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我們一直在吃基改蕃薯？！

本文與 TRPMA 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合作，泛科學企劃執行

如果把癌細胞比喻成身體裡的頭號通緝犯，那誰來負責逮捕？

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是化療、放療這些外來的「賞金獵人」。但其實，我們體內早就駐紮著一支最強的警察部隊「免疫系統」。

既然「免疫系統」的警力這麼堅強，為什麼癌症還是屢屢得逞？關鍵就在於：癌細胞是偽裝高手。有的會偽造「良民證」，騙過免疫系統的菁英部隊；更厲害的，甚至能直接掛上「免查通行證」，讓負責巡邏的免疫細胞直接視而不見，大搖大擺地溜過。

過去，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問世，為癌症治療帶來突破性的進展，成功撕下癌細胞的偽裝，也讓不少患者重燃希望。不過，目前在某些癌症中，反應率仍只有兩到三成，顯示這條路還有優化的空間。

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就是科學家如何另闢蹊徑，找出那些連「通緝令」都發不出去的癌細胞。這個全新的免疫策略，會是破解癌症偽裝的新關鍵嗎？

免疫療法登場：從殺敵一千到精準出擊

在回答問題之前，我們先從人類對抗癌症的「治療演變」說起。

最早的「傳統化療」，就像威力強大的「七傷拳」，殺傷力高，但不分敵我，往往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副作用極大。接著出現的「標靶藥物」，則像能精準出招的「一陽指」，能直接點中癌細胞的「穴位」，大幅減少對健康細胞的傷害，副作用也小多了。但麻煩的是，癌細胞很會突變，用藥一段時間就容易產生抗藥性，這套點穴功夫也就漸漸失靈。

直到這個世紀，人類才終於領悟到：最強的武功，是驅動體內的「原力」，也就是「重新喚醒免疫系統」來對付癌症。這場關鍵轉折，也開啟了「癌症免疫療法」的新時代。

你可能不知道，就算在健康狀態下，平均每天還是會產生數千個癌細胞。而我們之所以安然無恙，全靠體內那套日夜巡邏的「免疫監測 (immunosurveillance)」機制，看到癌細胞就立刻清除。但，癌細胞之所以難纏，就在於它會發展出各種「免疫逃脫」策略。

免疫系統中，有一批受過嚴格訓練的菁英，叫做「T細胞」，他們是執行最終擊殺任務的霹靂小組。狡猾的癌細胞為了躲過追殺，會在自己身上掛出一張「偽良民證」，這個偽裝的學名，「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配體-1 (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 」，縮寫PD-L1。

當T細胞來盤查時，T細胞身上帶有一個具備煞車功能的「讀卡機」，叫做「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受體-1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 PD-1) 」，簡稱 PD-1。當癌細胞的 PD-L1 跟 T細胞的 PD-1 對上時，就等於是在說：「嘿，自己人啦！別查我」，也就是腫瘤癌細胞會表現很多可抑制免疫 T 細胞活性的分子，這些分子能通過免疫 T 細胞的檢查哨，等於是通知免疫系統無需攻擊的訊號，因此 T 細胞就真的會被唬住，轉身離開且放棄攻擊。

這種免疫系統控制的樞紐機制就稱為「免疫檢查點 （immune checkpoints）」。而我們熟知的「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作用就像是把那張「偽良民證」直接撕掉的藥物。良民證一失效，T細胞就能識破騙局、發現這是大壞蛋，重新發動攻擊！

目前免疫療法已成為晚期癌症患者心目中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理由是他們的體能可能無法負荷化療帶來的副作用；標靶藥物雖然有效，不過在用藥一段期間後，終究會出現抗藥性；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卻有機會讓癌症獲得長期的控制。

由於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是借著免疫系統的刀來殺死腫瘤，所以有著毒性較低並且治療耐受性較佳的優勢。對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有治療反應的患者，也能獲得比起化療更長的存活期，以及較好的生活品質。

不過，儘管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改寫了治癌戰局，這些年下來，卻仍有些問題。

CD47來救？揭開癌細胞的「免死金牌」機制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雖然帶來治療突破，但還是有不少挑戰。

首先，是藥費昂貴。 雖然在台灣，健保於 2019 年後已有條件給付，但對多數人仍是沉重負擔。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單獨使用時，它的治療反應率並不高。在許多情況下，大約只有 2成到3成的患者有效。

