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還是「假古」？刻在龜甲與獸骨上的天文紀錄可信嗎？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為「中研院廣告」

• 採訪撰文｜田偲妤
• 美術設計｜蔡宛潔

穿越時空回到 20 世紀初：漢字轉型的起點

什麼是語言？常聽到的答案有：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承載並傳遞人們的想法。但是語言如果真的只是單純的工具，為什麼我們常有「你怎麼不懂我」的挫折感？曖昧模糊的語言一直存在生活當中，但曾幾何時，我們漸漸忘卻語言的多元樣貌，開始追求定義明確的表達方式？

中央研究院 112 年「知識饗宴—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邀請院內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大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院士，以「多義性與如何現代—二十世紀初漢字轉型的思考」為題，帶我們回到 20 世紀初現代漢字轉型之際，探討語言轉型的背後發生哪些值得省思的故事。

如果語言可以溝通，為什麼你始終不懂我？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語言與他人交談，可能是打在 LINE 上一句給遠方親友的問候，或是腦力激盪會議上引發眾人驚呼的妙點子。究竟什麼是語言？常聽到的答案有：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承載並傳遞人們的想法。但是語言如果真的只是單純的工具，為什麼我們常有「你怎麼不懂我」的挫折感？

日劇《First Love 初戀》有一段經典的告白場面，語言的溝通功能卻一時失靈。男主角並木晴道躲在學校屋頂抽菸，目睹了女主角野口也英正被男同學告白。只見男同學緊張的問：「妳……最喜歡吃什麼？」還等不及也英回答，男同學就害羞地跑走了，這時也英注意到躲在屋頂偷窺的晴道。

也英：他問我最喜歡吃什麼？

晴道：我覺得如果問別人最喜歡吃什麼，就代表喜歡這個人對吧？

也英：那並木同學呢？你最喜歡吃什麼？

晴道：拿坡里義大利麵。

旁觀者一聽便知，也英在跟晴道告白，但晴道卻當局者迷，一句「你最喜歡吃什麼？」藏著字句之外更多的言外之意。

這樣曖昧模糊的語言一直存在生活當中，但曾幾何時，我們漸漸忘卻語言的多元樣貌，開始追求定義明確的表達方式？

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大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鄭毓瑜院士，將現代漢語的轉型回溯到 20 世紀清末民初的社會，在東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之下，語言型態與思維模式發生什麼樣的轉變呢？

賽先生（科學）推動的白話文運動

上過歷史課的你一定聽過陳獨秀於 1919 年新文化運動期間提出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在飽受西方列強侵襲、社會百廢待舉的亂世下，民國初期的知識份子期望藉由引進民主制度與科學思潮，達到立新破舊、救國圖強的目標。

其中，科學思潮也間接導致漢字轉型，鄭毓瑜點出轉型的關鍵：「如果追本溯源，漢字轉型跟某一種技術體系的科技文明有關，是以科學、機器為主的價值框架。」

舉例來說，美國科學哲學家 Lewis Mumford 在 1934 年出版的《技術與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談到科技文明掛帥的世界，人們用分、秒、時、日、天、年等時間單位劃分出一個可以計算、獨立出來的世界。

以前我們會以「那天傍晚彩霞滿天的時候」來表述事件發生的時空背景，但現在我們需要知道「當時是幾點幾分」才有明確掌握事件細節的完整感。

這樣追求精準與規則的價值觀充斥在當代社會，鄭毓瑜進一步舉例：「每次坐飛機的時候，我最喜歡看航線圖，從地圖上的經緯度可以知道，原來我們現在這裡、等一下要到那裡。」

換句話說，人們透過這些格子、線條構成的精密尺度與圖表，征服或重新發現了宇宙；反過來說，人們從此接受這些方格與線條的安排與擺布。

回到漢語在民國初期的轉型，受科技文明影響而產生的「文法」與「標點符號」改革，成為形塑當今語言的方格與線條，尤其以胡適為首的「白話文運動」最具影響力。

胡適在美國教外國學生古典文學時發現，漢語在寫作時要留意平仄押韻，讀書時還要以「句讀」斷句以辨明經文意旨，且充斥許多傳情表態的「虛字」。例如翻開《莊子‧齊物論》會看到一串文字寫道：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此處的「與」就是眾多虛字之一，在朗誦時需以悠緩的長音表達疑惑的情緒，也暗示此處要用句讀來斷句。種種複雜、模糊又多變的規則不利一般大眾學習，這引發胡適投入漢語改革的決心。

於是，胡適在《馬氏文通》啟發下，試圖以西方文法分析古文並開創白話新文。在 1915 年於《科學》雜誌發表的〈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中，胡適刻意不談虛字，認為應改用「問號」代替古文常見的哉、乎、耶；「詫號」（驚嘆號）代替也、吁、噫等虛字。

此外，胡適嚮往一種自由的、像說話的白話，捨棄古文著重的音節頓挫，既打破兩個字為一節的節奏慣例，也打破聲調上韻偶和平仄的要求。胡適舉例「祝福你掃雪的人」，這句話的前六個字都是仄聲，在古文的標準裡不算好句子，卻符合胡適強調的不規則但不受拘束的新聲音。

