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約旦、肯尼亞、巴基斯坦、秘魯和菲律賓的女性告訴了本網站她們如何意識到了從事科學職業的夢想。
結婚、生孩子以及貧窮是本網站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6位女科學家的訪談中出現的阻礙成功的共同障礙。
但是，在這些女性講述她們自己的故事的時候，也有共同的成功因素：個人的抱負、意志堅定的母親克服困難確保她們的女兒受到教育，以及婚後丈夫的支持。
Mary Abukutsa-Onyango，52歲，肯尼亞Jomo Kenyatta農業與技術大學教授。Mary Abukutsa-Onyango的科學職業開始於童年時代的一次過敏。由於無法食用動物蛋白質，她的母親給了她傳統蔬菜，她知道它們含有重要的營養。這開啟了她讚美這些蔬菜的益處的終生愛好。在她的鼓勵她學習科學的父親的支持下——這在那時候對於一位肯尼亞父親可是不同尋常的 ——Abukutsa把她的兩個愛好結合了起來，作為她的職業，這兩種愛好就是科研和傳統蔬菜。
在Abukutsa的實地研究中，她遇到了來自農民的反對，後者堅持認為作為女性她無法告訴他們關於農業的事情。「在大田裡，許多人用懷疑的眼光看著女性，」她說。而她的男同事說「女性對於科學而言太情緒化了，而且他們不願和你分享功勞……我已經學會了為自己說話。」
讓她的奮鬥更艱難的是，科研人員懷疑傳統蔬菜的重要性——以及總體上的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沒人想知道它們。肯亞政府認為這類研究不是優先事項。」
幾十年後，在2010年，Abukutsa因為她的工作而被授予了燃燒之矛勛章，這是肯尼亞最高的公民榮譽之一。今年，她因為在發展中國家生產傳統蔬菜的研究而獲得了非洲聯盟的一個獎。「許多女性看到我們獲得[這些獎]將會被鼓勵。它將影響其它的青年科學家。」
但是撰寫一個又一個的資助申請是一個漫長的工作。最終，Abukutsa找到了她自己的進行研究的方式從而支持她的一個主張，即這些蔬菜富含維生素和其它營養。
「當我試圖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時候，他們不想承認我的工作——這不是因為它不夠優秀，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傳統作物是雜草，」她說。因此她在當地出版的大學期刊上發表了她的研究。
「[如今]令人欣慰地看到越來越多的關於本土食品的國家和國際項目。我領導了其中一些項目。」
Fabiola León-Velarde，55歲，秘魯生理學家、Cayetano Heredia大學校長。Fabiola León-Velarde也知道被忽視的受挫感，她生活的這個國家沒有科學技術部，而且在過去的10年中僅僅為科學分配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僅僅0.15%的資金。
7年前，León-Velarde向自己提出了一個挑戰：「如果這個國家不支持研究，[我將會]支持它」。從那以後，這位生理學家——她是關於高原病的一位國際權威，分析家說，如果成立科學部，她將是秘魯首位科學部長的強有力候選人——不知疲倦地發起運動從而獲取對科學的支持。「一個不向科學技術投資的國家無法進步，」她說。
她的工作看上去有了回報，政府正在啟動獎學金的資助工作，並且為科研項目投入了1000萬美元，建立了大學系統的專利辦公室，並且正在討論建立一個技術園。
讓公眾特別是農村女性參與科學，這對於León-Velarde很重要。「我把這作為一場個人的戰鬥，既喚醒農村女性的興趣，又讓未被充分代表的領域有更多的女科學家。」兩個這樣的領域分別是工程和物理，這些領域的女性數量不足10%。
作為妻子和母親，León-Velarde——她上個月獲得了法國榮譽軍團勛章——說當女科學家開始生孩子的時候，在那個「關鍵階段」女科學家堅持下來是特別重要的。
她說在職業上取得進步的同時不忽視你的孩子和家庭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感到，為了成為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和好科學家，我不得不做出額外的努力。」
