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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環食6月21日即將登場:日食與災變的古今談,一同見證天地人間的「常」與「變」

歐柏昇
・2020/06/19 ・5916字 ・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SR值 553 ・八年級

今年全球疫情蔓延,甚至被稱為二次大戰以來人類最大的危機。所幸臺灣防疫有成,本月大規模解禁,6 月 21 日民眾可以輕鬆地出外觀賞日環食。在這樣的光景下,日食可以帶給我們什麼呢?它只是稍縱即逝的美景嗎?我們先來談談日食與災難的歷史。

日食在歷史上經常與災難關聯,就先來看個令人玩味的故事。

在南宋滅亡前夕,發生了一次日食,《宋史‧天文志》如此記載:

「德祐元年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星見,雞鶩皆歸。明年,宋亡。」

這段話記錄了 1275 年 6 月 25 日的日全食,所謂「既」意思是「盡」,即指全食。在日全食期間,不但天色暗下而看見星星,動物也出現歸巢的行為。

每次日全食的「全食帶」很窄,地球上只有極少數地方可以看見全食。1275 年那次日食,全食帶正好通過南宋國都臨安(今杭州),且全食階段長達近六分鐘。

要是我們了解時代背景,就會知道這次日食必定令人慌張。那年三月,元軍已經攻陷建康(今南京),江南各城相繼陷落,臨安局勢非常危急。

1275 年 6 月 25 日,日全食的範圍。擷取自全食互動地圖

在那危急存亡之秋,朝臣藉言日食大作文章。王爚上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接著又說,大臣應該 「理陰陽」、「鎮諸侯」,現在卻「生民塗炭而未能拯」,於是請求辭官。可以看出,日食是臣子批評朝政的好時機。

隔年,元軍終究攻下臨安,擄走宋恭帝。《宋史‧天文志》並沒有明講其中關聯,但是在日食紀錄後面寫下「明年,宋亡」,留給讀者自行解讀。

從文明之初,被視為災難的日食

人類對於日食的天然畏懼,也許與其他動物沒有太大差別。在文明之初,日食就與災難聯結在一起,並且與政治難分難捨。

最著名的例子是《詩經》這段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說:「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食是不祥之事,且人們將日食與政治相提並論。

西元前 535 年 3 月 18 日發生日食,《左傳》記載了一段對話,晉平公問士文伯誰會承受日食之災,又問他《詩經》那幾句話的意思。士文伯說,「不善政」才會遭受日月之災,因此告誡晉平公為政「不可不慎」。意思是說,日食是否引發災難,是取決於人事。

《春秋》經文有 37 次日食紀錄,其中 33 次經現代天文學的檢驗都屬實,相當可靠。這些紀錄多半是簡單地寫下「日有食之」,而不明白詮釋其象徵意涵。不過一般認為,《春秋》之所以會將日食記下,是把它當作「異常」的事情來看待。

《左傳》也記載了面對日食這種異象的「救護」禮儀。日食發生的時候,天子「不舉盛饌,伐鼓于社」,而諸侯則要「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所謂「伐鼓」就是擊鼓的意思,歷朝歷代延續「救日伐鼓」的禮儀。直到清末,各地官員仍要擊鼓、燒香祭拜,並且在日食的初虧、食甚、復圓三個時刻分別行禮。

不再突如其來:日食預報的重大突破

看到這裡,我們很容易把「迷信」、「不科學」的標籤貼在古人身上。然而,古時候關於日食災異的認識,恐怕沒這麼簡單。

事實上,中國古代很早就發現日食有規律,並發展出預報日食的能力。至少到了東漢的《乾象曆》,已經可以初步預測日食。到了西元 6 世紀,北齊天文學家張子信更在日食預測上取得重大突破。

張子信為了躲避葛榮起義的戰事,隱居海島中,鑽研天文。他大量分析預測與實際觀測的日月食時間,發現二者的差值與季節、節氣密切相關,稱之為「入氣差」。據此,他發現了太陽視運動的不均勻性,也就是太陽在一年四季運行速度不同,「日行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