白話文運動連同崇尚實用主義的科學思潮，也深深影響了民國初期的教育政策。胡適與周作人、錢玄同、劉復等人一起提議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終在 1920 年獲教育部公布施行。同年，《教育部令第七號》通令全國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改國文為語體文，並廢除古文。

翻開當時第一批小學白話文課本，如《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新中華國語讀本》等，根據學者郭澤寬、陳祥丹的研究，課文包含許多白話童謠、兒歌，但更多的是生活中的實用性書寫，有書信、日記、便條、電報、會議紀錄等，甚至還教學生設計價目表、開立發票、撰寫廣告等商用文書。

新式的國語教育讓漢語擺脫古文的束縛，有系統的文法與標點符號，源自日常生活的教學內容，讓讀書識字變得親民且務實許多，卻也讓古典文學淪為一種尷尬的存在。

「多義性」的語言：字句與意涵間的關係

直至今日，我們依然在辯論教科書中文言文的比例多寡。究竟我們該怎麼看待文言文在今日的存在意義？

鄭毓瑜從時間觀切入討論：「我們現在好像覺得，如果你不能適應當代，就要被淘汰。這是科學啟蒙以來進步觀念影響的『線性時間觀』，總是面向未來。然而，文字這個媒介之所以源遠流長，是因為它不隨著時間而消失，其影響力可以靠不同世代的人共同完成。」

從古至今，隱藏在語言中的「多義性」打開了科學思潮之外，另一種觀看字句與意義之間複雜關係的可能性。

事實上，無論是文言文或白話文、東方或西方語言都存在「多義性」，聲同義近、一音多義或一字多義的情況屢見不鮮，我們很難以文法規範語言的表現形式。

語言學家張世祿曾以「止」字為例，該字的原意是「腳趾」，卻讓人聯想到「舉止」、「靜止」、「終止」、「阻止」、「禁止」等字詞，不僅賦予「止」字不同意義，也可作為名詞或動詞使用，必須細讀文本、從上下文反覆推敲才能辨認。

此外，有些字詞還會穿越古今，在不同時空下傳達各自的感觸。例如飽受亡國之苦的南唐後主李煜、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遊蕩的廢名，都在詩句中用了「寂寞」二字：

李煜與廢名的「寂寞」同字、同音，卻有不同意義。亡國之君李煜獨自步上西樓，只見梧桐樹孤立院中，幽深的庭院籠罩在淒涼的秋色之中，不禁觸景傷情，想到自己如同那深院裡孤立無援的梧桐樹，產生物我交感的寂寞之情。

至於廢名則是身處在現代都市之中，感受到物我之間的疏離感，你越客觀我卻越主觀，看似熱鬧的街頭卻充斥著寂寞的靈魂。

上述案例看似在討論「文法」問題，其實真正該關注的是「修辭」，首先我們必須回到有血有肉的人本身來做思考，釐清人們使用語言可能有哪些目的？

心理學家唐鉞，也是胡適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好夥伴，在 1923 年出版的《修辭格》中提出「變革的語法」。他指出使用語言文字不只要求符合文法準則，以便達成可以理解、溝通的「認知」作用，更重要的是透過修辭引發「情緒」上的作用。

隨後，1929 至 1931 年，新批評始祖 I. A. Richards 至清華大學講學，對於文法規範的反省、以「思想」為依據的新研究方法，將 1920 年代以來討論漢語文法的風潮，轉向以意義、感情為主導的表意方式，也提示漢語的發展還有另一種新視域。

Richards 在《科學與詩》（Science and Poetry, 1926）一書中提出兩種語言型態，一種是「科學的語言」（Scientific language）不受個人情感影響，也不需考慮藉由符號所指的客體能否復原閱聽者的感官知覺狀態。

另一種是如詩詞般的「召喚性語言」（Evocative language），可透過節奏、押韻、過往韻律經驗，以及在情境回憶中因聯想而生的情感，在讀者身上召喚出情緒、渴望、感覺與態度。

漢語體系在建構過程中，意識到宇宙萬物、人的身體並非只是一個個按次序活動就可發揮效用的零件，一名「感知複雜的人」才是理解與表現的關鍵，不是只為了便利、快速、簡單的指認與溝通。

21 世紀後：與 AI 共處的跨領域時代

如果說 20 世紀初漢字的轉型是「精確」與「多義性」之間的拉鋸，那麼 21 世紀的再轉型則面臨不同領域之間如何「跨域共感」的問題。

在著重專業化分工的科學思潮下，我們已細分出不同學科領域，每個學科有各自的學術典範與思維模式，導致學科之間溝通合作的障礙。「做科學實驗的人不會找文科的人討論；覺得你不理解文學的人也不會跟你談文學，相互理解成為我們最大的難題。」