換句話說，仍有七到八成的患者可能看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治療反應又比較慢，必須等 2 至 3 個月才能看出端倪。對患者來說，這種「沒把握、又得等」的療程，心理壓力自然不小。

為什麼會這樣？很簡單，因為這個方法的前提是，癌細胞得用「偽良民證」這一招才有效。但如果癌細胞根本不屑玩這一套呢？

想像一下，整套免疫系統抓壞人的流程，其實是這樣運作的：當癌細胞自然死亡，或被初步攻擊後，會留下些許「屍塊渣渣」——也就是抗原。這時，體內負責巡邏兼清理的「巨噬細胞」就會出動，把這些渣渣撿起來、分析特徵。比方說，它發現犯人都戴著一頂「大草帽」。

接著，巨噬細胞會把這個特徵，發布成「通緝令」，交給其他免疫細胞，並進一步訓練剛剛提到的菁英霹靂小組─T細胞。T細胞學會辨認「大草帽」，就能出發去精準獵殺所有戴著草帽的癌細胞。

而PD-1/PD-L1 的偽裝術，是發生在最後一步：T 細胞正準備動手時，癌細胞突然高喊：「我是好人啊！」，來騙過 T 細胞。

但問題若出在第一步呢？如果第一關，巡邏的警察「巨噬細胞」就完全沒有察覺這些屍塊有問題，根本沒發通緝令呢？

這正是更高竿的癌細胞採用的策略：它們在細胞表面大量表現一種叫做「 CD47 」的蛋白質。這個 CD47 分子，就像一張寫著「自己人，別吃我！」的免死金牌，它會跟巨噬細胞上的接收器─訊號調節蛋白α (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 α，SIRPα) 結合。當巨噬細胞一看到這訊號，大腦就會自動判斷：「喔，這是正常細胞，跳過。」

結果會怎樣？巨噬細胞從頭到尾毫無動作，癌細胞就大搖大擺地走過警察面前，連罪犯「戴草帽」的通緝令都沒被發布，T 細胞自然也就毫無頭緒要出動！

這就是為什麼只阻斷 PD-L1 的藥物反應率有限。因為在許多案例中，癌細胞連進到「被追殺」的階段都沒有！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科學家把目標轉向了這面「免死金牌」，開始開發能阻斷 CD47 的生物藥。但開發 CD47 藥物的這條路，可說是一波三折。

不只精準殺敵，更不能誤傷友軍

研發抗癌新藥，就像打造一把神兵利器，太強、太弱都不行！

第一代 CD47 藥物，就是威力太強的例子。第一代藥物是強效的「單株抗體」，你可以想像是超強力膠帶，直接把癌細胞表面的「免死金牌」CD47 封死。同時，這個膠帶尾端還有一段蛋白質IgG-Fc，這段蛋白質可以和免疫細胞上的Fc受體結合。就像插上一面「快來吃我」的小旗子，吸引巨噬細胞前來吞噬。

問題來了！CD47 不只存在於癌細胞，全身上下的正常細胞，尤其是紅血球，也有 CD47 作為自我保護的訊號。結果，第一代藥物這種「見 CD47 就封」的策略，完全不分敵我，導致巨噬細胞連紅血球也一起攻擊，造成嚴重的貧血問題。

這問題影響可不小，導致一些備受矚目的藥物，例如美國製藥公司吉立亞醫藥（Gilead）的明星藥物 magrolimab，在2024年2月宣布停止開發。它原本是預期用來治療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ML）的單株抗體藥物。

太猛不行，那第二代藥物就改弱一點。科學家不再用強效抗體，而是改用「融合蛋白」，也就是巨噬細胞身上接收器 SIRPα 的一部分。它一樣會去佔住 CD47 的位置，但結合力比較弱，特別是跟紅血球的 CD47 結合力，只有 1% 左右，安全性明顯提升。

像是輝瑞在 2021 年就砸下 22.6 億美元，收購生技公司 Trillium Therapeutics 來開發這類藥物。Trillium 使用的是名為 TTI-621 和 TTI-622 的兩種融合蛋白，可以阻斷 CD47 的反應位置。但在輝瑞2025年4月29號公布最新的研發進度報告上，TTI-621 已經悄悄消失。已經進到二期研究的TTI-622，則是在6月29號，研究狀態被改為「已終止」。原因是「無法招募到計畫數量的受試者」。

