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與  益福生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昨晚，你又在床上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了嗎？這或許是現代社會最普遍的深夜共鳴。儘管換了昂貴的乳膠枕、拉上百分之百遮光的窗簾，甚至在腦海中數了幾百隻羊，大腦的那個「睡眠開關」卻彷彿生鏽般卡住。這種渴望休息卻睡不著的過程，讓失眠成了一場耗損身心的極限馬拉松 。

皮質醇：你體內那位「永不熄滅」的深夜警報器

要理解失眠，我們得先認識身體的一套精密防衛系統：下視丘-垂體-腎上腺軸（HPA axis） 。這套系統原本是演化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在面對劍齒虎或突如其來的危險時，能迅速進入「戰鬥或快逃」的備戰狀態。當這套系統啟動，腎上腺就會分泌皮質醇 (壓力荷爾蒙)，這種荷爾蒙能調動能量、提高警覺性，讓我們在危機中保持清醒 。

然而，現代人的「劍齒虎」不再是野獸，而是無止盡的專案進度、電子郵件與職場競爭。對於長期處於高壓或高強度工作環境的人們來說，身體的警報系統可能處於一種「切換不掉」的狀態。

在理想的狀態下，人類的生理時鐘像是一場精確的接力賽。入夜後，身體會進入「修復模式」，此時壓力荷爾蒙「皮質醇」的濃度應該降至最低點，讓「睡眠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接棒主導。褪黑激素不僅負責傳遞「天黑了」的訊號，它還能抑制腦中負責維持清醒的食慾素（Orexin）神經元，幫助大腦順利關閉覺醒開關。

然而，當壓力介入時，這場接力賽就會變成跑不完的馬拉松賽。研究指出，長期的高壓環境會導致 HPA 軸過度活化，使得夜間皮質醇異常分泌。這不僅會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更會讓食慾素在深夜裡持續活化，強迫大腦維持在「高覺醒狀態（Hyperarousal）」。 這種令人崩潰的狀態就是，明明你已經累到不行，但大腦卻像停不下來的發電機！

長期的睡眠不足會導致體內促發炎細胞激素上升，而發炎反應又會進一步活化 HPA 軸，分泌更多皮質醇來試圖消炎，高濃度的皮質醇會進一步干擾深層睡眠與快速動眼期（REM），導致睡眠品質變得低弱又破碎，最終形成「壓力－發炎－失眠」的惡行循環。也就是說，你不是在跟睡眠上的意志力作對，而是在跟失控的生理長期鬥爭。

從腸道重啟好眠開關：PS150 菌株如何調校你的生理時鐘

面對這種煞車失靈的失眠困局，科學家們將目光投向了人體內另一個繁榮的生態系：腸道。腸道與大腦之間存在著一條雙向通訊的高速公路，這就是「菌-腸-腦軸 (Microbiome-Gut-Brain Axis, MGBA)」，而某些特殊菌株不僅能幫助消化、排便，更能透過神經與內分泌途徑與大腦對話，直接參與調節我們的壓力調節與睡眠節律。這種菌株被科學家稱為「精神益生菌」（Psychobiotics）。

在眾多研究菌株中，發酵乳桿菌 Limosilactobacillus fermentum PS150 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PS150菌株源於亞洲益生菌權威「蔡英傑教授」團隊的專業研發，累積多年功能性菌株研發經驗的科學成果。針對臨床常見的「初夜效應」（First Night Effect, FNE），也就是現代人因出差、換床或環境改變導致的入睡困難，俗稱認床。科學家在進行實驗時發現，補充 PS150 菌株能顯著恢復非快速動眼期（NREM）的睡眠長度，且入睡更快，起床後也更容易清醒。更重要的是，不同於常見的藥物助眠手段（如抗組織胺藥物 DIPH）容易造成快速動眼期（REM）剝奪或導致睡眠破碎化，PS150 菌株展現出一種更為「溫和且自然」的調節力，它能有效縮短入睡所需的時間，並恢復睡眠中代表深層修復的「Delta 波」能量。