因此，鄭毓瑜認為，在跨領域之前必須尋找最根本的共感，從人類怎麼認識萬物萬事來思考跨領域的可能途徑。

在跨域共感的過程中，「感動」與「表現」非常重要！每個人都有過感動的時刻，也有想要說或寫出來的表現慾望，這是一切認識活動必經的兩個基本層面。

內心的「感動」通常源自站在他者的角度理解箇中奧妙，接著我們將理解後的資訊咀嚼消化後，捫心自問內心深處的感受是什麼，最後我們把經過轉化的感受「表現」出來。

鄭毓瑜分享跨域合作中，周泰立教授提及關於醫生問診的敘事能力。醫生看診時常會問病人有多痛，但很多病人無法明確說出到底幾分痛，這就考驗醫生是否有敘事能力。

這種敘事能力正是「感動」與「表現」的發揮，你必須先理解病人可能是什麼狀態，再用病人能理解且有感的方式表達出來，例如是吃不下飯的痛，或是睡不著覺的痛。如果醫生能有效引導病人表達痛的感受，將有助醫病關係的改善，進而做出適當的診斷。

此外，關於跨域共感的溝通對象，除了不同專長領域的人類以外，鄭毓瑜更提醒現在已進入一個包含「非人」的混合時代，我們無法只用人的視角看待事物，還必須關注 AI 的視角。

近期熱門的 ChatGPT、 Bing Chat 等聊天機器人能以邏輯通順、資訊豐富且深具耐心的文字回覆人類提問，顛覆了只有人類能擅用語言的既定認知，AI 將取代人類的恐懼甚囂塵上。

然而，就鄭毓瑜的觀察，ChatGPT 或 Bing Chat 多是提供定義式的短語，回覆的內容主要是「已知」的有限資訊，難以「多義性」的語言表現感知複雜的人類思維。這是因為 AI 的訓練出自設計者目前的偏好或定見，如果想讓 AI 更貼近人類需求，就必須仰賴人類持續更新且多樣化的經驗。

這麼做的結果將促使我們發現：人的思想、情感與表現是這麼難以捉摸，有時我們會在不經意間說出意料之外的新奇論點，發覺人類擁有開拓「未知」領域的無窮潛力。

「我們現在很關注 AI 的發展，同時不要忘了，人也在不斷超越自己，這樣雙方面合作起來就比較不會令人擔憂，從跨域的觀點來看，AI 其實是我們很好的輔助。」鄭毓瑜以正向的心態看待人類與 AI 的相處。

語言不斷轉型中，是不同文化多重交接與反省的過程，是古今、中西彼此借取、互相建設、交接跨界的文明成果。

從 20 世紀初中西文化相互建構的漢字轉型，到當代不同學科之間的跨域共感、關懷「非人」的未來世界。鄭毓瑜帶領我們看見，語言不只是語言，背後藏有一個感知複雜的人，其多元的樣貌是我們共同形塑的成果。

延伸閱讀

• 中研院文哲所鄭毓瑜院士個人網頁
• 112 年知識饗宴—錢思亮院長科普講座「多義性與如何現代—二十世紀初漢字轉型的思考」
• 潘怡帆、鄭毓瑜、李育霖、周泰立、簡旭伸（2022）。〈「生之動」的跨域共感：時空意識、認識體系與描述的關鍵性〉。《中國文學學報》第 12 期，頁 1-16。
• 鄭毓瑜（2017）。《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臺北：麥田出版。
• 鄭毓瑜（2016）。〈文法、修辭與意義—1920 至 1940 年代關於漢字「多義性」的討論〉。《人文中國學報》第 22 期，頁 97-124。
• 郭澤寬、陳祥丹（2013）。〈民國初年小學國語課本的實用主義傾向—以黎錦暉編寫版本為主要分析對象〉。《教科書研究》第 6 卷第 3 期，頁 59-94。

香魚以香為名，到底是什麼香味？不要跟我說烤香魚很香！

根據中研院《臺灣魚類資料庫》，胡瓜魚科的「香魚」，分布在西北太平洋區域，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琉球、台灣等。香魚是河海洄游魚類，可分兩種：一是降海型，春季從海灣回溯河川成長，秋季從河川游至海灣產卵，產卵後即死亡，因壽命一年故稱「年魚」；一是陸封型，只在淡水生長，體型較小，可產卵二至三次，壽命二至三年。

台灣原生香魚屬降海型，日本則降海型、陸封型香魚都有。在一九六〇年代，台灣因興建水庫、河川汙染等因素，阻斷香魚河海洄游，造成香魚絕種。後來，台灣從日本琵琶湖等處引進陸封型香魚，在水庫、溪流放養，因養殖成功，已能供應市場。

因獨特的「小黃瓜香氣」而命名為「香」魚

香魚在中國各地有很多俗名，例如在山東叫「春生魚」、「海胎魚」。「香魚」之名則來自浙東，因有獨特香氣而得名。

浙江《臨海縣志》：「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盈尺。赴潮際生子，生已輒槁。」

浙江温州名山「雁盪山」有五珍：雁山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一種已絕種的鳥）、香魚。香魚在清朝乾隆年間是貢品。