但第二代也有個弱點：為了安全，它對癌細胞 CD47 的結合力，也跟著變弱了，導致藥效不如預期。

於是，第三代藥物的目標誕生了：能不能打造一個只對癌細胞有超強結合力，但對紅血球幾乎沒反應的「完美武器」？

為了找出這種神兵利器，科學家們搬出了超炫的篩選工具：噬菌體（Phage），一種專門感染細菌的病毒。別緊張，不是要把病毒打進體內！而是把它當成一個龐大的「鑰匙資料庫」。

科學家可以透過基因改造，再加上AI的協助，就可以快速製造出數億、數十億種表面蛋白質結構都略有不同的噬菌體模型。然後，就開始配對流程：

1. 先把這些長像各異的「鑰匙」全部拿去試開「紅血球」這把鎖，能打開的通通淘汰！
   
2. 剩下的再去試開「癌細胞」的鎖，從中挑出結合最強、最精準的那一把「神鑰」！

接著，就是把這把「神鑰」的結構複製下來，大量生產。可能會從噬菌體上切下來，或是定序入選噬菌體的基因，找出最佳序列。再將這段序列，放入其他表達載體中，例如細菌或是哺乳動物細胞中來生產蛋白質。最後再接上一段能號召免疫系統來攻擊的「標籤蛋白 IgG-Fc」，就大功告成了！

目前這領域的領頭羊之一，是美國的 ALX Oncology，他們的產品 Evorpacept 已完成二期臨床試驗。但他們的標籤蛋白使用的是 IgG1，對巨噬細胞的吸引力較弱，需要搭配其他藥物聯合使用。

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總部在台北的漢康生技。他們利用噬菌體平台，從上億個可能性中，篩選出了理想的融合蛋白 HCB101。同時，他們選擇的標籤蛋白 IgG4，是巨噬細胞比較「感興趣」的類型，理論上能更有效地觸發吞噬作用。在臨床一期試驗中，就展現了單獨用藥也能讓腫瘤顯著縮小的效果以及高劑量對腫瘤產生腫瘤顯著部分縮小效果。因為它結合了前幾代藥物的優點，有人稱之為「第 3.5 代」藥物。

除此之外，還有漢康生技的FBDB平台技術，這項技術可以將多個融合蛋白「串」在一起。例如，把能攻擊 CD47、PD-L1、甚至能調整腫瘤微環境、活化巨噬細胞與T細胞的融合蛋白接在一起。讓這些武器達成 1+1+1 遠大於 3 的超倍攻擊效果，多管齊下攻擊腫瘤細胞。

結語

從撕掉「偽良民證」的 PD-L1 抑制劑，到破解「免死金牌」的 CD47 藥物，再到利用 AI 和噬菌體平台，設計出越來越精準的千里追魂香。 

對我們來說，最棒的好消息，莫過於這些免疫療法，從沒有停下改進的腳步。科學家們正一步步克服反應率不足、副作用等等的缺點。這些努力，都為癌症的「長期控制」甚至「治癒」，帶來了更多的希望。

本文由 Arm 委託，泛科學企劃執行。

Arm（安謀）是一家來自英國提供處理器 IP 架構設計的矽智財公司，你可能不清楚 Arm 在做什麼？但你可能在最近的新聞中聽過它，而且，你可能每天都在使用他們的產品！

實際上，90% 的智慧型手機使用的 CPU 晶片，其指令架構集（ISA）都是採用 Arm 架構，例如部分蘋果產品所使用的晶片、Android 手機常見的驍龍系列，以及聯發科技推出的天璣系列晶片，Arm 都是這些處理器架構的主要供應商。

不過這個指令架構集（ISA）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每台手機甚至電腦都要有呢？

什麼是指令架構集（ISA）？

指令集架構（ISA）是電腦抽象模型的一部分，它定義了 CPU 如何被軟體控制。ISA 作為硬體和軟體之間的介面，既規定了處理器能夠執行的任務，又規定了如何執行這些任務。ISA 提供了使用者與硬體互動的唯一途徑。ISA 可以被視為程式設計師的手冊，透過 ISA，組合語言程式設計師、編譯器編寫者和應用程式程式設計師方能與機器溝通。

處理器的構建和設計稱為微架構(micro-architecture)，微架構告訴您特定處理器的工作原理，例如，Arm Cortex-A53 和 Cortex-A73 都是 Armv8-A 架構的實現，這意味著它們具有相同的架構，但它們具有不同的微架構。

