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編輯｜黃楷元、美術編輯｜張語辰

政治實證研究

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從人治邁向法治，但司法與政治、金權間的曖昧關係，始終存在許多想像空間，因此許多批評司法的戲謔「俗語」應運而生。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吳重禮研究員，以實證研究方法，對這些說法進行客觀地「驗證」。若民間印象為真，足以針砭改革；若能破除迷思，則能重建司法公信。對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至為重要。

寫信告訴我，今天，法院是什麼顏色

在權力分立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司法，本來應該是一塊超然中立的淨土。然而在臺灣，卻總免不了被民眾用帶著顏色的眼光檢視。不少「俗語」，赤裸裸地調侃著司法的公信力。比方說，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

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這句經典名言，出自國民黨前秘書長許水德， 1995 年時他為了安撫黨內涉訟人士所說。從此，「辦綠不辦藍」的印象，就一直烙印在許多人的心中。 2000 年以後的幾度政黨輪替，也並沒有把威信還給司法，只不過讓這個句型，被用不同的顏色 / 立場，繼續傳頌著。

其他像是：「有錢判生，沒錢判死」、「當選過關，落選被關」、「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不算（台語版的三審則是換成『豬腳麵線』）」……這些俗語暗示著「權貴」在司法中享有特殊待遇，就算訴訟纏身，最後通常還是能全身而退。

這些俗語，投射出民間對司法的觀感，但到底確實如此、還是錯誤的刻板印象，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的吳重禮研究員，就立志扮演政治與司法間的「流言終結者」。要當「流言終結者」可不容易，要驗證各種「印象」是否屬實，需要借重實證研究的方法，找出「證據」。

分析萬筆賄選判決，破除法院顏色迷思

吳重禮團隊運用司法院法學資料庫於 2000 年之後公開的裁判文，以關鍵字「賄選」、「行賄」、「買票」搜尋裁判文資料庫，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分析法院的審查究竟會不會受到被告黨籍、社經地位的影響。

實證研究最重要的關卡，除了必須蒐集海量的資料之外，就是要建立可量化的指標、可操作的變項，來進行分析。

像是「社經地位較高的人，在司法案件中較有優勢」這個概念，吳重禮就碰到「社經地位」很難客觀量化的問題。例如，連勝文當過悠遊卡公司董事長，地位是不是就一定比當過台大急診室主任的柯 P 高？很難比較，更別說案件被告的財力、人脈，在判決資料中不一定找得到。

山不轉路轉，吳重禮於 2012 年發表「賄選案件」的實證研究 “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決定用「選舉層級」來代表「社經地位」。

吳重禮認為，「一般情況下，參與的選舉層級越高，越需要有力的背景來支持。就像總統候選人的經濟能力、政商關係，通常就會比參選里長的人高出幾個等級。」當然也有「越級打怪」挑戰高層級選舉的底層人士，但他們通常志在參加，不會投入多餘資源賄選，因此也可以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

吳重禮團隊蒐集了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間，各級法院對於賄選、買票案件的所有判決，再比對政大選研中心的選舉結果資料，分析了地方法院一審 7,886 人、高等法院二審 4,696 人、最高法院三審 762 人，共計超過 1 萬 3 千名被告。得到的結果，十分耐人尋味……

這些俗語裡面的印象假設，在實際判決大部分並不成立。

統計分析發現， 2000 年至 2010 年間的賄選案件中，國民黨籍被告被判無罪的機率，明顯比民進黨或無黨籍者來得低，可見法院或許沒有許水德講的那麼「藍」。而「當選過關」效應，雖然在二審的高等法院較為顯著，但在其他層級法院則不然。至於選舉層級、審判層級對結果的影響，在統計差異上亦未達顯著水準，實證結果與一般存在的刻板印象並不一致。

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吳重禮認為不能斷然解釋因果關係。實際原因從數字看不出來，需要再與檢察官、地方法官、地方記者深入訪談了解。