現在我們知道,夏季太陽接近遠日點,視運動較慢;冬季太陽接近近日點,視運動較快。張子信就指出這件事,計算太陽位置不能只用平均值,必須加入「入氣差」的修正,才能準確得到太陽真實位置,進而推算日食。初唐的劉焯編寫《皇極曆》,運用張子信發現的原理,發展出推算日食的公式,奠定重要的理論基礎。

是否發生日食,需引進「食限」的概念。《隋書》說明張子信的理論:「合朔月在日道里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日食必定發生在「朔」,也就是日、月在同一經度上。不過黃道(太陽視運動軌道)、白道(月球視運動軌道)不在同一個平面上,有 5 度左右的交角,因此只有當「朔」發生在黃白道交點附近時,才可能出現日食。如下圖,日、月兩圓相切時進入「食限」,才會發生日食。

於是,日食預測需仰賴太陽位置的精準推算,而張子信、劉焯的理論取得重大突破。

黃白道交點「食限」。圖/歐柏昇

已經可預測,中國古代政治仍持續視日食為災異?

日食既然能被預報,那麼還會被視為災變嗎?我們容易設想,人們逐漸清楚日食的規律之後,日食應該與人事、政治漸漸脫鉤。事實卻是相反,隨著日食預報越來越準確,朝廷反而有更多時間可以準備「救日儀式」,儀式越來越細緻。

讓人不禁疑惑,如果日食是「常態」,為何中國古代反而發展出如此的救日儀式呢?

陳侃理研究中國古代的日食觀念,指出了「天行有常」與「休咎之變」的辯證關係。日食預報的發展,並沒有終止「天人感應」觀念。他進一步說明,所謂「科學知識」與「傳統性知識」其實是可以共存的。

我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日食成為可預報的「常態」之後,如何以「休咎之變」的姿態繼續呈現。在日食可預報之後,許多人確實開始質疑「人事會影響日食」的觀念,例如北魏孝文帝就不相信其中有所關聯。

而後出現了一種觀點,是將日食災異看作「神道設教」。例如唐代經學家孔穎達認為日食是常態,與人事根本無關,但是他仍然主張將日食作為災異,這是因為聖人為了教化人們,「假托日食以為戒」,特別是警戒君主。

北宋名臣富弼也極力主張維持天象災異,他認為:「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意思是說,在帝王之上、能夠讓帝王害怕的只有「天」而已,如果去除天變,帝王恐怕沒人制約。

即使天象與人無關,需要藉此機會讓帝王修省。北宋的皇帝遇到日食,還要先「避正殿,減常膳」十幾天。不論是否相信人事影響天象,日食作為「天」的力量展示,是約束帝王的力量。這不僅是一種「手段」而已,天人合一的觀念還深深作用著,要求帝王敬天而愛民。再想漢文帝曾發布〈日食詔〉,因為日食而檢討自己、宣布選舉「賢良方正」的新制度,若非帝王對天有所敬畏,這些政治改革從何而來呢?

若要帝王在日食十幾天前就開始修省,沒有夠準確的日食預報是做不到的。帝王對於災異的謹慎態度,則促使天文官準確預報日食。我們乍看之下「迷信」的儀式,竟然是以「科學」的進步為基礎,而且又反過來促成「科學」的進步。由此可見,天象與人事之間不單是「有無影響」而已,而牽涉到科學與社會更深刻的交織。在另一個時空下,「科學知識」可有我們今天意想不到的「應用」,而這些應用層面或許是促成人們進一步探究自然的原因。而且,其中不只是「迷信」而已,展示著人對天的敬畏、自然規律與人的關係。

情況到了清末,則又不同。清末輿論開始批評救日儀式,認為那是「官樣文章」、「愚民之術」,早該廢除。官員也知道救日儀式不會真的救到誰,儀式變得像是兒戲,為人笑柄。人們批評王朝的陳舊制度,因而主張讓日食與人事脫鉤。其實,這些主張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涵義。天象並不從此與人事失去連結,它將有新的、現代的意義。

戰亂中的日食:科學使命與黎明的隱喻

到了民國時期,現代天文學的機構建立,日食觀測的意義大不相同,成為科學發展的重要工作。那日食又與一般民眾有何相關呢?日食的「災難」色彩,又如何轉變呢?