閩南則稱香魚為「溪鰮」。福建泉州《晉江縣志》：「溪鰮，浙東之香魚也，今溪中亦有之。」《漳州府志》也提到南靖、平和兩地山溪間的溪鰮為香魚。

如何較具體的來形容香魚的香味呢？香魚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中文科名都叫「胡瓜魚科」，應該源自香魚的日文科名「キュウリウオ科」，「キュウリ」的日文漢字是「胡瓜」，「ウオ」是日文的「魚」，所以「キュウリウオ」（kyuuriuo）的日文漢字就是「胡瓜魚」。

日本人為什麼稱之「胡瓜魚」呢？因為這種魚剛捕獲時，身上有「胡瓜」（台灣稱小黃瓜）的味道。我看網路資料，有人說野生香魚有西瓜、香瓜的味道。

日文「キュウリウオ科」（漢字「胡瓜魚科」）下的アユ（ayu，Plecoglossus altivelis），這個名字，台灣人就知道是指香魚了！

「鮎」中代表著佔有與勝利的吉兆

日文也用漢字「鮎」來稱香魚，但「鮎」在中國古代指鯰魚（英文 Catfish），日文也引用。為什麼後來改用「鮎」來稱香魚呢？主要有兩種說法：

一、「鮎」字拆開是「魚」＋「占」，「占」有占領之意，符合《臺灣魚類資料庫》對香魚的描述：「具強烈領域性，強壯的成魚會占領一塊長滿藻類的大礫石，不准其他香魚靠近；如果有外來香魚侵入領域，則會用身體去撞擊，將其趕出。」

二、日本歷史傳說中的第一位女王「神功皇后」，即西元三世紀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在征戰新羅（朝鮮半島東南的古國）前以釣魚「占卜」，結果釣到香魚，視為吉兆，故以同樣具有「占領」意味的「鮎」字，為香魚命名。

日文改以「鮎」字來稱呼香魚後，就再造「鯰」字來代替「鮎」字，這兩個漢字的日文音讀都是ねん（nen）。後來，中文也跟著日文使用「鯰」字了。

香魚「𫙮」出的美味！

在台灣清代方志，香魚被稱為「甲魚」、「傑魚」、「𫙮魚」、「國姓魚」。台語「」音 kia̍t，與「傑」同音。

《諸羅縣志》（一七一七年）：「甲魚，方言名傑魚。巨口，細鱗，無刺，形如鯔，味甚美，長者可六、七寸，出淡水武朥灣等社。」「北路之產，有臺、鳳所無者，如水沙連之茶，竹塹、岸裡之筀竹笋，淡水之甲魚，皆其美者也。」

《噶瑪蘭廳志》（一八五二年）：「𫙮魚，出淡、蘭一帶，近內山者尤多。土人呼國姓魚，謂鄭成功至臺始有之。」

《淡水廳志》（一八七一年）：「𫙮，近內山溪澗甚多，俗呼國姓魚，偽鄭至臺始有之。」在日本時代，連橫《臺灣通史》：「𫙮，俗稱國姓魚，亦曰香魚，產於臺北溪中，而大嵙崁尤佳。」

《臺日大辭典》（一九三一年）也收錄「國姓魚」、「𫙮魚」，日文的解釋就是「鮎」（あゆ，ayu）。

根據上述資料，「國姓魚」之說，應該是台灣「鄭成功神話」的一例，因為台灣和福建本來都有香魚。

「𫙮魚」在清末成為淡水廳的地名「魚坑莊」，戰後改為「傑魚」，今新北市瑞芳區有「傑魚里」、「傑魚坑路」、「傑魚坑溪」（八分溪）等地名，據說古早時代有香魚聚集在此產卵。

「𫙮」字從何而來？魚邊的「桀」是什麼意思？有人說香魚因領域性很強的習性，被比喻中國夏朝暴君「桀」，才稱魚，但這種說法似乎沒什麼說服力。

如果回到台灣清代方志最早稱香魚為「甲魚」、「傑魚」，先不論「甲魚」一般指鼈，台語「甲」有排序在前、優等的意思，「傑」有能力、出眾的意思，那麼先民以「甲」、「傑」來評鑑香魚的美味，也算合理。

——本文摘自《一午二紅沙，三鯧四馬鮫》，2023 年 2 月，貓頭鷹出版，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 採訪編輯｜陳儀珈

關於「臺灣學生閱讀能力退步」的說法，早已不是新聞了，但這現象真的存在嗎？就算存在，怪罪社群媒體、影音平台，然後多讓學生們多讀幾本經典名著就能解決問題嗎？如果不是，還能怎麼做？

現代問題要有現代手段，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講座教授，同時也是該校副校長的宋曜廷帶領研究團隊，先用科學方法研究學生的閱讀能力，接著透過評量，逐步找出解方。

「考試領導教學」一直是臺灣教育的硬傷，在當今臺灣「應試教育」的體制下，無論是什麼內容或教學方式，只要你是名師，在補習界永遠都可以有一席之地，然而，閱讀習慣這件事，沒有辦法透過應試導向的「補習」補起來。

