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水喝太多是會出事的！

本文與 PAMO車禍線上律師 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走在台灣的街頭，你是否發現馬路變得越來越「急躁」？滿街穿梭的外送員、分秒必爭的多元計程車，為了拚單量與獎金，每個人都在跟時間賽跑 。與此同時，拜經濟發展所賜，路上的豪車也變多了 。

這場關於速度與金錢的博弈，讓車禍不再只是一場意外，更是一場複雜的經濟算計。PAMO 車禍線上律師施尚宏律師在接受《思想實驗室 video podcast》訪談時指出，我們正處於一個交通生態的轉折點，當「把車當生財工具」的職業駕駛，撞上了「將車視為珍貴資產」的豪車車主，傳統的理賠邏輯往往會失靈 。

在「停工即停薪」（有跑才有錢，沒跑就沒收入）的零工經濟時代，如果運氣不好遇上車禍，我們該如何證明自己的時間價值？又該如何在保險無法覆蓋的灰色地帶中全身而退？

薪資證明的難題：零工經濟者的「隱形損失」

過去處理車禍理賠，邏輯相對單純：拿出公司的薪資單或扣繳憑單，計算這幾個月的平均薪資，就能算出因傷停工的「薪資損失」。

但在零工經濟時代，這套邏輯卡關了！施尚宏律師指出，許多外送員、自由接案者或是工地打工者，他們的收入往往是領現金，或者分散在多個不同的 App 平台中 。更麻煩的是，零工經濟的特性是「高度變動」，上個月可能拚了 7 萬，這個月休息可能只有 0 元，導致「平均收入」難以定義 。

這時候，律師的角色就不只是法條的背誦者，更像是一名「翻譯」。

施律師解釋「PAMO車禍線上律師的工作是把外送員口中零散的『跑單損失』，轉譯成法官或保險公司聽得懂的法律語言。」 這包括將不同平台（如 Uber、台灣大車隊）的流水帳整合，或是找出過往的接單紀錄來證明當事人的「勞動能力」。即使當下沒有收入（例如學生開學期間），只要能證明過往的接單能力與紀錄，在談判桌上就有籌碼要求合理的「勞動力減損賠償 」。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你的直覺，正在害死你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交通違規的第一名常年是「違規停車」，一年可以開出約 300 萬張罰單 。這龐大的數字背後，藏著兩個台灣駕駛人最容易誤判的「直覺陷阱」。

陷阱 A：我在紅線違停，人還在車上，沒撞到也要負責？ 許多人認為：「我人就在車上，車子也沒動，甚至是熄火狀態。結果一台機車為了閃避我，自己操作不當摔倒了，這關我什麼事？」

施律師警告，這是一個致命的陷阱。「人在車上」或「車子沒動」在法律上並不是免死金牌 。法律看重的是「因果關係」。只要你的違停行為阻礙了視線或壓縮了車道，導致後方車輛必須閃避而發生事故，你就可能必須背負民事賠償責任，甚至揹上「過失傷害」的刑責 。 

數據會說話： 台灣每年約有 700 件車禍是直接因違規停車導致的 。這 300 萬張罰單背後的僥倖心態，其巨大的代價可能是人命。

陷阱 B：變換車道沒擦撞，對方自己嚇到摔車也算我的？ 另一個常年霸榜的肇事原因是「變換車道不當」 。如果你切換車道時，後方騎士因為嚇到而摔車，但你感覺車身「沒震動、沒碰撞」，能不能直接開走？

答案是：絕對不行。

施律師強調，車禍不以「碰撞」為前提 。只要你的駕駛行為與對方的事故有因果關係，你若直接離開現場，在法律上就構成了「肇事逃逸」。這是一條公訴罪，後果遠比你想像的嚴重。正確的做法永遠是：停下來報警，釐清責任，並保留行車記錄器自保 。

