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17
4

文字

分享

4
17
4

為什麼會有人相信「病毒是生化武器」?——從台灣政治地景談起

活躍星系核_96
・2021/05/05 ・4319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89 ・九年級

A 編按:對我來說,陰謀論是一種「幻想文」,不該被人們採信,但現實中,卻有為數不少的人,將陰謀論奉為真理。「合乎理性必定是現實,現實也必定是合乎理性。」這不是要討論黑格爾的哲學,而是想藉這句話反思陰謀論的存在,我們不該嘲笑它的荒謬,而忽略了支撐起這荒謬現實的理性是什麼?

《一切都是泛科學的陰謀》專題從科學研究,剖析陰謀論的成因與影響。當人類出現危機,陰謀論就隨之出現。去年(2020 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相關陰謀論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而這些陰謀論被特定媒體重新詮釋散佈後,又會對人們造成什麼影響呢?

在人類歷史上,危機發生的時刻通常伴隨著一些真假難辨的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

網上曾流傳美國 911 事件為美國政府為發動戰爭而策劃之陰謀。圖/wikimedia

這些解釋與理論通常缺乏確實的證據,但卻給予人們直觀的因果關係與危機肇始的責任指控:是誰造成這場危機的發生?誰又該負責?比方在2002 年美國的 911 事件發生後,網上便出現了該事件乃是美國當局一手策劃,用以發動戰爭繼而稱霸世界的說法。今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世界各地也同時出現了不同版本的陰謀論。雖然說法不同,但同樣缺乏實質證據,同樣點出表面上看來似乎合理的策劃人與其動機。若我們姑且不論這些陰謀論是否在證據與邏輯上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一個對社會科學來說極為有趣的問題是:究竟是哪些人會接受這些說法?本篇短文特別以台灣作為個案,試著從台灣政治地景(Political Landscape)的角度,來與讀者分享本計畫在疫情方炙的 5 月時所搜集的資料透露出何種政治立場的人會更傾向接受陰謀論。

社會科學(特別是心理學與政治學)中關於陰謀論的文獻汗牛充棟,但分析理路大致循著圖 1 的分析框架。

圖 1:陰謀論解釋框架/作者自製

在「供給面」的文獻中,分析著重於陰謀論本身的內容與提供者的身份如何讓人們更容易接受此類說法。從後者來說,不論內容如何荒誕,由社會中的意見領袖所提倡的陰謀論自然更具有說服力。而近期新興的政治傳播領域則更著重陰謀論傳播的方式與媒介/網絡有著何種效果。舉例而言,臉書貼文的按讚數與標題聳動性本身便可能影響其被分享與傳遞的機率。最後,也是此文獻最豐富的部分,則是「需求面」。換言之,究竟人們有著什麼樣的心理,政治,抑或認知上的需求,會促使他們接受這些缺乏實質證據的說法。從危機的角度來說,這批文獻發現當人們面臨過去從未見過的問題,同時感到極大的不確定性時,即使缺乏實際的證據,陰謀論卻提供了一個在常識上言之成理的解釋,自然也給予人們心理上的寬慰。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於問題的判斷與危機的認定在很多時候又受到了個人政治立場的影響。以近幾年廣受矚目的氣候暖化議題為例,有部分右派人士即認定這是用以消滅非再生能源產業的陰謀論。從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也出現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不但引發國際政治上的紛爭(病毒是生化武器?),也同時鼓動了許多針對社會隔離政策的抗議(疫情是一場政府擴權的騙局?)。在台灣的政治地景中,這些不同版本的陰謀論又是如何被人們接受的呢?

陰謀論提供了在常識上的解釋,給予人們心理上的寬慰。圖/Pexels

在此一短文中,我們特別藉由作者參與的跨國計畫(「新冠肺炎的社會與道德心理學國際合作計畫」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Social & Moral Psychology of COVID-19,ICSMP)所搜集的資料來一探台灣的情況。台灣部分的資料是在今年(2020)的 5 月中所搜集。我們透過線上問卷調查(樣本符合台灣人口中年齡,地區與性別的分佈)訪問了 800 多位台灣民眾(台大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證號:202005HS043)。問卷中包含了四個版本的陰謀論:

  1. 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Bioweapon)
  2. 新冠肺炎是意圖永久剝奪公民權利與建立威權政府的一項陰謀 (Autocratization)
  3. 新冠肺炎是利益團體為了圖利而設的騙局 (SIG)
  4. 新冠肺炎是為了掩蓋即將到來的全球經濟崩潰而創造的 (Recession)

並請受訪者以 0 到 10 分來表示他們同意上述說法的程度(數值越大越同意)。在台灣政治地景的部分,由於台灣的政治意識形態並不完全依循傳統左派/右派的區劃,我們特別以下列的問題來捕捉民眾的政治立場:

請問以下台灣的中文報紙中,您覺得公信力最高的是:

  1. 中國時報
  2. 聯合報
  3. 自由時報
  4. 蘋果日報
  5. 以上皆無公信力

以上幾份報紙都是台灣的主要紙媒,而且政治立場皆十分明確。(1)與(2)接近台灣政治中藍營的立場,而(3)與(4)則是綠營。兩者較大的差異則是來自對中國大陸的政策,後者一般被認為具有濃厚的本土色彩。在統計估計時,我們以「中國時報」作為比較的基準。以下我們以圖 2 與圖 3 來分別簡要圖示部分的統計分析結果,圖中的點代表的是幾個主要變量(其他較不重要的控制變量並未列出)的回歸係數與其統計上的顯著性。

在「生化武器」的部分,我們發現認為「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最具公信力的人相較於選擇「中國時報」的人更認同新冠肺炎是科學家所製造的生化武器。但這個差異並不存在於選擇「聯合報」與選擇「中國時報」的人之間。另一方面,認為上述主要報紙皆不具公信力的人也比選擇「中國時報」的人更認同陰謀論。雖然這裡所呈現的主要是根據民調資料所得到的相關性結果,但由於受訪者對各大報紙的態度應該早在新冠疫情發生前便已成形,這些態度不太可能倒過來被陰謀論所形塑。也因此,我們在結果的詮釋上可以較有信心的認定人們接受陰謀論乃是被這些報紙背後的政治立場所影響。其次,這樣的模式也幾乎完全適用於其他的陰謀論版本。不管是另一個認為新冠肺炎是建立威權政府的政治性陰謀論,還是另外兩個認為肺炎是圖利騙局以及掩蓋全球經濟崩潰的經濟性陰謀論,較偏本土立場的受訪者都比意識形態另一端的群體更傾向相信這些說法(質疑所有報紙的中立者則未必如此)。與此相關的是,其他與「自由時報」所代表的本土政治立場有關的變量,如台灣認同的程度(「我是台灣人」,「作為台灣人反映了我之所以為我的一個重要部分」)與群體自戀(「我的族群值得享有特殊待遇」)等變量亦有著相同方向的效果。國族認同越強的受訪者就越認同上述的陰謀論。

圖 2:「生化武器」與「威權化」陰謀論
圖 3:「利益團體」與「全球經濟崩潰」陰謀論

就目前國際上其他類似研究的結果來看,我們的發現其實有相當的一致性。但我們要如何給予較為本地的詮釋?從陰謀論的文獻來看,這個結果其實與目前台灣的特殊國際處境有關。即使台灣目前防疫的成果斐然,但由於台灣並非世界衛生組織的成員,而且也長期被多數國際組織排除在外,這些因素都使得台灣無法直接加入國際聯合抗疫的社群之中。此一被排除的經驗也容易使得國人感到有許多的事情可能都是在我們不知情與未參與的情況下發生。這種孤立感與不確定性正是陰謀論的溫床,而且這種感受在立場較為本土的民眾中也會被進一步放大。

