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安樂死（euthanasia） 這個字，我很有意見。目前世界各國的立法爭議，都在於醫師是否有權限能在病患沒有希望存活的極度痛苦下，終結該病患的生命。不同意安樂死的國家所反對的，便是醫師替病患「加工自殺」的行為。因此，有人在解釋安樂死時，直接把它和”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 「醫師協助下的自殺」劃上等號，這也是我不喜歡「安樂死」這個詞彙的最大原因。
其實，「安樂死」的本意並非如此，它的英文字是由兩個希臘字組合起來：”eu” — good，也就是「好」的意思； “thanatosis” — death，意即是「死亡」，合起來就是”gentle and easy death” —「祥和及輕鬆地逝世」，跟現在英文字典裡的”the act of killing someone painless” —「將某人無痛苦地殺死」的意義幾乎是南轅北轍。
鑑於希臘組合字的艱澀難懂，於是有也有人用「仁慈處死」（mercy killing） 當成是”euthanasia”的替代字，不僅直接，而且也露骨，不需費盡唇舌解釋。
真正第一個使用這個字的人是羅馬帝國的史學家思維托尼亞斯（Suetonius），出現在他有關於羅馬帝國皇帝奧古斯都 （Augustus）的著作《羅馬十二帝王傳》（De Vita Caesarum— Divus Augustus）裡面，一段描述奧古斯都臨終的場景。
幾乎被視為神的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在彌留時，妻子莉維亞（Livia） 正在旁守候，兩人深情一吻後，他就安詳而無痛苦辭世。這種和中國觀念—「壽終正寢」、「善終」類似的概念，被思維托尼亞斯以「安樂死」來形容，用自創的希臘組合字來描述奧古斯都辭世的情節，才能符合具有「神性」的皇帝面對死亡時應有的待遇。
可惜的是，專注於醫療發展的史料裡，我們卻看到安樂死在歷史的洪流裡成形時，並沒有往類似中國「善終」的方向發展，反而以另一種形式和現代西方的觀念做連結。
歷史學家發現，在古印度，對於沒有治癒希望的患者，通常將其淹死在恆河裡；在古希臘，類似的情形，尤其是極端痛苦、急欲尋求解脫的病人，很容易得到一種解脫的毒藥，連柏拉圖也曾經寫過：「心理與生理極度病重的人，應該讓他們走上死亡之路，他們沒有存活的權利。」至於斯巴達，剛出生的男嬰若被發現有生病及殘障，就會被殺害，以確保他日後不會成為「別人的負擔」。
上述概念，以現今的定義就叫做「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有別於「被動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指的是放棄所有治療手段，任病患自生自滅。
不過自從羅馬帝國時代開始，這種主動安樂死就被視為是「謀殺罪」，而且當天主教成為主要的信仰後，除了被視為犯法的行為外，上述的行為更被明令禁止，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認為上帝才是人類生存的主宰，人沒有隨便終結自己或別人生命的權力。
雖然宗教掌握西方人大半時間的思想與生活，但是在十六世紀，湯瑪斯・摩爾（Thoma s More）的名著《烏托邦》（Utopia） 就提到了安樂死—在烏托邦內，要是病患得了不治之症，那醫師、神職人員及政府的領導人會去找病患談話，希望他能把希望寄託於來世。如果病患同意，他便能得到幫助，在睡夢中無痛苦地死去，至於那些不同意的病患，還是可以得到之前一樣的照顧。
不要以為摩爾贊成安樂死，他的小說是以反諷的方式來表達意見，不是醫師的他只能在小說打造的「理想國」內，以此面對死亡。