保險不夠賠？豪車時代的「超額算計」

另一個現代駕駛的惡夢，是撞到豪車。這不僅是因為修車費貴，更因為衍生出的「代步費用」驚人。

施律師舉例，過去撞到車，只要把車修好就沒事。但現在如果撞到一台 BMW 320，車主可能會主張修車的 8 天期間，他需要租一台同等級的 BMW 320 來代步 。以一天租金 4000 元計算，光是代步費就多了 3 萬多塊 。這時候，一般人會發現「全險」竟然不夠用。為什麼？

因為保險公司承擔的是「合理的賠償責任」，他們有內部的數據庫，只願意賠償一般行情的修車費或代步費 。但對方車主可能不這麼想，為了拿到這筆額外的錢，對方可能會採取「以刑逼民」的策略：提告過失傷害，利用刑事訴訟的壓力（背上前科的恐懼），迫使你自掏腰包補足保險公司不願賠償的差額 。

這就是為什麼在全險之外，駕駛人仍需要懂得談判策略，或考慮尋求律師協助，在保險公司與對方的漫天喊價之間，找到一個停損點 。

談判桌的最佳姿態：「溫柔而堅定」最有效？

除了有單據的財損，車禍中最難談判的往往是「精神慰撫金」。施律師直言，這在法律上沒有公式，甚至有點像「開獎」，高度依賴法官的自由心證 。

雖然保險公司內部有一套簡單的算法（例如醫療費用的 2 到 5 倍），但到了法院，法官會考量雙方的社會地位、傷勢嚴重程度 。在缺乏標準公式的情況下，正確的「態度」能幫您起到加分效果。

施律師建議，在談判桌上最好的姿態是「溫柔而堅定」。有些人會試圖「扮窮」或「裝兇」，這通常會有反效果。特別是面對看過無數案件的保險理賠員，裝兇只會讓對方心裡想著：「進了法院我保證你一毛都拿不到，準備看你笑話」。

相反地，如果你能客氣地溝通，但手中握有完整的接單紀錄、醫療單據，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與權益，這種「堅定」反而能讓談判對手買單，甚至在證明不足的情況下（如外送員的開學期間收入），更願意採信你的主張 。

車禍不只是一場意外，它是認知、情緒、金錢與法律邏輯的總和 。

在這個交通環境日益複雜的時代，無論你是為了生計奔波的職業駕駛，還是天天上路的通勤族，光靠保險或許已經不夠。大部分的車禍其實都是小案子，可能只是賠償 2000 元的輕微擦撞，或是責任不明的糾紛。為了這點錢，要花幾萬塊請律師打官司絕對「不划算」。但當事人往往會因為資訊落差，恐懼於「會不會被告肇逃？」、「會不會留案底？」、「賠償多少才合理？」而整夜睡不著覺 。

PAMO看準了這個「焦慮商機」， 推出了一種顛覆傳統的解決方案——「年費 1200 元的訂閱制法律服務 」。

這就像是「法律界的 Netflix」或「汽車強制險」的概念。PAMO 的核心邏輯不是「代打」，而是「賦能」。不同於傳統律師收費高昂，PAMO 提倡的是「大腦武裝」，當車禍發生時，線上律師團提供策略，教你怎麼做筆錄、怎麼蒐證、怎麼判斷對方開價合不合理等。

施律師表示，他們的目標是讓客戶在面對不確定的風險時，背後有個軍師，能安心地睡個好覺 。平時保留好收入證明、發生事故時懂得不亂說話、與各方談判時掌握對應策略 。

從違停的陷阱到訂閱制的解方，我們正處於交通與法律的轉型期。未來，挑戰將更加嚴峻。

當 AI 與自駕車（Level 4/5）真正上路，一旦發生事故，責任主體將從「駕駛人」轉向「車廠」或「演算法系統」 。屆時，誰該負責？怎麼舉證？

但在那天來臨之前，面對馬路上的豪車、零工騎士與法律陷阱，你選擇相信運氣，還是相信策略？ 先「武裝好自己的大腦」，或許才是現代駕駛人最明智的保險。

PAMO車禍線上律師官網：https://pse.is/8juv6k 

• 文／政佑：目前就讀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是個喜歡自然生態、熱愛分享所學的 20 歲青年。

