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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中的科學與偽科學:十個有用小指標幫你辨識偽科學(六)

黃 致豪
・2015/11/23 ・871字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SR值 493 ・六年級

(續上篇

指標8. 「是你要證明我錯,不是我要證明我對」:舉證責任倒置

許多偽科學領域的共通特色是:先講先贏。我先丟一個理論或作法出來,在沒有人證明我有錯之前,我就是可以被接受的科學原則。

但科學不是這樣跑的(Science does not run like that.)。

科學家為甚麼每個都這麼辛苦,生活在無盡的理論實驗與數據之中,幹得要命?正是因為:科學理論建立的基本原則,就在於提出理論者必須透過各式的假說驗證、證據檢視、實驗結果等,來一步步的證立或修正他早先提出的理論。做不到?那就回家吃自己。理論進垃圾桶(念博士班之後特別有這種悲情感受…)。

但偽科學理論的倡議者或接受者往往不這樣想,他們不願意證明自己是對的,卻常要求別人要證明他們是錯的。

截圖自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截圖自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舉例來說吧:在國外因為鬧出諸多性侵冤案,已經漸漸被揚棄的指證娃娃(anatomically detailed doll)(見上圖),在台灣的使用正是方興未艾。

這樣的指證娃娃之所以被使用,乃是基於:疑似性侵被害者的兒少,或許因為年齡問題、智力問題、情緒問題或壓力問題,無法靠自己的陳述來指證被害的歷程之類的思維而生。因此,國內就有司法實務人士與學者支持:透過指證娃娃的利用,來協助兒少在性侵或家暴案件的陳述。

但當科學家或者辯護人依據心理學與邏輯指出:指證娃娃的利用可能不僅不容易透過「協助」取得接近正確的陳述,反而可能因為「誘導」(詢問者的言語加娃娃的利用),以及指證娃娃本身具備的意涵(與性相關的場域),而迫使指證者重新打造出原本不存在的記憶時,支持指證娃娃的人往往會說:小孩都自己指出來摸那裡了,難道會假嗎!那你們要證明使用這個娃娃有問題啊!要證明被告確實無罪啊!之類的說詞。

為什麼不是指證娃娃的支持者要提出理論與實務數據來支持這樣的做法確實有「協助回復記憶」的顯著性呢?我也不知道。

或許是因為,辯護人(就我啦,其他辯護人都很正義)永遠站在邪惡的一方之故吧。

(續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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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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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律師;司法行為科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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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汽車大腦的演化與挑戰
鳥苷三磷酸 (PanSci Promo)_96
・2025/07/02 ・37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本文與 威力暘電子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想像一下,當你每天啟動汽車時,啟動的不再只是一台車,而是一百台電腦同步運作。但如果這些「電腦」突然集體當機,後果會有多嚴重?方向盤可能瞬間失靈,安全氣囊無法啟動,整台車就像失控的高科技廢鐵。這樣的「系統崩潰」風險並非誇張劇情,而是真實存在於你我日常的駕駛過程中。

今天,我們將深入探討汽車電子系統「逆天改運」的科學奧秘。究竟,汽車的「大腦」—電子控制單元(ECU),是如何從單一功能,暴增至上百個獨立系統?而全球頂尖的工程師們,又為何正傾盡全力,試圖將這些複雜的系統「砍掉重練」、整合優化?

第一顆「汽車大腦」的誕生

時間回到 1980 年代,當時的汽車工程師們面臨一項重要任務:如何把汽油引擎的每一滴燃油都壓榨出最大動力?「省油即省錢」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他們發現,關鍵其實潛藏在一個微小到幾乎難以察覺的瞬間:火星塞的點火時機,也就是「點火正時」。

如果能把點火的精準度控制在「兩毫秒」以內,這大約是你眨眼時間的百分之一到千分之一!引擎效率就能提升整整一成!這不僅意味著車子開起來更順暢,還能直接省下一成的油耗。那麼,要如何跨過這道門檻?答案就是:「電腦」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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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們引入了「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顆專注於特定任務的迷你電腦晶片。它能即時讀取引擎轉速、進氣壓力、油門深度、甚至異常爆震等各種感測器的訊號。透過內建的演算法,在千分之一秒、甚至微秒等級的時間內,精準計算出最佳的點火角度,並立刻執行。

