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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是真的嗎?司法流言終結者──吳重禮的政治實證研究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19/12/05 ・4221字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SR值 563 ・九年級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黃楷元、美術編輯|張語辰

政治實證研究

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人治邁向法治,但司法與政治、金權間的曖昧關係,始終存在許多想像空間,因此許多批評司法的戲謔「俗語」應運而生。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吳重禮研究員,以實證研究方法,對這些說法進行客觀地「驗證」。若民間印象為真,足以針砭改革;若能破除迷思,則能重建司法公信。對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至為重要。

寫信告訴我,今天,法院是什麼顏色

在民眾眼中,法院往往被染上政治色彩。這是錯誤的偏見、抑或是真實情形?就用客觀的實證研究來驗證。
圖說設計│黃楷元、張語辰

在權力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司法,本來應該是一塊超然中立的淨土。然而在臺灣,卻總免不了被民眾用帶著顏色的眼光檢視。不少「俗語」,赤裸裸地調侃著司法的公信力。比方說,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這句經典名言,出自國民黨前秘書長許水德, 1995 年時他為了安撫黨內涉訟人士所說。從此,「辦綠不辦藍」的印象,就一直烙印在許多人的心中。 2000 年以後的幾度政黨輪替,也並沒有把威信還給司法,只不過讓這個句型,被用不同的顏色 / 立場,繼續傳頌著。

其他像是:「有錢判生,沒錢判死」、「當選過關,落選被關」、「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不算(台語版的三審則是換成『豬腳麵線』)」……這些俗語暗示著「權貴」在司法中享有特殊待遇,就算訴訟纏身,最後通常還是能全身而退。

這些俗語,投射出民間對司法的觀感,但到底確實如此、還是錯誤的刻板印象,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吳重禮研究員,就立志扮演政治與司法間的「流言終結者」。要當「流言終結者」可不容易,要驗證各種「印象」是否屬實,需要借重實證研究的方法,找出「證據」。

吳重禮以實證研究方法,探討政治與司法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攝影│張語辰

分析萬筆賄選判決,破除法院顏色迷思

為什麼要研究賄選?此圖顯示,賄選風氣猖獗是臺灣選舉政治的一大弊端。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吳重禮團隊運用司法院法學資料庫於 2000 年之後公開的裁判文,以關鍵字「賄選」、「行賄」、「買票」搜尋裁判文資料庫,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法院的審查究竟會不會受到被告黨籍、社經地位的影響。

實證研究最重要的關卡,除了必須蒐集海量的資料之外,就是要建立可量化的指標、可操作的變項,來進行分析。

像是「社經地位較高的人,在司法案件中較有優勢」這個概念,吳重禮就碰到「社經地位」很難客觀量化的問題。例如,連勝文當過悠遊卡公司董事長,地位是不是就一定比當過台大急診室主任的柯 P 高?很難比較,更別說案件被告的財力、人脈,在判決資料中不一定找得到。

山不轉路轉,吳重禮於 2012 年發表「賄選案件」的實證研究 “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決定用「選舉層級」來代表「社經地位」。

吳重禮認為,「一般情況下,參與的選舉層級越高,越需要有力的背景來支持。就像總統候選人的經濟能力、政商關係,通常就會比參選里長的人高出幾個等級。」當然也有「越級打怪」挑戰高層級選舉的底層人士,但他們通常志在參加,不會投入多餘資源賄選,因此也可以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

找出可以量化統計的變項之後,就可以把所要驗證的「俗語印象」,轉化為研究假設。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圖說重製│黃楷元、張語辰

吳重禮團隊蒐集了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間,各級法院對於賄選、買票案件的所有判決,再比對政大選研中心的選舉結果資料,分析了地方法院一審 7,886 人、高等法院二審 4,696 人、最高法院三審 762 人,共計超過 1 萬 3 千名被告。得到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

這些俗語裡面的印象假設,在實際判決大部分並不成立。

統計分析發現, 2000 年至 2010 年間的賄選案件中,國民黨籍被告被判無罪的機率,明顯比民進黨或無黨籍者來得低,可見法院或許沒有許水德講的那麼「藍」。而「當選過關」效應,雖然在二審的高等法院較為顯著,但在其他層級法院則不然。至於選舉層級、審判層級對結果的影響,在統計差異上亦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與一般存在的刻板印象並不一致。

地方法院審理「賄選案件」,紅框處顯示被告若為「國民黨籍」,被判無罪的可能性低於「民進黨籍」和「其他黨籍」。黃框處則顯示,若被告當選「縣市長、縣市議員」,被判無罪的可能性也較低。皆與俗語假設不符。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地方法院審理「賄選案件」緩刑判決,紅框處顯示「國民黨籍」確實比較容易被判緩刑,但同時「民進黨籍」也是。
資料來源│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吳重禮認為不能斷然解釋因果關係。實際原因從數字看不出來,需要再與檢察官、地方法官、地方記者深入訪談了解。

這個「賄選案件」實證研究,不只破了流言,可能也碎了許多人的眼鏡。遺憾的是,仍有某些「印象俗語」被成功證明,尤其是在「貪汙案件」與「竊占國有地案件」判決。

吳重禮團隊近年續以類似的邏輯,檢視法院對「貪汙案件」的判決。這次的研究結果,則驗證了「資源不平等理論」在司法中的體現。分析結果發現,在訴訟程序中,掌握資源較多的一方,明顯佔有優勢。例如公職職位越高、或有能力聘請越多律師的被告,代表擁有較多社經資源,在數據上可看出越容易被判無罪或緩刑。類似結果,也在「竊占國有地案件」的研究出現。