在「應試」體制下的臺灣教育

針對臺灣學生的閱讀能力，宋曜廷的研究團隊發現，臺灣學生整體閱讀能力的確退步得很顯著，但學校端遲遲無法提出積極、有效改善閱讀教育的作為，家長也無法得到外界的有效支援。

以應試導向作為教育主軸，或許在臺灣和部分亞洲國家是可行的、能創造亮眼成績的，但這只是現在，而不是未來，更不是全球的趨勢。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應試取向的教育並非長久之計，新的學習觀念和教育研究都顯示，應試教育將會被「素養教育」所取代。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宋曜廷藉由語言學、心理學、人工智慧技術，成功研發出「適性閱讀系統 SmartReading」平台，不僅能夠診斷學生的閱讀能力、客觀分析文本的難易度，也可以推薦適合學生程度的書籍，結合適性測驗、文本難度測驗，達到最好的學習和教學效果。

找到適合不同程度閱讀能力的文本

讓低年級的孩子讀《盲眼鐘錶匠：解讀生命史的奧祕》、《沙灘上的薛丁格，生活中的量子力學》等有一定難度的書籍，不是訓練，而是一種折磨。那要怎麼才可以選對書，讓學生讀到難度適中的文本呢？

以英語為例，「Lexile 藍思」是全世界最知名、最有公信力之一的英語閱讀程度指標，有無數的老師、家長和書商，甚至是美國教育部，都大力推廣使用 Lexile 藍思來增進孩子的英文閱讀能力，並追蹤學習的狀況。

那麼臺灣呢？宋曜廷表示，其實我們早就做出來了！畢竟臺灣學生的知識背景、典型的知識空間，是很簡單就可以整理出來的。

為了讓人們更精準、客觀地了解文本的難易度，宋曜廷結合閱讀心理學、語言學及機器學習，研發出「中文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分析技術」（Chinese Readability Index Explorer, CRIE），分析文本中的五大客觀指標（基本層次、字詞層次、句法層次、語意層次、以及凝聚類層次），以評估文章的用字遣詞及文章結構。

除了上述語言特徵外，宋曜廷的研究團隊更整合不同特定領域的知識，以評估文章中「專業知識」的難度，最終開發出通用型的文本可讀性模型，可用來量化不同領域書籍或文章的「SR 值」及「適讀年級」。

其中 SR 值為文本的難度值，若 SR 值愈大，則代表這篇文章或書籍的難度愈高。

若是好奇 CRIE 的分級成果，歡迎大家前往適性閱讀系統 SmartReading 的「閱讀分級書庫查詢系統」，該網站已收錄了「金鼎獎」、「中小學生讀物選介」、「兒童文學牧笛獎」等超過兩萬筆優良書目的得獎好書，並公布各個書籍的難度分級，提供大眾作為閱讀選書的參考依據。

踢走閱讀教育的絆腳石：太難懂、不適合和不深刻

除了書籍本身的難易程度，學生的閱讀能力，也會影響閱讀的成效和訓練。

因此，宋曜廷以閱讀心理學、閱讀能力發展歷程理論為基礎，參酌國際重要閱讀能力評量（PISA & PIRLS）與美國國家教育進步評量（NAEP）後，研發「中文閱讀能力診斷評量」（Diagnostic Assessment of Chinese Competence, DACC），藉由線上測驗，檢測出學生的閱讀能力。

根據認知發展理論，DACC 將學生的閱讀能力分為五大向度，分別為「字詞辨識」、「表層文意理解」、「文意統整」、「推論理解」以及「分析評鑑」。

適性閱讀系統 SmartReading 結合了能夠判斷書籍難易程度的 CRIE 技術，以及診斷學生五大向度閱讀能力的  DACC 評量，結合「書」與「人」的兩種指標，提供一組符合孩子閱讀能力的推薦書單，並讓學生自由選擇有興趣的書籍。

然而，匹配到適合的好書還不夠！研究團隊指出，臺灣學生缺乏的是「較高層次的知識整合與闡釋的能力」，因此一個培養閱讀習慣的好系統，還必須訓練學生「規劃閱讀計畫、評估閱讀成效、調整閱讀技巧」，讓孩子讀書讀得夠深刻。

適性閱讀系統 SmartReading 不僅有「讀後評量」、「閱讀計畫」的功能，更開發出評量學生摘要、心得的技術，並自動給予評分，是目前全世界第一且唯一的中文閱讀心得自動評分技術！

讀得多不等於讀得好，看 YouTuber 說書也不等於讀書

以往似乎會認為，只要孩子的閱讀量越大，就代表閱讀能力好、閱讀的效果也會好，但宋曜廷指出，這是很有爭議的說法，在教育學與心理學上，仍然無法證實閱讀量與閱讀力的有相關。

光是如何評估「閱讀量」，就有許多討論的空間。閱讀量等於文字量嗎？這些文字的品質如何？看了這麼多，究竟讀了什麼？有深入反省和批判嗎，抑或只是囫圇吞棗呢？

由於「認真讀」和「隨便讀」展現出來的成果、文字解構能力是完全不一樣，因此，在適性閱讀系統 SmartReading 中，會用相當嚴謹的平台互動、閱讀評量和讀後心得來檢驗閱讀的整體成效。