最有意思的是 1941 年 9 月 21 日的日全食。那時正值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日食仍然備受矚目。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天文所已經從南京撤到昆明,仍然組成觀測隊,前往西北觀測日食。率隊的是時任天文所所長張鈺哲,他形容此行是一趟「長征」,沿路頻繁遇上日軍空襲,路途險阻,費盡千辛萬苦終於抵達甘肅臨洮。蔣介石也特批軍機飛至臨洮,如遇天候不佳,可飛至雲層上方做日食觀測。值得一提的是,李國鼎先生也是這次觀測隊的一員。

為何戰亂之中還要堅持觀測日食?張鈺哲說明,太陽是一切地球生命之母,日食是研究太陽的良好時機,有重要的科學價值。特別是戰爭期間,外國科學家無法前來觀測,於是他們有重要使命,要將這次日食的科學紀錄留下來。

這次日食的「科學」工作,不僅是學者的事。報章雜誌紛紛教導民眾如何觀測日食,將天文科學的知識推廣給民眾。學者和報刊也都關注,這次日食發生時民間是否能「破除迷信」。好比《申報》在日食隔天的報導中,標題指出「積習難移,仍有鳴鑼擊鼓之聲」,不過內文仍肯定所見情況「亦足證明科學之已漸普遍」。

1941年9月21日《申報》介紹日食的原理與觀察方法。
1941年9月22日《申報》報導重慶觀測日食的情況。

此外,戰亂中還重新建構另一種日食與人心的關聯。《益世報》指出:「一般長者咸謂日全食為抗戰接近勝利之預示,良以明朝嘉靖二十二年之日全食,曾為名將戚繼光戰滅倭寇建立殊功之徵兆云。」人們將 1941 年的日食與明代的日食連結起來,視為抗戰接近勝利的徵兆。

這或許還可說是民間的迷信不曾消失。再來看天文學家的論調──學者並不主張迷信,卻仍然將日食與抗戰連結起來。

張鈺哲〈抗日四年後之日食〉一文,引用敘拉古突破迦太基人的故事,說明日食激勵士氣的史實,並引作抗戰「勝利即在目前的證明」。此外,張鈺哲還寫了一篇〈天文與日食〉,談到戰亂當中觀測日食、研究天文的意義:「由研究天文知道地球之外還有無數的星球,還有無窮大的空間,自然也要發生同群的熱愛,而不至於互相殘殺,而能夠彼此相安,共信互助,向著和平的道上走去,這一點是研究天文更偉大的意義。」

在二次大戰的亂世之中,人們自然將日食與時局聯想。日食與人事的關聯,不再是傳統上約束帝王的災異,而是一方面作為科學使命,另一方面作為黎明的隱喻或精神啟發。

1941年日食觀測西北隊合影。圖/中研院李國鼎先生紀念網站

1941 年的日食那天,語言學家林柷敔雖然不懂天文,但是也拿了個臉盆,裝水摻墨汁,觀察太陽的倒影。他在《宇宙風》雜誌發表了一篇〈日蝕記〉,除了談日食與抗戰的關係,也談到自己見證日食的旨趣:

大宇宙中一個自然變化,對於這樣一個小我,倒底有什麼關係?我不是學者,記錄日蝕又何益?我燃了一支烟,對自己說:『下一次的日蝕我將在那裏?也許就是被後代觀察者足尖所踐的泥土吧!趁我沒有變成泥土前記它一筆吧!』我心安,又欷歎。烟繞繞上升,我的心境跟著它上升,漸漸愉快起來了:在我生命終結的時候,在我呼吸停頓的時候,我將逢到最後的審判者,他將問我:『你在世上見過什麼東西?』我無疑地會笑著回答:『我看過了四世紀來的那次日蝕!』

一期一會的臺灣日環食!錯過再等 195 年

在自己的家園遇上日全食或日環食,是極其罕見而幸運的事。在亂世中見證日食,則彷彿渺小的生命與天地同在。

日全食、日環食在地球上幾乎年年都有,然而每次的全食帶、環食帶都很窄,所以特定地點要見到相當困難。我們大可以買機票飛出國,年年都可看日食,然而要體驗日食與鄉土的緊密結合,恐怕機會難得。今年 6 月 21 日,臺灣獲得難得的「天機」,可以見到日環食,我們多麼幸運。下次在臺灣要看到日環食,要等到 2215 年。如果 2012 年錯過臺灣北部的日環食,那這次真是「一期一會」了!