科學家發現，即便將 PS150 菌株經過特殊的熱處理（Heat-treated），轉化為不具活性但保有關鍵成分的「後生元」（Postbiotics），其生物活性依然能與活菌媲美 。HT-PS150 技術解決了益生菌在儲存與攝取過程中容易失去活性的痛點，讓這些腸道通訊員能更穩定地發揮作用 。

在臨床實驗中，科學家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當詢問受試者的主觀感受時，往往會遇到強大的「安慰劑效應」，無論是服用 HT-PS150 還是安慰劑的人，主觀上大多表示睡眠變好了。這種「體感上的進步」有時會掩蓋真相，讓人分不清是心理作用還是真實效益。

然而，客觀的生理數據（Biomarkers）卻揭開了關鍵的差異。在排除主觀偏誤後，實驗數據顯示 HT-PS150 組有更高比例的人（84.6%）出現了夜間褪黑激素分泌增加，且壓力荷爾蒙（皮質醇）顯著下降，這證明了菌株確實啟動了體內的睡眠調控系統，而不僅僅是心理安慰。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於那些失眠指數較高（ISI ≧ 8）的族群，這種「生理修復」與「主觀體感」終於達成了一致。這群人在補充 HT-PS150 後，不僅生理標記改善，連原本嚴重困擾的主觀睡眠效率、持續時間，以及焦慮感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

了解更多PS150助眠益生菌：https://lihi3.me/KQ4zi

重新定義深層睡眠：構建全方位的深夜修復計畫

睡眠從來就不只是單純的休息，而是一場生理功能的全面重整。想要重獲高品質的睡眠，關鍵在於為自己建立一個全方位的修復生態系。

這套系統的基石，始於良好的生活習慣。從減少睡前數位螢幕的干擾、優化室內環境，到作息調整。當我們透過規律作息來穩定神經系統，並輔以現代科學對於 PS150 菌株的調節力發現，身體便能更順暢地啟動睡眠開關，回歸自然的運作節律。

與其將失眠視為意志力的抗爭，不如將其看作是生理機能與腸道微生態的深度溝通。透過生活作息的調整與科學實證的支持，每個人都能擁有掌控睡眠的主動權。現在就從優化生活型態開始，為自己按下那個久違的、如嬰兒般香甜的關機鍵吧。

本文由 肺纖維化(菜瓜布肺)社團衛教 合作，泛科學撰文

在現代醫學的警示清單裡，乳癌、大腸癌這些疾病大家都不陌生；但有一個「隱蔽且致命」的威脅卻常被忽視，那就是「肺纖維化」。其中最常見的類型「特發性肺纖維化」（IPF），其預後往往不太樂觀，確診後的五年存活率甚至比許多常見的癌症還低。

首先，我們得先破解一個迷思：肺纖維化並不是單一疾病，而是許多種間質性肺病的共同表現。當我們聽到「肺纖維化」，腦中常浮現「菜瓜布肺」的形象，患者的肺部外觀充滿一個個空洞與疤痕，像極了乾燥的絲瓜。這精準描繪了肺部組織逐漸硬化、失去彈性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IPF 這類肺纖維化的威脅在於「不可逆」的特性，一旦形成就很難逆轉。這跟部分 COVID-19 康復者身上、仍有機會復原的肺纖維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肺部為何會變成「菜瓜布」？

為什麼好端端的肺會變成菜瓜布？這其實是一場身體修復機制失控的結果。

「纖維化」的組織，就是肺部間質組織（interstitium）的疤痕化。間質是圍繞在肺泡周圍，包含血管與支持肺部結構的結締組織。在正常情況下，肺部損傷後會啟動修復機制，並再生健康組織。但在肺纖維化的患者體內，這套修復機制卻「當機」了。

