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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專利技術移轉中心的難堪與窘境

洪朝貴
・2013/12/11 ・4484字 ・閱讀時間約 9 分鐘 ・SR值 528 ・七年級

大學淪落到與專利蟑螂比翼雙飛並肩作戰; 但仍有 84% 的大學以赤字在營運技轉中心
大學淪落到與專利蟑螂比翼雙飛並肩作戰; 但仍有 84% 的大學以赤字在營運技轉中心

在美國, 大學為什麼淪落到與專利蟑螂並肩作戰? 在臺灣, 大學要求師生讓渡專利, 這算是教育, 還是剝削? 算是 empowerment, 還是 enslavement? 撇開社會整體利益不談, 「配合各校追逐專利績效的政策」 符合師生自身的狹隘利益嗎? 會不會到頭來甚至連學校也沒有得到好處? 這一切所為何來? 我們還要繼續活在母體 (The Matrix) 的虛幻世界裡面, 高高興興地一邊被榨取營養, 一邊保衛這個系統嗎?

一、 與專利蟑螂共舞

美國最近在推動專利法改革。 眾議員 Bob Goodlatte 提出 Innovation Act 意欲遏阻專利蟑螂。 其中一段名為 covered business methods (CBM) 的法條旨在降低挑戰垃圾專利的門檻。 也就是說, 當一般小公司在面對垃圾專利的威脅時, CBM 可以讓它更有機會站在較公平的立足點上自我防衛。 微軟跟 IBM 卻跳出來大聲抗議, 主張 CMB 不應擴及軟體專利 — 現在大家都知道誰家的垃圾專利最多了。 削弱之後的版本 (也就是讓專利蟑螂保留較多為惡空間的版本) 在眾議院以 7:2 通過

降低專利蟑螂殺傷力的法案, 微軟與 IBM 不喜歡, 這可以理解-畢竟微軟的商業模式已經轉變成 專利勒索 它從 android 專利授權金所獲得的收入五倍於 windows phone 的收入。 令人訝異的是, Timothy B. Lee 指出: 沒想到大學竟與專利蟑螂並肩作戰。 一個自稱為 TPL Group 的組織蒐集了很多反對改革的信件。 其中除了包含專利律師、 藥廠、 生物科技公司之外, 有一封信竟然來自美國大學聯盟/美國教育委員會等等六個大學聯盟:

基本上這些大學擔心修法之後, 就更難收到專利金了。

儘管大學通常不會像專利蟑螂那麼過分, 但大學為了收取權利金而導致大眾必須付出成本, 這跟專利蟑螂造成的問題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Myriad Genetics 的訴訟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該公司 企圖將 「乳癌檢測服務」 的競爭對手逐出市場。 … 跟 Myriad 聯手的, 還有 U. Penn. 跟 U. of Utah. 。 如果他們勝訴, 乳癌檢測很有可能因為缺乏競爭而變得昂貴。

另一個例子是 Eolas。 十多年來, 這家專利蟑螂聲稱他們握有 「外掛程式播放網頁內嵌內容」 的專利, 以此控告 (微軟、 蘋果、 google 等等) 網路公司。 加州大學是 Eolas 的訴訟夥伴, 也是當初取得專利的地方。 … Eolas 從這些網路大廠榨出數千萬美金, 加州也學也分一杯羹。 …
參與聯署的六大聯盟之一是 AUTM — 各大學技術移轉中心的代表。 大學的其他部分透過創造與傳遞新知以提升公共利益, 技轉辦公室卻反其道而行: 透過取得專利、 對於公眾取得大學研究成過設下限制, 以便為大學賺錢。

牽制專利蟑螂的法案必然也將減少大學的專利金收入。 但這並不表示專利改革是壞事。 它反而提醒我們: 有些大學積極從事專利授權的行為, 有違大學 「促進公共利益」 的更根本任務。