從此,引擎的性能表現大躍進,油耗也更漂亮。這正是汽車電子控制單元(ECU)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汽車電子控制單元的始祖—專門負責點火的「引擎控制單元」(Engine Control Unit)/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ECU 的失控暴增與甜蜜的負荷

第一顆 ECU 的成功,在 1980 年代後期點燃了工程師們的想像:「這 ECU 這麼好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能用?」於是,ECU 的應用範圍不再僅限於點火,燃油噴射量、怠速穩定性、變速箱換檔平順度、ABS 防鎖死煞車,甚至安全氣囊的引爆時機……各種功能都交給專屬的 ECU 負責 。

然而,問題來了:這麼多「小電腦」,它們之間該如何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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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6 年,德國的博世(Bosch)公司推出了一項劃時代的發明:控制器區域網路(CAN Bus)。你可以將它想像成一條專為 ECU 打造的「神經網路」。各個 ECU 只需連接到這條共用的線路上,就能將訊息「廣播」給其他單元。

更重要的是,CAN Bus 還具備「優先通行」機制。例如,煞車指令或安全氣囊引爆訊號這類攸關人命的重要訊息,絕對能搶先通過,避免因資訊堵塞而延誤。儘管 CAN Bus 解決了 ECU 之間的溝通問題,但每顆 ECU 依然需要獨立的電源線、接地線,並連接各種感測器和致動器。結果就是,一輛汽車的電線總長度可能達到 2 到 4 公里,總重量更高達 50 到 60 公斤,等同於憑空多載了一位乘客的重量。

另一方面,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更別提這些密密麻麻的線束,簡直是設計師和維修技師的惡夢。要檢修這些電子故障,無疑讓人一個頭兩個大。

大量的 ECU 與錯綜複雜的線路,也讓「電子故障」開始頻繁登上汽車召回原因的榜首。/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汽車電子革命:從「百腦亂舞」到集中治理

到了2010年代,汽車電子架構迎來一場大改革,「分區架構(Zonal Architecture)」搭配「中央高效能運算(HPC)」逐漸成為主流。簡單來說,這就像在車內建立「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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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像,整輛車被劃分為幾個大型區域,像是車頭、車尾、車身兩側與駕駛艙,就像數個「大都會」。每個區域控制單元(ZCU)就像「市政府」,負責收集該區所有的感測器訊號、初步處理與整合,並直接驅動該區的馬達、燈光等致動器。區域先自理,就不必大小事都等中央拍板。

而「中央政府」則由車用高效能運算平台(HPC)擔任,統籌負責更複雜的運算任務,例如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所需的環境感知、物體辨識,或是車載娛樂系統、導航功能,甚至是未來自動駕駛的決策,通通交由車輛正中央的這顆「超級大腦」執行。

乘著這波汽車電子架構的轉型浪潮中, 2008 年成立的台灣本土企業威力暘電子,便精準地切入了這個趨勢,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他們專精於開發電子排檔、多功能方向盤等各式汽車電子控制模組。為了確保各部件之間的溝通順暢,威力暘提供的解決方案,就像是將好幾個「分區管理員」的職責,甚至一部分「超級大腦」的功能,都整合到一個更強大的硬體平台上。

這些模組不僅擁有強大的晶片運算能力,可同時支援 ADAS 與車載娛樂,還能兼容多種通訊協定,大幅簡化車內網路架構。如此一來,車廠在追求輕量化和高效率的同時,也能顧及穩定性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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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威力暘電子致力於開發整合 ECU 與區域控制器(Domain Controller)功能的模組化平台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萬無一失的「汽車大腦」:威力暘的四大策略