身體會不斷地發出訊號，導致負責修復工作的「纖維母細胞」（fibroblasts）被過度活化，進而失控地沉積膠原蛋白疤痕組織，最終在肺部形成永久性的纖維化。

科學家發現，這個過程之所以棘手，在於它是一個「惡性循環」，肺部同時存在著「發炎反應」與「纖維化」這兩條路徑 ，它們相互加乘，演變成難以阻斷的強大破壞力。

雖然特發性肺纖維化 (IPF) 的具體成因不明 ，但已知某些特定族群的風險更高。例如抽菸，特定年齡與性別(50歲以上男性)、長期暴露於粉塵環境的工作者(農業、畜牧業、採礦業…)、胃食道逆流者。此外，患有自體免疫疾病（如類風濕性關節炎、乾燥症、硬皮症、皮肌炎/多發性肌炎，）的患者，他們併發肺纖維化的機率遠高於一般人，必須特別警覺。

打斷惡性循環的挑戰，為何只對抗「纖維化」還不夠？

面對這個不可逆的疾病，醫學界長年束手無策，直到 2014 年才迎來一道曙光。美國 FDA 批准了兩種機制不同的新藥：Nintedanib 和 Pirfenidone。這兩種藥物的出現是治療史上的分水嶺，首度被證實能夠「延緩」IPF 患者肺功能的惡化速度。

然而，這場戰役尚未結束。現有的治療雖然帶來了希望，卻也凸顯了「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從機制上來看，這些藥物主要抑制的是「纖維化路徑」。

這讓科學界開始思考這個未被滿足的棘手問題：既然疾病的本質是「發炎」與「纖維化」的雙重打擊，那麼，我們是否能找到「同時抑制」這兩條路徑的全新策略，從而更有效地打斷這個惡性循環？

找到同時調控「發炎」與「纖維化」的新靶點

為了解決難題，科學家將目光鎖定在一個細胞內的酵素：磷酸二酯酶 4B（PDE4B）。

為什麼鎖定它？讓我們看看它的「雙重作用」機制：

1. 關鍵位置： PDE4B 同時存在於免疫細胞（與發炎有關）與纖維母細胞（與纖維化有關）當中。
2. 作用機制： PDE4B 的主要工作是降解細胞內一種叫 cAMP（環磷酸腺苷） 的訊號分子。cAMP 可以被視為細胞內的「穩定信號」。
3. 雙重抑制： 當我們使用藥物抑制了 PDE4B 的活性，細胞內的 cAMP 就不會被分解，濃度會隨之升高。高濃度的 cAMP 能穩定免疫細胞和纖維母細胞，同時產生抗發炎與抗纖維化的雙重效應。

簡單來說，鎖定並抑制 PDE4B，就像是同時抑制了免疫風暴與纖維化的工程，有望從雙從抑制打擊這個惡性循環。

全球臨床試驗帶來的新希望

近十年來，全球在肺纖維化領域投入了大量的臨床試驗，我們相信，在科學家逐步破解肺纖維化惡性循環的複雜難題後，期盼未來能為無數患者爭取到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與未來。

最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特發性肺纖維化（IPF）與漸進性肺纖維化（PPF）是極具破壞性、且不可逆的疾病。面對這個比癌症更致命的對手，雖然現有的治療手段能延緩惡化，但無法逆轉已經形成的肺部疤痕組織，因此「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仍是對抗肺纖維化最重要的黃金時刻。

A 編按：班奈狄克．康柏拜區主演的《脫歐之戰》，主角透過散布假消息製造群眾恐慌，進而操弄選情。從古至今，民主政體在選舉期間，多少都會出現不實的抹黑謠言或陰謀論，企圖影響選情，而在網路發達的現代，情況又更加嚴峻。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與你一同挖掘各種陰謀論的脈絡！這回我們邀請 #法科地史 好夥伴法律白話文，一起聊聊陰謀論對現代民主的影響！

• 作者 / 王鼎棫，喜歡微醺下的寫作與閱讀。法律白話文運動網站主編、東吳、靜宜與國防大學法律學系兼任講師。

自從 COVID-19 疫情爆發，並隨著社群平台成為傳遞資訊的主要媒介，全球各處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陰謀論，像是病毒是某國的生化武器，抑或疫情只是政府擴權的騙局。一不小心，就會變成有心人士點燃群眾仇恨的火種。