再來,目前兩岸關係正處於低潮期,而上述兩個政治性的陰謀論其實都與中國大陸有關。「生化武器」一說在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爆發不久後便甚囂塵上。雖然目前仍未有決定性的證據,但認同「中國時報」的讀者自然較傾向認為這是無稽之談。其次,中國政府在疫情初期便採取封城,建立方艙醫院與強制社交距離等雷霆手段,後來繼而被不少民主國家模仿。姑且不論這樣的手段成效如何,此一作法確實引發了破壞民主體制與威權化的疑慮。筆者在疫情早期所參與的另一個跨國研究計畫(Pandemic Backsliding)也發現了有許多國家(不論是威權或是民主)在不同程度上都因爲防疫而擱置了其既定的政治制度與程序。對於政治立場較為本土的民眾來說,這些發展不只強化了他們對於威權化的疑慮,而且這些陰謀論也可以成為他們批判北京政府的重要論述資源。至於另外兩個經濟性的陰謀論,雖然它們與中國因素的關聯性較低,但在「中國時報」與「自由時報」的對比上仍然有著統計上的顯著性。這意味著本土立場的效果其實不僅只在中國大陸相關的議題發酵。在國際孤立的背景下,本土立場的民眾即使在非中國大陸相關的陰謀論上也較容易產生認同。另一個有趣的發現則是,雖然「中國時報」與「聯合報」亦存在著諸多客觀上的差異(報導內容與角度等等),但兩者的忠實讀者顯然在陰謀論這個面向上沒有顯著的差別。這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為台灣政治地景的兩極化趨勢提供了些許證據。易言之,兩群不同政治陣營媒體的擁護者竟然在態度上對新冠肺炎陰謀論有著顯著的差異。

台灣兩群不同政治陣營媒體的擁護者對新冠肺炎陰謀論態度的不同,為台灣政治地景的兩極化趨勢提供了些許證據。圖/Pexels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與危機時刻相伴出現的陰謀論有時可能是奠基於偏見之上,而且也可能使得政府對危機做出錯誤的判斷與政策回應。對台灣而言,即便目前政府的防疫政策頗見成效,本計畫的初步發現卻為我國的新冠疫情下了兩個值得反思的政治註腳。首先,本土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對防疫政策的有效性雖有著正面的助益(這其實正是我們分析 ICSMP 跨國資料的結論,請見 National identity predicts public health support during a global pandemic: Results from 67 nations),但若同時助長了對陰謀論的接受,這恐怕對於正確認識疫情無益。其次,很多時候,所謂的陰謀論並不必然是假的,其缺陷在於證據薄弱。這也意味著針對陰謀論的客觀討論與對話十分不易。因此,若台灣社會的兩種不同政治立場促成了對陰謀論的不同態度,這兩種立場在彼此溝通上也會因為缺乏共通語言而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在我們為台灣疫情控制得宜而感到慶幸的同時,也應該試著留心台灣政治地景中可能因疫情而產生的斷層與隔閡。


數感宇宙探索課程,現正募資中!

文章難易度
所有討論 4
活躍星系核_96
755 篇文章 ・ 89 位粉絲
活躍星系核(active galactic nucleus, AGN)是一類中央核區活動性很強的河外星系。這些星系比普通星系活躍,在從無線電波到伽瑪射線的全波段裡都發出很強的電磁輻射。 本帳號發表來自各方的投稿。附有資料出處的科學好文,都歡迎你來投稿喔。 Email: contact@pansci.asia


0

2
1

文字

分享

0
2
1

疫情再起,視訊會議減少接觸風險,卻會讓你更累、更沒創意?

Te-Yi Hsieh_96
・2022/05/13 ・3564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台灣的 COVID-19 疫情,在今(2022)年四月急遽升溫,許多公司行號也再度實行遠端上班、分流上班,減少接觸以及染疫風險,許多染疫者、接觸者也必須居家隔離。任何需要跟人接觸的活動,都改以線上的方式進行。因此,視訊會議就成為了一個相對安全、又便利的新選擇。多虧了現代電腦、網路,和通訊軟體的發達,我們不必非得要面對面才能「見面」。

疫情下,許多會議都改以視訊方式進行,但這對我們大腦來說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圖/Giphy

這樣遠端工作、開不完的視訊會議所帶來的結果是,我們必須整天盯著螢幕看,造成眼睛、精神上的疲勞。國外有人甚至發明了「視訊會議疲勞」(Zoom fatigue,或作 videoconference fatigue)一詞[註一]來形容這種過多視訊開會造成身心疲乏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不但在職場中出現[註二],就連線上課程也都讓學生覺得更疲累、難以專注、學習困難、焦慮感提升[註三]

為何會產生「視訊會議疲勞」?

