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第一位女醫師！培養無數助產士的台中之母——蔡阿信

博物學家如何養成？為什麼要來台灣？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鹿野忠雄特地到台灣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第一屆高等科，那年他已十九歲，硬是等到台灣有設高等科，才來台就讀。但其實他很早就開始將四處旅行的採集成果發表成文章。自中學開始就嘗試單獨採集旅行，足跡踏遍日本東北地方、北海道、庫頁島，結交當時昆蟲學者，出入他們的研究室，學習昆蟲分類學和閱讀歐美文獻的方法。

他是看到前輩從台灣帶回來的昆蟲標本後，才下定決心要到台灣讀書，以便就近上山採集。高中三年曠課不斷，留級一年，畢業後也沒有馬上回日本本島申請大學，還展開一百五十天的野外調查。這些日子裡他不斷獨自入山，聘僱原住民獵人採集並且撥制標本，走過今日南投縣信義鄉的布農族部落、阿里山鄒族部落、攀爬玉山、雪山、合歡山霧社、八仙山、蘭陽溪上游桃山南湖大山間等地，甚至前往恆春探訪排灣族，到紅頭嶼探訪雅美族。

實地調查讓他大開眼界，特別是在南方的昆蟲採集跟原住民調查當中，他發現紅頭嶼動物相跟台灣不太相同，他開始思索台灣生物到底是靠大陸系統近，還是靠菲律賓近些。這使他對自然地理學產生興趣，回本島後考上東京帝國大學的理學部地理學科。

文字版 MIT 臺灣誌——《山、雲與蕃人》

鹿野忠雄想深入山區調查，必須取得警方許可，且還要聘雇原住民幫忙背裝備，登山費用頗高。學生時期他多是仰賴母親的資助。且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台灣五萬分之一地形圖的側繪並未完整，因此民間或者政府的登山活動，都還沒有精確的山岳測量依據，很多地方只有主要高峰有山名，標示著山稜、溪流與「番社」的相對位置，以及粗略的等高線。因此如果想要一窺台灣山岳的面貌，當時的文獻相當欠缺，因此也才引發登山活動的熱潮，許多非原住民的民間登山隊首次登頂記錄，也約略是發生在這時期。

比如鹿野打算在雪山尋找圈谷地形時，便要聘雇原住民腳伕扛行李，同時也請他們追捕小動物跟鳥類，在路上做些標本的前期剝制處理。但是由於鹿野行速飛快，腳伕不堪折磨，最後甚至丟下行李逃走。

值得一提的是，當中有一位阿美族青年托泰布典，是以助手的身份隨行。他會講流利的日語，還看得懂英文，因此能幫鹿野整理英文書籍，也能看得懂藥罐上的英文標示。他眼中的鹿野忠雄，討厭警察官僚作風，尊重蕃人的風俗，而且膽子很大，喜歡走沒人走過的路線，四處拍照跟觀察地形，晚上也不休息，要馬上洗底片，以及漏夜寫筆記，記錄下白天發生的事情。

在他的重要作品《山、雲與蕃人》中，留下登山路線圖和仔細的登山日誌，當中不時出現對特殊地質現象的描繪，比如在海拔 3900 公尺處發現海底沈積的岩面有濂痕（ripple mark）。或者是當時特殊景觀的描寫，比如攀登玉山南峰與南玉山段，便曾記錄與新高駐在所的警官真瀨垣丑丙與東埔社的布農壯丁馬其里（Makili Takeshitahoan）一同登玉山絕頂，途中行經路段，不屬於東埔社布農族的狩獵範圍，因此馬其里也沒來過。真瀨垣警官則帶他們去看玉山神社，鹿野特別寫道，裡面的「御神體」是一面鏡子。

跨界整合台灣自然與人文知識

在《山、雲與蕃人》中可以讀到鹿野幾個面向的關懷：

1. 挑戰攀登台灣山岳的熱情
2. 發現原先地圖跟文獻沒有記載的地形、地質現象
3. 出於研究跟溫飽，在獵捕動物時親自體會到動物的生之本能
4. 理番政策下，警方極力希望日人不要跟蕃人來往，並產生不少突發事故，怎麼順利入山並與蕃人相處變成重要問題。