該文中還提到: 耶魯大學將 AIDS 藥物 d4T 的專利授權給 BMS 藥廠; 藥廠將藥價設得很高, 原發明人 Prusoff 教授看不下去, 跳出來抗議, 提醒大家: 「我們當初做這研究並不是要賺錢的。 我們是希望開發一款能夠嘉惠社會的化合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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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四年前, 我已在 「內耗型競爭力」 一文當中提到 「傷害擴散的創新」: 「不管一項專利對社會有沒有幫助, 想盡辦法申請專利卡位, 變成了大學教授的主流價值, 變成了我們毫不質疑的努力方向。」 看來臺灣的大學所生的病, 在 「智慧財產信仰凌駕一切其他價值之上」 的源頭美國, 問題更嚴重。

二、 教育部提醒: 學生比較好欺負

教授畢竟是學校的員工, 所以對於教授的發明, 學校參與分一杯羹甚至主導如何對外授權, 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事。 不過學生與學校之間通常沒有僱傭關係, 那麼學生在校期間所發明的專利, 應該歸屬於誰呢? 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的 「大學研發成果歸屬之FAQ」 已經明確表達教育部立場 — 基本上就是在解釋大學可以如何從教授與學生手中取得研發成果。 其中談到學生的發明, 教育部建議: 「… 最佳辦法仍是於研究計畫之始, 即與學生簽訂發明讓渡協議。」

研究助理領的薪水極低, 又不似專任教授與學校之間是長期的僱傭關係, 要求研究助理讓渡其發明成果, 實在很牽強。 不過很多大學並不滿足於透過微薄的研究津貼為 「佔有學生的智慧財產」 取得正當性。 南開科大 聯合大學 高雄餐旅大學 台南應用科大 僑光科大 高師大 臺南大學、 … (還有很多) 都進一步透過 「專利申請補助」 的關卡來要求學生簽署專利讓渡同意書。 所以即使學生從事的是沒有領錢的專題研究, 只要他 (或他的指導教授與組員) 想透過學校申請專利, 也都必須放棄自己的智慧, 送給學校當財產。

指導教授或許因為必須衝業績, 所以有很高的動機要透過學校申請專利。 但是參與發明的學生, 有沒有被告知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呢? 例如, 在教授指導份量不多的某些場合下, 學生如果透過校外的事務所申請專利, 獨享其成果, 不是對自己更有利嗎? (文末提供第三個選擇。) 這時身為教授的我們, 如果沒有幫學生分析 哪個選擇對他有利, 而是以員工的心態暗自分析 哪個選擇對教授我自己的績效 (也因而對學校) 最有利, 於是鼓勵甚至誘騙學生簽下 「專利讓渡同意書」, 那麼我們到底是在從事教育, 還是在從事剝削? 我們所做的事, 到底是 empowerment, 還是 enslavement? 學生的智慧, 被硬生生轉變成學校的財產, 靠著學生的學費過日子的教授竟是幫兇, 這說得過去嗎? 「智財宣導只是一種洗腦」, 一種 「組織用以剝削個人創作成果的工具」, 教授與大學又還有什麼立場反駁這個說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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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 在今日的臺灣, 談論教育初衷, 有點不切實際。 尤其在是面臨生存壓力的臺灣私立大學裡, 恐怕更難期待校方高層對於上節 「公共利益」 或是本節 「培力學生」 的論述會產生共鳴。 更何況, 在臺灣, 主導學校政策與大方向的, 通常是資訊/理工/管理學院的教授。 這些領域的文化, 大致上可以說: 有數字的人說話大聲。 看完以上, 可能還是有很多決策長官會認同 Myriad/Eolas/BMS/大學巧取豪奪的立場、 而不認同乳癌風險族群、 消費大眾、 AIDS 患者及學生的立場。 「只要能賺錢, 與專利蟑螂並肩作戰或是要求學生簽字自願交出研究成果, 這又有什麼不對?」

這種說辭要能成立的前提是: 如果能賺錢啦。

三、 長尾的傻瓜被騙去支持短頭的政策

以經濟政策等等研究著名的美國智庫 布魯金斯學會 日前公佈 一份報告, 指出:

在 2012 年 (很能代表過去十年普遍狀況的一年) 大學系統授權收入總額的 50% 落在前 5% 的學校裡 (155 所當中的 8 所)。 收入總額的 75% 落在前 10% 的學校裡 (16 所)。 不僅授權收入的分佈很不平均, 而且這些高收入的學校儼然形成了一個穩定的俱樂部。 在過去十年當中, 只有 37 所大學曾經至少一次擠進前 20 名。

