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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是真的嗎?司法流言終結者──吳重禮的政治實證研究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12/05 ・4221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63 ・九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黃楷元、美術編輯|張語辰

政治實證研究

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人治邁向法治,但司法與政治、金權間的曖昧關係,始終存在許多想像空間,因此許多批評司法的戲謔「俗語」應運而生。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吳重禮研究員,以實證研究方法,對這些說法進行客觀地「驗證」。若民間印象為真,足以針砭改革;若能破除迷思,則能重建司法公信。對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至為重要。

寫信告訴我,今天,法院是什麼顏色

在民眾眼中,法院往往被染上政治色彩。這是錯誤的偏見、抑或是真實情形?就用客觀的實證研究來驗證。
圖說設計│黃楷元、張語辰

在權力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司法,本來應該是一塊超然中立的淨土。然而在臺灣,卻總免不了被民眾用帶著顏色的眼光檢視。不少「俗語」,赤裸裸地調侃著司法的公信力。比方說,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這句經典名言,出自國民黨前秘書長許水德, 1995 年時他為了安撫黨內涉訟人士所說。從此,「辦綠不辦藍」的印象,就一直烙印在許多人的心中。 2000 年以後的幾度政黨輪替,也並沒有把威信還給司法,只不過讓這個句型,被用不同的顏色 / 立場,繼續傳頌著。

其他像是:「有錢判生,沒錢判死」、「當選過關,落選被關」、「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不算(台語版的三審則是換成『豬腳麵線』)」……這些俗語暗示著「權貴」在司法中享有特殊待遇,就算訴訟纏身,最後通常還是能全身而退。

這些俗語,投射出民間對司法的觀感,但到底確實如此、還是錯誤的刻板印象,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吳重禮研究員,就立志扮演政治與司法間的「流言終結者」。要當「流言終結者」可不容易,要驗證各種「印象」是否屬實,需要借重實證研究的方法,找出「證據」。

吳重禮以實證研究方法,探討政治與司法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攝影│張語辰

分析萬筆賄選判決,破除法院顏色迷思

為什麼要研究賄選?此圖顯示,賄選風氣猖獗是臺灣選舉政治的一大弊端。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吳重禮團隊運用司法院法學資料庫於 2000 年之後公開的裁判文,以關鍵字「賄選」、「行賄」、「買票」搜尋裁判文資料庫,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法院的審查究竟會不會受到被告黨籍、社經地位的影響。

實證研究最重要的關卡,除了必須蒐集海量的資料之外,就是要建立可量化的指標、可操作的變項,來進行分析。

像是「社經地位較高的人,在司法案件中較有優勢」這個概念,吳重禮就碰到「社經地位」很難客觀量化的問題。例如,連勝文當過悠遊卡公司董事長,地位是不是就一定比當過台大急診室主任的柯 P 高?很難比較,更別說案件被告的財力、人脈,在判決資料中不一定找得到。

山不轉路轉,吳重禮於 2012 年發表「賄選案件」的實證研究 “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決定用「選舉層級」來代表「社經地位」。

吳重禮認為,「一般情況下,參與的選舉層級越高,越需要有力的背景來支持。就像總統候選人的經濟能力、政商關係,通常就會比參選里長的人高出幾個等級。」當然也有「越級打怪」挑戰高層級選舉的底層人士,但他們通常志在參加,不會投入多餘資源賄選,因此也可以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

找出可以量化統計的變項之後,就可以把所要驗證的「俗語印象」,轉化為研究假設。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圖說重製│黃楷元、張語辰

吳重禮團隊蒐集了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間,各級法院對於賄選、買票案件的所有判決,再比對政大選研中心的選舉結果資料,分析了地方法院一審 7,886 人、高等法院二審 4,696 人、最高法院三審 762 人,共計超過 1 萬 3 千名被告。得到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

這些俗語裡面的印象假設,在實際判決大部分並不成立。

統計分析發現, 2000 年至 2010 年間的賄選案件中,國民黨籍被告被判無罪的機率,明顯比民進黨或無黨籍者來得低,可見法院或許沒有許水德講的那麼「藍」。而「當選過關」效應,雖然在二審的高等法院較為顯著,但在其他層級法院則不然。至於選舉層級、審判層級對結果的影響,在統計差異上亦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與一般存在的刻板印象並不一致。