力求平等的司法系統 vs. 無法平等的真實世界

政治學經常探討「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當社會上的資源有限、但人人想要,就需要權威以強制力分配。從古至今,「土地」就是社會裡的稀有資源。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這句話是莊子說的,意思是說,偷小東西的賊會被處死,但篡奪政權的人卻可以稱王封侯,這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吳重禮說。他發現,佔用國有土地的人分成兩種極端:一種是大企業或權貴階級,例如高爾夫球場、建築開發商、靈骨塔、宗教團體;一種是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例如原住民聚集的三鶯部落、 1949 年遷台老兵棲身的寶藏巖與華光社區。

這兩種竊佔國土的動機完全不同,一方是牟利、另一方則是求生存。但因為兩者掌握的社會資源天差地遠,因此在訴訟結果上也有顯著的差別。

分析地方法院 4,097 件「侵占國有土地」案件裁判文,吳重禮團隊發現若被告身分為「公部門、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較容易被判無罪。若侵占動機為「營利」也較容易被判無罪,可能推論為被告更有關係背景和資源。而如同莊子所言,侵占土地「面積較大」也較容易被判無罪。

根據統計模型分析,公部門/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紅框處)、侵占目的為營利(黃框處)、侵占大面積土地(紫框處),相較於小老百姓和為了棲身的被告,更容易被判無罪。
資料來源│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Resource Disparity in Public-Land Usurpation Litigation in Taiwan.

「在法律的遊戲中,企業權貴是 “repeat player” 的角色,對於司法程序較熟悉、有資本尋求品質較佳的法律服務;但弱勢者卻是個 “one shotter” ,經驗和資源雙雙缺乏。兩者的地位一開始就太不對等,研究結果當然就會驗證『有錢判生、沒錢判死』這樣的假設。」說這段話時,可以從吳重禮的表情、語氣,察覺他對這種不平等的無奈。

從實證研究結果看見,法律對權貴者與弱勢者來說,並不是機會均等的。這是政治學中「資源不平等理論」的體現。
圖說設計│黃楷元、張語辰

問:用量化的實證方法來研究司法判決,會有什麼缺點或局限嗎?

量化方法是宏觀的研究角度,因此的確可能會忽略掉一些微觀細節或個案差異。不過這個部分,我們有透過質化方法,對一些法官、律師、記者進行深度訪談,彌補量化方法在詮釋能力上的不足,希望讓研究結果是可以見樹又見林的。

另一方面,這幾個研究有個比較明顯的局限是,有些政治對於司法的影響力,是發生在「起訴前」的階段,比方說檢察官就直接不起訴或簽結了,但這從裁判文不得而知。因此,我們的研究基於實際的裁判文,聚焦在「法院審理」的角色。

問:研究結果發表後,會不會被從特定政治立場來審視解讀、甚至批判?

實證研究的要求就是「三分證據,不說四分話」,當我據實呈現實證結果,不做過度的衍伸和解讀,那就經得起考驗。我的論文標題中有一句 “charge me if you can” ,其實是雙關語,除了形容司法案件中被告的立場,也同時表示學術上,客觀的資料分析可以公開接受各方檢證和挑戰。

當時研究發表之後,接到很多各方朋友的聯繫,藍的綠的、從院長級人物到大法官都有。但我其實不會在藍綠中選邊站,學術研究是無色的、統計數字是中性的,那麼,就讓數據代替我說話吧!

延伸閱讀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司法與政治間的「流言終結者」──吳重禮的實證研究,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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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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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也能談戀愛?——《非常律師禹英禑》愛情歷程分析
雞湯來了
・2022/08/18 ・3258字 ・閱讀時間約 6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本文轉載自:雞湯來了

  • 文/雞湯來了 蕭子喬
  • 校稿/雞湯來了 陳世芃
  • 製圖/雞湯來了實習生 翁欣容
  • 編輯/雞湯來了 蕭子喬
《非常律師禹英禑》預告片。影/YouTube

「對身心障礙人士來說,光有喜歡的心意,好像是不夠的,只要正常人主張不是,那就不會被視為愛情了。」

——《非常律師禹英禑》禹英禑

韓劇《非常律師禹英禑》掀起一波探討「自閉症」的話題,劇中女主角禹英禑戀情到底走向如何,成為人們敲碗大結局,最心癢難耐之處。究竟,自閉症者日常社交都有些困難了,有可能好好談戀愛嗎?

其實,正如劇中所演出的,自閉症者仍有可能談戀愛,但也許會遇到許多特別的挑戰。

西元 2006 年研究追蹤 58 位自閉症成年人,發現只有 19% 有戀愛關係;另一項 2008 年的研究追蹤 70 位自閉症成年人,發現只有 4% 有「長期戀愛關係」。由此可知,對於自閉症者而言「戀愛關係」獨具的挑戰或特性值得留意。

影/YouTube

自閉症戀愛特別之難處?自閉症對「戀愛」的 2 大影響

「大家通常都活在由自己和別人構成的世界裡,但自閉症者更習慣活在只有自己構成的世界。」

——《非常律師禹英禑》禹英禑
自閉症對戀愛的 2 大影響:情感覺察軟弱、社交技巧固著。圖/雞湯來了

如劇中女主角禹英禑提到,對於自閉症(正式名稱:自閉症類群障礙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ASD)者而言,生活中是由自己所構成的世界,人際關係中複雜、隱微的情感變化,及人際社交中的應對方式,都較難覺察或隨時調整。如此一來,戀愛萌芽時,如何發現自己和他人的情感變化,甚至是近一步表露愛意、追求對方,都相較困難。簡單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兩大影響:

影/YouTube

影響 1|情感覺察能力較弱

影集中,禹英禑要到律所上班之前,特別複習了爸爸的拍立得表情包,作為踏出家門,迎接上班人際社交的第一步!此外,無論是和爸爸或心儀對象「牽手」更是不容易,有著「最長只能牽 57 秒」的紀錄。