然而,「做出來」與「做好」之間,還是有差別。要如何確保這顆集結所有功能的「汽車大腦」不出錯?具體來說,威力暘電子憑藉以下四大策略,築起其產品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1. AUTOSAR : 導入開放且標準化的汽車軟體架構 AUTOSAR。分為應用層、運行環境層(RTE)和基礎軟體層(BSW)。就像在玩「樂高積木」,ECU 開發者能靈活組合模組,專注在核心功能開發,從根本上提升軟體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2. V-Model 開發流程:這是一種強調嚴謹、能在早期發現錯誤的軟體開發流程。就像打勾 V 字形般,左側從上而下逐步執行,右側則由下而上層層檢驗,確保每個階段的安全要求都確實落實。
  3. 基於模型的設計 MBD(Model-Based Design) 威力暘的工程師們會利用 MatLab®/Simulink® 等工具,把整個 ECU 要控制的系統(如煞車),用數學模型搭建起來,然後在虛擬環境中進行大量的模擬和測試。這等於在實體 ECU 誕生前,就能在「數位雙生」世界中反覆演練、預先排除設計缺陷,,並驗證安全機制是否有效。
  4. Automotive SPICE (ASPICE) : ASPICE 是國際公認的汽車軟體「品質管理系統」,它不直接評估最終 ECU 產品本身的安全性,而是深入檢視團隊在軟體開發的「整個過程」,也就是「方法論」和「管理紀律」是否夠成熟、夠系統化,並只根據數據來評估品質。

既然 ECU 掌管了整輛車的運作,其能否正常運作,自然被視為最優先項目。為此,威力暘嚴格遵循汽車業中一本堪稱「安全聖經」的國際標準:ISO 26262。這套國際標準可視為一本針對汽車電子電氣系統(特別是 ECU)的「超嚴格品管手冊」和「開發流程指南」,從概念、設計、測試到生產和報廢,都詳細規範了每個安全要求和驗證方法,唯一目標就是把任何潛在風險降到最低

有了上述這四項策略,威力暘確保其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交付都符合嚴苛的安全標準,才能通過 ISO 26262 的嚴格檢驗。

然而,ECU 的演進並未就此停下腳步。當ECU 的數量開始精簡,「大腦」變得更集中、更強大後,汽車產業又迎來了新一波革命:「軟體定義汽車」(Software-Defined Vehicle, S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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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定義汽車 SDV:你的愛車也能「升級」!

未來的汽車,會越來越像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機。過去,車輛功能在出廠時幾乎就「定終身」,想升級?多半只能換車。但在軟體定義汽車(SDV)時代,汽車將搖身一變成為具備強大運算能力與高速網路連線的「行動伺服器」,能夠「二次覺醒」、不斷升級。透過 OTA(Over-the-Air)技術,車廠能像推送 App 更新一樣,遠端傳送新功能、性能優化或安全修補包到你的車上。

不過,這種美好願景也將帶來全新的挑戰:資安風險。當汽車連上網路,就等於向駭客敞開潛在的攻擊入口。如果車上的 ECU 或雲端伺服器被駭,輕則個資外洩,重則車輛被遠端鎖定或惡意操控。為了打造安全的 SDV,業界必須遵循像 ISO 21434 這樣的車用資安標準。

威力暘電子運用前面提到的四大核心策略,確保自家產品能符合從 ISO 26262 到 ISO 21434 的國際認證。從品質管理、軟體開發流程,到安全認證,這些努力,讓威力暘的模組擁有最高的網路與功能安全。他們的產品不僅展現「台灣智造」的彈性與創新,也擁有與國際大廠比肩的「車規級可靠度」。憑藉這些實力,威力暘已成功打進日本 YAMAHA、Toyota,以及歐美 ZF、Autoliv 等全球一線供應鏈,更成為 DENSO 在台灣少數核准的控制模組夥伴,以商用車熱系統專案成功打入日系核心供應鏈,並自 2025 年起與 DENSO 共同展開平台化量產,驗證其流程與品質。

毫無疑問,未來車輛將有更多運作交由電腦與 AI 判斷,交由電腦判斷,比交由人類駕駛還要安全的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而人類的角色,將從操作者轉為監督者,負責在故障或斷網時擔任最後的保險。透過科技讓車子更聰明、更安全,人類甘願當一個「最弱兵器」,其實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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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脫離「小大人」的角色?聽聽內心孩子的聲音,別再背負不屬於自己的責任——《不願放手的父母,過度涉入的你》
遠流出版_96
・2019/10/17 ・3766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470 ・五年級