地方法院審理「賄選案件」,紅框處顯示被告若為「國民黨籍」,被判無罪的可能性低於「民進黨籍」和「其他黨籍」。黃框處則顯示,若被告當選「縣市長、縣市議員」,被判無罪的可能性也較低。皆與俗語假設不符。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地方法院審理「賄選案件」緩刑判決,紅框處顯示「國民黨籍」確實比較容易被判緩刑,但同時「民進黨籍」也是。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吳重禮認為不能斷然解釋因果關係。實際原因從數字看不出來,需要再與檢察官、地方法官、地方記者深入訪談了解。

這個「賄選案件」實證研究,不只破了流言,可能也碎了許多人的眼鏡。遺憾的是,仍有某些「印象俗語」被成功證明,尤其是在「貪汙案件」與「竊占國有地案件」判決。

吳重禮團隊近年續以類似的邏輯,檢視法院對「貪汙案件」的判決。這次的研究結果,則驗證了「資源不平等理論」在司法中的體現。分析結果發現,在訴訟程序中,掌握資源較多的一方,明顯佔有優勢。例如公職職位越高、或有能力聘請越多律師的被告,代表擁有較多社經資源,在數據上可看出越容易被判無罪或緩刑。類似結果,也在「竊占國有地案件」的研究出現。

力求平等的司法系統 vs. 無法平等的真實世界

政治學經常探討「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當社會上的資源有限、但人人想要,就需要權威以強制力分配。從古至今,「土地」就是社會裡的稀有資源。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這句話是莊子說的,意思是說,偷小東西的賊會被處死,但篡奪政權的人卻可以稱王封侯,這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吳重禮說。他發現,佔用國有土地的人分成兩種極端:一種是大企業或權貴階級,例如高爾夫球場、建築開發商、靈骨塔、宗教團體;一種是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例如原住民聚集的三鶯部落、 1949 年遷台老兵棲身的寶藏巖與華光社區。

這兩種竊佔國土的動機完全不同,一方是牟利、另一方則是求生存。但因為兩者掌握的社會資源天差地遠,因此在訴訟結果上也有顯著的差別。

分析地方法院 4,097 件「侵占國有土地」案件裁判文,吳重禮團隊發現若被告身分為「公部門、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較容易被判無罪。若侵占動機為「營利」也較容易被判無罪,可能推論為被告更有關係背景和資源。而如同莊子所言,侵占土地「面積較大」也較容易被判無罪。

根據統計模型分析,公部門/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紅框處)、侵占目的為營利(黃框處)、侵占大面積土地(紫框處),相較於小老百姓和為了棲身的被告,更容易被判無罪。
資料來源│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Resource Disparity in Public-Land Usurpation Litigation in Taiwan.

「在法律的遊戲中,企業權貴是 “repeat player” 的角色,對於司法程序較熟悉、有資本尋求品質較佳的法律服務;但弱勢者卻是個 “one shotter” ,經驗和資源雙雙缺乏。兩者的地位一開始就太不對等,研究結果當然就會驗證『有錢判生、沒錢判死』這樣的假設。」說這段話時,可以從吳重禮的表情、語氣,察覺他對這種不平等的無奈。

從實證研究結果看見,法律對權貴者與弱勢者來說,並不是機會均等的。這是政治學中「資源不平等理論」的體現。
圖說設計│黃楷元、張語辰

問:用量化的實證方法來研究司法判決,會有什麼缺點或局限嗎?

量化方法是宏觀的研究角度,因此的確可能會忽略掉一些微觀細節或個案差異。不過這個部分,我們有透過質化方法,對一些法官、律師、記者進行深度訪談,彌補量化方法在詮釋能力上的不足,希望讓研究結果是可以見樹又見林的。

另一方面,這幾個研究有個比較明顯的局限是,有些政治對於司法的影響力,是發生在「起訴前」的階段,比方說檢察官就直接不起訴或簽結了,但這從裁判文不得而知。因此,我們的研究基於實際的裁判文,聚焦在「法院審理」的角色。

問:研究結果發表後,會不會被從特定政治立場來審視解讀、甚至批判?

實證研究的要求就是「三分證據,不說四分話」,當我據實呈現實證結果,不做過度的衍伸和解讀,那就經得起考驗。我的論文標題中有一句 “charge me if you can” ,其實是雙關語,除了形容司法案件中被告的立場,也同時表示學術上,客觀的資料分析可以公開接受各方檢證和挑戰。

當時研究發表之後,接到很多各方朋友的聯繫,藍的綠的、從院長級人物到大法官都有。但我其實不會在藍綠中選邊站,學術研究是無色的、統計數字是中性的,那麼,就讓數據代替我說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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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司法與政治間的「流言終結者」──吳重禮的實證研究,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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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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