不意外地, 大部分大學的技轉中心都虧損。 我以技術中心開銷的資料來計算, 發現回覆 AUTM 問卷的 155 所大學當中, 有 130 所大學 其授權金所得不足以支付中心員工薪資及專利費用。 而且, 2012 年 「84% 的大學以赤字營在運營運技轉中心」 這樣的數字還算是不錯的 — 拿過去 20 年的平均數字來看, 有 87% 的大學都是開銷大於收入

當然, 這是美國的數字。 不過, 臺灣過於飽和的大學市場, 情況恐怕只會比美國更不堪吧? 交通大學有一個 專利授權暨拍賣平台, 生意不知如何? 其他大學似乎就沒這麼積極將專利商品化了。 到底各大學的專利技術轉移業務, 盈虧狀況如何? 從教授與學生手中取得的那麼多專利當中, 有多少百分比轉化為真正的商品, 而不是被堆在倉庫裡腐爛? 以數字治校的管理高層們, 怎能不給個明確的數字? 這不是滿足好奇心的問題, 而是 「為誰而戰、 為何而戰?」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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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在阻撓 Innovation Act 擴大 CBM 打擊垃圾專利的過程當中, 曾經透過週邊的利害關係人連署抗議 (這種手段稱為 「偽草根運動」 astroturfing Techdirt 指出: 反對擴大 CBM 的 ACT 4 APPS 其實就只是由微軟操控的少數幾家廠商; 相對地, 長期為專利蟑螂所困擾的 app 開發者聯盟 App Developer’s Alliance 則站出來力挺簡化挑戰垃圾專利的流程。 身為半調子程式設計師, 我很可以想像: 這些人的熱情與興趣, 是寫程式與開發新產品, 而不是打法律戰爭。 他們知道既有的專利體制會傷害而不是鼓勵大多數人的創新; 他們知道自己是位於長尾的發明家。 對他們來說, 跟消費者的利益站在同一陣線, 不只是一個政治正確的選擇, 也是 「免除大廠與專利蟑螂的法律威脅、 免於恐懼得以自由從事創新」 的重要權利保衛戰。

臺灣的 162 所大學有自知之明嗎? 或者大家都自認為是專利體系的受益者呢? 撇開教育的初衷及公共利益不談, 單單從大學自身的 「經濟效益」 一事來看, 各校如果不敢公佈這項業務的盈虧狀況, 又還能拿什麼當藉口, 說服教授/學生/家長/社會大眾, 讓大眾支持你繼續以專利申請積點作為評鑑教師的指標、 在這過程當中還將師生的智慧巧取豪奪而成為學校 (滯銷) 的財產呢?

四、 脫離掌控, 分享, 出名, 群眾募資

本文探討了 「大學透過專利獲利」 的失敗。 不論教育部與各大學是否會覺醒改變, 至少對於 (某次的發明正好) 位居短頭的教授與學生而言, 結論是這樣的: 如果預估這項發明可以幫你帶來可觀的授權金收入, 那麼也許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是爭取自行在校外申請專利, 由自己來掌握自己的財產、 讓它產生最高的金錢價值, 而不要任由它在大學裡腐朽。

至於其他大部分與我一樣以 「位於長尾」 而自滿的平凡創作者, 如果你估計這個發明被拿去商品化或者收取權利金的機會不高, 那麼最明智的選擇, 就是分享你的發明。 與其簽下讓渡書換取智財局的一紙文件跟大學的一個記功嘉獎或績效點數, 不如把你的發明具體化、 寫成文件或程式, 然後分享出來, 用創意換取注意力。 再搜尋 「群眾募資」 或 「集資平台」, 找到適合你的 “kickstarter alternative” @ Taiwan (或者直接到 kickstarter 也可以啊!) 讓你的作品放出光芒, 甚至吸引來資金, 這才是對你自己跟對社大眾會都最有利的事。 透過分享募集人氣、 透過人氣募集資金, 這才是真正利己利人的廿一世紀草根/長尾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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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體是一個系統, 尼歐。 這個系統是我們的敵人。 但是當你身處其中時, 四處張望, 你看見什麼? 商人、 教師、 律師、 木工。 正好就是我們要拯救的這些人。 但是在我們把他們救出來之前, 他們仍舊是系統的一部分, 所以也成了我們的敵人。 你要了解: 這些人大多數還沒準備好要脫離母體。 有許多人如此地麻木、 習以為常, 如此死心塌地不作二想地依賴這個系統, 他們甚至會為了捍衛這個系統而戰。 — Morpheus in 駭客任務

