調適機制的一環。^{[6, 7]} 美國甘迺迪總統遇刺、英國黛安娜王妃車禍身亡、 911 恐怖攻擊，都有經典的陰謀論範例。^{[5, 6]} （雖然偶爾陰謀論也有猜對的時候，好比：美國中情局真的曾用 LSD 試驗心智控制。^[8]）在社會療癒的過程中，針對特定悲劇的媒體報導、官方傳記與稗官野史，只會愈來愈多直到充斥鄉里，最後難免如同電影中的賈姬所言：「我相信書頁上讀到的角色，終究會比站在身旁的人們更加真實。」^[1]

討價還價：尋回失去的安全感

國家有維護社會安全的責任，必要檢討暗殺或是恐攻發生時的警政疏失。最近幾天日本警察廳密切調查，前日相安倍晉三遭到槍擊的當下，現場維安人員為何沒有遵循標準作業程序。^[9] 在討價還價的悲傷階段，人們會有「如果當初…」的悔恨，同時也對未來深感惶恐。^[4] 暗殺的行為，毀壞當權者的士氣和聲望，並迫使相關對策應運而生。^[2] 政府當局與其他政治團體會操控集體的情緒，將社會拉回常軌；而民間也可能會有聲音，想藉機推行某些政治改革。^[10]

就拿 911 事件時的美國總統小布希、柏林恐攻後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以及曼徹斯特體育館爆炸案後的英國首相梅伊，作為政治人物嘗試影響集體情緒的例子：小布希把國殤和憤怒連結起來，但邊緣化懊悔、罪惡感等悲傷的特質，企圖營造安全的氛圍；梅克爾為「頭腦冷靜」的德國人民感到驕傲；梅伊則以「不希望大眾過度驚嚇」等語，劃分可接受與不可接受的情緒反應。^[10]

然而，攻擊事件中的倖存者和同情他們的人，未必會用當權者期待的方式來渡過悲傷五階段。案發現場大量湧入的花束、卡片、字條、禮物和群眾，傳達滿溢的哀慟，抵抗國家強調的安全氛圍，並打破沉默為受苦的人們發聲。有時候這種行為，多少會促使政府重新塑造出有同理心的形象。^[10]

沮喪和接受：節哀順變，邁向未來

暗殺領導人的事件，侵犯了多數社會對個人與公共生活的期待，使得士氣的維護變得極為艱難。一個領導人的逝去，伴隨著凝聚力的流失。社會的目標與達成的方法，也可能因此瓦解。^[11] 不過，如果這個領袖與海外社群共享某個集體認同，他的辭世將會吸引外來勢力，支持他曾帶領的運動。透過廣泛的國際互動，來積極培養向心力，不僅常見於四散各地的特定種族與宗教組織，也能拉攏基於意識形態而產生強烈認同的團體。^[12] 因此，前日相安倍晉三驟逝後，臺灣社會立刻開始討論「安倍晉三之友會」的延續；而外界也正觀察他生前建構的「四方安全對話」，是否能繼續緊繫美、澳、印、日之間的連結。^[13]

「將來必有重大的進展，有其他偉大的總統。…但是不會再有另一個（亞瑟王盛世的城堡）卡美洛，不會再有。」^[1] 賈姬的臺詞或許道盡領導人過世後，一個時代的殞落，但近乎癱瘓的悲傷，會因生存的需求，適可而止。人們起先哀戚，然後就繼續生活下去。^[14]

1. Jackie | Official Trailer | Fox Searchlight (Searchlight Pictures on YouTube, 2016)
2. Iqbal Z, and Zorn C. (2008)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ssassin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2, 385.
3. Duterme C. (2021) ‘A political dimension of grief: Individual and social healing after conflict.’ Death Studies, 45, 1, pp.71-81.
4. The Stages of Grief: 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20)
5. John F Kennedy: 50th anniversary of a conspiracy theory (The Guardian, 2013)
6. Douglas KM, Uscinski JE, Sutton RM, et al.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40, Suppl 1, pp. 3–35.
7. Douglas KM, Sutton RM,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 6, pp.538-542.
8. Goreis A and Voracek M.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nspiracy Beliefs: Field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05.
9. 安倍隨扈維安「疏失3秒」 日警察廳介入調查（鏡新聞，2022）
10. Koschut S. (2019) ‘Can the bereaved speak? Emo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s of grief after the Berlin terror attac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15, 2, pp.148-166.
11. Carla Penna. (2022) ‘From Crowd Psychology to the Dynamics of Large Groups: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outledge.
12. Bob C, and Nepstad SE. (2007) ‘Kill a Leader, Murder a Movement? Leadership and Assassin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10, pp. 1370-1394.
13. 「四方安全對話」挺台人物接連出事 安倍驟逝恐為台日關係埋變數（風傳媒，2022）
14. What the week of mourning for Diana revealed about the 20th century British psyche (The Conversation, 2017)