  • 作者: 吳姵瑩

本文摘錄自《不願放手的父母,過度涉入的你》探討有關個人界限、家庭關係對個人造成的影響。本文著重討論家庭中常扮演重擔的「小大人」角色。

有一天,課程上的學員 Peggy 在自我探索時,發現自己身上有小大人的角色。她問我:「老師,我真的有這個角色嗎?可是我承認這個角色真的好嗎?」

你是一個責任都往自己身上攬的小大人嗎?圖/Pexels

親愛的,困惑、猶豫的感受,在自我探索中很常發生。我們都會在面對自己真實的感受時,感覺到強烈的恐懼和不安;因為這就像是一股指責父母的壓力,似乎因為父母不盡職,而讓你背負某種責任和壓力。

你會一直要自己替別人著想,自我催眠:「能力好就責任大,因為我是家中的長子/長女,所以我承擔責任是應該的,長子如父、長女如母,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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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個小大人的角色,有時候會是一輩子的,它除了犧牲你的童年,還可能會一路挾持你的青春歲月到終老。有的小大人會以為:只要我的弟弟妹妹都開始工作,也許就能解脫了,但事實往往不然。

家庭的問題,老大是被期望的「小大人」

過度的責任感有時就是壓垮自己的最後一根稻草。圖/Pexels

Peggy 年近六十,和先生兩人都已退休。她工作了一輩子,開始希望能享清福,但卻發現自己並不快樂,有很多照顧的責任和壓力。她有一個快九十歲的老母親,還有事業有成,卻還是「需要幫忙」的弟弟妹妹。甚至遠在歐洲的妹妹一通電話打來,她就會拋家棄子地飛過去幫忙。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是所有人的媽媽:老公的媽媽、孩子的媽媽、媽媽的媽媽,甚至也是弟弟妹妹的媽媽……

她有點無奈地說著,話語中卻帶著一絲絲驕傲,像在說著有很多人需要她,她還是精力旺盛,即使六十歲了也還是很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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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個小大人的形成,背後卻有著強烈的委屈和辛酸。

「我印象好深刻,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放學後跟同學在公園裡玩遊戲玩得很開心,晚了半小時回家;回家後媽媽很生氣地甩了我一巴掌,痛罵我一頓。確切的內容我已經忘記了,只記得自己覺得做錯事,還有媽媽說的那句話:『妳知道家裡有多少張嘴巴等妳吃飯嗎?』以及轉過頭時,弟弟妹妹無助的眼神。」

她在那瞬間忘了自己的委屈和無助,只留下巨大的罪惡感和責任感。她也明白:從那一刻起煮飯、照顧弟妹,還有盯他們的功課都要由她一手包辦,她不再擁有童年。

有時候孩子們也變成大人們無助之下發洩的對象。圖/Pexels

父親後來得知這件事,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小孩子就想玩,讓他們晚一點吃飯有什麼關係。」但似乎也於事無補,因為父親實際上沒幫上任何忙。她繼續忙碌做事,只為了讓母親開心和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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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eggy 的父母關係中,母親其實是孤單且不被理解的。

在農業時代,做媳婦的總是要張羅許多事情;但每次做決定後,先生卻都是淡然又不以為意,只覺得太太把很多事情放大檢視,只想息事寧人,自己卻不一定幫得上忙。失望的母親只能將期許或擔憂分配給孩子,也愈來愈少向自己的先生求助,轉而開始在大女兒身上找寄託。

被「責任感」淹沒,又害怕不再被需要

Peggy 是家中最早懂事的孩子,即使一開始對自己不能跟同齡孩子一樣玩樂有所埋怨,也總是羨慕身旁年齡相仿的孩子可以自在享樂,也可以只專注於自己的學業;但終究,她還是會覺得自己的辛苦跟母親的苦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自此,即使年齡和歲月增長,她依舊對弟妹的事情一手包辦,弟妹也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需要幫忙的時候才會想到姊姊。先生經常為此對她感到憤怒,因為她總是為了弟妹而丟下先生。在先生終於跟她大吵、要求離婚時,她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的多重角色,並開始正視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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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即便想要離開被綁住的自己,但只要想到以往的經驗,就選擇不掙扎,因為不想再受傷。圖/pixabay

親愛的,從家族系統的角度來看,「小大人」的角色已經讓家庭結構失衡。在早期的環境裡,有許多不得已的因素讓長子/長女成為超級照顧者;但到了一定年紀,就應該要讓自己卸除這個角色。