目前常見的 ISA 有用於電腦的 Intel/AMD x86_64 架構，以及在行動裝置是主流的 Arm 架構。而 Arm 本身不製造晶片只授權其架構給各個合作夥伴，授權的架構也被稱為「矽智財」（Semiconduct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re，簡稱 IP），並由合作夥伴依據規格打造合規的矽晶片。

Arm 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今年九月，Arm 在美國紐約那斯達克交易所掛牌上市，吸引大量投資者的目光，除了節能的設計，Arm 持續提升產品效能，使得 Arm 架構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讓 Arm 的技術和產品，除了在行動裝置與物聯網應用佔據了重要地位，也在後續發展的其他產品持續協助產業推動技術革命。

最早，Arm 架構是為了依靠電池運作的產品而設計的，隨著這十多年來的轉變，行動裝置成為主流，而 Arm 架構也成為了行動裝置的首選。

除了 Arm 原本行動裝置的通用 CPU 領域，Arm 亦著手開發專用 CPU 的架構，這些專用 CPU 的使用情境包含雲端基礎設施、車用和物聯網（IoT）。

現在 Arm 除了在手機處理器上有超過 90 % 的市占率外，在物聯網與嵌入式應用上有 65% 的市占率，目前車用晶片也逐步轉向由軟體來定義汽車的電子電氣架構，這凸顯了軟體在未來汽車架構的重要性。「嵌入式邊緣裝置使用的可擴充開放架構 (Scalable Open Architecture for Embedded Edge；SOAFEE) 」建立以雲原生的系統架構，透過雲端先行開發軟體，協助汽車產業業者在產品正式商品化前，能在基於 Arm 架構的晶片上進行虛擬環境測試，目前 Arm 在車用晶片上，市佔率超過四成。

在雲端運算上，Arm 也推出了 Arm Neoverse 技術平台來協助雲端伺服器的晶片設計，並配合新推出的 Arm Neoverse 運算子系統（CSS），來簡化專用晶片的設計複雜性，減少晶片設計花費的時間。

在 Arm 日益完整的產品組合下，透過與廣大生態系合作，能為市場提供許多軟硬體解決方案。首先，在行動裝置上，Arm 近乎霸占市場。而在 AI 發展與網路速度持續提升的趨勢下，許多運算都可以在雲端完成，最近的實例為 Nvidia 的 GeForce Now，只需一台文書機，就能暢玩 3A 大作，或是 Google 的 Colab，讓 AI 能在文書機上完成運算，造福了沒有高級顯卡的使用者。

未來，邊緣運算將陸續解開雲端運算的束縛，而 Arm 也在前期投入了雲端基礎開發，配合行動裝置的市占率，無論如何 Arm 都將在未來科技業占有一席之地。

Arm Tech Symposia 將在 11 / 1 與 11 / 2 盛大舉辦

2023 Arm 科技論壇（Arm Tech Symposia）即將在 11/1 台北萬豪酒店，11/2 新竹國賓飯店盛大舉辦！這是 Arm 每年最重要的實體活動之一，以【Arm is Building the Future of Computing】為主軸，探討在 AI 時代來臨之際，Arm 最新的技術如何驅動創新科技，為次世代的智慧運算、沉浸式視覺、AI 應用、自主體驗等帶來更多可能性。 

這次 Arm 科技論壇將圍繞在車用、物聯網、基礎設施、終端產品等熱門 AI 應用領域，並邀請台積公司、Cadence、瑞薩電子、新思科技、CoAsia 擎亞半導體等各領域專家，帶來產業第一手趨勢洞察。

其次，也會分享 Arm 的新技術在 AI 的應用，包含如何透過軟體定義汽車降低汽車電子系統核心 EUC 整合的複雜性，同時維持汽車資安；以及介紹專為特定工作負載而設計的運算方式，如何讓企業不受外在環境與技術影響，處理更大規模的數據。

今年 11/1 在台北場的座談會，主題為 Edge computing on AI，探討邊緣運算在人工智慧上的應用，以及人工智慧對於半導體產業以及晶片研發帶來的影響，邀請 iKala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程世嘉、聯發科技執行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周漁君，以及 Arm 台灣總裁曾志光與會。

