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球疫情蔓延，甚至被稱為二次大戰以來人類最大的危機。所幸臺灣防疫有成，本月大規模解禁，6 月 21 日民眾可以輕鬆地出外觀賞日環食。在這樣的光景下，日食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呢？它只是稍縱即逝的美景嗎？我們先來談談日食與災難的歷史。
日食在歷史上經常與災難關聯，就先來看個令人玩味的故事。
在南宋滅亡前夕，發生了一次日食，《宋史‧天文志》如此記載：
「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星見，雞鶩皆歸。明年，宋亡。」
這段話記錄了 1275 年 6 月 25 日的日全食，所謂「既」意思是「盡」，即指全食。在日全食期間，不但天色暗下而看見星星，動物也出現歸巢的行為。
每次日全食的「全食帶」很窄，地球上只有極少數地方可以看見全食。1275 年那次日食，全食帶正好通過南宋國都臨安（今杭州），且全食階段長達近六分鐘。
要是我們了解時代背景，就會知道這次日食必定令人慌張。那年三月，元軍已經攻陷建康（今南京），江南各城相繼陷落，臨安局勢非常危急。
在那危急存亡之秋，朝臣藉言日食大作文章。王爚上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接著又說，大臣應該 「理陰陽」、「鎮諸侯」，現在卻「生民塗炭而未能拯」，於是請求辭官。可以看出，日食是臣子批評朝政的好時機。
隔年，元軍終究攻下臨安，擄走宋恭帝。《宋史‧天文志》並沒有明講其中關聯，但是在日食紀錄後面寫下「明年，宋亡」，留給讀者自行解讀。
從文明之初，被視為災難的日食
人類對於日食的天然畏懼，也許與其他動物沒有太大差別。在文明之初，日食就與災難聯結在一起，並且與政治難分難捨。
最著名的例子是《詩經》這段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說：「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食是不祥之事，且人們將日食與政治相提並論。
西元前 535 年 3 月 18 日發生日食，《左傳》記載了一段對話，晉平公問士文伯誰會承受日食之災，又問他《詩經》那幾句話的意思。士文伯說，「不善政」才會遭受日月之災，因此告誡晉平公為政「不可不慎」。意思是說，日食是否引發災難，是取決於人事。
《春秋》經文有 37 次日食紀錄，其中 33 次經現代天文學的檢驗都屬實，相當可靠。這些紀錄多半是簡單地寫下「日有食之」，而不明白詮釋其象徵意涵。不過一般認為，《春秋》之所以會將日食記下，是把它當作「異常」的事情來看待。
《左傳》也記載了面對日食這種異象的「救護」禮儀。日食發生的時候，天子「不舉盛饌，伐鼓于社」，而諸侯則要「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所謂「伐鼓」就是擊鼓的意思，歷朝歷代延續「救日伐鼓」的禮儀。直到清末，各地官員仍要擊鼓、燒香祭拜，並且在日食的初虧、食甚、復圓三個時刻分別行禮。
不再突如其來：日食預報的重大突破
看到這裡，我們很容易把「迷信」、「不科學」的標籤貼在古人身上。然而，古時候關於日食災異的認識，恐怕沒這麼簡單。
事實上，中國古代很早就發現日食有規律，並發展出預報日食的能力。至少到了東漢的《乾象曆》，已經可以初步預測日食。到了西元 6 世紀，北齊天文學家張子信更在日食預測上取得重大突破。
張子信為了躲避葛榮起義的戰事，隱居海島中，鑽研天文。他大量分析預測與實際觀測的日月食時間，發現二者的差值與季節、節氣密切相關，稱之為「入氣差」。據此，他發現了太陽視運動的不均勻性，也就是太陽在一年四季運行速度不同，「日行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
現在我們知道，夏季太陽接近遠日點，視運動較慢；冬季太陽接近近日點，視運動較快。張子信就指出這件事，計算太陽位置不能只用平均值，必須加入「入氣差」的修正，才能準確得到太陽真實位置，進而推算日食。初唐的劉焯編寫《皇極曆》，運用張子信發現的原理，發展出推算日食的公式，奠定重要的理論基礎。
是否發生日食，需引進「食限」的概念。《隋書》說明張子信的理論：「合朔月在日道里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日食必定發生在「朔」，也就是日、月在同一經度上。不過黃道（太陽視運動軌道）、白道（月球視運動軌道）不在同一個平面上，有 5 度左右的交角，因此只有當「朔」發生在黃白道交點附近時，才可能出現日食。如下圖，日、月兩圓相切時進入「食限」，才會發生日食。
於是，日食預測需仰賴太陽位置的精準推算，而張子信、劉焯的理論取得重大突破。
已經可預測，中國古代政治仍持續視日食為災異？