然而,困難之處就在於:「我很怕自己不再被需要」、「我不忍心不去幫他們,放他們變成那樣」、「如果我不去做,我媽一定會說『妳這個姊姊是怎麼當的』」等等,諸如此類的自我內言。

過度負責的傾向,加上渴望被認可和需要的習性,讓「小大人」們難以從這個角色中跳脫,而容易被他人言語使喚甚至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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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仍存在著一個被禁錮的孩子。圖/pixabay

你往往會很容易感到內疚,會因為過往發生的某次(或不只一次)家庭事件,而學會用照顧與順應性高的特質來保護自己、掩蓋自己心中真實的想法和渴望。

使事過境遷,你已經不再需要當小大人,可以真正傾聽內心聲音,還是會有回不去的感受—─因為在你心中,仍存在著一個被禁錮的孩子

永遠無法突破「能者過勞死」的窘境?

當一個孩子長期穿戴保護機制,也就是扮演小大人的角色,其實會違反孩子發展的狀態。

玩樂能刺激成長的過程,並豐富孩子的內在創造力;當孩子不能真實做自己,就會出現許多否認機制,包括:否認自己、否認內心感受,甚至是否認認情感連結與關係。所以就算有許多人圍繞在身邊,你仍會感覺到空虛與空洞,因為你並沒有真正接觸到自己,更沒有真正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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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能幹負責的人,身旁就愈容易環繞失功能又看似脆弱無助的大寶寶。圖/GIPHY

然而,基於關係的互補性,愈是能幹負責的人,身旁就愈容易環繞失功能又看似脆弱無助的大寶寶,或者難以對自己行為負責又任性的小孩。

因此,你便容易在一邊付出、一邊感覺被需要而滿足的同時,因他們視一切為理所當然而感到憤怒,或者指責他們不知感恩;卻又在他們需要你的時候,馬上飛奔過去。

孩子有時也會成為夫妻關係互補性中的補償。當太太總覺得有事要發生、總是想要未雨綢繆,先生卻總覺得那沒什麼、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久而久之,這個家就似乎是太太在操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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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太太過於勞累又缺乏支持,孩子就會一躍而入成為支持與協助母親的角色,補償家庭裡失衡的關係結構。

所以,你該怎麼做呢?

盡力成為最好的自己

請讓自己時時保持自覺。我們的確不可能把所有的角色都當好,所以時常傾向當我們最習慣、最有成就感,或是得罪最少人的角色。因此,有可能出現一些弔詭的現象,例如:努力當好「姊姊」,而忽略了「妻子」的角色。

真正讓你恐懼的,就是再度籠罩在小時候那無助的罪惡感中。圖/GIPHY

也因為,我們讓自己困在那個想要玩樂的孩子的罪惡感中,因此不管被使喚,或感覺被勒索,都是因為我們的情緒早在童年就被挾持,讓我們無法放過自己、不允許自己有一絲懈怠。因為真正讓你恐懼的,就是再度籠罩在小時候那無助的罪惡感中。

當你可以看向自己,看向這已經長大的孩子,同時看向弟妹,看見他們都已經成年,你可以不斷提醒自己:他們已經是有能力的成年人,你也不再是需要依靠父母而生的孩子。你不用再汲取父母的認可,來確保自己安全無虞。

有許多人在步入中年後,會開始能夠鬆動身上小大人的角色。大部分原因是,他們終於認知到父母對孩子的需求沒這麼大;或是父母開始能夠彼此相處,因而減少了對孩子的責備與關注力,讓孩子得以獲得「做自己」的空間。

所有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孩子,渴望擁抱也想要任性幾回。圖/Pixabay

所以親愛的,當你看懂這一切,請你抱抱內在小孩。玩樂向來是孩子的語言,孩子不該因為玩樂被處罰,而是需要被好好理解和擁抱。當你的罪惡感又升起時,請你想想內在小孩的無助,抱抱他並且告訴他:

「你已經很棒了,你不用做這麼多,這不是你的責任,放心吧!」

一次次讓自己更安心,也一次次肯定自己的價值,你最後就能脫離「小大人」的角色。

全文摘自《不願放手的父母,過度涉入的你》,2019 年 5 月,遠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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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流出版公司成立於1975年,致力於台灣本土文化的紮根與出版的工作,向以專業的編輯團隊及嚴謹的製作態度著稱,曾獲日本出版之《台灣百科》評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民營出版社」。遠流以「建立沒有圍牆的學校」、滿足廣大讀者「一生的讀書計畫」自期,積極引進西方新知,開發作家資源,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閱讀生活,矢志將遠流經營成一個「理想與勇氣的實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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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知識節紀實:沒有科學背景的法官,怎麼看科學證據?
泛知識節
・2019/03/14 ・3393字 ・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SR值 566 ・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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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蔡亭安 │ 目前就讀於輔大生科系,現任理工代會文書紀錄。從小對生物的奧秘感到驚奇,以科學家為夢想前進,現在離夢想越來越近卻發現路卻越來越艱辛。偶爾賣弄一下文筆,紀錄生活中的奇趣。

 

回歸正題,我們知道「司法」與「科學」是兩種不同的知識與權力體系,當兩者交會時,會碰出什麼樣的火花?多數法官作為一名「科學素人」,會用什麼樣的角度去決定經過假設、實驗與同儕審查的科學資料?究竟,科學資料可不可以作為呈堂證供?

這次,2016 泛知識節邀請到瀛睿律師事務所的易先勇律師,帶著大家一窺司法到底如何「解讀」科學。

易先勇律師與大家分享法官如何看待科學證據

台灣的法庭如何運作?

記得當年轟動全台的非法食品添加物 ── 塑化劑嗎?塑化劑事件爆發後,許多消費者向法院控告這家廠商,他們的求償金額為 78 億台幣,但最後僅判賠 120 萬元,原因是法官認為提告者沒辦法說明「塑化劑吃下肚後,對人體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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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倒恐龍法官,就得先了解什麼是恐龍。」易先勇笑說:「當然,並非所有的法官都是恐龍。」

多數人受到歐美電影、電視劇的影響,常想像在法庭上,律師們會拿著許多證據、資料,直接對著民眾或證人說:「小姐,你為什麼前後陳述矛盾?你是不是在說謊?」法庭內看似充滿了戲劇張力,只不過這些多多少少都有戲劇效果的考量,也不是在台灣的法院系統容易見到的場景。他由下面兩張圖解釋,在台灣法院中,這種充滿張力的演出並不多見,取而代之的是:每個人都緊緊盯著眼前電腦或投影幕的畫面。

 

左為台灣法庭進行方式、右為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圖片取自易先勇律師簡報)

 

「我們主要由律師論述、書記官紀錄。台灣法院好比一台機器,法官就是技術員領班,指揮兩造律師與書記官將陳述輸入機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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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則採「陪審團制度」,地方法院找一群當地居民組成陪審團,陪審團只會根據法庭上聽到的論述、證據或當事人的神色做判斷,並提供「事實」給法官,法官不去評斷這個「事實」,僅尋找適用於這個「事實」的法律。「受此制度影響,美國訴訟著重於辯論交鋒,很著重當下聽到的陳述。反觀台灣,比較重視書狀的提出,法官習慣從筆錄、卷證中的記錄與文字來思考判斷,因此,彼此熱絡鋒的機會相對較少。」

事實跟法律都很重要,而當我們將這兩者交由同一人去審判,這個人就變得很重要了。

因此,「自由心證」便是台灣制度下,賦予專業法官同時決定事實與法律的判斷空間。「這是因為,在專業法官的體制下,我們信賴他們的判斷,把事實與法律都交給他們。但不同的法官,受到自身經歷與主觀經驗的影響,評斷角度多多少少會不一樣,有時甚至會有所衝突。」

易先勇律師強調,像是在車禍中,事發原因和結果通常顯而易見、且事發時間較為短暫;但如「食品安全」、「職業災害」、「環境汙染」等事件並非馬上出現反應,需要長時間的作用,甚至會受到個案不同背景因素的複雜影響,這些例子便涉及到科學以及因果關係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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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剛才說的,科學有檢視因果關係的方式,受過專業訓練的法官也有一套判斷準則,兩者的想法有時不會一致。」易先勇說。