這個「賄選案件」實證研究，不只破了流言，可能也碎了許多人的眼鏡。遺憾的是，仍有某些「印象俗語」被成功證明，尤其是在「貪汙案件」與「竊占國有地案件」判決。

吳重禮團隊近年續以類似的邏輯，檢視法院對「貪汙案件」的判決。這次的研究結果，則驗證了「資源不平等理論」在司法中的體現。分析結果發現，在訴訟程序中，掌握資源較多的一方，明顯佔有優勢。例如公職職位越高、或有能力聘請越多律師的被告，代表擁有較多社經資源，在數據上可看出越容易被判無罪或緩刑。類似結果，也在「竊占國有地案件」的研究出現。

力求平等的司法系統 vs. 無法平等的真實世界

政治學經常探討「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當社會上的資源有限、但人人想要，就需要權威以強制力分配。從古至今，「土地」就是社會裡的稀有資源。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這句話是莊子說的，意思是說，偷小東西的賊會被處死，但篡奪政權的人卻可以稱王封侯，這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吳重禮說。他發現，佔用國有土地的人分成兩種極端：一種是大企業或權貴階級，例如高爾夫球場、建築開發商、靈骨塔、宗教團體；一種是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例如原住民聚集的三鶯部落、 1949 年遷台老兵棲身的寶藏巖與華光社區。

這兩種竊佔國土的動機完全不同，一方是牟利、另一方則是求生存。但因為兩者掌握的社會資源天差地遠，因此在訴訟結果上也有顯著的差別。

分析地方法院 4,097 件「侵占國有土地」案件裁判文，吳重禮團隊發現若被告身分為「公部門、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較容易被判無罪。若侵占動機為「營利」也較容易被判無罪，可能推論為被告更有關係背景和資源。而如同莊子所言，侵占土地「面積較大」也較容易被判無罪。

「在法律的遊戲中，企業權貴是 “repeat player” 的角色，對於司法程序較熟悉、有資本尋求品質較佳的法律服務；但弱勢者卻是個 “one shotter” ，經驗和資源雙雙缺乏。兩者的地位一開始就太不對等，研究結果當然就會驗證『有錢判生、沒錢判死』這樣的假設。」說這段話時，可以從吳重禮的表情、語氣，察覺他對這種不平等的無奈。

問：用量化的實證方法來研究司法判決，會有什麼缺點或局限嗎？

量化方法是宏觀的研究角度，因此的確可能會忽略掉一些微觀細節或個案差異。不過這個部分，我們有透過質化方法，對一些法官、律師、記者進行深度訪談，彌補量化方法在詮釋能力上的不足，希望讓研究結果是可以見樹又見林的。

另一方面，這幾個研究有個比較明顯的局限是，有些政治對於司法的影響力，是發生在「起訴前」的階段，比方說檢察官就直接不起訴或簽結了，但這從裁判文不得而知。因此，我們的研究基於實際的裁判文，聚焦在「法院審理」的角色。

問：研究結果發表後，會不會被從特定政治立場來審視解讀、甚至批判？

實證研究的要求就是「三分證據，不說四分話」，當我據實呈現實證結果，不做過度的衍伸和解讀，那就經得起考驗。我的論文標題中有一句 “charge me if you can” ，其實是雙關語，除了形容司法案件中被告的立場，也同時表示學術上，客觀的資料分析可以公開接受各方檢證和挑戰。

當時研究發表之後，接到很多各方朋友的聯繫，藍的綠的、從院長級人物到大法官都有。但我其實不會在藍綠中選邊站，學術研究是無色的、統計數字是中性的，那麼，就讓數據代替我說話吧！

延伸閱讀

• 吳重禮的學術履歷
• 〈政治與司法：臺灣賄選訴訟判決的影響因素分析〉，作者：吳重禮
• Wu, Chung-li. 2012. “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786-805. SSCI
• Wu, Chung-li. Forthcoming. “Do the ‘Haves’ Come Out Ahead? Resource Disparity in Public-Land Usurpation Litigation in Taiwa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SSCI
•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原文為司法與政治間的「流言終結者」──吳重禮的實證研究，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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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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