不久前，我看到電視播出金曲獎最佳新人 ØZI 的廣告歌「血脈」其中的歌詞「基因裡好戰的染色體」，霎時一驚。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各位，你有發現我驚嚇的原因嗎？先別急著解答，在這之前，我們先把這句話的關鍵字找出來，一起從頭認識它們。

關鍵字一：染色體

1879 年德國科學家佛萊明首次發現，細胞分裂時會出現一些易被染色的絲狀物，也就是我們所知的「染色質」。

染色質由 DNA 及蛋白質組成。是由四種去氧核醣核苷酸組成（dATP、dTTP、dGTP、dCTP）的雙股螺旋物質 DNA，每間隔一段距離便會纏繞在蛋白質上，形成核小體，乘載組成我們身體藍圖的遺傳資訊。

染色質存在於真核生物（譬如各位）的細胞核中，細胞分裂時， 疏鬆的染色質會集結纏繞成棒狀的「染色體」。

人類有 23 對染色體，其中有 22 對體染色體，1 對性染色體，身體中每個細胞（除了精子跟卵子）內的染色體都一樣，只是基因表現的形式不同，才會讓各部位器官發育成不同的樣子，也讓每個人都長得獨一無二。

關鍵字二：基因

1865 年，遺傳學之父孟德爾發現遺傳因子會控制生物體的表現形式，這個遺傳因子正是所謂的「基因」。

基因是遺傳的基本單位，是一段特定的核苷酸序列（例如 DNA），包含內含子及外顯子。外顯子包含的即是有功能的部分，而內含子則是在形成蛋白質過程中，會被切除丟棄的部分。

在一對染色體中相對位置上的基因，就像並排的兩列火車，A 火車第三節車廂與 B 火車第三節車廂位置是一樣的，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決定基因表現的原因之一。這兩個基因便是大家聽過「等位基因」。它們造成的結果一如生物課本上大家都看過的例子：只考慮遺傳因素的情況下，若紅花是顯性基因，白花是隱性基因，且這個性狀是半顯性遺傳，那同時有顯性跟隱性基因的植物就會開出粉紅色的花。

講到這邊，大家還記得前面有說過染色體組成成分是 DNA 與蛋白質嗎？

也就是說，染色體搭載著基因，基因是「包含在染色體裡面的」，所以不是「基因裡的染色體」，而是「染色體裡的基因」才對喔！

關鍵字三：好戰

因為基因搭載了遺傳的基本資訊，在生物實驗中，有時為了確定某段基因和想知道的表現形式間的關係，會透過切除此段基因，來看生物體在實驗中是否和未切除時的原始性狀相異。

那麼，真的有基因會使人好戰嗎？

2015 年 GENEOLINE 報導中提到，芬蘭研究者在分析犯罪者基因後發現，單胺氧化酶（MAOA）基因、鈣黏蛋白（CDH13）基因與暴力行為可能有關聯。2013 年科學人雜誌《人格病態由腦觀之》中提及 MAOA 基因若產生變異，會導致個體代謝多巴胺（dopamine）、血清素（serotonin）和腎上腺素（epinephrine）能力下降，這三種物質皆屬生物胺（Biogenic Amines），為衍生自胺基酸的神經傳導物質，在神經訊息傳遞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當它們的代謝能力受影響，會使人的攻擊性提高。

但這不代表一切暴力行為都是基因惹的禍。基因只是造成暴力傾向其中一項因素。

生活裡有很多容易被搞混、曲解的生物名詞，平常大家可能不會意識到，但被發現、糾正時，真是尷尬到天邊……。如果你還是生物領域的學生，把染色體和基因的關係搞混可是會被崩潰的老師用分數爆擊的啊！！！

若大家都能注意到生活中不合理的地方，時時有著追求真確的意識，這個社會一定會有更多的理解、包容，也能減少更多因誤解而產生的衝突。

最後補充一點：拜託 ØZI 的粉絲不要追殺我啊！

參考資料

1. 國家實驗研究院生物知識庫詞條〈內含子和外顯子（Intron & Exon）〉
2. 蓴瓈的生物教學筆記〈什麼是基因？〉
3. 生物小講堂公鴿 YouTube 頻道
4. GENE OLINE〈解讀與生俱來的暴力基因〉
5. 〈人格病態由腦觀之〉，2013 年 131 期 1 月號，科學人雜誌