(本文轉載自 資訊人權貴ㄓ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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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即停薪:如何證明你的時間值多少?車禍背後的認知 x 情緒 x 金錢 x 法律大混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6/01/09 ・3286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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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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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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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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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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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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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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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 圖片來源: Nano Banana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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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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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戰逆襲!ASML 靠不存在的相機守住市占霸主地位
天下雜誌出版_96
・2025/09/08 ・2253字 ・閱讀時間約 4 分鐘

在荷蘭,一個強大的企業正在崛起。多年來,這家公司在一項看似不可能的技術上投入了大量資金,後來終於開花結果。2017 年,ASML 宣布新型的EUV機台為公司帶來逾十億歐元的營收。與此同時,ASML在傳統曝光機系統的市占率已攀升至九成。

有另一家公司正咬牙切齒地看著這一切:日本的尼康(Nikon)。1990 年代以前,這家日本科技集團一直是曝光機的市場龍頭,直到 ASML 橫空出世,一舉顛覆市場,奪下霸主的寶座。不過,當你被趕下寶座時,還有一條翻身之路:告上法庭。

2017 年 4 月,尼康第二次對 ASML 提起專利訴訟,連德國光學大廠蔡司的半導體部門也意外捲入其中。日方指控他們在荷蘭侵犯了十一項專利,同時也在德國和日本提出訴訟。一旦法院做出對尼康有利的判決,ASML 將被迫停止在維荷芬的機台生產。儘管已是市場龍頭,生產禁令的威脅仍再次讓 ASML 陷入存亡危機。不過這一次,ASML 早有準備。

ASML 對 2001 年尼康第一次提出的專利控訴記憶猶新。當年那場突如其來的訴訟,最終在 2004 年以交互授權協議落幕。交互授權協議到期前,ASML 曾多次主動接觸尼康商延展事宜,但日方始終不發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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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ASML 對任何與日本競爭對手有關的事物都很排斥。你絕對不會看到 ASML 的資深員工使用佳能或尼康的相機。他們寧可選擇奧林巴斯(Olympus)或索尼——畢竟,日本確實生產全球最好的相機。

ASML 相機專利訴訟

這讓 ASML 當時的執行長麥瑞斯(Eric Meurice)想到一個主意,他自認是超棒的點子。2011 年,就在這位法籍執行長卸任的前兩年,他找 ASML 技術長布令克(Martin van den Brink)提出計畫:一旦日方對曝光機提出任何控訴,ASML 就用相機專利反擊,直攻尼康的痛處。麥瑞斯語重心長地警告布令克:「你遲早會遇上麻煩,必須在他們的主場給予反擊,務必要拿到那些專利。」布令克把這個警告牢記在心。他們需要收購專利,而且最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

company.info 的資料庫顯示,2011 年 10 月,一家名為 Tarsium 有限公司的公司成立。這是 ASML 為了躲避尼康律師的法眼而設立的空殼公司。2012 年至 2014 年間,Tarsium 斥資近一千萬歐元,從惠普、全錄、聯發科、美國專利聚合公司高智發明(Intellectual Ventures)等公司收購數位攝影專利。