更特別的是,這次日環食剛好發生在夏至,而且環食帶在臺灣通過北回歸線。夏至當天正午,太陽直射嘉義一帶的北回歸線,下午同樣地點則發生日環食,這相當罕見。

擷取自2020年6月21日日環食互動地圖,點擊地圖畫面可以查看各地日食發生詳細的時間。

人間無常,天行有常

日食的意義隨著時代而變化,但是當每天照亮我們的太陽,罕見地被遮擋,總能使人反思天地人間的「常」與「變」,而其中「科學」的觀念也與人事、時局複雜地交織。

再回來想想,今年臺灣疫情趨緩後的日食,意義同樣非比尋常。筆者常舉辦天文活動,凡事都可以延期,但是日食等天象是不能延期的,在疫情緊張期間實在令人擔憂。所幸疫情暫時緩和,觀賞日環食的活動足以照常舉行。在一波三折之後,我們清楚感受到,即使人間混亂,日食依然會按照規律準時發生。

我們看到天地之間具有無人能擋的規律,即使人間遭逢亂世、人心失落,天地仍然運行不悖,照常發生日食。即使你對日食原理了解還有限,這總是一次非比尋常的見證。你將在因緣際會之下,見證宇宙運行的偉大展演。它所展示的不必然是「正義戰勝邪惡」這類道德勸說,卻在混亂變動的時代裡,給人「常」的想像與信念。「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即使人間似乎失序,宇宙並非無序,太陽依舊升起!

期待 6 月 21 日下午,我們一同見證日環食奇景。

2019 年 12 月 26 日臺北所見的日偏食(攝影/歐柏昇)

參考資料

  • 不知撰人,楊伯峻注,《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 〈久雨初霽之陪都 昨晨日食奇景〉,《益世報》,1941年9月22日,第2版。
  • 〈日蝕的觀察和實驗〉,《申報》,1941年9月21日,第13版。
  • 〈重慶觀測日蝕記〉,《申報》,1941年9月22日,第2版。
  • 林柷敔,〈日蝕記〉,《宇宙風(乙刊)》第56期,1941年,上海,頁32-34。
  • 張鈺哲,〈天文與日食〉,《科學教學季刊》第2卷第1期,1942年,成都,頁1-3。
  • 張鈺哲,〈抗戰四年後之日食〉,《大公報》,1941年3月23日,第3版。
  • 江曉原、吳燕,《紫金山天文台史》。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
  • 李林,〈「救日」與救國——1901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蘊〉,《清史論叢》2017年第1期,北京,頁255-272。
  • 陳久金,《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08。
  • 陳侃理,〈天行有常與休咎之變──中國古代關於日食災異的學術、禮儀與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2012年9月,臺北,頁389-443。
  • 龍涌霖,《天變何可畏——從十月看儒家災異文化的發展》。廣州:中山大學碩士論文,2016。
  • 關增建,〈日食觀念與傳統禮制〉,《自然辯證法通訊》1995年第2期,北京,頁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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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柏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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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物理與歷史系雙主修畢業,台大物理碩士。現為台大物理系、中研院天文所博士生,全國大學天文社聯盟理事長。盼望從天文與人文之間追尋更清澈的世界觀,在浩瀚宇宙中思考文明,讓科學走向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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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玉石、罌粟花與地下走私——這是「中緬泰」邊境百姓的日常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2021/09/13 ・6266字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本文轉載自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泛科學為宣傳推廣執行單位。

  • 採訪撰文|姜雯
  • 美術設計|林洵安

孤軍以外的邊境研究

1949 年,一群國民黨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甸、泰北,成為英勇反共的「孤軍」。但在異域孤軍的故事外,有更多平凡百姓為求謀生,穿梭遊走在雲南、緬甸、泰國的邊境國界,他們的聲音鮮少被聽見。「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張雯勤研究員,多年來她循著這些「雲南移民」的足跡穿梭中泰緬城鎮,探究邊境人們獨特的生命故事與面對困境的能動性。

邊境百姓的日常:玉石、毒品與地下走私

在網路上幾乎找不到張雯勤的照片,她的研究也多以英文書寫。「用英文可以讓國際看見這些故事,另一個因素是保護我自己。」

何以需要這樣的保護?