日食既然能被預報，那麼還會被視為災變嗎？我們容易設想，人們逐漸清楚日食的規律之後，日食應該與人事、政治漸漸脫鉤。事實卻是相反，隨著日食預報越來越準確，朝廷反而有更多時間可以準備「救日儀式」，儀式越來越細緻。
讓人不禁疑惑，如果日食是「常態」，為何中國古代反而發展出如此的救日儀式呢？
陳侃理研究中國古代的日食觀念，指出了「天行有常」與「休咎之變」的辯證關係。日食預報的發展，並沒有終止「天人感應」觀念。他進一步說明，所謂「科學知識」與「傳統性知識」其實是可以共存的。
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日食成為可預報的「常態」之後，如何以「休咎之變」的姿態繼續呈現。在日食可預報之後，許多人確實開始質疑「人事會影響日食」的觀念，例如北魏孝文帝就不相信其中有所關聯。
而後出現了一種觀點，是將日食災異看作「神道設教」。例如唐代經學家孔穎達認為日食是常態，與人事根本無關，但是他仍然主張將日食作為災異，這是因為聖人為了教化人們，「假托日食以為戒」，特別是警戒君主。
北宋名臣富弼也極力主張維持天象災異，他認為：「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意思是說，在帝王之上、能夠讓帝王害怕的只有「天」而已，如果去除天變，帝王恐怕沒人制約。
即使天象與人無關，需要藉此機會讓帝王修省。北宋的皇帝遇到日食，還要先「避正殿，減常膳」十幾天。不論是否相信人事影響天象，日食作為「天」的力量展示，是約束帝王的力量。這不僅是一種「手段」而已，天人合一的觀念還深深作用著，要求帝王敬天而愛民。再想漢文帝曾發布〈日食詔〉，因為日食而檢討自己、宣布選舉「賢良方正」的新制度，若非帝王對天有所敬畏，這些政治改革從何而來呢？
若要帝王在日食十幾天前就開始修省，沒有夠準確的日食預報是做不到的。帝王對於災異的謹慎態度，則促使天文官準確預報日食。我們乍看之下「迷信」的儀式，竟然是以「科學」的進步為基礎，而且又反過來促成「科學」的進步。由此可見，天象與人事之間不單是「有無影響」而已，而牽涉到科學與社會更深刻的交織。在另一個時空下，「科學知識」可有我們今天意想不到的「應用」，而這些應用層面或許是促成人們進一步探究自然的原因。而且，其中不只是「迷信」而已，展示著人對天的敬畏、自然規律與人的關係。
情況到了清末，則又不同。清末輿論開始批評救日儀式，認為那是「官樣文章」、「愚民之術」，早該廢除。官員也知道救日儀式不會真的救到誰，儀式變得像是兒戲，為人笑柄。人們批評王朝的陳舊制度，因而主張讓日食與人事脫鉤。其實，這些主張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涵義。天象並不從此與人事失去連結，它將有新的、現代的意義。
戰亂中的日食：科學使命與黎明的隱喻
到了民國時期，現代天文學的機構建立，日食觀測的意義大不相同，成為科學發展的重要工作。那日食又與一般民眾有何相關呢？日食的「災難」色彩，又如何轉變呢？
最有意思的是 1941 年 9 月 21 日的日全食。那時正值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日食仍然備受矚目。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天文所已經從南京撤到昆明，仍然組成觀測隊，前往西北觀測日食。率隊的是時任天文所所長張鈺哲，他形容此行是一趟「長征」，沿路頻繁遇上日軍空襲，路途險阻，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抵達甘肅臨洮。蔣介石也特批軍機飛至臨洮，如遇天候不佳，可飛至雲層上方做日食觀測。值得一提的是，李國鼎先生也是這次觀測隊的一員。
為何戰亂之中還要堅持觀測日食？張鈺哲說明，太陽是一切地球生命之母，日食是研究太陽的良好時機，有重要的科學價值。特別是戰爭期間，外國科學家無法前來觀測，於是他們有重要使命，要將這次日食的科學紀錄留下來。
這次日食的「科學」工作，不僅是學者的事。報章雜誌紛紛教導民眾如何觀測日食，將天文科學的知識推廣給民眾。學者和報刊也都關注，這次日食發生時民間是否能「破除迷信」。好比《申報》在日食隔天的報導中，標題指出「積習難移，仍有鳴鑼擊鼓之聲」，不過內文仍肯定所見情況「亦足證明科學之已漸普遍」。
此外，戰亂中還重新建構另一種日食與人心的關聯。《益世報》指出：「一般長者咸謂日全食為抗戰接近勝利之預示，良以明朝嘉靖二十二年之日全食，曾為名將戚繼光戰滅倭寇建立殊功之徵兆云。」人們將 1941 年的日食與明代的日食連結起來，視為抗戰接近勝利的徵兆。
這或許還可說是民間的迷信不曾消失。再來看天文學家的論調──學者並不主張迷信，卻仍然將日食與抗戰連結起來。
張鈺哲〈抗日四年後之日食〉一文，引用敘拉古突破迦太基人的故事，說明日食激勵士氣的史實，並引作抗戰「勝利即在目前的證明」。此外，張鈺哲還寫了一篇〈天文與日食〉，談到戰亂當中觀測日食、研究天文的意義：「由研究天文知道地球之外還有無數的星球，還有無窮大的空間，自然也要發生同群的熱愛，而不至於互相殘殺，而能夠彼此相安，共信互助，向著和平的道上走去，這一點是研究天文更偉大的意義。」