但是在這樣的旅行之眼下，卻反映出鹿野這種看似個人興趣，自發的台灣自然知識採集和分類工作，能夠一次又一次的出發調查，其實是以國家殖民統治以及研究經費為後盾。

鹿野並非台灣自然知識研究的第一個人，在他之前，西方跟日本已經陸陸續續展開零星的調查，逐步推進從平地到山地的動物相、植物相調查，相關的動植物學、礦物學和地質學的目錄、圖譜出版越來越多，以及地質學跟地形學考察也逐漸系統化發展，同時因為總督府的理蕃事業與藩地開發政策，也展開人類學的調查，這些科學政策及科學教育改革，影響到民間文化活動，如昆蟲、植物的採集旅行，大眾刊物的發表及閱讀等等。

因此鹿野忠雄的貢獻在於他是跨學科的研究者，熟悉博物學以及人種誌的調查方法，在那時代也是少數。他想徹底了解台灣山林，就連被日本以蕃地治理的狀態也想去了解，而不只是關心自然的那部分。同時他也不像是在室內的地理學家或者人類學家，只靠文獻判讀並且歸納，而是不畏艱難，親身去到現場，採集並且記錄下第一手的材料。

忘了回家的探險者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西方駐菲律賓學者貝雅，曾在馬尼拉和鹿野短暫交流過，鹿野從貝雅身上知道不少西方學術動態，而他曾經幫助貝雅，把原來的玻隕石標本收藏悄悄搬到安全的地方——帕西古河北岸的沃森大廈，但又不會落人口舌，讓人覺得日軍大敗，不敵美軍，已經在安排撤退的情勢。

而在一九四四年，鹿野被派駐到北婆羅洲，要沿著日軍的補給路線，調查一支未開化的姆錄族（Muruts），確保到時補給運送時能夠跟當地民族協調順利。他們要穿越雨季中的昏暗紅樹林，在飢餓、瘧疾等風土病的威脅下，還要面對當地人士對日軍的不滿，設法確認或更新原本很粗略的地形圖，以及正確標示部落名稱跟位置。

但隨著戰況情勢危及，美軍轟炸亞庇，日第三十七司令部南移到沙蓬，使得鹿野和助手金子必須跟著南下覆命，卻在途中失去蹤跡。在戰爭中原本就很容易失去彼此聯繫，鹿野消失的訊息是在戰爭結束後才輾轉傳開，找他的人如貝雅發現戰俘收容所裡也沒有他的蹤跡，有傳言因為抗命所以遭到日軍殺害。

參考資料

• 高嘉勵（2016）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行旅書寫——日治時期「自然」的現代知識建構與美學表現，中外文學，第 45 卷，第 1 期，頁 119-165。
• 鹿野忠雄（2000）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台北：玉山社。
• 王鑫（2000）南湖大山圈谷群古冰河遺跡研究初步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八十九年度研究報告。
• 山崎柄根（1998）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台北：晨星出版。

• 文／Peggy

說到「阿信」這個名字，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是誰的身影？是超長壽日劇中那位不屈不撓的堅毅主角？還是五月天裡面那位一開口就嗨爆全場的主唱？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阿信」，不僅是台灣第一位提倡限制生育、救治無數貧苦病人的仁醫，更培育了無數助產士、與學生合力接生了大半個台中的人，被譽為「台中之母」。

這位帶領台灣婦產科領域邁向新階段，間接影響了數代人的傳奇人物，便是「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

天生反骨，靠實力拚上東京女子醫專

蔡阿信出生於 1899 年日治時代的萬華，雖然看起來非常文靜乖巧，實際上卻是個非常有自己的想法、且十分願意堅持的人。比如說，當大家都在吃飯睡覺打東東的年紀時，11 歲的蔡阿信就自己努力跟母親爭取進入台灣第一所女子中學「淡水女學校」（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女學堂），以全校最小的年齡，成功成為了該校第一屆的學生。

18 歲畢業後，經女校老師鼓勵蔡阿信更下定決心前往日本醫校進修，頂著母親的反對、鄰居的閒言閒語，最終在日本「立教高等女學校」修習兩年日文之後，如願考上日本唯一一所「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現東京女子醫科大學）學醫。

「別人越反對，越激起她的決心，非達目的，不肯罷休。」

其實，蔡阿信固執的個性，從更小的時候就看得出來。在她 5 歲時，由於生父去世，家境陷入困頓，母親曾將阿信送給一對牧師夫婦當童養媳，但阿信小妹妹呢，偏不要乖乖聽話，靠著雙腳自己從大龍峒一路走回艋舺，這麼來回跑了幾次之後，養父母終於招架不住，把她送回了原本的家。