2014 年交互授權協議到期後,ASML 聘請了智財權領域專家威廉・霍英(Willem Hoyng)。霍英組了一個二十人的律師團隊。2015 年與 2016 年,調解再度失敗,無可避免的法律戰終於爆發。新一輪專利戰就此開打,尼康於 2017 年 4 月 24 日發起首波攻勢後,ASML 馬上祭出祕密武器。4 月 28 日,Tarsium 把所有專利轉讓給 ASML 與蔡司。同一天,這兩家公司就對尼康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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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得知反訴竟然是針對相機時,都大感意外,這不是有關微影技術的訴訟嗎?幾乎每週五,律師團隊都按要求來到 ASML 腦力激盪。他們認為尼康並不是真的想讓 ASML 停產:他們想要錢,而且是很多錢。但布令克並不打算讓競爭對手予取予求。

法官要求尼康與 ASML 展開協商,但尼康毫無談判意願:他們想先贏一個案件,再拿這個勝訴當籌碼逼 ASML 支付更多的錢。在荷蘭的前四個案件都判 ASML 和蔡司勝訴,但這還不是慶祝的時候,每個案子都攸關公司的存亡。如今與 ASML 已密不可分的蔡司,更是憂心忡忡。

一年半後,轉機終於出現了。2018 年 8 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裁定,尼康侵犯了 ASML 與蔡司擁有的相機專利。突然間,尼康的相機部門面臨美國的進口禁令,日方開始緊張了。

蔡司 ZX1 相機跳票內幕

身為 ITC 的申訴方,ASML 與蔡司必須證明他們確實蒙受經濟損失,這表示他們需要在美國市場上銷售一款使用到這些專利技術的相機。2018 年秋天,蔡司宣布推出 ZX1 相機。這是一款搭載定焦鏡頭和大型觸控螢幕的數位相機:全黑機身、稜角分明,內建相片編輯軟體和網路連線功能。還配上一個朗朗上口的標語:「拍攝、編修、分享,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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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消息讓業界媒體困惑不解。蔡司上次製造相機,還是底片時代。自從 iPhone 問世後,數位相機的銷量就一路下滑,多數人都用手機拍照。蔡司這時居然要進軍這個式微的市場,這是認真的嗎?

蔡司承諾 ZX1 將於 2019 年初上市,但拒絕透露售價。美國分公司的團隊打造了幾台原型機,蔡司也在科隆的世界影像博覽會(Photokina)上發表了這款相機。發表會場面盛大,員工以熱烈掌聲迎接到場的媒體,彷彿整個潮流完全翻轉。

最終,日方讓步。2019 年 1 月 20 日,尼康、ASML 和蔡司共同宣布達成協議:德荷雙方支付尼康 1.5 億歐元(ASML 占 1.31 億),換取其專利使用權至 2029 年,並同意 ASML 未來每台浸潤式設備支付 0.8% 權利金,遠低於尼康原本的要求。

2019 年 10 月,空殼公司 Tarsium 悄然消失。至於那款 ZX1 相機呢?只有少數評測人員拿到了原型機。一些影片和部落格讚賞它的金屬鏡頭蓋和無聲快門,還附背帶。但這台相機究竟什麼時候才能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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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1 始終沒有真正開賣,更遑論出貨。每次有攝影師詢問,蔡司的官方回應都是:「我們對相機的每個細節都力求完美。」故事就這樣結束了。到了 2020 年,蔡司改口說 ZX1 只是一台「概念相機」。

不過,ZX1 也不是完全沒留下蹤跡。布令克在他的辦公室裡翻找出一個白色盒子。盒子正面印著「Zeiss ZX1」——包裝依然完整。他把相機舉到眼前,露出笑容。「全新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我從來沒用它拍過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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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出版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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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出版持續製作與出版國內外好書,引進新趨勢、新做法,期盼能透過閱讀與活動實做,分享創新觀點、開拓視野、促進管理、領導、職場能力、教養教育、同時促進身心靈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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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學童在教育現場面臨哪些挑戰?老師、家長又面臨哪些抉擇?——專訪中研院社會學研究中心曾凡慈副研究員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4/03/08 ・5646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為什麼「特別」=不正常?

回想求學過程中,你是否曾煩惱特立獨行的行為會成為老師和同學眼中的「異類」?當社會慣用同一套標準檢視每個人,你我都可能被貼上「污名標籤」。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專訪院內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她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探討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特別在臺灣的教育現場,有一群「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學童,經常被貼上社會加諸的「疾病污名標籤」。一起來認識 ADHD ,聽聽成人患者、家長與老師們的親身經歷,了解他們如何面對污名?怎麼看待正常與異常的界線?