張雯勤做的是「邊境研究」,她長年從事的人類學田野場域,北起中國雲南,向下延伸至緬北,再一路至泰北──這是一片廣闊、複雜且危機重重的邊境地域。

這裡有 1949 年以後從雲南撤退至此的國民黨孤軍村落,也有隨著政治情勢、經濟生計頻繁遷徙的平民百姓,盤根錯節的武裝叛軍勢力,數百年往返滇緬的馬幫貿易,玉石、毒品、物資的地下走私。

張雯勤踏入田野至今已有 27 年。她的研究從泰北孤軍,延伸到雲南移民的遷徙、跨境貿易,以及對於人類學更重要的主題——邊境百姓的日常生活。過去,學界焦點集中在邊區的國家政治治理,但作為人類學家,「日常」有其獨特深刻的意義。

邊境研究在社會學科裡相對冷門,張雯勤透露,剛開始投稿國際期刊,編輯曾誤以為她是男性。

「他們沒有問我性別,認為寫走私的就是男性吧,在論文刊出首頁用『His Mailing address…』來標註我的聯絡方式。」

如同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投入邊境研究也是一個不斷突破刻板印象的歷程。

孤軍以外消聲的生命故事

1992 年,張雯勤隻身在泰北旅行,偶然到了泰緬邊境的一個村子,那裡正是臺灣媒體經常報導的泰北難民村之一。

這段歷史得追溯到 1950 年初。當時,一批一千多人的國軍殘餘部隊,在雲南節節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與泰國為鄰的大其力。經過集結、招兵買馬,1951 年這批重整的軍隊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其後的故事即是一般人所熟知的「異域孤軍」戰史——經歷兩次撤台,部分軍隊落腳泰北邊境,當地人稱作「國民黨村」。

然而,在被歌泣的男性化、黨國化歷史背後,隱藏著邊區遊移政治與無數難民的生活史。

最初,張雯勤帶著既定印象從孤軍將領訪談,研究這些「雲南移民」。但在村子住了大半年,她發現日常接觸的並不是將官,反倒都是大爹、大媽、大嬸、大叔這樣的平常百姓。「臺灣報導裡全是忠貞愛國、異域求生的孤軍,這些普通人完全沒聲音,但他們的生命故事非常豐富。」

於是,張雯勤用了兩年,走訪二十四個邊境村落,此後又一路延展到緬甸,展開二十多年以平民為視角的邊境研究。

右上圖,瑞麗、洋人街、臘戌等是中緬邊境城鎮,跨境貿易和移動頻繁。右下圖,1950 年初國民黨部隊從雲南敗退後,進入緬甸撣邦、抵達大其力,後來在撣邦勐撒成立了「雲南反共救國軍」。1992 年,張雯勤從清邁偶然到了泰北的 Tha Ton,自此展開她的邊境田野研究。圖/研之有物

越界流動,是歷史上的邊境常態

自古以來,從雲南、緬甸至泰北即常有大批人口來來回回遷移,多元族群交織著不同政治勢力,在這塊廣衾的土地上脈動著爭戰、交易營生、多元文化的習作與交流。1949 年因國共內戰及往後二十多年中國政治運動,造成大規模跨境遷徙。

在 1961 年「二撤」之前,留在緬甸的國民黨軍隊主要有五支,其中三軍和五軍最終沒有撤回臺灣,集結於泰北。1970、80年代,他們協助泰國政府剿滅泰共,爾後取得泰國國籍定居當地。