11/2 在新竹場的座談會主題為 The Keys of Automotive Transformation，探討汽車產業的轉型趨勢，邀請 Anchor Taiwan 執行長邱懷萱、友達光電執行長暨總經理/達擎董事長柯富仁、波士頓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暨資深合夥人徐瑞廷，以及 Arm 台灣總裁曾志光與會。

無論你是硬體工程師、軟體開發人員、晶圓代工、晶片設計商、OEM/ODM 還是相關產業人士，都能在這場論壇中互相交流，充實自己。

2023 Arm 科技論壇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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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興科技媒體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陳璽尹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五）信念？或科學證據？》

編按：充斥在新聞媒體或社群上的偽科學謠言，或似是而非的「新發現」，通常都以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讀者的目光，並讓多數人深信不疑。誰能擔任這個破除迷思的角色，成為科學家與媒體傳播間的橋樑，為閱聽者導正視聽呢？這一系列文章，將介紹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MC）如何運作，打擊新聞上的偽科學、假訊息。

2012 年，法國的分子生物學家吉爾烈 ── 艾希．席哈理倪（Gilles-Eric Séralini）在《食品和化學毒理學》（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期刊上發表研究，其中宣稱，食用「耐年年春除草劑基因改造玉米」（以下簡稱 NK603 基改玉米）的大鼠，與對照組的大鼠相比，長出較多腫瘤且多重器官衰竭。^[1] 席哈理倪透過記者會所公布的長了腫瘤的實驗鼠照片，在當天就以最快的速度傳播出去。

實驗期為2年，著重「長期」影響的研究引注目

這項研究當然不是無中生有，也理應喚醒眾多基因研究的科學家，更審慎面對基因改造作物可能帶來的風險。尤其席哈理倪這篇研究的特殊之處，在於他的研究著重在「長期」的影響。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如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簡稱 EFSA）、聯合國農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 FAO）、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等機構的標準，關於基改作物的健康安全評估，在商業化之前的最後階段審核，都是基於為期 90 天的研究結果。

實驗期間的長短差異，的確讓席哈理倪的研究獲得公眾矚目，因為席哈理倪 2012 年的實驗是以 2 年為期，來觀察大鼠食用 NK603 基改玉米所帶來的健康影響。而這篇文章所要呼籲的，即是當時對基改作物的安全性評估不夠確實，以致讓有癌症風險的 NK603 基改玉米上市、供人食用。

選用的實驗大鼠天生易長腫瘤，研究遭質疑

同一年，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就要求歐洲食品安全局重新檢視席哈理倪的研究；9 月，歐洲食品安全局做出的回應與其他批評者的觀點大多一致：實驗設計不良、樣本不足，沒有足夠證據能支持這篇研究所做之結論。^[2]

最主要的爭點在於，其實驗所用的「史一道二氏大鼠」（Sprague-Dawley rat）僅適用於短期實驗，因這品系的大鼠相較於另一種常用的實驗大鼠維斯塔漢（Wistar Han），在 1 歲之後更容易產生腫瘤。^[3] 另一個爭點是，實驗樣本和對照組樣本不足。

席哈理倪的實驗中，每一實驗組只有 10 隻大鼠，然而依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制定國際通用的研究標準，若是研究化學毒性，那麼每一實驗組需要 20 隻大鼠（雌雄各半）；若是研究致癌性，每一實驗組需 100 隻大鼠（雌雄各半）。且每一實驗組，都應有一對照組作為比較標準。

然而，在席哈理倪的實驗設計中， 9 組實驗組僅有一組對照組。這兩項爭點，是主要的研究缺陷。因為實驗設計不嚴謹，無法排除大鼠隨機產生腫瘤的可能性，更無法獲知史一道二氏大鼠的腫瘤，是否因食用 NK603 基改玉米所致。^[4]

質疑批評者受基改公司收買，研究者未正面回應爭議點

然而，針對歐洲食品安全局提出的疑問，席哈理倪不僅沒有提供更多證據，反倒另外發表了一篇針對各種批評的回應文章。^[5] 內容主要認為 NK603 基改玉米缺乏長期致癌性研究，並且也質疑歐洲食品安全局的雙重標準，像是他所使用的大鼠品系和孟山都（Monsanto）提交研究所使用的品系相同（實驗期間 90 日），前者通過審核、他的研究卻受批評，以及這份研究並非「致癌性」研究，所以並不適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於樣本數所設立的實驗標準。