正是靠著這樣「不太乖」的態度，蔡阿信走出了一條前無古人的路，踏上了赴日習醫之旅。

學成歸國！打破傳統框架的台灣首位女醫師

醫科大學的課業十分繁重，蔡阿信咬牙堅持，幾年下來背了幾百種人體相關的拉丁文名詞，度過了無數個與屍體相伴的夜晚，終於在 1921 年學成歸國。

我們普通人的畢業可能是吃吃謝師宴啦、拍拍照啦，可蔡阿信的畢業，卻是一大群記者守在基隆港夾道歡迎，更以「萬綠叢中一點紅」的斗大報紙標題來形容這位剛出爐的畢業生。

記者們可不是在故意炒新聞，而是台灣第一位日本科班出生的女醫師實在是太過難得。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大多數人仍然普遍懷抱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想法，更會用裹小腳（還好阿信逃過了這項折磨）、童養媳等等習俗去規範和限制女性發展。

在這樣的風氣下，許多女生根本不曾獲得讀書的機會，而即便是讀了書，也容易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認為男生就應該當醫生、當警察，女生就該能當護士、當老師。更別提當時的「雙軌學制」從中學起就依據性別將學習內容分流，讓男生著重學習理科與工藝、女生著重學習家政與美育，逐步打造「男子要成為國家棟樑、女子要成為賢妻良母」的套路。

而蔡阿信的存在，卻打破了固有的框架，開了女性學醫的先河，也讓許多人意識到女性還有許多不同的生涯選擇。

同理且慈悲，清信醫院救治無數艱苦人（kan-khóo-lâng）

蔡阿信於 1924 年與「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為著名的民族運動人士彭華英結婚，一開始先在台北開設婦產科醫院，之後 1926 年 6 月轉在台中成立了「清信醫院」。

她收診金的規矩是這樣的：富者多收，貧者少收，赤貧免費。赤貧除了免費，往往還會附帶贈送嬰兒衫、煉乳等等物資。這樣俠義精神，除了為阿信換來了很多雞鴨魚肉和蔬果（誤），更是讓許多弱勢族群得到了救治的機會。

不僅如此，蔡阿信還秉持著「獨接生不如眾接生」的精神，在醫院成立了「清信產婆學校」，每半年招收 30 個學生，為期一年，讓學生們邊上課還能邊在醫院實習。就這樣每年培育出 5、60 名助產士，不僅為許多台灣婦女提供了就業機會、打破了看診時原有的語言隔閡，更是大幅度降低了產婦和胎兒死亡率。

學校營運的10 年間，蔡阿信共計培養出了 500 名左右的助產士，默默達成了「整個城市的助產士都是我的學生」的成就。為了獎勵她在醫療上的貢獻，日本更是連續多年頒發了「獎勵私立產院」的賞金給她。

不過，平平是醫生，為何阿信感覺特別「有愛」？這或許是源自於她剛畢業後的一段經歷。

阿信當年剛歸國時，擅長的婦科專業剛好沒有醫院開缺，只好轉而到眼科實習。指導醫生給阿信的第一項作業，便是「蒙著眼睛在床上躺三天」，為的是體驗失明者的生活。或許是這一場「震撼教育」，讓阿信學到了同理與同情，更影響了她往後數十年的行醫方向。

二戰後長期旅居國外，基金會遺愛人間

雖然阿信將醫院經營得有聲有色，但二戰爆發後，台灣也被捲入其中，許多家長擔心女兒學醫之後恐怕會被徵召上戰場，習醫的學生便越來越少，也連帶影響了醫院經營。阿信於是收起了醫院，在 1938 年前往美國遊學，除了在哈佛等大學進行研究外，她也曾赴加拿大訪問；在戰爭期間，則被加拿大政府委派至日僑集中營擔任駐營醫師。

戰後蔡阿信雖然順利回到台灣，卻在政治動盪下決心移居海外，1949 年與英裔加籍的吉卜生牧師再婚後，1953 年起便定居於加拿大，在享受退休生活的同時，從事著社會服務的工作。

在伴侶過世後，阿信從自身體會出發，以畢生積蓄與朋友在台灣共同成立了「財團法人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照顧喪偶的婦女。直到現在，這個基金會仍在持續運作中。

台中之母、助產士之師、台灣第一位女醫師……我們後世的描述中，在蔡阿信的身上貼滿了各式各樣的標籤，但她的一生，其實就是場撕掉舊有社會標籤的馬拉松。正是這樣無視框架又充滿人文關懷的心，讓蔡阿信活出了與眾不同的故事。