在二次大戰的亂世之中，人們自然將日食與時局聯想。日食與人事的關聯，不再是傳統上約束帝王的災異，而是一方面作為科學使命，另一方面作為黎明的隱喻或精神啟發。
1941 年的日食那天，語言學家林柷敔雖然不懂天文，但是也拿了個臉盆，裝水摻墨汁，觀察太陽的倒影。他在《宇宙風》雜誌發表了一篇〈日蝕記〉，除了談日食與抗戰的關係，也談到自己見證日食的旨趣：
大宇宙中一個自然變化，對於這樣一個小我，倒底有什麼關係？我不是學者，記錄日蝕又何益？我燃了一支烟，對自己說：『下一次的日蝕我將在那裏？也許就是被後代觀察者足尖所踐的泥土吧！趁我沒有變成泥土前記它一筆吧！』我心安，又欷歎。烟繞繞上升，我的心境跟著它上升，漸漸愉快起來了：在我生命終結的時候，在我呼吸停頓的時候，我將逢到最後的審判者，他將問我：『你在世上見過什麼東西？』我無疑地會笑著回答：『我看過了四世紀來的那次日蝕！』
一期一會的臺灣日環食！錯過再等 195 年
在自己的家園遇上日全食或日環食，是極其罕見而幸運的事。在亂世中見證日食，則彷彿渺小的生命與天地同在。
日全食、日環食在地球上幾乎年年都有，然而每次的全食帶、環食帶都很窄，所以特定地點要見到相當困難。我們大可以買機票飛出國，年年都可看日食，然而要體驗日食與鄉土的緊密結合，恐怕機會難得。今年 6 月 21 日，臺灣獲得難得的「天機」，可以見到日環食，我們多麼幸運。下次在臺灣要看到日環食，要等到 2215 年。如果 2012 年錯過臺灣北部的日環食，那這次真是「一期一會」了！
更特別的是，這次日環食剛好發生在夏至，而且環食帶在臺灣通過北回歸線。夏至當天正午，太陽直射嘉義一帶的北回歸線，下午同樣地點則發生日環食，這相當罕見。
人間無常，天行有常
日食的意義隨著時代而變化，但是當每天照亮我們的太陽，罕見地被遮擋，總能使人反思天地人間的「常」與「變」，而其中「科學」的觀念也與人事、時局複雜地交織。
再回來想想，今年臺灣疫情趨緩後的日食，意義同樣非比尋常。筆者常舉辦天文活動，凡事都可以延期，但是日食等天象是不能延期的，在疫情緊張期間實在令人擔憂。所幸疫情暫時緩和，觀賞日環食的活動足以照常舉行。在一波三折之後，我們清楚感受到，即使人間混亂，日食依然會按照規律準時發生。
我們看到天地之間具有無人能擋的規律，即使人間遭逢亂世、人心失落，天地仍然運行不悖，照常發生日食。即使你對日食原理了解還有限，這總是一次非比尋常的見證。你將在因緣際會之下，見證宇宙運行的偉大展演。它所展示的不必然是「正義戰勝邪惡」這類道德勸說，卻在混亂變動的時代裡，給人「常」的想像與信念。「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即使人間似乎失序，宇宙並非無序，太陽依舊升起！
期待 6 月 21 日下午，我們一同見證日環食奇景。
參考資料
- 不知撰人，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久雨初霽之陪都 昨晨日食奇景〉，《益世報》，1941年9月22日，第2版。
- 〈日蝕的觀察和實驗〉，《申報》，1941年9月21日，第13版。
- 〈重慶觀測日蝕記〉，《申報》，1941年9月22日，第2版。
- 林柷敔，〈日蝕記〉，《宇宙風（乙刊）》第56期，1941年，上海，頁32-34。
- 張鈺哲，〈天文與日食〉，《科學教學季刊》第2卷第1期，1942年，成都，頁1-3。
- 張鈺哲，〈抗戰四年後之日食〉，《大公報》，1941年3月23日，第3版。
- 江曉原、吳燕，《紫金山天文台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
- 李林，〈「救日」與救國——1901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蘊〉，《清史論叢》2017年第1期，北京，頁255-272。
- 陳久金，《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 陳侃理，〈天行有常與休咎之變──中國古代關於日食災異的學術、禮儀與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2012年9月，臺北，頁389-443。
- 龍涌霖，《天變何可畏——從十月看儒家災異文化的發展》。廣州：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16。
- 關增建，〈日食觀念與傳統禮制〉，《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年第2期，北京，頁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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