同樣的概念也出現 1627 年，另一位知名學者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本未完成的小說《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裡。培根在書中提到，醫師的職責除了治癒病患外，對於存活無望的病人，也要盡量減輕其痛苦，必要時更要義無反顧讓他們安逸而無痛苦地死去。這種醫療上的狂想，對一個被視為「哲學家」的學者而言，在當時是很前衛的創見，尤其他不喜歡用”mercy killing”這個字眼，反而偏好”palliative”（減輕），來賦予上述的行為意義。
而在達爾文演化學說提出之後，上帝的「造物者」角色受到嚴峻的挑戰，雖然幫助別人自殺在此時仍被視為犯罪，但已經有不少學者相繼提出安樂死的概念，挑戰大環境的禁忌。
例如在 1870 年，知名學者山謬爾・威廉斯（Samuel D Williams），第一次提出「醫療安樂死」（Medicalised Euthanasia）的概念；1889 年，德國的哲學家尼采（Nietzsche）也說，疾病末期的患者是眾人的負擔，沒有權利活在世上；1895 年德國的律師瓊斯特（Jost），曾準備寫一本法律書《殺人的法律》（Killing Law），強調那些無治癒希望的病人想尋死的話，就應該准予他們的請求，因為這些人的生存價值是零。
可以想見，在二十世紀初期以降，各種對於安樂死的論述如排山倒海而來，美國紐約州及奧勒岡州甚至率先提出安樂死的立法，只是最後被駁回；法國醫師弗爾格（Forgue） 也提議，替無法治癒的患者安樂死，在法律上應該被原諒；俄國甚至在 1922 年短暫通過對安樂死的犯罪減刑，不過不久後被國會否決。
無怪乎納粹德國在 1933 年修改醫師宣言，成為德文版的《健康》（Gesundheit）。認為醫師的職責不再是只針對病人的健康，而是為了打造健康的德國—不難想像，這是為了日後屠殺三十五萬不健康、弱智以及同性戀的德國人，以及幾百萬猶太人做好的準備。
接下來的幾十年，甚至到了現在，有關於安樂死的提出及立法倡議不勝杖舉，在此我就不多說了，其複雜與糾結的程度，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完，其探討與論述，甚至可以出好幾本鉅著。
看了這些歷史的演進，其實我很感嘆，原本「善終」、「好死」的安樂死概念，在歷史的軌跡裡，竟然被「醫療的加工自殺」所取代—即使它是利用醫師的專業來協助，減輕末期病患的痛苦。若是思維托尼亞斯地下有知，可能會從墳墓裡出來破口大罵濫用他發明組合字的學者。
我是對「仁慈處死」很有意見，因為醫師在這方面的幫忙是為了減輕病患死亡的痛苦，並非為了促成病患死亡。但是把這種概念類比安樂死讓人更不舒服—要知道在死刑執行方式的改進上，的確有醫師為了讓死刑犯「減少痛苦」而死去，費心改良了行刑工具。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法國的斷頭臺”Guillotine” —這其實是一位醫師的名字。
在法國大革命前，對於死刑的執行是以車裂（breaking wheel）為主（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的五馬分屍），犯人常在痛苦中哀嚎一段時間才死去，由於太過殘忍，所以法國國會議員，同時也是醫師的約瑟夫・依尼斯・吉爾汀（Joseph Ignace Guillotin）在 1789 年 10月 10 日，提出了對於死刑的六點改進建議，同時希望國王路易十六廢除車裂之刑，改以其他方式替代。
法王路易十六從善如流，廢除了車裂，而改以斬首做為執行死刑的方法，不過犯人被處決時死狀也是相當淒慘，因此國會在 1791 年成立了特別委員會，由國王的御醫、知名的外科醫師安尼・路易士（Antoine Louis）負責（吉爾汀也是委員會其中一員），並且在德國工匠托比亞斯・須密特（Tobias Schmidt）的幫助下，從十三世紀就在英國使用的執行死刑工具哈利法克斯絞架（Halifax Gibbet）得到靈感，改良成現今大家熟知的斷頭臺。