參考資料

1. 成令方，性別、醫師專業和個人選擇：台灣與中國女醫師的教育與職業選擇,1930-1950，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02。
2. 《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3. 台灣第一位女醫師 – 蔡阿信
4. 破繭薪女性–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
5. 台灣第一位女醫師有多神？七歲能背千家詩、打敗日人考上醫學院…也許你阿嬤也被她接生過
6. 台灣女人的故事！台灣首位女醫師蔡阿信展神童天分…不顧家人反對逆天改命成仁醫｜呂捷 張齡予主持｜【呂讀台灣完整版】20200531｜三立新聞台
7. 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的故事【民視台灣學堂】這些人這些事 2019.04.17—盧俊義
8. 漫話科技_蔡阿信篇

全台第一、更是唯一專為表揚女科學家卓越貢獻的「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已邁入第 16 年。2007 年台灣萊雅聯合吳健雄學術基金會共同發起設置「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以樹立典範，啟發並推動更多女性投入科學領域，促使科學界多元參與及發展，此獎項多年來的方向與成果更接軌國際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性別平等目標。

有台灣「女性諾貝爾獎」之美名的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截至 2023 年，本獎項共表揚傑出獎及新秀獎共計 49 位優秀台灣女性科學家。參照全球傑出女科學家獎模式的主辦單位，台灣萊雅總裁師逸樺表示，希望透過表彰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社會大眾看見多位女性科學家不但在科學界擔任團隊領導者，對科學研究領域有傑出成就，更在推動友善人才制度進步和培育科研領域人才發展均深具貢獻。

2023 年第 16 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由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陳玉如博士獲得最高榮譽「傑出獎」^[1]之殊榮。為支持優秀年輕女科學家而設立的「新秀獎」，則頒發給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林俐暉博士及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研究所副教授胡璧合博士。鼓勵具科學潛力之年輕博士班學生的「孟粹珠獎學金」，則由中央大學物理研究所博士班謝妮恩同學(目前任職於日本北海道大學低溫科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獲得。

「傑出獎」得主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陳玉如特聘研究員

• 由美國與全球 13 個國家合作的「癌症登月計畫」，台灣隊由她領軍

在中研院化學所任職，專長儀器設計、質譜分析的陳玉如博士，因深受蛋白質體學的奧秘所吸引，跨領域由生物分子的分析，轉換跑道長期投入蛋白質體的探索，她的研究成果不僅創造領先國際之分析技術，在台灣建立世界級的蛋白質體研究技術，也提供生醫研究全新的研究路徑及轉譯經驗，進而獲得重大疾病關鍵突破。

陳玉如團隊開發了以質譜儀全面性定量細胞膜蛋白體的方法，可幫助科學家了解膜蛋白質如何造成疾病的機制，更進一步建立第一個癌症病人個人化的分析，開發疾病檢測或是藥物標靶蛋白質。以癌症為例，現在使用的癌症標識分子（biomarker）大多數是膜蛋白質。

陳玉如博士首創全世界第一個「奈米探針質譜檢測技術」，發現癌症中血清蛋白多重結構變異作為新型癌症標誌物的實用性，成為首例以單一蛋白質多重異構物結合演算法作為新型癌症檢測技術，應用於早期癌症檢測，該技術於 2022 年獲得國家新創獎。

「我不抽菸，為什麼也會得肺癌？」這是許多亞洲國家肺癌患者共同的疑問。肺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主因，即使藥物治療近年有長足的進展，存活率仍低，長期為我國癌症死亡的頭號殺手。肺癌傳統上被認為與吸菸畫上等號，但在東亞地區，不吸菸者患病的比率卻遠高於吸菸者。

為釐清不吸菸肺癌患者可能的致病機轉，2017 年，陳玉如博士主持推動與美國臨床蛋白基因體學腫瘤分析聯盟（CPTAC）合作的「台灣癌症登月計畫」，讓我國成為該計畫首度國際合作國家之一。

陳玉如認為，癌症研究的跨國分享非常重要，因為即使是同一種癌症，也會因為地域、人種及生活型態而有所差異，因此預防、檢測、治癌和預後方式可能不同。

陳博士發揮善於溝通、整合資源的人格特質，整合學術、政府資源及與醫院臨床合作，建立東亞第一個肺癌之蛋白基因體大數據，解析亞洲不吸菸肺癌患者的致病機制，開發新穎癌症精準醫療策略。該計畫利用深度蛋白質基因體技術和多體學數據整合分析，解析台灣不吸菸病人與西方不同的基因突變特徵、尋找內生性與外在環境致病機轉，並發現癌症早期出現的類晚期蛋白質分子特徵，為全世界第一個完整剖析東亞肺癌的研究。研究論文已發表於頂尖期刊《細胞》（Cell），並榮登當期封面，享譽國際。