甚至，他在文章中質疑這些批評他的人，是因為在爭取基改作物的專利又或是受孟山都收買，從而質疑他的研究成果。

其實這篇文章的回覆，如果仔細檢視說法，並對應兩方批評與各自的證據，不難發現雙方都有部分論點站得住腳。

舉例來說，的確，在當時的規範，基改作物從實驗室到田間，從田間到餐桌，雖然做了環境評估與健康評估，的確忽略了較長期的健康影響研究，這點是席哈理倪的呼籲有理。而他的研究，就專業的科學評斷標準來看，既是處處缺失，也禁不起科學檢驗，而擁有如此缺陷的科學研究，並不值得引起國際社會的恐慌。

以當時各界留下的資料與紀錄，席哈理倪恐是早早有意引起這場爭戰。

科學研究最難的就是：反覆辯證、自我更新

科學界的研究要獲得公眾賞識並不容易，因為單一科學研究的解釋力有限，要從各國各地的實驗室在不斷實驗失敗、成功、發表，再經由下一組人驗證、失敗、再發表，一路走到公眾有感，那是一段非常遙遠的路程。少至 10 年，更多是數以萬計的科學人在實驗室中漫長的研究歲月。

這類反覆辯證、建立、推翻，又再重頭來過的科學進程，雖然緩慢，但在現代科學的同儕審查和科學檢證之下，有其必要。能在規範之下自我更新，是科學研究最為難能之處。

有多神秘？記者拿研究文章竟要簽「保密協定」

席哈理倪在 2012 年發表這份研究之前，^[6] 與其他任何一次的科學研究發表一樣，寄出了採訪邀請，但邀請中卻無研究細節與內容，記者無從在記者會之前，預先拿到資料以做準備。如果記者要求預先拿到研究文章，必須簽署保密協定：不得依此聯繫任何其他的科學研究者。

席哈理倪延宕了研究文章的發表時間，直到確定他的團隊所製作的影片《我們都是實驗鼠嗎？》（Are we all guinea pigs?）能及時發表。

相反地，他的回應中，把矛頭指向基因改造作物的跨國企業孟山都，讓自己的研究「不當」沾染道德色彩，更將所屬的研究團隊以被迫害之姿與大眾連結。

恐懼蔓延！爭議研究影響各國基改作物進口政策

席哈理倪用聳動的方式呈現研究，意有所指某個事件內含著不公義，再包裹著科學糖衣來宣傳自我意識形態，可悲的是，這些招數都非常有效 。

若要說，透過現代媒體技術並操弄民眾心理，最成功行銷研究的例子非席哈里倪莫屬 。有人認為，在這起「新聞事件」之後，啟發了法國運動者在同一年破壞了基改黃豆的寄售店，俄國和哈薩克禁止席哈理倪研究中的基改玉米進口，肯亞全面禁止基改作物進口，秘魯則是禁止了接下來 10 年的基改作物進口。^[8] 而至今，基改作物有致癌疑慮的恐懼，仍深深烙印在世界各地的民眾心裡。

歐盟科學界對席哈理倪研究的回應，是在 2014 年同時啟動三個計畫，依照最嚴謹的實驗規格，重做席哈理倪的實驗，用相同的基改玉米、一樣的兩年時程，足夠的樣本數，耗費 4 年時間，想要找出一個真正可予公憑而非心證的科學答案。這三個計畫分別稱為「基改作物風險評估和證據溝通」（GRACE）、「基改作物 90+」（GMO90plus）和「基改作物兩年期安全測試」（G-TwYST）。^[9] 且所有的原始資料都全面公開，讓有意重複驗證的研究者能自由取用。

歐盟科學界重做同樣實驗，結論大不相同

「基改作物 90+」的成果於 2018 年 12 月發表，使用實驗長度是原本的 90 天標準。結果發現，席哈理倪的研究結果，在此研究中未被證實。^[10] 今（2019）年，「基改作物兩年期安全測試」成果發表，席哈理倪的研究結果再一次未被證實。^[11]

席哈理倪在自己架設的網站上，駁斥這兩份駁斥他研究成果的研究，同時發布新聞稿。^[12] 他攻擊的其中一個重點是 ，大鼠品系不同。他認為，他的研究所使用的史一道二氏大鼠對致癌物質較為「敏感」（sensitive），而歐盟科學家使用的維斯塔漢大鼠對致癌物質「較不敏感」。巧言令色地迴避了自己遭受的質疑，而將嚴謹的實驗設計扣上了不實指控。