然而在這些「國民黨村」裡,軍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其實是跟著軍隊逃難的眷屬及一般難民。邊境村落或周遭,包含有雲南漢人、雲南穆斯林、阿卡族、佤族、儸黑、傈僳人等各式族群,彼此用不同語言交流。「我很佩服這些大媽,買賣東西的時候,遇到阿卡人,就講阿卡話,遇到百夷人,就講百夷話。」張雯勤說。

平民耕地、做小生意謀生,撤退至緬泰的國民黨軍隊也亦商亦軍,軍隊找商隊馱運物資,商人仰賴武裝保護。對於難民來說,同樣如此,軍隊既保護也剝削他們。於此同時,帶兵的軍官也利用騾馬往返泰緬馱運「黑金」——大煙(生鴉片)。

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是我們自己的

從我們社會的眼光來看,毒品似乎萬惡不赦,但回歸到當地生活脈絡,這只是平民百姓的一種生計。許多人歷經顛沛流離,沒有身分、沒有錢,最重要的目標皆為了「努力活下來」。毒品、走私因而成為邊境的生存日常。

「他們的童年記憶裡,從小就生活在大片大片的罌粟花田。爺爺躺在蚊帳裡抽煙,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抽大煙,只有老人家有權利,年輕人頂多是工作累了,抽個幾口。」

現實中備嘗艱辛的生活,經過記憶轉化後的敘事卻呈現出一種近乎迷人的日常:罌粟花很美,年輕人為雇主做工「刮煙」,一邊刮一邊唱歌。罌粟一顆一顆,用刀子劃下去,汁液才會跑出來。劃也不是亂劃,有一定技巧。劃完以後,白色的汁液流出,不能馬上去刮,隔天凝結成暗褐色,才能用一把彎彎的刀刮下來,在刀片上慢慢累積,就成了生鴉片。

「他們說,刀片上是老闆的,刀片下就是我們自己的。」因為汁液大部分留在刀片上,少量落在刀片下,一點點攢起來可以賣錢,這也是一種酬勞的給付方式。

盛開的罌粟花田,景色至美。罌粟是鎮靜劑的原料,提煉後可製成鴉片、海洛因、嗎啡,泰國、緬甸、寮國過去為產地,曾被稱為金三角地帶。圖/張雯勤

毒品議題龐大而複雜,牽涉跨國政治、經濟與利益集團的輸送角力,甚至不乏國家政府涉入其中;但從底層百姓的角度,罌粟田是人們熟悉的生活記憶,採大煙是從小到大的日常勞作。

對張雯勤來說,這也正是邊境研究的重要關懷,在傳統國家中心的分析視角外,看見每個真實的個別生命。她擅於採用敘事書寫方式,爬梳自 1949 年以後,雲南移民從中國西南逃難到緬甸,部份移民又從緬甸遷居他國的歷史,以及他們從事的耕作和跨境商貿。

這些人的生命和動亂時代交織在一起,相對邊緣不被看見,他們怎麼面對生命處境,掙扎、奮鬥、存活下來?我要做的,就是用說故事的方式書寫出來。

民間「影子經濟」:馬幫到摩托車車隊

除了戰事逃難,經濟營生也讓跨境成為邊界常態。雲南多高山,長途經濟活動必須依靠騾馬。由於在山上形單影隻不安全,容易遇到強盜劫匪,商人便集結起來形成了馬幫,這是自古中國西南獨特的商隊組織。

張雯勤提到,1962 年尼溫軍政府上台,隨後實行國有化經濟體制,嚴厲禁止人民自由行動與私有交易,造成緬甸經濟迅速崩解,大量民生用品必須仰賴泰國走私;而進行地下貿易的主要族群,即為定居兩地的雲南移民。

「雲南移民在泰緬邊區的馬幫貿易,雖然奠基於大漢中心主義『走夷方』的文化傳統心態,然而實踐過程呈現不同社群間互助、衝突與協商,突顯邊區特有的地理政治、經濟與文化主體性,以及這個經濟活動內涵的複雜規範和知識。」張雯勤分析。

雲南、緬北多高山,自古商隊便常以騾馬進行長程跨境貿易。在歷史上,雲南人一直往來高地東南亞一帶。這個區域在太平時期提供長程貿易的機會,家鄉動亂之際,更成為避難處所。因緣於他們的流動性,幾個世紀以來,雲南人在高地東南亞已建立許多移民社群與跨境網絡。圖/張雯勤
過往馬幫商隊騾馬身上的騾鈴。圖/研之有物