陳玉如博士曾任中研院化學所所長，也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所長；於 2019 年獲選全世界最大的國際性蛋白質體學術組織（HUPO）理事長，為該組織 20 年來最年輕，更是亞洲第一位女性理事長，為台灣爭取第 15 屆世界蛋白體組織會議及亞太蛋白體組織會議；2020 年受邀為分析化學領域排名第一國際期刊 Analytical Chemistry 的副主編至今，是台灣有史以來唯一獲此榮譽職位者。她也見證了各國代表在台灣宣示啟動癌症登月計畫之歷史時刻，協助台灣成為質譜學及蛋白質體學社群交流重鎮。

陳玉如博士的學術歷程及成就凸顯了唯有基礎數理研究的突破，方能以創新的分子視野揭露人類複雜疾病的成因與進展，開啟生醫學界及產業發展新穎癌症檢測的新策略。

• 不設限、敢冒險，學習與溝通打通一關又一關

年少時喜愛作家三毛的陳玉如博士，從國中開始即養成寫日記的習慣，大學時期曾一度憧憬寫作的美好世界，成為科學家後，「寫作基因」帶給陳玉如博士敢於想像與冒險的念頭，讓她從設計質譜儀到分析 DNA，進而再挑戰以質譜儀開發更好的蛋白質體分析法，從摯愛的化學與跨領域到應用面、執行癌症醫學相關研究。

陳博士笑著說：「科學研究也是一種寫作，陳述一個完整的故事，讓人願意讀下去。」

除了如寫作敘事般建構規劃與想像，陳博士在研究上也發揮她善於溝通的特質，陳玉如博士表示，癌症研究是整合型的分析，需要蛋白體和基因分析技術、資訊分析、臨床醫學等各領域的專家跨領域合作，但要整合這麼多領域的領袖談何容易？陳玉如努力學習基因，並理解臨床醫師想問的問題及研究基因體學的科學家在做什麼，然後一起把基因和蛋白質的數據、以及臨床症狀整合、連貫起來，並不斷與不同領域的專家溝通，讓彼此互相了解，才打通一關又一關，取得研究成果。在學生眼中，積極熱情、樂於學習且執行力高的陳博士，是他們的精神領導，也是像媽媽和朋友的溫暖存在，永遠抱持正向開放的態度，鼓勵並協助他們堅持直至成功。

「新秀獎」得主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林俐暉研究員

• 用光學及電波望遠鏡觀測宇宙奧秘，她是入選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的首位天文學者

林俐暉博士於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研究著重在大尺度環境對於星系演化的影響，包括星系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星系團中星系的性質。利用多波段的天文觀測，有系統地探討星系與星系碰撞的頻率、星系交互作用期間對於恆星形成之效應，以及星系碰撞與大尺度環境的相關性。

而近年來，林俐暉博士結合地面最大電波望遠鏡 ALMA 以及光學史隆巡天計畫第四代的「艋舺」（MaNGA）觀測計畫，領導近三十位國際天文學家，進行 ALMaQUEST（ALMA-MaNGA QUEnching and STar formation）的國際合作計畫。林俐暉博士是第一位入選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的天文學者。

• 「當你覺得別人都很厲害的時候更應該欣喜，表示自己還有進步的空間，這個世界可以更好！」正向態度讓她隨心選擇不設限

受雙親為物理學者的家庭環境薰陶，林俐暉博士雖自小接觸物理領域，但林博士的志向卻未因此設限。學生時期的她，除了是數理資優生，也喜歡古典文學，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她，一路從探索物理科學、宇宙星系到中國文學，累積了廣泛的興趣，豐富她的人生，也讓她對下一代的教育，延續原生家庭保持自由且開放的態度。此外，林博士分享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話：「當你覺得別人都很厲害的時候更應該欣喜，表示自己還有進步的空間，這個世界可以更好。」對林博士來說，有學習典範是科研路上一件很棒的事情。

近年來，林俐暉博士擔任台灣物理學會女性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為培育下一代女性科學家盡一份心力。她鼓勵有志從事科學的女性學子，除了培養足夠的熱情和興趣，更重要的是，永遠保持正向的態度。她特別感謝同事的支持，讓她投入家庭的同時，仍然可以從事研究工作。

林博士談到，期望將台灣萊雅致力推動多元共融、堅信多元化與包容性的企業精神也帶入學術界，有朝一日讓所有的女性研究員，都能無後顧之憂地投入科研工作。

「新秀獎」得主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研究所胡璧合副教授

• 讓人類的世界更加安全便利，她獲台積電張忠謀親自頒獎

「你在英雄電影裡看見的未來高科技，就是我們想做的事情！」胡璧合博士的研究領域為前瞻奈米電子元件及記憶體電路設計，透過元件及電路的共同最佳化，使下世代電子元件及記憶體電路表現高密度、低功耗及高能效等特性。