圖|iStock

ADHD 學童與教育者會遇到哪些困境?

就讀小學五年級的小曉,外表與一般小女孩無異,卻經常坐立不安、注意力難集中,甚至瞬間情緒崩潰。在班上不只被同學霸凌孤立,還被其他家長視為問題兒童,責備小曉的父母沒有善盡教養義務。

小曉的父親長年在國外工作,導致養育責任、就醫治療的重擔全落在母親薇芳身上。面對女兒一天到晚闖禍,在家又不按時吃藥,母女兩人經常爆發衝突。龐大的身心壓力讓薇芳不禁心想:「如果沒有妳,我是不是能做自己?」

從香港來的新老師保羅試圖幫助小曉融入學校生活、緩解薇芳的壓力,成為母女兩人的避風港,也背負是否因特殊原因而關照小曉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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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小曉》道盡「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 ADHD )學童在臺灣教育環境經常發生的狀況,以及家長與老師面臨的教養與照護困境。

究竟 ADHD 在兒童間的盛行率有多少?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 2022 年發行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顯示, ADHD 在全球兒童中的盛行率推估為 7.2 % 。臺灣 2019 年對全國中小學生進行的抽樣調查研究則發現,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 ADHD 診斷準則(DSM-5)的學生比例高達 10 % 。

換言之,每 100 名學生中約有 10 名有明顯的 ADHD 症狀。面對這麼高的比例,社會大眾對 ADHD 的認識卻不夠普及。究竟 ADHD 有什麼樣的表現?如何協助孩子調整身心狀況、應對治療伴隨的疾病污名標籤?家長、老師等照護者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容易被污名化的「隱性障礙」!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
圖|之有物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曾凡慈副研究員長期投入「醫療社會學」研究,試圖理解社會如何建構正常性與異常性。近年來持續探討 ADHD 等「隱性障礙」在教育場域如何被醫療化、標籤化,以及親職角色面臨的各種教養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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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隱性障礙」是指:病況模糊、有爭議或不可見,需要精神藥物、心理與特殊教育介入,從而為家長帶來尋求診斷與治療的複雜挑戰。

ADHD 即是一種隱性障礙,對生活的影響通常反映在人際互動與學習表現上,詳細診斷標準可參考臺大神經部衛教說明,主要症狀整理如下:

圖|之有物(資料來源|臺大神經部衛教說明

由於 ADHD 的行為樣態多元、表現程度不一,而且可能隨著成長過程而改善或惡化,讓位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經常面對的難題是:究竟孩子只是不夠努力,還是真的無法控制自己?

這種判斷困難常出現在孩子重新分班、需適應新環境時。大部分老師會先觀察半學期至一學期,如果孩子的行為一直沒有改善,就會試著與家長溝通,評估是否帶孩子就醫檢查。因此,求學階段通常是孩子被診斷出 ADHD 的高峰期。

由於臺灣社會長期缺乏隱性障礙的觀念,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會認為是小孩天性調皮,只要嚴加管教就會慢慢改善,並不會直接想到看醫生,而且民眾普遍對看精神科有不好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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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老師提議帶孩子就醫,多數家長一時之間可能難以接受,再加上每個家庭具備的文化與經濟資本不同,對親職角色的焦慮程度不一,也進而影響家長選擇的回應方式。

為了深入了解隱性障礙對親職造成的挑戰,曾凡慈訪談了 50 位家中有隱性障礙學童的家長,分別具備不同教育程度、家庭型態、社經地位等條件,並藉由發展「道德工作」概念來考察這種獨特的親職任務。什麼是「道德工作」呢?

道德工作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判斷哪些目標值得追求?怎樣的做法比較適當?又應該相信什麼、感受什麼與做什麼,才算善盡職責?

