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梅克爾處理難民像哲學王
人性善惡是恆久不衰的話題，它從個人生活乃至國際大事，深深地牽動我們的情感與理智，對此爭論不休，筆者屢屢撰文觸碰敏感的道德議題，是相信融入現代科學認知，終可拼湊出問題全貌，改變昔日只從單一學系學派立論的偏見。
最近，敍利亞難民潮令西歐各國非常頭痛，德國總理梅克爾面對80萬難民湧入，顯出高度的情理兼容，她一方面站在人道「信念」（普世價值），表示德國仍有能力收容難民，願意照顧他們，斥責國內仇視移民的縱火案；另一方面「計算」實際情況，呼籲歐洲各國攤分收容難民的數量，共同承擔這次問題。梅克爾的處理方法充滿智慧，可謂揭櫫近年美國道德心理學的重要啟示：雖然，人類源自演化的道德直覺是有局限的，喜歡偏私「自己人」，但只要覺醒它的局限，將有助我們理智地成就更大的「善」。梅克爾高明之處在哪？我們姑且留待最後才接續討論。
我們先從類人猿動物那顆樸素的同理心談起。1996年，在芝加哥動物園裡發生一宗意外，一位三歲男孩不慎從五尺高跌落靈長類動物展示區，萬料不到，此時一隻八歲雌性大猩猩，飛撲接住男孩抱在懷裡，坐在木頭上輕拍男孩的小背，安撫他受驚的情緒，再將他交給工作人員。這位大猩猩的同理心感動全球，人們幾乎習慣把道德善性視作人類獨有的光芒，忘記了我們也分享著類人猿動物的共通本性；這也是動物學家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猿形畢露》（Our Inner Ape）中提醒我們要反思的事。[註一]
不止德瓦爾提及的事例，靈長類動物學家娜迪茲達．雷帝吉納—柯茲（Nadezhda Ladygina-Kohts）曾在莫斯科養育一隻名叫喬尼的黑猩猩，牠常任性地留在屋頂耍玩，拒絕回到她身邊。後來柯茲發現，只要她裝作哭泣，喬尼會立即跑去找她，還唯恐有人侵害她，急急輕撫柯茲的臉，以示安慰。還有，菲力斯．華內肯（Felix Warneken）及麥可．托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研究發現，黑猩猩甚至會自發幫助同伴和人類，不求任何獎賞。看來，人類與牠們確有一脈相承的善性本能，只是複雜程度有別。
演化生物學「褻瀆」善性？
當然，以生物演化角度探討人性，常常引起部分人的激烈情緒，將之標籤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陰魂不散，誤以為提出這種討論的切入點，等同「純粹」以動物天性合理化道德推論。意思就是，我們的道德觀大可訴諸先天，凡大自然賦予我們的特質，那些行為都是可接受的，正如人類和黑猩猩天性也懂得互相殘殺，只要能生存和進步，有甚麼不能做呢？這樣說來，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便可說成「為求進步，不擇手段」了，所以，他們一聽道德直覺源自生物演化，隨即暴跳如雷，感覺非常危險。
猶記得數十年前，著名社會生物學家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某次學術會議中，突然被人當頭淋了一壼冰水，藉此回應他社會生物學的言論；另外有些學生四處張貼海報，高呼要他下台，召集各路人馬騷擾他講課；他們認為以生物學分析人性，根本是要塑造種族主義和階級化社會，威爾森一時成了眾矢之的。
接下來我們便明白，達爾文和威爾森都被冤枉了，生物演化的發現，並不表示我們不分是非曲直都要接受它，那些偏激盲目的想法，無助了解道德真象。誠如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本年六月的演說強調，人類之所以稱霸地球，在於演化出黑猩猩所沒有的意識能力，這種能力使我們像創作故事般建立信念，約定社會行為，促成龐大合作，終於勝過其他動物。事實上，我們幸有這種思想能力（包括理性），即使繼承了各種演化本能，也能從中取捨抉擇、擇善固執，這才是人類有望邁向更美好生活的關鍵。
現在，我們不妨同時跨越兩本道德心理學著作，拼合更遼闊的道德視野。一本是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所著《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註二]；另一本是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所著：《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由於格林較多創見，筆者偏向長篇論述他的說法） [註三]