此外，若只單論閱讀能力的話，那就太「認知」了，在閱讀教育上，宋曜廷同樣看重的是閱讀的動機以及興趣。

孩子到底有沒有越來越喜歡閱讀？

宋曜廷指出，有許多人在進行閱讀教育時只在乎認知面，而忽略了情意面，尤其是「閱讀習慣」這一塊，更是難以被客觀測驗，而必須追蹤長達數年，才可以判斷孩子究竟有沒有持續的愛閱讀。

隨著時代數位化，除了紙本的閱讀，學生更多了電子書，甚至是有聲書、影片說書的選擇，然而，這到底算不算是一種「真正的閱讀」呢？

宋曜廷認為，「文字」的閱讀是不可取代的。除了文字是更深入、更有效率和效果的知識擷取外，在大腦處理資訊的過程，文字與影像進入記憶的機制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影像式的閱讀是另一個面向，無法真正取代傳統的文字式閱讀。

對於宋曜廷而言，YouTube 更適合作為一個引子，導引我們進入文字、發掘更深入的閱讀，也許當今影像的開發性、可能性比較高，也可以傳達更細膩的細節，但這幾千年來，人類對於文字的心領神會，是無可取代的。

在影視媒體的大舉進攻之下，若長篇文字（例如：書籍）的閱讀已經式微，像泛科學這種以「單篇文章」來乘載知識的方式，也許是值得推薦的。這種單篇、組合式的閱讀，只要足夠震撼、精煉，不僅維持文字原有的穿透性，也能「擾動」讀者去閱讀更多知識，作為一種閱讀的敲門磚。

從賣書的變成讀書的，再變成教書的！

宋曜廷感慨道，五十年前他小時候是個沒有書可以念的時代，在那個資源匱乏的社會，只有成績好的學生，才可以得到老師獎勵的一本書，考不到前三名，就沒有書可以看，《國語日報》更是許多人愛不釋手的寶藏。

回想起《國語日報》和當年的光景，宋曜廷也相當的懷念，「沒想到《萬能車》真的實現了！」

然而，隨著科技與網路技術的崛起，對於現在的學生而言，不僅書本唾手可得，還有著其他無限多的內容：遊戲、電影、動漫畫、網路影音等在搶奪人們的注意力，曾經輝煌、風光無限的出版業，如今卻變得灰頭土臉。

在科技狂潮下，數位化時代對出版業帶來巨大的衝擊，讀者閱讀習慣的轉變，更讓出版業面臨轉型的危機。

面對出版環境的驟變，傳統的大型出版社和書商，究竟該如何因應？中游的電商、科技學習或線上學習公司，可以怎麼協助相關的電商工作並擴展市場？在茫茫書海中，學生到底要怎麼選到正確的好書？

宋曜廷的研究團隊靠智慧型閱讀系統 SmartReading 平台打造「智慧型閱讀小聯盟」，集結了志同道合、願意推廣閱讀教育的聯盟會員，一起讓孩子喜歡讀書。加入聯盟後，作為上游的出版社與圖書銷售業，可以獲得前文所提及的  CRIE 自動分級技術，隨後由中游的電商與行銷單位利用 SmartReading 平台，將上游會員的書籍和文本推廣給有需求的下游會員，營造適性化閱讀的環境，讓家長和老師協助培養學生的自主閱讀習慣和能力。

「將出版業從賣書的，變成讀書的，再變成教書的！教書不是教真正的內容和知識，而是讓孩子對閱讀有興趣，因讀書而滿足。」宋曜廷這麼說道。

透過聯盟將閱讀的上中下游串連了起來，讓出版社不只是出版社、學生也不僅僅是只能接收知識的讀者，如此一來也才有機會讓「閱讀的生態系」能夠生生不息。

參考資料

• SmartReading 適性閱讀
• 智慧型閱讀小聯盟
• 文本可讀性指標自動化分析系統 CRIE 3.0
• 中文閱讀能力適性診斷評量
• 「基本能力指標」之發展與概念分析

• 本文轉載自臺北天文館《臺北星空》第 101 期

• 文／歐陽亮｜天文愛好者，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曾獲 2001 年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擔任 2009 全球天文年特展解說員。

甲骨文，可算是漢字的始祖，這些刻在龜甲、獸骨的原始生活記錄，除了寫下戰爭樣貌、繁複祭典與詢問吉凶等占辭，也記載了一些看似形容天象的文句，某些甚至被廣為宣傳，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記錄。

然而到目前為止，近五千字的甲骨文裡卻只有一千多字被認出，已解讀的文字中也有許多爭議，疑點重重。建立在這樣流沙般的基礎上所找到的天象紀錄，可信度會高嗎？

「貞人用火炷燃燒那些凹缺，直到甲骨另一面出現龜裂的痕跡。不知怎地，就在這龜裂的時刻，他們捕捉到了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聲音──除了商朝的歷代祖先，還有各種掌控大自然風雨洪水的力量所發出的聲音^[1]。」