「如果女性希望成為優秀的科學家，有重要的項目和論文，她們就不得不做出決定，去做任何[她們]想做的事情並把它們做好。」
Lourdes Cruz， 69歲，菲律賓大學蒂利曼分校海洋科學研究所教授。Lourdes Cruz 說，生兒育女是該國和其它國家缺少女學者的主要原因。菲律賓的許多女性獲得了本科學位——例如，60%的化學畢業生是女性——但是很少有人繼續從事科學職業。
「這裡的女性比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女性有更大的機會，但是只有30%的[著名獎項的]獲獎人是女性，」Cruz說。「有時候你不得不在職業和家庭中間做出選擇。」Cruz說這就是她保持獨身的原因之一。
Cruz用了她的大部分時間研究芋螺毒素，這種毒素被用於神經科學。因為她的工作，她獲得了2010年歐萊雅-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女科學家獎——成為了首位獲獎的菲律賓和東南亞科學家——而且在2006年被任命為菲律賓國家科學家。
出生於化學家世家的Cruz已經發表了120多篇論文。但是她說她「只是觸及了表面」。
Cruz鼓勵科學家探索合作研究。她的關於芋螺毒素的研究是與一位在美國的菲律賓科學家進行的，這項研究導致了一種藥物的開發，目前正在進行臨床試驗的這種藥物看上去治療慢性疼痛的時候比嗎啡更強大。
「與其它科研人員和團體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對於像菲律賓這樣的缺少設備、材料和資金的國家，」Cruz說。「和其它人合作將幫助你獲得新的想法並讓你獲得新的看法，這對於青年科學家的個人成長是重要的。」
她說，對於那些選擇了家庭的人，合作甚至更加重要。「加入一個團體——一個支持團體或一個國際合作研究從而獲得資金。有了網路，這個工作已經變得更加簡單，因為你可以搜索並直接溝通——以前我們可沒有這個。」
Sawsan A. Oran ，57歲，約旦大學科學系主任。是兩伊戰爭而不是生兒育女中斷了Sawsan A. Oran的職業規劃。
Oran出生在阿曼首都以南Tafila省的一個貧窮的村莊。她的父親在她兩歲的時候去世了，而她的文盲母親鼓勵她去學校上學，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夠成功。
那時候女性幾乎沒有教育機會，Oran說她幸運地上完了中學。她的志向是在大學學習生物科學，即便女性的能力當時常常被低估，特別是在科學領域。
Oran 想方設法說服了她的叔叔和祖父資助她獲得學士學位並讓她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大學獲得它，因為約旦沒有她的專業。但是當兩伊戰爭在1980年爆發的時候，她不得不放棄了獲得碩士學位的計劃。她回到了約旦，在那裡她和一位植物學講師結婚，並且生了3個孩子。
幾乎10年之後，Oran的成為著名科學家的夢想依然沒有改變。在1989年，她帶著孩子去了英國雷丁大學，在那裡她獲得了生物科學的博士學位。自從那以後，她發表了50多篇論文，在全世界出席了80多次會議，而且是14個科學與環境協會的活躍成員。
2009年，Oran成為了約旦大學科學系的第一個女系主任，而她的丈夫是該系的成員，這最終實現了她的母親對她的夢想。
「如今事情不同了，」她說。「女孩可以在約旦完成所有的學業，而不需要增加離開家庭和國家的負擔。」她還說，約旦社會對女科學家的觀念遠遠更加開放，而且更加讚賞她們。
然而，Oran建議學科學的女生和科研人員「打破社會限制從而實現你的科學抱負，讓你的父母和配偶明白你的科學成就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對你的國家的發展的影響」。她說實現科學職業和家庭的平衡「需要時間和精力，但是並不是不可能的」。
Tazeen Mohsin ，42歲，巴基斯坦喀拉蚩大學遺傳學研究人員。家庭在Tazeen Mohsin的職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她在2008年被診斷出乳腺癌的時候。