「兇手一定是因為常常玩暴力電玩才會犯下這種罪行！」

「應該要禁止小孩玩暴力電玩！」

自從電玩成為青少年與年輕成人最主要的娛樂活動之一後，每當特定類型的案件發生，類似言論就會出現在人群中，例如校園槍擊案、隨機殺人案等等。「暴力電玩會增加玩家在現實世界的攻擊行為、會促使玩家變得暴戾、會提升犯罪率、會使玩家道德淪喪、對暴力無感…」這些貌似合理的說法，目前到底有幾分研究證據支持呢？

兩篇研究結論完全相反

暴力電玩的前身可說是含有暴力內容的電視或電影。80 年代，大人在擔心的事情是，給兒童看含有打架、血腥、殺戮的影片會不會對兒童有不良影響，或甚至引起他們的模仿。90 年代，電玩漸漸普遍，才開始出現零星的暴力電玩相關研究。第一篇回顧暴力電玩研究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期刊論文出現在2001年 [1]，文章結論是暴力電玩確實會讓玩家的攻擊性行為（aggressive behaviour）增加、警醒度（arousal）提升、改變玩家認知中關於「侵略」一詞的概念（aggressive cognition）、以及幫助他人（prosocial behaviour）的意願降低。這篇文章無疑地為「暴力電玩有害」這一論點背書。但是，同年的另一篇後設分析研究的結論是，就算長期玩暴力電玩，也幾乎沒有增加侵略性 [2]。

所以，兩篇文章的結論相反？那到底結論什麼？其實在過去十幾年來，研究者也很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所以陸陸續續都有新的實驗結果出爐。但是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爭議性十足，原因是研究者們持續發現不一致甚至相衝突的結果……

研究上的重大瑕疵

2007 年，美國學者 Ferguson 大膽指出，過去多數暴力電玩有關研究都存在重大瑕疵，包括：缺乏較可信的「侵略性」或「侵略行為」的測量指標、除了暴力與否之外的其他遊戲變項沒有控制好（像是遊戲速度、競爭激烈程度、遊戲難度、畫面複雜度……）等等。Ferguson 在當年也收集了他認為較為可靠的研究加以進行後設分析，結果指出暴力電玩並不會增加玩家的侵略性 [3]。

有少數研究者認為 Ferguson 的批評缺乏立場。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一般而言，研究裡面所指的暴力電玩包括：格鬥遊戲（例如 Street Fighter）、第一人稱射擊遊戲（例如 Doom），或甚至鼓勵玩家犯罪的俠盜獵車手（GTA）。至於非暴力電玩則有立體彈珠檯、Mini golf 或是解謎之類的益智遊戲。從這邊就能看出來，暴力電玩跟非暴力電玩的差別，不僅止於「暴力」與否。暴力電玩除了比非暴力電玩多出「暴力」這項元素外，暴力電玩似乎也比較刺激、節奏比較快速、遊戲畫面比較複雜、競爭比較激烈。這就是 Ferguson 所抨擊的要點之一。到底有多少實驗真的有把這些變項控制好？過去研究所觀察到的現象，真的是「暴力」這個因素造成的嗎？或者是因為暴力電玩剛好比較緊張刺激？或是因為需要贏得比較激烈的競賽所以才讓人變得具侵略性？或是其它原因？

雖然並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意 Ferguson 的指控，但在他提出這些批評後，不少研究者在設計實驗時已經開始特別小心控制這些變項。

那麼，我們可以從改良過的新近研究，得到最後的結論了嗎？

可惜，事情並不如你我所想像的那麼單純。2009 年至 2015 年間所發表的後設分析研究，仍然沒有在某些爭議點上得到共識，包括攻擊性行為是否會增加 [4, 5]、侵略的認知概念是否會改變 [4–7]、同理心是否會降低 [4, 5]、幫助他人的意願是否會降低 [4–7]、學業成績是否會退步 [6] 等等。