為什麼「視訊會議疲勞」那麼普遍呢?Bailenson(2021)解釋,我們之所以會在視訊會議中更容易感到疲倦,主要是以下四個原因:[註四]

  1. 過多的眼神交流: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我們很少會靠一個人的臉那麼近來跟他說話,視線也不需要持續聚焦在一個人的臉上。尤其對於會議主講人來說,一次有那麼多雙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你看,大腦很容易進入一種過度激發(hyper-aroused)的狀態。
  2. 看到自己在說話的畫面,讓你時時刻刻都在審視、評價自己:同樣地,在一般的面對面互動中,幾乎沒有人會一邊拿鏡子照自己,一邊跟別人說話,但這種不自然的狀況卻會在視訊會議中出現。一旦我們看得到自己的影像,難免會注意自己在鏡頭前好不好看,臉上有沒有沾到東西,表情和談吐是不是夠優雅、自信。一邊說話,還要一邊持續自我審查的過程,對大腦來說非常耗能。
  3. 視訊會議限制了我們身體的活動空間:視訊會議進行期間,尤其是自己的鏡頭必須開啟時,我們基本上只能端坐在電腦前,眼睛直視螢幕,免得被誤認為是在分心、做別的事。身體要僵直地維持在這種狀態一到兩小時,屁股坐麻、手腳痠痛不說,大腦要控制身體維持姿勢也會變得疲乏。
  4. 透過視訊來進行社交互動更為困難、費力:面對面互動的時候,任何語言的、非語言的社交訊息(例如眨眼和微笑)都可以即時被互動者接收,但在視訊會議時,難免會遇到畫面卡卡的、網路不順的狀況,這都使得訊息傳達更為費力、耗時。
「視訊會議疲勞」讓疫情中的工作者更容易過勞!圖/Giphy

當然,這些容易讓我們疲勞的因素,並不是無法可解。Bailenson 也提到一些簡單的方法,像是把視窗從全螢幕調整成讓你沒有壓迫感的大小、關掉自己的個人畫面、在會議與會議之間安排休息等,都能有效降低疲勞。

疲勞的問題或許是解決了,但另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是,視訊會議的成效和面對面開會一樣嗎?尤其針對需要創意發想的行業,哪種討論方式更有助於人們想出新穎的好點子?

發想創意提案,到底是面對面還是視訊比較好?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一篇 2022 年刊登於《自然》(Nature)的研究[註五]邀請了 300 名受試者,隨機分成兩兩一對,進行腦力激盪的作業。內容是花 5 分鐘跟夥伴討論「飛盤」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再花 1 分鐘選出最有創意的答案。

想想看,「飛盤」除了跟狗狗玩丟接遊戲之外,還可以有哪些創意用法?圖/Giphy

在這些兩兩一組的受試者中,一半的受試者(75 對)被分配到「面對面互動組」,而另外 75 對則被分到「視訊互動組」。研究人員想知道,哪種形式的討論方式可以產出更多有創意的點子,還有,每個小組花一分鐘討論出來的最終方案,是不是最有創意的點子(用以判斷小組的決策準確度)。

研究人員除了記錄每個小組所產出的創意總數(想出幾種飛盤的新用法)之外,還邀請了兩位事先不知道研究假設的「裁判」,依據創意性和實用性評分受試者的點子。研究團隊將「有創意的點子」定義為「創意分數高於整體平均創意分數的點子。」

為了減少實驗題目造成的偏誤,並增加受試者總數,團隊接著找了另外 302 位受試者參與類似的實驗流程,但是腦力激盪的題目改成:討論「泡泡紙」有哪些非典型的用法或功能。

根據這 602 位受試者的結果顯示,「面對面互動組」想出的平均點子總數是 16.77 個,不但在統計上顯著多於「視訊互動組」的 14.74 個,「面對面互動組」也產出更多被評定為有創意的點子,平均有 7.92 個創意點子,相較於「視訊互動組」平均只有 6.73 個創意點子。

在小組的決策準確度方面,研究人員發現,「視訊互動組」選出的最有創意點子,似乎比較符合裁判對其的創意性評分;也就是說,「視訊互動組」的決策準確度較「面對面互動組」高。可是,這樣的差距,在控制了每組所想出的點子數量後,就消失了。

以「實地實驗」驗證研究結果

上述的研究發現都是在實驗室情境下的結果,真實世界的互動也會有這樣的差異嗎?