談到最難忘的學術成就，胡博士於交通大學智慧型記憶體及晶片系統實驗室擔任助理研究員期間，擔任國科會計畫主持人，研究鍺通道鰭式場效電晶體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讀取寫入輔助電路設計，於 2014 年獲得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頒發博士後研究員半導體獎，並由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博士頒發，該獎項給予胡博士在學術研究旅程中莫大的鼓勵。

半導體產業是台灣的支柱與優勢產業，為國家經濟與安全的基石。胡博士於頂尖國際會議及重要國際期刊的發表，展現其團隊豐沛的研究能量，研究成果具學理創新及前瞻性。在產業發展部份，胡博士持續與台灣半導體科技公司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透過加強學界與業界的接軌，在電子元件及記憶體領域持續研發創新，共同培育未來半導體產業高階人才。

• 她是科學家，也可以是三寶媽！

胡璧合博士出生於台灣彰化，父母皆從事傳統產業。她感謝母親與婆婆的大力支持，讓她可以在孩子幼年時當假日母親，平日則全心投入研究工作。胡博士分享：「我們一直在做調整，在孩子2歲後接回身邊，由先生負責孩子上學，再由我接送放學，在實驗室，把兩張椅子併在一起，小孩也可以睡午覺。」這是身為女科學家，努力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的生活面貌。

累積在中央大學與台灣大學任教的經驗，胡博士發現，碩士畢業後，許多學生會選擇投入產業端工作，繼續攻讀博士的人則越來越少。即使支持學生未來發展的選擇，但多數碩士人才都投入業界的情況也形成隱憂：「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有良好的發展環境，但需要有人不斷做研究找出方向，才能往前帶動整個市場持續蓬勃發展。」

另一方面，胡博士觀察到女性在成績和研究表現上都非常好，鼓勵女學生應保持自信和平靜的心態，關注自身的狀態和成長。同時也鼓勵女性加入實驗室，相信女性細心的特質，可以帶動實驗室的工作氛圍越來越好。

孟粹珠獎學金：中央大學物理研究所博士班謝妮恩同學

• 研究一氧化碳冰晶光脫附作用，她為天文學界提供嶄新視角

謝妮恩同學於大學三年級即進行星際冰晶在真空紫外光與 X 射線照射下的光脫附作用與光化學反應之專題研究，並在天文學相關議題研究上的表現卓越，於 2019 年獲得科技部博士生千里馬計畫與台西計畫的補助，前往西班牙馬德里皇家天文生物研究中心進行訪問研究。

期間，她師承 Dr. Muñoz Caro 進行二氧化碳紅外光譜之詳細探討，提供完整光譜數據庫與星際冰晶生成溫度歷史之參考，對於天文觀測中的分子結構標定是不可或缺的。2022 年，以第一作者身分發表論文，建立一個描述生長溫度對於一氧化碳冰晶光脫附作用影響的模型。此模型指出分子的真空紫外光吸收截面、能量傳遞深度、單層冰晶的光脫附貢獻量與有效表面積等參數須同時考慮，方能提供冰晶分子光脫附一個嶄新的視角。

謝妮恩博士展現優秀的團隊管理能力，協助指導多名碩士生和專題生，帶領團隊解決研究上的難題，並逐一完成論文。謝博士參與研討會的經驗豐富，除了台灣物理年會之外，也在國際研討會上多次獲選為口頭報告講者，曾於 2020 年第五屆亞洲分子光譜年會榮獲 LiHong Xu Award 之殊榮。優異的研究成果榮獲 2019 年吳健雄獎學金及 2021 年中技社科技獎學金(研究組)，在學生眾多的理工領域獲得這份殊榮實屬不易，更是對於謝博士的一大肯定與鼓勵。

關於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16 年來，本獎項共表揚傑出獎及新秀獎共計 49 位優秀台灣女性科學家，包括 2 位前、現任中研院副院長、多位中研院院士及大專院校教授及研究中心研究員等。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顯示，女性投考科學類組的比例持續成長，從 2007 年到 2021 年，大專院校科技類女學生占比上升了 5.5%。然而在男女受教權均等的台灣，女性投入科研領域成為科學家的比例，與全球女性科學家占比同樣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尚有很大的差距，因而仍需要持續推動鼓勵女性參與科學，盼透過「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鼓舞更多有志科學的女性投入科研，促進科學界多元發展，加速台灣科技精進。