據說，剛開始刀刃容易「卷刃」，略懂工藝技術的法王路易十六還親自參與改良，把它改成斜四十五度角，取代原來的半月型，讓死刑的執行在一瞬間就能完成，以減低犯人的痛苦，達到仁慈處死的目的。
1792 年 4 月 25 日，斷頭臺第一次使用就是處決惡名昭彰的江洋大盜尼可拉斯・雅克・比爾帝（Nicolas Jacques Peiletier）。不僅如此，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恐怖統治期間（Reign of Terror），它也出盡鋒頭。一堆王公貴族，連法王路易十六本人，還有知名學者、革命黨人被帶到今日巴黎的協和廣場處決，因而斷頭臺被暱稱為「吉爾汀夫人」（Madame Guillotine）或是「國家的剃刀」（the National Razor），估計有好幾萬人被斷頭。
斷頭臺自此被稱為”Guillotine”，讓不是設計人的吉爾汀醫師的後代背負極大的惡名，曾經要求法國政府將其易名，但是未獲批准，於是他們被迫改名易姓，免得再和這個殺戮工具扯上任何關係。
另一個現代執行死刑的要角—藥劑注射（lethal Injection）也是由醫師所設計，目的當然希望和斷頭臺被發明一樣，減輕死刑犯行刑中的痛苦。
這種利用化學藥劑執行死刑的概念，首先是在 1888 年由紐約的醫師朱里亞斯・孟特・布萊爾（Julius Mount Bleyer）提出，不過當時他的想法並不如你我想像那樣高尚，只是認為這種方式花費比較便宜，不需像其他死刑那樣勞師動眾。
美國執行死刑的方式從十九世紀也經歷了多次變革，從絞刑、火槍隊槍決、坐電椅、進毒氣室等等，目的也是所謂仁慈處死，但常有一些失手，如槍法不準、電椅起火燃燒、犯人在毒氣室哀嚎，促使了醫師提出了更「人道」的方式。
1977 年，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醫師傑・契普曼（Jay Chapman）建議一種較為人道的執行死刑方式，就是利用三種藥劑先後注射，讓死刑犯能較不痛苦死去，這種俗稱「雞尾酒」（cocktail）的方式，得到了曾經是奧克拉荷馬大學醫學院的前麻醉科主任史坦利・杜曲（Stanley Deutsch）的認同，教士比爾・懷斯曼（Bill Wiseman）則向當局提出立法的要求，很快獲得通過，而德州在 1982 年也仿效此一立法。不久此俗稱為「契普曼實驗方案」（Chapman’s protocol）的行刑方式，便處決了第一個死刑犯。
化學藥劑處死的方法，從 1982 年以來，雖然有美國三十幾個州，和其他諸如菲律賓、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越南的跟進，但是其實施時也是狀況百出：有犯人打了兩次藥，如同被凌遲一樣，哀號了三十幾分鐘才真正死亡；也有找不到犯人靜脈，因此延遲了死刑，犯人的辯護律師還據此提出違憲的訴訟；還有犯人最後雖然死亡了，卻也在過程中苦苦掙扎，對獄卒親口講述等死的痛苦⋯⋯讓減輕痛苦的死刑，在外人看起來一點也不慈悲。
從有著「壽終正寢」與「善終」概念的安樂死，談到有醫師介入的「醫療安樂死」，最後再論及醫師設計的人道死刑執行方法，相信不是只有我，讀者們可能會覺得混淆，甚至有些人會感到錯亂，誰會想到身負救人使命的醫師竟因為慈悲的理由，變成加工自殺、仁慈處死的參與者與設計者？
至於你問我感想為何？我只有簡單一句話，任何一種「慈悲的殺戮」我都沒有興趣參與。上天有好生之德，從醫二十幾年，鑽研「救人」的方法都來不及了，哪有什麼興趣去發明「助人好死」的方法！
摘自泛科學2014八月選書《鐵與血之歌：一場場與死神搏鬥的醫學變革》，大邑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