為了驗證這一點,研究團隊在芬蘭、匈牙利、以色列、葡萄牙、印度等五個國家,都進行了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註六]。實驗最終邀請到 1490 位工程師,隨機分派成為兩兩一組,以 45 到 60 分鐘的時間討論出可以向公司提案的新點子,並在所有想到的點子中,選出一個他們自認最有創意的想法。

這些實地實驗的結果都驗證了一開始在實驗室的發現。在五個國家的研究數據均顯示面對面互動比視訊討論更有助於發想更多有創意的點子;而視訊討論則能提高決策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面對面開會比較有助於創意發想。圖/Giphy

為什麼在面對面討論時,人們較能想到更多有創意的點子?

研究也針對這些現象的原因作出探討。首先,在實驗室進行實驗的過程中,「面對面互動組」和「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腦力激盪時,手邊都有筆電或平板,提供他們紀錄或視訊。研究人員事先安裝了 OpenFace 眼動追蹤軟體在這些 3C 產品上,透過電腦或平板的前鏡頭,測量受試者的視線動態,目的是為了得知受試者在跟夥伴討論時,視線多常放在實驗夥伴、手邊作業和實驗室環境。

眼動追蹤的結果發現,「視訊互動組」的受試者在過程中,花更多時間注視螢幕上的實驗伙伴,而且比較不常環顧實驗室四周。至於視線關注手邊作業的時間,兩個組別間並沒有差異。事後的分析更發現,花越長時間環顧環境周遭的人,他們想到的點子越多!

另一方面,為了再次確認受試者到底放多少注意力在四周環境上,研究人員在做實驗室佈置時,也特地放置了五個常見於心理學實驗室的物品(抽屜櫃、文件夾、紙箱、音響喇叭、鉛筆盒)和五個不常見於實驗室的物品(人體骨架海報、巨大盆栽、一籃檸檬、藍色的碗、瑜珈球的盒子),目的是,受試者做完腦力激盪之後,要他們畫出實驗室的擺設。結果顯示,能夠記得越多「不常見物品」的受試者,想到的創意點子就越多!

所以,我們該怎麼用注視時間和對環境的記憶,去解釋「面對面討論的人有更多創意想法」這件事?研究團隊認為,在視訊面談的情境中,我們的注意力會聚焦在螢幕上,同時也限縮了我們認知處理的廣度,阻礙「創意發想」這種需要發散性思考的活動。

視訊時,我們眼中、腦中幾乎就只有螢幕裡的東西,這對需要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想」其實很不利。圖/Giphy

當然,疫情中,以視訊會議取代面對面接觸,主要是防疫考量。我們不得不以遠端的方式互動、開會。但如果未來疫情趨緩,我們有得選擇工作模式的時候,不妨優先把面對面開會的機會留給需要發揮創意的事情,或時不時提醒自己從電腦桌前站起來動動筋骨,幫大腦伸個懶腰!

註解與參考資料

  • 註一:雖然叫 Zoom fatigue,但不限於使用 Zoom 平台進行的視訊會議。
  • 註二:Riedl, R. (2021). On the stress potential of videoconferencing: definition and root causes of Zoom fatigue. Electronic Markets, 1-25.
  • 註三:Peper, E., Wilson, V., Martin, M., Rosegard, E., & Harvey, R. (2021). Avoid Zoom fatigue, be present and learn. NeuroRegulation, 8(1), 47-47.
  • 註四:Bailenson, J. N. (2021). Nonverbal Overload: A Theoretical Argument for the Causes of Zoom Fatigue. Technology, Mind, and Behavior, 2(1).
  • 註五:Brucks, M. S., & Levav, J. (2022).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1-5.
  • 註六:實地實驗(field experiments)是指在真實生活環境中,實驗者操控獨立變項,以測量其對依變項的因果關係。實地實驗雖然不能像實驗室實驗一樣嚴謹控制環境,但其研究發現的可類推性(generalizability)較高,也就是可以應用在現實生活的程度可能會較高。

數感宇宙探索課程,現正募資中!

Te-Yi Hsieh_96
29 篇文章 ・ 26 位粉絲
博後冬眠期,目前專職文字工作。寫心理、寫機器人,寫趣的、新奇的、跟人相關的 。 學術、科普發表詳見 👉 https://hsadeline.wixsite.com/teyihsieh (Twitter: @TeYiHsi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