這對一般父母來說絕非易事,應該讓孩子養成乖巧懂事還是自由自在?要努力培養未來競爭力還是享受快樂童年?一道道選擇題已夠令人煩惱,如果孩子的氣質特殊,情緒行為不符合大部分孩子的常態時,將更難仰賴一套明確的價值指引行事,因此需要透過更加複雜的道德工作來幫自己和孩子應付日常難題。

對孩子有隱性障礙的家長來說,道德工作要處理的問題通常包括:該不該用「病」的框架來解釋孩子的違常行為?如果能治療,什麼才是「應該的」目的?要讓孩子擁有公開的障礙身分,還是盡量隱瞞以避免污名?面對孩子持續表現出失序的狀態,該體諒包容還是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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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看看與 ADHD 孩童朝夕相處的家長與老師們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家長面對 ADHD 子女時須處理的道德工作
圖|之有物

ADHD 學童與其家長面臨哪些選擇?

曾凡慈發現,從親職的角度考量,家長首先須設法釐清問題屬性:究竟孩子的行為是個性、環境或病理所致?才能決定該往什麼方向努力。

承認孩子可能患有 ADHD 是家長要克服的首要難題,尤其在臺灣想獲得特殊教育資源,或讓學校接受孩子的差異、提供相應的對待,通常得先取得醫療診斷,使得就醫並接受藥物治療成為某些家長維護孩子受教權的策略。

緊接著家長要摸索的是,怎麼教導孩子看待吃藥行為可能帶來的「污名標籤」。例如有孩子因為吃藥而被同學取笑,與同學發生紛爭時也常被問「今天是不是沒吃藥」。如果沒有妥善處理,診斷用藥將增加孩子被歧視的風險,也會降低孩子配合治療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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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家長則教孩子以「尋常化」的態度看待用藥。例如告訴孩子「每個人身上都有一點病,像是阿公也每天在吃糖尿病的藥」。或者說吃的是「聰明藥」、「專心藥」,吃藥不代表「有病」,而是能在學校表現的更好。

也有部分家長採取「以醫療模式轉移污名」的策略,讓孩子相信只要「治好」就不會發生污名問題。

例如有的孩子主要是注意力不足( ADHD 的一種次類型),家長引用醫生的說法向孩子強調「你是注意力不足不是過動」。每當孩子接受積極治療、在學校的表現明顯進步時,家長也會藉此培養孩子有自信的應對方式,下次再被同學取笑時可以勇敢回覆:「我只是注意力不足」、「我現在都好了」。

吃藥行為常讓 ADHD 患者被貼上「有病才吃藥」的污名標籤,如何教導孩子正向看待吃藥,是家長面臨的挑戰之一。
圖|iStock

當然也有比較特殊的案例,曾凡慈訪談的家長中,有位媽媽教孩子不要主動挑釁他人,可是一旦別人欺負到你頭上,就一定要捍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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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人罵孩子吃藥就是神經病,她要孩子大力反擊:「你才有病!又不是你要吃藥,關你什麼事?」雖然這麼做無法改善孩子的人際關係,但曾凡慈指出,我們的社會存在一種奇怪的權力,自以為「正常」的人能隨便對被視為「異常」的人指指點點,這種權力應該被揭露和挑戰:

教養方式沒有絕對好壞,教孩子言語反擊,看似在破壞社會互動秩序,實際上是讓孩子正面回擊污名化背後的權力關係。

環境、家庭、教育現場不同會造成什麼差異?

從事隱性障礙的道德工作時,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家長的教養方式可能因不同的文化和經濟資本而產生差異,這將影響家長與老師的溝通,以及孩子可得到的教育與醫療資源。

例如某些家長比較有能力與老師對等討論,一起摸索出適合孩子的學習方式,也比較有能力爭取醫療資源、進行污名管理。課餘時間還會陪孩子完成課業、調整情緒行為,甚至自費取得其他輔助資源。

其中一位有教育學博士學位的家長令曾凡慈印象深刻。這位母親為了讓患有 ADHD 的孩子得到最佳照護,自行創辦了幼兒園,過程中投入的金錢與時間精力,超乎一般家長所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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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並非每位家長都有能力為孩子做那麼多,許多家長可能因工作繁忙、手頭不寬裕,或對 ADHD 等隱性障礙缺乏認知,因而無法長期陪伴孩子、或與老師密切溝通,也沒有餘裕定期請假帶孩子回診。