甲骨文，是東亞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統，可算是漢字的始祖。這些刻在龜甲、獸骨的原始生活記錄，除了寫下戰爭樣貌、繁複祭典與詢問吉凶等占辭，也記載了一些看似形容天象的文句，自從一百多年前發現以來，已陸續解讀出「日食、月食、新星、彗星、鳥星」等辭，某些甚至被廣為宣傳，號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記錄。

然而到目前為止，近五千字的甲骨文裡卻只有一千多字被認出^[2]，接近三分之二無法解讀，進展十分緩慢。2016 年中國大陸曾舉辦甲骨文釋讀獎勵，破譯一個字可得到五至十萬元人民幣，但只有兩人獲得。另外更鮮為人知的是，已解讀的文字中也有許多爭議，專家的意見經常不一致，因此疑點重重。在這樣流沙般的基礎上所找到的天象，可信度會高嗎？我們先來看看一些常在科普文章出現的案例。

「三焰食日大星」^[3]

這個看似三道火焰吞食太陽並同時出現亮星的驚奇景象，若真的看得到，應該是指日全食的現象。

能吃掉太陽並讓它變黑的火焰，應該是我們所知的日珥（圖 1 ，原始黑白照片在歐南天文臺ESO網頁），所以它曾被當成古老的日全食與日珥記事（圖 2）^[4]。不過，根據較新的文字學角度來分析，有學者已將這句話重新解讀成「乞列，食日大星」，三與乞形似，意為迄；第二字似「臽」又似「列」。乞列是指天氣陰沈到可能下雨^[5]，或指停止陳放祭品，^[6]但是到了「食日」的時刻，即上午用餐時分^[7]，天氣卻轉大晴，因為「星」字亦可解釋為晴朗^[8]。不過這種令人失望的新解釋，又被最新的實物目視結果否定，因為「三」不一定是指「乞」^[9]。

「癸酉貞日夕又食」^[10]

號稱世界最早日食紀錄的「癸酉貞日夕又食」（圖 3），其實歷來眾說紛紜。

癸酉是古代干支紀日的日期，貞是占卜之意，意思是在癸酉日占卜。但日夕又食是日食嗎？「又」當成「有」的話，多出的夕字何解？有人認為「夕」不能解釋為黃昏，就算可以解釋為日夜之交，但是從西元前 1400 至前 1000 年並沒有殷都安陽可見且剛好是癸酉日的日沒帶食^[11]。然而若查詢古代日食表^[12]並以天文軟體 Stellarium 檢驗這三百年的天象卻可以發現，在西元前 1129 年 2 月 14 癸酉日的安陽地區剛好能見到一次在下午 5 點多食甚的日沒帶食。又另有一說認為這段文字是在貞卜尚未發生的事，不能視為已發生的天象^[13]，但也有人認為相反^[14]，因此目前尚無定論。

「日有戠」^[15]

這又是一種疑似日食的記錄，但也有人解釋為太陽黑子^[16]。不過卜辭中另有「月有戠」記錄，然而月面的斑紋總是不變，不太可能指稱月亮出現黑子，因此解釋為太陽黑子是有疑問的。^[17]

「新大星並火」^[18]

從字面看來，這句甲骨文的意思很像「有新星出現，與心宿二（古稱「火」）並列」（圖 4），不過，「新」也可能是一種祭祀名稱，句子可變成「新，大星，並火」，意思是舉行「新」祭典，結果天放晴，於是舉辦「並」祭典來祭祀心宿二^[19]。這個疑似史上第一顆新星或超新星的記錄，也許只是學者的誤解。

二十八宿、「鳥星」^[20]

由於以前學界對於中國星座起源有許多爭議，使得人們寄望在甲骨文裡找到二十八星宿的古字與線索，證明中國星座是起源於本土。現在雖已發現若干疑似二十八宿星名的甲骨文字，但是經過詳細考證後，確定是星名的其實不多^[21]。例如「鳥星」兩字（圖 5）曾經被視為《尚書．堯典》所載「日中、星鳥」的意思，即南方朱雀的原始形象，然而也有人認為鳥可能是受祭的神名，此點在學界尚未有共識^[22]。

除了以上問題之外，學者對於月食、彗星的看法也是百家爭鳴、莫衷一是，更麻煩的是甲骨學主流體制外還有其他新的質疑。以下舉一些有趣的例子：

日與丁（圖 6）：在口中間多了一橫，就是日嗎？為什麼有時又被解釋為干支的「丁」字？兩者混淆的情形其實很多^[23]。

月與夕（圖 7）：在眉月中央多了一道，是否為另外一字？解釋者常常自由心證，隨機約定何處為月、何處為夕^[24]。甚至有人誤以為「月亮通常只在傍晚出現」而解釋甲骨文可借月為夕^[25]，但古人觀看天空的時間比起被燈海誘惑的現代人多出許多，天文經驗豐富，是否也會有這種誤會？