時代改變,跨境貿易的方式也在改變。

1980 年代,汽車運輸漸漸取代原有馬幫,往來中緬與泰緬邊區,2000 年到 2014 年更出現「摩托車車隊」,穿梭於上緬甸與雲南邊城瑞麗。過去,馬幫由頭人帶領,策劃路線與行走時間,在特定地點向叛軍或官方上稅;交通工具改變了,當代商隊同樣繼承這些「地下貿易規則」。

以緬北摩托車車隊來說,一個車隊約五至二十人,大家先坐車到雲南瑞麗,到認識的摩托車商店買車。通常一個騎士騎一輛、帶兩輛(拆解成零件),厲害的能帶上四輛!

回緬甸不能走正規大路,要趁夜翻山越嶺,路況好的時候,六小時就能抵達緬北臘戌,一路上過村則需要付費給警察。清晨五、六點,臘戌的摩托車市集擠滿了人。除了賣車的,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貴一點用鐵片做,便宜陽春版則是塑膠材質製成。

「我的摩托車車隊研究主軸,一方面引用地下經濟與日常政治理論,分析這個走私行業的運作規則與組織網絡。另一方面,我將它與過去中國西南與高地東南亞之間的長程馬幫貿易,進行比較對照,兩者在結構運作上高度相似,都是根基於地方知識與社會網絡的助因。」張雯勤談到。

她進一步分析:「我因此主張,當今中緬摩托車走私並非隨意運作,而是延續了歷史上長途馬幫貿易的組織精神;但不同的是,當代摩托車走私打破了馬幫貿易的性別專斷(只有男性從事),同時吸納兩性。」

臘戌的摩托車市集。市集裡除了販賣走私摩托車,還有販賣偽造車牌的攤位。圖/張雯勤
緬甸市集販售的「自製車牌」。圖/研之有物

中緬泰的邊境貿易存在已久,民間百姓經常跨境往返。雖然 1950 到 1980 年代中緬邊界關閉,但私下邊境貿易仍然存在,交易的物資包括許多日常用品:農產、醃豬肉、野生動物、熱水瓶、藥材、豬油、鹽巴、被單、枕頭套、膠鞋、布料、熱水瓶、腳踏車,以及貴重的玉石、紅寶、柚木等。

一位玉石商人曾如此形容緬甸:「賣米不合法,賣鹽不合法,賣什麼都不合法,那還可以做什麼?只能走私啊。」這些國家法律不認可的交易,一般被稱為「非法走私」;然而張雯勤認為,用「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或「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更能理解在國家治理視角之外,邊民們為了生存,遊走穿梭邊境的自主貿易。

無論國界是否封鎖、政治角力如何劇烈,平民百姓手無寸鐵,唯能在檯面下運用常民強韌的生存力量,對抗突破國家政體的限制。

大起大落的血淚玉石夢

在跨境貿易經濟鏈裡,普通人民、不同的叛軍武裝團體、政府官員、軍隊等,都共同參與這個地下商業活動。執法者也是違法者,合法與非法關係錯綜交織。

緬甸最著名的玉石貿易,亦是如此。緬甸玉石開挖已有數百年,過去挖玉石叫「挖洞子」。依照傳統,找到未被開採之處,插個樹枝示意為有主之地,就能以簡單的器具挖掘。

玉石產於克欽邦,是叛軍的勢力範圍,在尼溫主政的社會主義時期(1962-1988),雖然政府禁止私人開採,人民依舊冒險盜採。但緬軍和叛軍經常開打,挖掘玉石非常危險。到了 1990 年代初,緬軍和叛軍和談後,由政府接手管轄玉石場,商人必須向政府標地開挖,挖到玉石後上稅,再經過公盤買賣。不過,地下交易走私仍未消失。