以上現象反映出研究提到的:自閉症者最主要的障礙就是「人際社交」方面的社交障礙,偏好獨處、忽略周遭及缺乏社交自覺。「讀空氣」這類抽象幽微的情感狀態更是相當難覺察或分辨,幾乎無法推測他人「不直接明確表達」出來的內心戲,不易推測他人信念或意圖,也難以解讀非語言線索。眼神接觸、表情與情緒、肢體接觸等都相對困難,也因而較難發展或維持愛情關係。

社交障礙是自閉症最主要的症狀之一。圖/雞湯來了

影響 2|追求與社交技巧固著

劇中禹英禑面對好感對象,時而突然直球逼問,時而突然跑走;甚至在公司門口等對方下班,給對方一串嘗試約會的待辦清單等,看似突兀,或令人傻眼、發笑的行為,都是自閉症者因為人際社交障礙,而出現的狀況。
研究發現,自閉症者常因較難有流暢、彈性的人際社會技巧,面對好感對象,常出現令人感到「突兀」的追求方式,或對於約會、彼此情感狀態,過於自信或過於焦慮。

真實訪談歸納:自閉症戀愛經驗模式

「就算別人說不是,只要我說是愛情,那就是愛情。」

——《非常律師禹英禑》李濬浩
自閉症者戀愛機會是低了些,但仍非不可能!圖/雞湯來了

即使自閉症者歷經較多人際社交上的障礙與挑戰,但只要他們願意努力克服困難,並遇上能夠理解或耐心等待的另一半,仍有機會能談戀愛。如文章一開始國外研究發現,或許自閉症者戀愛機會是低了些,但仍非不可能

國內有研究深度訪談 2 位有過 3 段以上追愛事蹟的自閉症者(15~20 歲一男一女,皆認同自身性向、智力正常、口述表達無障礙、具備情節記憶優勢),發現對於他們而言:愛情的確有其特別困難之處,他們都曾陷入其中(參考上圖),但歷經克服困難,並進一步因為愛情關係讓他們在其中得以緩解 ASD 徵狀。

他們的真實經驗也顯現出劇中禹英禑的特性,腦袋規矩、按部就班,不做多餘浪漫想像,明確直接確認對方心意;當遇到感情難關,他們尊重對方權利,斷捨離乾脆,理性看待優劣情勢,相較他人不受情緒困擾。

影/YouTube

自閉症也有戀愛的權利!3 個祝福禹英禑的做法

身邊有自閉症者的你|看見身邊的禹英禑

  • 理解行為背後原因

自閉症者因為人際社交技巧較弱,難以使用或判別欲拒還迎、揣摩心意的方式互動,容易造成誤判;另一方面,也因行為固著,較難彈性合宜地追求,若出現略顯突兀的追求行為,可以多加理解對方背後的用意或主動詢問原因。

  • 拿掉戲劇美化濾鏡

另一方面,戲劇畢竟不是真實人生,《非常律師禹英禑》在劇中呈現出許多自閉症者的特性,但也有許多因為戲中女主角人設(可愛面孔、潔淨穿著、無害可親的樣子),容易讓我們不自覺為自閉症者真實的多元樣貌、真實而深層的困難套上一層美好浪漫的濾鏡。

延伸閱讀:擊碎偶像劇濾鏡-透視偶像劇中愛情的四大迷思

  • 理解自閉症者的多樣性

更進一步,如劇中提到的「自閉症者也不是都一模一樣」,或許是因戲劇所需張力,女主角所呈現出自閉症狀態與常見真實狀況有所落差。女主角所呈現出的自閉症「行為動作」(如需戴耳機、進門特殊儀式、海苔飯捲用餐固著等),與其在法庭、律所工作上所能展現的人際社交能力(能侃侃而談、流暢詰問等),在自閉症頻譜的程度上有所落差。

我有自閉症傾向|試試禹英禑的坦然

若閱讀此篇文章的你,正好就是自閉症者,或許可以多加留意自己位於自閉症頻譜的哪個位置,在人際互動上,嘗試劇中禹英禑主動讓同事、法庭上他人理解的做法,主動說出自己會有看似不同的哪些行徑,期待大家如何理解或與自己應對,都有機會幫助人際關係相處得更好。

我是家長或教育工作者|看見禹英禑「不一樣」行為,背後「一樣」的愛

雖然自閉症者情感覺察較弱,也常有社交互動技巧固著的現象;但他們有追愛的需求,有自己判斷愛情的能力,也是必須重視的。值得多重視自閉症者的愛情體驗權益,拿掉刻板鏡框,也收起急欲保護的心態,試著多觀察、多從旁協助支持,或近一步研發開設提供符合自閉症者需求的情感教育內容。

圖/雞湯來了

補充影片:

高功能自閉症就是天才嗎?解析《非常律師禹英禑》正確認識自閉症!feat. 黃致豪律師(上)影/YouTube
《非常律師禹英禑》過度美化自閉症?司法心理學律師解析法庭「現實面」!feat. 黃致豪律師(下)。影/YouTube

參考資料

田統成、于曉平(2021)。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男孩─ 兩位自閉症譜系青少年的追愛歷程之敘事探究。特殊教育研究學刊,46(1),59-84。

雞湯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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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墮胎除罪:21 世紀的澳大利亞 新南威爾斯州
胡中行_96
・2022/06/30 ・5942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國小高年級科普文,素養閱讀就從今天就開始!!