司法 V.S. 科學

他說,在法院的傳統見解中,若要承認 A 與 B 有因果關係,必須是「同一條件下,均有此結果發生」,這便稱為「相當因果關係」。

進一步查看定義,相關因果關係指的是「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之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但是,若 A 導致 C,B 也可以導致 C,這表示不必然要有 A 才會有 C,也許是 B 導致了 C,如此一來,A 和 C 也許就某些情況有所關聯,卻不存在所謂的「相當因果關係」。

那麼,從科學的角度怎麼看?最常見的是透過「統計」檢視,但也僅能知道在某信賴區間的要求下,機率上多半有此結果,不見得符合有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結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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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先勇以職業災害為例。「假設一名客運司機已無休息地連開三天車,這天開車時突然病倒了,他的家人一定會責備貨運公司讓員工過勞,並提告貨運公司造成職業傷害。但是,這件事在法院審查中必須有一定的成因及要求,必須證明是因為『執行雇主的要求』這個前因,才會導致『病倒』這個後果,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業務遂行性』。若能證明災害(病倒)與職務(長期工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具有『業務起因性』。」

對法官而言,相當因果關係不見得能在這種案例中,得到一個最適切的判斷,也因此面對這個傳統見解與科學論證的衝突或調和,法院便產生了幾種不同觀點。

實戰演練:以職業傷害為例

易先勇律師將法官判斷數據的方式歸類為四種:科學權威派、大家找碴派、嚴格因果派、舉證責任派。

從舉個例子來說明這四種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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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中年汽車行男雇員,工作內容包含洗車、整理、車輛移動等工作,並兼任業務代表,上午 7:30 分上班,雖然該店 22:00 即結束營業,但需要進行移置車輛等後續作業,常延至凌晨才回家。

某天他在烈日下洗車時突然倒地,送醫急救發現有腦中風症狀,治療之後由家人送往護理之家照護。雇主認為沒有異常因素、不承擔職災補償,主管機關的委員會鑑定結論也不挺,家屬找上了法院,法官會怎麼辦?

科學權威:尊重主管機關的鑑定結果

原理:依據三權分立與功能最適理論,法院原則上不置喙高度專業性的判斷。

說明:認為司法的本質無從判斷高度專業或屬人性的事件,因此選擇尊重、接受由專業人員鑑定出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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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找碴:我是想信鑑定但是有瑕疵

原理:行政機關保有判斷餘地,但法院仍有審查權限,鑑定結果是出於事實錯誤或不完全的資訊,訪問對象跟就醫記錄都有問題!

說明:對於收集資料的方法以及整理資料的方式存在質疑。

在鑑定結果中包含以下兩點:一、鑑識人員發現,這名男子本身患有高血壓,在烈日下工作本來就有風險,與過度壓力或超時工作無關。二、男子在洗車之前都無異狀,而工作狀況也與他平時工作時沒有異處。

後來開庭時,法官發現,雖然鑑定結果得知男子具有高血壓,但在他的就診紀錄裡完全沒有高血壓的相關病史;而法官向男子同事詢問了其工作狀況,才知道鑑定報告採樣的那位同事,原來才到職三個月,根本對當事人的情形或公司對待員工的方式還不是很熟悉。因此,法官認為這樣的科學資料是錯誤或是不完全的,不能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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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因果:不存在相當因果關係

原理:一個人中風的原因很多,包含年齡、不良的生活習慣等等,不能僅憑工作情形,就認定因果關係(混淆因子)。

說明:雖然這個當事人中風倒下,但也有可能因為他最近較勞累,造成免疫力低下,所以才會昏倒,但要將這全部的責任歸因於雇主,仍有疑慮。在流行病學中,這種與「原因」與「結果」可能有所關聯的其他因子,被稱為「干擾因子」。一個人的生活環境所累積、造成的身體素質,也有可能是導致他疾病的可能性之一。因此回到相當因果關係的判斷,法官可能也會認為並不全然是因為有此條件(過度勞累)均能有此結果(中風倒下)。