嬰兒天生愛好人
首先，關於人類嬰兒出生後流露善性本能，二人在書中同樣交代過一項非常經典的實驗。學者凱利．哈姆林（Kiley Hamlin）、凱倫．溫（Karen Wynn）與保羅．伯倫（Paul Bloom）分別找來一批六個月及十個月大的嬰兒，讓他們觀看貼上眼睛的「正方形、三角形和圓形」互動的影像。其中一個影像，圓形嘗試登上山丘，卻不成功，這時三角形出現，將圓形推上山頂；而另一影像，儘管圓形也是嘗試登山，不過突然出現四方形阻礙它向上，更把圓形推回底部。
嬰兒重複看了幾次後，研究員向他們擺放三角形和四方形的玩具，結果顯示，對於16名十個月大的嬰兒，有14名選擇曾幫助圓形的三角形玩具；另外，12名六個月大的嬰兒，全數選擇三角形，不要四方形玩具。反映這些未足一歲，甚至只有半歲的嬰兒，明顯偏好互相幫忙的對象，而不是留難別人的家伙。也許有人質疑，不排除這些嬰兒「碰巧」大都喜歡三角形吧？可是，研究員再找新一批嬰兒進行實驗，除去那些眼睛，同樣讓他們觀看圖形之間的互動，事後印證，嬰兒並未有特別喜愛三角形，明顯賦予眼睛的圖形被擬人化後，揭示人類道德天性，早已埋藏偏好互助行為的幼苗。
可是，兩位作者並未提及另一項重要實驗，發展心理學家艾莉森．高普尼（Alison Gopnik）打破了舊日看法，過往認為兒童要到七歲才發展出代入他人觀點的能力，這種能力同樣被視為人類同理心的重要基石。高普尼找來一些十四至十八個月大的嬰兒，事前都知道他們通通愛吃「培珀莉小魚餅乾」（Pepperidge Farm Goldfish Crackers），遠多於吃不吸引的青花菜。研究員在嬰兒面前裝出相反的偏好，表情流露極愛吃青花菜，十分厭惡小魚餅乾，事後發現，十八個月大的嬰兒，雖然自己喜歡小魚餅乾，依然能夠理解研究員愛吃青花菜，將青花菜遞給她。
但是，嬰兒有可能是因為貪吃小魚餅乾，刻意不給研究員嗎？並非如此，十四個月大的嬰兒，對於研究員愛吃青花菜首先流露疑惑的表情，卻依然給她小魚餅乾，可見，並不是嬰兒出於貪吃，他們仍未能理解研究員的愛好，只懂將自己的偏好強加在對方身上，將自以為好吃的餅乾，給予研究員，即使疑惑她吃上去為何一臉愁容。[註四]
這些研究顯示，人類先天道德善性傾向，十分年幼已偏好互相幫忙的人，並能代入他人觀點，遠早於說謊欺詐的能力 （另有研究反映，兒童最早說謊的歲數是三歲半到四歲半）。那麼，兒童到了五歲左右，能夠以語言表達想法時，他們如何看待道德問題？海德特引述艾略特．杜瑞爾（Elliot Turiel）的研究，當這些兒童被問及：若有位小女孩想玩盪鞦韆，卻立即把正在玩的男孩推下來，你認為這樣可以嗎？幾乎所有兒童都表示，無論老師批准、校規沒寫，這樣做都是不對的。可見，毫無理由傷害旁人，成了兒童的強烈直覺，超越了外在社會成規（Social Conventions）。
到我們成年後又如何？格林引述學者斐耶里．庫許曼（Fiery Cushman）、溫蒂．曼德斯（Wendy Mendes）等人近年就「迴避暴力」的研究，在實驗中，他們要求人們模擬暴力動作，像用鐵鎚作勢敲擊某人腳部。結果發現，即使人們明知自己假裝作出暴力行為，足以令他們部分血管劇烈收縮，出現「腳軟」的情況；若只是旁觀別人假裝攻擊，或以鐵鎚敲擊鐵釘等死物時，並不會造成劇烈反應。此外，回顧歷史，在美國南北戰爭時，聯邦軍軍官常接到報告，指前線的士兵彈匣裝滿子彈，卻未射一發就死了，被認為是士兵受道德情緒影響，無法輕易地對陌生人開槍。
不好意思，你不夠善良
上述由幼年到成年的心理機制，似乎讓我們感到人類善性一片光明，不是嗎？不，潑冷水的時候到了，我們的善性是有偏私、有限制的，相當容易劃分「自己人、其他人」；「好友、敵人」，偏好小圈子，愛好自己的國家、民族、膚色等等，這些都是基因演化為我們預先設置好，快捷區別「我群」與「他群」的道德直覺。
如凱薩琳．金斯勒（Katherine Kinzler）及其同僚發現，六個月大的嬰兒喜歡望不帶外國腔調的人說話，而十個月大的嬰兒喜歡說母語的人給他們玩具；到了五歲左右，小孩喜歡跟不帶外國腔調的人做朋友。這種親疏有別的喜歡感十分自然，早在我們未深受文化教育影響時，這些傾向經已形成。還有，我們或已聽說過那神奇的「催產素」（Oxytocin），以往一些田鼠實驗已發現，這種神經分泌物跟動物的愛慾、關懷，甚至跟一夫一妻制密切相關，卻較少提及它的有限範圍。