引言: 2022 年 6 月 24 日,美國最高法院推翻 1973 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將規範墮胎的權力釋回各州政府。[1] 遠在南半球的澳洲,也曾因為缺乏聯邦裁決,而導致各州女權差異有世紀之別。本文從幾個案例故事,貫串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墮胎史,淺談醫療服務與法律保障,對意外懷孕婦女的身心影響。

  

1950 – 1965 年的澳洲保險套。圖/Powerhouse Museum
1965–1970 年的澳洲保險套包裝。圖/Powerhouse Museum

  

她當年 15 歲,第一次交男朋友。每當他們享受性愛的時候,她的男朋友都會戴保險套。[2]

除了那一次。[2]

沿用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刑法,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墮胎在澳大利亞各州都是違法的。1970 年代維多利亞州的鄉間,藥局和超商並不販售驗孕棒。發現月經沒來的珍妮絲(Janice,化名),唯一的選擇是去婦產科檢查。然而,一旦讓醫師得知她懷孕,依法她就得被迫生下孩子。她聽過其他女孩的故事,自己絕不想落得那般下場。[2] 當時,維多利亞與新南威爾斯二個州,才剛分別在 1969 和 1972 年由法官認定醫師得以在「特殊情形」下協助孕婦墮胎。前者允許以孕婦的身心狀況不佳為前提,後者則加上經濟因素的考量。[3] 這些判例從此為墮胎開啟了一扇人道後門,但模糊的定義仍使其見不得光,醫病權益也都缺乏確切的保障。[4]

未婚懷孕在 1970 年代,無疑是天大的醜聞。珍妮絲從事護理工作的母親帶著她,避開信奉天主教的男性家庭醫師,用假名隱匿身份,去隔壁小鎮的診所確認懷孕的事實。該小鎮醫師提供了她們一名雪梨密醫的資訊。接著,她的母親提出三個遠離維多利亞州,以維護名譽的解決方案:[2]

  1. 飛到倫敦墮胎。
  2. 住在雪梨的中途之家直到分娩。
  3. 找雪梨的密醫墮胎。

  

1967年英國《墮胎法令》。圖/Wikipedia

  

英國於 1967 年通過的《墮胎法令》(The Abortion Act),規範墮胎手術的場所和從業人員,自此英國的合法墮胎率急速攀升。[5] 相較於澳洲缺乏管理的非法診所,去倫敦無疑是對珍妮絲來說較為安全的選擇,也是她母親第一個想到的方法。然而,出國的計劃過度昂貴,因此珍妮絲的母親轉而尋求跨州的醫療資源。[2]

新南威爾斯州的首府雪梨,當時有一家天主教教會創辦的中途之家,專門收容年輕的未婚孕婦,以避免她們令家族蒙羞。女孩們在那裏從懷孕住到分娩,然後她們的嬰兒就會被強制送養。醫師每個月都會到中途之家,執行身體檢查。「我曉得他們在幹什麼勾當」,珍妮絲聽那裏回來的女孩說醫師會藉機性侵孕婦,但誰也沒有證據。當然在那裏工作的修女不會相信她們的抱怨,因為這是未婚懷孕的「壞女孩」,在批評願意奉獻自己時間行善的「好醫師」。[2]

眼見前二個方案都不可行,珍妮絲的母親祭出最後手段:約莫在確定懷孕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她帶著女兒飛去雪梨找密醫。這一舉不僅違法,還賭上了她和那名維多利亞州小鎮醫師的職業生涯,因此她告誡珍妮絲:「萬萬不得告訴任何人。」抵達雪梨後,她們先暫住在珍妮絲母親的友人家中,然後就去拜訪密醫。[2]

  

1975 年維多利亞州首府墨爾本的女權運動,標語的關鍵字包括:同性戀、性別歧視、女人和子宮。圖/Macquarie University

  

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時年 24 歲,住在新南威爾斯州的席夢(Simone,化名)懷孕了,但不想要小孩。她上網查詢婦產科資訊。[6] 儘管自 1970 年代起,新南威爾斯州就出現願意為孕婦墮胎的醫師,席夢卻驚訝地發現墮胎的行為,在該州依然違法。[6, 7] 根據 1900 年立定的刑法,以藥物或器材墮胎的孕婦與協助她的人,會被處以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供應藥物和器材的知情者則為 5 年。[8] 她腦中浮現美國影集裡反墮胎的抗議人潮,想像自己要突破重圍才能進婦產科診所,心裡萬分焦慮。[6]

當時的社會氛圍和席夢在尋找的墮胎診所,實際上究竟長得什麼模樣?筆者在 2010 年代中期,曾於雪梨擔任派遣護理師,到各醫療院所遞補臨時的人力空缺。有天接到印度裔的主管來電,詢問筆者是否能去一家「私人診所」接早班。主管照常規提供時間和地點等資訊,說明薪水優渥,但又神祕兮兮地不願詳述工作內容,只說會基本護理技巧即可。(現在想起來,主管的作法應該算是教唆犯罪…)

  

雪梨「私人診所」導覽短片。來源:The Private Clinic on YouTube

  

猶記得那天大清早,在雪梨市中心的住商混合區,手機導航明確地指向一間沒有招牌的建物。門口站了個面色凝重的老婆婆,身上吊著夾板廣告牌(sandwich board)。由於擔心遲到,筆者沒多留意夾板上的抗議標語,就直接進了大門,所幸沒遭到言語或肢體攻擊。這間真的就叫做「私人診所」(the Private Clinic)的醫療單位,裡頭窗明几淨,和一般外科診所沒兩樣:有掛號批價櫃檯、等候區、開刀房和術後恢復區等空間。[9] 一名正職員工問:「會用超音波機器吧?」筆者正想回答自己操作過「膀胱超音波」(bladder scan,腹部超音波的一種),才發現對方指的是「陰道超音波」(transvaginal scan,又稱endovaginal scan),旁邊還擺了些手術用具。

原來是墮胎診所啊!