這樣的遍地開花，如同〈為什麼會有人相信「病毒是生化武器」？——從台灣政治地景談起〉提及：

當人們面臨過去從未見過的問題，同時感到極大的不確定性時，即使缺乏實際的證據，陰謀論卻提供了一個在常識上言之成理的解釋，自然也給予人們心理上的寬慰。

而網路時代，人們一天接收的訊息量非常龐大，已超越個人所能負荷的程度。往往只能用破碎的直覺與情感，來挑選放在眼前的資訊。這個趨勢顯示，人們辨識「何為客觀真相」的能力已被嚴重削弱，也讓無處不在的陰謀論開始顛覆我們所熟知的安穩環境。

陰謀論對民主運作的侵蝕

回顧人類歷史發展，可發現每次當有重大新科技問世，都會造成社會的變遷。像是蒸汽機之於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大躍進，而當代的社群平台也改變了人們彼此溝通與串聯的方式，還有認知並處理資訊之後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比方說，人們因為購物，會在搜尋引擎中主動留下關鍵字，查找心儀的商品，而這樣的情形如果反覆多次，平台業者也就可以趁勢蒐集，並搭配該等使用者的性別、年齡、地域等參數，綜合研判不同族群會對特定事物有何種更多的喜愛；如此，之後也就能更精準對不同族群提供投放，形成一個生產與銷售更有效率的體系。

而這樣的行銷自然也可以用在某種說法之上，於是陰謀論等不實在的資訊，不再是業餘人士抒發時間的無聊嗜好，而進化成可以兌現資金的商業模式，甚至左右政局的終極武器。如同〈當陰謀論成為產業，民主社會將向專制傾斜〉一文所言：

一旦散佈不實資訊有利可圖，自然吸引更多人炮製各種聳人聽聞的故事；陰謀論就像是永遠不死的陰魂，在資訊市場裡四處流竄，淹沒了真實資訊的音量。

如此一來，接收資訊的向下沈淪模式也就正式開啟。換句話說，平台使用者所接收到的資訊，也就隨著「自我喜好」愈來愈封閉；我們總以為自己是自由地摘取各種資訊，但慢慢地可能都變成是在他人偷偷塞進來的陰謀論中作出選擇。

於是當民主制度的初心，是採取「1 人 1 票」還有「多數決」的作法，讓取得贊同意見較多者，站上啟動國策的制高點。並在審議民主的預設下，一個完善的選舉制度，應思考如何讓「人選與政策」都能在充分資訊的培力之間，經過各界好好審議，方作出決定。

這些美好的想像，碰到了陰謀論充斥的現代政治運作，猶如高速撞上山壁的火車，只能支離破碎。就像臺灣 2018 年的公投，由於某些倡議者不斷製造虛偽與誤導，也讓許多選民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在連題目都弄不清楚或不知其利弊得失的前提下，一次性地對數量眾多的提案作出重大的政治決定。

而當這樣廉價且無深謀遠慮的選擇反覆幾次之後，不可否認地將對民主社會的發展造成難以回復的損害。除了社會各部門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政策是否達標也將不再能有期待；陰謀論會是未來選舉經費的支出大宗，更主宰了之後選舉的每次結果——我們將看到更多擅長嘴上功夫的候選人登上大位。

這樣的結局，是否是現代民主社會不可避免的宿命？而如果我們同意這樣的趨勢卻不採取防衛行動，是否也是一種對民主衰敗的冷眼旁觀？

是否該對陰謀論進行管制？

前面說到，社群平台是傳遞陰謀論的主要管道。因此，即有聲音認為應以法律規範要求網路中介業者，負責將相關虛假訊息從其平台移除，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之一。好比德國《網路執行法》的立法先例，就是交由平台業者負責移除不實言論。