海德特為此整理了一些研究，不錯，有些遊戲實驗反映，鼻子吸入催產素後，有助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願意在遊戲中將錢轉移給匿名的陌生人。但是，當實驗套在帶有團體競爭的遊戲時，催產素會使人更願意傷害其他團隊，以保護自己團隊；若實驗牽涉自己國族，便會視自己國家民族的性命極端重要，種種跡象顯示，催產素的增加雖有助關懷「我群」，同時也增加厭惡「他群」的程度。換句話說，我們演化而來的情感直覺機制，充滿限制，先天早已植入了諸多偏好 。難怪格林亦感嘆，在美國仍存在種族偏見問題，白人名字的履歷更受僱主肯定；而美國法院的紀錄反映，黑人被告相比白人被告，更容易被判死刑。
現在要問的是，為何演化使我們擁有同理心之餘，卻又如此偏私？海德特和格林分別以基因演化、神經科學為我們拆解背後的道德基礎。海德特指出，生命史的開端猶如是基本單位的層層結合，由古細菌在單膜內的結合，到真核細胞的出現，再由此分裂成不同有機體，有機體逐個組成不同族群，部分生物再由小族群連結成大族群，層層遞進。從細胞到有機生物，億萬年的演化見證著不同層次的分工，互相依存，也反映出個體競爭與群體競爭，在生物界同時並存。
海德特表示，達爾文演化論所包含的「多層次選擇」（multilevel selection）早已道出箇中端倪：「基因的外面是染色體，再外面是細胞，再外面是個別的有機體，再外面是人群、社會、其他群體。在這個階級組織中，任何一層都會發生競爭」。而人類天性的複雜多元，正是既像黑猩猩有強烈的自私性，又像蜜蜂懂得群體分工，海德特以此比喻人性，如同有90%的黑猩猩特性，再揉合了10%的蜜蜂特性。人類演化而來的情緒機制、道德直覺，讓我們先完成小圈子的團體合作，到了人類擁有意識能力以後，原始宗教與文化思想加強了社會合作、促進分工，集體意志解決更大的社會需求。
同樣地，格林認為演化優勢就是競爭的過程，例如，一群獅子只要比其他獅子跑得更快，抓到的獵物更多，便有更強的繁殖優勢，久而久之，高速獅的後代自然比龜速獅更多，成了明顯的競爭優勢。而人類的原始道德本能，也是偏向互相合作的祖先，勝過盲目自私，惡性競爭的族群，從而形成生存優勢；很明顯，假如祖先團體內濫發暴力行為，只會造成無窮的流血衝突與報仇行動，族群根本不能壯大。這樣的演化本能，令我們成功將族群的利益，擺在自身利益之先，可是，這只是讓「我群」有優勢勝過「他群」，而不是龐大族群之間和平共融。
換言之，人類的道德根源，原初並不是為了實踐更大的善：成就人人平等，乃至眾生平等的普世價值；即使我們今天絕不視道德價值是為了增加生存優勢，但是，我們有必要如實了解道德直覺「源自演化的本來面貌」。如格林強調，道德直覺令人類在一小圈範圍互相合作，減少個人之間互相損害，解決類似生態學者蓋瑞．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寓言〈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果一個部落裡的牧民，在資源有限的牧場公地上放牧，採取絕對自私的做法，拒絕合作，最終，牧場資源會迅速耗盡，牧民很快便一無所有；反之，以不同的方式合作，並懲罰惡意反叛者，卻有助牧民長久地取得資源。（連黑猩猩也懂原諒同伴、促成合作，並懲罰同伴不合作行為。）
【請繼續閱讀下篇：別迷信自己永遠正義——科學衝擊哲學？惹火的道德心理學（下）】
備註：
- [註一]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著：《猿形畢露：從猩猩看人類的權力、暴力、愛與性》（Our Inner Ape: A Leading Primatologist Explains Why We Are Who We Are），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年10月。（補充：另有資料顯示該大猩猩並未成功接住小孩，有別於德瓦爾著作的說法。）
- [註二]強納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著：《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臺北市，網絡與書出版：大塊文化發行，2015年4月。
- [註三]約書亞．格林(Joshua Greene)著：《道德部落：道德爭議無處不在，該如何建立對話、凝聚共識？》(Moral Tribes: Emotion, Reason and the Gap between Us and Them)，臺北市，城邦文化出版，2015年7月2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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