左排的側視圖中,可見二種針對骨盆的超音波:從體外進行的腹部超音波(transabdominal scan),觸及範圍涵蓋(褐色的)膀胱和(粉紅色的)子宮等器官;而陰道超音波則以探棒直接插入體內,迫近子宮。右排是從這二個不同視角,所拍攝到的超音波影像。[10] (有些檢查要求喝水灌滿膀胱,有的則必須事先排尿,所以圖中的二個膀胱大小不同。不過,這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

圖/參考資料 10

同樣都是違法,在 1970 年代的墮胎診所外,就不會有反墮胎的抗議老婆婆,因為從外觀上完全看不出那是對外開放的執業單位。珍妮絲與母親走進一棟普通的透天厝,醫療人員向她們詢問背景資訊,然後珍妮絲就被單獨帶進後面的房間。裡頭有手術檯、醫療器材以及高架照明,儼然是間開刀房。儘管與墮胎手術的需求無關,珍妮絲被命令把衣服全部脫光。一名護理人員對她說:「這就是蕩婦應得的教訓。」珍妮絲感到羞愧萬分。[2]

相較之下,二十一世紀的墮胎服務中,帶給孕婦極大恐懼的程序,竟是術前諮詢。在與診所醫護對話的過程中,沒有人向席夢提及墮胎在新南威爾斯州的法律問題,但她隱約知道對方正從她的口中尋找特定答案。席夢認為醫護對她極度不信任。她非常擔心自己若是說錯了話,就無法墮胎。然而,醫護人員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必須極力撇清法律責任。[6] 2006 年的時候,有位醫師就是因為無法證明自己曾親自產檢,並詢問某孕婦想墮胎的目的,而被最高法院判刑。[11]

同時期住在當地的法蘭姬(Frankie,化名),也有與席夢類似的經歷。她在 27 歲的時候,告訴墮胎診所的員工:「我太年輕,還沒準備好要養小孩。」這個理由不被接受,於是她換別的說法:「我太年輕,尚無穩定工作。」對方馬上認定她處於「經濟弱勢」,因此得以合法墮胎。[6] 如此的現象在該州並非罕見:設有官方網站的墮胎診所公開營業,以州政府公告的懷孕 20 週為上限,常態性地遊走於灰色地帶,這使它們在法律上的定位更加令人費解。[7] 直至 2019 年,七成六的當地人不曉得墮胎違法,而七成三的人覺得應該除罪化。[12]

當術前諮詢與所有前置作業都完成,墮胎手術便正式開始:1970 年代簡陋的開刀房裡,全裸的珍妮絲躺在手術檯上。護理人員帶著輕蔑的笑容按住她的上半身,男性密醫將某個東西塞入她的下體。不像中途之家的醫師那樣強暴未婚孕婦,她意識到…密醫正用工具侵犯她!同時,護理人員不斷地喚珍妮絲為「蕩婦」。[2]

原來這才是所謂「蕩婦應得的教訓」。她現在只想要找母親。[2]

珍妮絲開始哭泣:「我不會再犯了!我這輩子再也不從事性行為了!請停止…」突然,密醫向她扎了一針,珍妮絲昏了過去。再度醒來的時候,她仍全裸躺在手術檯上,全身痛楚,頭腦暈眩。密醫沒有給她任何藥物,連一點止痛劑也沒有。護理人員叫她穿上衣服,出去找母親。[2]

珍妮絲只覺得想死。[2]

幾十年後,在 2010 年代中期的雪梨所進行的墮胎手術,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開刀房裡,會有外科醫師、麻醉醫師以及護理師。孕婦躺上手術檯後,接下來的程序幾乎都是在麻醉下進行。筆者記得當時合作的醫師們動作十分熟稔,偶爾會在孕婦昏迷時,閒話家常。他們一個早上開好幾台刀,多數人都是來墮胎的,聽說其中有幾名常客。不過,也有一、二個只是來安裝體內避孕器。有些女孩神情憂傷,有的則是在麻醉退去後,猛然坐起大罵髒話,大概是在發洩心中的悲憤。

根據「私人診所」官網的術後注意事項,開完刀當天麻藥尚未全退,所以絕對不能開車和簽署法律文件。醫師會開抗生素 azithromycin 藥丸(如圖)預防感染,視情況也可能外加止痛藥。術後二週內,不得性交、泡澡、游泳、灌洗陰道和使用棉條。若之後陰道輕微出血或腹部痙攣,建議至藥局購買 ibuprofenmefenamic acidnaproxen 等口服藥物。對這種疼痛來說, paracetamol 與 codeine 的效果較差。如果有腹部劇痛、大量流血(一天用超過五片衛生棉)或是發燒等症狀,最好致電診所諮詢。[9]

圖/Health Direct

珍妮絲隨母親從新南威爾斯返回維多利亞州之後,身體逐漸恢復,但心底卻有難以抹滅的創傷。她與男友分手,繼續完成學業,一直到上大學後才再次與別人發生性關係。爾後她在維多利亞州的首府墨爾本看心理師和精神科醫師,被診斷出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關於密醫的侵犯行為,「我從沒告訴任何人,連母親都不知道。」珍妮絲事後回憶,因為一切都是違法的,所以也無從追溯起。[2]

  

21世紀新南威爾斯州首府雪梨,支持墮胎除罪化的抗爭。圖/RACGP

  