除了電玩是否暴力，還有什麼什麼其他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近兩三年來，開始出現一類跟以往不同的研究。這類研究不再侷限於比較暴力電玩與非暴力電玩，而是把重點放在遊戲當中可能會影響玩家侵略性或造成其他行為改變的各項因素。以下試列舉幾項研究者試圖操控的因子：

競爭或合作

遊戲當中激烈的競爭會不會對玩家的侵略性有所影響？有研究指出，不論遊戲內容暴力與否，只要遊戲當中需要競爭，玩家的侵略性就會上升；反之，需要與夥伴合作的遊戲便會使侵略性降低 [8, 9]。

遊戲難度

不論暴力電玩或非暴力電玩，玩家認為遊戲難度高時，玩家本身的克制能力就會變得比較差[10]；相反地，玩家覺得自己能夠勝任時，侵略性顯得較低 [11]。不過也有研究發現遊戲難度並不會影響侵略性[12]。

人格特質

玩家人格本身的侵略性特質不一樣，受影響的方式也有所不同[13]。

遊戲畫面擬真度

遊戲畫面逼真的暴力電玩真的會產生比較大的效果嗎 [14]？

角色扮演種類

在暴力電玩中扮演罪犯會比扮演英雄引起更強的侵略性 [15]、在遊戲中扮演男性角色比扮演女性角色會使得玩家的侵略性更為提升 [16]，扮演不同人種的角色也會有不同的影響 [17]。

總結來說，「暴力電玩究竟會對玩家造成什麼影響」這個議題其實還算是相對年輕的議題，沒有結論也不意外。只是，除了爭辯「暴力電玩是否有害」這道是非題外，遊戲當中「暴力」以外的因素是不是也不容忽略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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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 L. Sherry, “The effects of violent video games on aggression: A meta-analysis.,” Hum. Commun. Res., Jul. 2001.
• [3]    C. J. Ferguson, “Evidence for publication bias in video game violence effects literature: A meta-analytic review,” Aggress. Violent Behav., vol. 12, no. 4, pp. 470–482, Jul. 2007.
• [4]    C. A. Anderson, A. Shibuya, N. Ihori, E. L. Swing, B. J. Bushman, A. Sakamoto, H. R. Rothstein, and M. Saleem, “Violent Video Game Effects on Aggressio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ountri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 Bull., vol. 136, no. 2, pp. 151–173, 2010.
• [5]    G. Hall, S. Hamby, and L. Hedges, “In keeping with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APA) mission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to benefit society, the Task Force on Violent Media was formed to review the 2005 APA Resolution on Violence in Video Games and Interactive Media and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e goal of the task force was to ensure that APA’s resolution on the topic continues to be informed by the best science.”
• [6]    C. J. Ferguson, “Do Angry Birds Make for Angry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of Video Game Influences on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Aggression, Mental Health,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Perspect. Psychol. Sci., vol. 10, no. 5, pp. 646–666, 2015.
• [7]    T. Greitemeyer and D. O. Mügge, “Video Games Do Affect Social Outcomes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the Effects of Violent and Prosocial Video Game Play,” Pers. Soc. Psychol. Bull., p. 146167213520459, Jan. 2014.
• [8]    S. Eden and Y. Eshet-Alkalai, “The Effect of Digital Games and Game Strategies on Young Adolescents’ Aggression,” J. Educ. Comput. Res., vol. 50, no. 4, pp. 449–466, Jun. 2014.
• [9]    J. A. Velez, T. Greitemeyer, J. L. Whitaker, D. R. Ewoldsen, and B. J. Bushman, “Violent Video Games and Reciprocity The Attenuating Effects of Cooperative Game Play on Subsequent Aggression,” Commun. Res., p. 93650214552519, Sep. 2014.
• [10]  C. R. Engelhardt, J. Hilgard, and B. D. Bartholow, “Acute exposure to difficult (but not violent) video games dysregulates cognitive control,” Comput. Hum. Behav., vol. 45, pp. 85–92, Apr. 2015.
• [11]  A. K. Przybylski, R. M. Ryan, and C. S. Rigby, “The Motivating Role of Violence in Video Games,” Pers. Soc. Psychol. Bull., vol. 35, no. 2, pp. 243–259, Feb. 2009.
• [12]  J. Kneer, M. Elson, and F. Knapp, “Fight fire with rainbows: The effects of displayed violence, difficulty, and performance in digital games on affect, aggression, and physiological arousal,” Comput. Hum. Behav., vol. 54, pp. 142–148, Jan. 2016.
• [13]  Y. Jung, N. Park, and K. M. Lee, “Effects of Trait Hostility, Mapping Interface, and Character Identification on Aggressive Thoughts and Overall Game Experience After Playing a Violent Video Game,” Cyberpsychology Behav. Soc. Netw., vol. 18, no. 12, pp. 711–717, Dec. 2015.
• [14]  Zendle D, Cairns P, and Kudenko D, “Higher graphical fidelity decreases players’ access to aggressive concepts in violent video games,” presented at the CHI PLAY 2015 – Proceedings of the 2015 Annual Symposium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in Play.
• [15]  J. D. Sauer, A. Drummond, and N. Nova, “Violent video games: The effects of narrative context and reward structure on in-game and postgame aggression.,” J. Exp. Psychol. Appl., vol. 21, no. 3, p. 205, Sep. 2015.
• [16]  G. S. Yang, L. R. Huesmann, and B. J. Bushman, “Effects of playing a violent video game as male versus female avatar on subsequent aggression in male and female players,” Aggress. Behav., vol. 40, no. 6, pp. 537–541, Dec. 2014.
• [17]  G. S. Yang, B. Gibson, A. K. Lueke, L. R. Huesmann, and B. J. Bushman, “Effects of Avatar Race in Violent Video Games on Racial Attitudes and Aggression,” Soc. Psychol. Personal. Sci., p. 1948550614528008, Mar. 2014.