星與晶（圖 8）：在星點的小圓中增加一點來裝飾，於是變成晶字。不過星字本身的變形就很多樣，真的每個字型變化都是指星星嗎？

這些型態多變的字是因為當時識字者少、傳承困難故而經常出錯，還是因為字體剛發明不久所以尚未定型？抑或現代研究者其實沒有找到正確的分辨方法，導致一字多型且標準混亂？龜甲與獸骨是貴重物品^[26]，用刀刻字必然比寫字困難，若刻錯字的話如何處理？是否會將錯就錯導致後人解讀時以為該字的形體多變？這些都有待未來進一步釐清^[27]。

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大多數學者僅以拓本或照片來進行研究，但由於材料古老殘缺、漫漶不清以及轉印物質的侷限，得到的釋文成果往往經不起推敲。有興趣者可到「考古資料數位典藏資料庫」觀察，就會發現看實物照片也不一定能看清楚。因此，一定要真正目視實物，讓光源動態變化，才能看出細微字跡到底刻劃到哪。目前發現可能至少超過五成的刻辭內容需要改定^[28]，因此甲骨上看似天象記錄的文字，最好等學界有普遍的共識與認定，再引用為教材比較妥當。遙想當年的相對論、板塊理論也曾走過被質疑的過程^[29]，「甲骨學」亦將如此，不過若因此進行過度揣測、冒然發表「世界最早記錄」，只是引起注目與混淆，終將被時代考驗所淘汰。

中文字體歷經幾千年的變化，存在許多未知的起源，字形字音字義也經過多次轉折，容易讓後人分析時產生誤解，即使是字典的始祖《說文解字》也無法避免^[30]，「甲骨學」又是一門還在進行初步研究的學問，以上列舉的問題，也許會讓人萌生挫折與懷疑，不過，就像科學必須不斷地依靠新發現來推展前景一樣，歷史也是這樣進步的。古人記錄的熒惑守心被現代證實有 74% 的錯誤、施行了千年以上的神奇候氣術也被後世完全揚棄，但甲骨文研究只進行了百年左右，若舊的解讀方式真的已呈現死胡同狀態，那麼從百年束縛中破殼而出也許只是未來的必經之路了。

相關影片：

附註：

1. 何偉 Peter Hessler《甲骨文：一次占卜當代中國的旅程》Oracle Bones， 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譯者：盧秋瑩，八旗文化出版社，2011，頁 166。
2. 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 54、203。
3. 收在《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圖版 6386，可至「甲骨文拓片數位典藏」查詢原件拓本。
4. 陳遵媯《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木鐸出版社，1982，頁 60 以及《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明文書局，1987，頁 18。
5.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132。
6. 李學勤〈三焰食日卜辭辨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頁 20。
7. 參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1988，頁 232；董作賓《殷曆譜》，《董作賓先生全集》乙編第一冊，藝文印書館，1977，頁 32；嚴一萍〈食日解〉，《中國文字》新六期，藝文印書館，1982，頁 51~52。
8.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頁 70。
9. 張惟捷〈甲骨文字舊釋新說──以史語所藏十四版腹甲為例〉，《文與哲》學報第 22 期，2013，頁 12：三的三橫皆等長，中橫並不略短，應釋為三之意。
10. 收在《殷契佚存》編號 374。
11.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頁 122。
12. 張培瑜《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大象出版社，1997，頁 970。
13. 胡厚宣〈卜辭「日月又食」說〉，《上海博物館集刊》第 3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 李學勤：《癸酉日食說》，《中國文化研究》1998 年第 3 期，頁 26。
15. 收在《殷契粹編》55、《甲骨文合集》33697 等。
16.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頁 240。
17.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頁 124。
18. 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下 9.1。
19.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頁 47、48、83。
20. 收在《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圖版 6664、6672，《甲骨文合集》11497、11498。
21.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頁 81。
22. 馮時《百年來甲骨文天文曆法研究》，頁 67~75。
23. 黃奇逸《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國古文字的產生與發展》，巴蜀書社，2008，頁 42。
24. 黃奇逸《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國古文字的產生與發展》，頁 23。
25. 徐富昌〈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方式之演化〉，《臺大文史哲學報》，64 期，2006，頁 13。
26. 許進雄《文字學家的甲骨學研究室》，臺灣商務印書館，2020，頁 40。
27. 上古文字難讀的原因有：原始文字不能有效記錄語言、口傳失誤、方言問題、文字假借造成混亂、後代古音研究誤導等，詳見黃奇逸《歷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學結構》，巴蜀書社，2008，頁 674。
28. 張惟捷〈甲骨文字舊釋新說──以史語所藏十四版腹甲為例〉，頁 18。
29. 羅拉．費米 Laura Fermi《原子時代的奠基人：費米傳》今日世界出版社，1973 中文版，葉蒼譯。書中提到 1926 年仍有一部分學者不相信相對論。
30. 許進雄《文字學家的甲骨學研究室》，頁 214~230、23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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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格：謎樣的二十八星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