如果老師跟家長的溝通卡關,又正好遇到老師的教學標準較高,可能會認為只要家長不願帶孩子就醫,就沒有立場對疑似有 ADHD 症狀的學生進行個別調整或導入特教資源,這將導致各方關係陷入惡性循環。

近期曾凡慈也開始訪問教過 ADHD 學生的老師,希望了解他們遇到的教學難題與處理經驗。

老師的壓力之大在於,既要在教學上符合全班學生對「公平性」的期待,又要對有特殊需求的學生進行「彈性調整」。如果家長不願讓學生接受診斷,面對看似 ADHD 的學生,究竟要用平常標準要求還是寬容對待?如何避免其他人抱怨老師沒有一視同仁?都將陷老師於左右為難的境地。

面對教育現場因不同理念而產生的紛爭,老師非常需要家長與專家的支持,也需要額外人力幫忙分擔並改善孩子在學校的狀況,否則老師疲於應付、教學品質也難以維持。

曾凡慈訪談的老師們也分享了有助增進教學知能的資源,例如現在的教師研習會將 ADHD 等隱性障礙的基本知識與教學策略納入課程,參加教學互助社群也有助交流在教學現場可應用的實務技巧。

此外,老師們也希望有彈性的人力調度,能適時支援臨時狀況。例如孩子坐不住、或行為失控需要拉開距離時,可以有行政體系的老師陪孩子出去走走、緩和情緒。如何讓專業資源與輔助人力能及時支援教育現場,是日後值得關注的課題。

曾凡慈認為彈性的教學設計日趨重要,過去會要求孩子都乖乖坐著上課,字都要整齊寫在方格內,讓精力旺盛的孩子備感挫折。比較務實的做法是,透過教室管理技巧吸引孩子注意力,藉由教學設計來滿足探索與運動等需求,並依據孩子不同的能力來調整標準。
圖|iStock

「可不可以讓我們的差異變成獨特?」

未來曾凡慈也將持續訪談成人 ADHD 患者,了解他們怎麼走過求學與治療階段,怎麼看待自己的身心狀態。訪談過程中發現,雖然成長過程有其艱辛之處,但也出現正向看待 ADHD 的社群。

許多在童年時期被診斷出 ADHD 的孩子已長大成人,並開始透過聚會重新思考 ADHD 對自己的意義,致力推動社會大眾以正向心態看待 ADHD,甚至語帶自信地以「A 咖」自稱!

曾凡慈非常樂見創造正向標籤的行動能延續下去。例如「 A 咖」社群中有人認為 ADHD 就是一種個人特質,有天馬行空的創意、勇於跳脫常軌,擅長抓住大方向且不拘小節。此外,「怕無聊」的個性讓他們幾乎終其一生都在尋求新鮮挑戰,過著樂在學習的精彩人生。

然而,曾凡慈也注意到,部分 A 咖仍需要藥物及諮商資源,協助他們應付大學生活,以及工作職場上更加嚴峻的挑戰。有些人很需要心理師擔任一對一的「 ADHD 教練」,訓練人際相處應對、生活安排與工作規畫,或調適因外在刺激而累積的壓力。

然而,目前心理諮商或治療都所費不貲,如果不住在大都市,相關資源將更難取得,導致他們只能靠自助或社群互助,慢慢摸索自我調適策略,比一般同齡人更加辛苦。

因此,有些成年患者會為了使用校內免費的心理諮商服務,選擇延畢或繼續念研究所,導致出社會的時間往後拖延、影響職涯發展。

我們不能否認病症會為患者帶來應付生活的困難,但隨著隱性障礙逐漸被視為人類行為多元光譜的一環,我們也看到了改變的契機。

曾凡慈期許:「我們不該只想著指認孩子的內在缺失,甚至期待醫師將他們治癒,使他們能適應主流環境。」更該轉向思考的是:

如何支持個別差異,發展有利於所有人的教育文化與社會體系。

曾凡慈期許社會大眾能轉向思考:如何支持個別差異,發展有利於所有人的教育文化與社會體系。
圖|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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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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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