2019 年,做為全國最後一個墮胎違法的州,新南威爾斯州議會如火如荼的修法辯論,攻佔了聯邦新聞版面。[13] 許多曾經墮胎的婦女紛紛站出公開自己的罪行,挑戰公權力,響應「逮捕我們」(#ArrestUs)抗議運動。[14] 同時,數以千計的反墮胎人士,在州議會外抗議。[15][註1] 時隔將近半世紀,珍妮絲早已撇開過去,擁有新的人生:她在墨爾本從事照顧問題青年的工作直到退休,身旁還有愛她的丈夫與兒孫。珍妮絲其實無須沾染隔壁州的紛擾,但是「我想為那些無法幫自己發聲的女孩們站出來」。受到「逮捕我們」運動的啟發,她接受澳洲女性新聞網站的訪問,講出自己墮胎的遭遇。[2] 同年,澳洲各大媒體大肆報導這類故事,不僅綠黨女性議員公開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連保守派自由黨的女性州長都不顧黨內分歧,力挺墮胎除罪化。[16, 17]

新南威爾斯州在 2019 年 9 月 25 日通過了《墮胎改革法案》(Abortion Law Reform Act)。[18, 19] 新法將墮胎的週數上限從懷孕 20 週提高至 22 週,超過 22 週的孕婦若想合法墮胎,則須二名醫師同意。[20] 119 年來受刑法限制,而不得行使的女權,終於獲得保障。[18][註 2]

  

備註

  1. 以往反墮胎人士也會聚集在墮胎診所外面抗議,但自從 2018 年 6 月新南威爾斯州議會通過《公共衛生修正案:生殖健康診所的安全通道》(Public Health Amendment: Safe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Clinics),他們就不得在診所方圓 150 公尺內活動。[21, 22]
  2.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的新法通過後,雖然墮胎已經除罪化,但還是有許多門檻造成孕婦無法使用合法的墮胎服務。根據地方性媒體報導, 2020 至 2021 年在州立醫院生產的總花費約為澳幣 4,652 元,澳洲的全民健康保險(Medicare)會全額給付。若是去私人診所墮胎,費用則依懷孕週數和生理情況而定,從澳幣 400 元到 1,500 元不等,必須自費。一旦有孕婦因為負擔不起而放棄墮胎,又得籌措每週澳幣 170 元,或 18 年總共 15 萬 9 千元的鉅額來扶養小孩。[23]這無疑使有經濟困難的孕婦,陷入兩難的處境。

  

參考資料

  1. 美最高法院推翻歷史性裁決 終結墮胎權憲法保障(中央社,2022)
  2. Janice had an illegal abortion at 15. To ‘teach her a lesson’, the doctor added a ‘punishment’. (Mamamia, 2019)
  3. Still keeping women out: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n abortion law (The Conversation, 2013)
  4. Abortion in Australia – What Does the Law Say? (Sydney Criminal Lawyers, 2013)
  5. Sheldon S, Davis G, O’Neill J, and Parker C. (2019) ‘The Abortion Act (1967): a biography’. Legal Studies, 39, pp. 18–35
  6. LaRoche KJ, Wynn LL, and Foster AM. ‘We have to make sure you meet certain criteria: exploring patient experiences of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bortion in Australia’. Public Heal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31 (3).
  7. Abortion has been decriminalised in NSW, and here’s what will actually change (SBS News, 2019)
  8. Legalise Abortion Now! (Sydney Criminal Lawyers, 2016)
  9. The Private Clinic (2022)
  10. Gynecologic Concepts (Radiology Key, 2016)
  11. Abortion in Australia – What Does the Law Say? (Sydney Criminal Lawyers, 2015)
  12. Barratt AL, McGeechan K, Black KI, Hamblin J, and de Costa C. (2019) ‘Knowledge of current abortion law and views on abortion law reform: a community survey of NSW residents’.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43 (1): pp. 88-93.
  13. Abortion in Australia, explained: from the law in each state, to how much it costs. (Mamamia, 2019)
  14. Arrest Us on Facebook (2019)
  15. Anti-abortion groups rally after decriminalisation bill delayed until September (The Guardian, 2019)
  16. Exclusive: Australian MP shares her abortion story as historic bill is debated in NSW Parliament (SBS News, 2019)
  17. NSW abortion bill passes first hurdle in late-night sitting (The Guardian, 2019)
  18. Abortion decriminalised in NSW after marathon debate (The Guardian, 2019)
  19. Abortion Law Reform Act 2019 No 11 (NSW Legislation, 2019)
  20. NSW abortion law: doctors say last-minute changes ‘unnecessary’ but manageable (The Guardian, 2019)
  21. Public Health Amendment (Safe Access to Reproductive Health Clinics) Bill 2018 (Sharpe) (Parliament of New South Wales, 2018)
  22. Abortion clinic ‘safe access’ zones set to shake up a quiet Albury street as NSW bill passes (ABC News, 2018)
  23. Abortion ‘practically out of reach’ for many South Coast women (Illawarra Mercu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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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行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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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澳洲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以及臺、澳劇場工作者。 西澳大學護理碩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士(主修編劇)。邀稿請洽臉書「荒誕遊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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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Deepfake濫用,台灣修正刑法夠用嗎?
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2022/01/30 ・5302字 ・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 作者/賴宜欣,台北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學士,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特別研究生,現為執業律師。

編按:在出現Deepfake之後,網路世界進入了「眼見不為憑」的年代。本次泛科學和法律白話文合作策畫「Deepfake 專題」,從Deepfake 技術與辨偽技術、到法律如何因應。科技在走,社會和法律該如何跟上、甚至超前部署呢?一起來全方位解析 Deepfake 吧!