試想，如果實驗選用原本就易得腫瘤的大鼠，該如何得知 NK603 基改玉米是否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這樣的詭辯，仍獲得一定程度的媒體曝光量。

面對爭議話題，科學家如何與著急的民眾對話？

「科學界的爭辯」在各種簡化之後，被呈現在媒體上，吸引了大眾目光。一份禁不起科學檢驗的研究報告，如同謠傳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 MMR ) 疫苗會導致自閉症的偽科學資訊，傳遞至世界各個角落，再利用民眾的直覺想像與恐慌，透過社群網路散播出去。

事實上，無論是支持基改作物，又或反對基改作物的雙方論述，不僅需要公眾辯論，更需要雙方支持者願意理解與溝通。善用大眾語言一向不是多數科學家的專長，理解公眾的擔憂與科學研究之間存在著鴻溝，而如此鴻溝必須被回應，更是多數科學家仍然需要再進修的課題。

英國科學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簡稱SMC）紮紮實實打了基改作物這場仗，至於成效如何，請待下一篇文章再來爬梳英國的科學家，是如何在 SMC 的協助之下，進入大眾溝通的媒體場域。而基改作物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屏除席哈理倪無法被重複驗證的科學研究與話術之外，又是根據何種理由繼續論辯。

註釋

1. 該篇研究引起社會重視後，在 2012 年因歐盟食品安全局重新評估該研究，並認為其實驗設計與數據，難以達成該研究宣稱的結論，而於 2013 年遭到期刊撤回，2014 年又由《歐洲環境科學期刊》（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重新刊登。
2. EFSA (2012). “Statement of EFSA. Final review of the Séralini et al. (2012a) publication on a 2-year rodent feeding study with glyphosate formulations and GM maize NK603 as published online on 19 September 2012 in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EFSA Journal 10(11): 2986.
3. Weber K. (2017). “Differences in types and incidence of neoplasms in Wistar Han and Sprague–Dawley rats.” Toxicol Pathol 5:64–75.
4. 同前引註 2。
5. Seralini, G. E.,Mesnage, R.,Defarge, N., Gress, S., Hennequin, D., Clair E, Malatesta, M., and Vendômois, J.S. ( 2013) “Answers to critics: why there is a long term toxicity due to NK603 Roundup-toler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and to a Roundup herbicide.”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53: 461–468.
6. Gerasimova, K. 2018. Advocacy science: Explaining the term with case studies from biotechnology. Sci Eng Ethics 24:455–477. Accessed: 2018-10-14.
7. 同前引註。
8. 同前引註。
9. G-TwYST (2014). “About G-TwYST.” 2019/07/26 檢閱。
10. Coumoul, X. et al. (2018). “The GMO90+ project: absence of evidence for biologically meaningful effec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based diets on Wister rats after 6-months feeding comparative trial.” The Journal of Toxicological Sciences 168(2): 315–338.
11. Steinberg, P. et al. (2019). “Lack of adverse effects in subchronic and chronic toxicity/carcinogenicity studies on the glyphosate-resistant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NK603 in Wistar Han RCC rats” Archives of Toxicology 93(4): 1095-1139.
12. GMOSeralini (2018) “EU Funded Rat Feeding Studies Do Not Refute the Séralini Study.” 2019/07/26 檢閱。

• 本文轉載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英國研究如何成為報紙頭條？(五) 信念？或科學證據？》。

基改作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GMO）在過去這些年一直被追打，當然有一部份原因是因為生技公司硬推，堅持GMO是安全的，不需要額外的檢驗來確認其安全性等等；另一部份則是有些民眾與專家堅持GMO是「把細菌的基因放在植物裡」，是不自然的。

筆者認為基改作物還是需要審慎的檢驗，畢竟雖然天然的食物也有人對它過敏，但過敏的人有權利不去食用會產生過敏的食物，而食品中也都會列出這些可能的過敏原（如花生、核桃等）。以目前有些國家容許食品可不列出含有基改成分，其實是不安全也罔顧消費者的權利的。

但是細菌的基因出現在植物中，真的就不自然嗎？別忘了農桿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與Agrobacterium rhizogenes）本來就是植物的病原菌喔！