舉證責任:降低門檻,因果關係成立

原理:主張權利者,需就權利存在之法定要件,負舉證責任。但是有原則就有例外,若已具備諸多跡證,就該要由他方負責提出反證,並承擔敗訴風險。

說明:首先說明何謂「舉證責任」。舉例而言,今天走在路上不小心被一個人撞到,你必須向法官澄清三件事情:第一,他撞到我。第二,我受傷了。第三,他撞到我所以我受傷了。因此,負舉證責任的原告必須證明其中的相當因果關係才成立;如果舉證不足,那麼就必須承擔敗訴的責任,法院不會支持你的請求。在這種派別的想法,如果男子有較長時間的工作,又有勞累或身體健康不佳的狀態等等條件,原則上法官會認為相當因果關係成立,反倒是雇主(或被告)要去提出反證來駁倒這些跡證的加總,並不足以認為相當因果已經成立。

易先勇用幾句話加強大家對這四種類別的認識:

  1. 科學權威派 → 讓專業的來
  2. 大家來找碴 → 蛋裡挑骨頭
  3. 嚴格因果派 → 傳統不可破
  4. 舉證責任派 → 換人來舉證

最後,他以媒體的報導作結:「新聞常把不同法官的東西放在一起,然後下個標題,去質疑為什麼同樣是台灣法官,卻有不一樣的判決結果?其實這種說法常常忽略法官對不同個案細節的判斷,也忽略台灣法官本來就享有『獨立審判』的權限。未來大家看到批評判決的新聞時,不妨多查點資料,搞不好可以碰觸到許多未曾思考過的觀點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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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知識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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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只交給科學家」,到「科學家太重要了,所以不能只懂科學」,再到「知識太重要了,所以不能讓它關在牆裡」,「泛知識節」為泛科知識召集之年度大型活動,承繼 PanSci 泛科學年會的精神與架構,邀請「科學」「科技」「娛樂」「旅行」四個領域的專家與耕耘者,一同談說、分享、攻錯。 這是一個大型的舞台,我們在此治茶拂席,虛位以待,請你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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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中的科學與偽科學:十個有用小指標幫你辨識偽科學(六)
黃 致豪
・2015/11/23 ・871字 ・閱讀時間約 1 分鐘 ・SR值 493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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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篇

指標8. 「是你要證明我錯,不是我要證明我對」:舉證責任倒置

許多偽科學領域的共通特色是:先講先贏。我先丟一個理論或作法出來,在沒有人證明我有錯之前,我就是可以被接受的科學原則。

但科學不是這樣跑的(Science does not run like that.)。

科學家為甚麼每個都這麼辛苦,生活在無盡的理論實驗與數據之中,幹得要命?正是因為:科學理論建立的基本原則,就在於提出理論者必須透過各式的假說驗證、證據檢視、實驗結果等,來一步步的證立或修正他早先提出的理論。做不到?那就回家吃自己。理論進垃圾桶(念博士班之後特別有這種悲情感受…)。

但偽科學理論的倡議者或接受者往往不這樣想,他們不願意證明自己是對的,卻常要求別人要證明他們是錯的。

截圖自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截圖自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舉例來說吧:在國外因為鬧出諸多性侵冤案,已經漸漸被揚棄的指證娃娃(anatomically detailed doll)(見上圖),在台灣的使用正是方興未艾。

這樣的指證娃娃之所以被使用,乃是基於:疑似性侵被害者的兒少,或許因為年齡問題、智力問題、情緒問題或壓力問題,無法靠自己的陳述來指證被害的歷程之類的思維而生。因此,國內就有司法實務人士與學者支持:透過指證娃娃的利用,來協助兒少在性侵或家暴案件的陳述。

但當科學家或者辯護人依據心理學與邏輯指出:指證娃娃的利用可能不僅不容易透過「協助」取得接近正確的陳述,反而可能因為「誘導」(詢問者的言語加娃娃的利用),以及指證娃娃本身具備的意涵(與性相關的場域),而迫使指證者重新打造出原本不存在的記憶時,支持指證娃娃的人往往會說:小孩都自己指出來摸那裡了,難道會假嗎!那你們要證明使用這個娃娃有問題啊!要證明被告確實無罪啊!之類的說詞。

為什麼不是指證娃娃的支持者要提出理論與實務數據來支持這樣的做法確實有「協助回復記憶」的顯著性呢?我也不知道。

或許是因為,辯護人(就我啦,其他辯護人都很正義)永遠站在邪惡的一方之故吧。

(續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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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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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業律師;司法行為科學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