這樣起身防衛民主的行動，即「防衛性民主」的理念，剛好也源自於德國。這是因為德國過去並無類似防衛機制，導致希特勒等極端分子透過民主程序奪取政權，進而自我毀滅於民主之手。因此，二戰之後，德國制憲者就著手為全新的共和國建構一套具有自我防衛能力的民主制度，以免重蹈覆轍。

因此政府如果為了捍衛民主機制的健全，擬具草案要求社群平台在一定條件下移除某些言論內容、刪除其帳號等其他處置，即命業者代替政府——從事篩選過濾特定內容或資訊的工作，以防止不當或煽動言論內容的擴散，回到我國法秩序的脈絡之下，就必須考量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間的權衡。

如同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中，大法官即從民主政治的運作原理，闡述傳播媒體之「公共功能」，強調立法者有妥善管制媒體的義務。

該號解釋指出：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在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具有監督包括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的機關，及監督贏取執政權，意欲影響國家的政黨等功能。

所以為了維護這樣的「公共功能」，政府即有在合乎比例原則的權衡前提下，進行合理管制的權限。

而針對政治性言論內容所做的管制；在台灣，一般認為應該出於具體迫切的需求。最著名的爭論，就是過往用「集會遊行法」禁止「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行徑。

負責該案的司法院釋字445號明白指出：在一開始申請集會、遊行的時候，主管機關若只是因為申請人有推動此一主張的想法，卻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毫無「明顯而立即危害」的事實，即不予許可或逕行撤銷許可，則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遊行，乃過度干預集會、遊行參與者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進而違反了憲法第 23 條所定的比例原則。

這樣的觀點，也如美國 Holmes 前大法官所說：當人們堅信自己所說的是正確的，想要鎮壓不同的意見是很合於邏輯的；而不同危機狀態下所衍生的集體恐慌，不免放大了人民對安全受到威脅的想像。因此對言論內容的管制審查，是不可輕言放棄檢驗「目的是否足夠正當」。

社群平台上的陰謀論是否能造成明顯而立即的危害？

林子儀前大法官曾在《言論自由與內亂罪——「明顯而立即危險原則」之闡釋》這篇經典論文指出：「急迫性之內容是具有彈性的，是要衡量客觀環境之各種因素以確定個案所面臨之急迫性之內涵。當所面對之危害是越嚴重之時，急迫性所要求之緊急危難也就在時間上越早呈現，吾人即可適時地防止其發生。」換言之，危害的嚴重程度，可能會影響到政府限制特定言論的時間點。

而在平台上對政治事件，散布不實或煽動性的陰謀論，影響民主法治的嚴重程度是否迫切與具體，可自媒體影響力來輔助觀察：

第一，根據數據（註）：2018 年 4 月的統計，Facebook 的積極使用者帳戶已達22億3千4百萬，居全球之冠（其後為 YouTube 與 WhatsApp 的15億，Facebook Messenger 的 13 億，WeChat 的 9 億 8 千萬及 Instagram 的 8 億1千3百萬餘）。

2019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在相關裁判中提到：「Facebook 是以言論相互交換為目的的開放論壇，又憑藉其遙遙領先的使用者人數成為最為重要的社群網站，對於意圖傳播政治議程和政治理念的聲請人而言，Facebook 的利用就深具價值且不可替代，而其排除也會明顯影響聲請人與其他使用者主動開啟討論的機會（註一）。」

第二，網路具備同時性（synchronicity），而有大規模資訊傳布的功能，可以在同一時間，廣泛迅速地對多個傳輸對象，傳輸不同資訊——尤其是不實或煽動性的政治言論，進而創造輿論、話題，乃至意識型態的植入，以刺激公眾討論，操縱議題風向，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

第三，平台演算法的變遷，都是為了極大化使用者的注意力，再依據個人偏好主動推送給個別使用者，讓不同使用者容易置身於同質資訊所共築而成的回音室（echo chamber）之中。

特別是攸關公共議題的政治資訊，若是來自熟識的社群成員，更容易引發閱聽者對相關內容的信賴，進一步改變閱聽者對政治人物的認同，逐漸改變政局的走向，所以當資訊的信賴基礎有所動搖，此種散佈方式對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不免有所衝擊。