了解更多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 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設置沿革及歷屆得主

2023 年第十六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得主簡介

• 傑出獎-陳玉如博士
• 新秀獎-林俐暉博士
• 新秀獎-胡璧合博士
• 孟粹珠獎學金-謝妮恩博士後研究員
• 2023 年第十六屆傑出獎得主-陳玉如博士介紹影片

[1] 依據遴選辦法規定，按公元單雙數年，交替輪選物質科學、數學、與資訊科學領域（公元單數年）或生命科學（公元雙數年）領域的傑出研究者。今年為公元單數年，本屆各類獎項得主皆從「物質科學、數學、與資訊科學」領域的女科學家中選出。

• 文／郭立媛

1954 年夏季處於炎熱高溫的南臺灣，一間禮堂內湧入了近百人，臺下有許多穿著西裝或紳士服的男士們，一個個坐姿直挺聆聽臺上講者的發言，頻頻點頭應和；多數的學生們除了忙著拭去臉上的汗水，同時也更加勤奮地用手搧風消暑，與在座貴賓、家長仔細聆聽的樣貌呈現強烈對比。

講臺上站著一位六旬老人，用著流利優雅的閩南語，對這群剛進入高雄醫學院的學生們講述著「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信念。

這位老人就是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的創辦人，同時也是第一位臺灣醫學博士——杜聰明。

杜聰明在日治時期就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是當時許多臺籍學生的偶像，戰後更在醫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因此在他創辦高醫後，有許多學生或舊識，紛紛將子弟送來高醫就讀，這些來自醫生家庭的子弟，許多是父子兩代都師承杜聰明，成為一段杏林佳話。

體格丙下破格錄取，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1893－1986），號思牧，臺北淡水人。1909 年自滬尾公學校畢業後，以榜首考取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但因體格檢查被評定為丙下，險遭除名，幸有當時的代理校長長野純藏將其破格錄取。

杜聰明在醫學校期間閱讀許多科學家傳記，最敬重德國的柯霍（Robert Koch，1843－1910）和法國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這兩名細菌學家。或許是師法這些研究者，醫學校畢業後，杜聰明選擇從事醫學研究，他先進入總督府研究所擔任助手，次年在堀內次雄老師的引薦下，前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深造，通過了學力測驗後進入賀屋隆吉教授的內科教室，一年後再轉到森島庫太教授的藥物學教室做研究。

1921 年，杜聰明以高等官的身份返臺，擔任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助教授，是當時第三位被任命為日本高等官的臺灣人。1922 年甫滿 30 歲的杜聰明不僅已升任教授，同年底也順利通過博士申請，成為全日本國第 955 號博士，也是首位獲得日本博士學位的外地人，更是日治時期全臺灣第一位榮獲博士學位者，頓時成為臺灣各界矚目的焦點。

在當時，要取得博士學位本身已非常困難，尤其又是醫學領域。杜聰明身為土生土長於殖民地的臺灣人，卻能得醫學博士，不僅帶給許多臺灣人希望，同時也成為日本殖民政府有力的政策宣傳工具，往後只要提到臺灣，杜聰明的名字就一再被人提起，連帶被冠上了「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的頭銜。

鴉片、蛇毒、中醫藥，研究深具臺灣在地特色

校上課的時間外，杜聰明幾乎都待在研究所內做實驗。1925 年底杜聰明出發前往歐美留學，觀摩考察世界一流的研究室，為時約兩年半，1928 年人在巴黎的杜聰明還拜訪了正在環球旅行的林獻堂父子。

自歐美留學回國後的杜聰明，重新開設藥理學教室，但此時他身邊只有兩位助手和一位醫專應屆畢業生，但杜聰明不以為意，他認為比起實驗室的規模大小，最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此後他便開始投入鴉片、蛇毒、中醫藥等三項深具臺灣在地特色之研究。

鴉片癮者是臺灣社會長久以來的問題，不知多少人為此傾家蕩產，因此杜聰明在鴉片戒癮研究方面，主張以「漸減法」治療矯正吸食鴉片和施打嗎啡患者的毒癮，並發明微量嗎啡成分定性定量檢查法，藉由尿液檢查來決定療程，這種「尿檢法」至今仍是毒品檢驗的主要方式。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杜聰明帶領學生在愛愛寮及臺北更生院內進行大規模的鴉片戒癮療法，以總督府所設立的臺北更生院院內人數統計，在設立後的 17 年間共矯正了鴉片煙癮者 11,498 人。1937 年 8 月，杜聰明更因鴉片戒癮研究之成就，榮獲了日本學術協會賞。