看完國外針對深度造假技術的相關規範,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台灣。現行台灣法規,對於使用深度造假的數位性犯罪,其實規範相當不足,常見質疑包括有人提出「罪刑是否相當」或有謂「對於未經同意拍攝散布、或是未真實發生的性影像,並沒有特別規範」等。

而在諸多立委、婦女團體及法界人士的促請下,連蔡英文總統也都跳出來發文,呼籲民眾關注此類事件,並宣示政府會重新盤點法規,研擬推動修法。法務部也稱將朝「加重刑法相關刑責」的方向辦理。

蔡英文總統發文呼籲大眾關注 deepfake。圖/蔡英文 Tsai Ing-wen

不過不少聲音認為,雖然修正《刑法》相關規定是較為簡便,但《刑法》目的只在「究責」,如果真要防制數位性暴力,應該要從前端宣導預防著手,並於事後保護被害人的身心發展。舉例來說,如若進入刑事訴訟,被害人可能會因公開審理的緣故,形成二度受創。種種因素都指出,相關管制應較適合朝制定「專法」的方向發展。

先來看看刑法修正草案的內容

2021 年 11 月 17 日,法務部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將保護的範圍主要分成三種:

第一,針對「真實的性私密影音」,加重處罰「竊錄性影音」的行為,明文處罰竊錄性影音以及進一步散布、傳送或供他人觀覽的行為,最重可處五年有期徒刑。且不但未經同意竊錄會構成犯罪,即使在經同意後所收錄的性私密影音,也不能在未經同意下散布播送。

第二是針對「不實的性影音」,不論是製作合成、散布、播送、交付或以他法供人觀覽,這些都是犯罪行為,最重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還意圖營利,更會加重處罰到 7 年。

第三則是針對「不實活動、言論、談話的影音或其電磁紀錄」,若是意圖散布而製作前述內容,或散布、播送、交付或以他法供人觀覽相關內容,則會受到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處罰,如果意圖營利,更會加重到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散步私密與不實影音,都屬於犯罪行為。圖/envato elements

參考國外規範,台灣或有可借鏡之處

透過上述的《刑法》修正草案,台灣對於「性私密影音」的管制,終於有了較為清楚的規範。不過,這樣的修法是否足以遏止數位性犯罪了呢?跟國外規範比一比,筆者此處整理幾點,或可供後續立法借鏡的地方。

一、性犯罪配套對策與保安處分的多元性

韓國相關立法有相當多元的「保安處分」,其中針對性犯罪,設有「性暴力治療計畫、人身情報公開、兒少及身障等福利機構之就業禁止、電子腳鐐」等配套。

舉例來說,2021 年 11 月,N 號房中主要犯罪者們,陸續被判以 15 年到 42 年不等的刑期,而法院在刑期外,更另外作成了多種「保安處分」,除了要求主要營運者及初始創房者「公開身分情報 10 年」,並「限制其在兒少機關及身心障礙人士福祉設施就職」外,也須「配戴定位追蹤的電子裝置 30 年」(註)。

N 號房中主要犯罪者們,除了刑期外,還有各種「保安處分」。圖/envato elements

回來看看台灣,因為台灣沒有制定專法,性犯罪在判刑之餘,相關配套措施是依《刑法》第 91 條之 1 規定,以及《性侵害防罪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其中最廣為所知的是對性犯罪行為人進行「強制治療」。

但問題來了,大法官在司法院釋字 799 號解釋中,認為「現行強制治療制度長年運作結果,有趨近於刑罰之可能。」也就是說,長期接受強制治療者,如果仍未達到或無法達到,顯著降低再犯危險的治療目標,就會被一而再強迫接受治療,等同讓受治療者變相被無限期剝奪人身自由,猶如終身監禁,而有牴觸憲法之疑慮。

大法官曾針對強制治療進行釋憲。圖/關鍵評論網

因此,衛福部因此研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正草案,在第 37 條增訂:「經鑑定、評估,認有繼續執行之必要或認無法達到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治療目標者,法院得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聲請延長強制治療或命接受科技設備監控;其延長或監控期間,每次以三年為限。」 

簡單來說,對於接受強制治療的加害人,是採以 3 年為限度施以監控。雖然這是在權衡「病人的治療」跟「犯人的人權」兩難下的決定,但也讓民間非常擔心是否有縱放社會,提升再犯風險的問題,並呼籲政府應予強化社會安全機制。

有鑑於此,韓國法在處理性犯罪時配套措施的多元,以及從 N 號房判決中看到,賦予法官對保安處分期間訂定的權限,也比台灣寬鬆許多,在這些做法或許是台灣可參考之處。

二、修法似漏未規範處罰未遂犯?

本次台灣的刑法修正,似乎並未囊括未遂犯的處罰。在韓國的《性暴力犯罪法》中,對於數位性暴力的犯罪行為,都設有處罰未遂犯的規定。由於未遂犯的處罰,必須有明文規定才能辦理,這應該是個法規漏洞,希望未來能立法加以補足。

三、考量組織犯罪可能性,制定加重條款防範

在數位性犯罪的問題中,也必須要注意組織犯罪的態樣。從韓國 N 號房事件可以清楚發現,當數位性暴力以組織犯罪形式開始擴大時,受害程度會急遽上升,受害人也更加難以抵抗。

韓國法院就認為,N 號房的主要犯罪者們,創設色情房並加以營運分工,是構成組織犯罪 。台灣其實也有前車之鑑,在詐騙集團盛行時,為了應對這種犯罪行為組織化的情況,修訂了詐欺罪的規定──若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罪時,會受到比單純詐欺罪更重的處罰。

既然數位性犯罪,非常有可能發展成組織化的犯罪,筆者認為在立法上可以考量像詐欺罪一樣,制定集團犯罪的加重條款來加以防範。

數位性犯罪有可能是組織犯罪。圖/envato elements

四、應考量將「持有與購買者」納入規範

由於台灣這次修法並沒有將「持有與購買者」入罪,但因為有「散布、營利」之人,就一定會有「購買、持有」之人,對於這種只處罰一方的疑慮,韓國法界已出現促請立法規範的聲音 ,台灣是不是也應該考慮一起處罰「持有與購買者」呢?