年輕朋友們都愛喝飲料，國外的孩子尤其愛喝汽水；但是最近的研究顯示(1)，汽水喝多了是會出事的。

最近在Injury Prevention期刊發表的一個針對美國青少年的研究顯示，喝太多汽水可能會有暴力行為。

研究團隊針對波士頓(Boston)地區的22所公立學校的1,878位14-18歲的青少年進行調查，問他們過去一週內喝多少罐汽水(carbonated soft drink)。調查只針對非低卡的(non-diet)汽水，每罐為355毫升。

研究團隊同時也調查了這些孩子過去一年內是否曾有暴力行為以及施暴的對象，是否曾攜帶槍或刀等。

結果發現，過去一週喝五罐汽水或以上的孩子，即使排除喝酒以及抽煙等因素，他們還是比過去一週喝四罐或更少汽水的孩子要暴力。

進一步分為四級（0-1罐、2-4罐、5-7罐、14罐或以上）所得到的結果相當明顯，隨著過去一週喝汽水的量越多，出現暴力行為以及攜帶刀槍的比例也隨之上昇。如果把每週喝0-1罐汽水的孩子，跟每週喝14罐或以上的孩子相比，每週喝14罐或以上的汽水的孩子，過去一年曾攜帶刀槍的比例高出20%（43% vs. 23%），過去一年曾有暴力行為的高出12%（27% vs. 15%）；其中對同學或朋友施暴的比例高出23%（58% vs. 35%），對兄弟姊妹施暴的比例高出18%（43% vs. 25.4%）。

過去我們都只知道這些汽水是所謂「垃圾食物」的一種，卻沒想到喝太多會有暴力行為的傾向；目前研究團隊還在釐清究竟是裡面的糖還是咖啡因導致這個現象，但是筆者卻想到台灣的孩子很愛喝另一種飲料：紅茶、綠茶、奶茶，這些茶飲中也含有糖跟咖啡因，不知道這些茶飲是否跟這幾年的校園霸凌頻傳有關？

參考資料：

1. Science Daily. 2011/10/24. High fizzy soft drink consumption linked to violence among te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