綜合前述，不實甚或煽動的陰謀論，若在網路上散佈，將視其言論的內容、傳播速度、衍生規模與所帶來的急迫性，不排除在個案中被認定有「明顯立即危害」的可能。

但是，若不考慮下架，只要求國家「事後」追究違法內容的民、刑事責任，一方面會因為網路跨國性和匿名性的現實條件，產生執法的困難，二方面上也不可能消化因許多不實言論所帶來的爆炸性案件量。

所以，鑑於公權力處理案件的客觀能力，除非國家完全放棄管制公共秩序的任務，否則基於社群平台掌控資訊流動的關鍵隘口地位，即有要求網路中介者發動適度管制的餘地。

管制之外，不忘用對話形成共善

美國哥倫比亞法學院吳修銘教授曾著有《注意力商人》(The Attention Merchants)。書中強調：現代有心人士，若要控制或影響言論，將透過「注意力稀缺」的現象；也就是重心會放在資訊接收者，並以「更多的言論」作為手段，以言論來限制言論。

換句話說，由於言論市場上的閱聽者注意力有限，所以有心人士只要讓資訊大量泛濫，本來好好論述議題的言論，就會瞬間變得很難被人注意，也就順勢達到混淆視聽的效果。

因此，我們也找到了管制社群媒體的正當性。但所謂兩權相害取其輕，一方面我們不允許社群媒體上有惡意放出的錯誤或煽動資訊，使市民無法接近正確並完整的資訊，進而破壞政策的充分討論，讓公共監督的機制形同虛設，二方面我們也不該允許用漫無邊際的公務順行或國家安全，輕易地封殺言論自由，戕害民眾的知的權利，逐漸蠶食民主的運作基礎。

像是比較法上，社群平台若不移除違法內容，就會面臨罰鍰風險，就很容易讓網站在無法明辨內容違法與否的前提下，就先移除內容。且當用戶因為社群規模，而難以切換平台之際，網站甚至可能根本欠缺好好判定內容是否妥適的動機，就逕自採取自動且系統化的方式，讓資訊眼不見為淨。

在這些情況下，都將導致平台做出過度的管制，成為另類的言論壓迫者。

對此，如學者倡議，可以考慮的因應手段像是：規範社群平台讓用戶陳述意見，並說明決定理由的義務，並保障用戶言論的重新上架權，或對於社群網站過度阻擋的情況，設計一定罰鍰因應等等（註三）。

然而，管制之外，民主的政治過程之所以可貴，正因為人民有機會面對不同立場的人們，透過真誠的對話與溝通，超越自己侷限的眼界與立場，面對共同體的未來，思考「共善」的所在；若一味取向管制，最終只會帶來寒蟬效應，而適度在各種取向之間，動態保持平衡，是不可或缺的。

近幾年不是流行所謂「亡國感」一詞嗎？所謂的「亡國感」，並不是針對任何一個國號，而是擔心以民為主的生活方式，在無力之中消逝。

這是因為當我們選擇了法治社會，也就選擇了定期改選、權力分立、基本權利保障、照顧少數族群等基本價值觀。因此所謂的「亡國感」，正是設想前述民主要素會因為政治情勢消失，而對這樣的生活方式感到憂慮。

2019 年的香港反送中事件，多少喚起了台灣人對於民主的珍惜，啟發了對未來政治的投入，毋寧是這座島嶼環繞在國際陰影下，一道可貴的天光。也願大家共同用這道天光，照向陰謀論對政局那深不可測的影響。

備註

1. 相關數據援引自胡元輝，商營社群媒體的自律與問責：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傳播、文化與政治，第8期，頁58。
2. 翻譯引自蘇慧婕，正當平台程序作為網路中介者的免責要件：德國網路執行法的合憲性評析，臺大法學論叢，第49卷第4期，2020年，頁1960。
3. 同前註，頁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