窮人沒錢參與標案,常常聚在玉石場,一等商家把廢棄石頭倒出便蜂擁而上,幸運的或許就能找到被錯過的玉石。但採石如同賭命,由石頭堆起的「山」極不穩固,經常崩塌,傷亡慘重。張雯勤回憶看過的「山崩」影片,滿心不忍地感嘆:「在那麼不安全的社會,你得要用生命去營生。」

在玉石貿易網絡研究上,張雯勤打破既有華人關係研究的迷思,這些迷思強調華商成功源於人際關係的信任、忠誠、和諧。但她切入日常政治與法律層面,指出商貿網絡中組織性層次及規範,並藉由這個研究,提出跨越國家疆界、法律,從地區特性、歷史情境去追踪民間跨境能動性。

緬甸翡翠玉石聞名世界,貴重的翡翠藏在石頭內,剖開石頭前,都懷有一絲發財夢。但玉石礦場不時傳出崩塌新聞,無數人魂斷礦區,導演趙德胤拍攝的電影《挖玉石的人》、《翡翠之城》,便真實呈現當地人冒險挖石的血淚情境。圖/張雯勤

沉默卻堅韌的邊境女人們

性別關係是張雯勤的另一主要課題。「女性移民經常被忽略,尤其是具有軍事背景的雲南移民團體,多數報導、研究只集中在軍事與走私活動,婦女如何在不斷遷移的過程中,扮演日常生活實際供養者與文化意義延續者,卻被視而不見。」

論文中,張雯勤以一位段大嬸的生命故事,爬梳冷戰時期在紛亂的泰緬邊區,女性如何因應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她們一方面穩定了家中的經濟,又成功支助男性出外打仗或跑馬幫過程所需的定點補充。論文處理了馬店與雜貨店的經營──這是雲南移民婦女在長程馬幫貿易上,不被看見的經濟角色。

2010 年,張雯勤到泰北邊境的村子田調,剛巧就住進了段大嬸媳婦開的民宿。幾日的停留,張雯勤與段大嬸一起剝著大蒜,聽著她的生命故事。

段大嬸是雲南漢人,少時與家人隨國民黨軍隊輾轉逃往緬甸、泰國。她結過兩次婚,都是部隊軍人,也都早早離世,留她一人流離遷徙,獨力撫養孩子。沒了丈夫,一個女人在邊境村落要靠自己謀生立足,艱辛可想而知。還好段大嬸很有生意頭腦,她買騾馬馱運貨物到少數民族村販賣,後來又開起了馬店和雜貨店,接待往返泰緬的馬幫商隊。

但邊境的生活永遠充滿挑戰,一遇戰事,門來不及鎖就得逃命。有一次戰事又突然爆發,當時下著傾盆大雨,段大嬸抓了雨衣就逃,沿路頭上是盤旋的飛機,身旁是落下的子彈。幾天後,當她再返家才發現鋪子裡的東西全被軍人拿走了。但別說財物,在那樣混亂的時代裡,平民百姓只能在縫隙裡拚命求生,活下來已是大幸。

邊境村子如同段大嬸這樣的女人很多。男人無論做了什麼、數年未歸,只要回家,女人還是必須接納他們。傳統性別的限制與突破,就如同邊境日常的曖昧與多重性。

因為環境險惡,性別限制得以被打破,女性在輾轉遷徙中獲得更多自由與賦權空間,但並不代表她們能完全擺脫傳統框架。

張雯勤指著地圖,說明段大嬸的流離遷徙路線,她解釋:「段大嬸的故事呈現了雲南移民婦女過去不被看見的經濟能動性,尤其是在泰緬邊區長程貿易中的重要角色,這是以往在馬幫經濟文化研究從來沒有被討論的。」圖/研之有物

投入田野近三十年,張雯勤以人類學為根基,結合歷史學的深度,進行跨國界多點的田野研究。她從邊境百姓的遷徙著手,透過「非正式」的邊境貿易,梳理跨境流動的曖昧與多重性。

她的研究瓦解了「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突破由國家法律先行的刻板印象,並提出「跨境民間」的概念,來理解這個區域不曾中斷的民間跨界與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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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_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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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探索具體研究案例、直擊研究員生活,成為串聯您與中研院的橋梁,通往博大精深的知識世界。 網頁:研之有物 臉書:研之有物@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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