當時Mohsin正在讀植物生物化學遺傳學博士，她不得不中斷學業將近一年接受放療、化療和手術。
現在她的病減輕了，她獲得了博士學位，而她的畢業論文也發表了。她還獲得了一個青年科學家獎，這是一個為期3年的研究資助，可以讓她繼續研究面包中的麥谷蛋白（一種有營養的蛋白質）的改進。
Mohsin歸功於她的丈夫一直支持她的職業並幫助她平衡她的研究、教學和家庭責任。
「來自丈夫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這就像你走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她說。「我獲得了來自我的丈夫的巨大的幫助。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運氣。」
她回憶了另外一位女科研人員，後者在獲得碩士學位之後結婚了。「她許多次試圖讀博士，但是由於缺乏她的丈夫和婆家的支持，她無法把研究做下去。」
Mohsin說，在巴基斯坦社會，女科學家面臨許多障礙。她們不太可能學習科學，因為缺乏對女孩教育的投資。父母也較少向他們的女兒的高等教育投資，因為他們通常不會認為女兒結婚之後還會待在家中。
貧窮是另一個障礙。儘管Mohsin在小時候失去了父親，她沒有面臨經濟困難，因為他是地主，而他的家庭從土地中獲得了大筆收入。對於不那麼走運的女性，獎學金和資助是唯一的選項。
她說對於女科學家而言重要的是能夠分享她們的經歷，目前缺乏這種東西。她提出建立一個實際的或者虛擬的論壇讓女性分享觀念和交流研究。
但是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的39歲的研究人員Shazia Anjum。並不認為在巴基斯坦她的工作圈子裡的女性有劣勢。
「[在巴基斯坦]，女性有她們的自由。我看到女性和男性一起工作。我沒有感到受歧視，」Anjum說。她有10多年的化學研究經驗，而且她此前是設在喀拉蚩的HEJ化學研究所以及國際化學與生物科學中心的助理教授。她承認5年前可能還不是這樣，但是她認為全球化在巴基斯坦產生了巨變。
「人們更多地瞭解了世界各地正在發生什麼，而且意識到了如果50%以上的人口坐在家裡什麼也不幹就不能實現進步。」
Anjum為了她的職業發展曾訪問馬來西亞和西班牙，她撰寫併合作撰寫了80多篇研究論文，並且因為從巴基斯坦的常綠桃金娘科植物中分離出4種抗菌和抗糖尿病物質而獲得了一個美國專利。在2006年，她獲得了Izaz-i-Kamal總統獎，幾乎沒有女性獲得過該獎。
Anjum的父親去世的時候她還很年輕，因此她的母親決定去上學——這是她們家裡第一個這樣做的女性——從而掙錢養活她的兩個女兒。「我記得我在3年級的時候我的母親正在接受8年級的考試，」Anjum回憶說。
當Anjum選擇學習化學的時候，她成為了她的家庭中第一位上大學的女性。「這對我是一個挑戰。我不得不直言不諱並且讓我的母親相信我決心要上大學。」
Anjum最近決定回到巴基斯坦從而在她的祖國工作，她希望在她的故鄉巴哈瓦爾布爾建立一個研究所。
Anjum說，巴基斯坦科學界的真正挑戰不是性別歧視，而是缺乏設備以及對科研的逐漸減少的政治和財政支持。她說，巴基斯坦目前的政府是在2008年選舉上台的，這個政府並不支持科學。「他們不向高等教育投資。存在巨大的人才流失。」
彌合鴻溝
像Anjum這樣的女科學家仍然是例外而不是慣例。大多數人認為還需要做很多工作從而打破刻板印象並且彌合性別鴻溝，特別是在最高層。
Mary Abukutsa-Onyango說，科學家本身在發展更多的頂級女科研人員方面具有關鍵的作用。「只有女性擔任科學的領導職位才能對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女性產生影響。」她認為輔導項目——諸如非洲女性農業研發項目，它讓嶄露頭角的科研人員與資深專業人士結對子——最終能讓這個目標實現。
採訪由Joel D. Adriano，Hanan El-Kiswany，Smriti Mallapaty， Zoraida Portillo，Yojana Sharma 和 Suhail Yusuf進行。
本文是關於克服科學中的性別障礙的專題聚焦的一部分。來自SciDev.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