除了鴉片的問題，身處熱帶潮濕地區的臺灣，經常出沒的毒蛇也是杜聰明所關注的研究焦點。原先日人對臺灣毒蛇研究多侷限於免疫學和血清學研究的範圍，杜聰明則將研究方向轉為其所擅長的毒物學和藥理學，更將蛇毒製成的鎮痛劑進行人體實驗，後來由李鎮源繼續傳承蛇毒的研究工作。關於臺灣蛇毒之研究，杜聰明共計發表 100 多篇論文，成績豐碩。

然而，杜聰明對於傳統的中醫藥也極有興趣，他主張應該要用現代科學角度去研究分析，也曾建議統治者讓中西醫研究一元化，雖未被採納，但他在生藥及中藥的藥理研究上仍有不少成果。

1930 年代在他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時，仍嘗試向學校當局提出設立漢醫學研究機關之建議；甚至到戰後初期，也曾向當局建議在臺大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增設漢藥治療科，可惜最後仍未能如願。

造就臺灣的醫學教育，至高雄創設醫學院

在杜聰明所主持的藥理學教室中，先後有 40 名醫專畢業生跟隨杜聰明研究，共發表 131 篇論文，杜聰明因此建立其學術地位。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後，杜聰明被延攬為醫學部教授，是當時唯一的臺灣人教授，主持藥理學研究室，先後造就了 40 餘位醫學博士。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杜聰明負責接收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赤十字會醫院，順利完成接收工作。之後，獲任命為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兼附屬醫院院長，以及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杜聰明在友人通知下，幸運地迴避風險，同時也保住臺大醫學院的實驗教室與多數儀器，但在此之後，對於政治的熱情逐漸降溫，將全數心力都放在醫學教育上。

經歷臺大校園及臺大醫院一系列的人事變化、制度改革後，他仍積極爭取設立牙醫學系和藥學系，至 1953 年 8 月，臺灣大學終於通過設置牙醫學系和藥學系案，但也因此得罪校方行政部門，最終杜聰明遭校方強制解聘，只能黯然離開醫學院院長職務。

杜聰明離開臺大後，1954 年 7 月在南臺灣創辦了高雄醫學院，來實踐他的醫學教育理想。

首屆招收了 61 名醫學系學生，師資則多由杜聰明從臺大力邀而來。1963 至 1966 年間，因人事及財政問題而爆發「高醫風波」，導致杜聰明於 1966 年 10 月辭職。但此時高雄醫學院已頗具規模，為國內醫學教育重鎮。

而當時的臺灣省政府為了解決當時原住民部落存在著「無醫村」的問題，轉而向杜聰明尋求協助。鑑於許多醫科畢業生多不肯前往山地服務，在省府的委託之下，1958、1959 年杜聰明協助在高雄醫學院特設公費的「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專門招收原住民青年，經過四年的醫學教育後，必須到山地部落的衛生所服務滿十年，藉此來解決山地原住民醫療缺乏的問題。後來省政府考量地處海島的澎湖縣也是醫療資源不足，因此在原住民青年外，另外增加 4 個澎湖縣的學生名額。

堅定於研究與教育，深刻影響臺灣醫學史

杜聰明有感於身體瘦小，自醫學校時代開始，每日早晨勤於鍛鍊身體，數十年如一日，平時也喜好游泳，在擔任高雄醫學院院長期間，每週前往西子灣游泳健身。

家人記憶中的他，白天待在學校的實驗室，回家後也總是在讀書、研究，是真正全心投入研究的典範。杜聰明也勤於寫作，除了大量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他也詳細記錄自己的各類演講稿、出國考察見聞；自 30 歲起，更努力練習書法，每天都要練字至少四張，藉以修心養性，至今許多後輩、學生都仍保留他的墨寶。

綜觀杜聰明的一生，在面對不同的統治政權，都能堅定地扮演好醫學研究實踐者和醫學教育推動者的角色，不僅在鴉片戒癮、蛇毒和中醫藥理三方面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戰後更積極推動臺灣的醫學教育發展，培育出許多優秀的醫學界人士。

杜聰明畢生投入醫學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成果，堪稱為近代臺灣醫學史上影響最深刻的人物。

參考資料

1.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262。
2. 〈新醫學博士 杜聰明氏〉，《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1 月 23 日，日刊版 07。
3.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北：國史館，2005，頁 8。
4. 原載於《杜聰明先生榮哀錄》，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37。
5. 原載於《中外畫報》雜誌，振聲攝。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302。
6. 杜祖健提供，轉引自：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臺北：天下遠見，2002，頁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