COVID-19（武漢肺炎、新冠肺炎）今年 5 月起在台灣爆發一波，所幸不久後就被控制。病毒離開中國，在世界傳播一年後，在英國、南非、巴西等地，獨立演化出多款傳染力更強的品系，而入侵台灣的品系最初源自英國。

如今在台灣以外，多處廣傳的「Delta」，是起源於印度的 B.1.617.2 品系。Delta 的傳染力比英國前輩更強，有些估計更指出，它的傳染力，可能為武漢原版病毒的 2 倍。Delta 被 WHO 視為第四種「高關注變異株」（Variant of Concern，簡稱 VOC），曾一度入侵台灣社區，造成零星感染，幸好目前已經被成功阻絕。

Delta 的傳染力為何這麼強？

今年 5 月，這款病毒也入侵廣州，讓中國當局獲得一批第一手資訊，了解它為什麼有這麼強大的傳染力。前幾天發表的研究報告提供了一些線索。

這項研究的觀察對象是 62 位廣州的感染者，他們在「接觸確診者」後被隔離，並在隨後的檢驗中得知感染；而研究的比較對象則是去年 63 位，原版病毒的感染者。

由於觀察對象在接觸確診者後就被隔離，因此，感染者首度偵測到陽性的日期，就是感染後轉為陽性的時間。

根據研究，原版病毒的感染者，分別在 2 – 10 天後首度偵測到陽性，平均天數為 6 天；而印度新型病毒的感染者，首度測到陽性則是在第 2 – 7 天，平均為 4 天。整體上，感染 Delta 後有更高比例，比原版病毒更快轉為陽性。

以 RT-PCR 檢驗病毒，是否為陽性要看 Ct 值的設定，Ct 值愈小表示病毒量愈高（通常正比於感染者體內的病毒量，但是不完全一定）。同樣判定為陽性，病毒量可以差異很大。

• 延伸閱讀：檢驗不只陽性或陰性—還有病毒量高低

首度陽性時的 Ct 值，原版病毒的感染者平均為 34.31，印度新型病毒則是 24。Ct 值差 1 是差 2 倍，差 10 就是 2 的 10 次方、等於 1024 倍；也就是說換算起來，印度新型病毒感染者的病毒量，是原版的 1000 多倍。

也就是說，相比原版病毒，Delta 轉為陽性更快，病毒量更高。

大部分感染者剛轉為陽性時，已經可以傳染！

話說回來，感染者體內即使有病毒，數量也不一定多到足以傳染。檢驗傳染力的常見作法，是使用「體外培養」，如果能養出活病毒，便可能有傳染力，而實驗發現，Ct 值超過 30 都養不出活病毒，所以我們姑且假設，「Ct 值未滿 30」的感染者就可能有傳染力。

不同感染者之間有個體差異，以 Ct值 30 為標準，原版病毒感染者在首度陽性時，只有 19.05% 的人有傳染力；然而，Delta 病毒的感染者，首度陽性時就已有高達 80.65% 的人有傳染力。

歸納起來，感染印度新型病毒的人，感染初期體內病毒醞釀的更快，數量也多得多。病毒在宿主體內可以迅速上升到很高的量，轉為陽性的時候，大部分已經具有傳染力。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它的傳染力更加優秀。

幾天、幾倍這些數字不用過於在意細節，重點是這些資訊告訴我們，印度新型病毒勢頭更快、更猛，對付原版病毒有效的策略，不見得也能封鎖它。

可以阻止 Delta 傳播，但反應必需更快

原版病毒的感染者第一次偵測到陽性時，大部分仍然缺乏傳染力，即使之前在掌握之外，偵測到陽性再隔離，也還足以阻擋絕大部份後續傳播。

可是印度新型病毒的感染者，多數只要變成陽性，馬上就可以傳染，沒多少緩衝時間，所以反應速度必需更快，最好在感染者轉為陽性之前（通常是出現症狀之前的更早幾天）預先隔離。

雖然難度顯然提高許多，但只要察覺病毒入侵後，迅速大量檢驗，快點找到感染者、再以疫調找到接觸者並進行隔離，這樣就算 Delta 傳染力再高，都會因為沒有接觸而無法擴散出去。

• 延伸閱讀：防止空氣傳染要訣：避免群聚、室內通風、加上口罩輔助

除了疫調與隔離，「疫苗」對阻止病毒傳播也大有幫助。

雖然初步研究指出，和原版病毒相比，印度新型病毒對疫苗的抵抗力更強。然而，大部分廣泛使用的疫苗，即使效果變差，仍然保有相當的防禦力，能降低感染的機率；即使依舊感染，也能壓制體內的病毒，減少演變為重症，以及再傳染給他人的機率，不成為傳染源。

面臨一個又一個危機，一般人的作法很簡單：日常防疫保持警覺；有疫苗，就去打疫苗！

• 本文轉載自新公民議會《源自印度的Delta變種，為什麼傳染力更強？》

• 本文亦刊載於作者部落格《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匠》暨其 facebook 同名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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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Viral infec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a large well-traced outbreak caused by the Delta SARS-CoV-2 variant
2. How the Delta variant achieves its ultrafast sp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