對此,有論者擔心,若貿然將持有購買性影像的行為定罪,會因為付費會員過多造成打擊過廣的問題;甚至多數行為人可能只是抱持「性好奇」,甚至是心理尚未成熟、未能認知犯罪的未成年人──這樣貿然處罰可能會與兒少保護有所衝突,因此需要考量比例原則 。

然而,正所謂「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無人做」,若僅單向處罰產出性影像的一方,而對為數眾多的持有與購買者完全不規範,行為人在評估營利利潤大於刑責風險下,仍會前仆後繼的進行數位性犯罪行為。

這麼一來,將無法根本性地遏止數位性犯罪。被害人必須經歷的心理創傷,甚至對名譽、事業的影響,都是對於被害人無法抹滅的痛苦 。

因此,筆者仍傾向贊成韓國律師界的意見「不能再讓當事人的犯罪受到好奇心的保障,任何一次的收看、分享、儲存或散布都是犯罪」,應該將持有與購買列入處罰。但同時也應該在教育及基層機關上,積極推動「犯罪預防」、「青少年事前性教育宣傳」、「成立兒少性犯罪調查專責部門」等,處罰與教育兩者並行不悖。

持有與購買私密影片應考慮列入處罰。圖/envato elements

五、對「強暴脅迫」的數位性暴力,漏未規範?

韓國《性暴力犯罪法》在 2021 年 1 月 24 開始,將「涉及性私密影像的強暴脅迫」列入犯罪 ,也就是明確規定用性私密影像來強暴脅迫被害人的行為,是一種犯罪。而參考 N 號房事件,脅迫的對象應不只限於被害人本人,如以被害人的性私密影像來脅迫他人,也是犯罪 。

就像報導指出,前述事件的被害人,就受到行為人脅迫「將公開人身情報並對親友不利」,讓其直接自行製作性剝削影片。甚至對青少年們進行強姦、類似性行為後,將影像攝影傳送,以要散布子女的裸照,脅迫被害青少年的父母。

性私密影像的產生,並不一定是由犯罪行為人製作,也很有可能是脅迫被害人自己製作。這常見於雙方過往曾有親密關係,也因此取得相關性私密素材,事後卻將此私密內容作為脅迫工具。

台灣的《刑法》修正草案,目前並沒有就「涉及性私密影像的強暴脅迫」有所規範。對比近來立委高嘉瑜受到家暴及被威脅外流性私密影像的事件,這也彰顯了法規缺陷的問題,應該即時檢討。           

圖/envato elements

六、考量搭配事前規範的可行性

台灣及韓國,目前都較著重在處罰「利用當下(製作、編輯、合成加工)」及「利用後(散布、營利)」的行為,並未有針對事前的規範。

或許可以考量搭配日本和歐盟的模式,在利用深度造假等技術前就予以分類,賦予行為人相對應的事前注意義務(如:告知影像是以深度造假技術製作的通知義務、加註警語等),以減少後續不當使用的產生。並可透過專家會議及政府部門定時檢討等方式,達成與時俱進的 AI 利用規範。

又或像是美國的《深度造假問責法》(DEEP FAKES Accountability Act)草案,要求使用深度造假技術製作影片的人負起責任。例如,若影片內含有虛假人物的視覺元素,製作者應嵌入數位浮水印(Digital watermarking),讓閱聽者能清楚識別這份影音包含更改後的音檔或視覺元素,或要求提出更改聲明,以及對更改程度的簡單描述。

圖/envato elements

遏止AI濫,用前置作業、處罰、教育宣導應三方並行

台灣目前在數位性犯罪的整體應對上,仍有許多可以檢討的地方。在前置階段,可以參考歐盟、日本或美國,針對 AI 功能進行分類採取如通知義務、加註警示等對應措施。在處置不當利用深度造假等技術時(如數位性犯罪),則應注意「處罰未遂犯、處罰購買及持有者、列入數位性犯罪的強暴脅迫、注意組織犯罪防範」等面向,以期細緻化處罰或配套措施。而防治數位性犯罪的相關教育宣導,更是不可或缺的。畢竟良善的文化才能確保人人尊重彼此,從源頭杜絕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本文爬梳現狀,整理可供借鏡之處,希望本文有助於未來數位性暴力的防制更加完善。

註解

參考資料

一、中文部分

  1. 婦女救援基金會,侵害個人性私密影像防制條例草案。 
  2. 江鎬佑,小玉換臉罪責如「轉傳A片」?數位性暴力法制的缺角
  3. 姜冠霖、王碩勛,從陌生人到熟人凌辱,韓國Deepfake數位性犯罪修法的啟示
  4. 洪敏隆,數位性暴力在台灣無法可管?民團訴求專法防止挖面事件再發生
  5. 現代婦女基金會, 大法官「性侵犯強制治療」釋憲出爐!民間呼籲:高再犯風險回歸社區,須強化安全機制

二、外文部分

  1. 韓國日報,「N번방’ 최초 개설자 문형욱 징역 34년, ‘박사방’ 2인자 강훈 15년 확정」、「박사방운영자 조주빈, 대법서 징역 42년 확정…공대위“끝이 아닌 시작
  2. ‘딥페이크 처벌법’ 신설하긴 했지만, ‘반쪽’ 짜리 법안입니다
  3. 韓國《性暴力犯罪之處罰等相關特例法》。
  4. 대법원 2021도11753, 2021전도112(병합) 대법원 2021도11816‘n번방’ 최초 개설자 ‘갓갓’, 징역 34년… 박사방 ‘부따’, 징역 15년 확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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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白話文運動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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