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張之傑
我們參加的南迪短程觀光,南迪是斐濟第三大城。導遊嘉麗,斐濟人,曾到北京一年,會說華語,而且帶有京腔。對我來說,嘉麗才是斐濟之行最重要的景點。
從車子開出碼頭,嘉麗就說個不停。她是典型的斐濟人,身體健壯,皮膚棕黑,頭髮微捲,大眼豐唇,鼻子寬扁。穿黑長褲,藍白花紋襯衫。她說話風趣、真誠,他竟然說:「你們來斐濟,沒什麼可以看,也沒甚麼可以買,斐濟真正值得看的是那些環礁和離島,可是你們去不了。風景好的地方都被國際財團佔去了。」
嘉麗一再說,斐濟人喜歡簡單,很少人想當老闆。她指著司機說:「他已開了十幾年車,換成你們中國人,早就攢點錢買輛車自己當老闆,可是他從沒這個念頭。」她再次強調:「因為當老闆太麻煩了。斐濟人喜歡過簡單生活,對斐濟人來說,活得快樂最重要。」
我問嘉麗,斐濟有沒有華人,她說:「有啊!愈來愈多。有些人來玩,有些人就不走了。他們做生意,開工廠。」她指著窗外的荒地說:「外國人來買地,買了放著,斐濟人不懂,華人就很喜歡買地,反正土地便宜,放著無所謂。」
從勞托卡到南迪,只有半小時車程。途中在車內看了兩個景點,在濕婆廟逗留二十分鐘,就拉到南迪市區,把我們放在百貨商場Jack’s,讓大家逛街、購物,停留兩小時。回程途時,導遊嘉麗又是說個不停。她首先說:「我說的沒錯吧,斐濟沒什麼好看的、好買的。因為斐濟已和我小時候的斐濟不一樣了。我最擔心的,就是我們的文化漸漸消失。」
臉上永遠堆滿笑容的嘉麗,漸漸露出憂傷。他說:「你知道我為什麼愛講話嗎?因為我的血液裡有愛講話的基因。我爺爺是Chief。抓魚的人沒必要會說話,蓋房子的人必要會說話,當Chief的必須會說話。我爺爺沒拿過一張畢業證書(沒讀過書),可是他認識海裡的每一種魚,他知道森林裡的樹各有什麼用處。他要吃魚,抓魚的人半小時之內就可以把他要吃的魚抓回來。」
「我的家鄉距離東加王國不遠,不論男女都以胖為美。我很小就離開家鄉,在首都蘇瓦上學。蘇瓦經常下雨,我不喜歡。我叔叔要帶我到中國學中文,他說:『這個國家以後會很有錢,妳學了中文,會很有用。』」
「二○○四年,我十八歲,剛高中畢業,被叔叔帶到北京,住在大使館。叔叔請了家庭教師,教我中文、說中國話。又請了一位保母照顧我生活起居。那位保母是安徽人,她天天說:『妳太胖了!』那時我八十五公斤,以我們家鄉的標準來說,一點兒也不胖。
到了北京,我最不習慣的是高樓和生活步調緊湊所引起的壓迫感。我們斐濟人生活閒散,以木薯為主食。北京沒有木薯,我天天想家,天天想木薯,一個月後就瘦了十公斤,可是那安徽保母仍說:『妳太胖了!妳太胖了!』」
「我流著家族傳下來喜歡講話的血液,敢和陌生人說話。有人說我神經病,我也回他神經病,發現對方的臉色不大對,回來問老師,才知道神經病的意思。就這樣,日常會話漸漸可以應付,但不能看書。一年後回到斐濟,到旅行社工作。果然如我叔叔所料,來斐濟的中國人愈來愈多,我的中國話反而較在中國時進步。」
(我猜測,她叔叔把她帶到北京的目的,是讓她在北京讀大學,可是她沒讀。如果讀了,將繼承叔叔的衣缽,進入斐濟外交單位,那將另是一番局面。)
「不過我最擔心的仍是我們的文化漸漸消失。我從中國回來,曾回家鄉看看,家鄉的同伴不認識我了,認出來的也說我有病,因為覺得我太瘦了。最近再次回到家鄉,一切都變了,變得不像我小時候的家鄉。國際財團一來,什麼都會變。再過些年,當傳統文化消失後,斐濟可能只剩個地名,這是我最擔心的。」
導遊嘉麗到了最後才說出自己的出身、來歷。原來她是部族領袖之女,斐濟駐中國大使的姪女,家世十分顯赫。可是她是那麼平易近人,一點兒也看不出是名門閨秀。或許門第是我們漢人的觀念,大自然孕育出的島國民族,哪會有什麼門第高下。
有人問嘉麗當導遊收入多少,她沒正面回答,只說:「我沒結婚,有一兒一女。斐濟從小學到高中,公立學校免費。我讓他們讀私立的,每週花在子女身上的費用各兩百斐濟幣(各一百美元)。」換句話說,她每個月的子女教育費約八百美元,這在當地不是個小數目。當她說自己沒結婚而有一兒一女,說得那麼自然,一點兒也不扭捏。
我問嘉麗,除了她,斐濟還有沒有會說中國話的導遊?她回答:「還有幾位,不過他們說的是斐濟的中國話,不是中國的中國話。」可見她對自己的中國話相當自負。
車子進入港區,看到圍籬上寫著「安全第一」等中國字。問導遊,才知道是中國人承包的港口拓建工程。港口拓建完成,大船一艘艘進來,勞托卡港將是另一個面貌,周圍的環礁勢將開發得一個不剩。
車子回到碼頭還不到下午三時。內人希望和佳麗合影,她爽朗地同意了,我的手機裡留下嘉麗的影像。照片中的嘉麗,臉色有點凝重,背景中的大船,或許讓她為斐濟文化的未來更加感到憂心吧。