農桿菌平常生活在土壤中，當植物的表皮出現傷口時，農桿菌很容易便隨著風被帶到傷口，而後便開始感染、繁殖（過程可參考「農桿菌的不確定性」一文）。由於農桿菌的感染需要將自己質體上的一段基因（即T-DNA）插入到宿主的基因體中，而一旦插入便不會移出，這段DNA便永久地留在植物的基因體中了。

可能有讀者問，如果是這樣，為何過去沒有在植物中發現農桿菌的序列呢？

這是因為，農桿菌感染的只是一小部分植物的細胞，而這些細胞是「體細胞」，所以不會遺傳下來。現代生物科技製作基改作物，雖然也是感染體細胞，但接下來的篩選卻會將不帶有農桿菌基因的體細胞給去掉。

怎麼去掉的呢？原來科學家們為了方便篩選，在轉殖基因中加入了抗生素耐受性標籤（ARM，antibiotics resistant marker）。因此，在轉殖完成後，接下來只要把植物組織放在有抗生素的培養基上培養，便可以殺死沒有接受到轉殖基因的植物細胞了！

當然，在自然界，當農桿菌感染植物時，並不會帶有ARM基因。所以，我們只能以植物是否長瘤來做為辨別這株植物是否受到農桿菌感染；因為農桿菌插入植物的T-DNA中含有可以製造更多的生長素（auxin，包括吲哚乙酸等）以及細胞分裂素（cytokinin），使得帶有T-DNA的植物細胞可以加速分裂增生。當局部的植物細胞分裂速度比其他細胞要快得多結果當然就是長瘤囉！而T-DNA還帶有合成農桿菌的食物的基因，所以這些植物的瘤其實就是農桿菌的殖民地，農桿菌在此建立農場，生產他們需要的食物、繁衍子孫呢！

不過，如果植物在被農桿菌感染後，在某個時間點農桿菌消失了（不要問我怎麼消失的），而所有的細胞還是都帶有T-DNA，因為大家都長得一樣快，所以就不會看到長瘤的現象囉！

講了這麼多，其實是因為最近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在進行蕃薯（Ipomoea batatas）的RNA定序時發現了一些與農桿菌非常相似的序列。接著他們便進行基因體的定序，結果發現了更多農桿菌的基因：包括了合成生長素的酵素基因等等。

而後續的實驗也證明了這些農桿菌的基因確實是位於蕃薯上，而且也有表現出來。這些農桿菌基因分成兩段，其中第一段在研究團隊偵測的291個蕃薯的栽培種中都可以找到，但在野生種中沒有發現；第二段則分佈得較不廣泛，在217個蕃薯品種（包括栽培種與野生種）中，只有45個找到。

為什麼第一段農桿菌基因不出現在野生種中呢？筆者認為，由於第一段農桿菌基因中包括了製作生長素的酵素基因，這可能會使蕃薯長得很快，但是在野地裡因為土壤的養分不可能一直都很充足，長得快當然也意味著需要更多養分，這可能會使得這些蕃薯在自然界反而競爭不過他們長得慢一點的兄弟們。但是長得快卻是人類喜歡的特點，於是就在選種中被特意地留下來了。第二段農桿菌基因可能因為與生長速度無關，但也與蕃薯本身的生存競爭力無關，所以雖然還存在於野生種與栽培種中但分佈的並不十分廣泛。

基改作物的定義是什麼？如果以「帶有農桿菌序列」來做為標準，那麼我們已經吃天然基改蕃薯數千年（臺灣大約在明清時接觸到蕃薯，所以應該是五六百年）；而這些蕃薯因為帶有農桿菌的基因，所以長得特別快，也受到人類的喜愛而在選種的過程中被保留了下來。

筆者無意為基改作物辯解，也不是基改作物的擁護者；只是覺得這個例子可以讓我們再思考一下。在漫長的人類演化過程中，我們一直在嘗試新的事物/食物；有些對大部分的人都有害，有些則對大部分的人有好處。在二十一世紀，每天都有新事物被發明出來的時刻，我們除了立法規範外，是否應該用較為開放的心胸去評斷這些新事物呢？

原刊轉載自作者部落格。

參考文獻：

• Tina Kyndt, Dora Quispe, Hong Zhai, Robert Jarret, Marc Ghislain, Qingchang Liu, Godelieve Gheysen, and Jan F. Kreuze. 2015. The genome of cultivated sweet potato containsAgrobacterium T-DNAs with expressed genes: An example of a naturally transgenic food crop. PNAS. published ahead of print, doi:10.1073/pnas.141968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